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孔子的分岐
　　 08:37:56&&&作者：黄河怒涛第六章人民的教育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腰杆子直起来了，脑子还要充实起来。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这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把教育主权交到人民手中新中国的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的教育也要让人民当家作主。旧中国的教育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垄断着教育领域，他们办的学校专供他们的子弟上学，是所谓的“贵族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受教育学文化机会。劳动人民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就要自己办学校，受教育，学文化。1949 年10月1日，毛泽东签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公布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教育地位的基本定位。1949年底，在毛泽东同志直接关怀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根据这些方针，人民政府从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多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日，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他还亲笔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又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1958年 8月下旬，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摧枯拉朽，迅速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制度的“坚决改造”，向工农敞开了教育之门，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批判武训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第一场在文化领域里进行的对旧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武训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今聊城西)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武训由于深感没有文化的苦处，决心办义学，让穷孩子们读书。但是由于他无钱办学，只能靠乞讨。在积三十年辛劳之后，武训在堂邑、馆陶、临清办了三所义学。武训“行乞兴学”不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赏，而且受到清政府嘉奖，不仅赐名为“训”，而且还封其为“义学正”并赏穿黄马褂。1951年初，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映，社会上好评如潮。有人说“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不料，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序幕。很多人可能至今都对这件事大惑不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毛泽东为什么会兴师动众地推动对一部电影，一个办教育者的批判呢?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联系的，都是有原因的。1951年的中国，镇反运动正在掀起，抗美援朝战争正进入相持阶段，西藏问题正在谈判。可以说，当时的内外矛盾，是一场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然而，《武训传》对武训的歌功颂德，显然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格格不入。在毛泽东看来，武训就是一个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甚至对阶级敌人卑躬屈服的典型人物。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中说到：“《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泽东的愤慨之情，掷地有声。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武训是“不足为训”的。毛泽东认为，武训的所谓“义学”，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剥夺了下层人民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毛泽东确定的中国教育的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不是当官做老爷的知识分子贵族。毛泽东时代的学校完全由政府出钱，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学、杂费。可是如今，中国教育推崇武训备至，教育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特别是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已经成为“高额学费”的代名词，他们只为富人家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被拒之门外。当今的某些人，可能不会注意，他们竭力为武训翻案的同时，无情的现实，严酷地证明毛泽东的无比深刻和正确，让当初不懂毛泽东的愤怒和“武训到底有什么罪过”的人，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武训”。而对武训的不同评价，正是一面活生生的镜子!批判孔子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他在长沙求学时是颇为崇信孔子的。他在1917年4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他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毛泽东对孔夫子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以“打倒孔家店”为主题之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他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他主办《湘江评论》时，笔下便很难再见到赞赏孔子的话，也很少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虽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持批判态度，但是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对孔子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东西，他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也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讲了孔子的经历，说明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当然在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的缺点，提出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孔子的，即对孔夫子一分为二，也就是毛泽东常主张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论上的错误、过时的东西，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则又肯定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精华”，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才达到了极点。