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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市桥航运公司集体产权问题后续
国法不容假借“转制”之名侵占集体财产，任意损害职工合法权利！
l 律师更不能忍置年迈船工老无所养,竟无最低生活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应遵守的硬规则。那些参与转制的操作者唯有严守这一宗旨，才能确保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保证社会局面祥和稳定。
企业改制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全国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总体上是健康的和合法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符合国家、社会、集体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也有个别地方的个别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现象，非法操作、自卖自买、隐匿资产，这些企业负责人将改制当成侵吞集体财产的“合法”渠道，利用职务之便故意造成巨额资产流失，广大群众的集体财产被负责人或管理层联合侵吞。原番禺市桥航运公司的转制过程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 问题的出现
自2000年开始起，有上访者开始反映原番禺市桥航运公司的负责人对工作问题处理不当。
自2001年开始起，有举报信反映原番禺市桥航运公司的负责人有涉嫌贪污行为。
从年不断有职工上访反映原番禺市桥航运公司诸多问题。上访者已经不局限于在本区域，上访活动开始转到广州市或更高一级政府。
2004年4月北京有关信访部门收到由151人联名的投诉信，主要反映原番禺市桥航运公司负责人有涉嫌贪污行为。无理开除职工问题。
2004年9月，国家主要领导机关收到170人联名的情况反映，投诉养老金被扣发30%长达六年之久、约有300余名职工被无理开除，丧失社会养老保障权益。
2004年11月，北京市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东莞分所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依法受理177名职工与市桥航运公司劳动争议的委托事宜，同时开始调查事实情况。
二． 不要故意忘记历史
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计划经济时代对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翻开市桥航运公司在工商局的注册档案就可以清晰看到，该公司是一个早在年就由300余名老船工带着自己的船和子女响应党的公社化的号召组织成立的航运集体企业。最原始的名称应叫做市桥水运管理站（或叫人民水上支持）。这批最原始股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过程中被称为社员，这些历史见证者活着的都已经超过70岁高龄了），尽毕生精力含辛茹苦，祖孙三代兢兢业业为这个集体企业干了一辈子苦力，积累了巨大的财富（1976年前固定资产约为226万，现价应过亿），如今成了某些借改制之名实为侵占者的牺牲品。不仅没有保住自己最原始的基本股权，而且被侵占者扫地出门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不仅他们没有，他们的子女同样也没有。
举两个具代表性的个案来说明。原市桥航运公司老职工杨九，1940年出生现年64岁了。1954年一家三代约10口人随父母带两条船入社，那年杨九才14岁。从那天起他就在桥帆139号船上任水手一干就是16年，后转番运机228号船又任船长5年。在人多活少的70年代未期到80年代中期曾经被迫外出临时干活，并依照规定在外临期间每月向公司交15—70元外临费保职（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至1992年单位不再收外临费。
为什么说是被迫外出临时干活？杨九当时正处于上有老人下有小的年代，在本公司工作连续3个月到半年没有工资发，不外出临时干活就没有活路。孩子上学都没有钱交学费。在外临时不仅公司所欠工资没有还，还要另向公司交外临费用，公司明确说明交这个费就是为了保职，就是为了老有所养。“公司收了我的钱，但不仅没有保住职，到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1927年出生的已77岁高龄的市桥航运公司老职工卢耀，1956年带着自己的船加入了市桥航运公司。当时公司刚组建，一切从零开始。卢耀与其他职工日以继夜地为公司在运输第一线上苦干、创业。公司逐渐发展起来了，有了厂房，又有了7000多吨的运输船舶。他每天高高兴兴地工作在运输第一线上。1981年，公司调他去支援番禺五金公司的船运工作；1984年，又调他回市桥航运公司工作。当他奉命回到公司要求工作时，却被告知在家听候安排，当时还叫待岗。为了工作，他常常去公司询问，可公司一直让他在家等候安排。到了退休年龄时，他要求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公司人事组告诉他，他被公司按自动离职除名了。但卢耀说：“我从来没有要求自动离职，也从来没有办过什么自动离职手续，领导从来没找过我说明不安排我工作是为了让我自动离职啊！”卢耀愤愤不平，数十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至今没有下文。
象杨九、卢耀这样的例子在市桥航运公司比比皆是，那些幼年帮父母撑船，少年就算半个劳动力入社记分干活，年富力强的青春岁月都贡献给集体企业大家庭，改革开放后他们经历了待岗、下岗等阵痛。现在他们年近古稀被“扫地出门”一无所有。
这些人，在改革的进程中他们被迫丧失了劳动权，现在又不明所以被剥夺社会保障权。我们调查后发现这并不是政策的错误，也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本，而是这些具体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企业负责人为一己之私制造了这些本不应该发生的社会矛盾。
航运公司不断升级的上访活动也同样是源于管理者假借“改制”之名，私自侵占和隐匿集体财产。将应在企业转制前处理好的300余人职工养老社保、工龄补偿等问题，用简单粗暴的吓、诈、骗、哄、托、推等手段，严重损害职工利益，将企业与职工债权债务的内部事务故意隐瞒，将内部矛盾推向社会，尤其错误的是推给党和各级政府，故意造成民怨沸腾，上访不断。
