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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论集　
了。意大利邦贝古城被火山热灰淹没时，城中居民纷散逃命，某文人反奔近 那烈焰干霄，岩浆四溢的威苏伟斯火山，记录其所见壮丽异景，卒留下一篇 不朽的文章。韩愈游华山，上至绝顶，战兢不能下，发狂痛哭，投书诀别妻 子，有人骂他卑鄙，其实我倒认为这正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他攀登华山时， 一心要饱览大自然的雄奇，忘记了本身的危险，及筋骨疲极，无力下山，当 然着急起来。他下山时的胆怯，愈足反映出他上山时的神勇。这神勇不正发 自诗人爱美心吗？　　谈到同情心与正义感，乃志士仁人所不可无，而非文学作家所必具， 然文人感觉灵敏，易于感受，人间痛苦不平之事，更足以刺激他的心灵，使 它生出强烈的反应。你看杜甫自己短褐不完，藜藿不充，却“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天宝大乱后，语及国运之颠连，奸邪之误国，苍生之困厄， 辄复大声疾呼，涕泪横流。茅屋被狂风吹破，一家大小淋成落汤鸡，他却恨不得广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冻死亦所甘愿。王安石也是一个社会诗人，故对杜甫特为钦佩，深愿杜甫九泉复起，奉杖同游。凡伤屯悼屈，叹老 嗟卑，止于一身者，视此二人，当有愧色！　　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攻击时弊，横遭严势力的压迫，几致生命之危。 不但交游目为狂，妻子亦以为非，但白氏始终毅然不顾，这是作家的正义感。左拉为一犹太籍军官之受屈，冒各方面严厉的抨击，为之奔走呼号，冤狱卒为大白，这也是作家的正义感。作品的伟大与渺小，作家的同情心正义感每 成正比例而存在，从来没有例外。三作家的习气　　谈到作家的习气，大都偏于不大好的方向。这就是任情纵性，不受羁 束：起居无节，边幅不修；嗜酒爱色，风流自命；恃才倨傲，目空一切；玩 世不恭，狎侮流俗，同时文人间又互相嫉妒、鄙视、排斥，所谓“文人相轻”， 历来作家鲜有免于此病者。作家在共同社会里不易与人相处，在他们自己那窄小圈子里也难于协调呢。 作家感情冲动既强，最不能过规律生活。他高兴，便手舞足蹈，纵声狂笑；他悲哀，便长吁短叹，流泪痛哭；忽然想访一个朋友，便驾起舟，冒着大雪，连夜航行，天明，已到了那朋友的门前，忽又不想上岸了，叫做“兴 至即来，兴尽即止。”忽然不想做官了，束起衣冠，向神武门一挂，就此飘 然而去，叫做“麋鹿之性，常在山林。”贪河豚的美味，不顾河豚的毒，反 说“其奇值得一死。”闻大家女美，欲偷窥无由，化装舆夫去替她抬轿，又觉得“枉尺直寻，宜若可为。”这类事也只有文人做得出，他们的神经好像都有些不正常，一生受兴趣的支配，想到了便做，世俗的非笑，从来不置念 中，他们可厌处在此，可爱处也在此。　　有谁比魏晋六朝名士对生活起居之随便呢？有人十几天不洗脸，终年 不沐浴，身上虱子无数，终日挠爬，卫生条件岂不太差？有人正和一群朋友围大瓮席地痛饮，忽来一猪，公然伸喙入瓮，大啜一通，他们赶走了猪，仍将余沥饮尽。世间污秽之物至猪可谓极矣，他们仍可与之同盘共碗，则他们 不爱清洁习惯之深，也未免可惊吧。　　可是作家虽大都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却也有人对衣履特殊注意，甚 至像妇女一样讲求化妆。荀蔼好薰香，每至一处，衣香播十里，至人家一坐，帏幕间香留三日不散，他所用之香，简直比巴黎女人最名贵的香水还好。何晏喜修饰容貌，史称其粉白不去手，终日对镜顾影自怜，“敷粉何郎”一语，即由他而来。羊欣好着白练裙，谢玄好佩紫荷囊——当然也为贮藏香料之用。 “隐囊麈尾”、“裙屐风流”都是魏晋六朝人士留下的佳话。英国唯美派诗人 王尔德常着中世纪的衣服，饰着百合花和向日葵，手摇孔雀羽扇，出现伦敦 最热闹的公共厅堂，耸动一时观听。法国高蹈派诗人戈恬又爱穿粉红色的衣 裳，口唱自作诗歌，阔步通衢闹市。又有人将头发染成绿色，绿发有什么美， 当然是为了要求人们对他注目。　　所谓文学作家，对于恋爱的态度，总不甚严肃，这或者文人多负浪漫 之名的主因。你看司马相如好好到临邛某富家作客，却拐带了那富家小姐同 逃。回到故乡，无法生活，又到临邛，特开小酒店一座，夫妇双双，当炉卖 酒，羞得那富人无面见人，不得不拿出许多钱物，向他求和。这种行径，岂 不无赖之至！有人说李白诗，篇篇是“妇人”与“酒”，我没有替青莲作品 做过详细的统计，觉得这话并不尽然，不过他喜欢谈女人，也并不假。李商 隐连出家清修的女道士，幽闭深宫的妃嫔，都敢与之恋爱。温庭筠诡薄无行， 日作狎邪之游，科举上不得意，人说与此事有关。杜牧为御史，听见司徒李 愿家声伎甚盛，坚请与会，将他最美的一个歌女名紫云者强索而归。这也是 宪台执法之官所干的事？元缜与崔莺莺一番遇合，虽脍炙人口，《西厢记》 成了中国戏剧史的光荣，但其始乱终弃，薄幸无情，也是不可原谅的。和凝 著《香奁集》，无非是其一生绮情艳史的纪录。贵为宰相，人称“曲子相公”， 他又恐妨碍自己的地位声望，将《香奁集》嫁名于韩偓。晏几道称其父殊， 所作小词虽多，却从不作一儿女语，人家举出他“绿柳芳草长亭路，年少抛 人容易去”谓为情语，几道虽强辩，究难掩盖。我尚可举出晏殊的“离别常 多会面难，此情须问天”、“却留双泪说相思”诸句，恐儿道亦开口不得。柳 水一辈子在歌楼舞榭中和妓女们鬼混，因为他曾高唱“浅斟低唱，何用浮名，” 被皇帝知道，金榜上有了名字还遭黜落。黄庭坚小词，赤裸裸描写肉情，诨 亵不可名状，法秀道人呵其将堕拔舌地狱，才吓得不敢再写，岂不可笑？　　我国文人可以纳妾，可以狎妓，恋爱之越乎常轨者还不算太多。西洋 人是讲究严格一夫一妻制度的，诗人文士每于正式配偶之外，另图恋爱的满 足。像法国的凯萨诺梵（Ｃａｓａｎｏｖａ）平生所爱女子不可计数。留下 一部文学日记，专叙一生艳遇。他贡献一种“爱术”（ＡｒｔＡｍｏｔｏｉ ｒ）主张男子对女子应该细心体贴，无微不至，我们喊他作西洋贾宝玉也未 尝不可。英国史文朋（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所作诗歌大都是女人礼赞。他 说女人都像花一般的香而甜，蛇一般的美而毒。他愿为女人生，愿为女人死， 又说海将为女人而干涸，天将为女人而堕落，世界有了女人，黑暗变成光明， 冷酷变成温柔，痛苦变成舒适，眼泪也变成快乐了云云。恋爱诚然可以刺激 文艺灵感，成为创作的原动力。但丁的《神曲》肇因与女郎毗亚德桥端的一 遇。歌德一生恋爱多回，他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是从他对友人妻夏 绿蒂失恋痛苦产生出来的。拉马丁更可笑，在某湖上遇一肺病美妇，为之缠 绵颠倒，一往情深，后闻妇死，遂成《湖上》一诗，尚有许多名篇，均为此 仅睹一面，从来未通款曲的病女人而写。不过这些都还可恕，像欧阳修之盗 甥，拜伦之私姊，王尔德、魏尔哈仑之同性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道德的吧？　　酒好像是女人之外另一文艺灵泉，作家爱饮的故事更指不胜屈了。孔 融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一生愿足。毕卓谓世间最高乐趣和他自己 最大的愿望是手持蟹螯、浮泊酒池。阮籍听说步兵厨人善酿，储有美酒三百　　斛，便百端钻营，去做一名步兵校尉。他喝酒喝得怕人，故事甚多，现不具 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出门游览，车中常带着许多酒，命人荷锸随之，说 我若醉死了，随地掘个穴埋了便罢。他的太太劝他戒酒摄生，反被他骗了一 桌誓神的酒菜，更醉得一塌糊涂。杜甫的醉中八仙歌，形容八仙喝酒的狂态， 淋漓尽致。李白一味高唱“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钟鼓馔玉 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一生清醒的日子谅必甚少，但他所有佳篇大都产 自美酒，“斗酒百篇”是这位天才诗人的佳话。　　波斯奥马伽音的名著《鲁拜集》，篇篇是酒。中世纪的西洋诗人歌颂的 也无非是女人与酒。　　西洋作家酒之外还用别的麻醉品。戴·昆西（Ｔｈ．ＤｅＱｕｉｎｃ ｅｙ）是一个有名的吸毒作家，他的《一个英国吸鸦片烟者的忏悔录》是世 界文库不朽作品。据说他一生的奇思幻想，均自阿芙蓉朦胧烟雾中得来。莫泊桑好用“以脱”、“哥罗芳”、“吗啡”、“亚斯希”等毒品。他还列举出这类刺激药剂作用的差别，他说“以脱”能够增加人肉体和精神的能力，“哥罗 芳”能使人飘飘然如凌云，“亚斯希”则使人的精神缥缈，脑子里凭空生出 许多美丽的幻想。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也爱使用吗啡和印度大麻。十九世纪 的下半期，称为“世纪末”，思想混乱，人心沉闷，找不到正当出路，一般作家藉酒精毒物麻醉神经者当然更多，现亦不必一一举例。　　