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气象，是用什么炼成的？ : 经理人分享
盛世通常是这样的：百姓不会因言获罪，读书人有出路而不用靠拼爹，贪官少，百姓富足而不崇洋媚外，民风淳朴而不奸诈等。当代中国具备这些吗？
前言：回望“盛世”，正视今天的中国
在盛世中，精神、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政治、经济。汉唐盛世，这种软实力的影响登峰造极，辐射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周边国家，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文化圈。至今，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还被称为唐人街。今天，也有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盛世”。但对于一些在城市里长大、不太了解 中国底层社会的人来说，仅凭“电视屏幕里的世界”去想象中国，并把这些看作是“现实世界”，进而认为未来的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盛世幻觉”， 是会妨碍我们正视问题的。
中国令人注目的如果只有经济的狂飙、科技产品的升级、基础设施的发达和完善，而没有思想、文化、观念的进步，那么，中国的国力越强，“中国威胁论” 的声音只会越大。因为世界看到的只有硬邦邦的、目的不明的“肌肉”，很难从内心认可中国，更多只会把中国视为一个“淘金地”，而不是朋友，甚至可能当成一 种“威胁”。
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问题当中，地震、泥石流中的无力与无助，矿难、毒食品中的无奈与麻木，都说明所谓的“盛世” 底下，有着诸多的灾难和苦难，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社会和体制的腐败。所谓“大国崛起”可能还只是一个愿望。
重读历史，盛世的远影依然让人神往。在历史的旅途中，我们遗失了很多，践踏了很多。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面对它，重新作一番认知判断，应当是大有裨益的。
一、盛世有什么值得骄傲？
1、讲信用成风气：放归的死囚没有一个逃跑的
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案件。当太宗看到30多个死囚时，觉得很是可怜，就下了一道圣旨：把他们一律放回家，与家 人团聚，一年之后的秋天来京城执行死刑。接着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去，来年都到京城，一起问斩。于是乎，全国390个死囚都回了家。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被放回去的全国390个死囚，没有人带领，也没有人监督，都按时从全国各地返回长安，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最后太宗将这些死囚们全都赦免了。
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其中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后人解读与回味。这390人明知已被判死刑，为何有机会不逃走却心甘情愿回来受死？——囚徒如此，百姓可知。
太宗又为何将他们都赦免了呢？仅仅是出于怜悯吗？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唐太宗的仁德说起。太宗爱民如子，他曾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 约。”太宗规定，杀一个死囚，得向皇帝报告三次，而且，实行死刑之日，皇帝不能进酒肉，不能欣赏歌舞。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沉湎于情感中，不能进行理 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而且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再加上太宗以农为 本，减轻徭赋，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相当好，贞观初有几年，全国死囚犯还不足百人。
有这样一位道德高尚、懂得以德治国的君主，才有了廉洁奉公的官员和讲究规矩的百姓，这也就不难理解，唐初为何出现政治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了。
2、国民自由度高：百姓不会因言获罪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殊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
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 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 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 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 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 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 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3、史官能直书其事：不虚美不隐恶
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都不让皇上看到，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要是皇上看到了，必怒，所以不敢让看。”太宗说：“我的心胸与前世不同。帝王想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请你还是给我看一看好了。”
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自然尽善。陛下独览《起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若以此法传示子孙，我担心数代之后的 君主心胸没有您那么宽阔，一定会饰非护短，忠实记录的史官必不免刑诛。这样的话，史官这个职业必然会变得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就没有一句话可信 了！所以当代君主不得看自己的历史记录的制度，就是为此。”――这话说得既委婉，又有原则。
