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补充&&
没有土蛮旦窢测喝爻估诧台超郡语，日语是公园九世纪，在汉字基础上创造的文字，不过这种创造基本就是照办。到了近代才开始大量去中国化不过太多了没法全改，所以我们看日文有我们认识的很多字
热心网友 &3-02 23:56
啥叫土蛮语？你确认日语里有？
万玩熊&3-02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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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A.Wilson小组”的科学家Rebecca.L.Cam等人，通过研究世界各地现代人类的DNA，认定现代人源于15万年——12万年前生活在东非的同一个聚落的共同祖先。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国研究机构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遗传研究中心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报上的研究结论：“东亚人口的遗传标记大都相同，这表明他们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作出结论，东亚人口的大多数起源于非洲。”
Aitchison在《言语的萌发：语言的起源与进化》一书中对人类语言起源的时间推测：“最早的估计是25万年前，平均估计是10万年前，最晚是5万年前。”那么在现代人走出非洲之前，原始语言极可能已经形成，假若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当今全世界语言应该有共同的始祖语，有一些共同的词根。反过来说，若能在当今全世界的语言中找到共同的词根，也就证明了“当今全人类共同的祖先在分散世界各地前已有原始语言”这个命题。
根据Greenberg以及其他学者对各大洲语言的分类学和历史比较研究，世界上的大约5000种现存语言可以归入12个远古语族。Ruhlen在这12个语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通过比较这些语族各自存留下来的同源词，发现至少有几十个词根广泛存在于这些不同语族中，其中就有pal‘二’。笔者对汉语和英语进行了考察，发现了pal‘二’的对应词。
首先应说明的是：pa、ba是物体被强力分裂所产生的声音（搏是击打、拍是拍打、败是击破，此三字音读可从另一角度佐证），所以音近pa、ba者往往有分开义：父ba（上古音）是剖分物体的工具——石斧，梵语parasu-s是斧头；八ba是分开，宁波方言b（八）n（你）义即分给你，英语part是分开、分离；分ba（上古音）是分开，攽也是分，掰是用手分开，班是把玉分开，剥是割裂，英语pare是剥或削；别ba（上古音）是分剖、区分、分别，英语bye义为分别；劈是剖分，宁海方言为：pa开，拉丁语pandere是剖开；擘是分裂，判是剖分，癶ba是两足分张，拔是分离，卜是灼裂龟甲，破是使石碎裂，拉丁语pannus是碎布。物体分开后会出现多种结果：
<font COLOR="#、一分为二的结果，包括二（双）、对半两种数字概念，数字pal‘二’音义即源于此。英语pair是两件一起使用的同类东西，英语parent是双亲，片是一分为二之木，配是调合二酒之色，扉pei（上古音）是分列两旁的门扇，騑pei（上古音）是车辕两旁的马，飞pei（上古音）是鸟分张双翅；半是物中分，剖是中分，颁是头发黑白半分。
<font COLOR="#、不同物体的分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皮bia（上古音）是分离出的兽皮，拉丁语pelag是动物的皮，英语pelt是动物的皮，板是剖分后的树片，扁是剖分后平薄的板，牑是床板，英语bed是床，派是水的分支，畔是田的分界，古法语bonde是边界，“北”是两人相向而行的分离（英语bye是两人分开的告别语），回头只能看到对方的反面部位（背部）（英语back是背面、反面，非pei是违背，叛是背离；倍是反面、违反，物反则有双面，是以“倍”又引申出二的倍数概念），战败而逃时皆背朝敌人，所以称“败北”；古人建房皆正面朝南，反面称背面，由背面又引申出方位词：北。为区分背脊之北与北方之北，是以另造字为“背”。
对父亲的称呼一般音近ba、da：非洲罗族语baba，非洲蒂夫语ter，非洲也有称父亲为ada的，汉语ba（父，上古音为ba）、baba（爸爸），da（大da，da昵称时则成尖舌音dia、dian爹）、ada（阿大，阿爹），象山人称父亲为：ada（阿大），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方言》：“父曰爹，又曰别，又曰大。”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第十五章：“去年年底，我大因还不起阎王债，眼看日子没过头，上吊死了。”日钱江晚报第15版郑维辅专访：“郑树一见，高兴地凑到他的耳边叫：‘大大（爸爸），有人来看你喽。’”。梵语attas，希腊语pater、tata、atta，拉丁语tata、atta，希伯来语aba，法语pere、papa，英语pa（口语），泰米尔语appa，格陵兰语ataataq，尤蒂—阿茨蒂克语ta，达科他印第安语ate，尤卡坦印第安语tat。
日《宁波晚报》第23版《人类语言起源新观点：最早会说的词是“爸爸”》：“法国语言学和史前人类学研究联合会的科学家日前对‘爸爸’一词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人类14个主要语系中基本上都存在这个词。而在大多数语系中，‘爸爸’一词的意思都是父亲或者是父亲一方的男性亲属。负责此项研究的科学家说，‘爸爸’在各种语言中的统一性只能有一个解释：是从人类早期延续至今的。”
对母亲的称呼一般音近ma、m：非洲罗族语mama，汉语mama（妈妈）、mu（母）、ama（阿妈）、am（阿母）。希伯来语ima、em，法语meere、mama，英语mum、mama，泰米尔语ammaa，希腊语meter。
经过欧洲学者近百年的努力，最终于19世纪末彻底证明了印度梵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挪威语、丹麦语、荷兰语、拉丁语、德语、俄语等语言是同出一源，皆属于印欧语系。今天当我们面对世界更广范围的不同语系间某些重要词语惊人的相似性时，也该慎重考虑“世界语言一源论”的可能性问题，不能再用“偶然”“纯属巧合”来轻易打发如此重大的人类事件，也许这种“可能性”的到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遥远。
附录：
射天狼兄云：“对异议称之为诡辩，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所言极是，本人接受批评。不过射天狼兄的驳论过程还依然存在较多问题：
１、射天狼兄云：“Ruhlen在找出12个远古语族中的共同词根pal‘二’时，并不知pal‘二’是一个象声词”并不知，是不是就能否定是个象声词呢？
象声词其实也分好几种、好几个层次，确切地说：pal是象声词，但拥有‘二’词义的pal却不是象声词，所以说“pal‘二’并不是作为一个象声词在进行对比”。有些源头为象声的词可以用来同源比较，有些则不能。举例来说：Ａ、假如各语系都称狗：ao，我们显然不能据此认定同源，因为我们极易模仿狗的叫声来对之命名；Ｂ、假如各语系都称数词‘二’为：pal，我们就要慎重考虑同源的可能，因为自然界中抽象数词的声音是不存在的，即使‘二’的源头是象声词，从象声词pal到数词‘二’还有一段很漫长的文明进化距离，这是很难巧合的。
2、射天狼兄云：““12个远古语族中的共同词根”，不知道这“共同词根”是怎么认定的。如果没有足够无可置疑的证据，就先入为主的认为是“共同词根”，那随后的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值得怀疑。”
& 远古之音释：本文有语“Ruhlen在这12个语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通过比较这些语族各自存留下来的同源词，发现至少有几十个词根广泛存在于这些不同语族中”，“共同词根”是通过比较各语族存留下来的同源词认定的，至于具体比较、认定的详细过程须看Ruhlen的专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Jean
Aitchison《言语的萌发：语言起源与进化》Ｐ39：“如果我们相信人类语言的起源在现存语言中仍能找到蛛丝马迹，除了Ruhlen的路子，目前似乎没有更科学、更严谨的语言学方法。”
3、射天狼兄云：“不同语种是否同源，这可以从语言的性质与最近的DNA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侧面的侧证：语言是一种信息交流工具，只要有意识有目的的发出的声音（可能不限于声音），应该都可以称之为语言。这样来说，语言在地球上的历史比人类更长；曾在某处看到，说是DNA检测中发现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种，有共同的基因，由此猜测人类发源是同一的。如果这方面能得到证实，人类语言是不是同一源，不得而知。”
射天狼兄对“人类语言同源”中的“人类语言”的界定与我上文有很大的差异。“只要有意识有目的的发出的声音（可能不限于声音），应该都可以称之为语言。”从广义上来说这种对语言的定义也是对的，那么动物的警戒声、求偶声也是语言；人类的前身也必有这种本能的语言，那么只要DNA检测鉴定人类发源同一，人类语言自然同源。从字面上看，射天狼兄的推理思路应该是如上所述。但我所指的“人类语言同源”中的语言至少已不是本能式了，而是指类同于现今音义固定结合的词汇，这一点应该是明显的。所以现在就出现了此语言非彼语言的局面，射天狼兄也因此可以从DNA鉴定的“人类起源同一”加语言性质的定义，直接从逻辑上推出“人类语言同源”的结论，而世界各国语言学家则必须通过从各语族的同源词中，寻找出共同词根才能证明“人类语言同源”的命题，但两者的论题却根本是两回事。
4、射天狼兄云：“以‘二’的系列古汉语同源词与之进行系列对比，就能降低了偶然性的概率？那三呢？四呢？由A及B得到C的推论成立，必须要有足够的ABC来论征，只要有一个AB或C不能满足条件，那么由A及B得到C的推论就不会成立。不同语种间有同物同名，就认定语言同一，而同一语种的同物异名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以‘二’的系列古汉语同源词与之进行系列对比，降低了偶然性的概率。”此句吾本义为：降低了pal‘二’偶然巧合的概率，射天狼兄可能有误解。人类始祖未分散世界各地前已有原始根词Ａ、Ｄ、Ｅ、Ｆ、G等，分散世界各地1000年后，有的产出新词B，有的产出新词C。那么我们只要在各语族中找到A、D、E、F，就能证明人类语言同源，即使我们不能解释B、C甚至G的来龙去脉。所以射天狼兄所举的数词三与四，它们的意义相当于B、C或G，而且到如今并不是所有的语词都能找到它的根源，所以射天狼兄的“只要有一个AB或C不能满足条件，那么由A及B得到C的推论就不会成立。”的论断是错误的。
