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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由创建于1952年的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合而成，是国家重点大学中第一家具有甲级建筑&&&&&&&设计、甲级城市规划设计、甲级工程咨询、甲级历史文物建筑规划设计、甲级旅游规划等八项资质的总院设计机构。总院依托天津大学的人才优势、学科优势和技&&&&&&&术优势，凭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服务意识，近年来完成的各项建筑设计、城市规划设计，在国内外各类设计竞赛中屡获殊荣，受到项目委托单位的好评。&&&&&&&&总院现有一线设计人员近500人，其中45人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35人为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18人为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博士9人，硕士178人&&&&&&&&。专业配套齐全，人员素质较高，总院在教育和科研建筑、旅游和疗养建筑、办公和商贸建筑以及大型医院建筑，体育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古建筑修缮保护规划&&&&&&&&、深基坑支护以及建设项目策划和可行性研究等方面都有不同凡响的建树。&&&&&&&&总院以“科研强院、效益大院、国际知名的设计机构”为发展目标，在“天津滨海新区”、“福建海西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在四川震后重建中，凭借天大人的实力和天大人的胸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已完成的“北京光彩大厦（民生银行总部）”、“山东威海甲&&&&&&&&午海战馆”、“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天津市城市副中心西站地区规划”、“天津市滨海新区响螺湾商务区城市设计”、“天津利顺德大饭店复建项目”、“&&&&&&&&天津市大学生体育中心”、“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总体规划”、“河北曹妃甸国际论坛永久会址”等数十项彪炳于世的重大项目，在&&&&&&&&国内外影响深远。&&&&&&&&总院近年来与多家高端境外设计机构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合作。通过与美国RSP设计公司、德国KSP建筑设计事务所、日本日建设计株式会社、日本&&&&&&&&昭和设计株式会社等国际设计公司的强强联合，成功跻身于国际知名设计机构的行列。&&&&&&&&2012年，设计总院喜迎建院六十华诞。风雨六十载，设计筑恢弘，设计总院发展跃上了新的台阶，产值持续攀升，获奖成倍增加，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家名院之一。&&&&&&&&“实事求是”作为天津大学的校训，已经深深的融入本院的企业文化与服务理念之中，特色鲜明、风格独具的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将为中国的城市建&&&&&&&&设精心勾绘更具中国时代精神、更具地方文化特色、更具城市竞争力的发展蓝图。&&&&&&&&Tianjin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 Urban&&&&&&&&Planning is a wholly owned company of Tianjin University, which has a&&&&&&&&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It is combin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Research Institute of Tianjin University and the Urban Planning Design&&&&&&&&Research Institute of Tianjin University. It has Class A certificates&&&&&&&&in architectural design, urban planning, project consultation, tourism&&&&&&&&planning and historical relic restoration design etc. Eight Class A&&&&&&&&certificates.&&&&&&&&There are almost 500 employees in the institute, among whom 90% are&&&&&&&&design and research staffs.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staff, subject&&&&&&&&and technology in key university, with its serious working style and&&&&&&&&attentive service in more than 50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t has&&&&&&&&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in education, office, commercial, medical,&&&&&&&&sports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urism planning, protection&&&&&&&&planning of ancient buildings, deep pit support, construction project&&&&&&&&planning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and other aspects.”Shandong Weihai&&&&&&&&Memorial Museum of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 “The Art Gallery of&&&&&&&&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Regional Planning of the West Railway&&&&&&&&Station in Tianjin Sub-CBD”, “Urban Planning of Xiangluo Bay Business&&&&&&&&District in Binhai New Area”,” Baoji bronze artifact Museum”, “ No.26&&&&&&&&Teaching Building of Tianjin University” ,” Tianjin Lishunde Hotel&&&&&&&&renovation”,”Tianjin university student sport center”, “Caofeidian&&&&&&&&Permanent Venue of International Forum” etc. projects own a lot of&&&&&&&&special awards in Vari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sign&&&&&&&&competitions and own the praise of whole industry and cumtomers.&&&&&&&&“Making it Strong by Research, Gaining Profits, Being internationally&&&&&&&&well-known Design Institute” is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target of the&&&&&&&&institute. Implement the fou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Brand,&&&&&&&&Innovation, Regional, Blue Ocean” . In recent years, has nine patented&&&&&&&&technologies, 15 subjects in the study and over 50 research papers&&&&&&&&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s in various important articles. The&&&&&&&&Enterprise value has an increase of 25% at an annual rate every year.