太宗没话可说了，但还是坚持要看。怎么办呢？于是，房玄龄便和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书成，上之”――显然，这并非原始记录，而是编辑整理成书。
太宗看到书中所记“六月四日事”――也就是他把太子建成、弟弟元吉杀死的玄武门之变，其中“语多微隐”，便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当即命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唐太宗这一声叹息，实在是忠厚，但却是盛世大唐一个有力的注脚。当唐人传读史书史，翻到最高领袖这一页不光彩记录时，他们的目光，骤然变得平静安然——那是一个社会面对真相时特有的坦荡与淡定。
4、读书人有出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生逢盛世的唐人，尤其是年轻书生，都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强烈进取精神。民心向上，士皆欲奋发有为，“好语王霸大业”，豪气干云，砥砺志气，不畏艰险辛 劳。是这个时代最难得的精神。他们渴望为明主重用，在治国平天下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李白在《将进酒》诗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 《南陵别儿童入京》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说：“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他欲使君王成 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贤，天下风俗淳朴。孟浩然自称“昼夜常自强”，(《书怀贻京邑同好》)与二、三友人“俱怀鸿鹄志”。(《洗然弟竹亭》)高适的志向 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们意气风发，充满活力，自强不息；或参加科举，力争金榜题名，博得一官半职， 有的虽皓首穷经，失意科场数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后悔；或投笔从戎，仗剑去国，不畏边陲惊沙、风雪，虽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荫子，卫国保家。万千 士子，勇于征战四方，开疆拓土，高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云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总之，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 氛围。
“学而优则仕”的遴选人才的标准，给各个阶层的人们开拓了广阔的前途。一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也同时充满了活力，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科举制度 冲破了士庶的阶级界限。普通人也可以凭功名侪身政界，平步青云。因而，这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唯有这样的时代，诗人才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四海为家的豁达心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的宏大气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壮阔胸怀，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盛唐时代人民意气豪迈，英雄辈 出。可以说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5、男儿多豪情：或自强或豪迈或洒脱
生逢煌煌盛世的唐朝男子，尤其是年轻书生，都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强烈进取精神。他们渴望为明主重用，在治国平天下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李白在《将进 酒》诗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说：“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 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他欲使君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贤，天下风俗淳朴。孟浩然自称“昼夜常自强”，(《书怀贻京邑同好》)与二、三 友人“俱怀鸿鹄志”。(《洗然弟竹亭》)高适的志向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们意气风发，充满活力，自 强不息；或参加科举，力争金榜题名，博得一官半职，有的虽皓首穷经，失意科场数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后悔；或投笔从戎，仗剑去国，不畏边陲惊沙、风雪，虽 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荫子，卫国保家。总之，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
唐诗唐朝男人性格的最美写照，它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情万丈，有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磅礴大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悲天悯人，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洒脱，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豪迈．．．有太多太多的男人情怀。
6、女性自信自强：落落大方不失高雅风度
在开放的煌煌盛世，女性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思想较为开放，行为较为自由。她们自信自强，已从初唐全身障蔽、面网垂颈的状态中走出，靓装露髻地出现 在盛唐的人生舞台上，涌现出不少诗人、音乐家、舞蹈家、书法家和巧妇等，在中国妇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可以说，她们和男性共同创造了盛唐文明。