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自西汉以后的东汉、三国、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所有的王朝，竟然都毫无例外地都陷入了一个从王朝创立阶段的反对儒家学说到天下安定之后又尊奉儒家学说这样一个奇怪的周期率。而正是随着“反孔尊孔”的这个周期律的出现，才有了王朝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这个周期律。对于我国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陷入“反孔尊孔”的这个周期律的问题，1973年，毛泽东在同毛远新谈批林批孔的问题时是这样分析的：“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就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得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搞陈桥兵变，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请来愚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为什么只要一旦陷入到“尊孔反孔”的这个周期律中，必然也就要陷入到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另一个周期律中。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学说的本质才造成的。儒家学说的源头与核心内容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周礼》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所以，不管孔子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为其增添了“取义”，还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为之增添了多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内容，然而儒家学说都始终没有跳出为统治阶级效命的范畴，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正是由于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的盛行，才不仅造成了中国人只顾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民族成为了一盘散沙，而且更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因为没有真正的精神信仰并产生了强烈地投机心理而贪生怕死、特别是极易为物质利益所引诱而选择当汉奸。如果在没有外来竞争，没有外来危险的情况下，儒家学说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世界观。儒家学说的世界观将中国人的性格引向平和善良决不是错，但是如果把中国人的性格都引领到了每当侵略者打上门来，父母遭杀戮，妻女被奸淫时而都不敢反抗的程度上来，那就不仅仅是错，而且简直就是罪恶了。正是由于儒家学说不仅弱化了中国人的性格，而且儒家学说的思维方式也更产生不了高度的智慧，形不成长远的高度战略，所以尽管我国的历史上曾经产生了《孙子兵法》、《太公韬略》等兵书战册，但却仍然被连文字都没有的游牧民族打得山河破碎，所以更不用说用以指导中华民族去应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局势了。另外，孔子是一个鄙视劳动，鄙视劳动者的教师。他不参加生产劳动，他的学生也不参加生产劳动。他的学生三千，没有一个懂得五谷杂粮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恰好与其相反，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儒家理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天生就是要受人统治的。这种观点毛泽东根本不接受。毛泽东说：“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他就是要让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坐到统治者的位置上去。孔子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而毛泽东不仅仅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主张干部和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战争年代，他在军队中推行官兵一致的政治经济制度，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制度，都是限制领导干部，让劳动者与管理者平等的，有的政策甚至是偏向于劳动者的。比如工资制度，在毛泽东时代，相同级别的工人比干部的工资要高。他更是毕生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思想文化素质，让劳动者从封建道德观念桎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把教育劳动人民当作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认为妇女和男人应该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孔子宣扬的礼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毛泽东反对这样的盲从。他认为如果劳动人民发现领导干部有错误就一定要反对，下级发现上级有错要反对，学生发现老师有错也要反对，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他还认为当父母的如果说得不对，做儿女的可以反对，于是沿袭了几千年的“儿女的婚姻由父母作主”、“男人可以休妻”的封建传统制度在毛泽东时代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夫妻关系不好，女人同样可以提出离婚。毛泽东与孔子的分岐，主要是在如何对待劳动人民的问题上。毛泽东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一切都是为了劳动人民。而他认为，孔子那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哲学、道德礼教本质上都是反人民的。他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孔子，就是因为孔子的理论是反人民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他说:“一切反人民的统治者，都必然会搬出孔子，把孔子当作圣人顶礼膜拜。”所以，毛泽东要坚决反对孔子。扫 盲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因此，当时的教育属普及教育范畴，不仅针对青少年学生，还包括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及对旧教育的改革运动。其实早在解放之前，毛泽东就领导群众在解放区开展了扫盲工作。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非常大的阻碍。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扫盲不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解放后，扫盲工作更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表示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来自中央、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妇联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农民业余学校的模范教师和学员共4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亲切握手、合影，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毛泽东认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建不成社会主义，文盲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要大力普及文化知识，扫除文盲。