其实，借企业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媒体报道的就不在少数，但集体企业的管理者借改制之机，通过转移资产、评估缩水、低价出售等形式处理集体财产，然后再通过非法方式自卖自买，将巨额集体资产“合法”地装入个人腰包，这样的报道不多。市桥航运公司的改制真可谓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从表面上看，市桥航运公司的管理的做法都是“合法”的，而且“顺理成章”。他们拥有地方政府某些部门的相关性文件和利益共同体的相互配合。但只要我们从我国宪法和相应实体法的高度用严谨的程序来衡量，就能看出他们的伎俩漏洞百出，不仅违反党纪国法，有些做法甚至涉嫌经济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集体企业的财产权有明确的界定。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这意味着集体企业主宰着自己的人财物产供销，任何行政机关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改变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性质，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企业的最高管理权理所当然是职工代表大会。但随着经济转型，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和管理权受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开始漠视职工利益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权，用与主管部门某些领导干部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方法维护自己在集体企业的领导权地位，以钱换权。并以专制的作风来打压要求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职工。市桥航运公司的管理者就是用这样的手法，来达到他们私了集体财产的目标。他们近10年来从不向职工公开公司财务报告，本企业重大变更事项也从不经职工大会通过。用顺我者留用、逆我者待岗、下岗、“自动离职”等“高招”草率开除职工、逼迫职工“自动离职”。其手段和用心都十分阴狠。
然而市桥航运公司职工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时难以找到和认清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本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部门充分发挥引导和监督的服务功能，积极提供改制方面的政策和法律规定，根据市桥航运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改制预案供企业全体职工参考讨论；政府主管部门参与改制的某些人理所当然应监督市桥航运公司管理层对集体财产的产权进行确权，并且协助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指导企业进行产权明晰、优化结构、完善管理、积极做好改制企业的社会服务保障工作。但恰恰相反，他们使用越厨代庖，简化程序瞒天过海等手法让一个职工上千人、集体资产过亿的集体企业在一夜之间蒸发和缩水，让一些管理者在一夜之间成为巨富，让300余名老船工一夜之间丧失祖孙三代长达50年的积累，变成老无所依的一无所有者。
这美其名曰的改制，实质就是将本来就属于原始股东300余人的私有资产莫名其妙地转到一个私人名下或几个人的私人名下，是典型的侵吞集体资产，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十足的损公肥私、非法侵占行为。这样的改法不仅无法律效力，并且涉嫌经济犯罪。
三． 市桥航运公司管理层涉嫌经济犯罪
市桥航运公司的集体财产，有证据证明财产权正在转移之中，有的已经不知去向。一个私人有限公司不能出示正当手续占据原市桥航运公司的办公地。市桥航运公司还没有办理法定的清算程序，而集体财产的产权却已经被非法转移，因此涉嫌构成经济犯罪。
四． 非法扣除350余名退休职工30%养老金
日起施行的《劳动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发放。”
退休金是劳动者创造了社会财富和价值在其退休后，法定的对劳动者延续支付的报酬和生活保障费。随着国家实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会统筹的劳动者退休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其发放的源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养老金，受法律的特别保护，任何一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都无权滥用行政权力予以限制或剥夺。市桥航运公司更无权剥夺。
但是，从日至2000年末期间，市桥航运公司管理层借着在番禺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代领发放的方便，巧立名目强行从中扣除350余人退休金30％款额（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改制前被少数个人把持，从不言何时归还给这些老船工，现在这笔退休金的去向不明。
五． 用“自动离职”等“高招”草率开除职工
市桥航运公司管理层采用迫使大量职工“自动离职”的手段也很高明。他们先把船承包出去，承包者投标竞争不是按能为集体创多少经济效益来确认承包权，而是按与领导的亲近程度，私下交钱给管理层不用开条（即不进集体帐目）就可以承包好船而且少交管理费，有异议者就让你下岗、待岗，不分配工作，没活干。管理层宁肯将船低价包给外单位的人去走私，也不承包给这些已经干了30多年的老船工。（本来这些船就属于他们自己，公司购买的新船也都含有他们积累的血汗，调查中发现这些船工太纯朴了，从来不为维权而进行斗争）。象杨九这样的职工家庭负担重，性格耿直的人就吃亏，管理层先用不按时放工资方法让你经济拮据（实为逼你出局）。职工为了活命自谋出路就要交外临费保职，外临费还可以按管理层的意志自由浮动，让你交多少你都得听从，不交就宣布你自动离职被开除了。如果你不外临返公司上班他们就称没活干就叫你待岗，无工资发。最后发展到职工上交外临费公司也不收的地步，多少职工想“保职”也保不住。
单位克扣工资被迫辞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5种情况下迫使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单位应当支付职工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支付赔偿金。市桥航运公司管理层最少有两条包含其中,其一是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其二就是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这些事实发生在航运公司300余名老船工身上举不胜举。除此之外，还有交了保职金也没有被办理养老保险等社保手续，这些所谓的外临费也理应退还，但现在不知去向，虽然很多人没有保管好收据等证据，但谁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
六．一个正在进行的调查报告