&&&&&&&&The institute develops various multi-leve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with many foreign design agencies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RSP of USA,&&&&&&&&KSP of Germany, NIKKEN SEKKEI of Japan, Japan Showa Corporation ,&&&&&&&&Canadian, Slovakia and other companies.&&&&&&&&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style, the institute is&&&&&&&&willing to draw an excellent blueprint elaborately with more local&&&&&&&&nature, more competitiveness, more contemporary spirits for China....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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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建议描述：请填写描述手机号：请填写手机号请填写手机号天津港港口与城市发展的新思维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刘玉海 叶一剑 天津滨海新区
　　天津港城新思维
　　本报记者 刘玉海 叶一剑 天津滨海新区报道
　　集装箱货柜如同积木般整齐堆砌成一堵一堵的长墙，载重卡车在墙外的公路上往来穿梭，再远处，巨轮隐隐、海天茫茫&&
　　对于因港而兴的天津，无论是数世纪前的元明，还是100年前的晚晴，亦或是21世纪的今天，港口无疑是其最核心的战略资源，城市的每一次兴衰变迁都与港口紧密相关。
　　“自1952年天津新港重新开港至今60年来，港口与天津城市始终相互促进，并探索走出了一条&城兴港兴、港荣城荣&、&港城一体、港城共进&的发展路径。”天津港集团新闻发言人张立异表示。
　　历史的指针指向2005年，中国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落子天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津被国家赋予北方经济中心、北方国际航运与物流中心和国际港口城市的历史使命。而港口，而港口资源无疑是天津完成这一切使命的关键之一。
　　随着天津市围绕中央的三个定位而确定“双城双港”发展格局，天津港港口与城市发展之间上演着精彩的二重奏。在这二重奏的和声中，天津也真的开始再一次接近那个期待已久的北方经济中心之梦。
　　1. 天津港：迈向第四代港口
　　对天津港而言，过去十年的企业核心战略是向第四代港口升级。
　　“所谓第四代港口，就是在第三代港口贸易物流中心的基础上转向&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港航联盟与港际联盟；其最大的区别是，过去都强调岸线资源，现在则转向港口与客户形成价值链。”张立异解释道。
　　“2002年，天津港的港口等级仅为10万吨级，深水化、大型化、专业化码头明显不足；且港口业务单一，对区域经济的服务辐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张立异说。
　　围绕向第四代港口升级，天津港在港口基础设施、港口布局、产业拓展、港口功能延伸等方面，动作频频。
　　在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天津港2012年完成30万吨航道一期工程，航道达到21米水深这意味着25万吨的轮船可以自由进出天津港，30万吨轮船可以乘潮进港。今年年底二期工程完工后，25万吨级轮船可以双向通行，1.8万标箱巨轮可自由航行。并且，天津港还在南疆港区预留了40万吨级的泊位。
　　港口布局上，天津港已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一港八区”的格局。产业布局方面，天津港集团公司由过去单一的码头装卸拓展至港口装卸、国际物流、港口地产和综合服务四大支柱。
　　在港口服务能力拓展方面，天津港“通过内陆&无水港&建设，把这些服务送到了货主家门口。”张立异说。
　　2012年，天津港已实现货物吞吐量4.77亿吨，全球第四，集装箱吞吐量1230万标箱，超过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老牌国际航运中心鹿特丹，跃居全球第十一位。
　　今年，天津港计划对“无水港”进行升级改造，将其打造成物流园区、产业园区，形成经营实体。
　　“2013年，我们的目标是吞吐量突破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300万标准箱&&”张立异侃侃而谈。
　　2. 东疆：自由贸易港区之梦
　　港口自身发展之外，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也对天津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天津港深知这一点。这一切的承载点最终落在东疆。
　　由天津港疏浚航道吹泥造陆30平方公里而成的东疆，其中10平方公里的保税港区被国务院确定为天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区，承担着船舶登记、国际航运税收、离岸金融、融资租赁等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的重要使命。
　　“经过过去5年的积累和沉淀，东疆厚积薄发。”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政研室主任钟晓勇表示。
　　2012年，东疆保税港区完成外贸进出口50亿美元，同比增长116%；航运、物流、租赁、贸易结算等高端主导产业企业加速聚集目前，其总数量已超过东疆企业注册总量的八成以上，高端产业税收超过税收总收入的70%。对于重化工业迅猛发展的滨海新区，航运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一直为其梦寐以求。
　　在航运产业方面，去年东疆航运及船舶服务企业新注册19家，航运及船舶服务企业达到60家。在租赁产业方面，东疆2012年注册租赁公司182家，累计达355家。租赁总资产约51亿美元；注册资本10亿元的大唐融资租赁、注册5亿元南车投资租赁等一批开展大型设备租赁的企业落户，东疆成为国内飞机、船舶、大型设备租赁的重要聚集地。在大型贸易结算方面，中粮食品营销、中煤焦化、中煤华北总部等超大贸易结算型央企项目落户。
　　“东疆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核心功能区的特征开始显现。”钟晓勇表示。
　　但东疆显然不满足于保税港区的身份，而是力图成为自由贸易港区。“国际上，航运中心都是以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东疆申报自由贸易港区是天津&两个中心&建设的需要。”据钟晓勇透露，东疆正在研究起草东疆自由贸易港区方案，指导方针是国际通行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重点从推动贸易便利化角度出发。
　　此外，东疆二岛的规划建设已列入议程。据天津港集团张立异介绍，东疆二岛规划面积42平方公里，为东疆自由贸易港区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工程计划投资500多个亿，力争五年内形成可供利用的土地。其北防波堤建设工程，已列为天津市今年重点建设项目。
　　3. 南港：天津产业大腾挪
　　“未来这里将形成天津最大经济增长点。”天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巡视员、南港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明豪言。
　　4年前的今天，这里还只是一片海域；如今这里已是计划发展石化等重型产业的110平方公里土地和3亿吨吞吐量的港口形态。
　　不同于天津港向第四代港口升级的内生动力，南港港区及石化工业区的兴建则是天津产业和城市布局调整的产物。
　　“天津去年经济总量达到1.2万亿，排在全国20名，要想成为名符其实的北方经济中心，必须实现经济的质、量齐升，而天津要想实现经济体量的跨越式发展，就需要发展大产业支撑”。王俊明说。
　　于是，石化、冶金成为不二选择。