5、射天狼兄云：“不同语种间有同物同名，就认定语言同一，而同一语种的同物异名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对异议称之为诡辩，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不同语种间同物同名现象，在没有语言借用或同源的情况下是很难发生的，但一些简单、低层次的象声词却会，如：bull-bull与鹎之类，所以我们需要对之进行仔细的鉴别，而同源词系列对比可降低这种偶然性的概率，这是在语言学中已被证明卓有成效的方法之一。同一语种的同物异名现象是自然而且是必然要产生的（理由上次已述），跟不同语种的同源工作没有关系，所以在此有关同源讨论中，我根本没必要为之论证。
近来论坛上讨论中国人（主要是指汉族）起源的帖子很多，其中一些观点我不敢苟同，现在就整理一下我对汉族起源的一点认识，并贴一些论文作为佐证。
首先，研究民族起源问题，主要的手段是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关于考古学，中国境内存在大量的古人类遗址和文化遗迹，甚至有1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发现，这给了人类的各地起源论提供了证据。但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被最终认为不是欧洲人的祖先后，学界对这种各地分别起源的理论提出了质疑，而非洲起源论被愈来愈多的证据所支持，现在已经成为为大多数学者公认的理论，我就从此出发开始讨论汉族的起源问题。
一、从非洲起源到迁徙到东亚&&&
人类起源自非洲，这已经获得大量遗传学证据的证实，从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证据表明，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十到二十万年前，从父系传递的y染色体的证据表明，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3年以前（见附件1，Nature
26，358-361）。这里解释一下，这种遗传证据的原理是找基因中的特征段的突变，发现所有其他洲现代人样本都有一种突变的特征段，而这种突变特征段的最原始样本在非洲，同时并非所有非洲人都有这个特征段，于是可以推论其他洲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人的一支。可以看到，至少在9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还在非洲。按照一般的说法，现代人离开非洲开始大迁徙应该在60000年前左右。
非洲人离开非洲后，在中亚一代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段停留在语言学上表现为印欧、闪含、汉藏、南岛、阿尔泰以及印第安人的Dene语系都存在共性，有人据此提出来了欧亚超语系假说（诺斯特拉超语系），这一学说还不成熟，我们不做详述。然后，又一支人开始东迁，到印度后向南进入中南半岛，而后分为两支，一支向南部群岛迁徙，形成南岛语系诸族，另一只向北进入中国南方。他们就是我们关心的和我们祖先有关的人。
二、在中国境内的迁徙和分化&&&
进入中国南方后，这只人没有停下脚步，留在中国南方的形成了苗瑶和壮侗语诸族，也就是所谓的“百越”，迁徙到阿尔泰山的形成了阿尔泰语系诸族，向东到堪察加半岛最终到达美洲的形成了Dene语系诸族，我们关心的是留在青藏高原，具体来说是在青海一带的那批人（这点我也同意diguolianmeng，因为青海确实是黄河上游，也属于黄河流域），它们就是原始的汉藏人，遗传学证据（见附件2，Human
107（6），582-590）。这一时期在语言学上的证据表现在苗瑶、壮侗语支即接近汉藏又接近南岛，而汉藏、阿尔泰（包括高加索语及叶尼塞语等）、Dene语系可以组成所谓的Dene-汉-高加索语系假说，其中有丰富联系。（也有直接把苗瑶壮侗并入汉藏语系的学说，不是本文重点，略）
按照以前的看法，这批在青海一带活动的原始汉藏人后来直接分裂成了华夏人和羌人，一支向东迁徙，一支向西迁徙。但这与考古学以及文献中发现的华夏人从四川，出三峡进入中原不符。因此在做了更细致的遗传学分析后（见附件3，Science
44（3），225-232），发现这支原始汉藏人首先集体迁徙到了西藏和康地，在那里形成了成熟的古汉藏语，这批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羌人，然后再6000年前或稍早一些，分裂出了华夏人，进入中原，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华夏族，即炎黄集团。
三、传说时代和语言民族混成&&&
进入中原的华夏族，即炎黄集团，应该与仰韶文化有关。此时，阿尔泰人的东支诸族已经盘踞在东部，也就是东夷集团，苗瑶集团在中原也有所活动，经过多次战争，炎黄集团终于战胜了其他诸族，成为天下共主，从此中原的华夏、东夷、苗瑶成为一体，开始了漫长的民族与语言的融合，其间商朝的建立者很有可能来自东夷集团（从商族起源卵生神话、商人辫发以及商人文化差异可以看出），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此时中国范围内的东夷大都已经承认了大一统的观点，很快他们都将融和在一起。最终，经过三代的融合，到秦统一时，长江以北的融合已经完成，到汉朝时，上古汉族正式形成，无论祖先是华夏人、东夷人、苗瑶人，都认同自己是汉族。五胡十六国的融合形成中古汉族，宋元明清融合终于形成了现代汉族，同时在发展南部的过程中，百越的大多数部落也融入了汉族。正因为这样，汉语在语言学中有着独特的先分化后同化的特点，汉语中有着阿尔泰成份、有着苗瑶成份，甚至有着印欧成分，已经不完全是一门传统意义上典型的汉藏语了，这也是语言学上的奇观。
四、最后谈谈中国境内古人类的命运&&&
中国境内确实有着大量古人类遗址，但是从欧洲尼安德特人的例子可以发现，在与现代人接触的1000年建，尼安德特人就彻底灭绝了。1000年，就是几十代，这正符合生物学上2种生物争夺同一生态位，明显优势物种将在几十代内淘汰劣势物种的规律。因此，可以想见，中国境内源生的古人类在遭遇来自非洲的人类挑战时灭绝了。当然，正如尼安德特人的例子，少量的融合是存在的，但作为一个物种，他们灭绝了。这里有一个12000人样本的证据（见附件4，Science
292，）。&&&
五、关于附件的论文&&&
论文都是发表在权威期刊上，英文的，发在这里并不是要大家都去读，只是证明我有充分的证据：
1）这是著名的非洲起源说的最大证据，对全球大量样本的进行分析，全部发现来自非洲的特征段，并确定了共同祖先的大致时间，发表于生命科学的最权威期刊Nature的遗传学分刊上，下载自Nature杂志网站。
2）这是通过对汉藏语系人的Y染色体分析，证明汉藏同源，确定其迁徙路径的论文，发表于Human
Genetic期刊上，下载自Springer出版集团网站。
3）这是对汉藏语系人的Y染色体进行分析，证明汉藏同源，并将迁徙路径细化到了先进入西藏在分化，发表于中国科学C辑，下载自中国期刊网。
4）这是至今对东亚人非洲起源说最权威的证据，12000个样本的Y染色体分析，全部带来自非洲的特征段，发表于Science杂志正刊，其权威性可见一斑，下载自Science杂志网站。
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和专著，由于语言学比较冷门，其论文发表的杂志也比较生僻，不过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提供作者、论文名以及期刊期数和页码。
本文讨论20世纪世界范围历史语言学的主要事件以及相关理论与方法的新进展:印欧语系在赫梯语等新发现古文献材料冲击下分类观念有所变化;对世界语言的系属分类探索逐步展开,主要叙述诺斯特拉语系和欧亚语系的形成和研究情况以及汉藏语系与南岛语、南亚语构成的华澳大语系分类状况;与系属分类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中重要的创新有语言变异理论、词汇扩散理论以及远程比较方法,另外,声调发生学、混合语理论、语言年代学、语言接触和联盟理论以及语言地理类型学等也是本世纪历史语言学的新发展和主要的成就。
&&&&作者江荻,1954年生,语言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引言：19世纪下半叶,经过新语法学派的努力,历史语言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与上一个世纪相比,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不再有居于语言研究核心地位的荣耀。但是,它却肩负了把印欧语模式遍及世界数千种语言的重任。在20世纪里,基本定型的印欧语系及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取向如何呢?世界其他语系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呢?10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回顾这一段历史了。
一.古文献材料对印欧语格局的影响
