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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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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内容要新，结构、层次和体例要清楚，便于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既注重理论阐述，又强调实务操作。围绕会计核算的七种基本方法及其相互关系进行阐述，在整个教材中保持前后内容的连贯性、方法的一致性。为帮助学生理解与思考，每章后均附有思考题，在教材附录中还配备了一个综合案例。对教材中出现的某些存在争议的学术探讨问题，在提出各种不同看法的基础上，阐述我们的观点。
《基础会计》是财政部规划教材，由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并审定，作为全国高等院校财经类教材。《基础会计》以最新会计规范为依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与发展相结合，对教材体系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整合、调整，充实了新的会计知识和会计实务。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会计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会计的职能与目标
第三节 会计的对象
第四节 会计的任务与作用
第五节 会计学及其分支
第二章 会计要素与会计等式
第一节 会计要素概述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要素
第三节 利润表要素
第四节 会计等式
第三章 会计核算基础
第一节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
第二节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第三节 会计核算方法
第四章 会计科目与账户
第一节 会计科目
第二节 账户
第三节 账户的分类
第五章 复式记账与借贷记账法
第一节 复式记账原理
第二节 借贷记账法
第六章 企业主要经济业务韵核算
第一节 企业主要经济业务概述
第二节 资金筹集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供应过程业务的核算
第四节 生产过程业务的核算
第五节 销售过程业务的核算
第六节 财务成果形成业务的核算
第七节 企业利润分配业务的核算
第七章 填制与审核会计凭证
第一节 会计凭证的意义与种类
第二节 原始凭证的填制与审核
第三节 记账凭证的填制与审核
第四节 会计凭证的传递与保管
第八章 会计账簿的登记
第一节 会计账簿的意义与种类
第二节 会计账簿的设置与登记
第三节 会计账簿的启用与登记规则
第四节 结账与对账
第五节 会计账簿的更换与保管
第九章 财产清查
第一节 财产清查概述
第二节 财产清查的内容与方法
第三节 财产清查结果的处理
第十章 会计报表的编制
第一节 会计报表概述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
第三节 利润表
第十一章 会计核算组织程序
第一节 会计循环
第二节 会计核算组织程序概述
第三节 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
第四节 科目汇总表核算组织程序
第五节 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
第六节 日记总账核算组织程序
第十二章 会计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第一节 会计工作组织的意义与要求
第二节 会计机构与会计人员
第三节 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
第四节 会计职业道德
第五节 ERP环境下的会计工作
第六节 会计档案管理与会计工作交接制度
附录：会计循环综合案例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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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国辉将《蚊神大战》《符号的赤裸》2本书全国所义卖书款全部捐给云南灾区
来源： 南方网作者：
8月3日，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398人遇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人和共产党员的美德。
　　8月3日，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398人遇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人和共产党员的美德。为尽党员和机关干部的微薄之力，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巡视员（副厅）钟国辉，将出版热销的科幻小说《蚊神大战》和世界上第一本符号诗集《符号的赤裸》2本书全国所卖书款全部无偿捐给云南灾区。在当当网、广购书城、开卷新书网、百道网所卖的书款分别由所在的网站直接汇给灾区；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在全国上千家书店所卖的书款直接由羊城晚报出版社汇给灾区；由单位和个人直接购买的书款，由广州市重越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直接汇给灾区。卖书捐款时间为8月4日至9月4日。欢迎社会主动购书捐款。一个月后将在媒体公布卖书捐款情况。
责任编辑： 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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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文史精编：历代名人篇2
孙中山与邓慕周
邓慕周，名廉熙，又名家彦。高要县回龙澄湖人。慕周之名是参加革命工作后起用的。他年少英俊，胸怀大志,为了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挽救危难中的国家民族，17岁便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初期，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驻澳洲国民党全权代表。他凭着父亲富裕的经济条件，在澳洲积极开展民主革命活动，大力宣传三民主义，灌输民主革命思想，深得华侨信赖，纷纷响应参加革命工作。为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他带头捐献。在他的带动下，广大华侨踊跃捐资，因而筹到一笔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后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邓慕周从澳洲返回上海，直接参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胆略和才华出众，对革命有卓越的贡献，深为孙先生所器重。
邓慕周为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10多年，积劳成疾，在杭州西湖一间英国人开办的医院治疗，屡医罔效，于1920年逝世，终年29岁。
慕周逝世后，孙中山先生将其灵柩运返上海，为他举行追悼会，下半旗致哀。各界人士都致送挽联、花圈悼念。孙中山先生致祭文：“呜呼！昊天不吊，丧我股肱，君真健者，乃生浦申，勇往直前，不避艰辛……”。孙中山先生本打算把邓慕周葬于广州黄花岗，以供后人凭吊，因家父不同意，遂把他安葬于家乡土名叫马眼的地方。孙中山先生曾建议拨款为慕周建墓碑，家父亦以自己能解决而没有接受，自己出资替慕周立了墓碑。
孙中山先生曾题赠慕周一块大匾额，横刻着“见义勇为”四个大字，匾右上角刻“邓慕周同志建祠纪念”，左下角刻“孙文题”三个字。该匾解放后曾挂在回龙公社办公楼（亦即家父建的故居大楼）的会客厅。后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掉。另有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下飞机时的合影照是孙先生赠给慕周留念的，后也失掉。还有一本辛亥革命纪念刊物，内有革命同志及革命先烈的相片和简历，其中有慕周之名，也是孙中山先生赠给慕周的，该刊物于四清运动时为四清工作队取走。
原载：《高要文史》第2辑
作者：邓炯熙
忆 马 仰 乾
马仰乾，又名马毓健，高要县永安镇旧屋村（现鼎湖区）人，生于日，其父马之骥，清甲午科举人，候补盐大使。终生不置产业，有劝买田地为子孙计者，辄被严斥，谓置田买地，徒使子孙存心倚赖，不图奋发自立而已。祖父马宝华，曾在汉口经商。仰乾有兄弟姐妹十二人（其中一个姐姐），他排行第六。
仰乾幼时在家请老师教读四书、五经。14岁到汉口“伦敦博学书院”攻读英语，不到一年，回广州圣心书院（法国天主教办）读英语约3年。17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就读仅一年因病退学。23岁入广东省立农林教员讲习所学习2年，毕业后留试验场实习一年。