　　“集中园区式开发、集群式发展、产业链式延伸。”王俊明称，“通过南港工业区这个平台，整合石化、冶金产业，不仅能对天津经济总量提升起到关键作用形成巨大量的工业产值，而且可以提升天津重化产业布局、使经济质量得到快速提升。”
　　南港选择石化产业的另一重要原因，与南港工业园区的开发主体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
　　在改革开放后天津的经济发展中，天津经开区以吸引外资为主的天津经开区产业主要是以现代加工制造业为主。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研室副主任张瑞华告诉记者，2006年电子工业达到顶峰后，次年腰斩，摩托罗拉产值狂跌至400亿元。
　　在天津经开区亟需实现产业多元化、同时面临拓展开发区面积的情况下，石化行业出身的何树山成为天津经开区新掌门。
　　在天津谋划将石化冶金由分散布局腾挪至南港工业区的同时，为实现国际港口城市的定位，天津确立了“双城双港”的城市发展格局，决定在天津港原北部港区的基础上拓展南部港区，南北两大港区优化分工，功能互补，共同支撑国际港口城市建设和港城共荣目标的实现。
　　王俊明称，通过南港的兴建和港口疏运体系重建，将天津港的大宗散货向南转移、进行仓筒密闭式管理，可以把天津港城关系中长期困扰城市发展的交通与环境两大问题一起解决。
　　基于此，天津开发区与天津港集团共同推动加快散货向南港的搬迁。从而使天津形成功能分区清晰的港口格局：北部港区发展集装箱、客运、滚装业务，南部港区以大宗散货和液体化工为主，已形成“北进北出”、“南进南出”的交通体系。
　　根据规划，通过填海形成200平方公里土地的南港工业区，预计基础设施投资2000亿元，分阶段开发，优先开发石化板块。通过搬迁和新建，南港已经确定3000亿元投资的项目，已开工17个，今年还将开工两个龙头项目在内的10多个项目。
　　“南港承接的是重大项目，特点是投入大、周期长、受益好，目前南港已经形成项目开工一批，签约一批，在谈一批的有序发展和局。”王俊明如是说。
　　滨海新区综改试验：“改革红利”从哪里来
　　本报记者 刘玉海 叶一剑 李博 天津滨海报道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在天津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天津市副市长。同时，其滨海新区区长的身份依旧。且作为副市长，其唯一分管的工作也是滨海新区。
　　这一罕见的任职模式，被当地政经观察人士视作滨海新区进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信号。
　　果然，2月25日，天津市启动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10条“新政”中，4条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关。
　　1. 滨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二季
　　在连续6年超过20%的炫目经济增速光环之下，滨海新区以其作为国家战略而备受瞩目。如果相信“改革是发展最大的红利”，没人能忽视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所做出的改革探索。
　　自2006年被中央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滨海新区连续实施两个综合配套改革3年行动计划，在行政管理体制、涉外经济体制、社会管理等一系列领域迈出探索步伐。尤其是其上承浦东、借鉴深圳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是综合配套改革的重中之重。
　　而其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所遭遇到的问题，不仅事关滨海新区进一步开发开放，亦足以引起对中国30年来以特殊功能区先行先试为特征的改革模式的系统反思。
　　2月25日，天津市召开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大会。自2005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成为头等议事日程。这与滨海新区复杂的区情相关。
　　最初的滨海新区，包括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局级干部领导的行政区和天津市派出机构管理的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等9个经济功能区，机构重叠、条块分割，管理协调难度较大，行政效率低，运行成本高。
　　在启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前的一次调研座谈会上，时任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在会议间隙私下形容，当时条块分割之下的滨海新区管委会权力虚弱得如同“维持会”。
　　在范恒山看来，要解决当时滨海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必须出两招：计划单列市、副省级。“范恒山一言既出，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一位参与过当时会议的人士回忆道，“这太敏感了！因为这涉及到与天津市的分权”。
　　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之后，天津市委、市政府把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形成了几套候选改革方案。
　　“其中一套方案是塘沽区与天津开发区合并，最大胆的方案是塘(沽)汉(沽)大(港)和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合并。”天津滨海研究院徐刚博士介绍，“最终国务院批准的是最大胆的那套方案”。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滨海新区行政区划。11月9日，天津市召开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这次改革，撤销了原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撤销了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建制，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辖区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全境；建立滨海新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组建两类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工委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保留经济管理职能，另外九个功能区党组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经济发展职能。
　　官方称，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建立了全区统一的管理体制，组建了全国同级区域中部门最少、最精简的行政架构，初步形成&一级政府、分类服务&的管理模式和&新区的事新区办&的审批服务体系”。
　　2. “三位一体”战时管理体制
　　“滨海新区的这次改革，既借鉴了浦东，也参考了深圳甚至干成了深圳想干而没干成的事。”原天津开发区政研室主任王恺告诉本报记者，撤销塘(沽)汉(沽)大(港)，变成功能区由管委会管理，进而组建人大、政协和一级政府，学的是浦东；政府下设功能区管委会，则参照了深圳的改革方案(深圳因故未能推行这一方案)。
　　“这次改革实现了政府主导下扁平式政府管理体制，其要害是政府主导功能区管委会，本质上是滨海新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王恺表示。
　　滨海新区这套体制的运作机制，则是通过滨海新区“十大战役”体现的“三位一体”战时管理体制体现。“十大战役”的推动机构是战役指挥部，其由新区政府、功能区领导和平台公司组成。
　　“用&十大战役&体现新区政府的管理，实际上是派出&监军&，监督实现新区政府的意志。”王恺分析道，以塘沽为例，经过“十大战役”中临港工业区、中心商务区的分割，大大缩小了原塘沽行政区的管辖范围。
　　“一种体制过渡到另一套体制，没有10年时间消化不了。”徐刚认为，滨海新区“三位一体”战时管理体制规避了管理体制没理顺情况下的效率问题。
　　在王恺看来，滨海新区的当前的这套体制和“十大战役”“三位一体”的战时运行机制共同构成了一种政府主导的发展导向型政府。“这是天津经济总量太低、没有地位的缘故”。王恺说，以天津现在的经济体量，要成为北方经济中心，河北、山东、辽宁都不会在乎。因此，“改革从属于经济增长的压力、经济发展为主旋律的状态5至10年内改变不了”。
