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精选（五）
　　( 07:34:46) 转载▼标签： 分类： 名家散文精选（五）【】来源：耘斋博客朱鸿：关于长安长安是中国的心秦王挥剑东进，统一了中国，宣告自己是始皇帝，不料秦有二世而亡。随之汉高祖刘邦在长安建都，享国二百余年，是大朝代。隋文帝发兵南下，结束了中国之分裂，当然属于伟大的君主，可惜隋也有二世而亡。随之唐高祖李渊建都长安，享国近乎三百年，也是大朝代。长安居中国疆土的中央。中国大地的原点现在仍在长安的范围。北京时间，实际上是由这个原点所测算。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最早是从长安传播的。世界不知道中国的日子，已经知道了长安。从长安所传播的中国也最强大，最富裕，最繁荣，最浪漫，是礼仪之邦。天下人谁不向往长安！长安文化弘孔子之仁义，取老子之清静，融释迦牟尼之慈悲，合乎大道，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正宗。它的开放性和宽容性，让天下人景仰。汉长安，尤其是唐长安，使长安文化充满了美。长安之得名甚早。春秋以后，中国出现了连绵二百余年的兼并战争，暗无天日。那时候，有一位智者见民苦难，凄惨，不可聊生，便给秦岭与渭河之间或曰丰镐之间的一个地方命之以长安。其处周之杜伯国，秦之杜县，虽小，仅仅属于乡之所聚，但它却表达了天下人对和平的切盼与深诉，也表达了对极权和苛政的抵抗。此事应该发生在公元前361年之后的某一天。过了几世，秦王嬴政之弟嬴成蟜封为长安君，食邑于斯。遗憾不管是秦王还是秦始皇，他的天下没有长安。长安是中国的心。长安属于中国人长安是天子的城，一千余年，十三朝的几十位皇帝，开国于斯，拓疆于斯，祀神于斯，教民于斯，也哀于斯，死于斯，借黄土葬身于斯。汉军从长安出发，征匈奴于千里之外，从而把汉人的强大传播至西域以西，北地以北。唐皇帝坐长安，接受贡拜，万邦遂体验了唐人的繁荣。中华民族复兴的复兴，就是创造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显而易见，在历史上无一次或数次之兴，绝无复兴之谋。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盛世，才有现在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奋斗。历史上的盛世，最是汉唐。中华民族之复兴，以汉唐为精神参照，合情合理，也使自信和自尊获得了源流。长安是汉的国都，也是唐的国都，长安的意义遂有十分的深刻和十分的丰富。长安文化是足以永持之瑰宝。唐代的青年，凡有志的，都希望往长安去，因为长安大存建功立德的机会，能封侯任相，光宗耀祖。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那时候赴长安的才俊。长安像温润坚韧的玉一样镶嵌在唐诗之中，唐诗像种子一样逢春开花，逢秋收获，把长安流布给子子孙孙，千门万户。文学作品反复出现长安，遂使长安变成了一个原型，一个象征。不管国都在东还是在西，在南还是在北，都可以用长安喻之国都。长安也变成了漂泊者的故园，读书人的情结，甚至只要喊出长安，就会想到晨曦中的宫殿和夕照下的陵阙。长安的形胜、史迹和遗址，无不附有先民、先贤和先王的灵魂，蕴含着他们的理想。如此长安，当然属于中国人。也基于这样的逻辑，四海之内的中国人才连长安的残碑剩石也紧盯着，看谁在改变原貌，谁在制造危境，谁在暴毁。明清之西安府，中华民国之西安市和今之西安市，都是依长安而为城的。生于西安，在西安生活，在西安工作，应该感到荣幸，不过更应该感到一种对长安所余的保护和承继的责任。西安人利用长安的形胜、史迹和遗址，其权利显然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属于包括西安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它们是前辈创造的，不是今之西安人创造的，也因为不唯今之西安人具利用的权利，后代也具利用的权利，遂需给他们留一些空间。任何对长安的损害和破坏，甚至过度利用，都是无法向中国人交代的，甚至不配长安意象和长安气派的规划与建筑，也无法向中国人交代。实际上西安人为庇守长安形胜、史迹和遗址，素有非凡贡献。西安人懂得，长安的任何一片余辉投射在自己的城上，长安的任何一片余香飘荡在自己的城上，都会使自己的城增美。长安万岁！朱鸿：御宿川上林苑的一个点御宿川就是今之王曲川。有方志专家考察，其起于王曲镇，达于施张村，是滈河入洨河的谷道，东西向，长大约15公里，宽大约2至4公里。窃谓此观点是可取的。日16点以后，我由当地朋友引领，下神禾原南坡到此一览。雨尽而晴，白云在天，草木出土为绿，有难得的朗润。从王曲镇开始，滈河虽迂，执意向西。顺流几乎都植白杨，秋风萧萧，滩窄滩宽，夕照空明。田野广种玉米，一片葱郁。村子常在岸上，农民多坐门口。有一个少妇穿白底蓝花连衣裙，面街站在房檐下，双手按腹，以顺时针方向揉搓，自显风度。过胜利村，朋友指出，这就是王甲斌在1953年建立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方。柳青有一部小说，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大红，其主角粱生宝便以王甲斌做原型。盘桓感慨一番，便随朋友继续走柳家寨、新庄、温国寺、立元村、甫店村、递午村、曹村、上王村。御宿川为终南山和神禾原所夹，樊川为神禾原和少陵原所夹，不过御宿川比樊川大，农民说：“王曲川一个弯，胜过樊川一个川。”御宿川平坦广袤，几无丘堆。西去一直有终南山相伴，黄昏霞飞，晰见南五台、石贬峪、天子峪、黄峪、沣峪。我17岁曾在长安县杜陵公社蕉村大队第一生产队劳动，有雒队长派遣我和田永华到王曲公社来，调查一个入伍青年的社会关系，之后还有几次过王曲镇，其皆不如这一次御宿川之行印象清丽。秦辟上林苑，汉取代秦，汉高祖刘邦拒绝丞相萧何的奉劝，仍维持了秦上林苑的规模。汉文帝和汉景帝皆于斯游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刘彻一再微服赴上林苑射猎，夜出暮还，好击鹿豕狐兔，搏熊，狂踏庄稼，遭民呼骂。