众所周知,印欧语系的概念是在古老的梵语启示下诞生的。20世纪初，古老的语言又一次影响了印欧语系的格局。1887年，人们在埃及发现了一窖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文献，记载了埃及王与中东君主之间的通信。其中两封信是用一种不知名的语言写成的。1902年，挪威学者克努特松(JrgenKnudtzon)发表了这两封信及其译文和评注。他认为这两封信是用印欧语写的，可能是圣经中提到的赫梯人的语言。信是写给小亚细亚东南某地阿尔查瓦(Arzawa)国王的。这种看法当时受到怀疑，认为证据不充分。1893年，一位法国探险家在今土耳其中部发现14块泥板。1898年,泥板上的内容在巴黎发表。英国学者塞斯(A.H.Sayce)指出，这些泥板语言与阿尔查瓦信上的语言一样。塞斯的观察促使一位德国亚述学家温克勒(HugoWinckler)博士前往该地考察。1905年至1907年，温克勒和其他学者在安卡拉以东150公里处的土耳其村庄波加兹科伊陆续发掘出了约25000块泥板，后来证明这儿是古赫梯王国的首都哈图萨斯(Hattusas)，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50-前1200年。“公元前几千年,在小亚细亚曾居住过一个非印欧民族——原始哈茨人。后来，印欧人开始大量涌至此处,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一个阿那托利亚(Anatolian)集团。公元前2000年初，一个人数众多的赫梯人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征服了原始哈茨人。大约在公元前1640年左右，赫梯国成立，它的强大足以与埃及、巴比伦、亚述等相匹敌。”后来，赫梯国的势力一度扩展到叙利亚，但被埃及法老军团遏止住。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赫梯王国崩溃，赫梯人融合于当地的民族之中。赫梯文的认读进展很快。1915年，捷克学者赫罗兹尼(FriedrichHrozn)提出赫梯语与印欧语同源，两年后他发表了赫梯语语法。
&&&尽管赫梯语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印欧语,缺少复杂的屈折形式，而且它的词汇中包含大量非印欧词语，但20年代起，随着更多同类古文字文献的发现，赫梯语的印欧语性质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人们建立了一个赫梯人使用的阿那托利亚语集团，包括一些比赫梯语或早或晚的其他语言。如帕莱语(Palaic)比赫梯语更古老。还有一个称为鲁维(Luwian)的语群，包括3种相近的语言。一种是波加兹科伊出土的200多片楔形鲁维语泥板，这种语言在赫梯地区南部使用。另一种象形文字鲁维语(以前称为象形赫梯语)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1500年一直使用，特别是1200年后在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城邦使用，它的文献一般是刻在石头和贝壳上。属于阿那托利亚语集团的还有利奇亚语(Lycian)、吕底亚语(Lydian)、克利亚语(Crian)。赫梯语的发现带来的问题是，它的面貌极朴实，它的动词代表着比梵语和希腊语更古老的系统，因此，它被认为比其他语言更早就已从母语分化出来。
1926年，美国语言学家司徒德万特(EdgarSturtevant)提出赫梯语的古老性质和它与印欧语其他支系的疏远性，是由于赫梯语是印欧语的姊妹语，而不是后代语。这就是印度-赫梯语假说。印度-赫梯语假说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人们一直关注原始印欧语时期的方言及方言分化的途径和时间问题。然而，迄今只有部分语言学家接受印度-赫梯语假说。如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说，“看看原始印欧语,一定也跟其他一些语言有亲属关系；不过那些语言不是灭亡了就是变得很厉害，看不出什么亲属关系了。其中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赫梯语。这种亲属关系虽然疏远，却使我们能够推想原始印欧语史前的某些情况，并假定原始印度-赫梯母语的某些特征。”更多的语言学家对此则不以为然，坚持把赫梯语列在印欧语之内。表1是C.F.沃格林和F.M.沃格林(C.F.Voegelin&F.M.Voegelin)制定的印欧语系分类，代表了更多历史语言学家的观点。表2是霍凯特的印度-赫梯语分类。无论是否赞成印度-赫梯语假说，赫梯语以及其他阿那托利亚语和吐火罗语的发现对印欧语的深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莱曼(WinfredP.Lehmann)在他的《印欧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喉音理论、清送气塞音消失、元音交替的分类、形态、音系、句法、词汇、类型等,几乎是全方位的。充分说明新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
二.世界语言系属的全面探索
2.1 世界语言的系属分类
由于诸多的原因，人们往往从谱系分类的角度来研究不同的语言，追溯语言间的历史联系。究其根本，这与早期学者信奉《圣经》的语言单源说有关，更与达尔文物种进化论影响有关。当然，当代的语言学家开展语言谱系研究，主要是秉承了历史语言学的传统，以及基于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兴趣。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是将世界不同区域内相邻的语系或语族关联起来，构建具有疏远历史联系的语言集团。如萨丕尔(EdwardSapir)、谢非(RobertShafer)、斯瓦迪希(MorrisSwadesh)提出那-德讷语与汉藏语的关系；米勒(RoyMiller)、斯塔罗思廷(SergeiStarostin)提出日语和阿尔泰语的关系；蒲立本(EdwinG.Pulleyblank)提出汉语和印欧语的关系；摩地尼(Modini)提出印欧语、亚非语和汉藏语的关系；斯塔罗思廷提出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赛语的关系；尼可拉伊夫(Nikolaev)提出那-德讷语、汉藏语及北高加索语的关系；本尼迪克特(PaulK.Benedict)提出日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施密特(WilhelmSchmidt)提出南亚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沙加尔(LaurentSagart)提出汉语和南岛语的关系,；邢公畹、郑张尚芳提出汉藏、南岛、南亚的关系。
由于学者们的背景不同，视角不同，语言谱系分类中充满了论战和纷争。这里介绍美国学者格林伯格(表3)和鲁棱的世界语言谱系分类(表4)。在高层和大规模语言谱系分类方面作出贡献的还有鲁棱(M.Rulen)。1994年,鲁棱根据新的研究进展,将世界语言分为12大语系。其中接受格林伯格的观点设立欧亚语系(见下节)，同时，将中国北部、西部、俄罗斯东北部，以及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等语言，归入新建的德讷-高加索大语系。至于中国南方的壮侗语和苗瑶语，则归入南方语系或南岛语系。格林伯格和鲁棱关于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仍然是粗框架的，至少当代许多对区域语言进行研究的历史语言学家，并不同意他们的分类。我们将这些分类摆出来，是因为世界语言谱系分类的系属数越来越少是有其深刻的学术思想根源的，这些根源(语言远缘关系和单一起源)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发源的探索都有密切关系。
2.2 诺斯特拉语系和欧亚语系的形成
以上格林伯格和鲁棱提出的分类中,普遍引起反响的有欧亚语系,包括汉藏在内的德讷-高加索语系以及包括苗瑶、壮侗语在内的南方语系(格林伯格的澳泰/汉藏/南亚三个语系)。欧亚语系的前身有一部分是诺斯特拉语系。它是1903年由丹麦语言学家裴德森(HolgerPerdersen)提出的,包括印欧语、乌拉尔语、阿尔泰语、亚非语和卡特维利语。其名称诺斯特拉(Nostratic)来源于拉丁语词nostras(我们的家乡人)。不过,裴德森并没有就他的观点展开具体工作。直到60年代,两位俄罗斯学者V.M.IllichSvitych和A.Dolgopolsky重提裴德森设想,并开展了艰辛的论证工作。如V.M.IllichSvitych添加了又一个成员达罗毗荼语,构拟了约700个诺斯特拉原始词形,完成了原始音系和部分语法范畴。不幸的是,1966年他突然因车祸去世,其成果由他的学生和同事整理发表出来。A.Dolgopolsky和其他学者继续这项研究,现在,诺斯特拉语已经成为各超大语系中研究最详尽的语系了。90年代后诺斯特拉语系研究成果的英语译文渐渐增多,对V.M.IllichSvitych著作的评论也出现了。有赞成的,也有批评的。应该提到的一项有趣批评是数理语言学家唐·林格(DonRinge)提出的,他认为该语系6个语族假定的同源词在统计分布上与偶然分布难以区分,因此V.M.IllichSvitych假定的同源词很可能只不过是偶然的相似,而印欧语系的同源词却能表明与偶然分布的差别。现在,大多数语言学家对诺斯特拉假说持观望态度。因为这种假说涉及的时间深度大约在10000年以上。在研究诺斯特拉假说过程中,还有一些意见是还要再加上其他一些语系(这似乎快接近人类单一语系了)。近年来,格林伯格吸收包括诺斯特拉假说在内的各种意见,提出一个欧亚语系概念。并且用了64个同源语法形式和超过500个同源词来加以论证。表5是格林伯格的分类与诺斯特拉假说的比较。
2.3 汉藏语系和华澳大语系的论争
汉藏语系的确定20世纪以来也是一波三折。1937年,汉藏语大师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将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汉台语又包括汉语、台语和苗瑶语三族。1973年李方桂在美国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又发表了该文的修订稿。修订稿坚持了原来汉藏语的分类,只是调整为四个语族并列,即汉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李方桂对汉藏语分类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在中国,该分类早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其基本论点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主流观点。然而,不同意见还是有的。闻宥在《台语和汉语》一文中通过比较基本词汇而认定台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而1972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发表《汉藏语概论》,并提出澳泰假说的新分类,完全改变了李方桂的分类体系。本尼迪克特这个观点涉及传统汉藏语系概念之外的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20世纪初,奥地利学者施密特把从喜马拉雅山到圣诞节岛,从马达加斯加到夏威夷的整个东亚、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并成一个大语言区域,把南亚语和南岛语合称南方语系。施密特这种大区域远程构拟思想深深影响了本尼迪克特的学术研究。本尼迪克特最重要的论文《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一个新发现的东南亚语言联盟》1942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刊出,这篇文章是本氏"澳泰假说"的奠基石。本氏主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壮侗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他认为无论汉语还是壮侗语,它们所共有的根词都不过是早期的借词,反之,壮侗语与印度尼西亚语却有着真正的同源词对应关系。至于原来界说汉藏语系的标准,如单音节性,声调和语序等,则都可以证明是语言接触影响造成的,或者更多的是类型关系而不是发生学关系。不是每位汉藏语言学家都同意本氏的分类观点,但本氏分类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下面列出本氏澳泰语和汉藏语以及南亚语系的分类。