　　“这次改革有开拓也有传承，动了塘(沽)汉(沽)大(港)，但继承了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仍作为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徐刚说。
　　第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这种特征，也为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二季埋下了引子：只有通过下放天津市政府管辖权给滨海新区政府，才能将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这些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纳入滨海新区的管理；只有下放副局级干部的任命权、明确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的副省级级别，才能有效管理滨海新区众多的厅局级干部；只有进一步完善新区政府的职能、直接对接镇街(道办)才能弱化塘(沽)汉(沽)大(港)功能区职权、提高行政效率；而统一的财政则是政府统一管理的核心。
　　但显然，即便经过两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也并未彻底解决：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东疆港、中心生态城仍不愿意改变天津市政府派出机构的身份，塘(沽)汉(沽)大(港)功能区管委会某种程度上仍是滨海新区的“二政府”新区政府通知开会，还是通过塘(沽)汉(沽)大(港)，而不是直接通知到镇街(道办)。
　　在2月4日天津市关于滨海新区进一步开发开放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对于是否撤销塘(沽)汉(沽)大(港)功能区管委会，曾爆发激烈争议。最终的结果是，增加对塘(沽)汉(沽)大(港)的经济指标考核，而以前并未这样这意味着塘(沽)汉(沽)大(港)功能区管委会还将存在一段时间。
　　“塘(沽)汉(沽)大(港)功能区管委会本质上是新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也是派出机构，由塘(沽)汉(沽)大(港)功能区管委会管街道办，是派出机构管派出机构，这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一位研究人士表示，“当然，这也是发展中的问题”。
　　不过，他亦承认，“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后尚未理清的问题仍旧是新区开发开放的一大障碍”。
　　3. 综改区的下一步
　　“滨海新区现在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功能区。”王恺认为。“离开九大经济功能区，滨海还剩下什么？”
　　事实上，中国这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一直采取的是小范围特殊功能区内先行探索的路径。从最初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到之后的保税区、高新区，再到这几年方兴未艾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新区，这一核心思想一脉相承。
　　在徐刚看来，通过连续两个综合配套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当前滨海新区进入了更高水平的发展改革阶段。从整体上判断，新区开发建设已基本完成“筑巢”，正在迈入“引凤”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新区进入必须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水平进一步发展提升的新阶段；第三，新区由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进入到均衡发展阶段；第四，新区进入必须进一步优化调整行政管理体制的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同样也到了一个新阶段。十八大后，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首站选择广东，明确表态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强调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还是李克强首次公开表态，开宗名义“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继续改革开放都是中国的明确方针。
　　综改区似乎也将被赋予更多的改革探索使命。李克强在十八大后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就表示，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要“当好改革试验的&侦察兵&、&先遣队&，为改革攻坚提供新鲜经验和实践标杆”。他并强调，“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
　　但无论是王恺还是徐刚，都认为目前的11个综改区、7个城市新区太多这还不算3个待批的综改区和央行批准的温州金改试验区。
　　“中央到处批综改区，看起来很随便，综改区、新区多了，就失去意义了，试什么不明显，改革也改不动。”王恺批评道。
　　在徐刚看来，综改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门槛，“12个综改区参差不齐”；并且，综改区的地方试错也做得不好。“原因是得向中央部委报方案要先报方案，那还叫先行先试吗？”徐刚认为，报方案不仅削弱了“先行先试的意义”，还有可能因为多部委报批中的博弈而错过改革的时间窗口。
　　“现在到了综改区总结经验、回顾问题的时候了。”徐刚说。在他看来，综改区不像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国家级新区，都有特殊优势。他建议，综改区下一步可以采取设立“天花板”、划红线的方法，在红线以内，不用报批；并给予综改区立法权。
　　不止是综改区，中国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也面临着总结反思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特殊经济功能园区，本质上都是第一代园区，以廉价的土地、劳力、环境等资源参与合作，在财富分配上不占优势。”王恺认为，第一代园区转型升级的方向非常清晰以研发掌握核心技术为标志的科技工业园。
　　“中国下一步体制改革，怎么把这些园区协调好，就体现出体制的生命力。”王恺断言，“舍此，就谈不上什么改革”。
滨海新区的未来
　　国家经济地理
　　滨海新区的未来
　　在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看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人人都从小学毕业、达到博士毕业了”，可对社会管理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滨海新区，这一判断尤其有着特殊的意义。
　　滨海新区的下一步： 沿着新地图才能找到新大陆
　　文 叶一剑
　　汽车在导航的不断提醒中，沿着崎岖的公路前行，窗外的风景，一会是成片的鱼塘，一会是大海，还有一个冒着白烟的电厂的高大烟囱。还好，天空中那个大大的月亮，让我知道哪里是东方，我们的车子正在奔向何方。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滨海新区北部海边的一个叫大神堂的渔村，这里有着超过两百年的历史，有着一个关于大鱼和神庙的传说。这么多年了，这个村庄和这里的人，依然每天都面朝大海，每年都会经历春暖花开。
　　今天这里已成为陆地尽头一个孤独和孤傲的存在。然而，在滨海新区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5%的情况下，大神堂村的这种孤独存在，俨然成了滨海新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和一段独特的历史记忆如今这个村庄的原生态海鲜餐饮让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以享受陆地尽头的大海的美味。