北京市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东莞分所，依法受理177名职工与市桥航运公司劳动争议的委托事宜。王工律师派助手邓鸿、叶际云开始调查事实情况。我们的原则是尊重历史事实听取各方意见，让双方或多方坐下来一起发现问题争取非诉讼解决问题。这有赖于原市桥航运公司负责人改变拒见的态度，决不要再采用一推六二五的做法把问题推给社会激化矛盾，希望配合我们认认真真拿出有效解决纠纷的具体方案；希望主管单位提供关于该公司的审计报告，让现职和退休职工享有知情权，对党、政府和全体职工负起切实的责任。为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团结，我们将恪守职责，在党组织、行政机关、特别是主管单位和有关行政受理部门的鼎力支持帮助下完成调查报告。必要时需请社会舆论传播媒体一起介入，最终达到集体财产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职工合法权益确有保障的祥和局面。
番禺区政府为开发市桥南部地区斥资5013万元兴建市桥河上的第五座大桥——西丽大桥。该桥在2002年2月正式动工，在2005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地处西丽大桥北岸桥头附近的航运新村，因处引桥位置要全村拆迁。这条建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初的航运新村将成为历史。笔者采访了航运新村退休老干部陈波，从中了解到一些有关航运新村的过去，现整理记述下来，作为旧事追忆，让番禺人不会忘记市桥曾有条历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航运新村。
　　船家来自四方 生活曾经风光
　　1951年，市桥水上船民成立“船民同协公会”，由番禺县工商联负责组织联系。来自市桥、沙湾、渡头、石楼、石碁等地的运输及少量的渔船，都集中停泊在市桥河北岸丹山涌口至西涌口之间的河畔。当年的船只除为数不多的机船外，大多是帆船、木船，也有摇橹或人撑的舢艇。船舶主要从事货运，多以运粮蔗、果菜、砖瓦木石为主，亦有运禾秆和烧制红砖用的泥。小舢艇多从事市桥至南郊、北海、渡头的横水渡服务，因当时市桥河上没有一座桥，南北交通主要靠横水渡。成立船民同协公会后，公会联系业务，安排货运，生产管理以单干为主，收入主要归船主所有。1955年，番禺各地建立水上船民互助组，每3只船为一组，总收入组内平均分配。次年3月，市桥运输合作社成立，下属6个生产社共200多艘船。船舶全部折价入社，生产管理实行“以社为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职工提成分配”。之后，市桥航运新村的船民先后被市桥水上运输联社、水上运输公社、水上运输革命委员会，直至改革开放后的水运公司、航运总公司等组织机构管辖。市桥航运新村不属市桥辖管的居委，又不是农村的一条自然村，船民向来持有粮油供应证，是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改革开放前番禺交通主要靠水运的年代，业务兴旺，生意兴隆，其经济收入远比农村的农民、城里的工人、干部要高。自80年代后期起，番禺大兴路桥建设，陆路交通运输替代了水上运输，船民虽已风光不再，但生活仍是基本满足的。
　　自挖山泥填坦 陆上安家建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市桥河北岸丹山涌口至西涌口一带是一片烂泥坦，杂草丛生。靠岸的河滩上船民自搭自建大大小小的简易木屋、松皮棚百多间，供不能随船出外作业的老人和小孩居住。后因发生过火灾，及破棚烂屋影响市容，要全部拆迁。航运新村千多船民齐心合力建新村，到莲湖附近的山头挖山坡泥，用船运泥回来填滩建村。实行任务到船，劳动时间自行安排。一时间，一家大小齐出动，起早摸黑去挖泥运泥，月色好时还挑灯夜战。从市桥经北海至莲湖的水道上，运山坡泥的大小船只来往如梭，劳动场面甚为壮观。当年挖泥担泥全靠锄掘肩挑，可见劳动多么艰巨。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自丹山涌口以东数百米的河滩上便铺上厚厚的山坡泥。地皮平整后开始建砖屋，分地自建或互相帮建，200多幢新砖屋崛地而起，航运新村终于建成了。房子基本是两层半的，有些楼梯还建在墙外。由于建村时没有统一规划，排水渠基本是明渠，行人巷道比较狭窄。至2002年，市桥公安分局户籍科统计，航运新村共396户1836人。
　　新村建好后，船民们继续挖泥填滩，在填好的地皮上，建起六层高的办公楼、会堂、仓库、修船厂和篮球场等公共设施。至1997年又建了两座六层、一座八层的宿舍楼卖给职工。后来市桥镇开发了西兴苑住宅区，部分航运职工取就近生活方便，自购住房住上条件较好的房子。现在航运新村大部分房屋仍由航运老职工住之外，部分空置房租给在西丽路、三堂一带从事卖菜、卖水果、车衣、补鞋的外来工居住。当年建成的十一层高的航运大厦，可惜难以租售，至今仍空置。不久将来随着航运新村的拆迁，该大厦亦将不复存在了。
　　自力更生建校 船家子弟上学
　　记述航运新村的旧事，不得不提及一件值得记述的事，就是航运新村船民自力更生兴建桥帆小学。过去，人们对水上船家有偏见，称之为“蛋家”。他们生活困苦，流动性大，无法聚族而居，更谈不上建祠立庙了，故历来受尽歧视，连小孩都怕被人欺负而不敢上学。后经市桥镇政府同意，于60年代中期在现市桥镇文化宫里几间旧祠堂内办学，专门招收船民子女就读，后因危房影响，镇政府在三堂染整厂附近的晒布地划出一块约5亩的地皮，给航运新村自建小学。政府的关怀，激励了船民办学的积极性。船民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运砖瓦木石，建起简易的桥帆小学。直到80年代中期，因校舍窄小，场地不足，桥帆小学与一墙之隔的三堂小学合并，改为西城小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的改变，船民子弟在校读书已不被人歧视和欺负了。
　　榕树诉说沧桑 满树红棉怒放
　　航运新村建村至今半个多世纪，当年在新村种下的榕树、木棉树正是最好的见证。现在长堤西海景苑小区内的大榕树和木棉树，就是当年航运新村办公楼旁边那棵绿荫如盖的榕树和满树红花的木棉。从长堤西海滨大厦至海景苑小区这一带，是航运新村的第一代船民从莲湖挖山坡泥，一箩一篸在草坦上堆填起来的。随着市桥城区的扩大、长堤的修筑扩宽、美化、绿化，航运新村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漂亮。３８米宽的长堤西，河畔有石凳、绿化带，每天清早不少市民在那里晨运，傍晚更多人在那里乘凉、散步。然而，市民中多少人知道当年此地是河滩烂地，是航运新村的船民们艰辛填出来的地皮呢？笔者住在海景苑小区，当我知道此地是船民们艰辛填出来的，凝视眼前那枝繁叶茂的榕树和那棵粗壮挺拔的木棉，特别是每年春天，满树红棉如火如霞，心中不禁对当年辛勤劳动的船民们肃然起敬。不久的将来，航运新村要拆迁，住户或就地、异地安排也有部分自行安置新村将不复存在。然而，看到西丽大桥飞架市桥河，引桥飞架在航运新村的原址上空，似乎听到老船工种下的大榕树仍继续诉说时代的变迁，满树怒放的红棉在继续高歌改革开放的辉煌。
& && & 由此可见航运公司的老职工有多惨，今时今日，上文所提的老职工杨九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到了今天还没有得到过一分钱，这个社会真令人无语。。。。。
可怜的蛋家人。