仰乾1926年前曾在高要永安槎贝乡小学、番禺县慎修小学任教。1926年北伐开始，李济深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兼北伐军第四军军长，留守南方代行总司令职权。伍观淇出任第四军总参议兼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其时仰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厅上尉书记，并兼任武装团体编练委员会少校书记，从事整顿后方治安工作。北伐后，鉴于国民党内派系纷争，仰乾离开军职，从事教育工作，年曾任广东省立一中、番禺县立中学教员（其间曾任番禺县教育局督学）。1935年任职于番禺县农业技术班当教员及主任（当时是经省立案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1936年任高要县湖山简易师范学校教员、校长（这期间兼任第四路军总司令部谘议）。日寇侵华，1938年广州沦陷，湖山师范被逼停办。仰乾此时又毅然投笔从戒，再度追随广东第七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司令伍观淇（伍早年创办番禺县慎修小学时，曾延聘仰乾为教师，相互了解，至为友好），出任“四纵”司令部参议、兼任救济组主任、服务团主任、后方医院院长等职。从这时起与伍共事长达7年之久，这段时间，仰乾身兼数职，不辞劳苦，忠于职守，甚得伍所赞赏。1944年日寇西犯，时局紧张，伍每到前线视察指挥，仰乾必定陪同，商议作战事宜。当时“挺四”活动于番禺、花县、三水、增城、从化六县及广州郊区。“挺四”司令部设在三水鹿和，与盘踞在北岸之芦苞、大塘、福岸之日寇仅一江之隔。“挺四”与日寇周旋，抵制日寇西进，并灵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战事频繁，任务艰苦，仰乾身膺重任，职多事繁，工作常通宵达旦。在抗日艰苦年代，仰乾先后动员3个儿子（慧洪、慧来、慧明）停学从军，到“挺四”工作。（分配在救济组、药房、服务团当勤务兵）。其时凡是同乡青年，愿意投笔从戎或肯为抗日出力者，仰乾无不乐意提携。笔者也被提携到“挺四”工作，跟随仰乾到“挺四”参加抗日的梓里乡亲不下数十人。
仰乾平时待下属如亲人，有一次，一个下级工作人员执行任务归来复命，旧军装裂开几个窟窿，露出肩膀，仰乾即嘱其妻把衣服补好。1942年到1945年，“挺四”官兵生活极其艰苦，官兵一律每月每人发生活费6元，大米30斤。伍司令号召所属进行生产自救，仰乾首先响应，亲自带儿子3人及服务团一班青年，从鹿和到几里外的禾沙坑开荒种番薯等作物，改善生活。在抗战期间，仰乾能主持正义，曾积极营救革命同志。1945年9月间，第七战区司令部电令“挺四”捉拿共产党嫌疑分子黄某并上解，仰乾知情后，马上掩护黄某脱险，从番禺江村秘密安置其回自已老家高要永安，并供给黄全部生活费用，使黄某避过险期才安然离开。
1945年10月，抗日胜利，伍观淇任番禺县参议会议长，推荐仰乾任番禺县救济院院长，番禺县田粮科长。1949年出任番禺县农业职业学校代校长，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李济深副主席邀请仰乾赴京，并介绍仰乾在中央农业部工作，任农业部一等工作人员。在京期间，仰乾一心造福人民，虽年逾花甲，还积极潜修医学，先是在北京中医讲习所学习，其后10数年间向京、津、江、浙等名医求教，如北京西苑中医研究所的岳美中医生、北京贾梦莲医生、杭州王邈达医生、福建闽侯的徐鼎庄医生等。并在学习、研究、实践过程中写出《中国内科针炎传习录》共2578条，约25万字。仰乾素以助人为乐，急人之急，得知王邈达著《伤寒论讲义》一书在杭州出版有困难时，即通过同李济深副主席的关系帮助王医生把讲义送卫生部转有关部门审核付梓。仰乾行医是不收酬金的。他常说：“为道义而学医，为道义而行医，这原是人的本心；为钱而行医，无酬不施医，是心为形役”。仰乾诊病精细，“四诊”功夫一丝不苟。对来信求医的，必反复问清病情然后下结论开处方。
1966年“文革”期间，仰乾在北京被遣送回乡，义务为乡亲治病。当地缺的药品，又托朋友从北京买了寄来，其看病态度认真，被医愈者的梓里乡亲至今犹念念不忘。
仰乾一生廉洁自持、疾恶如仇，坚持原则，不为利诱，并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如三十年代在番禺任督学期间，沙湾某校贪污舞弊，闻督学至，恐事败露，以厚金赂贿，仰乾严词拒绝，并秉公将该校当事人贪污之事向上举报。又如抗日胜利后，仰乾出任番禺县田粮科长，当时县长陈汝超，因贪污而向仰乾行贿，企图收买，悄悄派人送来两箱“国币”，仰乾知道后，吩咐儿子慧洪、慧明细点“国币”数目，并叮嘱切勿动用，谓此款将来作修桥整路开支。1948年，发现县长陈汝超贪污严重，忍无忍可，于是检举揭发，由参议会起诉于法庭，并将陈汝超行贿的两箱“国币”及谷物等出庭作证，陈汝超因而被撤职查办（两箱“国币”及谷物全部归公）。事后省报登出一则报道，谓“番禺县长以两万斤稻谷贿赂田粮科长马仰乾，而马予以拒绝”。
仰乾日殁于番禺市桥，终年88岁。仰乾遗下四男三女。
原载：《高要文史》第4辑
作者：马德华
制手榴弹起家的黄玉
黄玉，名泽棠，乳名居二，黄玉的名字，是他去上海闯荡时改的。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高要白诸北岸村，黄玉家祖富有，广置产业，居北岸村之首富。黄玉曾与长兄镜棠在新桥圩开设布铺，因经营不善，亏了大本，后独自改营云南进口的印度原装烟土（即鸦片）。当年鸦片是经纳税进口的，可自由买卖。该烟土是由印度经云南运来，俗称：“云南原土”。黄玉初次经营，误购入一批假货，又亏了大本，迫得又一次变卖田产，清还债款，受母、兄责备，黄玉受不住气，于是愤然离家出走，一去几年，杳无音讯，后流荡到汉口，几经周折，才入汉阳兵工厂当学徒，由于他工作勤奋，得到兵工厂技师的青睐，由于专心钻研，学到了制造手榴弹及其他枪械的技术，后转入军队工作。
1927年，李济深在广州主政时期，黄玉随第四军张发奎部队返广州，以少校技士在麦栏街设修械所，为第四军修理步枪及机关枪，这期间黄玉得到李济深属下军需处处长马炳洪（高要同乡）之介绍，结识军械处处长沙世祥。当时沙正需要补充军火，黄玉答应代制手榴弹，后张发奎之第四军开往北方，黄玉留穗未有随军前往，沙世祥给黄寻得座落城北郊经已荒芜的前清的“铸币厂”旧址作厂房。黄亲自配方铸造手榴弹，经投掷试验，爆炸力强，引发时间准确。试制成功后，各军旅认为符合技术要求，遂由军械处大量订造，斯时，黄晋升为中校技正。承制手榴弹，以按件计价，除成本外获利甚丰。随后又制造迫击炮弹，稍后又造手枪及手提机关枪，但成绩不佳，不久即停止生产。黄所制军火，除总司令部军械处订制外，各军、师为充实自已力量，纷纷订制，黄接应不暇，只好提高价格，遂赚了大钱。以后人多称他为“厂长”。
黄玉为人戆直，性情孤僻，不善交际，不修边幅，在全盛时曾多次分派棉衣棉被给村民，并建元龙学校，免费招村童入学。但后因教师及课本不合村民的口味，来学村童越来越少，他竟怒把学校拆掉，将材料运去山上建筑工人宿舍。
1930年，他回家乡北岸村兴建大楼，历时三年竣工。与此同时，黄在后山开辟果木场，名称“元龙农场”，占地数百亩，从禄步、乐城、水南等地雇请20多名工人管理山场。为便于管理，山场分9个管理区，以种植白榄、板粟、梅、柚、仁面、沙梨、荔枝、龙眼、菠萝、香蕉、大蕉等作物。
&&&& 1936年，陈济棠在粤主政后，黄被人密告，告其以高价承包，诈取公币，陈遂明令要黄将制手榴弹之“炸药成份、铸铁图形、引火装置及成本核算”等开列呈复。他本是工人出身，又无化学成份及“成本会计”等记录，无法应付，遂一走了之，逃往日本。他住了不到一年，便返回家乡北岸村。事过境迁，军总部亦不追究了，于是一心经营他的农场，但因经营不当，待到抗日战发，遂放弃管理，任令荒废。
解放前夕，黄玉去了香港，后被其在台湾某机场任副场长的之弟黄志刚接去台湾，安排他在台湾莲花港养老院安度晚年，1978年病逝，终年85岁。遗下一女五子，长子在港，其余均在大陆。
原载：《高要文史》第4辑
作者：鲁振之
粤海名将余汉谋
余汉谋（1896――1981年），广东省高要县人。余于1910年考入黄埔陆军小学，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军后，余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战区司令陆军总司令、一级陆军上将。
艰难求学路
日，余汉谋出生在高要县肇庆镇的一个盐商家庭。当时，正值清末动乱之年，余汉谋的父亲余起鹏明显地感到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一向殷实的余家开始走下坡路，年少的余汉谋倍感生活的艰辛。
余家是一个大家庭，十几个兄弟叔侄共同生活在一起。从前生活殷实时，人多倒也热闹，但现在家道衰落，人多就成了一个大负担。到余汉谋6岁时，他想进学堂读书，但父亲已经拿不出钱来供儿子念书。
余汉谋的四姐余淑贤当时已嫁出家门，当她得知弟弟的情况后，毅然答应出钱供弟弟读书。此后，余汉谋靠姐姐的资助，读到高小毕业。小学毕业后，余汉谋考上了广州黄埔陆军小学，一直读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余汉谋从6岁开始读书，到24岁军校毕业，共念了18年书，这对于一个来自贫苦家庭的人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而这一切，都靠余汉谋姐姐的亲情帮助。
走上从军路
1919年秋天，余汉谋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皖系军队任少尉排长，从此步入军界，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戎马生涯。
虽然余汉谋是在安徽开始从军的，但他的发迹史却在广东书写的。1920年，余汉谋回到广东，在粤军第三师任连长。
1920年的广东，正是孙中山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基地。当时的粤军领袖是陈炯明，而这支粤军也是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的军政府警卫军，全体指战员都是宣誓效忠孙中山的国民党员。之后，这支训练有素、颇有战斗力的粤系军人，就成了陈炯明与孙中山争夺权力的资本。
余汉谋当时只是粤军的下级军官，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斗争知之甚少，他只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在上司的指挥下，率部参加了讨伐桂军陆荣延的战役。平定两广后，余汉谋升任少校营长。
日，余汉谋所在的粤军，受总司令陈炯明的指使，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发动了军事政变。从1923年1月陈炯明兵败离开广州后，7日余汉谋调升粤军第一师第二旅中校主任参谋。1925年8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把在粤的各路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受国民政府指挥。就在这一月，余汉谋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从此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从海上进犯广东省的南澳岛。当时，余汉谋是广东省的最高军事长官，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南澳岛最终失守，这是余汉谋在抗战中失去的第一份国土。