　　这背后体现的更深刻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对滨海新区来讲，已经不是区域发展中的主要命题。滨海新区需要面临的主要命题将与城市营造和城市治理有关。在对滨海新区三天的密集走访中，我们看了中心商务区、中新生态城、天津港、东疆保税港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等，这些地区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到处是建设中的大楼，在开工或准备开工的工地。更挑战我们想象力的是：我们多次被提醒，在接待我们采访的温暖的办公室的地方，三年前还是一片海水，而在很多依然是一片平地甚至是滩涂的地方，当地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我，几年后这里将是一座现代化的炼化工厂，或者是一座新城。
　　在上一个中国政经周期中，滨海新区可谓是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中发展最为火热的一个区域：这里落地了大量国字头重点项目，这里有着连续多年的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里还出现了被多地官员模仿的综合配套改革政策的设计，等等。当然，这里也一度出现了其它快速发展转型地区所出现的问题，比如，在富士康员工宿舍的大楼上，为了防止跳楼事件的发生而拉起的安全网；开发区起步区内伴随产业升级换代进行城市化改造面临的土地制度限制；新区到新城过程中的人口集聚，以及人口结构与城市定位匹配的问题，等等。
　　“风往哪个方向吹？”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副主任史继平问我。在新的政经周期中，这里的繁忙和火热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延续，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和内生性发展动力的重塑将从哪些领域获得，这将不仅事关滨海新区发展的安全，更事关其发展的未来。
　　在与史继平先生的交谈中，我对滨海新区提出三点建议：在新的中国政经周期中，基于新的国家发展战略重心的表述，重新建构滨海新区发展战略的“政治合法性”，酝酿和提出新的综合配套改革方向；在城市思维而非产业园区思维主导下，完善和均衡新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比如已经进行的在天津港和南港之间进行港口功能区分和资源配置，打造东疆保税港区等；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户籍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新区的城市建设，以社会建设的视角，重新发现新区到新城的发展逻辑，集聚与滨海新区城市发展定位相匹配的人口。
　　夜色已晚，我们驶离大神堂村的时候，无意沿来路返回，在导航的指引下，一度差点迷路，还好，我们很快就走到滨海新区的中轴大道上，一路向着灯光和城市的繁华而行。我心想，这好像今天的滨海新区，从新区第一缕阳光出现的大神堂村，到未来新区最为光鲜和繁华的中心商务区，不近也不远，但需要新导航、驾驶员的判断和勇敢选择，才能顺利抵达。
　　沿着新地图，才能找到新大陆。祝福滨海新区。
　　专访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
　　滨海新区的发展要经济和社会双翼齐飞
　　本报记者 刘玉海 叶一剑 北京、天津报道
　　2013年，完成政府换届的中国，再次重申改革开放的主基调，强调向改革要“红利”。天津市启动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滨海新区再次“起跑”。
　　自2005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次年获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滨海新区以其令人炫目的经济增长6年里，年均经济增长24%，不仅越过浦东，在全国除直辖市以外城市排名中，也由第21位上升到第9位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而滨海新区首任区长宗国英，始终在焦点中央保持着低调。尽管其长期海外工作经历和企业管理经验，让外界评价为与滨海新区的气质很匹配。
　　在记者的专访中，宗并不是个喜欢主动侃侃而谈的官员，但也并不回避问题。在他看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人人都从小学毕业、达到博士毕业了”，可对社会管理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滨海新区，这一判断尤其有着特殊的意义：经历过上一轮狂飙突进式的经济增长后，滨海新区显然已不能忽视随着人口迅速增加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滨海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所以，我们提出，滨海新区的发展要经济和社会双翼齐飞。”宗国英说，“未来30年，中国改革就是要解决社会管理的问题。”
　　1. “滨海新区的改革探索比外界知道的多”
　　《21世纪》：外界观察滨海这几年的发展，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国家非常重视。接下来，滨海的内生创造力会不会有更大的提升？
　　宗国英：党中央、国务院的确非常支持滨海新区的发展。具体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滨海列为国家级新区，作为国家战略写入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里。国家给的这块牌子是对滨海新区最大的支持。二是批准滨海新区建设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鼓励先行先试。给这个政策，是要求新区率先探索、大胆实践。具体怎么探索、走多远，靠新区努力。还有一点，就是国家给滨海新区的一点引导性财政支持。除此之外，新区目前没有特殊政策，在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与全国一样。滨海新区这些年实现快速发展，大项目好项目快速集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滨海新区是国家战略这块牌子。当然，天津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北方最大的港口、离北京近、产业基础雄厚、土地资源丰富，各类人才相对聚集等等，还有是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新区人民的拼搏精神，这些优势不仅是过去发展的动力，也是未来加快发展的坚实基础。
　　《21世纪》：国家给滨海的牌子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外界的感觉是滨海这几年发展很快，但改革方面不明显。
　　宗国英：这个说法不准确。大家都知道，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不改革很难实现快速发展。过去这些年，滨海新区在改革方面实际上做了很多探索，可能是我们没有刻意宣传。
　　新区过去六年连续实施了两个“三年改革行动计划”，取得了很多创新型成果。比如在经济领域，滨海新区先后建立了渤海商品交易所等10多家创新型交易市场，意愿结汇和离岸金融在东疆保税港区和中新天津生态城实现了双向拓展，滨海高新区被批准为全国非上市公司场外交易市场首批扩容试点，股权投资企业及其管理机构超过2200家，成为全国股权基金相对集中的城市。融资租赁合同余额超过3000亿元，业务总量占全国四分之一。东疆保税港区在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税收、离岸金融业务和租赁业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异地报关、异地报检、口岸放行”的口岸监管体制基本形成，内陆无水港达到23个，实现了港口、口岸、保税等功能向腹地延伸。
　　在社会管理领域，滨海新区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机制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组织服务管理网络；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成为全国首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滨海新区的民生领域改革，到现在为止走在全国前列。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滨海新区组建了全国同级区域中部门最少、最精简的行政体制，探索了“一级政府、分类服务”的行政审批体系和“新区的事新区办”工作运行机制。