天才与骄傲，好像是一物的两面，这也难怪，千里神驹每每“顾影骄 嘶自矜宠”（杜甫诗句），孔雀之称为禽中高傲者，为它有一屏金翠辉煌的尾 儿，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然作家亦以太骄，往往取憎世人，终身穷厄， 甚至招杀身之祸。嵇康之所以刑于东市，还不是为他对钟会的态度过于偃蹇？其实会虽是贵公子，颇深于名理之学，并不是纨绔者流。他撰《四本论》，欲取定于康，畏康不理，徘徊康家门外数四，卒不敢入，掷之门内而逃，亦 可见嵇康之惯于使人难堪了。杨炯闻时人王杨卢骆之称，说“吾愧在卢前， 耻居王后”，我们不知究竟怎样位置才使他满意？李白搞到“世人皆欲杀” 的地步，也何尝不是为了骄傲太过。他每以“谪仙人”、“金粟如来后身”犯帝座的“客星”自命，天才固可自负，话也太夸诞吧。西洋近代唯美诗人，鄙视俗众，称为“俗群”　　（Ｖｕｌｇａｒｈａｄ）或“中等社会”（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又 贬称之为“俗物”（Ｐｈｉｌｉｓｔｉｎｅ），以为不足共语，将自己深闭于 艺术宫殿，或高坐象牙塔中。他们自己的作为，也无视于社会的习惯和传统 的道德律，像魏尔哈仑及王尔德皆其显例。（见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　　作家之狎侮世俗，佳话尤繁。魏晋名士为排斥礼教，倡导自然人生观， 故意造成此种风气。阮籍作青白眼对客，见了礼俗之士，白眼一翻，同志来， 乃见青眼。嫂氏归宁，他去絮絮话别，人讥之，他却说礼岂为我设吗？酒家 妇美，他便常到那店饮酒，醉了便在老板娘身边躺下，呼呼大睡；兵家女有 才色，未嫁而死，他并不识其父兄，却去抚尸痛哭一场。刘伶夏月在家中， 脱得一丝不挂，客笑其太狂放，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庐舍，你们现入我书斋， 等于钻入我的裤裆，你们是虮虱，有何资格笑我？清代盐商最富，有盐商某 捐二品官，翎顶辉煌，日乘绿呢大轿四出拜客。汪中乃一穷秀才，穿起他的 秀才蓝衫，以松枝作花翎，红萝卜作冠顶，颈围纸锭一大串代替朝珠，跨蹇 驴，瞰盐商轿出，或前或后，总要紧钉着不舍，盐商恨极而无可如何，后来 只有托人斡旋，贿以一笔重金而后罢。这玩笑开得太恶毒，借此敲人“竹杠”，　　尤属下流，汪中想丢那富商的脸，不知反而丢尽文人的脸了。英国蔼里斯（Ｆ ｒａｎｋＨａｒｒｉｓ）好谈猥亵之事，曾作《我的平生及情人》，历叙一 生风流奇遇，甚至描写性爱，历历如绘，毫不隐讳。相传他到王公贵人家作 客，只能一次，以后人家决不敢再行请教，为他那张嘴，太没遮拦，说的话， 每令人掩耳，尤其可恶的他对教会女执事每大谈女体曲线美，与荡妇隔座， 又大谈耶稣人格的崇高，其玩世至此，严肃古板的英国绅士岂能相容，除了 敬而远之，尚有何法？　　文人中流品尤有甚不堪者：潘安轻躁趋世利，謟事当权者贾谧，每见 谧出，必望尘而拜。范晔厚姬妾而陷老母饥寒，临刑，母不哭而反痛数其不 孝之罪。谢灵运靠拢刘宋，恨不获重用，数举兵叛乱，作诗以椎秦之张子房， 义不帝秦之鲁仲连自命，却不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结果是白白送了大好 头颅一颗。魏收操史笔，每以私意抑扬人物，常言你们什么东西，敢和我魏收表示脸色，我笔头轻轻向上一指，可以举你上天，向下一按，又可按你入地。他所撰的《魏书》，人称“秽史”，即因议论欠公。宋之问巴结张易之， 至为捧溺器，想伺候武则天，作《明河篇》见意，反落一场没趣。韩愈抨击 佛老，保护儒家的正统，一封《谏佛骨表》也算风骨凛然，但谪贬潮阳后， 又上书皇帝，再三乞怜，求召还朝，唯恐自己那副老骨头，终葬蛮烟瘴雨。他又最爱赌博，据说赌术甚精，常赢人家的钱，故乐此不疲。　　我想他的手脚也许不大干净，会偷牌，或使用灌铅骰子。他作诗鼓励 儿子读书，不教他怎样做人，却以仕禄宅庐的猎取为标鹄，这岂是一个做父 亲的正当训子之道！　　作家里甚至有盗贼杀人犯，石崇出身海盗，苏曼殊窃师兄度牒下山， 又偷报馆同业的银钱。法国十五世纪的维龙（Ｖｉｌｌｏｎ）乃有名的绿林诗客。李白曾手刃数人，刘叉曾杀人亡命。杀人也罢了，尚有杀人而大吃人 肉的，像宋初柳开，便曾屡为此事。他常设计借来一个挟制主人的恶仆，差 他洒扫屋子，买东买西及油盐作料，奔忙一整天，却将他杀死，将人肉香喷 喷地煮了一大锅，请那主人全家赴席。虽足令人称快，究竟太嫌残酷。他做陕右及全州县官，处置罪犯及叛夷，常生擘其肝为下酒物。其事令人心悸，不知一个文人何以竟能做出这种事来。 又有叛国者，例如唐代有些文人，中朝无出路，便去拥护土皇帝的藩镇，对抗政府，说什么“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宋张元、吴昊投奔西夏，儿为北宋大患。亦有贪污狼藉者，盗弄国柄者，屈身阉党，为祸清流者， 如严嵩，阮大铖皆是。这些都是文人特殊的性格，不算习气，现亦不过附带 论之罢了。四作家的充实自己 许多人都说学问和文章是两件事，这话古人也有类似的见解。如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 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　　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 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月，流连哀思者谓之 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元帝 的话固然有点偏差，并且他之所谓学也并非我们所谓学，但他认为诉之理智者唤作学问，诉之感情者才能算是文学，却是很合理的。这样说来，搞文学的人是无须究心学问之事了。我认为这话可以认为对，也可以认为不对，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观察。事实上有许多平民作家，平生甚少读书，谈不上有 什么学问，但他们能跳出传统的案臼，打破刻板的规律，自由驰骋其想象力， 活泼发挥其创造的天才，写出许多体裁新颖，趣味丰富的作品。这些作品虽 一时不为正统文艺批评家所欣赏，也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但它们确能替文 艺界开出一条新的路子。文人作家对这类作家，初则鄙视、排斥，到后来， 却要对他们投降，跟着他们的脚步走了。从诗三百到汉魏六朝的民歌、宋词、 元曲、各体小说都是平民作家做开路先锋，胡适先生“一切文学都从民间来” 这条定律，便是由上述诸事实归纳出来的。　　不过平民作家限于学力，文笔每苦幼稚，意境更不超卓，他们中间固 然有人能写出很优秀的作品，大多数的作品则够不上成功的标准，因此也就 不耐读。譬如小姐后花园赠表记，落难公子中状元，以及夫贵妻荣大团圆一 类的弹词唱本，只有不识字的妇女喜听，我们便不屑一顾。《说唐》、《罗通 扫北》、《薛仁贵征东》之类的小说，也只有粗识之无的贩夫走卒爱读，我们 也不能终卷。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要老幼咸宜，雅俗共赏。像《今古奇 观》那部短篇小说，除二三篇艺术水准略差外，其余各篇，俗人读固觉有味， 雅士读也觉有味，少时读是一种境界，中年读境界便进一层，老时读，境界 更深一层。这便是耐读，耐读的作品，当然是好。《今古奇观》之所以好， 是由于文人作家冯梦龙曾将其大加改作的缘故。即如《水浒传》、《三国志演 义》等书原来本子也颇粗疏拙劣，其有今日的局面，都是经过无数文人作家 修改补苴之功。　　所谓伟大作品，结构总是很庞大，人物总是很众多，事迹总是很复杂， 上下今古，经纬万端，没有充实的学问，能写得出吗？《红楼梦》之所以称 为中国小说第一，固由于它的文笔美，实际还是由于它的内容富。有人批评 此书道：“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爱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 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以及匠作构造， 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 节烈豪侠，刚强懦弱，以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 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 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 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以及自刎被杀， 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具有，可为包罗万 象，囊括无遗。”又说“莫非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石头记总评》）　　一部文艺作品固不在将世间万态，——摄之毫颠，但作家却不可无此 能力。