到了同年10月12日，日军以7万陆军、500艘战船、100架战机的兵力，强行在大亚湾登陆，并向广州方向进攻。
当时，广东是全国剩下的唯一出海口，其余都沦为敌占区。所以，广东在全国抗战的大局上显得特别重要。据史书证实，当时国民党驻粤军有13多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枪支在50万以上。应该说，在军队人数上我方是占很大优势的。但是，余汉谋在战前同意抽调近5万兵力北调参加武汉保卫战，严重削弱了广东的防备力量。而且，在大敌当前，余汉谋与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带领广东省的党政军机关撤离广州，最终因诸多原因导致广州等地陷落日本鬼子手中。
对于余汉谋等人是否有失责之说，当时流传于广州的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守 土 光 荣
余汉谋带领驻粤的党政军机关撤退至连县后，在英德至河源一带设置防线，开始积极的抵抗。1939年底和1940年夏进行的两次粤北会战，是余汉谋在抗战期间的雪耻杰作。
1939年12月，日军为了配合对广西南部的攻势，以近7万人的兵力，从广州向粤北进犯，企图一举歼灭驻守在那里的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当时，余汉谋有12万兵力，虽然武器方面比不上日军，但依托粤北的大山大岭，加上失守广州一年带来的耻辱，使余汉谋和他的战士们斗志冲天，决心以此一役来报仇雪耻。
战斗开始后的头几天，双方激战呈胶着状态，打得异常艰苦。不几天，余汉谋打听到日军的一部奉命支援桂南会战而撤出粤北战场。余汉谋当机立断，遂于12月26日率部开始全线反攻，至次年一月，终于把日军赶回战前的阵地，彻底粉碎了日寇第一次进犯粤北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广东军民自抗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利。
但日寇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于5月又派出4万精兵卷土重来，第二次向粤北防线扑来。这一次，余汉谋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分割围歼日军，打得相当激烈。到6月5日，日军全线撤退，第二次粤北会战又以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获胜而结束。
两次粤北会战的胜利，挫败了日寇利用广东切断粤汉铁路，威胁湘桂后方，最终迫使南方各省投降的战略，并且有力地配合支持了桂南会战，振奋了两广军民的人心。客观地说，此二役为余汉谋雪了耻辱，使他重拾了一名军人的信心和荣誉。
与共产党对阵
抗日战争结束后，余汉谋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半年后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从此离开他扎根多年的广东家乡，在中原战场上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决。
在这段血雨腥风的年月，余汉谋率部与人民解放军交战无数，总是输多赢少，蒋介石对他爱恨交加。进入1948年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开始全面反攻。就在这个特殊的年头，余汉谋临危受命，升任国民党军队的陆军总司令。蒋介石希望余汉谋能重振军威，与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无奈时势已去，余汉谋在共产党面前一败再败。
1949年1月，国民党已经失去大部分的中原大地。蒋介石为了挽救危局，决定调余汉谋回广东出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守住事关大局的南粤大地。
但是，回粤后三个月，余汉谋的正规军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人民武装进行过几次战斗，都没有取得胜利。到4月25日，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妄图把广东变为与共产党作最后决战的唯一据点。
当年8月下旬，叶剑英率领解放军南下部队，兵分三路向广东进军。余汉谋也以三层防线与叶剑英对应，企图背水一战。
叶、余两人均为广东人，这两只华南虎终于在历史关头拉开了决战的架势。
10月上旬，解放军摧垮了余汉谋的三层防线，攻克了广州。至12月21日止，广东全境除海南岛外全部解放。余汉谋只好率残部败逃海南，降职为海南特区行政公署副长官。
之后，解放军又一鼓作气攻克海南岛，兵败的余汉谋只好去了台湾，出任闲职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在台湾的日子，余爱中华爱广东，至死仍不忘生他养他的广东老家。
余汉谋几乎无大事可做，常读书题字，至晚年更是皈依基督。
余汉谋娶有三妻，子女四个。目前，余的后代均在美国定居，事业有成。
（本文由罗瑞森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农军战士梁牛
梁牛，广东省高要县乐城乡伍村人，1897年生。1923年，同村的一个地主丢失了一头耕牛，竟无理诬陷梁牛是偷牛贼，要将他送官法办。梁牛无比愤恨，但又无力反抗，便被迫离家出走，到岭村做散工为生。他对地主无比憎恨，盼望有一天能推翻这旧社会制度。
1926年，广东省农会在肇庆设立西江办事处，带领西江各乡建立农会和农军，满怀阶级仇恨的梁牛参加了领村农民自卫军，拿起梭标与地主恶霸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机智勇敢，疾恶如仇，无论是攻打民团据点，或是搜捕地主劣绅，都冲锋在前，无所畏惧。
1927年“四?一五”政变后，地主武装到处捉拿革命人民，革命转入低潮。梁牛随农军进入山区活动，后又被迫远走香港避难。1928年底，梁牛不幸遭到敌人的逮捕，被押回肇庆杀害，年仅31岁。解放后，梁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广东革命烈士英名录》第8卷第20页中，记载着梁牛同志的英名和事迹。
原载：《高要文史》第6辑
作者：卜穗文
文坛才子梁寒操
梁寒操先生自幼文思敏捷，聪慧过人，被誉为文坛才彦传颂于世。
梁寒操、名翰藻，字均默，高要新桥道悦村，日出生于三水县（现佛山市三水区）西南镇。寒操4岁时，其父玉简（号梦符）即每天教他认三、四个字，6岁时已识字2000余。到了7岁，遂入私塾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五言诗、声律启蒙以及故事琼林、四书、《左传》、《古文观止》和唐诗等，均琅琅上口，背诵自如。九岁渐能以清浅文字表述已意，亦能联语小诗。12岁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三水县立高级小学，因非三水籍而未被注册，无奈返回高要就学。次年，寒操越级报考肇庆中学，年仅13岁的他与2、30岁的老学生同室角逐，竟以第三名入选。在肇庆中学的四年期间，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并以本班榜首第一名毕业。毕业后，即被聘新会明德小学任教，时仅17岁。后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深造，并接受孙文学说，钦佩中山先生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大德，增强了他对革命理论的信仰和研究。毕业后复任广州培正中学教师。1924年暑假期间，广州市国民党党部筹办青年党员大会，参加者有数百人，由张继、汪精卫主讲，梁寒操以文字见长推为大会书记员。会后，他把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讲记录送汪精卫过目，汪被其所记详实内容所赏识，甚为器重。翌年起，先后任广州东山区国民党分部常务委员、国民政府秘书处秘书、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铁道部主任秘书、参事及总务司长、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委员、立法会委员兼立法院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梁寒操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政治部中将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入缅中国远征军政治部主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三民主义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理论研究会主任委员。1949年秋，举家迁香港，复执教鞭。1954年5月赴台湾。历任国民党“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及“中美文化经济协会”会长、《广东文献》学刊主编、东兴大学教授等职。1975年2月病逝于台北。
梁寒操一生的著述很多，被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以“特藏文献”收藏的《梁寒操先生文集》（上、中、下册）、《三民主义理论之探讨》、《总理学说研究》、等就达二百多万字。在这些论著中，体现了他为国家、民族事业尽心尽力的志向。在“西陵漫谈”中，既描绘了新疆的自然景色，也记录了他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两次赴疆说服时任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归随中央政府的经历，亦为后人开发新疆留下了可贵的资料。而在“民生涵义诠释”、“中华文化之精华所在”、“人生的悲哀与觉醒”等则表述了他毕生对中华文化探讨的执着和对人生真谛的珍惜。如果说他的“八不”（不骄、不吝、不忮、不求、不卑、不亢、不怨、不尤）梁寒操雄才搏文，述著思想深邃，不愧为一位文化才彦。是他做人的精髓归纳，那么，其七言律诗《驴德颂》则表达了他献身国事的豪情壮志，也体现了他豁达的内心世界和高尚的人格所在。