有时我在西丽桥底曾见过一群老人家坐系果度维权，唔知系米呢会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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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电大专科《个人与团队管理》机考单项选择题题库小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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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早知如此，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
作者：&&&& 15:43
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作者：郑雄
　　困惑　　时光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忆起当年大包干的曰子，严俊昌总是充满了激情。那是个苦难和光荣的岁月。他和村民们一起扛过了艰难，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创造了小岗村的历史，也创造了中国农民的奇迹。他坚定地认为，当年，饿着肚子的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然而，与当年的清醒相比，小岗村解决了生存和温饱问题之后，严俊昌更多地感到了困惑。　　土地承包几年后，村民手里渐渐有了点钱。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就开始了：种烟叶种棉花要交钱，种果树要交钱，养头猪要交钱。哪个村民交不上钱，就到他家扒粮食。　　作为村干部，严俊昌那几年一年的津贴有1000多块，也是从农民的各种税费中得来的。　　他觉得太对不起大家。　　严俊昌找来一位教师，给万里写了一封信，把小岗村的情况、他的烦恼和困惑一一写清楚，托人带到了北京。　　不知道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来到了小岗村。　　县里事先告诫严俊昌，要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严俊昌不同意，县里就不安排他发表意见了。　　但是，快散会时，温家宝点名让严俊昌说话，严俊昌就说了当时乱罚款乱摊派的事。　　温家宝当时就表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地种得这么辛苦呢？严俊昌说的如果是事实，就一定要改正。　　结果，那一年，小岗村的各种摊派就取消了。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收了。　　上级还出钱，帮小岗村修了围墙，拓宽了道路，给村委会盖了20间办公用房，l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前，县里还给他们18个带头人每家装上了电话。　　面对新的形势，严俊昌认为，小岗村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能搞形象工程。不能光指望着地里那点谷子、小麦，那是发不了财的。应该考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工业、副业。他们成立了小岗村农工商总公司，准备把力量往农业之外再使一使。　　这时候，县委下了文件，突然要调严俊昌去镇里当农委副主任。　　这是l995年。从此之后，严俊昌再也没有在小岗村担任职务。农委副主任是个闲差，他也就是到其他的村蹲蹲点，收点税费。，当年的淮西好汉，渐渐地迎来了自己的迟暮之年。　　暮年的严俊昌依然关注着小岗村的一切。抚今忆昔，严俊昌更多的是困惑。他认为，大包干只是当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原来分那一亩三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他还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67岁的严俊昌目前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个月有七八百块钱的退休金。如果他到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当讲解员，一天还能有20块钱的收入。　　除了他安详的家庭生活之外。严俊昌时不时地要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继续关注着小岗村的事。2006年，他还鼓励儿子严德友带头参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用租来的地种葡萄。　　（摘自中共河南省委主管 《党的生活》 2009年第6期）
香港网友眼中的小岗村现象
一位爱好哲学、喜欢思考和探索社会问题的香港网友-“包容天地”撰文，对小岗村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小岗村的模式不应成为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原文题目是：對小岗現象的歷史性反思。文章写到
我不認為小岗村是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種發展模式,而只是對當年人民公社的急躁冒進的失誤作出全盤否定的反應,是退回個體單幹.稱之為小岗現象更為合適.近日小岗村副書記更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作為人性的定律認為集體化合作化共同富裕道路是行不通的.一個共產黨的支部書記接受私有制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毒素作為人性的定律,怎麼可能帶領村民走現代化共同富裕的道路呢?
對小岗現象有兩點應該作歷史性的反思:一,對當年人民公社的急躁冒進是應該進行反思和改進,但是否要以私有制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作為人性的定律去反思并因此屈服於私有制的觀念和思想文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罪惡的根源,是今天所見的貪腐黑礦毒奶的思想根源.不能因為人民公社的急躁冒進的失誤而轉向全盤接受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一套價值觀.這絕不是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種發展模式.
二,中國人民為探索社會主義集體化合作化共同富裕道路的歷史是史無前例的,尤其是要革根深柢固的私有制的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必然會走彎路經受挫折.對歷史應該採取包容的態度,以百折不撓的精神不斷改進不斷探索,紏正錯誤的做法并堅持正確的方向,而不是作全盤的否定.華西村南街村在分田到户後再自動組織起來,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繼續探索.開闢一片新天地.他們既走集體化共同富裕道路又不吃"大鍋飯",公有私有相結合互包容.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全面發展,創造"全年無案件"的典範.較之小岗村更為符合科學發展觀和現代農業的發展.