盛唐女性爱美，服饰讲究，富有文化底蕴。头发挽成高髻、望仙、乐游、堕马等数十种发髻，并插入簪、梳、钗、搔头、花卉和步摇等饰物。脸部化妆则有 “额黄”、“黛眉”、“花钿”、“点唇”等。耳垂坠子，颈系项链，臂套手镯，手戴指轮(戒指)。也有女性自恃其美而不修饰的，如杨贵妃三姊虢国夫人，不施 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见天子。
盛唐女性的服装，通常是由衫、帔和裙组合而成。衫是短上衣。帔是披在肩上的长巾。裙的色彩、款式颇多，有所谓七破裙、九破裙之类。石榴裙最流行，杨 贵妃则独爱黄裙。女性还喜好穿丈夫衣服靴衫、戎装和胡服。最令人瞩目的是，她们穿类似西方女性那样袒胸露乳的服装，在大庭广众中，落落大方地展示独特的女 性美，如《逢邻女》：“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盛唐女性化妆和服饰的丰富多彩与超前，是盛唐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情趣高雅、身心健康、珍重生 命、乐观向上的表现。
7、万国来朝：国人不崇洋媚外，外国人无法喧宾夺主
李唐统治者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朝廷的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掌管对外事宜，为来唐的外国使节提 供食物、翻译、医疗、丧葬、赐物、封官等优惠。对其他来唐者，朝廷和地方官吏也予以照顾。难以数计的外国使节、留学生、宗教徒、艺术家、科学家、商人和旅 行者等，不畏茫茫沙碛或惊涛骇浪，潮水般地涌入大唐帝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这些具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外来文明，深受盛唐人喜爱。《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年间以来，朝廷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 由西域胡商出售的火烤、水蒸和油炸的各式胡饼，或酥脆可口，或热气腾腾，人人爱吃。波斯名酒三勒浆，由“貌如花”、“笑春风”的胡姬素手招客，并为客人跳 胡舞助兴，生意兴隆。李白等诗人也乐往品酒赏舞，写下了不少动人诗歌。最受盛唐人欢迎的胡舞，是出自中亚的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腾跃飘逸的胡腾舞和雅妙馨香 的柘枝舞。王维和岑参等诗人对高丽、天竺的音乐和歌舞怀有浓厚兴趣。盛唐朝廷的十部乐中，就有外来的高丽、天竺、康国和安国四部乐。以虚帽、翻领、襟袖窄 小、条纹裤和软锦靴为特征的胡服，是盛唐男女竞穿的时髦款式。今存的盛唐墓壁画、唐三彩俑、唐诗和文献记载中，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和文字数据可证。外来的小 狗、马、象、犀牛、豹、鹰和鹦鹉等动物，也备受唐人宠爱。如毛茸茸的小狗，是盛唐贵妇的宠物。杨贵妃有一条“康国小狗”，颇像今天的京巴狗。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
8、国民素质高：对外国人既不歧视也不奉迎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 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许多国家在长安驻有使者，万国来朝，盛况空前。众多的留学生在这里习汉文、汉语、书法，学习中国的政治、历 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作为丝绸之路的始点长安，各国商旅云集。丝路上驼铃丁当，中国的造纸术、丝绸、瓷器、书籍、药材等源源不断地传播或运到中 亚、西亚、欧洲，西方的葡萄、苜蓿等通过丝路进入华夏。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 “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 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很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 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 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 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9、国民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不迷信权威
盛唐人既有远大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的刻苦开拓创新精神。
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莫过于文化中号称最难的吟诗。因痴迷吟诗，王维走入醋坛，孟浩然眉毛尽落，崔颢苦吟体瘦。盛唐人开拓创新的成就的确辉煌：三千 里嘉陵江山水画一挥而就的吴道子，使山水画为之一新。他突破北齐曹仲达“曹衣出水”画风，新创“吴带当风”风格，被誉为“画圣”。与他同师习画的杨惠之， 自感不如，又不甘屈居其下，毅然改攻雕塑，终成一代泰斗。王维的破墨山水，韩干的马，张萱的仕女，李白的“口吐天上文”，杜甫的“诗史”，孟浩然的田园山 水诗，岑参豪放奇特的边塞诗，颜真卿雄秀独出的真书，李阳冰笔力遒劲的篆字，张旭醉后呼号疾走或以头濡墨的狂草，僧怀素“天下称独步”的草书，李龟年的 歌，李暮的笛声等，都是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
舞蹈艺术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唐代也有了极大的创新和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唐代舞蹈的创新,主要体现为更加注重主题意蕴的表达;更加注重丰富多彩的形式;更加注重新颖独到的技巧;更加注重艺术风格的借鉴与融合,从而造就了唐代舞蹈艺术的辉煌。
正是这些群星璀璨的盛唐人，不迷信权威作品，不止于前人成就，敢于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才攀上了文化发展的众多峰巅，为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10、民间生活有品位：不沉溺于声色犬马
标志精神文明辉煌建树的成果，是盛唐之世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丰富文化的杰出贡献。从诗歌，传奇，绘画，音乐，书法，雕塑，舞蹈到建筑、旅游，医药，宴饮，等等领域，以至于宗教，无不成绩斐然，光彩夺目，星光灿烂。