梁寒操的书法也很有造诣，挥洒自如、力透纸背、笔致遒劲、刚柔兼备。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一种极高的艺术”。因此，他每日必课，挥毫写字，平均日写三五十幅。这些作品多是应亲友而写，也有作运动强体的。写字要“心到、脑到、眼到、手到”。等于一种全身运动，多写又何妨，这是他在练习书法中悟出来的道理，他还把书法作为一种文化服务，对于前来求他写字的，都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从不吝啬笔墨。
梁寒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官正直，谦逊严谨，仁慈博爱的品格，是深为邑人敬重的。罗浮巧对，四乡行考，自命“八不”，悬腕挥毫，高要讲学，两赴新疆，妙点“梁祠”等轶事传说皆广为传颂。据他的外甥孙黄绍祖先生说。梁寒操1975年在台湾去世，亲戚赴台办理后事时，查看其银行保险箱，内之存款极少。因他晚年积蓄微薄以至有的书稿未能结集出版，于此一点，可见他曾居大员而清廉可敬。
原载：《高要文史》第1、2、18辑
作者：苏英全、谢& 平、曾以洪
两广事变中的黄志刚
黄志刚、名丽棠，高要市白诸镇北岸村人。他早年就读于广东省立第四师范（原肇庆师范，现肇庆第二职业中学），后转学上海，南返后考入广东空军学校，毕业后在陈济棠部空军任少尉飞行员，派驻从化机场。在两广事变中，为了避免两广军阀内战爆发，他首批驾机投奔南京政府。
蒋介石与各地实力派的矛盾由来已久，且积怨甚深，蒋与两广军阀早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仇怨。1928年4月，蒋介石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联合北伐奉系张作霖时，李宗仁趁机控制了两广、两湖，并在平津等地大量扩充军队，桂系军队的扩充和地盘的扩大，蒋、李之间就有很大的矛盾。1929年1月，蒋介石企图削减其他军阀的兵力和地盘，遭李宗仁等人的极力反对，不久，蒋介石先后下令逮捕李济深、胡汉民。因此，更激化了矛盾，双方都在秣马厉兵。旋即，蒋下令讨伐广西桂系军阀，于1929年3月就爆发了史称的“蒋桂战争”。陈济棠原是亲蒋派，后来参加了反蒋大联盟。
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结下了很深的矛盾。1936年5月，两广军阀倚为重心的胡汉民病逝，蒋介石便乘机分裂两广，企图逐个消灭。蒋介石的策略，陈济棠和李宗仁是看得清楚的。于是实行先发制人，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进行反蒋。1936年6月初，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随即出兵湖南。蒋介石也调集军队进入湖南防御，准备迎战。
1935年夏秋之间的一天，黄志刚的同学陈振兴（在南京空军任职）托人带口信到从化机场，请黄择日赴香港，有要事商量。
是年初秋之夜，黄志刚乘车抵达香港九龙，陈振兴已依约在车站相候。两人吃过晚饭之后，便一同乘车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级住宅，拜访国民党元老程天斗，彼此寒暄之后，程说：“我通过陈振兴约请你来香港，是想跟你谈一件重要事情：目前，日寇正加紧侵华，全国群情激愤。但是，粤桂当局与中央歧见日深，时下已逼近战争边缘，不知你对当前的局势看法如何？”黄志刚说：“内战一起，就是煮豆燃豆箕，国家人民生命财产自然损失惨重，这样，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我和全国各界人民一样，极力主张避免内战爆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程高兴地说：“你能明辨是非，使我非常欣慰。现在，我受中央的命令，要你负责一项重大而危险的任务――在粤桂当局与中央歧见无法谅解的时候，于第一声枪响之前，希望你揭竿而起，做个带头人，今后振兴会常与你联络。”
黄志刚从香港回到从化机场之后，心潮翻滚，思绪万千。何去何从，确实令黄颇费心思。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认为在国难当头，必须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日。要避免内战爆发，只有做釜底抽薪的工作――驾机投蒋。
黄志刚作出决定后，先后秘密串连了平日交情较深的余平想、岑泽鎏、封仕强等10多人，大家都一致赞成在关键时刻驾机投奔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1936年春，驻广州天河机场的第一、三中队奉命进驻曲江，陆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先头部队也由曲江进驻赣州，这时形势险恶，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黄在那期间也频频到香港与陈振兴联络。6月中旬，陈振兴介绍黄志刚会见陈质平。陈质平对黄说：“戴笠先生对你一年来的工作甚为满意，现据多方面的情报显示，中央与两广歧见毫无缓和，现已僵局，所以戴先生特派我南来，要你立即准备行动，时间由你决定，地点有二：一是飞往江西吉安，二是飞往福建漳州。望尽量争取飞机和人员一齐抵达，如果无法取到飞机的人员，则可分别首途来港，我在港会妥为接应。最后，陈还再三询问黄有什么困难与要求。黄说：“困难自当会设法克服，我们驾机飞往中央纯属爱国爱民的行动，从未作升官发财之想。如果侥幸到达目的地，我们只望在技能方面得到更多学习、训练的机会，除此，别无他求。”
黄志刚他们从来未经历过如此远航，故购买了江西省和福建省的地图，仔细地认清航向与距离以及地面的明显目标。并周密地拟好了飞行计划和注意事项。
7月1日下午，下着倾盆大雨，直至3时后才停止，5时后天气好转。黄志刚把握时机，即叫联络员到广州请封仕强来从化机场。封一到从化，黄立刻邀请他到一处极为僻静的竹林内商谈。黄说：“经过今天大雨，看今晚的星斗满天，可断定明天天气一定很好，所以我决定明天就行动。请谨记几件事，分别通知有关同学。第一、要争取首批飞行的机会，因为这样才能有充足的油量飞抵目的地；第二、要尽量争取飞行，如果争不到首批飞行的同学，立即穿上便装去三水西南搭港梧轮赴港，或入中山石歧转去澳门，千万不要在大沙头上东站搭火车或到省港轮码头搭船，须知我们一行动，当局必会在此两处布下罗网；第三、飞行时要东向，由黄居谷领队，若中途天气不好，可飞出汕头上空循海岸飞行再转赴目的地――漳州。最后，希望各人必须镇定，绝不可有丝毫惊慌之神态，以免引人疑惑。我以上所讲各事，如有不妥之处请提出来研究”。封说：“我想没有什么意见了。时间无多，我必须立即赶回去分别通知各人”。黄志刚与封仕强分别之后返回部队时，谭卓勋已将明天飞行训练计划抄来。一看计划：黄志刚和刘志英却编在第二、三批飞行。于是黄、刘坚持与其他人调换在首批飞行。
一切处理妥当，当晚黄志刚本来可安寝，养足精神去等待明天进行未尝试过的远程飞航。但是，却无法入睡。他担心明天的天气不好。更使他心绪不宁的是，中队长训练长官敖源清（敖伦）和其他长官一贯对他十分关怀，而今不告而别，心有内疚，起事后必会使他们蒙受重大罪责。
7月2日清晨七时，驻从化机场的空军分队长顾彭年在停机坪前宣布飞行课程和次序以及每批飞行时间，注意安全事项等，接着由顾分队长带领谭卓勋、刘志英起飞后，黄志刚和邓华高、马维栋、罗承叶稍后也起航。当时空中能见度甚好，云层稀薄，时可望见蓝色的天空。起飞后，黄志刚他们即按照预定计划向北飞行。在高度2000尺时，谭、刘两机即向黄机靠拢过来，顾彭年不知底细，也加入他们的行列。20分钟之后已高达5000尺，航向仍向北。这时，顾即以手势示意他们要回航，可黄却以手向前指，并示意要顾继续北航。经互相多次示意，顾认为黄志刚等不服从指挥，遂独自返航。
顾返到机场后，即向敖源清中队长汇报，敖随即向广州黄光锐司令请示。黄光锐闻报，立刻令曲江第一中队队长谭寿率机拦截，谭却认为黄志刚等无一点远航经验，绝不能完成如此航行，必撞山而死，可派人去大山一带收拾尸骨就是，无须堵截。
黄志刚率领的三架飞机继续向北航行，并认真审视地图，视察地形地物。可是，在他细看地图的时候，原拟降落的吉安机场已一晃而过，唯有继续向前。不久，发现一规模甚大的飞机场，这时，油量已不多，便决定降落，原来这是江西省南昌机场。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飞行，终于中午时分平安抵达南昌机场地面，黄志刚等成功投蒋。这时，机场总站长崔沧百迎上来，请他们到总队部大楼见总队长毛邦初。毛向黄了解情况之后，便去向蒋介石、戴笠汇报。黄志刚等在总站长陪同下在南昌松鹤楼吃午饭。毛邦初来电话告知，由广州起飞的黄居谷、岑泽鎏、蔡老昌等3架飞机已安全抵福建漳州。现已派机去领他们来南昌。黄昏时分，黄居谷等已驾机降落南昌青云铺机场。
3日上午，毛邦初来告知黄志刚等，说蒋介石要在南京接见他们。并要奖给黄志刚等14万元，问黄应如何分配，黄等再三推却。毛说：“军人要讲服从。我建议驾机而来的人奖1万元，其余给香港等地来的平均分配。”
黄志刚等原定4日下午去九江，再乘轮船到南京。但戴笠来电说要黄志刚单独一人先乘机来南京。于是，黄志刚由一位姓韩的分队长驾机送往抵南京后住在励志社。5时刚过，戴笠派秘书接黄去鸡鹅巷住处相见。详谈一切经过之后便共进晚餐。饭后由秘书送黄去中央饭店居住。
7月5日上午8时许，戴笠邀黄志刚游览中山陵。戴说：“此地平常人是不容易进入的，今天领你来此，是因为你完成了重大使命，有资格来瞻仰孙总理遗容。”
这时，由九江来的邓华高等9人，由香港来的余平赏、李德标等11人，也先后到达南京，并在中央饭店居住。
9日，戴笠、周至柔随着蒋介石进入中央饭店。蒋介石首先召见黄志刚，询问黄的家庭状况，学历等，当问他今后的志愿时，黄答：“一切服从长官命令，但希望能派赴外国深造。”蒋介石说：“好，有志气，等候日后安排。”接着蒋介石分别召开了其他的20位飞行员之后对我们说：“今后周至柔主任会妥善为你们安排，望你们能安心工作。”午餐，由周至柔在励志社设宴款待。那天，黄志刚才认识了高要籍的飞行员安家驹。
10日早晨，前粤军海军司令陈策来探望黄志刚等，并单独带黄志刚去会见早几天通电拥蒋的两广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陈策以诙谐口吻对黄志刚和余汉谋说：“这次，你们两位高要佬出尽风头了。”几天后，广东籍的军政要人――孙科、王宠惠、梁寒操、陈策、马超俊等又在立法院设宴款待黄志刚等人。这时，黄居谷等飞行员也应召到了南京。蒋委任黄志刚为空军第15中队队长，余平赏为副中队长。驾机投蒋的飞行员、机械员一律晋升为上尉军衔。