有一天，汉武帝由侍中常侍武骑和待招陇西北地的良家子陪同，在终南山下一带狩猎，民以受扰，也不知道他是当朝的皇帝，冲过去围攻。陪同的人乱中竟喊鄠杜令在此，不料真正的鄠杜令匆匆而至，就要捉拿他们。俄顷败露，陪同的人气急败坏，居然挥鞭欲打。鄠杜令大怒，随员也厉色呵斥，遂泄然收手。当是之际，陪同的人迅速出示汉武帝所用之物，以证明上在此，忙护汉武帝离此而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汉武帝指示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做一个计划，扩张上林苑，使他不扰民，民也不碍他。东方朔谏汉武帝不扩张为好，因为民以终南山所产为生。虽然刘彻奖励了东方朔，不过朔的建议未采，上林苑按计划广开了。杨雄有文章说：“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这是诗人的表达，年代也久，不易明白。按何清谷先生的研究，上林苑之边界，东南至今之蓝田县焦岱镇一带的鼎湖宫，其南依秦岭西折，西南至今之周至县辖区的长杨宫和五柞宫，西北至今之兴平县田阜乡一带的黄山宫，其北沿渭水东折，延伸到泾水和渭水交汇之处，东北至浐河和灞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方位是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上林苑有离宫70所，车马万乘，以应天子之动，禽兽百种，以应天子之取，花木数千余种，以应天子之赏。茂陵有袁广汉，其极富，在今之兴平县一带建园，植奇花异木，巧禽灵兽，其以罪而诛，这一切便都归了上林苑。御宿川属于上林苑的一个部分。其中有御宿苑，闲人免进。皇帝游猎，往往也率皇后和妃嫔共行。以汉长安城之远，晚返不得，便居这里的离宫，此之谓御宿苑。朱竞：编剧王朝柱编剧王朝柱，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圈里圈外、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人都管他叫“柱子哥”，他却常常自称是“农民王朝柱，傻柱子”。王朝柱眼镜镜片后那双细眯的眼睛，流露出坚毅和力量。每次与王朝柱相遇时，他都是双手抱拳与大家打招呼，一派江湖大侠的样子。王朝柱不会讲普通话，一口河北沧州吴桥地方口音，他话一出口底气十足，像是从小练过功夫。如今王朝柱已七十四岁，他经常说：“我都七十多的人，还怕什么。更不看别人脸色去做事。”王朝柱敢这样理直气壮地讲话，大多是出于对维护剧本创作的尊严，他不喜欢导演对他的剧本改来改去，因为他的每个细节，都是经过无数史料考证得来。相信很多人看电视剧时，只会记住演员和导演，大多不会去关心谁是编剧。这也是近年来编剧对影视界的抗议。剧本，是一剧之本。没有好的剧本，绝对不会有好剧。也许你不知道编剧王朝柱是何方人士，但你也许看过《长征》《解放》《八路军》《延安颂》《第一大总统》《走过雪山草地》《辛亥革命》《寻路》等电影、电视剧，这些优秀的作品，都出息编剧王朝柱之手。其中电影《走过雪山草地》在中美电影节上荣获最佳编剧奖；《辛亥革命》荣获电视金鹰奖，电视连续剧《第一大总统》》和《辛亥革命》同时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央电视台刚刚热播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寻路》，就是王朝柱在七十三岁这一年创作的。王朝柱最早是学音乐的。他弃乐从文后，很快在领袖人物史记传记文学中展现了突出的才能。而且是一发不可收，先后创作《龙云与蒋介石》《蒋介石与冯玉祥》《蒋介石与张学良》等，继而笔锋一转，又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征》等中共领袖系列。每年两部，每部三四十万字，很快就成了史传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近几年，他专门写红色题材的影视必要时作品。他创作的《辛亥革命》电视剧，导演问他，“作为艺术家，我们能否从美学的角度来斟酌一下怎样为您的剧本确定演员？既然这是一部大的制作，它的主要演员也应该囊括世界范围的明星。比如宋庆龄就可以请的金喜善来出演” 。王朝柱听后，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这恐怕不妥。我们的国母如果确定由一个韩国的演员出演，中国的广大妇女会不答应的。我想假如让我们中国的一个漂亮姑娘去出演你们英国的女王，你们英国人大概也不会同意。你不能理解，这里有民族感情。总之一句话，你能看上我的剧本，专程来到中国谋求合作，我很感谢。不过如果你要执导这部片子，必须要尊重剧本的主旨和精神，因为我写的是中国的第一大总统，而不是你们英国的第一大总统。否则，我宁愿放弃！”王朝柱的霸气又显露出来了。我与编剧王朝柱相识也有多年了，每次他带给大家的都是乐，除了聊剧本之外，他会像孩子一样显摆他的衣服，虽然他人长得“其貌不扬”，但穿着却非常讲究，是女儿给他买的，都是大名牌。有时他还让我们猜，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是啥牌子，女儿告诉他挺贵的。王朝柱小的时候，家境非常苦。两年前，我与王朝柱在广东中山开会，那是他去领电视文学剧本《辛亥革命》“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我们在游船上，听他聊起家里的事。他讲到他的母亲去逝的时候，她也没能见到朝思暮想的小儿子。当年王朝柱因为触犯了江青和林彪，正在天津郊区的一家农场劳动改造。作家杜卫东曾撰文写过这一段故事：“王朝柱闻知母亲病危，心急如焚，但劳改农场不准假。几经周折，当柱子哥深一脚、浅一脚连夜赶到自家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见到挂在门楼上的招魂幡时，真是心如刀绞。