养成这种能力的方法，无非在充实自己的学问而已。以外国作家而论， 但丁的《神曲》（原名《神的喜剧》）想象力之宏伟固甚可惊，不过单凭想象 力，《神曲》还是无法写成，主要的还是靠他的深厚学问。正如李辰冬博士 所说：“他从希腊神话或当代的传说里借来天堂、净土、地狱的骨架，又从天文学家多罗谋（Ｐｌｏｔｅｍｙ）那里借来天体的结构，神学家圣多玛斯（ＳａｉｎｔＴｈｏｍａｓ）那里借来宗教哲学，亚里斯多德那里借来政治、 哲学、道德的理论，从希腊文学家维尔吉、荷维帝（Ｏｖｉｄｏ）、吕加禄（Ｌｕｃａｎｏ）、斯答秋（Ｓｔａｊｉｏ）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文学家那里 借来许许多多的人物名称，又从圣经与历史上借来许多善善恶恶的人物，再加以他亲自经历的事迹，这样，组成了各色各样的形相而表达了他的意识。这些形相，好像都是历史上的，书本里的，传说上的，现实社会里的，然经过但丁的组合后，成了完整的想象。”（李著《文学与生活》第二辑，《意识 与想象》）巴尔札克一生写了九十七种书，仿但丁《神的喜剧》之例而名之 为《人的喜剧》。批评家泰纳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 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 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 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 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 把他的绘画有力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李著同书《意识与天才》）。 左拉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家，不但勤求书本上的知识，还要努力搜集 实地的证据。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正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左拉主 张文学必须将基础建筑在科学上。他写《庐贡——马喀尔家谱》（Ｒｏｎｇ ｏｎＭａｃｑｕａｒｔ）一名《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与社会的历 史》。发挥遗传学的理论。他之写此书是由于他认识了一位实验生理学家名 叫戴洛士·拉庚（ＴｈｅｒｏｓｅＲａｑｕｉｎ）者，从这位生理学家处， 听到了许多遗传学的理论，左拉遂大读科学、医学及遗传学的专门著作，将 所得学识运用在卢贡——马喀尔几代人身上，写出各种精神病态，堕落趋向， 证明不良遗传是如何的可怕。这是左拉勤求书本知识之例。他写《土地》（Ｌ ａＴｅｒｒｅ）之前，曾到蒲斯（Ｂａｕｃｅ）住了一个夏季。写《裘弥娜 儿》（Ｔｅｒｍｉｎａｌ）则在某矿山住过一个月的时间。写《罗马》特到 罗马旅行一趟。　　写《巴黎的肚子》（ＬｅＶｅｎｔｒｅｄｅＰａｒｉｓ）又曾巡历市场 各地，无昼无夜，穿梭般奔走，拜访医生、洗衣妇、木工、石工、将他们谈 话一一记录下来。他写《三城》（ＬｅｓｔｒｏｉｓＶｉｌｌｅｓ）和《露 德》（Ｌｏｕｒｄｅｓ）共作了一千七百页笔记。这是他搜集实地调查证据 之例。左拉作品尽是社会实录，绝无向壁虚造，或专凭幻想与妄逞臆说之病， 是以他的写作态度，被称为“左拉主义”（Ｚｏｌａｌｉｓｍ），这都是学问 和人生经验的总和。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全靠这两者做它底子。　　有了充足的学力，天才即稍逊，也不碍其成为大作家。西洋文艺界有 “养料胜天然”（ＮｏｕｒｒｉｔｕｒｅｐａｓｓＮａｔｕｒｅ）之语。中 国则有“勤能补拙”之语，意义均相类似。如此，则作家充实自己的学力， 当然是写作的第一条件了。五作家的修养自己 所谓修养自己，即修养自己品格之谓。如前所述，文人习气偏于坏的方面居多。但社会对于文人总欢喜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譬如恋爱不专一， 在普通人为之，大家认为罪恶，在文人则反认为是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若 有余慕。骄傲也是一种恶德，在文人则又认为天才应有的自负。好像一为文 人，任何事都可原谅，文人得到社会这样的宽容，胆量愈来愈壮，恶习愈积愈多，终至变成与一般群众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动物，这也是社会对文人过于姑息造成的——诚然，文人是世间俊物，有如琪花瑶草，古玩法书，乃不可 多得的东西，理应爱护，即如笔者平生论人有相当之严，但看待文人则常喜 另用一副尺度；自己并不配称为文人，而文人坏习气却也不少，也希望人家 能担待我一些哩。我固言作家也是一个人，有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所以也有他应该实践的德目，万不可因社会对他过分的爱重，便以特权阶级自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甚至破坏道德的规条，干犯国家的法纪，致使拘谨者为之侧目。像 何曾便曾当面斥责阮籍道：“卿任性放荡，败礼伤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 相容？”又建议司马昭，谓“宜投之四裔，以挈王道。”何曾的话，固迂腐 可笑，阮籍种种作为，以今日眼光看来，也嫌其太过吧。《颜之推家训·文 章》篇，历举无行文人的实例，多至三十余条，除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 过”是冤抑外，其余各例都相当公平。无怪宋陈?与刘挚不约而同地说：“一 为文人，便无足观。”于是，“文人无行”这句话竟成为定律，这还不是文人 自取之咎吗？　　关于作家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品格，笔者替穆中南先生领导的文坛函 授学校写过一篇讲义，题目是《文学写作的修养》，该文第四节是作家应该 怎样《创造完美的人格》，所有意见，均已发挥，此处不必重复。现在所补 充者：第一，作家应抱固穷的精神。以前作家没有稿费之说，虽有所谓“润 笔”，亦限于少数著名文人，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受创作欲的压迫，即处境极 端困厄，仍然染翰挥毫，撰写不辍。陶渊明躬耕柴桑，饥而乞食，其哲理最 富，境界最高的诗篇均产生于此时。杜甫天宝大乱前过着“骑驴三十载，旅 食京华春”的生活，大乱后，流离蜀道，甚少宁居之日，反而写成了无数沉 郁顿挫，苍凉感慨的鸿篇。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于繁华梦醒，饔飧不继的 岁月之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脱稿于万金散尽，穷饿潦倒环境之下。 他们的写作，不仅不求金钱，甚至不求名誉。于今作家虽有稿费可领，版税 可收，靠它养家活口，固然不行，甚至仅仅维持个人衣食都是问题，不过作 家应该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可一会儿怪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文 艺的职责，一会儿又责社会不识货，埋没了他的天才，以至怨天尤人，牢骚 满腹。或者逢迎读者低级趣味，写出些诲淫诲盗的黄黑作品。当然我们都希 望作家生活将来能够改善，不过目前我们只有忍耐，况且困厄环境对于创作， 反而有益。在这里，我愿意引恽敬一段文章，以为同业劝。恽说之大意云： “古人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饥寒之外，复多变故，或家室违异，或朝廷岐 阻，或毁败于谗讥，或辗转于疾病，使历暌变之人情，发幽沉之己志，故一 旦事权或属，则智力所诣，悉中机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遗文逸事，法书名 画，皆能曲折精凝，鸿懿绝特，不类乎人人之所为。孟东野曰‘身病始知道’， 道尚可进，其他所得，宁有既哉？”法国美学家居友（Ｇｕｙｏｕ）常说： “人生不经大痛苦及大快变，斯无美学上的价值。”又曰：“情至深时，苦与 乐同。”此言皆发吾人深省。　　第二，作家应养成言行一致的习惯。所谓“言”便是作家所写的文章， 所谓“行”，便是作家的行为。作家固不必照着自己所写的话一一实行，然 话说得冠冕堂皇，行为却龌龊卑鄙，则陷于虚伪，虚伪是作家第一应该戒绝 的毛病。班固《白虎通》云：“苟不见其性情，虽有文章，伪然而已，奚望 不朽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谓感情真伪，有诗人辞人之别，诗人为情而造文，辞人为文而造情。