自此，黄志刚很受器重，后来，曾任河南郑州空军站站长、甘肃天水空军站站长、甘肃兰州地区空军地勤司令、台湾屏东机场指挥官。但始终没有实现派往外国继续深造的愿望。
黄志刚等驾机投蒋之前，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和参谋长陈卓霖在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张云和朱家骅的策动下，决定了投蒋行动，并已征集各中队长的赞同，相约待机行事。黄志刚他们驾机投蒋后，陈济棠异常震怒，一面责令黄光锐追究责任，并下令限制飞机载油量，防止飞机继续逃走。
陈济棠限制飞机载油量，对黄光锐率领空军各中队投蒋行动很受影响。适在此时，蒋介石派3架轰炸机到广州上空侦察，并投放劝告广东空军人员的传单。这件事使黄光锐找到了借口，说是为了加强空防，迎击蒋机，请陈济棠撤销限制飞机载油量的命令。陈济棠中计了。终于，130多架飞机飞往南昌。陈济棠一向视为王牌的空军已丧失殆尽了。在这前后，余汉谋通电拥蒋，海军鱼雷快艇驶出虎门开往香港，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通电反陈，“封金挂印”去了香港，西南联兵站总监李洁之和第九师师长邓龙光以及石井兵器制造厂厂长黄涛，军医学校校长张建都通电反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与蒋介石妥协。
陈济棠眼看大势已去，再没有什么力量与蒋介石对抗了，于是，便通电宣布下野，偕同家属乘兵舰逃往香港，后又转赴欧洲。陈知难而退，没有以武力对抗，使广东避免了一场战祸。轰动一时的两广事变，就此结束了，自此，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归蒋介石控制了。
原载《高要文史》第14辑&&
作者：梁毅生
邓太梧冲破敌人的围捕
邓太梧，高要县马安新江都百丈村（今南岸新江一村）人，出生于晚清，他从小就爱听斗争故事，青年时，在肇庆阅江楼读书，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1926年加入了农会组织，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邓太梧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以1000两白银重金悬赏捉拿他。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被逼四处躲藏，在外面躲避了一段时间后悄悄地潜回家中藏匿起来。由于走漏风声，敌人封锁了村边的主要道路，围捕邓太梧。邓太梧的家正好在村南的围壕塘边，当时只能从村四周的各门楼闸口进出，要想逃脱，只有天黑从后门下水游到对岸。他焦急地等到天黑，由本村水性好的乡亲邓光瑞带着他从后门静静地下水，横渡围壕塘，到对岸荒僻的新村岗竹树林中，再绕道避开敌人的封锁线，沿山路连夜走入首洞山，翻过山岭进入大湾境内，再行至西江河边，在僻静的地方乘小鱼船日夜兼程，几经周折，才逃出敌人的追捕。最后由早年到泰国经商的同乡邓瑞儒接应，逃往泰国。
到泰国后，在一所华人小学当教师，他在教学过程中，讲述国内形势，继续宣传革命道理。后来弃教经商，并且加入了当地的华侨工会，在工会中积极开展工作，为华人争取权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泰国期间，他还惦记着国内的革命形势，曾派人回国打探情况。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只好叫母亲、妻子到泰国团聚。他有4个儿子，长子到美国留学后回泰国经商，其余的都学有所成。
邓太梧在1984年间曾携儿回家乡探亲，于1988年去世，享年86岁。
原载：《高要文史》第13辑
作者：邓广发
大海之子邓兆祥
邓兆祥把一生献给了大海，献给了中国的海军事业。他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道路，在83年富有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中，以其果断、果敢的风格编进了人民海军的序列，圆了他建设强大海军之梦。他的一生属于大海，也无愧于大海，是名符其实的“大海之子”。
邓兆祥，1903年4月出生 于高要县城郊（现属肇庆市端州区）的双木棉村。他5岁入学读书，10岁在沙街启颖学校毕业，12岁进入黄埔海军学校，时为第十六期学员，从此开始他的海军生涯。毕业后再北上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继续深造，后又到南京鱼雷枪炮学校学习。1922年到1933年的11年间，先后在东北海军“应瑞”舰、汕头基地“肇和”舰和“海琛”舰见习，任东北海军第一战队中尉副官、汕头基地“飞鹰”军舰上尉枪炮正和广州基地“飞鹰”舰上尉航海正、少校舰长及赴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鱼雷、航海、信号、枪炮等学校学习。1934年4月到1946年5月，邓兆祥从英国回国后，先后任国民党海军“宁海”舰、“通济”舰少校枪炮正、副舰长，上海基地“长治”军舰中校舰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冬，邓兆祥率百多名官兵接收英国政府赠送的一艘7000吨的巡洋舰“重庆”号，于1948年8 月驾舰经新加坡、香港等地回国。当“重庆”舰驶到上海时，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目睹黄浦江上满是外国海军舰艇，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热衷于内战的情景，对建设中国海军的希望顿失信心。在一些爱国人士的帮助和“重庆”舰官兵的支持下，邓兆祥毅然率领众官兵于日起义，驾舰成功冲出吴淞口，驶向解放区，驶向人民的怀抱。他这一义举，受到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还发出了致慰电，为“重庆”舰写下了光辉历史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邓兆祥历任安东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青岛海军舰艇学校、大连海军学校校长以及海军青岛基地和北海舰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司令等职。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并获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7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任海军副司令员，198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在担任海军院校领导期间，他是一位辛勤的园丁，废寝忘餐、大胆探索、深入学习、调查研究、自编教材、自制教具，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学员爱戴。同时他还深入部队视察，传授海军技术，深入基层，指导武器装备和作战训练，为海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振兴贡献出毕生的精力。
邓兆祥以坦荡无私的胸襟、一尘不染的灵魂，如丰碑般耸立着，受到世人高度赞扬，历史没有忘记他，祖国没有忘记他，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他。日，他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委员，此后曾任第一、二、三、四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日邓兆祥同志在北京与世长辞，高要市委、市政府派员专程前往北京慰问家属，并参加在京举行的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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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高要文史》第6、7、8、12、18辑
&&&&& 作者：邓兆兰& 何& 求& 夏民安& 袁华智&
吴海容& 张卫星& 谢& 平
早期参加革命的剧作家谢少梅
谢少梅（年）广东高要县肇庆镇（今端州区）城中路草鞋街人。是高要早期的共产党员，曾是中共广东省西江特委、高要县工委和农委领导人之一。为人机智勇敢，不畏强暴。在中共高要县工委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敢于与封建地主阶级恶势力作斗争，是中共广东西江特委负责人之一，他曾领导过整个西江区的地下工作。
1927年“二?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着城乡各地，高要县城肇庆“清党”风声鹤唳。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有一天，谢少梅等人在肇庆倚岩茶楼开秘密会议，因泄密被反动军警围捕，与会的同志立即撤离，从倚岩茶楼后门疏散，不少人被预先埋伏的反动军警拘捕。而谢少梅却机智地将帽沿拉低、从容地、镇静地带着警卫员从正门楼梯下楼，若无其事的越过大门口的军警监视，脱身而去，并立即派警卫员通知其他没有参加开会的同志迅速转移，而他自己则躲进亲戚家里，后化装成农民搭船到香港。
到香港后，更名冯痴畦，在养智中学执教，并陆续联系其他革命同志，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后来在粤剧大家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里任编剧写词、撰曲。该剧团的《姑缘嫂劫》、《白金龙》、《相思盒》等剧目名噪一时，这些剧本都是谢少梅所作，成为粤剧的剧作家。薛觉先领团赴南洋演出，谢少梅随团赴南洋，此后一直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地，从事粤剧艺术工作。