这是一个民族整体向上，向着真善美共同努力营造的结果。只有那物质充裕，精神愉快，环境宽松，情绪坦然，个性自由，执着奉献和创造得到社会的认可和 嘉许，传诵和回报的时代，才会拥有奋发有为的国民，雨后春笋般成长的人才，和不断的成就。而在这种社会背景和风气下，人们才能生活的满足，轻松，乐观，豁 达，才会尽情享受生活，创造美。因此，因为物质丰富，心情恬淡，个性自由，唐人才会有丰腴的体态，并以丰腴为美。才会以闲适，恬静的心态充分领略大自然的 美，生活的美。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枝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蹄”（杜甫《江畔寻花四绝句之一》）“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寻人不遇》），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韩弘《寒食》）这些画面，展现的是优游性情的美的人，美的画。只有真正的和谐社会，才会有这动人的画面。
因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心情愉悦，环境轻松，唐代妇女才注重美，广泛地使用各种化妆品，兴起一次次“时世妆”；才会尽情地欣赏音乐，舞蹈，百戏杂 耍，使世俗生活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充满了人生的乐趣。那种优游，闲适的生活，不是醉生梦死，而是一种心灵的忘我境界，一种空前的解脱。
“新丰美酒斗十千，长安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垂杨高楼边”（王维《少年行》之二）。“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该是怎样心情的写照？
11、贪污很少：皇帝率先垂范，官员各安本分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贪污很少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12、穷官常见：官员大多清贫而自律
唐太宗提倡节约，而唐朝的官员们居然照做了。
唐朝的户部尚书戴胄，住房简陋，连祭祀祖先的地方都没有；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里没有正屋，死后只好把棺材停放在厢房里。
唐朝的中央政府秘书长岑文本，家里的住房矮小潮湿，连蚊帐都没有。有人劝他置办产业，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百姓，靠着读了几天书，坐到今天的位子上，拿国家的薪水，我都担心拿得太多了，还置办什么产业呢？
宰相魏征家业没有正房。魏征有一次生病时，唐太宗正在建一座小殿。看到魏征住宅简陋，太宗就把自己盖小殿的材料，让给魏征盖了正房。
唐朝的君臣真够寒酸的，但这份寒酸，成就了大唐盛世最恢弘的气度。
13、百姓生活富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资治通鉴》有一段原文：“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晒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 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描写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时期的社会情况：皇上与群臣讨论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酷的法律来制止。皇上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 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 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 天下太平，没有人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拾了据为己有，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14、人生选择多样：不求功名也可逍遥自在
唐朝大诗人孟浩然生当盛唐，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 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 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
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 烦了，一赌气独自走了。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他这般的隐 居，却并不凄苦，反倒生活得颇为滋润，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而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虽也仕途不顺，却一生悠游天下，亦能自得其乐，风流高雅。远非后世被迫归隐，或者入仕无门沦落街头的穷困潦倒所能比拟。反观当下的所谓“隐士”，多是被现实逼入绝境，想“隐”亦无处可隐。
15、文豪辈出：创造文学鼎盛时代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文学史上一个辉煌耀眼的巅峰。唐代文学可谓百花齐放，诗歌、散文、小说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还兴起了词和变文这两种文学形式。
唐代是一个诗歌大普及的时代，不仅诗歌的数量多，作家多，而且诗人队伍的构成也很广泛，上自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下及缁流羽客、童子妇人，都对诗歌 十分爱好，并喜创作诗歌，所以胡应麟说：“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以帝王而言，唐代的帝王大多能诗，著名的如太 宗李世民、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文宗李昂、德宗李适、宣宗李忱、昭宗李晔等。其中存诗一卷就有四帝。后妃则有武则天、徐贤妃、杨贵妃等。以童 子而言，唐诗中早慧能诗者颇多，如骆宾王、杨炯、杜甫、徐惠、缪氏子、刘晏、林杰等。缁流羽客中有寒山、拾德、皎然、贯休、齐己、吴筠、陆羽等。妇人则有 鱼玄机、薛涛、李冶等。唐诗在当时以种种方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白居易曾说他的诗被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说明当时人们对诗歌的普 遍喜爱。不仅如此，唐诗还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宣宗李枕在白居易死后所写的《吊白居易》诗中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居易名，造 化天子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君一怆然。”