他扑身上前，用力敲门，院子里却不见半点动静。柱子哥这才醒悟，哥哥是哑巴，他哪里听得见？于是爬上院旁的一棵槐树，翻身跳进了院子，又卸下正屋的门，见哑巴哥一身孝服正一个人呜咽，满脸凄苦，一腮泪痕。柱子哥这才知道生养了自己的母亲早已去了多日，并已经下葬。兄弟俩抱头痛哭，然后踏着惨淡的月光来到坟前祭奠母亲。”王朝柱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眼角依然闪着泪花，他说：“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朱竞：北国圣雪迟子建女作家迟子建，是许多趣味倾向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都能接受的作家,她也是获奖最多的作家,她几乎获得了中国内地所有的重要奖项,而“鲁迅文学奖”更是被她多次得到。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1986年的时候，正是我狂热地爱着文学、被文学所迷惑的时代。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读到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北极村的童话》，从此开始喜欢上了迟子建的作品，她曾写出这样的文字：“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1989年我在纯学术的理论刊物《文艺争鸣》当编辑，我去鲁迅文学院组稿时，认识了迟子建、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作家。迟子建喜欢穿裙子，喜欢用围巾来调节色彩。她长长直直的头发披在肩上，加上北方女孩子高挑的个子，很是引人注意。说起迟子建的创作生涯,屈指算来,已有三十年。她可称是“年轻的老作家”。她年少成名,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不仅小说创作方面成就突出,而且散文写作也自成一家。从80年代《北极村童话》到《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中间包含了许多可以讨论的话题。也许是当年的“童话”风格过于鲜明,多少年来学者们在论述迟子建的创作时,思路与评价还定格在“北极村”时期。评论家李建军曾在文章中这样说：“迟子建是一个靠着自己的作品‘赋价值’作家,而不是依赖于‘奖’手段‘他赋价值’的作家。迟子建的写作风格,也常常被误解。有的人就觉得她的写作有着这样的局限:抒情方式太过浪漫,叙事的‘童话色彩’太过浓重,这使得她的作品缺乏力量和深度。事实上,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我认为,迟子建的确是一位自觉地追求诗意性的作家,但是,她的浪漫而诗意的抒情里,有着严峻的社会内容和丰富的美学意味。迟子建的文字总是带着诗性和强烈的个人气息,形成了一种优雅的文学话语。记得2008年的冬天，我与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去黑龙江大学讲学。一天晚上，组织者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家很纯正的餐厅宴请，我给迟子建打了电话，问她是否方便来一起坐坐？她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们好久没见面了。”这家俄罗斯餐厅里一条长长的餐桌上，摆放整齐的餐具，十分精致。座位是面对面两排对座，主客双方分开，看上去有点像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在商谈。当我和北大的几位朋友来时，迟子建已经在等我了。这期间我们有好多年没见过面。当我们相见的那一刻，我还是有些心酸，迟子建似乎也有与我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这些年，我们的生活都发生过一些变化。我们相互说着这些年各自的一些事，还说起我们共同熟悉的朋友们的事。我问她生活得好吗？她说她的生活是命中注定有这样的结果。她说：“如果我也有一个儿子该多好。DN已长成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样了吧？”我告诉她DN喜欢她的小说，还常常想念迟子建阿姨。就在那天俄罗斯餐厅分手后，迟子建给我发来一条很长的短信：“见到你非常高兴。孩子那么优秀，是你的骄傲……”回来后，又翻看我的老照片，那是1989年5月在北京八里庄南里鲁迅文学院，当年迟子建正在那里读书。有两张照片是迟子建与DN小朋友在玩耍，她笑得那么童真。照片上的DN坐在她的书桌上，肆无忌惮地在她的稿纸上乱写乱画着。有一次诗人舒婷跟我说起迟子建时，笑得我肚子疼。舒婷说：“有一次笔会上，我与迟子建曾经‘同居’了几天，但几天下来，我也不知道她长得是什么样。我每天和诗人们在一起，回到宾馆的房间时都比较晚，迟子建却早已睡下，只看见她侧着身一头长发放在枕头边。早上我又起得晚，她又早早晨地出去了。”了解迟子建的人都知道，幸福与痛苦始终同时伴随着她。她的丈夫因车祸离她而去，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了。但是，时常总会有一些人问及她的生活、爱情、幸福及痛苦的问题，她却从来不回避。我看到过迟子建曾这样回答一位记者，很让我感动：“我是在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从小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虽然我的婚姻来得晚，结束得又早，但留在记忆中的，是可以永久回味的爱与美。这个对我来说，是心中一团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火，依然会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温暖我。