1.汉藏语系:(1)藏-卡伦:A.原始卡伦语,B.藏缅语,(2)汉语族
2.南亚语系:(1)门达语,(2)孟高棉语3.澳泰语系:(1)苗-瑶语,(2)澳-卡岱:A.卡岱,B.澳(南岛)-日语按照本尼迪克特等学者的观点,现在的汉藏语系在高层次上只剩下汉语和藏缅语族。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90年,法国学者沙加尔提出"汉语南岛语同源论",其中心论点是:南岛语和汉语之间有众多的同源词,而且对应关系规整。于是,汉语、藏缅语和南岛语分类交叉重叠,情况比本尼迪克特的分类复杂多了。而中国学者邢公畹和郑张尚芳等则更进一步,在坚持侗台和苗瑶语与汉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了沙氏的意见,遂提出建立包括汉藏语、南岛语、南亚语的超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郑张氏说,"汉藏语、南亚语、南岛语都有共同起源,应属于一个大的华澳语系。既然这样,侗台、苗瑶语跟汉语的关系又特别密切,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划出汉藏语系,另建澳泰语系"。对于沙加尔和邢公畹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如游汝杰质疑说,"华澳语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各种语言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调和各家的矛盾,但是当深入到下位分类问题时,矛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仍然要解决各种语言的亲疏关系和低一层次的系属关系问题。例如华澳语系包括汉藏语族、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那么人们仍然要问传统的壮侗语族和南岛语族的系属关系如何?"另外,美国学者马提索夫(J.A.Matisoff)从语音系统和同源词方面,蒲立本从形态方面,台湾学者李壬癸从历史比较法方面,南岛语专家布鲁斯特(RobertBlust)从南岛语角度以及考古、历史、体质人类学等方面,俄罗斯学者斯达罗斯廷从泛语系方面,都对沙加尔的分类提出了批评。除了以上观点,那-德讷语与汉藏语的关系,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关系,印欧语、亚非语和汉藏语的关系,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赛语的关系等尚未成为主流意见,我们不再讨论。
三.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20世纪历史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不乏闪光点,例如声调起源和发展假说。这项研究主要集中在声调现象最复杂的汉藏语言和东南亚区域语言,以及欧洲的瑞典语和挪威语。自美国学者马提索夫提出"声调发生学"以后,这方面的探索持续深入,从声母清浊、送气与否到元音松紧、长短、韵尾有无和类型等方面论述与声调的关系。最近还有透过音段层面而进入更深层次的探讨,即认为人类嗓音发声特征的变迁是声调起源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因素。
还有混合语的研究,也别具一格。它给历史语言学带来的是观念上的冲击。本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新语言的产生基本都是语言的地域方言分化逐渐形成。但事实上却存在一种通过洋泾浜语(Pidgin)而实现的新语言,称作混合语(Creole,又译克里奥语)。混合语研究的先驱美国学者哈尔(RobertA.Hall)等人对世界各地混合语进行了全面了解,如夏威夷、新几内亚、苏里南的混合语等。学者们对混合语的形成过程、类型、结构和词汇特征以及社会功能都进行了详尽研究。哈尔认为,混合语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成为母语或一种民族语,因此它不应该受到歧视。混合语的研究成果或许会置传统历史语言学于窘迫境地,也或许会发人深省。近几世纪来发现的克里奥化现象难道在久远的历史上不曾发生吗?是否有些现代语言或许就是历史上混合语的后代语言呢?混合语一旦形成、完善,它与别的自然语言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同样会经历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日语就可能是古代混合语的子嗣语,来源于亚洲大陆西部和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南部的拓居者。
再就是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在世界民族错杂交融地区得到普遍研究。中国学者陈保亚关于汉语和傣语形成汉傣语联盟的论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此相关的还应该提到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⑧其核心论点似乎比语言的地理分布造成语言接触、融合还更深远,因此,颇富启迪意义。另外,语言年代学也有一定影响,由美国学者斯瓦迪希提出来,他把时间因素加入词汇统计学,使两个相关语言历史分化的年代能够通过同源词百分比进行计算。⑨另外值得提到的是语言分类问题。19世纪时,人们已认识到各种不同的分类:谱系分类,地域分类和类型分类。但是,由于"谱系的、历史的分类法是当时的语言科学的最终目标"瑏瑠,因此其他分类都纳入了历史演化范畴,导致出现采用结构类型分类替代语言系属分类的问题。区分谱系分类和结构类型分类是20世纪后半叶语言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认识。但是,以上这些创造性观点和学说,仍然只构成20世纪历史语言学的一个侧面,产生了一些局部影响。而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影响并广泛应用的创新,主要有语言变异理论,词汇扩散理论,以及与世界语言系属分类密切联系的远程比较方法和语言远缘关系思想。
3.1 远程比较法
世界语言谱系的全面分类,一方面是探索人类历史文化的兴趣所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密不可分。这方面最典范的人物要算美国当代语言学家格林伯格。格氏60年代以语言类型和共性研究而名声大噪。正是这项研究使他大量接触世界各类语言。50年代格氏研究澳大利亚语言,取得语言分类上的成果。60年代他转向非洲语言,将大约1500种语言划分为4个语系,并逐步为学界所接受。再往后,他又着手处理新几内亚及周边地区的语言,并将远至3000公里外的安达曼岛(印度)语言添加进来,给这些非南岛语系的语言命名为印度-太平洋语系(IndoPacific)。70年代后,格氏的目光投向美洲语言。在此之前,几代美国学者已初步为美洲的语言确定了至少大约140个不同的语系。经过多年研究后,格氏198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美洲的语言》。他将整个美洲土著语言全部归一,称为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格氏这项研究不啻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论战,焦点是格氏的研究方法。美国语言学会会刊的《语言》编委会特约了一位对格氏观点没有偏见,而又精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藏缅语言学家J.马提索夫撰文来评论格氏的分类方法及美洲语言分类问题。格林伯格的研究方法,马提索夫称之为"宏观比较法"(megalocomparison),格氏自己称为"多边比较法"(multilateralcomparison),中国学者采用"远程比较"(longrangecomparison)的说法。无论怎么称说,支配这种方法的哲学观点都是世界语言的共同起源论。"单源论者之所以认为语言有共同的起源,是因为语言有相似之处"。显然,相似性是格氏工作的基石。格氏调查非洲语言时,面对上千种没有历史文字文献的语言,他惟一的办法是对比基本词汇项和语法形式,一旦发现哪些语言相似和相近,就给它们分类或分语群。所谓亲疏关系,实际是结构和形式上的相似程度关系。这与历史比较法对语言系属的理解是不同的。鲁棱是单源说的坚定支持者,他为了协调格氏的远程比较法与传统的历史比较方法,提出一种阐释。他认为,比较法由两个阶段构成,一是分类,二是标准的传统历史比较法,涉及语言内部问题,如语音对应和构拟。以前,这两个阶段并未区分,或者说第一阶段总是被忽略,因为印欧语系从一开端就基本解决了第一阶段的问题。琼斯(WilliamJones)爵士1786年确定的印欧语系5个支系,使人们不再过问第一阶段的分类问题,包括现在的语言学教科书开篇伊始就是印欧语系。然而,面对尚未分类的成百上千种语言,必然先得设法划分语群,即分类。这实际是当年琼斯确定印欧语系时所做的工作。所以,传统方法是用来研究语系内部问题的,而远程比较法则是用来给语言初步分类并假定语系的。