当代诗人余光中这样赞李白：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个赞语是贴切的。一千多年后，以文化人身份进入官场的龙应台，说出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要有一定 的素质和成熟度，才能允许纯洁的文人进入体制里头。唐朝的太多诗人都有入仕的经历。唐朝的官文上，传递着光耀千祖的名字，和光耀千祖的诗篇，散文，书法， 那是盛世大唐最“奢侈”的现象。
二、盛世成因总有相似性
1、与民休养生息，统治者厉行节俭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吸取了秦亡教训，采用了休养生息的政策。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 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汉书·食货志》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 食。”
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 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 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唐太宗即位后曾下令释放宫女 ３０００
人，减少宫殿的营筑，停止官吏进奉珍异，禁止贵族官吏的第宅、车服、婚丧过分奢侈。他还并省了许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 ２０００ 多人精减到
６００ 多人，以紧缩财政开支。上述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促使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贞观四年（公元 ６３０
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
2、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减轻民众负担
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 担是历史上最轻的。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 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文景之治时期，它对百姓征收的赋税是很少的，所谓轻徭薄赋，在这个时期做得最突出。其实对一个国家政权的存在而言，征收赋税是必需的，因为它要支撑 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转，要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转，它需要广开财源。那么要想减少对百姓的赋税征收，它就必须压缩它的财政支出。其中官吏，包括皇帝在内，这个行 政费用的节约与否，就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的多寡变化。在汉文帝、景帝这个时期，确实他们很注意节约，尤其是汉文帝在这方面得到了史学家和后世政治家更多 的推尊与褒奖。
李世民深知正是隋炀帝的横征暴敛破坏了社会和谐，激化了阶级矛盾，是其覆亡的重要原因，所以自己就采取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政策，以创造社会的和 谐。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推行租庸调法，并在租庸调制中放宽了纳绢代役的年龄限制，并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从而保证了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另外，唐太 宗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轻徭薄赋”，他即位当年，即正式颁诏减免全国赋役，此后，有关局部地区减免役税的记载共计十二次，这样就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他 在一份诏书中明确地说“轻徭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
3、皇帝常自省，择善而从之
唐太宗的自律是令人称道的。人们大都知道一句出自唐代的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的政权承载者是民众，颠覆者也是民众。这是在告诫至高无上的 皇帝要自省自律。统治者如何才能稳坐豪舟之中，驾舟的思想认识很重要。在《贞观政要》中有这样一段话：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利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 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这一段话原出自魏 征谏唐太宗的《十思疏》，被吴兢收入《贞观政要》。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唐太宗提出的十项时常自我检讨的要求。这些要求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轻易做到的。但是， 唐太宗却能常以此自省。魏征一生向唐太宗提过几百条建议，绝大多数都被采纳。当魏征晚年病重卧床，唐太宗仍致诏魏征：不见数日，忧愤甚深。自顾过已多矣， 言已失矣，行已亏矣……意思是说几天没有你在身边，我的行为或决策或已经有了失误……唐太宗时期官府的风气较为清廉应该说与此有很大关系。可见只有常常地 自省才能自强、自信。
唐太宗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边，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来。在晚年他还 能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说：“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 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4、政治开明，惟才是举，广招贤良