其实每个家庭都不会是满目的灿烂，也不会是彻头彻尾的昏暗，婚姻如同一盆花，是需要主人精心侍弄和呵护的。婚姻的本质是世俗的，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容易获得满足，婚姻可能相对就稳定一些。而我热爱世俗生活。”迟子建说，每年他爱人的祭日时，她都会独自地静静地呆在屋里，默默地想他。就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她说了这样的话：“……我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很多年了，我一直喜欢迟子建，喜欢她如水一样的透明，喜欢她如“北极村童话”般的真实。她的小说创作平实但很有节奏感，她的文字节制而干净。她关心的是底层平民的生活琐事，她讲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你的身边。北大教授谢冕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词中说到：“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朱竞：哈萨克族的骏马艾克拜尔·米吉提2012年9月，在新疆伊宁机场，一幕感人的场景在我的眼前出现。一位戴眼镜的哈萨克族老妈妈，个子很高，穿着一件米白色带小绿花的长裙，外套一件白色的外衣，头上包着的头巾与裙子是同样的花布。她优雅的气质，看不出已近八十的年龄。远远地她看着儿子从机场的出口出来，走上前去拥抱了儿子，并亲吻着儿子的额头。她拉着儿子的手，不愿松开。这是她与儿子又一次地告别。她不知道下次再见到儿子是什么时候。这就是著名作家、翻译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在伊宁机场与老母亲见面、再分离的场面。我看不清老妈妈的眼睛，她一定是含着泪水与儿子见面。她与儿子暂短地相拥，挥手告别，艾克拜尔·米吉提这次是带着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新疆伊犁市霍城县采风，他到了家门口，却不能回家看老母亲，他的老母亲只好赶到机场与儿子见上一面。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中，不能不提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短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这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占据重要位置的经典之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这篇小说着重描写了努尔曼与猎狗巴力斯有关的三件事：换狗、掠狗、素狗。通过猎狗的故事，展开了复杂的思想斗争和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活画卷。艾克拜尔·米吉提是新疆伊犁霍城县人，哈萨克族。他不但讲哈萨克族语、还会讲维吾尔族语，在8岁之前他不会讲汉语，是他的父亲带着他来到汉族学校报名，从此他开始学习汉语，并一生用汉语写作出了很多优秀的小说、散文、随笔。“用最优美的中文，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这句话是艾克拜尔·米吉提向全世界的宣言。在艾克拜尔·米吉提的文化教育历程中，他既受到哺育他的新疆哈萨克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塑造，又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汉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以至于在后来，他把大量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民歌、民间文学翻译成汉语，成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使者。回想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学还处于荒芜的时代。那时候艾克拜尔·米吉提在遥远的新疆伊犁，默默地在文学的道路上探索着。他非常幸运地遇到并认识了当时在新疆伊犁生活的作家王蒙先生，听聆听过王蒙谈文学，之后王蒙对他在文学创作上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也许这是艾克拜尔·米吉提坚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到如今的动因。艾克拜尔·米吉提发表的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1978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在当时，就像莫言今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轰轰烈烈地响彻全中国，甚至超过诺贝尔文学奖被重视的程度。当艾克拜尔·米吉提要来北京领奖时，进京的路费却成了问题，是他的妈妈帮助筹借才进京。当时还有戏剧性的一幕，如今作为笑谈常在文学圈内谈起。当时去接站的是《人民文学》的编辑王青风，他打着“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牌子，想着从新疆来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一定是长着胡子的大高个，他的眼睛一直朝高处看着。