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共產黨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消滅私有制.雖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制將會長期存在并有其發展的空間,但問題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私有制的生存方式和特色與資本主義有所不同的.應該在合作化共同富裕道路上公有私有相結合互包容,促進私有成份的良性發展而不能成為滋生罪惡的土壤隱藏黑社會的黑空間.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私有制的生存方式發展方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读《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有感曹全生
　　适逢党的88周年华诞，机关支部组织的看红书活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09年第6期《党的生活》刊登的《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确是一篇佳作。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老人的胆略、睿智、坦诚让人敬佩，老人暮年的清醒与困惑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带来了一系列的启发和深思！
　　这篇文章共分四部分，前三部分以小岗村人不同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为背景，引发出严俊昌老人最终的困惑。当初以严俊昌为首的小岗村人，在一张小学生作文本纸上立下的土地与生命的“生死契约”，初衷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让村民吃饱饭，能够过上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个举动，严俊昌和他的乡亲们不经意间创造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在神州大地上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也自然而然地戴在小岗村人的头上。小岗村土地承包后的第一年，作者写道：“人勤地不懒，老天给面子，这一年风调雨顺，小岗村收获的粮食比上年多了4倍”。这个数字的确让人欣慰。解决了温饱，也许这就是小岗村人创造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功勋所在吧！
　　3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农村也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三农”问题已被党中央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如何破解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摆在我国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土地承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土地承包之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确实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又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我国已加入WTO，我们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靠单一的个体经济，我们的农业产品怎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家一户的单个经济怎能与国际上现代化的大型农场去抗衡？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如何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来建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土地流转问题，不就是指明了我们今后农业发展方向要走集体化、规模化的道路吗？
　　纵观小岗村的发展现状，听听严俊昌老人的困惑，作为一名南街村的建设者，我们应感到幸运与自豪，更应感到村党委提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人、教育人、武装人，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性、科学性、可行性，也证明了以班长为核心的南街村党委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领导集体。没有村党委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我们南街村的今天，村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幸福指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每一个人应倍加珍惜，切忌身在福中不知福，更不能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迷失方向、忘了根本。忘记根本就等于背叛。只要我们困难面前不低头，矛盾面前不回避，挫折面前不气馁，怀着感恩的心、带着感情去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没有渡不过去的坎坷。南街村所选道路的正确性毋庸置疑，它是一条光明的大道，是一条幸福的大道。南街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南街村的明天也一定是光辉、灿烂、和谐、幸福的天堂。
戳穿围绕小岗村的美丽谎言与恶毒流言
三十周年了，总是要拿出点东西显摆一下的，巴菲特有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也许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也许脓包正是出头之时，在三十周年纪念时，能拿出手的东西是不多的，大部分国企改x失败了，仅存的国企也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平台，而成了习惯于向人民伸手加价的垄断组织，本来这才是改x最关键的重点，本来成功的国企改x才是初衷，但现在却没有值得炫耀的，所以颠来倒去，那个改x发韧之地的小岗村就不得不用金纸包装了，砸着唾沫星子不停添油加醋了，似乎中国人的肚皮温饱都与小岗村相关，只有相信了小岗村的改x，人民才能真正地感谢他们。似乎只有这样宣传，改x的显摆才有逻辑。
喜欢嚼舌头的新闻媒体与无耻经济学家一样每每谈及小岗村人当初所谓签字画押时的勇敢行为时都念念不忘提及一句重复无数遍的谎言：1978年冬天，出于求生的本能，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在一间茅草屋里签下了“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这些年来，一些无耻政客总是以类似语言来抹黑那个伟大时代，因为只有将毛泽东时代描绘成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将那个时代描绘得杀人如麻，听起来让人恐惧得尿裤子，再重复千遍万遍才能让后人相信，才能证明改x的伟大。但事实并非如此解构就能让人可以轻信。如果说小岗村的这十八户农民当初真的是“冒着杀头的风险”，有哪些法律政策当时规定犯此类问题将有杀头之祸呢？找不出。文革期间对现行反革命的镇压也是有一定的政策依据的，尽管现在看来有些过份，但是将分田到户的人处以极刑的规定至今谁都没有找到过理论依据，就是当时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连党籍都还保留着，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么？但这类的险恶之言在中央电视台这类媒体已成信马由缰的习惯之语。如果真的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必定是一出来就会遇到社会的惩罚，至少也要经历大事化小的过程，然而传到省委书记万里那里最后传到中央这十八户人家也没有被怎么样，那时是没有哪个有多大的胆量包庇犯罪份子的，既然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必然就会遇到来自政权的镇压，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连轻轻的皮鞭都没有落下，这风险何来？如果没有法律政策依据，至少也要找点事实依据吧？到现在为止，有谁听说过在新中国因为分田到户而掉脑袋的先例？没有！我们倒是看到过孙志刚因为没有带身份证而被关，并被打死在收容所。我们能因此就指责改x开x的年代如果不带身份证就有被关、被打死的危险吗？显然不能这么说，这仅仅是个案，但说谎者对那个时代显然没有一点大量。对分田到户的处以极刑的连个案都未曾有过的，却被作为口实让权威媒体抖落了二十多年，现在有人老爱说毛泽东时代是对人洗脑，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洗脑，是把真实的洗掉涂改成不真实的才叫真洗，否则洗脑有何作用呢？