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才行兼备”，“举行能之人”(《旧唐书·杜正伦传》)。所谓“才”与“能”是指办事能力而言，所谓“行”就是讲政治标准。他曾 与魏征讨论用人，认为“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 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唐太宗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规矩用人。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 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旧唐书·房玄龄传》)处理高祖时的老官僚，东宫、齐王府的主要人员，秦王府的僚属就足以证 明他对选用的对象，执行的是不避仇敌、不避亲疏，惟才是举、破格提拔的原则，如对待魏征、薛万彻就是最著名的、突出的例子。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贵为国戚，当册封其为司空时，有人以“私亲之俏”加以反对，太宗排除干扰：“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他还能从贫贱 中选拔人才，如马周，曾为人门客。太宗用其为“直门下省”，继又提为“监察御史”，十分称职。他还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各种渠道选拔人才。方法之一是改定 “氏族志”，提高新的士族的尊荣，压制旧有的士族势力，为士庶并用的方针开辟了道路。
由于他的“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政策的实施，获得了用人致治的显著效果。贞观一代，人才辈出，佼佼者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 晦、魏征等。人才济济的盛况，“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他多次向大臣强调，“君臣合契，古来所重”，“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他把君臣 关系提到了“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在求臣纳谏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政治主张。贞观三年，开始出现了“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 贼不作，内外安静”的大治景象。
5、盛世多危言，充满忧患意识
汉初的统治集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精神境界，那就是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务实求治的精神。在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里面，有个小标题，叫做“汉诏 多惧词”，也就是说汉代的皇帝发布的诏书其中有许多是有戒惧之心，充满了敬畏之心的，这是一个良好的传统。“汉诏多惧词”这种格局就是从汉文帝这个时期开 始的。比如说他在他即位14年的时候，他发布过一个诏书，讲了这样几句话，说他已经“奉宗庙”，也就是当皇帝当了14年了，说“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 朕甚自愧”，说我个人不敏捷也不聪明，更谈不上英明伟大了，以这样的才干当了14年的皇帝了，心里一直感觉很惭愧，就怕事情做得不好，愧对天下黎民。
贞观四年，唐太宗要修一座宫殿，张玄素表示反对，而且语出惊人：陛下如果修这座宫殿，就要像商纣王一样天下大乱了。贞观七年，唐太宗想要出游，大臣进言说：这可是秦始皇干的事，尧舜可不会这么做。
这样讲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也至少有些小题大做了。而唐太宗竟然乐呵呵地接受意见，而且给予赏赐。
真正的盛世是听不到盛世赞歌的。唐太宗善于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魏征直谏200多次直陈他的过失。大唐的权力中心，始终保持着冷静与平和，甚至是谦卑——这是构建一个盛世的基石。而当安禄山的一番蜜语，说得玄宗和杨贵妃喜不自禁时，大唐的盛世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6、废除恶法，减轻刑罚
一讲到汉文帝的德政，历史学家都会强调他在减轻刑罚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他废除了几个著名的酷苛的法律，一个是废除肉刑，再一个废除诛连刑，第三个呢，他废除了诽谤法与妖言罪。
此前有一种习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不仅要对犯罪者本人给与惩治，还要诛连他的家属，有时候诛连的范围很广泛，这对于制造恐怖气氛是非常管用的，孟 德斯鸠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那么古代，中国古代推行已久的诛连刑就带有这样的一种特性，不仅以惩治，乃至于从肉 体上消灭犯罪者本人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大肆的诛戮来强调违反国家刑法所造成的可怖的局面。我们应该感谢汉文帝这样的一代明君，他下达了一个诏书，让群臣协 商废止诛连刑，可是就在他的诏书下达之后，当时的两位宰相，周勃、陈平以及朝廷百官，协商之后居然有个答复，说这个诛连刑的实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必定 有它的理由，希望皇帝收回成命。汉文帝第二次下诏，一定要废除诛连刑。汉文帝的这种理性精神，甚至可以讲成一种人文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尊重。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还有两点非常难能可贵。第一点，他承认国家的法律有“不正之法”，这个事情是在谈到废止诛连刑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好的法律应该是 引导民众的，只要国家的法律正了，百姓就会欢欣鼓舞，百姓就会愿意顺从，可是现在存在着一些不正之法，这些不正之法，实际上如果再不给与废止的话，将是以 不正之法来迫害民众，这是害民之法。还有一条，就是在实际推行法律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罪疑者予民”，这个是见于《史记》的《孝文本纪》最 后的一个赞语里边，所谓“罪疑者予民”的意思就是，即便是某个人，他可能是某个案件的涉案者，他甚至可能就是作案人，但是证据不足的时候，宁可就按照无罪 来给予赦免，这其实这种执法思想也是所谓的“疑罪从无”。直到现在，这依然是讲究法治的国家在坚持的一个原则。