直到艾克拜尔·米吉站到他跟前，说“我就艾克拜尔·米吉提”，王青风才把眼睛从高处收了回来。获奖之后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很快就被调到北京作，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工，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在中国作家协会担当过很多角色，但他最钟爱是的写作和编辑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学写作，陆续发表小说《权衡》《哈力的故事》《雄心勃勃》《发现》《我的两个学生》《哈司令、阿尔申别克和他母亲》《第二十九任队长》《履历表上的某一栏》等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多以时代的情境作为描写背影，风趣而又机智的语言，把少数民族的种种生活环境中的表现描写得细腻别致，从中可看出时代发展的社会心理历程的轨迹，以及这种轨迹上所留下的难以言语的辛酸与苦涩。艾克拜尔·米吉提兴趣广泛，性格豪放，知识面广。他的创作涉及文体形式很多，小说、散文、诗歌、传记、评论、翻译等文体都掌握得很好，他身上具有人类文化学者的气质。他的《在草原的濛濛雨夜里》《天鹅》《静谧的小院》《木筏》《瘸腿野马》《迁墓人》《角度——目标》《披着羚羊皮的人》《潜流》《红牛犊》……都是被读者及评论界普遍认为真正称得上“短篇精品”的小说。在这些相当有限的叙述语言之间，蕴藏着丰富的思情容量与精神求索的扩张力量——那种独到的生活表现视角，那种舒缓而凝重的艺术结构，那种寓意的艺术性，那种抒写情调及充满韵律色彩的弥漫，特别是从作品的描写整体中升腾起来的思想内涵，使我们看到了为文学而生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他是一个富有强烈的时代意识的小说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是性情中人。他对人热情、真诚，他喜欢明朗地大笑，他以透明的态度与朋友交往。近年来由于他的领导职务，大量的工作占用了他的写作时间，但他还是会抽时间写作。最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艾克拜尔·米吉提短篇小说精选》收录的都是最新的小说。有趣的是，这部作品出版后，在北京王府井书店最畅销的书榜中，把《艾克拜尔·米吉提短篇小说精选》摆放在了“最畅销外国小说”一架上。艾克拜尔·米吉提是哈萨克族的骄傲，他像骏马一样驰骋在祖国的大地上。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歌声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马对于哈萨克人，既是浪漫的象征，又是生活的依托。”艾克拜尔·米吉提从伊犁走向全国，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有着重大建树和贡献。朱德庸：窗子外和窗子里小时候上幼儿园，老师必须把我的座位单独排在窗口。因为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我就会哭闹不休，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于是从4岁到6岁，我是对着窗外度过我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的。世界，就在窗户的外面。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想，却执拗地只愿意面对窗外那个有人走过、有云和树叶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这种被规定、被限制的小小人生。令人头痛的是，长大之后的我竟然还是这样。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的规矩。进小学，我读不会课本，做不了功课；念中学，我被好几所学校踢来踢去；上大学，我是自己关着门读了几个月书奇迹般考上的；等退伍有一份好工作后，我却跑去做当时还没有人认同的专职漫画家。就像小时候一样，别人上班、上课，我却只想一直看着，或接触窗户外面那个流动的世界。我曾经花了几年时间到国外旅行，坐着地铁跑来跑去，在每一座城市从早到晚散步，为的只是去看街头各式各样的人群。世界是如此荒谬而又有趣，每一天都不会真正地重复。因为什么事都会发生，世界才能真实地存在下去。否则，一个什么都合理化的世界，不就像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那样阻断了人的一切想象和生命力吗？当年的我这么想。什么事都在发生，是这个世界持续下去的原因，而我是个旁观者。然后，我结婚，有孩子，有一点钱，经历了人生里许多重要的事。有一天，我终于了解到，窗子里面也是什么事都在发生，而且发生在自己身上。人生，终究不允许你只做一个旁观者。这么简单的事，我竟然花了几十年才搞清楚。其实，人生不过是一场墨菲定律。你需要的东西总是在你寻找时消失不见，在你不需要时又重新出现。而人们又总是不断有着各种需要。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的婚，选择自己做不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神秘的是，人生的困境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窗子外面的，或者窗子里面的。我常回忆起某些艰难的日子里，情绪如浪潮般涌来，我和妻子在街道上走着，为了做某些决定而彷徨。人们的脸擦肩而过，带着各自的忧愁或快乐。一段时光过去，那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又重新面对不一样的决定，不一样的街道，不一样的人群。