为文造情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游人外??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里，笔 者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证明。汉代息夫躬，本是个干特务的险恶人物，以攻 讦告变，陷人于死，而得封侯，后得罪下狱，自杀而死，临死时作了一首绝 命词，其中居然有“发忠亡身，自绕罔兮！冤颈折翼，庸得往兮！”又曰：“仰天光兮自利，招上帝兮我察。”虽替自己这样呼冤，读者却没人肯信，朱熹也说：“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发忠亡身，号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清代某孝廉武断乡曲，渔肉善良，种种劣迹，不一而足，乡人 恨之入骨，而他所作诗歌，却慷慨激昂，忠义愤发，常对人说乡里恶名不过 十馀年便归消灭，而文章则至少可传五百年，五百年后，人家读我诗歌，岂 不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吗？某孝廉如此存心，总算善于取巧，无奈言为心声， 心术不正，文章也好不起来，所以他的假诗文，究竟一首也不曾传流后世。 第三，作家应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诚挚的真理爱。如前所述，白居易抨 击时弊，几致颠危；左拉为受屈犹太军官控诉，亦屡招暗杀的恫吓，不得不 出避国外，但他的呼号并不停止，感动许多文人，联合一起，共同奋斗。那 如火如荼的大尉德莱浮斯（Ｄｒｅｙｆｕｓ）事件，替世界文坛奠下了一座 光芒四射的纪念碑，永远象征着公道的胜利。作家对真理之爱也应和正义感 有同样的热度。这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作家，应当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面， 爱慕真理，拥护真理，服务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牺牲生命。像希腊大哲学 家苏格拉底，倡人伦道德之说，抵抗风行一时诡辩学派，卒被迫饮鸠而死。 方孝孺不肯为燕王草登极诏，嚼舌骂贼，血染阶石，九族骈戮，株连门生。 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黄道周这些文人，不仕异族，壮烈成仁，虽说国家民族的观念使然，实际上也是正义之感和真理之爱内在的驱策。 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过是二者的象征罢了。 第四，作家应了解自己的使命，领导时代的潮流。我以为凡所谓伟大作品，必须站在时代尖端，领导时代，趋向正鹄，或忠实地反映时代。其泊 没时代潮流之中，不能振拔者，或攀住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作品每缺乏 真正价值。　　所谓反映时代，如杜甫之诗歌与天宝大乱前后十余年的国史相表里， 故称“诗史”。美国司徒活夫人之《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之痛苦，英国迭更司写私塾之弊端，俄国屠介涅夫《猎人日记》写农奴之惨，亦属此例，其 他例子甚多，笔者前已说过，现请从略。所谓攀附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我只须举一简例，以概其余。如唐初百年之文人，迷恋六朝之残膏剩馥，惟风花雪月是尚，韩愈倡文学革命乃一 举而摧陷廓清之；宋初四十年之文风亦沿晚唐五代陋习，欧、曾、三苏等出， 而文坛面目始为一新。我们究竟觉得哪种作家有价值呢？　　所谓泊没时代潮流之中者，关系近代作家甚大，值得多说几句。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前，文学上，艺术上产生所谓颓废、野兽、恶魔、又什么达达 主义，未来主义，及许多五光十色的主义。徒然把文学艺术搅得一团糟，实 在谈不上有什么意思。厨川白村论此类主义发生之原因云：现代人终日为生 活奋斗，已无余裕的时间，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条，亦被自然科学破坏无余， 心灵上遂亦失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不安”、“动摇”为这一时代普遍的情调， 一面发出悲观厌世的呼声，一面怀疑苦闷。此种风潮起于十九世纪之初，欧 洲各国的民心，都有此种倾向，人称之为“世纪的痼疾”。又曰：近代为怀 疑的物质的个人主义时代，其结果，凡浪漫时代美丽之梦想、憧憬、希望， 皆变成幻影空花，一代人心都带着惨怛哀愁的颜色，深沉愁暗的调子，是所 谓“近代人的悲哀”。又曰：现代人为了精神种种病态，要求强烈的刺激， 俾得麻醉一时，于是现代变成了“急”（Ｈａｓｔｅ）和“丑”（Ｕｇｌｉｎ ｅｓｓ）的时代。（均见《近代文艺思潮十讲》）这种“世纪的痼疾”病根， 固由于半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飞跃的进步，但开始时病态尚不甚显著，及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陷于大流血，大破坏，如飓风之横扫，如怒潮　　之震荡，而后人心各种潜伏的症候，一时迸发，遂产生上述那些文艺派别。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才十余年，不幸又来了第二次大战，给予人类精神的打 击更为沉重了。　　好像何欣先生在《海明威创作论》中说：“战争给予这一代青年心理的 影响实是太大了，他们觉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理想、希望、正常的 生活，在失望之中，他们不知道该责备谁，该责备什么，于是造成了流行一 时的否定态度。”又说：“战争后欧洲支离破碎的情形，当然更甚于美国。而 精神方面的解体则更为悲惨——整个人类居住的大地干燥荒芜，整个文化死 灭，人类的灵魂干枯??欧洲的作家们，尤其是英国，在无可奈何之下，似 乎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这种空虚，这种沮丧，这种绝望。有一部分作家重返象 牙之塔，追求艺术之纯美，有一部分作家则返回原始社会中，根本弃绝了唯 智主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两者都是逃避现实。”“但在 欧洲的美国青年，多少继承些了他们的祖先的拓荒精神与对力的崇拜，他们 不愿乖乖地屈服，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们要在这绝望中表现个人的精神， 就是说，要以个人的光彩来战胜这种失败，正如卡静所说“在一个只是蹂躏 个人的社会里，欲求忍耐，只有保持一己的个性，因之才能宣知一己的胆力。” 以此掩饰内心的冲突与不安，在积极的行动中麻醉自己，控制内心的感情， 表现了一种握紧拳头，咬紧牙关的坚忍主义（Ｓｔｏｉｃｉｓｍ）。”近代作 家喜写“奸淫”、“抢劫”、“仇杀”、“斗牛”、“打猎”、“屠戮”一类混乱、残 酷的事件，在这类描写里，表现自己的英雄，算是对命运的嘲笑和抗议。海 明威可算是近代人的代言人云云。对于海明威这种大作家，我当然不敢有所 非议，也不配有所非议。不过藉奸淫残杀诸暴行来表示英雄气概，究竟不算 心理的正常。倘使海明威永远写这类文章，则我将列他于泊没时代潮流的作 家流亚，幸而他对人生还能发出肯定的声音说“这个世界是好的，是值得为 它而战的。”（见《海明威创作论》第十一章）因此，我对他的看法又两样了。 不仅是美国，欧洲如英如法，文坛风气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从前左拉、 莫泊桑在一般保守者眼里看来很不道德，但他们作品还有点含蓄，现代则放 纵粗野，令人惊骇。人家说这一代青年正在愤怒，也可说理智已不能控制他们了。他们何以愤怒，还不是为了心灵上的空虚。 现在我要谈谈所谓领导潮流，使之趋向正鹄。这是主题，不幸我偏偏无多话可说，因为过去说得太多，数年前又曾发表过：《文艺功用与其对国民品性的影响》，近又写《文学写作的修养》，于前一文中，主张文艺有改造 人类历史，推进时代巨轮的伟力，从文学本身、思想和政治、民族运动、法 律、社会、教育理论各方面举出若干实例。于后一文中，则主张我们应该肯 定人生，肯定世界，以人类心灵的力量，消灭罪恶，增进幸福。这两文现均收本集之中，请读者自己参考，不必我再来噜苏了。 六结　　论我国古人每以动物来比喻作家，作家也喜以动物自况。孔子叹息“凤鸟不至”，楚狂接舆，调侃孔子，也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这种祥 禽，也惟孔子足以当之。