三、“盛世”的沉痛教训
1、汉武帝雄才大略，却不顾民生繁刑重敛
要论汉朝盛世，其实倒是国家无事，民给家足，因而也就缺乏宏大叙事的“文景之治”，而不是文治武功的武帝。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期，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用都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库存粮食吃也吃不完，堆在仓库外面，最后都 腐烂
了。国力的强大，给了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在军事方面，他主动派遣卫青、霍去病数度征伐匈奴，又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灭掉夜郎、南
越，建立西南七郡；在东方灭掉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在政治方面，他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严刑峻法，特务统治。在文化方面，
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太学，立乐府。其煌煌功业为后世历朝君主所艳羡。
然而，历代那些一流史家却不这样看。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只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称赞其举俊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 数、协音
律、作诗乐等文治事业，而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并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在秉持
儒家观念的班固看来，国家的强大，首先应当是民生的安定富庶，而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却穷兵黩武，不顾民生，终于使得汉朝繁荣经济濒临崩溃。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解除北方边患，这本来是属于正当的措施。但汉军一直打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或为了抢夺汗血宝马，就发兵讨伐大宛，那就很难说 是自卫
战争了。反过来说，这样的战争只会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为了筹措庞大开支，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
楚、燕、赵和南阳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
为了聚敛财富，武帝还实行“算缗”“告缗”，凡申报税负不实的商贾，充军边疆一年，并没收其财产。为了怕商贾有所隐瞒，还鼓励民众检举揭发，“有能 告者， 以其半畀之”，即把没收的财产奖赏其一半。这政策一出台，全国人都起来纷纷举报，中等以上商贾几乎都遭告发，倾家荡产，天下财富均归王朝政府。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武帝的评价同样不高，他称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 贼，其
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认为汉武帝奢侈无度，严刑峻法，完全就是个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原
因只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及时调整了政策。
2、隋炀帝好大喜功，以万方来朝为务
隋炀帝好大喜功，平定西域之后，他为了招徕西域商人来朝贡贸易，命令凡西域商人路经之地的郡县要殷勤招待，并厚予赏赐。在大业六年（610年），隋 炀帝用尽苦心造就一个前无古人的“面子工程”，以向四邻夸功显富，炫耀政绩。从正月十五开始，隋炀帝下令在洛阳端门盛陈百戏，迎接西域诸胡酋长，音乐声传 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照耀天地，前后达一月之久，费用无算。
与此同时，隋炀帝还下令装点市容，要求店铺整齐划一，帷帐华丽，珍宝充积，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昂贵的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
西域商贾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吃饭喝酒不要钱，还要谎称：“我朝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不过胡人也并非傻瓜，有些胡人看到街上的树木都用高级绸缎包裹，就说：“中原也有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布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
隋炀帝身败名裂，这段掌故自然也就成了千古笑柄。
3、宋真宗伪造祥瑞，搞“盛世面子工程”
北方的契丹入侵中原，宋真宗御驾亲征，最终与契丹人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贡给契丹绢20万匹、白银10万两换取了和平。本来，宋真宗还美滋滋
的，以为自己完成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未曾想他的大臣王钦若对他说：“这是城下之盟啊，是耻辱！”宋真宗这才转过弯儿来，又急忙询问消除影响、挽回自
己面子的办法，王钦若回答道：“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
封禅是中国古代最盛大的仪式。此仪式的意义是向天地宣告人间的太平盛世。问题是，以宋真宗的政绩，还真没脸去封禅。这难不倒王钦若——没有政绩，咱自己可以造，比如搞点儿“祥瑞”出来，这就有了去泰山封禅的资本。