20世纪以来,世界语言的调查材料不断增多,为语言谱系的全面建立奠定基础。但由于人们在哲学观念、理论方法上的差异,全球语系的建立还只是一个开端,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3.2 语言变异理论
美国学者拉波夫(WilliamLabov)提出的语言变异理论(variblerules)虽然从属于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但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看,却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拉波夫的研究通过揭示当今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异,提出"在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的观点,同时针对历史语言学方法还提出"用现在解释过去"的口号。拉波夫关于语言历史研究的内容集中在变化的机制、变化的限制、变化孕育产生的方式等有关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存在于历史语言学中的许多矛盾,例如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的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的争论。拉波夫语言变异理论对历史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言语变项的数量研究能揭示语言历史变化的渐进过程。所以,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说,"变异理论认为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给变化中的词汇写成一种新的语音规律。以前,人们总是认为一条语言规律总是绝对的,要么变了,要么没有变,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现象。……词汇在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只有百分之五,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也许就有百分之十五,以后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所以他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述语音规则:语言的演变不止是A在C条件下变成B,而是在概率为X的条件下A变成B,概率为Y的条件下A变成D,概率为Z的条件下A变成E。这样子,语言的发展就不是从一个范畴突然变成另一个范畴。为了保持交际的连续性,这种突然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变得太快,人们就无法互相理解了"。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有三种时间尺度,宏观语言史包括几千年、上万年的语言发展,中观语言史包括几百年到几千年有文字文献以来的历史,而微观语言史研究几代人之间的语言变异现象。特别是现代语言听得见,能感觉,而且易于发掘变化产生的原因,如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等等。这就为历史语言学家提供了例外变化的非语言解释的依据。
语言变异理论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彻底否定了语言系统同质说的观念。认为语言系统包括众多复杂的异质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时刻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如使用民族共同语的人的语言系统中必然包括他的地方方言因素。语言的历史变化中往往会包含一些非语言的社会因素,它们一起产生共变关系来影响语言的发展。"我们必须学会这样来观察语言:无论共时还是历时,语言都是有序异质的客体"。以权威方言为例,通常情况下,权威方言也是一个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经常以它为基础形成各方言地区之间相互交际的共同标准方言。因此,虽然方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但同时一定蕴含了非语言因素影响的变异。如新湘方言长沙话中,"滴、劈"等字原韵母读ia,约70-80年前开始出现ia和i文白两读,而现在基本是文读取代了白读。这反映了长沙话音系向北方话靠拢的趋势。
3.3 词汇扩散理论
词汇扩散理论是华裔美籍语言学家王士元在《竞争的变化是造成剩余的原因》中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语音变化是突然的,而在词汇上的扩散则是渐变的。1979年12月,拉波夫就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时所作的演讲专门介绍和评论了词汇扩散理论,演讲稿《解决新语法学派的论争》后来刊登在《语言》杂志上,引起世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使该理论从汉语史研究"扩散"到世界各语言的研究。藏语sr音类的扩散现象,能够较好地反映词汇扩散理论基本的和重要的论点。现简略加以说明。古代藏语sr声母字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有两种读音三类情况,如srog&so52"生命";sram&tam55"水獭";srab&sεp55/tεp55"马勒"。再如历代吐蕃王名讳中的srong(意思为"正直"),这个字的汉藏史籍对音材料也明显反映扩散过程。8世纪的《通典》用"苏农"对sr("弃苏农赞"),10世纪的《旧唐书》(945年)用"苏笼"对sr("乞黎苏笼腊赞")以及"宗弄"对sr("弃宗弄赞"),11世纪至14世纪的《新唐书》(1044年)、《通鉴》以及更晚些的《册府元龟》(1200年)则用"苏笼/宗/宋/厮"等音译字来对sr(弃苏农,弃宗弄赞,器宋弄赞,器努悉弄,乞黎苏笼腊赞)。也就是sr已演化出t和s的形式。15世纪后至今基本只用"松"来对sr(ong)了。从藏语语音史角度看,以上对音反映sr音类是在词汇中逐步扩散发展的。因此,音变很不平衡,有快有慢。变化早的词已读[t],晚点儿的既读sr又读[t],再慢的就没有发生朝[t]声母的变化。到了11世纪后,这个变化进程尚未完成,而藏语史上又出现一种很强的音变趋势,即后置辅音r脱落,使得sr声母朝[t]声母(拉萨)的变化中断下来。中断的变化造成了后世sr声母字出现两读的情形,或者说产生sr音类历史音变的不规则形式。不过,这项中断变化产生的剩余现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词汇扩散理论之所以可以看做20世纪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上的一个突破是因为:新语法学派曾以"语音规律无例外"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并且坚定地认为语音变化的实现方式是渐变的和连续的。而从逻辑上推论下去,则语音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造成一切有关词同时变化,即词汇上的变化是突然的。新语法学派的音变规律奠定了历史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但忽略了历史的过程分析。过程分析本就应该是语言历史研究的精髓。词汇扩散理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强化了过程研究,揭示过程的动态演化状态。词汇扩散理论三阶段(未变词阶段,变异词阶段,已变词阶段)公式是最典型的过程分析方法.近十年来,词汇扩散理论已在世界数十种语言中运用,并且在深度上又有新的进展,如开展了双向扩散、扩散速率、地域分布扩散以及句法演变扩散等方面的研究。所以王士元教授认为词汇扩散"能对普通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把它的基础由目前对印欧系语言的偏向转到以整个人类的语言为中心的根基之上"。
新世纪的展望在本篇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附带讨论一下在语言学之外而又与语言谱系分类的研究有密切联系的,也就是人种上的分类分布与语言谱系分类分布的平行现象。1986年,人类学家特讷(ChristyTurner)和生物学家泽古拉(StephenZegura)与语言学家格林伯格共同发表了一项研究,论述了人类种群的语言学分类与基于牙齿证据的考古学分类以及基于传统遗传标记如血型的生物学分类三方面具有的普遍一致性。1987年,伊克斯科菲尔(LaurentExcoffier)及其同事在下撒哈拉非洲的人类遗传学研究中发现:"遗传差异明显平行对应着主要语系的群集……,一个相当清楚的区别可能在班图和西非之间。……关于东非,遗传学数据相当清晰地支持由语言学研究定义的主要民族群体"。另外,皮亚扎(AlbertoPiazza)等学者对撒丁岛居民也作了人类基因的地理分布和语言特性(词汇项)以及姓氏的比较研究,结果证实在微小的区域层面,语言和基因也有相似的地理分布。甚至有人在欧洲也发现遗传分布和语言分布的一致性。
近年,在汉藏语或更大范围研究中,也有学者采用遗传学手段配合语言研究来探讨中华民族多元起源问题。如王士元教授等提取了广东博罗县畲族人的内颊化验样本作Y染色体基因分析,以确定畲族人与苗人和瑶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有学者对中国各个少数民族活体测量的各项指标进行了类聚分析,从中看到中国人体质特征可分为北部类型、南部类型和藏彝走廊类型三大类。实际上,这三种类型与中国历史上族群的分布是一致的,即中国南方为壮侗、苗瑶(三苗、九黎)先民居住,中国北方为汉民族主体及现代北方民族先民居住,而中国西部一直是藏缅语族先民居住。同时,从古至今的中国语言也基本呈此分布状态。