曹子建文采彪炳，人称“绣虎”。嵇中散家居不仕， 声望足以左右世局，钟会比之“卧龙”。李太白自比高飞九霄的大鹏，作《大 鹏赋》大肆吹擂。杜子美最喜咏雄雕与骏马，“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诗中屡见不一；而《去矣行》“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述古》“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则真以二物自况了。韩昌黎《上宰 相书》，也以不遇伯乐，则将伏枥以终的千里马，比方自己。这些譬喻的意 义都属于好的方面。至魏收有才而轻薄，人号之为“惊蛱蝶”，林和靖被人 嘲为咳嗽林间的“病猕猴”，苏东坡无纸写字，自笑像“长夜空咬啮”的“饥 鼠”，又说自己行动迟滞，好像雨滑泥深，连鞭子也赶不动的“老牛”，此种 比喻，则不甚可爱，惟大都出于游戏，不必深论。又有许多作家或则轻癯以 鹤，或则闲散如鸥，或凄凉似吊月之寒蛩，或失群如天边之孤雁，各随所爱， 取以自名，现亦无庸缕举。生为现代文人，究竟应该做以那一类动物自拟的 作家呢？做惯常发出厌世绝望呼声如怒吼饥鹰的卡莱尔吗？做实行斯多噶主 义，忍苦至死如老狼的诗人惠宜吗？做反因病态以成其美如含珠之贝的颓废 耽美文艺家吗？做如叔本华所说，一受世途伤害便永远钻入黑洞野兽般的近 代孤独诗人吗？我理想的作家都不该这样，我的理想作家是英国大诗人弥尔 顿所说的旧时代已没落，新时代将莅临之际的那只神鹫。　　一世纪以来，杂糅的学说大都是偏于破坏性的。破坏本来不坏，陈旧 腐败的社会，正要这样扫荡一番，才有新生的机运。可是有许多人因失去了 原有的安身立命的境地，投入茫无边际的旷野，便弄得心慌意乱，手脚无措 了。有的回到旧窝，躲在断壁颓垣之下，追寻旧日的好梦；有的摸索前进， 但找不到正确路线，终于误入岐途；有的竟就道旁坐下，一任时代的狂风暴 雨不断袭来。苟安旦夕，终于饥寒而死。但也有一批人，他们有勇气，有胆 量，更有准确的眼光，他们知道旧世界不可久留，应该另觅更美好的迦南福 地。他们扬起了大纛，奏起了雄壮的冲锋号，率领同伴，冲出了雾障，趋向 光明，截断了众流，直航大海，锦天绣地的新环境在前面张开双臂，欢迎着 他们，等待他们去开拓，去建设，实现一个比彩虹还灿烂，较旭日更光辉的 人间仙国！　　这岂不像弥尔顿所说的那匹神鹫吗？鹫鸟经过了绵长的严冬，旧的羽 毛脱落了，换上了一身新的。它身体里充满了活力，双眼炯炯发光，翘首望 着那前面的蔚蓝万里，正待展开两翼，试作浩荡的长征。看！它盘旋，盘旋， 青天在上，碧海在下！看！它飞扬，飞扬，投入无穷的无穷，永恒的永恒！ 选自《读与写》胡适的《尝试集》　　我在新诗的明义开宗第一篇写胡适的《尝试集》，一则他是新诗国度里 探险的第一人，二则《尝试集》的问世最早。　　这个扭转三千年文学史的局面，推动新时代大轮，在五四后十年的思 想界放出万丈光芒的胡适博士，将来自能在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上获得 极崇高的地位，文艺创作里没有他的名字，原是不关重轻的。但他的《尝试 集》不但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艺术也有不容埋没者在，我们又哪能舍而不论？我们要谈《尝试集》，不能不把《尝试集》以前诗界略为介绍。中国诗经过黄金时代的三唐，元气发泄几尽，到了宋人便苦无新可翻，无巧可造， 所以他们只好一面以议论为诗，使感情作品带上理智色彩；一面则在词上讲 究，使词代诗而为新兴艺术。元代戏曲发达，诗则无可言。明代前后七子鼓 吹唐音，笑啼皆伪，诗的精神几乎完全被他们葬送。到了清代则为诗的回光 返照时期：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均有前人所 未发的议论，而诗的内容和形式，亦有突过古人者。道光间龚自珍，咸同间 金和、郑珍亦为一代诗人，清末黄遵宪、康有为感受西洋文化，诗的意境声 律，往往能够别开生面。但诗到此时，光荣之局已终，以后便陷于油干灯尽 的境地了。至清末民初二、三十年的旧诗坛分为四派：第一派以王闿运为代 表。其诗虽有“今人诗莫工于余”之自负，而一部《湘绮楼集》只有无数《拟 鲍明远》、《拟曹子建》??的假古董，丝毫不能表现作家个性和时代意识。 第二派以陈三立、陈衍、郑孝胥为代表，诗宗北宋黄庭坚、陈师道，而舍其 做诗如说话的长处，学其矫揉造作的短处，“江西魔派”早有定评，不必细 论。第三派以易顺鼎、樊增祥为代表。易晚年好为捧角之诗，淫靡滥恶，达 于极点。樊则好次韵叠韵，徒以典故对仗为工，亦不足称道。第四派以苏曼 殊、柳亚子为代表。二人皆为南社巨子。苏诗尤风流哀艳，沁人心脾，但仅 能为绝句，家数太小，尚不及王次回，更不能上跻温李。且其末流成为一种 靡靡之音，除填塞小报，供人茶余酒后之消遣外，别无用处。以上四派旧诗 如垂死人之呻吟*边剑??⑩???砻骶墒ā笆*终正寝”之期已经不远。我 们要想表现民族雄大的心声，或自由抒露现代的感情思想，非另取途径不可。 新诗创造的意识，早酝酿于有识者之胸中，只等机会到来，便爆发了。　　胡适是个有历史观念的人，他知道中国文学历代均有变迁，诗的花样 也变化不少，现在实行诗的改革，决不算创举。而且他做白话诗有两层意见： 第一、诗体解放的要求他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 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 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 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的嚣俄、英国华次活（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等人所 提倡的文学改革，就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 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 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 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良好的内容 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 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 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 复杂的情感，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 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道出 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见《谈新诗》）第二，新文学的实地试验但丁、 赵叟（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Ｃｈａｕｃｅｒ１３４０—１４００）用土白制诗， 规定他们本国国语，这是胡适所常常提及的。但丁时代，意大利用的都是拉 丁文，但丁则谓宜用活的言语著书立说，何必恋恋于死文字。他政治上失败 出奔，乃作二书，一曰ＤｅＶｕｌｇａｒｉＥｌｏｐｕｅｎｔｉａ，讨论文 字之起源流别，而于意大利方言讨论尤为详细。二曰Ｃｏｎｖｉｖｉｏ，其 中也有几篇关于采用意大利国语著书之议。后来他自己真的采用意大利各地 方言中，最优美，最富普遍性的脱斯堪尼（Ｔｕｓｃａｎｙ）言语。而著其　　《神曲》（ＴｈｅＤｉｖｉｎｅＣｏｍｅｄｙ），初亦不免惹起许多人的嘲骂 攻击，但他的创作是那样宏伟壮丽，读者被吸住魅住，才知道鄙俚的方言之 中原来有这样的活力，这样的真生命，这样高贵的典型，在死文字里，是难 以找出的，所以不再反对国语文学的提倡了。十四世纪的英国，受教育的人 皆以说法语为荣。大诗人赵叟独和威克利夫（Ｗｙｃｈｉｆｆ）二人一意以 英语为诗文翻译之用。后来英语也被规定为国语了。若但丁不著《神曲》， 赵叟不做英诗，便是著了一屋子书，宣传国语，还是没用的。要人相信国语 的功用，就须拿证据来。《神曲》等之成功，便是活文字胜过死文字的证据。 胡适明白这一点，一面发表旧文学革命论，一面便新文学创作试验。　　关于《尝试集》的起源，胡适已在自序上说过，是民国五年在美国留 学时开始的。集名则取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反面的意义而题的。全集出 版则在民国八年八月。关于《尝试集》的分期，最好照着胡适的自定。他说他的诗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刷洗过的旧诗，其中《蝴蝶》、《他》为例外。