可能这就是人生吧。像拼图游戏，每一小块图片都不会重复，你必须一块一块不怕麻烦地拼起来，最后才看得到整幅风景。我们是一群坐上了人生旋转木马的人，游戏还没有结束，我们大家都不能下马，只能随着音乐不断旋转。人生像一个撒满珠宝的荒原，大家都在寻找闪烁的宝石，但大部分时间，你只看得到荒原上的孤烟蔓草。关于人生，关于困境。可以看看哪些困境是属于你自己的，哪些是属于别人的，或即将会属于你的。什么事都在发生，谁知道呢？史铁生：回来后的庙没有了庙的时代结束了。紧跟着，另一个时代到来了，风风火火。北京城内外的一些有名的寺庙相继修葺一新，重新开放。但那更像是寺庙变成公园的开始。香火重新旺盛起来，但是有些异样。人们大把大把地烧香，衷心地跪拜，祈求佛祖全面的优待。庙，消失多年，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地方了，再没有什么犹豫。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我见到它时它已改做油坊，庙门、庙院尚无大变，唯走了僧人，常有马车运来大包大包的花生、芝麻，院子里终日磨声隆隆，呛人的油脂味经久不散。推磨的驴们轮换着在门前的空地上休息，打滚儿，大惊小怪地喊叫。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或者是庵，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奶奶说过那里面没有男人。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唯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吰吰，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飘缭起的雾霭。奶奶一动不动地听，但鼓励我去看看。我迟疑着走近门边，只向门缝中望了一眼，立刻跑开。那一眼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大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气氛或者情绪，整体地袭来，它们大于言说，它们进入了言不可及之域，以至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本能地审视而不单是看见。我跑回到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另一种地方，或是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唯觉幽冥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这个孩子生而怯懦，禀性愚顽，想必正是他要来这人间的缘由。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们搬了家，原因是若干条街道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机关看中了我们原来住的那个院子以及相邻的两个院子，于是他们搬进来我们搬出去。我记得这件事进行得十分匆忙，上午一通知下午就搬，街道干部打电话把各家的主要劳力都从单位里叫回家，从中午一直搬到深夜。这事很让我兴奋，所有要搬走的孩子都很兴奋，不用去上学了，很可能明天和后天也不用上学了，而且我们一齐搬走，搬走之后仍然住在一起。我们跳上运家具的卡车奔赴新家，觉得正有一些动人的事情在发生，有些新鲜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可惜路程不远，完全谈不上什么经历新家就到了。不过微微的失望转瞬即逝，我们冲进院子，在所有的屋子里都风似的刮一遍，以主人的身份接管了它们。从未来的角度看，这院子远不如我们原来的院子，但新鲜是主要的，新鲜与孩子天生有缘，新鲜在那样的季节里统统都被推崇，我们才不管院子是否比原来的小或房子是否比原来的破，立刻在横倒竖歪的家具中间捉迷藏，疯跑疯叫，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然后关上，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上然后打开，爬到树上去然后跳下来，被忙乱的人群撞倒然后自己爬起来，为每一个新发现激动不已，然后看看其实也没什么……最后集体在某一个角落里睡熟，睡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应。那时母亲正在外地出差，来不及通知她，几天后她回来时发现家已经变成了公社机关，她在那门前站了很久才有人来向她解释，大意是：不要紧放心吧，搬走的都是好同志，住在哪儿和不住在哪儿都一样是革命需要。新家所在之地叫“观音寺胡同”，顾名思义那儿也有一座庙。那庙不能算小，但早已破败，久失看管。庙门不翼而飞，院子里枯藤老树荒草藏人。侧殿空空。正殿里尚存几尊泥像，彩饰斑驳，站立两旁的护法天神怒目圆睁但已赤手空拳，兵器早不知被谁夺下扔在地上。我和几个同龄的孩子便捡起那兵器，挥舞着，在大殿中跳上跳下杀进杀出，模仿俗世的战争，朝残圮的泥胎劈砍，向草丛中冲锋，披荆斩棘草叶横飞，大有堂吉诃德之神采，然后给寂寞的老树“施肥”，擦屁股纸贴在墙上……做尽亵渎神灵的恶事然后鸟儿一样在夕光中回家。很长一段时间那儿都是我们的乐园，放了学不回家先要到那儿去，那儿有发现不完的秘密，草丛中有死猫，老树上有鸟窝，幽暗的殿顶上据说有蛇和黄鼬，但始终未得一见。有时是为了一本小人书，租期紧，大家轮不过来，就一齐跑到那庙里去看，一个人捧着大家围在四周，大家都说看好了才翻页。谁看得慢了，大家就骂他笨，其实都还识不得几个字，主要是看画，看画自然也有笨与不笨之分。或者是为了抄作业，有几个笨主儿作业老是不会，就抄别人的，庙里安全，老师和家长都看不见。佛嘛，心中无佛什么事都敢干。