1973年在新加坡病逝，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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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高要文史》第14辑
&&&&&&&&&&&&&&&& 作者：刘桂兴
革命烈士吴文进
吴文进（化名陈坤）是高要活道镇大塘山村人。1948年冬参加我军武工队做交通员工作，1949年9月初被捕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六支队第十八团水湖交通站站长，同年10月中旬在肇庆被敌人杀害，时年44岁。
在解放战争时期，高要的武装斗争以南部（简称要南）为主，在党的领导下，要南人民在老香山脚下举起红旗，很快红遍要南、越过西江发展到江北的肇庆、北岭山区等地。在斗争的火红岁月里，吴文进同志于1948年冬，由他的胞弟吴才和吴新林两同志介绍参加武工组，被分配到横岗仔交通站当交通员。随着我军向平原挺进，东面，已向白土平原挺进。西面，武工队一个组已越过八乡的水湖村经莲塘乡的野狸夹村到达荷村一带活动；另一个组经桐油根村出三区的西南乡活动。因此，我军决定在水湖村建立交通站，以监视莲塘方向和西南乡方向的敌情动态。领导决定派吴文进同志为站长，吴同志欣然接受任务，化名陈坤掩蔽在水湖村亚南婆处。水湖站有交通员3人，冯二九常被派去莲塘了解敌情，为了加强同在西南乡活动的武工组联系，在白石咀村设立联络点，由邬兰仔（白石咀村人）负责。水湖站是我军设在前沿地带的一个交通站，任务艰巨。吴文进同志以勇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准确地掌握敌情，及时向领导机关传送情报，在历次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
水湖交通站设立不久，二、三两区武工队联合打凤田捉拿赵世仁。赵世仁是从莲塘搬到凤田村的恶霸地主，1948年秋我武工队到蕉坑凤田一带活动，开展减租减息工作，赵世仁跑到莲塘避风，武工队离村，他又窜回凤田村威吓农民退回减去的租息。两区的领导伍新、林源等同志研究，决定联合作战，打开这个小村的局面。但赵世仁非常狡猾，行动飘忽。为了掌握赵世仁的准确行踪，以便在春节前捉拿赵世仁。领导将这个任务交给水湖站，吴文进同志布置冯二九侦察赵世仁在莲塘的行踪，同时，又布置白石咀的邬兰仔通过亲友了解赵世仁在凤田村的行踪，把在除夕前一天掌握了赵世仁回凤田过除夕的消息提供给领导。二、三区武工队决定在除夕之夜攻打凤田活捉赵世仁，于是，派出的武工队侦察到赵世仁在除夕的白天已回村，岂料老狐狸在两区武工队围捕前溜走了，便把他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从此打开并稳定了蕉坑、凤田一带的局面。
莲塘的反动武装――莲塘联防大队长陈达洲是个反动又狡猾的家伙，不敢同我军硬碰，妄图采取打进来的诡计达到击败我军的目的。吴文进同志经常教育交通员要准确快速，还要机警细心。1949年4月派进莲塘的冯二九发现吴才武工组的“大只顶”（绰号）进出陈达洲的大队部，马上向吴文进同志汇报，吴吩咐冯二九继续观察，并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武工队，经过10多天的观察、调查，弄清了“大只顶”是陈达洲的部下，多次回莲塘到陈达洲的大部队。领导经过研究分析怀疑“大只顶”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武工组队长吴才奉命将大只顶扣押审讯，“大只顶”供认是陈达洲派他来的，并几次回莲塘汇报请示。情况弄清，及时清除奸细，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吴文进同志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准确而快速地完成情报传送工作的。
1949年6月，国民党高要县长朱建雄协同敌西江水陆清剿指挥部进犯要南游击区。朱建雄率县大队300多人经白土进犯，廖强率领他的一个大队和莲塘联防大队400多人，由莲塘经荷村、水湖进犯游击区，妄图对我两面夹击。敌人的企图，已被我军肇庆交通情报站获悉，以最快速度送回团部。当天深夜领导机关接到情报，即时采取分散掩蔽的措施，让敌人扑了个空。吴文进同志除了火速转送总站加急情报到连队、武工队并通知各村外，还加强监视莲塘方向。当莲塘之敌准备进犯时，水湖站已收到从莲塘发回来的情报，迅速向总站及邻站送出。同时，吴文进同志化装隐蔽在水湖后山，将监视从莲塘来犯之敌的人数、装备和行动等情况飞快送出。使敌人进入活道圩扑了空。吴文进同志熬了两个不眠的日夜，很好地完成这次的情报交通工作。
1949年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困在广州、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军队分批向南逃窜，肇庆要南路是敌人主要逃路之一，而要南首当其冲。敌人为夺路逃窜，向要南、新高鹤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连续扫荡，我军要南部队经受严峻的考验。这样，交通情报工作非常重要，县工委及团部要求情报准确、及时，使部队行动灵活，以便及时打击来犯之敌，迎接大军解放全高要。9月初的一天，有一路敌人从莲塘来犯，冯二九把情报送回站，但吴文进同志认为不够具体，便化装樵夫蹲在水湖村后的树林里观察敌情，点明敌人的人数、装备、动向，正要把情报派人送出，岂料已被敌人重重包围，不幸被捕。
吴文进同志被捕后，我们无法营救他，只能通知肇庆站尽一切办法营救。但敌人很狡猾，营救未成功。10月18日，我军进城接管，十八团团长兼军管会公安局长叶琪即派人查找，亦无所获。后来从看守所的留用人员中了解到，吴文进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便在逃走前一天将吴押到木桥头的小高地（即今市汽车站）杀害了。1950年吴才从一位姓黄的亲戚了解，吴文进遇害时，是他收尸立墓并竖一块小石碑。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追认吴文进同志为革命烈士。
原载：《高要文史》第5辑&& 作者：陈普初
农民运动的领头人伍腾洲
伍腾洲，又名廷洲，高要县乐城领村人，是大革命时期高要县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07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勤奋好学，热爱劳动，曾在本村读了几年私塾。
由于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广大农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伍腾洲对地主阶级极其不满，自幼接受革命思想。1924年，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派蔡日升、黄侠生、韦启瑞、陈殿邦、周其鉴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高要开展农民运动，伍腾洲和广大革命青年一样积极投入运动中去，成为农民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同年秋，伍腾洲和谢大德、聂文波等人带头发动西江地区最早的农民组织――端源乡农民公会，伍被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
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1924年冬，中央农民部向端源农会发出了通知，在农民运动的活跃分子中选派5人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期学习班学习，伍腾洲、陈汝波、伍国辉、黎茂玲、邓仲荣应选参加学习。
1925年4月，伍腾洲经过学习班学习之后，知识大有长进，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革命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他回乡后，就担任了端源农会的宣传队长，带领宣传队到各村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积极发动农民参加农会，使农会运动蓬勃发展。要求成立农会的村庄与日俱增，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水台、银村、思可等13个村庄先后建立了农会组织。同年夏，伍腾洲由中共党员蔡日升、黄学增2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高要县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奉派指导高要全县的农民运动。
日，高要、广宁、德庆三县的民团、土匪共1000余人联合进攻领村，农民自卫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占领。敌人放火烧毁农会办事处及民房30多间，农民数人遭惨杀害，抢走耕牛100余头，群众财物被洗劫一空，造成了震动全省的领村事件。事件发生以后，伍腾洲和陈汝波、伍秋明、伍国辉等前往广州向中央农民部报告情况，请求派兵援助，得到中央农民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及时派出援兵，使事件得以顺利解决。
领村事件的发生及其解决，促使全县的农会组织迅速发展。1926年4月，高要县农民协会成立，伍腾洲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不久，被委任为委员长。同年9月，地主反动集团发动了对领村的第二次进攻，伍腾洲指挥农民自卫军进行还击，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在广宁农军的配合下，击退了地主武装对领村的进攻，并领导农民同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地主赔偿战斗中农民群众损失的财物，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