至于《赠朱 经农》、《黄克强先生哀辞》为七言歌行；《中秋》为七言绝；《江上》、《十二 月五日夜月》、《病中得冬秀书》、《赫贞旦答叔永》、《景不徙篇》、《朋友 篇》、《文学篇》，皆为五言绝或五言古。词如《沁园春》、《生查子》、《百字令》，不过改字句为白话而已，形式则沿用旧调，毫无更改。　　第二期为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这时期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 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 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音节，惟《老鸦》与《老洛伯》为例外。 第三期为纯粹的新体《关不住了》那一首译品，胡适自命为新诗成立的新纪念。《应该》、《你莫忘记》、《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 颗遭劫的星》，都极自由，极自然，胡适认为可算得他自己新诗进化的最高 一步。　　关于《尝试集》的评论，我以为胡氏诗有以下特点：一、具明白清晰 的优点胡适本是一个头脑清楚，见解透彻的哲学家，其文字言语都如一股寒泉，清沁心脾，其诗亦天然近于白居易。他自己说十六岁时做笔记，曾抄《麓 堂诗话》中的“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解亦何故 耶？”加以密圈。他自己少时所作《弃父行》及游美时《送梅觐庄往哈佛大 学》，均有香山风味。胡适若生于百年以前则其诗当为宋人《击壤集》一路，或与清中叶郑珍相仲伯，这样的诗和白话相去不过一间，宜乎其一变即为白话诗了。 胡适答钱玄同《什么是文学》曾说：“我曾用最浅近的话，说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因为文学不过是 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因为文学的基本作用，还是在达意表情，故第一个条件是把情或意明白清楚地表达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不会误解。懂得还不够，还要人不能不懂得，懂得了，还要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感动。 我要他高兴，他不能不高兴；我要他哭，他不能不哭；我要他崇拜我，他不 能不崇拜我；我要他爱我，他不能不爱我，这是‘有力’，这个我可以叫他 做‘逼人性’。美，孤立的美，是没有的，美就是懂得性，‘明白’、‘逼人性’、‘有力’三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例如‘五月榴花照眼明’一句何以美呢？美在用的‘明’字。我们读这个“明”字不能不发生一树鲜明逼人的榴花的印象。”这些话用之于胡适自己作品也可说是最恰切没有。 或谓象征主义（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的文学，惯用缥缈、模糊、恍惚、隐约的笔法，写其心头瞬息起落之灵感，甚至创说话只说三分，留下七分之说，使读者随自己兴感而推想，使其在他人作品上获得自己创造之喜悦， 所谓利用“暗示”（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的力量是也。中国诗家之李商 隐、温飞卿，词家之吴文英；法国之魏仑（Ｖｅｒｌａｉｎｅ）、马拉梅（Ｍ ａｌｌｒａｒｍｅ）；比利时之范尔哈仑（Ｖｅｒｈａｅｒｅｎ）、梅脱灵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德意志之霍卜特曼（Ｈａｕｐｔｍａｕｎ），谁说他们不是大文学家？谁说他们的作品不动人不美呢？像胡适的作品过于 明白，读之每觉“一览无余”，不堪玩味，故周作人说这派文学为“水晶球”。 这话说来，未尝没有理由，不过实在是一偏之论。要知道诗家的派别 是非常之多的，你可以做象征派的诗，我也可以做非象征派的诗，你说诗以“不明白”为美，我也可以说诗以“明白”为美。白居易和李商隐有他们自己立得住的地方；雨果、华茨华兹不见得会比魏仑、范尔哈仑坏。不随波逐 流，不浮光掠影，深入而痛切，把自己的感情思想，用优美的艺术表现出来， 便是好作品了。派别怎样，是丝毫没有关系的。　　二、富于写实的精神写实主义是新文学运动时唯一提倡的宗旨。所以 胡氏作品表现这种特色，它严格地排斥一切陈词滥调，实行“做诗如说话”的条件。不立异，不矜奇，老老实实写他的日常生活。好处则如聚家人父子， 絮语家常，虽然柴米油盐的琐碎，却使人感到一种和蔼亲切之趣。坏处则体 裁枯燥，缺乏声色之美，而且轻视“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抹 煞了诗的精髓。但词藻虽为诗不可少之物，而数千年来腐辞烂调，陈陈相因。写景则夕阳、芳草、茅屋、板桥；写女子则朱颜、皓齿、云鬓、蛾眉；写愁则中酒、如醒；写别则骊歌、折柳??我们若到旧诗王国里去巡礼一回， 至少要沾些晦气。若非下大决心，一举而将这些丛生的荆棘，摧陷廓清，哪 能撒下新鲜种子？刘熙载评韩愈之“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 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我说胡适之白描主义也是文学上一剂最有力的消肿药。　　胡适尝评杜甫“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以为上句是很美 的写景，下句便坏了，胡适之所谓“坏了”也者，大约以为龙是兴云作雨的 神物，是种虚幻的东西，写在诗里不合事实，所以加以反对。但不知诗人原 是些“梦游者”，最喜张开眼睛，白日做梦。他的身体虽寄居于现实界，而精神则常游遨于幻想界，现世所无，或昔有今无之物，诗人能以其“想象”凭空创造和补足。龙虽是神话中的动物，但它已在杜甫的“想象”中活起来 了。　　何况大江滔滔，浊浪际天，气象本已雄浑，而风雨晦暝中的江景，更 像涵孕着无数神奇、灵怪，不如此写，便不能将那时的气象表出。“龙吟”，说是诗人幻觉中听见的固可，说是诗人故意如此写，用以表现风雨中大江气象的也未尝不可。若如胡适之所云，则屈原、但丁、哥德等等都不能在文学 占一席地，因为离骚、神曲、浮士德都是以丰富的想象构成啊！　　这是《尝试集》出版十年后我试作诗论的感想，到今还没有改变。不 过现在想胡适这样说亦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是个实验主义者，一切不合科学精神之物，均在排斥之列；他是写实文学的提倡者，对浪漫神怪思想，尤所反对况中国人头脑本不清楚，好为空虚荒渺之谈，轻视实际生活。胡适等所主张的“思想革新”正要从灌输科学思想入手，所以他对于文艺，也不能 不发为这种议论而已。三、哲理化胡适本是一位哲学家，即其文学亦带上哲学色彩。他初作旧诗时，颇有创立“哲理诗派”的野心。《藏晖室*'记》第三册，跋《自杀》 云“??吾国做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蒲伯（ｐｏｐ ｅ）已不可得，何况华茨华兹、哥德与白朗宁（Ｂｒｏｗｎｉｎｇ）矣。此 篇以吾所持之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这是他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话，果然，他后来做诗，专在这方面努力。其《去国集》中之《秋声》，发挥老子慈、俭、不敢 为天下先之三宝。《秋柳》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要旨。《景不徙篇》则解释 墨经“景不徙，说在改为”；及庄子天下篇“飞鸟之影未常动也”的数句。 他若后来不改而从事国故的整理，而继续为新诗的写作，也许为中国旧诗界创造一派从古未有之“哲理诗”。　　但是哲学是属于理智方面的事，文学是属于情感方面的事。我们研究 哲学时，每须先将头脑放冷静了，然后才能寻究其中的道理。至读文学时， 则以带着兴奋的心灵，欣赏其一切。若读“哲理诗”，理智与感情并用，同 时冷热，很觉不痛快。况且这类诗必须安上“序”、“跋”才可知道它说的什么。我们读一种文学作品，不能以心灵直接游泳于作品中，却须凭藉桥梁渡船之属，趣味自然减低不少。但哲理诗在西洋亦为一大宗派，诗之长者每达 数卷，我们若能做，亦未尝不好。胡适后来似乎也觉悟这种哲理诗不容易做得好，所以每有哲学思想，必用具体方法表现出来，如《一颗星儿》、《威权》、《小诗》、《乐观》、《上 山》、《一颗遭劫的星》、《艺术》、《梦与诗》、《希望》，便进步多了。试举《乐 观》为例：一 这株大树很可恶， 他碍着我的路！ 来！ 快把他砍倒了， 把树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二 大树被砍做柴烧，树根不久也烂完了。 砍树的人很得意， 他觉得很平安了。三 但是那树还有许多种子！很小的种子，裹在有刺的壳儿里！ 上面盖着枯叶，叶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东西，谁也不注意。