现在媒体一再宣传是因为有了小岗村的大包干中国人才吃得饱饭。这是十足的流氓说法。南街村没有大包干，华西村没有分田到户，反而搞得比他们好。2008年有农民的苹果8分钱都卖不出去，这类事实同样证明搞单干是没有前途的。在小岗村，有农民也承认黑豆价格的起伏存在风险，而这类风险是农民很难预测的，如果是毛泽东时代，有谁会有此类担心呢。1978年不少农民愿意单干，是因为他们看不惯当官的不好好干活，而分配所得比他们要多，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原始正义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自私、短视与局限。现在的他们才发现，现在剥削他们的手比过去更多更强大了，他们出售的产品往往连市场价格的一半都达不到，赚钱的不辛苦，辛苦的不赚钱，比当年感受的不公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分田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在访问南街村时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现在的小岗村党支部沈浩也说：“ “要发展现代农业，就牵扯到土地的问题，过去是一家一户的种植，村民感觉这样已经到了尽头。下一步发展现代农业怎么办？我们要继续深化改x，引导农民进行改x。”，而他在参观南街村时同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作为过来人与局中人说出这番感慨，不比镀金的话筒更真实更有力量？当事人所经历的事实，难道不比信口开河更有说服力？早知如此，何必不初？已知如此，何必再骗？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官员如今的认知能力竟还不如一个农民，我们还能指望他们真的三个代表吗？
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说当年大包干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要么是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国情，要么就是存心说谎。在上大学时我的山西同学家那里正在搞分田到户，当时他就说这是在折腾。大田改小田，农业机械反而用不上，又分不了，机器就锈在那里，这叫解放生产力吗？在毛泽东时代以前，农民在农闲之时是没有多少事的，在北方叫猫冬，在毛泽东时代，在农闲时节搞大规模的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林县的红旗渠，堪称世界奇迹，大寨的改天换地的志气，引来世界的瞩目，生产力真的被束缚了吗？如果说其受到束缚，也仅仅是GDP被束缚了，那时不重视GDP，农民的大量劳动成果，并没有计入GDP中。反观现在，几千万的失业人员，几百万的失业大学生，连受剥削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还不是生产力的毁灭么？重复建设，相互压价，昨天是国企倒闭，今天是民企败产，昨天是政府打白条，今天是外企卷款而逃，到底是谁在摧残生产力？到底是谁在束缚生产力？如果农业不搞科技，没有水利设施，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正是毛泽东时代才给了这种空间。
小岗村有什么好学的？官方媒体在谈到小岗村时，总忘不了提及小岗村人那段要饭的光荣历史，因为只有提及那时的要饭，才能凸显今天的进步，只有强调78年人均22元，才能凸显今天的伟大事业。如果是有思考能力的人，这类的灌输只能反映其对历史的无知，是对智慧的侮辱。小岗村的穷不能归咎于集体所有制，首先应当归咎的是当地干部的落后、自私与懒散，如果不是他们的思想落后，小岗村农民绝不会对生产是如此没有积极性。小岗村农民的民风也是有问题的，人均土地4亩半，只能从每亩土地中取得5.5元的收入，这是十分可耻的。想想当年的大寨，当年的兰考，都是凭着改天换地的干劲使家乡大变，而小岗村不论怎么讲都比兰考、大寨自然条件好，却宁愿讨饭也不愿用勤劳的双手改变家乡的面貌，现在官方媒体将他们吃不饱饭的原因不是归咎于他们的懒惰，而是归咎于集体制度，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在《小岗村——光环闪耀的日子》我们看到介绍说“改x开x之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出了名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三靠村”，当时号称“一亩地种下20斤种子，只能收18斤，收的时候不用镰刀用手拔”。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间，小岗没有向国家交过一粒粮食。”，如果照此逻辑，不用吴敬链、新闻媒体的抹黑，不仅是中国的城里人，就是中国人也早就饿死了，小岗村还到哪里去讨饭呢？作为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却乞求别人去养活他们，世界上还有比此更可耻的吗？而改x开x者的喉舌，不是谴责这种可耻的民风，而是谴责集体制度，是相当可笑的，如果不是有当时的社会制度，谁来救济他们，谁来为他们贷款？谁来为他们返销？当时中国的社会积累相当部分来自农业，其他的农民都在为建设国家而奉献，而他们却在消耗当时很薄的国家底子，对共和国起着蛀虫的作用，现在居然成了进行对比的功劳薄了，难怪这些年要流行“太CCTV”的笑话。对比现在的制度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穷人，你有贷款的信用吗？前不久一部《十万人家》电视片就有韦娟这样的台词，我有钱时，银行的人追着你的屁股死乞百赖地求你贷款，当你真正遇到困难，真求他们时却贷不到款。这位曾给过这家银行好处的韦娟的气愤之语绝不是个案。在如今的中国，连干了活都拿不到工钱经常拿白条，许多失业工人都拿不到救济，而从1958年起就没有向国家交过一粒粮食的小岗村却还能从国家取得救济与贷款，说明毛泽东时代是多么慈悲，凭什么还要这么恨之入骨呢？没有道理呀！
通过官方媒体我才知道，1978年小岗村遭遇了大旱，而刚一分田到户就下了一场雨。现在靠天吃饭的农民还有很多，照样有颗粒无收的光景，是不是也可以拿毛泽东时代丰收年份与现在相比来证明现在的退步呢？以这样的对比来证明改x开x的成就本身就显得心虚！
大家知道，布票粮票并不是改x当年就取消的，而是经过十多年就取消的，如果大包干这么神奇，应该是当时就能让中国人吃饱肚子，应当是当时就立竿见影，为何要等十几年呀？传统的农业技术存在了几千年，要提高产量是很难的，没有毛泽东时代引进的化肥设备，没有毛泽东时代对农业科技的重视，没有毛泽东时代对农田水利的大量投入，粮食产量如何能提高？没有毛泽东时代引进的化纤设备，仅靠农田生产的棉花，如何能同时满足吃饭穿衣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经济发展与自然条件的不平衡，人民的收入与所得显得不平均，这是很自然的事，一些地方的百姓吃不饱饭不是制度造成的，一些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一些要从自身上找原因，像小岗村人均4亩多地，却要长年乞讨，能怪制度吗？要怪制度只能怪他们为什么要让小岗村成为“三靠村”。在毛泽东时代有不少地方与不少人还是吃得饱的，现在官方媒体一口咬定30年前中国人吃不饱饭只不过是一种以偏概全。如果去访问那些长年失业的职工，如果去访问那些半老却被迫卖淫地妇女，他们所过的日子是不是也能作为现在整个中国的写照呢？