　　另外，土地改革“征转分离”、“填建分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也是滨海新区创造出来的；科技体制改革产学研一体化怎么对接、科技“小巨人”怎么大发展，滨海也都在做。
　　目前，滨海新区正在着手制定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将更加关注社会领域改革，力求在收入分配、户籍制度、城镇化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2. “滨海人口应保持较快增长，但不能过快”
　　《21世纪》：我们到滨海新区去过很多次，很多人包括企业界甚至一些滨海的干部都觉得滨海的人气还没聚集起来，总是有一丝担忧，你忧虑这个问题吗？
　　宗国英：滨海新区成立政府才三年过去也叫滨海新区，但管理是分散的，没有统一政府。“长城不是一天垒起来的”，也不可能要求滨海新区一蹴而就。
　　《21世纪》：30年前深圳开发的时候，中国大多数人还是农村人口，所以有很多人往那里去，现在中国城市的格局可能相对稳定了，如果滨海在这个时间点上人口没有聚集起来，一旦城市格局相对稳定，滨海可能会失去机会。
　　宗国英：这都是理论上的担忧。第一，这个格局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中国存在东西部差距、南北部差距、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差距，这是客观事实。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中央把滨海新区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服务和带动区域增长的第三极，就是从全国经济社会总体布局考虑的，要求新区带动环渤海乃至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这是由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第二，滨海新区的外部人口正在快速集聚。滨海新区最初组建时，本地人口只有几十万，目前户籍人口也只有130万，但新区常住人口已经接近300万，其中有170万人是外来人口。统计数字显示，从新区政府成立到现在的三年时间，外来人口净增60多万，平均每年净增约二十万人。我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解决好城市承载力与外来移民的关系，保证人口较快增长而不能过快增长。我们的规划目标是，到2015年不超过400万人，2020年规划不超过550万人。
　　《21世纪》：滨海新区对集聚外来人口有什么新举措？
　　宗国英：滨海新区最早提出流动人口管理，最早提出“和谐劳动关系”，也是第一个提出让外来建设者分享他们的建设成果。从2011年起，我们每年评出2000个优秀外来建设者，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全家进津，享受保障房待遇等等。虽然目前这个数字占的比例不大，但这是一种导向和价值观，而且这一政策没有时间限制。
　　滨海现在正处于大开发大建设之中，需要各方面人才。来人容易，但人来了以后，水、电、气、社会事业和服务管理等各方面，是否跟的上更为重要。比如，现在孩子教育方面都要享受同城待遇，这几年滨海新区建了几十所学校、幼儿园，仍然不能满足需求，一到上学的时候，小孩儿还要排队。怎么办？只有再扩。让新区所有外来建设者共享新区改革发展成果是我们的目标，而且这种共享不能是低水平的。我们要通过高水平的设施条件、高水平的居住环境，来聚集各方面需要的人才。
　　《21世纪》：您认为滨海新区的人口集聚与您的预期一致吗？
　　宗国英：刚才我讲了，滨海新区的人口增长应保持较快增长，不能过快增长。想来人容易。现在优秀外来建设者每年评两千人，评两千个人相当于放了六千个户口，因为他要带家属子女。这是永久落户。另外，外来投资者以及大学生、研究生等很多方面的人，都可以自然落户。目前人口集聚的速度总体上是适度的，比我们预期的要快一些。我们现在更关注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包括人口的年龄段、知识段。我们要解决这些外来建设者在这里的住房，鼓励这些人在这长期扎根，并且鼓励单位的和谐。
　　3. “建设于家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21世纪》：新型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的重大政经命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群，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出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长三角”是中国的三大城市群，滨海新区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大，在接下来的城市群之间的融合方面，滨海新区与天津老城、滨海与京津冀包括北京怎样协调共荣？滨海新区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宗国英：京津冀地区跟“珠三角”、“长三角”不太一样。一是经济总量上，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差距的还很大。再加上南北差异、区域面积等因素，京津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展过程中，与过去相比，区域相互之间的融合度已经有了很多的提高。有分析说，七年前，区域内的依赖度或者共享度只有0.1或0.2，现在达到1，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布局、产业链对接、环境综合治理等很多方面，已经展开了广泛合作。滨海新区随着综合实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21世纪》：我们注意到，国家发改委层面在做京津冀新的规划，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改变北京传统的集聚模式，而是向外辐射，天津和滨海新区是否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战略上也有相应的调整？
　　宗国英：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有它自身的特点和主线。滨海新区在确定发展思路时，深入研究了世界六大城市群，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美国的芝加哥，日本的大阪都研究过。在这些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塑造核心竞争力时，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那就是结合自身特点，基本上都有制造业，紧紧抓住实体经济、抓住制造业来发展。制造业不能孤立发展，那就要解决制造业的瓶颈金融问题、航运问题、研发中心问题，提升这些配套的功能，然后同步往前走。这个过程，基本都要20年到30年。随着持续发展，制造业的比重会慢慢缩小，服务业的比重慢慢增加。这个城市群分工一旦形成后，核心城市的低端制造业就会往周边转移，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到那个时候，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就形成了。国际经验都这样，无一例外。滨海新区才成立三年多的时间，还处于起步阶段。
　　《21世纪》：我们也看到这几年滨海新区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努力，比如于家堡金融区、响螺湾商务区，但这也恰恰是这些年外界质疑较多的地方：凭空打造这些高端服务业聚集区，前景很令人担忧。
　　宗国英：大家的担心、顾虑可以理解。但发展是需要顶层设计的。不规划设计，就没有目标，怎么去做？于家堡、响螺湾，包括配套等，都不是凭空设计的，我们研究得非常透彻，请了国际国内各方面专家，研究了环渤海和我国北方的经济发展趋势，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政策和走向，研究了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关系，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立的。整个的政策、建设和风险，思考非常全面，不单是经过精确地测算，从它的设计、定位、发展和将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从它怎么样实现预期目标，都有非常充分的认知，建设于家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拍脑袋决定的。现在已经不是拍脑袋的时代了。于家堡、响螺湾现在还是建设期，一栋楼建起来要五六年时间。有质疑说，楼建起来空着了，那是不了解。梧桐引凤，没有梧桐树，怎可能引来金凤凰。