还有一项重要研究来自美国学者卡瓦里-斯佛尔扎(LucaCavalliSforza)的研究。由他领导的研究组调查了世界范围内的RH遗传因子与种族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人类基因遗传学差异与语言学差异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并认为藏族种群发生学上与东北亚群体相联系,但语言学上与汉藏语系相联系。而最近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等人的研究也认为基因上藏族和北方群体结合在一起。
总体来看,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不断创新,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到来后,历史语言学仍将充满活力,追寻和探索人类自身的语言科学活动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而在这面大旗下,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理学乃至计算机科学都会在同一目标下汇聚到一起。历史语言学的新世纪是美好的。
摘要：在汉语中，数字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独特的数字文化。汉语中的数字文化，与汉语自身的语音特点有关系，同时，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心理因素等有关。数字文化随着社会生活的而发展变化。&
日常生活中，我们被一个个数字包围着，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手机号码、车牌号码、生日、结婚纪念日等等，这些数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某一个个体的标识。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我们每天都无可避免地要与林林种种的数字打交道。有些数字是我们无法选择的，而有些数字，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定的。人们在挑选可以自主选择的数字时，往往青睐那些“吉利”数字，比如“六、八、九”等，且尽量避开那些“不吉利”的数字，如“四、十三”。数字本来是用来计数的，本无好坏、褒贬、吉凶之分。但随着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却不断地丰富它的内涵，增添它的表达色彩。因此，数字除了计数功能外，又衍生出众多的文化含义，形成了汉语中丰富多彩的数字文化。&
&&&&一、数字文化归类&
&&&&我们把这些数字分成以下几类：&
（一）谐音&
&&&&数字本是计数的工具，因与汉语中某些字发音相同或者相似，而具有了与谐音字相同的意义。例如，人们在选择数字时，往往选择“八、九”等吉利数字，而不选择“四、七”等不吉利的数字，这是由这些数字的谐音造成的。“八”的谐音是“发”&，取“发财”之意；“九”的谐音为“久”，取“长久”之意；而“四”的谐音是“死”，“七”的谐音是“气”，从语音上听起来，是不吉利的。&还有“二百五”这个词，常用来讥称有些傻气、做事莽撞的人。古代的银子，五百是一封，二百五十个是“半封”，“半封”与“半疯”谐音，因此，“二百五”就有了“傻”之义。&
&&&&（二）双数&
&&&&数字一、三、五、七、九为单数，也称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双数，也称阴数。在汉文化里，人们普遍认为双数是吉祥数字。因此，人在选择结婚日期时，倾向于选择双数月份和日子。在某些地区，甚至丧葬、动土、搬家等日期，也选择农历的双数日期，也就是二、四、六、八、十等日子。数字“四”，它既是一个双数，又与“死”“事”发音相近。在选择车牌号码和手机号码事，通常会避开这个数字，但在选择日期时，有时也选择这个数字，这是因为中国人在择日时，为图吉利，一般会查看万年历，选一个黄道吉日，那是中国另一传统文化对数字选择上的一个制约。&
&&&&（三）俗语、成语中的数字&
&&&&例如，“一五一十”是指以五为单位数数儿，用来形容从头到尾无所遗漏地叙说，“不三不四”形容一个人不正派或不像样，“一推六二五”形容置之不理，一推了之。“二一添作五”是指一样东西两人平分，“三下五除二”形容办事干脆利落，&“不管三七二十一”，形容做事考虑不周，“八九不离十”表示差不多。这些汉语俗语和成语中尽管包含着数字，由于俗语和成语有着完整的、凝固的意义，所以，这些数字也就失去了原有表达数的功能。&
（四）虚数和概数&
&&&&数字的应用过程中，使数字的所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用法，看做是数字应用的一种引申，就产生了虚数和概数。它们仍然表达数的概念，只是不指某一确切的数，而是一种模糊的数。汉语中，通常用一、二表示数量小，用千、万表示数量大，这就形成了数字的虚指用法。例如，“一日千里”形容速度快、变化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中“一日”和“三秋”都是虚指，形容朋友或恋人之间的想念。&
&&&&（五）来源于历史故事&
&&&&比如“七十三”“八十四”这两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孔子和孟子，一个是七十三岁去世，另一个是八十四岁去世。因为他们是圣人，也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两位先贤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后来有了这样的说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就是说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是老人的一道坎，到了老年，特别害怕七十三岁这一年和八十四岁这一年，这就形成了这两个数字的特殊含义。&&
&&&&二、汉语数字文化产生机制&
&&&&汉语数字文化丰富多彩，产生的原因很多，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下面几点：&
&&&&（一）汉语语音特点&
&&&&汉语语音的音节，由声母和韵母组成。在汉语中，一共有二十一个声母和三十九个韵母，它们组合成四百一十个音节，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字有三千五百个。这三千五百个常用汉字与四百一十个音节对应，因此，汉语中谐音字就特别多。再加上汉语口语中，单音节词较多这一特点，与零至九这十个数字发音差不多的单音节词也就很多了。我们知道，单音节词具有相对完整的意义，所以，这些数字就有了与其谐音的单音节词相同的意义。从这一方面来讲，这也是汉语数字文化内涵丰富的最重要的原因。比如，“零”与“灵”谐音，“一”在口语中读作“yāo”，与“要”谐音“二”与“爱”谐音，“三”与“伞、散”谐音，“四”与“死”谐音，“五”与“无”谐音，“六”与“禄”谐音，“七”与“气、起”谐音，“八”与“发”谐音，“九”与“久、酒”谐音。&&
&&&&（二）汉民族的心理特点&
&&&&&1、趋吉避祸&&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战争和灾荒，这就形成了渴望和平、健康、快乐、幸福，讨厌战争、灾荒、死亡、疾病这样的民族普遍心理状态。趋吉避祸心理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交际活动，这种心理状态存在于中国人的交际活动的各个层面之中，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交际活动的规范，形成了趋吉避凶的文化现象和修辞现象。人们在选择数字时，也会遵从这一心理，选择吉利数字避开不吉利数字。&
&&&&汉语数字文化是以心理联想为基础，借助于汉语语音方面的特点，那些听起来寓意美好的数字，就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首选，那些不吉利数字，人们则往往避而远之。举例来说，二0一0年十月十日，是一个“三连十”吉日，寓意“十全十美”，被称作“史上最佳结婚日”，诸多国人为讨“彩头”，都忙着在这一天结婚。与此类似，车牌号码或者手机号码尾数，选择“八”的人多之又多，因为“八”在口语中，与“发（财）”谐音，让人很容易产生心理联想。相反，汽车牌照号码，没人愿意要带“四”的，“四”与“死”谐音，现在交通事故又频频发生，没人愿意招惹这样的麻烦。在某些省份或地区，手机号码后四位中如果有数字“四”，手机话费会有很多优惠用以吸引客户。&
&&&&2、对称的和谐之美&
&&&&人们普遍喜欢双数，双数有“对称、和谐”的含义。汉语词汇中，有“好事成双”“四平八稳”“六六大顺、十全十美”等寓意美好的词，可见人们对双数的青睐。在中国人看来，任何事物都是按“一化为二、二化为四、四化为八”这样的梯级结构发展的，所以，双数自然就成了吉利数。然而，在英文化里，除了数字“十三”之外，人们认为奇数才是吉祥数。在俄罗斯，“六六六”是最不吉利的数字，有“恶魔”的意思。
再进一步探讨的话，笔者认为，这也是受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知道，人的身体躯干和五官，正常情况下是对称的，对称才是自然的，产生了“对称才美”。从男、女成对的婚配制度到社会生活中人们追求的好事成双、双喜临门，从建筑结构到室内物件的摆设等等，大多是对称的。&
&&&&三、汉语数字文化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迁，数字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张清常在《汉语的15个数字》一文中也谈到，中国人使用数字，一时有一时的风气，这不是说别的数目不用，只是说这个数字成为一时的爱好。数字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原有数字，有了新的内含&
&&&&比如“三八”这个数字，本来是指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的节日，后来又用来指“三八式”步枪，例如在周立波《暴风骤雨》中“那一声是三八，这一声是连珠”。在港台地区，这一数字是骂人的话，骂一个人，不分男女，“三八”“臭三八”“死三八”都是很难听的词汇。也有人说，“三八”是专门用来骂女性的，意思是“这个女人举止轻浮，做事鲁莽、疯疯癫癫、不够庄重”。随着港台影视剧的传播，这个词在大陆地区也逐渐流行起来，并且又衍生出“八婆”这样的词语，经常用来指多嘴多舌的人。&