抄者撅着屁股在菩萨眼皮底下紧抄，被抄者则乘机大肆炫耀其优越感，说一句“我的时间不多你要抄就快点儿”，然后故意放大轻松与快乐，去捉蚂蚱、逮蜻蜓，大喊大叫地弹球儿、扇三角，急得抄者流汗，撅起的屁股有节奏地颠，嘴中念念有词，不时扭起头来喊一句：“等我会儿嘿！”其实谁也知道，没法等。还有一回专门是为了比赛胆儿大。“晚上谁敢到那庙里去？”“这有什么，嘁！”“有什么？有鬼，你敢去吗？”“废话！我早都去过了。”“牛×！”“嘿，你要不信嘿……今儿晚上就去你敢不敢？”“去就去有什么呀，嘁！”“行，谁不去谁孙子敢不敢？”“行，几点？”“九点。”“就怕那会儿我妈不让我出来。”“哎哟喂，不敢就说不敢！”“行，九点就九点！”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到那庙里去了一回，有人拿了个手电筒，还有人带了把水果刀好歹算一件武器。我们走进庙门时还是满天星斗，不一会儿天却阴上来，而且起了风。我们在侧殿的台阶上蹲着，挤成一堆儿，不敢动也不敢大声说话，荒草摇摇，老树沙沙，月亮在云中一跳一跳地走。有人说想回家去撒泡尿。有人说撒尿你就到那边撒去呗。有人说别的倒也不怕，就怕是要下雨了。有人说下雨也不怕，就怕一下雨家里人该着急了。有人说一下雨蛇先出来，然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呢。那个想撒尿的开始发抖，说不光想撒尿这会儿又想屙屎，可惜没带纸。这样，大家渐渐都有了便意，说憋屎憋尿是要生病的，有个人老是憋屎憋尿后来就变成了罗锅儿。大家惊诧道：是吗？那就不如都回家上厕所吧。可是第二天，那个最先要上厕所的成了唯一要上厕所的，大家都埋怨他，说要不是他我们还会在那儿待很久，说不定就能捉到蛇，甚至可能看看鬼。有一天，那庙院里忽然出现了很多暗红色的粉末，一堆堆像小山似的，不知道是什么，也想不通到底何用。那粉末又干又轻，一脚踩上去噗的一声到处飞扬，而且从此鞋就变成暗红色再也别想洗干净。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些人，整天在那暗红色的粉末里折腾，于是一个个都变成暗红色不说，庙墙和台阶也都变成暗红色，荒草和老树也都变成暗红色，那粉末随风而走或顺水而流，不久，半条胡同都变成了暗红色。随后，庙门前挂出了一块招牌：有色金属加工厂。从此游戏的地方没有了，蛇和鬼不知迁徙何方，荒草被锄净，老树被伐倒，只剩下一团暗红色漫天漫地逐日壮大。再后来，庙堂也拆了，庙墙也拆了，盖起了一座轰轰烈烈的大厂房。那条胡同也改了名字，以后出生的人会以为那儿从来就没有过庙。多年以后，我21岁，插队回来，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就进了一个街道生产组。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几间老屋尘灰满面，我在那儿一干7年，在仿古的家具上画些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每月所得可以糊口。那生产组就在柏林寺的南墙外。其时，柏林寺已改做北京图书馆的一处书库。我和几个同是待业的小兄弟常常就在那面红墙下干活儿。老屋里昏暗而且无聊，我们就到外面去，一边干活一边观望街景，看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时间似乎就轻快了许多。那时，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倚靠。母亲陪我一起去劳动局申请。我记得那地方廊回路转的，庭院深深，大约曾经也是一座庙。什么申请呀简直就像去赔礼道歉，一进门母亲先就满脸堆笑，战战兢兢，然后不管抓住一个什么人，就把她的儿子介绍一遍，保证说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其实仍可胜任很多种工作。那些人自然是满口官腔，母亲跑了前院跑后院，从这屋被支使到那屋。我那时年轻气盛，没那么多好听的话献给他们。最后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有理有据地给了我们回答：“慢慢再等一等吧，全须儿全尾儿的我们这还分配不过来呢！”此后我不再去找他们了。再也不去。但是母亲，直到她去世前还在一趟一趟地往那儿跑，去之前什么都不说，疲惫地回来时再向她愤怒的儿子赔不是。我便也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还会去的，她会在两个星期内重新积累起足够的希望。我在一篇名为《合欢树》的散文中写过，母亲就是在去为我找工作的路上，在一棵大树下，挖回了一棵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越长越大，其实是一棵合欢树。大约1979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哟？”大家停止吞咽，目光一齐追随他们。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朗，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不是柏林寺要恢复了吧？”“没听说呀？”“不会。那得多大动静呀咱能不知道？”“八成是北边的净土寺，那儿的房子早就翻修呢。”“没错儿，净土寺！”小D说，“前天我瞧见那儿的庙门油漆一新我还说这是要干吗呢。”大家愣愣地朝北边望。侧耳听时，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音传来。这时我才忽然想到，庙，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了。消失了，或者封闭了，连同那可以眺望的另一种地方。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时代结束了。傍晚，我独自摇着轮椅去找那小庙。我并不明确为什么要去找它，也许只是为了找回童年的某种感觉？总之，我忽然想念起庙，想念起庙堂的屋檐、石阶、门廊，月夜下庙院的幽静与空荒，香缕细细地飘升，然后破碎。我想念起庙的形式。