　　《21世纪》：如果中央收紧信贷、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发放，会不会影响滨海的建设计划？
　　宗国英：目前看还没有太大影响。于家堡的这些项目都是招商引资来的，都是企业自己掏钱投资的。于家堡的模式是，滨海新区出让土地，业主出资建设当然建设要符合滨海新区的规划设计，业主去招商。政府的作用是全力打造环境，尽最大力量帮助企业化解风险。目前情况看，滨海新区是全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我也听到有些人对于家堡金融区存在质疑，这说明大家都在关心滨海、关注滨海，是非常好的事。我可以告诉大家，原计划去年年底通车的高铁，因客观原因，推迟到了明年，可能造成了大家产生人流少的疑虑。我相信，2014年6月左右，北京于家堡高铁直通后，会给这一地区带来很大人流，很大的商机。现在我们正全力推进周边配套建设。
　　4. “滨海新区要支持老区、反哺老区”
　　《21世纪》：滨海新区的改革探索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有的地方在摸索，有的在观望，天津目前是进一步将权力下放给新区，可以说滨海新区代表了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思考？
　　宗国英：滨海新区是在过去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和九个产业功能区基础上改革成立的。天津市2月25日出台了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新十条”，里面很多内容就是关于区域整合，下一步还要进行细化。“新十条”里有一条，就是新区的事新区办，实际上是让滨海新区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权。
　　《21世纪》：中央确定滨海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也赋予了滨海以自身开发开放带动北方地区开发开放的使命，滨海新区如何与天津老城区互动发展？
　　宗国英：天津的总体发展规划就是双城双港双城就是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双港就是天津港和南港。双城只是地域上的布局规划，比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更具优势，更有利于城市服务功能的划分。
　　天津过去发展的思路是老区支持新区，新老并举、共同发展。未来新区要支持老区、反哺老区。新区一方面要继续依托老区在现代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的优势，不断补强自身的短板；另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支持老区发展楼宇经济、总部经济，形成互惠互利互补的良性格局。
　　《21世纪》：滨海新区如何辐射带动更广阔的内陆腹地？
　　宗国英：服务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是滨海新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发挥带动作用：一是通过打造高端、高质、高新化的产业体系，带动区域产业发展。主要是加强与环渤海地区产业合作，通过联合建设重大项目，联合发展龙头企业，联合打造知名品牌，推动重点产业间的延伸、整合，实现共同发展。二是通过提升高端服务功能，优化区域要素配置。大力发展创新金融、航运物流、科技中介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各类要素市场，带动环渤海乃至我国北方地区生产要素的交易和流通，实现优化配置，增强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的话语权。三是通过先行先试改革举措，带动区域对外开放。建立与国际接得上、在国内行得通的制度体系和贸易规则，服务周边地区企业更快地熟悉国际业务环境，更好地开展境外投资和开发利用国际市场。四是通过建设内陆无水港，为周边地区打通出海“绿色通道”。目前，新区已经在内陆腹地设立了23个无水港，未来还将设立更多的无水港，同时把新区口岸的保税物流、电子化通关等服务功能向内陆腹地延伸，在有条件的地区共建物流园区。
　　《21世纪》：除了滨海与天津老城区的协调，滨海内部，现在泰达也在向高端服务业挺进，它和中心商务区之间怎么协调？
　　宗国英：开发区和中心商务区都是滨海新区12个经济功能区之一。现在滨海新区的核心区是由开发区、中心商务区和塘沽老城区三块组成，190平方公里。泰达现代产业服务区和中心商务区紧密相连，一体规划，总面积在40平方公里左右。两个区域发展定位既有区别，又相互互补，目前没有出现无序竞争。
　　5. 新十年仍然看滨海
　　《21世纪》：接下来，滨海新区还将有哪些重大举措出台？
　　宗国英：未来，滨海新区将在以下四个方面寻求更大突破：一是加快推进东疆保税港区建设，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有效整合，积极开展国际船舶登记、航运税收、航运金融、租赁业务等试点，推进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探索实施人员过境免签等政策，提升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贸易和离岸金融服务等功能，逐步建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港区。
　　二是加快于家堡金融区开发建设。在进一步完善于家堡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的同时，开展高水平招商引资，聚集更多高端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吸引国内外各类创新型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向金融区聚集。制定实施金融改革创新第二个专项方案，大力发展产业金融、融资租赁、股权基金、资金结算、商业保理、离岸金融等业务，实施亚太经合组织首个低碳城市计划。
　　三是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滨海高新区为基础，加快建设未来科技城规划，搭建创新服务平台，培育引进创新主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放大综合配套改革整体效应、京津科技联动效应、创新资源聚集效应。建立专项扶持资金，重点用于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和扶持研发机构集群发展。全面深化部市、院市合作，促进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与政府协同创新，努力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四是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重点是创新行政审批体制机制，减少事项，简化程序，完善联审制度，使新区成为全国服务环境最优、办事效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21世纪》：如果把滨海新区的发展放到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来看，您认为中国和滨海新区下一步推进的改革开放要解决哪些问题？
　　宗国英：核心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一定是社会管理的问题。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形容，改革开放30年来，各地方、全国国民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人人都从小学毕业达到博士毕业了，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家都知道发展经济，可是对社会管理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30年，就是要解决社会管理的问题。
　　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就是落实十八大的精神、建设和谐社会。那就要解决人的问题，就要解决吃、住、行、教育、医疗、养老、公平、安全等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滨海新区的发展要经济和社会双翼齐飞。我们提出“强街强镇”，把街道社区建设漂亮，社区里娱乐、读书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不用动辄跑到大医院&&这就是滨海新区。在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也同步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最后，人们记住的，不是GDP30%、50%、70%的增长，而是一个完善公平、优美和谐的生活环境。