&&&&（二）数字的褒贬色彩发生了改变&
&&&&数字“七”。这个数字，在俄罗斯、韩国等，是吉利数字，但中国人不大喜欢这个数字。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七”有了新的寓意。“七”同“起”谐音，取“雄起”“崛起”之意，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十分看好这个数字，车牌号码、手机号码尾数，往往会选择“七”。&
&&&&数字“二”。“二”本来是一个双数，是一个吉利数字，汉语词语有“好事成双”、“双喜临门”等。但另一方面，含有数目“二”的词语，更多的是贬义词，如“二把刀”借指对某项工作一知半解、技术不高的人，“二流子”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二愣子”指粗鲁莽撞的人。“二”这个数字，新近又有了另外的意思，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分不清场合，不分轻重，说话不过大脑，做事不想后果等。&
&&&&上面谈到的数字“三八”和“二”，由于其文化含义的发展变化，也带来了语法上的变化。“三八”由一个数词变成了一个名词，“二”也由一个数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四、小结&
&&&&汉语数字包含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含，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我们对此加以挖掘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对某些数字的偏好可以折射出某个社会时期人们的心理层面，在进行社会交际和商业交易时，选择那些吉祥数字，可以迎合人们趋吉避祸的心理，从而使日常交际和商贸来往顺利进行。比如在选择某些日期或者馈赠物品数目时，尽量选择那些吉祥数字。其次，随着国际间交往的不断扩大，跨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对汉语数字文化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来华留学或从事商贸活动的外国人理解这其中的特殊含义，克服语言交际中的障碍。另外，即便是汉族人，也未必能知晓数字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研究数字中的文化，是很有意义的。&
&&&&数字中的文化不断发展，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应该不断跟进。
中国考古界面临的两大困惑：1. 甲骨文的突然出现，在中国找不到文字的演化过程考古证据。2.
夏的文明无法在中国境内找到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如果中国学术界转变思路，放开眼界，扩大地域，一切都豁然开朗：
1. 商人就是苏美人-&哈拉巴人后裔，甲骨文就是楔形文字的传承
商文明就是中国最早文明。周人是苏美尔人-&古埃及人的传承。而所谓的夏文明是周人对其祖先的记忆传说。夏王朝很有可能就是古埃及的新王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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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文明（前5000-前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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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文明&&&&
古埃及文明（苏美人后裔）&&&&
&古印度哈拉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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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100-前1085）&&&&&&&&&
（前2300-前1700）&&&&&&&&&&&&&
&&（前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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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星堆文明-&殷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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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人（约前1100年）--& (前1700-前1046）
古希腊文明&&&&&&&&&&&&&&&&&&&&&&&&&&&|&&&&&&&&&&&&&&&&&&&&&
|&&&&&&&&+---奥尔梅克文明&
~&&&&&&&&&&&&&&&&&&&&&&&&&&&&&&&+----------------------+&&&&&&&&&&&&&（前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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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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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文明&&&&&&&&&&&&&&&&&&&&&&&&&&&&&&&
汉文明&&&&&&&&&&&&&&&&&&&&&&&&&&&
印第安文明
与其劳民伤财，刨遍中国大地，一无所获，不如抛弃 本土起源说，迎刃而解！中国上古神话，《山海经》、《诗经》等等都更明了。
我现在越来越坚信人类的文明一如Y-DNA一样只有一个源头！显然苏美尔人及其后裔是对大江大河情有独钟，因为依靠大江大河容易建立起文明。在远古时代，陆地没有国家疆界限制，玛雅人都可以在年前左右迁移到美洲，那么古埃及人在亚述人进攻下怎么就没有可能放弃尼罗河而另外寻找大江大河呢？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都被蛮族摧毁了，有高山必有大河，山的那一面也必定有大河，周人锲而不舍终于与商人一样，翻过高山跨过昆仑，他们找到了黄河，经过3-5代人的努力，他们推翻了商，建立了周朝，确立了中国正统。一部《周礼》就是古埃及文明的完整继承，是古埃及文明读书馆的缩影。而失败的殷商文明又迁移到哪了，是否去了美洲？确实是个很有兴趣的问题。文明是可以迁移的，尤其是强势文明，美国人不是已经在拟定地球如果毁灭，计划把人类文明迁移到其他星球吗？
分子人类学打破了中国学术界传统的顽固的人种本土起源说，现在是到了再度打破中国学术界
文明本土起源说的时候了（世界文明单一起源）
犹太人的卡巴拉生命之树和印度瑜伽和中国道家、密宗的三脉七轮，两者何其相似：纵向看都是自下而上分数层，横向看都是左中右三条脉络。
这两者，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反映的是物质宇宙的不同层面和关联；从人体内部来看，反映的是人体内部不同层次的能量中心和它们之间的关联；从微观的角度，就是DNA的双螺旋结构。这种对应和相关，就是宇宙全息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说，人体的不同层次的能量中心，和宇宙的不同层次是相对应的。
卡巴拉的修炼方法分三部分：卡巴拉神学、卡巴拉冥想、卡巴拉咒语。这和瑜伽、道家、密宗的修炼方法如出一辙。具体方法都要克服自身的弱点，逐步提升自己的能量，直至摆脱束缚，获得解脱。由此看来，犹太文化和东方文化很有可能是同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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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拉生命之树
1、狗。英汉民族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
同一动物在人们的心目中通常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在汉民族传统心理中，狗是一种低贱的动物，常用来比喻卑鄙丑恶的人，引起卑贱恶劣等联想。如狗眼看人低指为人势利瞧不起一般人，狗腿子指给有势力的坏人奔走帮凶的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比喻坏人嘴里说不出好话。尽管近些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反面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在英语民族里狗被视作人的伴侣和爱物，与此有关的词语多含褒义，并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例如:
Every dog has his day（比喻凡人皆有得意日）；a lucky dog（幸运儿）；die dog for
sb（对某人极度忠诚, 为某人效犬马之劳）；top dog（身居要职的人）等。虽说讲英语的人也并非总说狗的好话，如a dirty
dog（下流坯）；You dog！（你这狗东西！）但这些并不影响狗的Man’s best
friend（人之良友）的地位。又如：a&gay&dog（快活的人、好玩的人）。&&&&&