四雪消了，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笑眯眯的好像是说： “我们又来了！”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 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那砍树的人到哪里去了？　　这首诗据胡适自序说是为《每周评论》被封面作。但诗是有两面的， 看里面固然是一首诗，看表面也还是一首诗。胡氏论诗有所谓“意境”，这 便是“意境”，总之他的作品是“思想的艺术”，是“醒者的艺术”。胡氏自己颇为得意的是《应该》那一首诗。诗云：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这首诗虽收于初版的《尝试集》，别人也常引，究竟为谁而作则不知。 直到《新文学大系》诗歌集出版，引胡适此诗，却多了一篇序，是胡适民国八年所撰，这个哑谜才揭晓了。 序文云：“我的朋友倪曼陀死后于今五六年了，今年他的姊妹把他的诗文抄了一份来，要我替他编订。曼陀的诗本是我喜欢读的，内有《奈何歌》二十首，都是哀情诗，情节很凄惨，我从前竟不曾见过。昨夜细读几遍，觉 得曼陀的真情有时被词藻遮住，不能明白流露。因此我把这里面的第十五、 十六两首的意思合起来。做成一首白话诗。曼陀少年早死，他的朋友都痛惜 他。我当时听说他是吐血死的，现在读他的未刻诗词，才知道他是为了一种很难处的爱情境地死的。我这首诗也算表章哀情的微意了。” 胡氏在《谈新诗》那篇文章里自评此诗云：“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 这首诗是借诗人的旧情人之口说的，从“他也许爱我”到“他的话句句都不错”一连几个“他”字，都指的那个旧情人。至“对他”、“爱他”、“待 他”之三个“他”字，则指诗人之妻。盖诗人私恋一女，旧时代礼法森严，婚姻不能自由，迫于父母命，媒妁言，与他姓女子结婚，而心则不能忘旧恋。恋人秉性忠厚，故流着眼泪劝诗人，莫再爱她，应该以爱她之心爱他的妻子。　　胡适写这首诗，表性别的代名词尚未发明。指女性之第三身代名词， 多用“伊”，用女旁的“她”是稍晚才有的。所以有些人每将此诗的性别弄 错，以为是一个男子对旧情人说的。这样一来，好好一首哀情诗，弄得味如 嚼蜡了。倪曼陀的《奈何歌》，可惜我们未能得见，胡适既说他这首《应该》 是由倪氏《奈何歌》第十五、十六两首蜕变而出，当时若将之抄于诗后，做 个比较，并用以证明旧体诗不能表达复杂的意思，岂不有意义吗？胡适译苏 格兰女诗人的《老洛伯》亦为世界有名的哀情诗，与这首《应该》情调意境 有些相似，不过《老洛伯》是翻译品，只好不去说它了。　　好为苛论者，每说胡适的诗不过是新诗的试验品，是后来成功者的垫 脚石，在现在新诗界里是没有他的地位的。不知胡适的诗固不敢说是新诗最 高的标准，但在五四后十年内他的诗还没有几个诗人可以比得上。诗是应当 有韵的，他的诗早就首首有韵；诗是应当有组织的，他的诗都有严密的组织， 不像别人的自由诗之散漫无纪；诗是贵有言外之旨的，他的诗大都有几层意 思，不像别人之浅薄呈露。我们对他诗的格式现在看惯了，觉得太平常，太 容易做，但有些新诗学着扭扭捏捏的西洋体裁，说着若可解若不可解的话， 做得好，固然可以替中国创造一种新艺术，做得不好，便不知成了什么怪样， 反不如胡适平易近人的诗体之自然了。何况以新诗历史论，《尝试集》在文学史上将有不朽的地位！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五四左右几位半路出家的诗人胡适曾说过：“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 们虽然认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 的人，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工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 枷锁。故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式的白话诗，一些词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蕙的风》序）。所谓“我们”也者，就是本编前言里所说的沈尹默、沈兼 士及周氏兄弟一派人。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新诗人，他们做诗腕底常有 “旧诗词的鬼影”出现的，但那“尝试”的勇气，比青年人更为可佩，而且 他们在当时也给读者留下许多很好的印象。　　沈尹默本是一个旧诗人，他的《秋明集》在词上的贡献是谁都承认的。 五四时代他也了许多新诗，如《三弦》：　　中午的时候，火一样的太阳， 没法去遮拦，让他直晒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柳。　　谁家破大门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 低低的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门外坐着穿破衣裳的老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这首诗据其自述做了半月方成。胡适《谈新诗》云：“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看他第二段‘旁边’以下一长句中，‘旁边’是双声，‘有一’是双声；段、低、低、的、土、挡、弹、 的、断、荡、的，十一个字都是双声。这十一个字都是“端透定”（Ｄ．Ｔ） 的字，模写三弦的声响，又把‘挡’、‘弹’、‘断’、‘荡’四个阳声字和七个 阴声的双声字（段、低、低、的、土、的、的），参错夹用，更显出三弦的抑扬顿挫。”一首诗有这许多音节上的讲究，非深通音韵学者不办，也无怪短短几行，费了他老先生半月的推敲了。 沈兼士和李大钊的新诗，是完全为旧诗的音节所支配的。如沈的《香山》：我来香山已三月，领略风景不曾厌倦之。 人言“山惟草树与泉石，未加雕饰有何奇？” 我言“草香树色冷泉丑石都自有真趣，妙处恰如白话诗。” 但另一首《香山早起作寄城里的朋友》，则有新诗意味。李大钊的《山中即景》：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这些诗，可以使我们知道新诗由旧诗蜕变出来时经过的阶段。周氏兄弟即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鲁迅最早的笔名为唐俟。他是小说家、随笔家，不是诗人，所以在新诗上成就不大，但他所作的《梦》、《爱 之神》、《桃花》，有些冷峭深刻的意味，很像他的小说及随笔。现在举《梦》 为例：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 颜色”；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暗里不知，身热 头痛，你来你来！明白的梦。周作人的《小河》是一首长的散文诗：“那条流动不息的小河，冲倒了阻挡它的土堰，又被更坚固的石堰遮住，但它还只是向前流。它在地底里微 细而可怕的呻吟，使堰外田里的稻为它皱眉，它终年挣扎，脸上添出许多痉 挛的皱纹，使田边的桑树为之摇头，它痛苦的奋斗，又使地上的草和虾蟆叹 气。但筑堰的人虽不知到哪里去了，石堰却还一毫不动。”有人说这首诗象征由忧郁到光明的生活的斗争，我想还不如说是形容人对那伟大的运命抵抗 失败的悲剧吧。胡适称赞说：“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 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见 胡适《谈新诗》）　　周作人又有一首《过去的生命》颇有趣味，录之于下：　　这过去的 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支笔，在纸上乱点，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 迹——但是一行也不能写，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又《慈姑的盆》小诗：　　绿盆里种下几颗慈姑，长出青青的叶。 秋寒来了，叶都枯了，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里，荡漾着两三根，飘带似的暗绿的水草。 时常有可爱的黄雀，在落日里飞来，蘸水悄悄地洗澡。　　这诗虽写日常所见平凡的光景，但颇有闲适之趣。又《儿歌》写得也 好：　　小孩儿，你为什么哭？你要泥人儿么？你要布老虎么？ 也不要泥人儿， 也不要布老虎。对面杨柳树上的三只黑老鸹，哇儿哇儿的飞去了。 在这一班半路出家的新诗人中，最成功的则为字半农的刘复。他早年和周瘦鹃、程小青、赵苕狂、袁寒云一班“礼拜六”派在一起，本来不过是 个上海滩的文士。