“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这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要求“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推进九年免费义务教育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195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祁建华以他对扫盲工作的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祁建华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195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颐和园一边散步，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毛泽东问胡耀邦：“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当即答道:“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随后他把材料报给了毛泽东。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看到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毛泽东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扫盲教材。扫盲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免费教育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近乎是免费教育。虽然一般要缴学费，但因为那时候学校根本不会在学生身上谋利，所以学费很低，基本上就是一点书籍课本费。并且搞点勤工俭学，缴了学费还有结余。一时缴不起的学生可以先读书，实在有困难的可以评助学金免掉，有的老师还为困难学生代缴。而现在，教育的不公问题成为普通老百姓最为深恶痛绝现象之一。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开始了分化。好的幼儿园，动辄学费上万，一般老百姓根本上不起。重点小学、初中和高中，价格高得更是离谱。上大学的学费一年上万，这对部分还没有完全脱贫的家庭来说，几乎是一场噩梦。普及教育为了加快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毛泽东决定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在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积极发展小学，尤其是农村简易小学，以“解决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问题”。1970年，大开群众办学之门，农村中小学自此进入突破性的发展期。原先是几个大队(相当今天的村)才有一所小学，而且大部分是不完全小学(只有1—4年级，没有5、6年级)，一个公社(相当于今天的乡)才有一两所完全小学，一个县才有几所中学，其中完全中学(开有高中班的)最多一两所，每年招收高中生一、二百人。由于群众办学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兴起，进入七十年代的时候，队队都办起了完全小学，社社都办起了初级中学，完全中学翻了几番，一个县有十几所高中，几乎一个乡一个，把学校办到了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由于学校猛增，加上实现了全民免费教育，所有农村的青少年都有机会上学读书了。中国在毛泽东时期普及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小学入学率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上升至 1978年58%);普通初中招生数从万大幅升至.3万，增加了近十倍;普通高中招生数从万大升至万，增加了20倍。关心少年儿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曾经多次为儿童事业题词，发出倡导。1942年4月，毛泽东为纪念当时的儿童节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北京出版《中国儿童》(现名《中国少年儿童报》)创刊号，毛泽东题词:“好好学习。”为了让新中国的广大少年儿童受到更好的教育，能够更健康地成长，日，我国将6月1日国际儿童节确定为新中国儿童节，毛泽东欣然挥毫为《人民日报》题词:“庆祝儿童节。”1951年9月底，毛泽东接见安徽参加国庆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中有渡江小英雄马三姐。毛泽东关切地问她念书情况，还送她一本精美的笔记本，并且在扉页上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8个字的题词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全国青少年学习的座右铭。思想要进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关心青年在政治上的进步。1957年，他针对一些青少年中出现的“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的问题，严肃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毛泽东针对我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发出了“又红又专”的号召。所谓“红”是指正确的政治方向、立场、观点;专，指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又红又专”体现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可是近些年来，我们的学校，严重忽视了政治教育，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削弱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些学校的办学方向不明确，学生思想混乱，理想淡化，信念动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泛滥。学而优则仕，鲤鱼跳龙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又成为人们对教育的共识，中小学生以至大学生的理想变得鼠目寸光、变得俗不可耐。有的学生在作文中谈到理想时，男学生想当“花花公子”，“左边开着名车，右边抱着美女”，女学生称想当二奶、想当明星，有的甚至想“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所有这些，都从反面说明了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要片面的智育在毛泽东看来，全面发展决不是面面俱到、平均发展的被动学习，决不是课程越多越齐，学生就越能全面发展，实际上课程都是传授知识的课程，属于智育的范围，课程越多，教育变成了片面的智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的高中课程设置主要有语文、数学、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体育、英语。语文按文章类别分单元，每单元一个小结;数学将以前的代数、几何、三角函数等四门课按数与形的内在联系合编为一门课;工业基础含力学分册、机电无线电分册和化工分册;农业基础含种植(植物)分册和养殖(动物)分册。各课均精选精编，注重连贯与重点的统一，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不仅高中两年学完了过去三年的课程，还学了一些过去大学低年级的课程，如数学中的解析几何等。当年学校学习渠道除课堂学习外，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是正课之外的第二课堂的学习。