我由衷地想念那令人犹豫的音乐，也许是那样的犹豫，终于符合了我的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多么喜欢那样的音乐。那音乐，想一想也依然令人压抑、惶恐、胆战心惊。但以我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不由得回想，不由得眺望，不由得从那音乐的压力之中听见另一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它，譬如不能像喜欢生一样地喜欢死。但是要有它。人的心中，先天就埋藏了对它的响应。响应，什么样的响应呢？在我（这个生性愚顽的孩子！）那永远不会是成就圆满的欣喜，恰恰相反，是残缺明确地显露。眺望越是美好，越是看见自己的丑弱，越是无边，越看到限制。神在何处？以我的愚顽，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设若确有那样的极乐之地，设若有福的人果真到了那里，然后呢？我总是这样想：然后再往哪儿去呢？心如死水还是再有什么心愿？无论再往哪儿去吧，都说明此地并非圆满。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吧。“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没有了庙的时代结束了。紧跟着，另一个时代到来了，风风火火。北京城内外的一些有名的寺庙相继修葺一新，重新开放。但那更像是寺庙变成公园的开始，人们到那儿去多是游览，于是要收门票，票价不菲。香火重新旺盛起来，但是有些异样。人们大把大把地烧香，整簇整簇的香投入香炉，火光熊熊，烟气熏蒸，人们衷心地跪拜，祈求升迁，祈求福寿，消灾避难，财运亨通……倘今生难为，可于来世兑现，总之祈求佛祖全面的优待。庙，消失多年，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地方了，再没有什么犹豫。1996年春天，我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天傍晚，会议结束，我和妻子在街上走，一阵钟声把我们引进了一座小教堂（庙）。那儿有很多教堂，清澈的阳光里总能听见飘扬的钟声。那钟声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一座教堂，我站在院子里，最多两岁，刚刚从虚无中睁开眼睛，尚未见到外面的世界先就听见了它的声音，清朗、悠远、沉稳，仿佛响自天上。此钟声是否彼钟声？当然，我知道，中间隔了八千公里并四十几年。我和妻子走进那小教堂，在那儿拍照，大声说笑，东张西望，毫不吝惜地按动快门……这时，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望着前方耶稣的雕像。（后来，在洗印出来的照片中，在我和妻子身后，我又看见了她）她的眉间似有些愁苦，但双手放松地摊开在膝头，心情又似非常宁静，对我们的喧哗一无觉察，或者是我们的喧哗一点儿也不能搅扰她吧。我心里忽然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我便在醒来时、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母亲，她的灵魂并未消散，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直等到我的眺望已在幽冥中与她汇合，她才放了心，重新投生别处，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我希望，我把这个梦写出来，我的黑夜从此也有了皈依了。史铁生：孙姨和梅娘曾经和现在，我都叫她孙姨。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最早听说她，是在我的腿出了毛病住进医院一年之后，算来是1972年年底。那时我已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我从病房的窗口张望栅栏墙外的5路车站。我的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冬天回到北京，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我；要是来，他们就是坐5路汽车来。那医院门前只这一路公交车。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谁是孙姨？”“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右派’？”“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罩的梅娘吧。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儿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家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企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的深重。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最终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很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好作品问世呀。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乾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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