但他天才高朗，见解超卓，认清了世界潮流和文学的趋势， 便投入陈胡革命团体里。早年和他在一起的周瘦鹃等不过在《申报》当个编 辑，而刘半农却已成为新文学界偶像之一了。刘半农初期的诗作和沈尹默、李大钊一样是些洗刷过的旧诗，如《学徒苦》，是仿汉乐府《孤儿行》的音节的。不过他有一首《窗纸》（后改为《相 隔一层纸》），即使今日看起来还不失为一首有价值的好诗。胡适的《谈新诗》 举了周作人的《小河》，不举这首，不知是何缘故？　　《扬鞭集》的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接着五四以来的路径发展，用旧 式诗词的音节，但排斥了富丽的词藻，略去了琐细的描写，而以淡素质朴之笔出之。如《卖乐谱》、《忆江南》、《秋歌》、《记画》、《侬家》、《阵雨》、《归 程中得小诗五首》。现举其《侬家》为例：　　君问侬家住何处，去此前头 半里许，　　浓林绕屋一抹青，檐下疏疏晒白纻。　　读了此诗，自然会想起揭曼硕的盘江遇水仙诗：“盘塘江上是奴家，郎 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 也有用白话写而仿古诗格式，如思祖国而作的《三唉歌》： 得不到她的消息是怔忡，得到了她的消息是烦苦，唉！ 沉沉的一片黑，是漆么？模糊的一片白，是雾么？唉！这大的一个无底的火焰窟，浇下一些儿眼泪有得什么用处啊，唉！ 这首诗是仿汉梁鸿《五噫歌》，但变化得一点痕迹没有，却是难得。 第二类为用方言作诗，这是刘半农最大的成功。一八九六年，驻京意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卫太尔男爵（ＢａｒｏｎＧｕｉｄｏＶｉｔａｌｅ），在 北平专搜民歌，编成一部《北京歌唱》（ＰｅｋｉｎｅｓｅＲｈｙｍｅｓ）。他在三十年前就能认识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真诗”，并且说：“根据这些歌谣 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 胡适附论道：“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 许多可以供给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的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罢。”但是刘半农能补足这个缺陷。他有用江阴方言所拟的山歌、 儿歌、用北京方言作人力车夫的对话，无一不生动佳妙。现在且看他用江阴 方言所写的山歌：你乙看见水里格游鱼对挨着对？ 你乙看见你头上格杨柳头并着头？你乙看见你水里格影子孤零零？　　你乙看见水浪圈圈一晃一晃或两个人？（“乙”疑问词犹国语之“可曾”， 吴语之“阿”）又《河边阿姊》河边阿姊你洗格舍衣裳？ 你一泊一泊泊出清波万丈长。 我隔子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 一记一记一齐捣笃我心上！又其拟儿歌记杀婴之事，有小序云：“吾乡沙洲等地，尚多残杀婴儿之风；歌中所记，颇非虚构。” “小猪落地三升糠” 小人落地无抵杠！东家小囝送进育婴堂，养成干姜瘪枣黄鼠狼！ 西家小囝黑心老子黑心娘落地就是一钉靴嗡口额！一条小命见阎王！ 蒲包一包甩勒荡河里，水泡泡，血泡泡， 翻得泊落：鲤鱼鲫鱼吃他肉！ 明朝财主人家买鱼吃鱼里吃着小囝肉！ 刘氏拟儿歌于小儿之心理口吻，无不揣摩毕肖。甚至还仿小儿所唱种种无意义的声调。　　如“气格隆冬祥”（像锣鼓之声，小儿每喜言之，含有“拉倒完结”之 意）、“瓦哒渤伦吨”，这都是普通文人所不注意的。不过我们须知道这种拟 歌，只是刘氏的一种文艺游戏，是“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刘氏专利品， 他人万不可学他。因为民歌和儿歌都极粗俗幼稚，不够文学资格。我们从它扩充发展，如杜甫、白居易采取古乐府格调，另创新作，才是真正途径（胡 适所希望于我们者正是如此）。若一味以模仿为能事，则此等民歌现存者何 止千万首，何用文学家再来辛苦创作呢？亡清末年，王公大人往往故意化装 为乞丐，徉徜酒肆茶寮之间，以其“唯妙唯肖”引同侪之笑乐，刘氏之拟民 歌也是这样情形。若我们错把这种模仿当做最后目的，那就像王公弃其安富 尊荣的生活，永远当乞丐去了，岂不成了笑话吗？从民歌的音节，变为我们 理想的文学，是徐志摩一部分的诗歌，后当讨论。刘氏又有用北京方言所写 如《面包与盐》：　　老哥今天吃的什么饭？吓，还不是老样子——俩子儿的面， 一个镚子的盐， 搁上半喇子儿的大葱。这就很好啦！ 咱们是彼此彼此，咱们是老哥儿们， 咱们是好弟兄。 咱们要的是这们一点儿。咱们少不了的可也是这们一点儿。 咱们做，咱们吃。咱们做的是活。谁不做，谁甭活。 咱们吃的咱们做， 咱们做的咱们吃。 对！ 一个人养一个人， 谁也养得活。　　反止咱们少不了的只是那们一点儿；咱们不要抢吃人家的，可是人家 也不该抢吃咱们的。对！ 谁要抢，谁该揍！ 揍死一个不算事， 揍死两个当狗死！对！对！对！揍死一个不算事， 揍死两个当狗死！ 咱们就是这们做， 咱们就是这们活。做！做！做！活！活！活！ 咱们要的只是那们一点儿！咱们少不了的只是那么一点儿——俩子儿的面，一个镚子的盐， 可别忘了半喇子儿的大葱！　　中国劳动者欲望是这样低微，真不愧为平和忍耐的民族。而且自己做， 自己吃，谁不做，谁甭活，所代表的又是何等高尚的精神呢？可是连“俩子 儿的面，一个镚子的盐，半喇子儿的大葱”也不给他们时，又将如何？社会 不平等的制度和残酷的经济压迫，不是连他们这点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也剥夺了吗？不是教他们愿意将大量的劳力换些许的粮食也不可能吗？血和泪的呼号，却在这样温和平淡的言辞里表现，作者的手腕真个高人一等。 第三类为创作的新诗，如《一个小农家的暮》、《稻棚》、《回声》、《巴黎的秋夜》、《两个失败的化学家》、《尽管是》——有许多都是极有意境的好诗。　　刘半农最出名的一首诗，是《教我如何不想她？》这是一九二○年九 月间，他留学英国伦敦时写的。一九二○年就是民国九年，也就是五四运动 的第二年。诗曰：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游鱼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花在暮色中烧，啊！ 西天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又《茶花女饮酒歌》，也是刘半农名作，至今尚播于管弦。半路出家的 诗人还有一个陆志苇。他本是一个心理学家，在基督教会中有相当高的地位。原会作旧诗词，后改事新体诗的习作，有集曰《渡河》，自序说：“我于做诗 不是职业，乃是极自由的工作。非但古人不能压制我，时人也不能威吓我。” 又说：“其中有用做旧诗的手段说不出的话，又有现代做新诗而迎合一时心 理的人所不屑说的话。”《渡河》约收新体诗百余篇，篇篇有甚深的内容，形式也变化多致。现引他《摇篮歌》于下：宝宝你睡罢！ 妈妈为你摇着梦境的树，摇出一个小小梦儿来。 宝宝你睡吧！ 妈妈为你拣两朵紫罗兰，送灵魂儿到你的笑涡里来。宝宝你睡吧！妈妈为你留下些好辰光，你醒来，月光送你父亲来。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冰心女士的小诗　　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间，新文学的园地里，还是一片荒芜，但不久便 有了很好的收获。第一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二是冰心女士的小诗。周作人说他朋友里有三个有诗人天分的人，一是俞平伯，二是沈尹默，三是刘半农，这是 就他的朋友的范围而说的。我的意见可不如此。我说中国新诗界，最早有天 分的诗人，冰心不能不算一个。　　冰心最初在《晨报》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引起读者的兴味。后来她在 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发表了短篇小说《超人》，大家更对她的天 才惊异，民国十年至十一年之间，她又在北京《晨报》副刊陆续披露了《繁 星》和《春水》。于是她更一跃而为第一流的女诗人了。冰心的作品真像沈从文所说“是以奇迹的模样出现”的。当胡适的《尝试集》发表之后，许多中年和青年的诗人，努力从旧诗词格律解放出来而为 新文艺的试验。或写出了许多似诗非诗，似词非词的东西；或把散文拆开， 一行一行写了，公然自命为诗；或则研究西洋诗的体裁，想从中间挤取一点 养料，来培植我们新诗的萌芽。在荒凉寂寞的沙漠中，这一群探险家，摸索着向着“目的地”前进。半途跌倒者有之，得到一块认为适意的土地而暂时安顿下来者有之，跌跌撞撞，永远向前盲进者有之，其勇气固十分可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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