公元1008年正月初三，文武大臣们被宋真宗紧急召集到皇宫。原来，这位皇帝一个多月前梦到一位神仙告诉他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刚才，宫里果然 在承天
门发现了天书。此言一出，群臣们顿时炸开了锅：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大事啊，唯有盛世才会有如此的祥瑞！当然，这等把戏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群臣中有王钦若、
王旦这样事先安排好的演员，剩下的也明白皇帝这场戏的目的。总之，大家纷纷引经据典，道贺的道贺，拍马屁的拍马屁，一时间，皇宫倒是热闹了，还真有一番喜
庆的气氛。
在全国百姓的“一再请愿”下，宋真宗只得厚着脸皮“勉为其难”地去封禅了。为了配合皇帝的封禅之行，全国的祥瑞已呈遍地开花之势：泰山忽然涌出了泉 水，而
各地的芝草、嘉禾、瑞木更是不计其数。最终在当年的十月份，宋真宗完成了封禅大典。北宋朝廷借此盛事还邀请各国朝贡，因此，在大典上，还呈现出“万国来
朝”的盛大景象。
这场闹剧并未就此终结，尝到甜头的宋真宗决心将面子工程进行到底：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祥瑞出现，宋真宗借此良机，不厌其烦地举行了各种盛大的仪式。为 了吸引
各国前来朝贡，北宋回赐的物品常常是贡品价值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周边国家乐此不疲地前来朝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包袱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为了
应付日益庞大的开销，北宋朝廷不断加重赋税，为面子工程埋单的，最终还是百姓。
宋真宗的面子工程并没使北宋强大起来，仅仅买通几个大臣，造点儿“祥瑞”，然后大肆举行各种典礼，就能在短时间内，营造出太平盛世、万国来朝的局 面。只
是，假的终究是假的，就算费尽心思地装神弄鬼，时间也会慢慢揭穿面子工程的画皮。而面子工程除了劳民伤财，还往往贻害无穷，造假者可以换来一时的风光，却
会留下永远的骂名。
4、清朝虽有“盛世”之名，但贫富差距世所罕见
清朝康乾时期，英国使团在登陆中国后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英国人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 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弃婴随处可见，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
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5、乾隆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近700人的庞大使团，航海近一年，于翌年9月14日在热河觐见了乾隆。大清君臣满 以为这是“远夷慕化”，前来归顺效忠，不料这些“野蛮人”在国书中竟敢和天朝比肩，自称“兄弟和朋友”而不称“臣”，并且英使也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甚至 还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开辟新贸易港口、租借岛屿、派遣常驻使节等。乾隆皇帝一口拒绝，让他们尽快回国。
使团到镇江时，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可马戛尔尼却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已沿 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伦敦展示古代战争兵器时所见到的那样。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因此，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反而断定
“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马戛尔尼本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好感，进而顺利达到外交目的。为此，他带来了杰出的学者和作品，如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带来了英 国最新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最新的热气球、复滑车和天体运行仪，还带来了卫队，以便表演现代炮兵装备。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然而，清廷却不 屑一顾。福康安将军拒不观看英国卫队的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们“对气球理论、动物磁气说、赫歇耳行星等反应冷淡”，贪婪的太监抢走大水晶吊灯时 还把派克透镜打碎了。天文学家痛心疾首：“这些透镜举世无双，现在却永远也没人知道了!
”他们愤而宣称：“除了被一个文明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康乾盛世”在一个“蛮夷”心中留下的印象。
乾隆选择了闭关政策，也就是选择了落后，选择了倒退。一个没有改革的古老王朝不仅不敢开放，即便开放，也最终抵挡不住帝国主义者的坚船利炮。
结语：“盛世”更需要我们去做而不是去说
从古到今，中国有许多延续千年的国家梦想：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精神；夜不闭户、尊师重道的道德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人权意识以及能“外御强敌，内混一统”的国家意识。当然，有许多梦想至今还未能实现，例如“耕有其地，病有所治，居有其屋，老有所养”。我们渴望“盛 世”的热切并不比以往任何时候差。
当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犯，生活在城市、农村底层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缺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并且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未来指向，即使如何传播公平、法治、完善的国家形象内涵，也必然不为大多数国民所认可。
期待中的“盛世”现在更多需要我们去做些什么，而不是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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