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6日，伍腾洲在肇庆阅江楼高要农民协会办事处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解往广州，5月12日杀害。伍腾洲牺牲时年仅20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要县人民委员会授予伍腾洲革命烈士称号。他的芳名刻在领村革命烈士纪念碑上，他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人民。
原载：《高要文史》第11辑
作者：李广佳
科学巨星吴大猷博士
吴大猷(1907――2000年)，祖籍广东高要县。祖父吴桂丹是清朝进士，任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父亲吴国基为清朝举人，后改念洋书，1911年出任吉林时遇关外大疫而亡。吴大猷虽出身书香门第，但作为独生子的他4岁丧父，由母亲嘉娥和伯父吴远基协力抚育成人。&&
&&& 吴大猷从小就聪慧好学，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不仅学习算术、英语、文史等课程，而且读了不少古典小说，喜爱绘画、石刻。从故乡的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广州府立中学，一年后虽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却对学校的守旧不满，随其伯父远赴天津求学。当时，其伯父吴远基应旅津粤绅之邀，赴天津创办“旅津广东学校”并任校长，吴大猷因此与堂兄弟吴大业、吴大任、吴大立四人同时入南开中学学习。南开中学是一所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私立中学。高二开始分文、理两科，要求必修两门外语，并开设具有大学程度的化学、微积分课程。有些课程如英文、平面几何、微积分、化学等多用英文原版教材。南开中学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吴大猷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以后回忆这段时期时说：“考入南开中学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第一个机遇”。1925年夏，当时高中二年级的吴大猷以同等学历考入南开大学矿科。在矿科学习一年后，由于办学经费短缺，矿科被迫停办，吴大猷不得已转入本校物理系。如果说他在中学打下了英语和数学的基础，并且不知不觉地对学问产生了兴趣，那么四年大学的培养和训练则使他不仅明白了求知的意义，并且下定了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决心。
&&& 引领吴大猷进入深奥的物理学殿堂的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之一、南开大学物理系和物理学院奠基人饶毓泰先生。饶先生早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勤奋好学的吴大猷深得其喜欢，他先后教授吴大猷电磁学、近代物理、普通物理、气体运动论、高等力学、光学和高等电磁学等。在老师的引领下，吴大猷开始了如痴如醉探求物理学奥妙之路。在大学二年级时，吴大猷即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将一位爱尔兰物理学家关于解释波尔理论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接着又将德国物理大师普朗克关于热辐射论的书《热辐射理论》由德文翻译成英文，接着又去啃德文版索末菲所著的《原子结构和光谱线》。他还和陈省身等同学担任学校理科学会委员，组织和领导理科学生的课外学术活动。另外他还与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研讨会，每人各选一门，自行研读，轮流报告心得。这时期，他不但读了相对论，还摸索着学习刚刚创立不久的量子力学。
&&& 1929年，吴大猷大学毕业，以其学习成绩“极其杰出”而被留校任教近代物理学和高等力学。l 93 1年春，由于饶毓泰和清华大学叶企孙的推荐，吴大猷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奖助学金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吴大猷利用两年时间分别取得物理学硕士、博士学位。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铀元素之后是否有一系列14个化学性质相同的元素存在的问题”的理论，l 8年之后。即l 95 1年，西博格博士因发现9种以上的超铀元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 989年12月西博格初次见到吴大猷，高兴地说：“我当年能获得诺贝尔奖，应该归功于你的论文。”1933年，吴大猷博士毕业后又继续了一年的博士后工作。
&&& 1934年夏，吴大猷应当时北京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之邀，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并开始从事原子分子光谱研究。当时北平的最高物理学研究机构有三所：北京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物理系及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他们经常联合召开物理学讨论会。在北大的三年中，吴大猷发表了15篇学术论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办临时大学，吴大猷与饶毓泰夫妇、朱子清、黄子卿等一同前往长沙，后又到成都四川大学任教。1938年夏，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吴大猷又随同前往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在西南联大，他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近代物理、量子力学、电学、量子力学与原子光谱、量子化学、高等力学、物理学基础等课程，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其中令他最为骄傲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得意门生。杨振宁在联大读书时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他选修吴大猷开设的古典力学，学期结束时吴为学生开列十几个论文题目，杨振宁所选的是以群论讨论多元分子的振动，这对他以后的科研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政道更是受益于吴大猷的知遇之恩。1945年春，当时已在浙江大学读了一年的李政道想转学西南联大，但时逢学年的中期，按规定未经考试是不能转学的。但吴对李政道的天资颇为欣赏，于是热情给予援手，未经校方许可留他旁听，第二年转为正式生。后来，吴大猷发现李政道超常的思维能力，更是悉心培养。他曾说：“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就做完了，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维敏捷，大异寻常。”是年秋天，吴大猷受命筹划国防科研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这位大二的学生作为随他出国研修的人员。正是这次机会，使得李政道这位尚未大学毕业的学生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是由于吴大猷的培养，杨振宁和李政道才得以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多有所得，最终获诺贝尔物理奖。他们在得到获奖的消息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写信给吴大猷，以感谢在昆明的受教之恩。杨振宁在信中写道：“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包括得奖的研究工作，都与对称性有关，可以追溯于1941年吴老师的指导论文……”而吴大猷对杨、李的感谢之情淡然视之，他说：“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二人为我的学生，并以李与我的机遇传为美谈。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即使在抗战如此艰苦的八年中，吴大猷仍不辍研究，先后发表了l7篇论文，还把维格纳的有关群论的书由德文翻成英文。抗战结束后，1946年吴大猷赴美国，任母校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1947年秋又应邀赴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实验研究工作。头一年将拉比(Rabi)的早年的分子束实验装置重新装配，研究核力介子理论，指导研究生，讲授近代物理学，第二年到纽约大学兼讲量子力学课程。1949年秋受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之聘到那里主持理论物理组工作，直到1963年。这期间，1958年9月至1959年4月应邀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研究员，在这里他开始对气体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发生了兴趣。1960年10月至196 1年2月，应邀去瑞士洛桑大学讲授气体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在加拿大吴大猷工作了l4年，共发表论文50篇。1963年秋，吴大猷辞掉了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职务，去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任物理学教授，但实际上，他是在其太空及气体动力学研究所讲气体运动论。他所讲的内容最后结集成书，以《气体和等离子体运动方程》出版发行。l965年秋，吴大猷又转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任物理学和天文学系主任，经过几年的努力，使该系的教师阵容和科研水平大为改观。l969年，辞去该系主任职务。1978年从纽约州立大学退休长居台湾。