一个社会是需要组织的，如果个个单干，这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就会沉沦，最后不成社会。社会越是发达与发展，越是需要更高度的合作，搞单干本来就是倒行逆施，试想个个单干，工厂如何运作？政府处何存在？社会如何组织？毛泽东时代促使人民思想上进，克服自私自利思想，走集体化、公有化的道路，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国家有凝聚力，执政党有号召力，道德有示范感召力，所以毛泽东时代道德高水准，政府有威望，共产党有权威，人民有希望。而改x的始作俑者却是顺应落后的思想意识，大开历史倒车，搞得社会混乱，思想混乱，道德沦陷，官场腐败。
小岗村不具有可复制性。毛泽东时代树的典型，不论是雷锋、王铁人、陈永贵，还是大庆、大寨，都具有可学性，可以推广带动的进步效应，而小岗村显然没有，更多带有保育、包装的特点。可是奇怪的是，毛泽东时代树立的旗帜最后都被拔除了，而小岗村这样的典型却被一吹再吹。从中央台《光环闪耀的日子》与有关小岗村的介绍看，与其说是小岗村创造的奇迹，倒不如说是政治需要涂抹出的奇迹。现在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沈浩是5年前从省财政厅空投来的，据说大变化也就在这5年，如果在5年前与改x开x前相比又如何呢？沈浩是不是还带来了一些关系渠道呢，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国的国情我是有依据想像的。如果不是改x的典型，沈浩会空投到这里来吗？显然不会，中国像小岗村这样级别的单位据说有90万个，如果空投这么大的队伍国家做得到么？小岗村盖了不少楼房，当事人讲其实她们根本用不上，一层楼就够了，还有村民讲，为了拿到这两万元的政府支持，一些人借款盖楼。安徽并非是个富省，凤阳并非是个富县，之所以热情资助，完全是为了胡总书记有个宣示政策的好背景。如果对中国的农民都进行这样的资助，中国政府拿得起么？即使中国政府拿得起，他们又愿意拿么？中国相当一部分人还住不起房，却让中国有房的小岗村村民拆得房屋盖新楼，到底是谁爱折腾呢！这几年来，一些企业到小岗村投资，显然受到了政府的引导与鼓励，但这种政府背景中国有多少村子可以得到呢？如果这是一种典型，可学之处又在哪里呢？
现在的一些学家与主流媒体一再重复这类的谎言，如果说改x开x不好，有谁愿意回到三十年前过那样的日子？那时家家有电视吗，有电话吗？有电脑吗？试图用这类的说辞来掩盖现在的诸多不是。毛泽东时代就不会前进吗？毛泽东时代就不能发展吗？毛泽东时代就注定是永远停留在那个水平吗？事实与理论上都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任何依据。毛泽东时代是苦些累些，但大多数人当时并不感到苦与累，为什么？比过去好，有前途有奔头，社会积累创造的财富可以由子孙们来享用。正是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才挣下国家的底子，才有了工业门类基本齐备的制造体系。事实是看得到的，在毛泽东时代，高积累用于搞政绩工程了吗？搞大吃大喝了吗？将高楼拆了去复古、去一重复地搞城市的穿衣戴帽、灯光工程了吗？都没有。毛泽东时代搞的都是实事，官员们必须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社会的财富都用于建设工厂、铁路、公路上了。97年我在广州与一位北京人交谈，谈到我父亲再回北京时的感受，这位北京人讲，拆掉一些古迹是没有办法的，为了百姓的居住与城市交通，不得不拆除一些古建筑。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是为了百姓，而现在百姓住房并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将百姓迁移占用国家资源去建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仿古工程，两个制度，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钱，到底谁的境界高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是毛泽东的时代，出不了所谓的富翁，不会盖豪华办公楼，决不会让官员作威作福、花天酒地。决不会搞得几千万人失业下岗，生活维艰；决不会让百姓看着官员、资本家的脸色，去乞求恩准、去乞求饭碗；决不会将国家搞成外国人的加工厂，为子孙留下环境债，大部份人一生下来就是给资本家当伙计的命。如果在毛泽东时代，科技一定比现在进步，不会象现在多个领域被印度所超越；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道德决不会如此沦丧，中国的官员决不会如此没有志气，让中国人的形象在国外如此没有信用。前不久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全世界只有5台电脑，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那时是没有这些玩艺的，是不是更应当与那时相比更显然心安理得、更显得改x开x的伟大成功呢？衡量一个社会的好坏，离不开对分配制度的衡量，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与人们思想机制，决定社会的公平公正，决定人心的正义情感，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前不久看了电视连续剧1895，小小的日本竟能打败中国，决不是偶然，他们是君民一心，王后的首饰都捐了购买军舰，一心为了压倒中国，而中国这边慈禧太后却是在关心建她的园子，她的寿诞，她的权力，大臣们勾心斗角，互相算计，互相拆台，这样的官场，这样的世道，中国不败才真的是怪。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哪个腐败的王朝不是败在莺歌燕舞中？哪个衰败没落的政权不是坍塌在对人民的漠视与欺压之中。如今买办的媒体、太监文人不是用真诚的眼光借鉴历史，而是鼓噪如簧的喉舌去欺骗人民，相信觉醒了的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相信的。
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二十多年前，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2001年春，《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采访该村村长严宏昌时得知，村上已穷得他这个村长连一分钱的办公费都没有，出去开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让他自豪的是，他这个村长全靠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孩子、一个当记者的孩子和老婆搞养殖来支持。尔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发起人中的四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承包后一些农村的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队。“70”代表古稀老人；“38”主要代表中年以上的妇女；“61”代表儿童，有的家庭只留下儿童。打工的目的首先是为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与城市里被宠坏的“小皇帝们”相比，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孤儿。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蓝皮书》称，“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父母为了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只得忍痛和自己的骨肉分离。有的孩子甚至连父母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因为供一名大学生需要13.6个农民的年纯收入。（《报刊荟萃》2006年第七期第40页）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孙子，有的只留下孩子，晚上孩子提心吊胆地睡不好觉。有的家晚上失火将孩子烧得面目全非，父母几年打工的工资还不够给孩子看病。像这样的留守儿童中国有两千万。（《中国电视报》，2006年7月10日）因而，小岗村人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学习南街精神走科学发展道路