2、羊。汉语中，羊古同祥字，甲骨文中“吉祥”多作“吉羊”，寓“吉祥”。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吉祥、温顺、文雅、平和的美质，是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国泰民安的象征。西方文化中，对羊分为sheep（绵羊）与goat（山羊）两大基本类来对待，二者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圣经》中耶酥自称为牧羊人，把教区的民众称之为sheep。《马太福音》中说，就像牧羊人分绵羊和山羊，将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一样，耶稣让善人在右边，让他们永生；让恶人在左边，永世受罚。据此，西方将好人比作绵羊，恶人比作山羊。英国人民对goat
有厌恶感。goat
在英国人民心目中是淫荡邪恶的代表，也喻指“好色之徒”。在对英国文化影响巨大的希腊神话中，好色淫乱的“森林之神”（Stray）就是长着山羊腿的怪物。separat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区别好坏；区别好人和坏人）。当然，sheep 也有一定的贬义，英国人民用sheep
来形容羞怯的人, 胆小鬼; 蠢人，如a lost sheep（迷途羔羊,迷失正道的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乌合之众）；follow like sheep（盲从）；There is a black sheep in
every flock（到处都有害群之马）等。
3、老虎。“虎门无犬子”对中国人来说意思十分明确，因为“老虎”在汉文化中是威武的象征，于是便有“虎将”、“虎啸龙吟”、“龙威虎震”、“卧虎藏龙”等词语派生出来。但如果将“虎门无犬子”翻译成You
will not find a puppy in a tiger's
den，英美人听了会认为这无非是一句大实话，根本不会联想到其真正的含义。在英美文化中，往往由1ion（狮子）担任兽中之王的角色，狮子象征高贵和庄严，英国人以狮子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British
Lion (不列颠之狮，英国的别称)。英语中有regal as a lion（如狮子般庄严），as majestic as a
lion（像狮子一样雄伟），因此，“摸老虎屁股”可以翻译成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拦路虎”翻译成“a
lion in the& way”，“勇猛的人”是“1ion-
heated”。再比如，great lion（有名气的人, 大受欢迎的人）；make a lion of
sb（使某人红极一时）。
4、龙。龙（dragon）是中西方文化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中文里吉祥尊贵的“龙”与英文中邪恶凶残的dragon
形成了明显的对照。龙在汉语中是吉祥高贵的化身。在封建社会, 龙是帝王的象征, 历代皇帝都把自己称为“真龙天子”。时至今日,
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依然占有崇高的位置，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作“东方巨龙”,
龙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有关龙的成语非常多，且含有褒义，如：如“龙跃凤鸣、龙骧虎步、矫若游龙、龙凤呈祥”等。但龙在英语中却代表着凶猛邪恶，a
dragon of woman的意思就是凶悍的女人。因此，“亚洲四小龙”可译成“Four tigers”, 而不是“Four
dragons”, 以免引起误解。若想用英语表达汉语中的“龙”这一概念, 应当将其译成the Chinese dragon。
5、鱼。英国四周被海洋环绕，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孕育的捕鱼业和畜牧业也对英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语中与鱼有关的习语随处__可见，英国人常用fish
来表示各色各样的人：a big fish（大亨）；a loose fish（放荡鬼）；a queer fish（怪人）；a poor
fish（愚蠢的人）等等。由fish 构成的习语、谚语也很多，如like a fish out of
water（比喻处在陌生的环境中感到不自在）；drunk as a fish（大醉）；have other fish to
fry（比喻有另外重要的事要做）；Never fry a fish till it's caught （鱼未捉到不要忙着煎鱼;
不要操之过急）等等。在汉民族文化中，鱼为人们所喜爱，除了它的食用价值外，还由于它是一种美好的文化象征。汉语中有“富贵有余”、“吉庆有余”、“金玉同贺”等祝愿用语，而“鱼”与“余、玉”谐音，故“鱼”寓意吉祥。古人寄信时常把书信结成双鲤形状寄递。以鱼为主题，寓意吉祥的文化活动有鱼灯、鱼舞等，汉语中有很多和鱼有关的诗词书画。
6、牛。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讲究精耕细作。中国自古以牛耕为主，牛为农之本，因此牛多带褒义。老黄牛是勤劳踏实的象征。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因此汉语的“力大如牛”在英语中是as
strong as a horse（力大如马）；汉语的吹牛在英语却是talk
horse（吹马）。在英语中公牛（bull）多是笨拙、野蛮、凶猛的象征。如bull gang = bull
worker（一批笨拙的工人），to bull in a china shop 指动辄闯祸者，笨拙的粗人，to bull
into（仓促地投入某事；鲁莽地参加某事），bull of Bashan（源自《圣经》，Bashan
为约旦河以东的沃土，古代以产壮牛著名），常用来形容人气壮如牛，大嗓门。
7、猫头鹰。汉文化中，人们害怕看到猫头鹰或听到它的叫声，认为这是倒霉的前兆。在西方文化中猫头鹰（owl）则是智慧的象征。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Owl
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情人，常栖息于她的身旁，因而有as wise as an owl 之说。在儿童读物和漫画中，owl
通常很严肃，很有头脑，常充当裁判。
8、蟋蟀。在汉语文化里，蟋蟀所表达的是一种忧伤凄凉、孤独寂寞的感觉。在英语文化中，特别是在英美文学作品中，蟋蟀大多给人带来宁静、舒适的感觉。如莎士比亚的歌剧《亨利四世》中的“as
merry as a cricket”（像蟋蟀一样快活）。
9、喜鹊。喜鹊在中国文化中是“喜庆”的象征。如“喜鹊叫，好事到”。一提喜鹊，人们往往想到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所以把为他人做媒称之“搭鹊桥”。在西方文化中，magpie（喜鹊）有“爱嚼舌、传播小道消息”的内涵，即“碎嘴子”。英文中的喜鹊不但不报喜，而且要报凶，一般认为此鸟为不吉的征兆。“Magpies
that chatted, no omen so black.（鹊噪为最坏的兆头）。”
10、猫。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故英文中的“She
is a cat.”不能翻译成“她是只猫”，因为汉语中“猫”则没有“包藏祸心的女人”这层意思。
&11．猪（pig）。pig所受待遇可谓最糟，人们总是一边吃猪肉（pork），一边又对猪恶语相加。&汉语里，猪集“懒、笨、馋”于一身，借此喻人具有刻毒之意，其用语不胜枚举。&&&&&
&&&&英国人也给pig以丑恶的形象。a&pig意为a&greedy，dirty&or&bad-mannered&person（贪婪、肮脏或无礼貌的人）。注意，最后一喻意似乎未进入汉语。&&&
&&&&4．鼠（rat）。汉语中的“胆小如鼠、鼠目寸光、鼠肚鸡肠”及“鼠辈”等词语，皆有“畏琐、卑微”及“心胸狭窄”等含义，可见鼠在汉语中简直一无是处。&作为俚语，英语的rat指人时喻意与汉语稍有出入，但也含贬义：a&rat即a&person&who&behaves&selfishly（自私的人）或a&person&who&is&disloyal（不忠的人）。
12．驴（ass）。&汉语有“笨驴”之说，用来指人，则表达“愚、笨”之意。英语同汉语在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an&ass意为a&foolish&person（傻瓜），同义语还有donkey，但常用来指小孩。
13．熊（bear）。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熊的形象一般是“行为缓慢”，因而具有“呆傻”之态；指人时常有“熊样”之说；目前&形容股市不景气乃称“熊市”。但英语用bear指人时，则为a&bad-tempered&or&bad-mannered&person（粗鄙之人、鲁莽之人）；另一习惯用语&&be&like&a&bear&with&a&sore&head则表示“脾气暴躁”。&&
14．狮（lion）。百兽之王狮子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勇猛”，借此喻人时，汉语有“勇猛如狮”之说；英语也&&有习语as&brave&as&a&lion，在英语中，a&lion亦用来指“名流、社交场合的宠儿”。&
15．兔（rabbit）。兔在中国人心中可谓形象复杂，有好的一面，如“形如脱兔”（喻快捷）；也有差的一面，如“狡兔三&&窟、兔子尾巴长不了”。后者用来形容人时则分别暗示“狡猾”与“难以持久”之意。&对英国人来说，rabbit的形象亦不美。不过用来指人时，所取喻意同汉语大相径庭：a&rabbit意为a&person&&who&plays&a&game&badly（蹩脚的运动员———尤指网球运动员）；与中国兔子不同的是，西rabbit一出场就&显得“窝囊”。
再有，汉语里的鸳鸯象征爱情，可是英语的“mandarin duck”却没有任何指含的意思。恩爱的夫妻被比作鸳鸯，译成英语最好是“a
pair of love birds”。类似的动物词汇还有很多，在这儿不一一赘述。
L2语音习得研究&（三）L2语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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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学研究（4）&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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