学校和班级均成立有各类课外活动小组和小队，如写作组、生物组、化工组、机电组、无线电组、文艺宣传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等，分派有各科老师负责业务指导。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一到两个小组或小队，办校刊、墙报、故事会、书画展览，开展篮球赛、乒乓球赛和长跑比赛，各得其所，各显其能。日常政治活动和学生工作也是第二课堂的重要内容。高年级的学生组织有校团委、红卫兵大队部，小学年级有少先队中队部，各班有班委会和学习小组。学校里的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均由学生自己组织，如请贫下中农代表忆苦思甜、声援亚非拉人民反美爱国的正义斗争、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等，都由校团委组织，团员和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参与组织工作的热情很高。到外地演出，到生产队调查共青团发展对象的表现和家史，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开展各项劳动竞赛，都是同学们自己组织，自己带队。当年的第二课堂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还有社会的大课堂。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同学们都要回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乡亲们一道战天斗地，接受勤劳、朴实、友爱的大环境的熏陶。健康第一新中国一建立，毛泽东就亲自抓了教育的一件大事，即将“健康第一”列为基础教育的方针。1950年6月，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都亲临会议。在会议期间，马叙伦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便在会议休息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指示：“健康第一。”随后又说;“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同年6月19日，毛泽东又写了封信给马叙伦，全信如下：马部长：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此致敬礼毛泽东六月十九日1951年秋，毛泽东接见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谈到了自己当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锻炼身体的好处。他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1953年 6月 30日，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指出：“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人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负担不能过重。”“我给青年人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这就是有名的“三好”指示。1954年3月，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它体育活动的通知》，公布了第一套少年广播体操，每天，学校里的师生伴随着收音机里定时播放的乐曲，在音乐伴奏下做广播体操的巍巍壮观的场面，形成新中国一道独特风景线。为了保证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把体育与德育、智育并列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和体育史上还是第一次。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以及其后在多个场合，都是祝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始终把“身体好”放在首位。日，在同姨表侄女王海蓉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指示，为改变学校体育状况，改善我国民族素质，造就一代体魄健壮的青少年，提高全民劳动生产力，增强国力，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劳卫制”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党和国家确立了重视国民体质健康的指导思想，将苏联行之有效的“劳卫制”引进到我国体育工作中。1951年，北京率先实施与“劳卫制”相仿的《体育锻炼标准》。之后，上海也试行了《体育锻炼标准》。1954年，国家体委干脆使用“劳卫制”之名，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同日，国家体委、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团中央、全国学联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从而掀起了全国中学和大学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热潮。“劳卫制”的检测项目很多，包括田径、体操、举重等，这些项目贯穿着速度、力量、耐力、灵巧，是对人的身体素质的全面锻炼。“劳卫制”的等级分三档，即少年级、一级、二级。少年级和一级比较容易通过，二级比较困难，一个学校大约不足50%的学生能通过。过了二级就是运动员标准。为了彰显学生通过“劳卫制”锻炼的成绩，“劳卫制”有证书、证章。凡通过一个级别检测都能获得一张精美的证书和一枚证章。证书和证章是健康的标志，每个通过“劳卫制”的学生都非常珍惜。毛泽东的儿媳邵华在上中学时，考试成绩都非常出色，当她把自己的成绩单拿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泽东却问道：“你身体锻炼得怎样?”邵华回答：“就是跳绳不行，没有通过劳卫制。”毛泽东微笑地说：“就一项通不过也不好。‘三好’才算好。”在父亲的要求和鼓励下，邵华加紧锻炼，不久就通过了劳卫制。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加上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与副食品严重短缺，国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学校的体育运动大多减少或停止，“劳卫制”也不了了之。1964年，中央正式废除“劳卫制”名称，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1974年又改名为《国家体育锻炼试行条例》至今。但人们仍习惯称为“劳卫制”。“世界是你们的”日，一个让万千留苏学子铭记终生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表达了“世界是你们的!”之殷切希望。那天下午六点刚过，大礼堂里已是人山人海。大厅的座位上坐满了人，两厢、廊柱之间也都站满了人。一部分同学实在坐不下，被安置在旁边的学生俱乐部听实况广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服，身材魁梧，红光满面，从台前一端阔步走到另一端，微笑着频频挥手向同学们致意。然后他回到舞台中央，用手向大家一摆，掌声戛然而止，大厅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毛泽东大声说：“同志们!我向你们问好!”台下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的话语几乎被掌声淹没了。毛泽东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大部分同学没有听明白。他见同学们露出困惑的神情，便解释到：“世界就是world。”但是那时留苏学生大多数没有学过英语，仍然听不懂。毛主席便转头问刘晓：“世界用俄文怎么说?”刘晓回答：“是米尔。”毛主席就说：“米尔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在，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时，全场立刻响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的掌声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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