吴大猷虽身在美国，却始终惦记着中国的科学事业。l 956年11月至l 957年4月，他曾回台湾讲学，在台湾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研究生班上讲授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兼及流体力学和核子间的交互作用问题。这次讲学，吴大猷还介绍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对称不守恒的发现，由此而导致了台湾长达十年之久的物理学热。自1961年后，为发展台湾的科学事业，他经常回台湾，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代所长。1965年兼任物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开始新的物理学事业筹划工作。1967年被任命为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和科学委员会主任两个相关的职务，此后他每年两次回台湾工作五个月。1969年后专注于个人研究和台湾科学事业。1973年他辞去科学委员会主任职务，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也名存实亡。1976年开始，他将自己的英文讲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成中文，作为一套七卷本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 l978年，吴大猷退休后回到台湾，决心将自己的余热献给台湾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这一时期，他主要应邀在各大学授课和从事科学研究。他应邀在台湾大学给学生讲授理论物理学、数学物理学发展史；在新竹清华大学，讲授量子物理学、古典物理学、气体运动论、原子和分子物理学、非平衡态热力学和散射的量子理论；在交通大学，讲授数学物理学发展史、近代物理学和物理讨论。在他的辛勤耕耘下，台湾各大学的物理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1979年，他又出任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致力于初中、高中的科学教育改革。1983年，吴大猷卖掉他在美国的房屋，全身心投入台湾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之中。这一年，吴大猷被任命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二年，他又出任台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 在台湾的后半生中，吴大猷除了担任各种职务，全力为台湾的教育和科学操劳外，还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潜心写作。1974年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现代物理学基础的物理和哲学性质》。l 986年，年近八旬的吴大猷开始用英文为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撰写《量子力学》一书；l988年开始，他先后用中、英文撰写了《物理学的发展史及哲学》一书。吴大猷全身心的奉献受到广大台湾学者的敬佩，在他80寿辰之际，他们将吴大猷先生的119篇论文汇集成册出版。同时，吴大猷向当局提出诸多有益的建议，向社会报导科学发展以及关于改革教育、纯化民风等论题，这些也由远流出版公司分集出版，至1989年已出版了《吴大猷文选》六集。
&&& 由于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的诸多贡献，吴大猷获得了许多荣誉。1939年，他的《振动光谱和多原子分子结构》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1943年又获教育部科学研究著作一等奖；1948年，吴大猷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7年，他被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由于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l 967年荣获了Chai－Hsing基金奖；1984年又获菲律宾拉蒙?马格塞塞奖；1991年被授予密歇根大学荣誉博士。
&&& 吴大猷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漂泊在外，但他始终对祖国大陆怀有一份深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思乡之情愈来愈浓，回家的念头也愈来愈迫切。他曾给在南开大学任副校长、他的堂弟吴大任的信中，常常问起南开校园的情况，一起回忆过去在大陆、在南开共同度过的岁月。1992年5月l 7日，吴大酞终于回到了阔别46年的祖国大陆探亲访问。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中国物理学学会主席黄昆等到机场迎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亲切会见了吴大猷。在大陆访问行程中，他又一次回到了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北京、天津、南京等城市，并会见了许多昔日的旧友、同行，出席了300多位学者参加的“当代中国物理学家联谊会”，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重游北海公园、天坛、香山等故地。在天津南开大学，为了表彰他对母校所作的贡献和荣誉，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还将他1929年以理科第一名毕业的成绩单赠送以作纪念。l998年11月28口，已经92岁高龄的吴大猷回到祖籍高要探亲。受市委委托，市政协主席黄建诚，市委常委罗永通、市政协副主席伍培坚以及市对台办负责人罗金龙、市接待办主任梁贵兴等于11月30日上午到吴大猷一行下榻的肇庆星湖大酒店专程拜会，共叙乡亲情谊。
目，吴大猷因病在台湾逝世。他的离去不仅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世界物理学界的损失。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唁电中说：“吴先生毕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吴先生关心国家统一，致力于民族富强，并且为海峡两岸科技学术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两岸同胞所赞誉”。
&&&&&&&&&&&&&&& （此文由莫树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忆抗战时期的林家爵
林家爵（1909――1951年）是高要县禄步镇沙角村人。父亲林国进，在乡间种桑养蚕为业。家爵8岁入读本村私塾，他读书聪颖过人，11岁便到禄步高等小学就读。1923年高小毕业，同年秋考进高要县立中学。毕业后，于1925年考入广东燕塘军校，毕业时由于成绩优秀，被军校留为见习生，同年12月晋升为中尉排长。1929年初调到152师908团2营4连当中尉代连长。&&&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152师师长陈章率部队从广州退到从化县的太平场，这时，日军随尾追到，师长遂率部队与日军作战。交战三、四小时后，当晚就转移到从化、清远、花县、番禺四县交界的龙潭、官庄、司前、流田坑、百步梯一带驻防，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
1939年，林家爵调往63军911团2营任营长。任职的翌日，便率领全营战士迎击日军，与从化、龙潭附近的日军及在矮仔岭相遇的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那天，从凌晨5时激战到深夜12时，把日军击败。这战役打死日本军官2人，士兵100多人，缴获指挥刀2把，左轮手枪2枝，轻机枪5挺，重机枪3挺，六五步枪40多条，还有防毒面具和弹药一批。林家爵率先英勇杀敌，为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立了头等功，因而晋升为中校营长。
粤北王子山之役，林家爵奉命率全营固守粤汉铁路。在花县、清远毗邻地段，即银盏乡附近的王子山，与日军激战了一天一夜，但是敌强我弱，终于被日军突破王子山，使林家爵部队伤亡70%以上，营部撤回清远的高桥和佛岗的龙山整编，尔后，转移到从化、增城、清远、佛岗等地防守，战略以游击战为主。这一时期，林家爵部队曾多次出击日军的固守阵地，如强攻从化的黑山战役，强攻从化的大岭围战役、夜袭从化的和睦迳战役和突袭鸡笼岗战役等，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为阻止日军北上，林家爵配合157师强攻从化牛背脊，率领全营官兵偷袭良口眠塘至鸭洞口的日军后方车队。此役，击毁日军用汽车10余辆，打死日军数十人。
林家爵率领的2营全体指战员，在粤北抗日战争中，出奇制胜，累立战功。
1944年，林家爵营奉命调始兴县都坑驻防。这时，由于林抗日有功，被晋升为63军152师911团团长（中校）。日本投降后，林家爵被整编到第九军军官学校总队集训。不久，调任补充团团长。1948年春，林辞去团职务，返家乡禄步。1949年6月，被推选为“五乡联防队”主任。禄步解放时，林家爵率领全体驻禄步的队员向解放大军投诚。
原载：《高要文史》第5辑
作者：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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