小岗村人参观学习南街村说明，分田到户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要向南街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计。打个比方，拉车拉到半坡上而拉不动时，可有意识地向后退一步而得到缓冲再向上拉，这种退是为了进；有的没有退就一直拉上去；退下来后再没有进即再向上拉的，就像小岗村一样，虽然解决了温饱，却未进富裕门。至于把公有企业承包给个人，王宏斌已得出了“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民营经济到2005年末，内资民营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和港澳台比重约占有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这个比重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还低——1952年国营和私营工商业产值比重已占67.3%。（《报刊荟萃》2006年第八期第28页）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国退民进”已将其比例倒过来了。这还是不是邓小平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但有的经济学家却说，这个量变不能代表质变。这是否要改变哲学上讲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大概只能用得上中国“喧宾夺主”这句成语来解答了。今年（2007）的物价猛涨，肉食等食品翻番，但农民的小麦等食品的原料才涨几分钱到一角钱。其所以如此，人们在下边议论物价猛涨的根源在于，国营那些垄断行业说涨就涨；加工、流通领域国营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就没有国营，难以控制市场并抑制其涨价。现在学了南街精神的，都是按照小岗村人说的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南街村在同一个县的北徐庄，在1987年的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使两千亩耕地基本绝收的情况下，迫使要为村民干一番事业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痛下狠心，卖掉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拿上三千六百元到村上；退伍军人、村委会主任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也拿到村上；全村干部将全年七千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两万五千块砖拉到井台。这就实现了徐德全的“集体没有钱，咱们自己掏腰包，集体兑钱从我开始，干部带头！”就这样干部带头带动了群众集资，向南街学习，发展集体经济，走有工共富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得到王宏斌人才、技术、资金的大力支援，到2000年产值已达四亿多，过上了和南街人一样的共同富裕的生活。人们称他是南街村“克隆”过来的。还有临颍县的龙堂村、新安县的土古洞村、兰考县一些村、山西壶关县的小蓬善村、山东鱼台县、吉林梨树县等不少地方的村都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1996年4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河南考查时，对南街村的评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时说：“原来那么穷的一个村，现在变得那么富裕。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
噢，这就是我看到的集体经济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又开，创造“外圆内方”、工资加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南街村！外国人来中国看共产主义的南街村！
我们相信南街村创建的共产主义小社区，会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用邓小平理论来检验改革开放
１、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我国目前人口是13亿人，200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6万亿元，人均是2000元，也就是不到300美元，要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我看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说的这个“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２、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认两极分化，而且这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基尼指数有三个数据：0.47、0.5、0.6，但无论哪个数据都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同时官方新华网公布数据表明，在中国大陆0.4%的家庭拥有70%的社会财富，这些数据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这可都是官方数据，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
３、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对第2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４、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多交点税根本解决不了问题，2007年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是775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这难道还不多吗？但问题解决了吗？显然没有，实际情况是富的地方越来越富，穷的地方越来穷越。
５、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已经没有了，什么都可以私有化了，而且人家认为中国的私有化还不彻底，还要继续私有化下去；国富了，民却穷了；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生活却空墟了。请问，这样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翁安、孟连、陇南事件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吗？
７、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不知道他看到“零捌宪章”之后会有什么感想？无限遐想中……
８、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毛时代这是事实，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根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盛行，官商勾结、官匪勾结非常严重，这也是事实。
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我以为这一条足以说明问题。
１０、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它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个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先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办教育、修路。当然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要想让富人拿钱出来帮助穷人，我看这跟想让资本主义来帮助社会主义，怎么可能，马克思早就证明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要想让资本放弃自己的本利，这跟白日做梦有什么区别，这也太幼稚了。
按照这“十个如果”的标准来检验改革开放，明摆着的事，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