　　《21世纪》：这对政府投入要求很大。
　　宗国英：是非常大。政府的职责就是服务人民。滨海新区从今年开始，将进一步加大社会事业投入，三年内区本级财政要投资300亿，把社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政府必须做的。
　　《21世纪》：中国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政经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哪个地方会成为核心的支撑点，其意义也就完全不一样，外界，甚至包括我们接触到的滨海新区的一些干部也担心，中央政府换届后滨海的发展是否会受影响？
　　宗国英：一个区域开发建设，不可能十年、八年就能干完的。我国的发展战略是长期的、一贯的。习总书记讲“新世纪看滨海”，让全区上下更加坚定了发展信心，我们要接力发展，接力拼搏，尽快实现国务院明确的发展定位，切实承担起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
　　专访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史继平：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不仅是天津的CBD
　　史继平看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没有整体性风险。”
　　本报记者 刘玉海 叶一剑 李博
　　实习记者 刘 罕 天津滨海报道
　　拥有一个现代化的CBD，或许是每个发展冲动十足的中国城市的梦想。但当为数众多，甚至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城市也都纷纷抛出自己的CBD蓝图时，舆论便只能满溢着嘲讽、轻蔑与质疑。
　　当天津滨海新区在一片荒滩之上高调建起CBD时，质疑便同光环一路相随。从对其决策是否是拍脑袋、一厢情愿，到其招商引资是否会落空、最终成为“鬼城”，再到其资金是否充足以至于记者们希望能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是否停工或缓建来寻找每一次宏观经济形势波动的蛛丝马迹，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在享受着国际瞩目的荣耀之时，也饱受质疑的困扰。
　　建设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究竟是一个轻率的决策还是深思熟虑下的超前建设？其资金链究竟能否支撑10多年的建设周期？又是否面临着尚未建成便写字楼过剩的市场格局？&&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史继平向本报记者全面回应上述舆论关心的问题。
　　在史继平看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没有整体性风险。”
　　1. “中心商务区超前建设符合经济规律”
　　《21世纪》：滨海建设中心商务区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史继平：首先，以中心商务区为原点、1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天津、北京、石家庄和唐山四大城市的GDP超过5万亿元。放眼到5万亿GDP的支撑下，目前中心商务区1000万平米的写字楼也许就不是太大，而是太小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需求。
　　其次，从天津自身的经济结构来看，制造业占约53%，相比于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占比偏低。因此，天津经济调结构的任务之一，就是提升服务业比重。而服务业的载体就是“楼”！到目前为止，天津市还没有一个地方集中有10栋写字楼。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是天津唯一一个写字楼高度聚集的地方。那么，它理所当然的是天津发展服务业最好的载体。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心商务区是一个战略性决策。从天津整体发展来看，这个发展不能机械的、一分不差的，而应有时间差。一般规律，哪怕是成熟的CBD，写字楼从建成到投入使用―招到70%―80%租户，大约要3年时间。
　　再者，写字楼的特点与住宅不同，住宅是卖期房，写字楼是租售现房。这又有一个时间差。按规划，到2020年，滨海中心商务区基本建成，而响螺湾正式动工是日，到现在仅仅5年，还处在建设期。
　　《21世纪》：滨海中心商务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于家堡金融区，但人们怀疑在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滨海人为打造这个金融区能否成功？
　　史继平：一般而言，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东京这些金融中心，是国际贸易、国际形势、历史地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经数十上百年形成的。按常规，缺一栋楼盖一栋，可能30或50年滨海也能形成一个CBD。但在当前快速发展期，要形成产业聚集、要筑巢引凤，就要先把载体建起来。天津市过去5年平均经济增速16.5%，滨海新区是国家战略，承担金融改革创新的任务，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肯定要留出空间，要超前布局、超前建设。虽然用的是计划的方法，但是在深入研究、把握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实际上是按市场经济的办法做比如要给企业最好的环境、给个人发展最好的环境。企业和个人的集聚，我们也在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政府方面包括从财税政策、人才政策、到产业链的模拟和设计。
　　目前，滨海新区服务业占比大约30%。一方面说明服务业发展慢于制造业，同时也表明服务业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大。我们做过实际调查，滨海很多企业的金融、社会、法律服务等都是由北京的企业或者天津市里企业提供。因此，我们认为，滨海新区本身对金融、对服务业、对商务区有很大的需求，其建设符合经济规律。
　　2. “于家堡不会有整体风险”
　　《21世纪》：对于中心商务区的大规模开发，资金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资金平衡问题如何解决？能否支持长期可持续的建设投入？
　　史继平：按规划，中心商务区2020年建成，当时计划，政府累积投入大概需要800多亿，主要用在拆迁、基础设施建设这两项，平衡帐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和财政收入。
　　这个区域，过去是塘沽最穷的一个地方，要是按现在城镇化的政策套，接近于棚户区，当初启动拆迁比较早，成本相对低，而于家堡的土地出让价格大概在4000元/平左右，住宅出让在元(楼面地价)。
　　《21世纪》：商务区现在有没有资金压力？
　　史继平：现在于家堡需要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面积拆迁投入阶段已经过去，我们手里还有大量待出让土地，现金流也没有问题，我们管委会自身有财政收入，去年财政收入是28个亿，今年至少有20%-30%的增长今年初天碱商业区土地出让一项就达到50多亿元。算大账，未来的收入肯定能覆盖成本。至少到现在，账上有足够的钱去付工程款，包括还银行的利息和本金。
　　《21世纪》：前期的开发投资融资怎么解决？应该有很大规模的银行贷款？
　　史继平：我们的信用很好，未来预期很好，企业资产质量很好。所以，现在不是我们找银行，而是银行追着我们
　　给我们融资。中行、农行、国开行、兴业、民生、浙商银行，都跟我们有合作。
　　《21世纪》：除了政府层面的资金问题，中心商务区的开发平台公司有没有资金风险？
　　史继平：滨海新区的开发模式是：一个管委会加一个平台公司，所有投融资是由平台公司负责的。比如于家堡，平台公司是新金融开发投资公司，从土地整理到规划建设，以及未来的运营，都由新金融公司来做。基础设施由基础设施公司负责，新城公司负责拆迁、还迁房的建设和供暖等配套。每一个公司都是功能性公司，也都有本身的平衡账。虽然短时间内可能存在融资到期需要拆借的情况，但这么多公司可以资金上互相支持。所以，中心商务区不会有整体风险。
　　《21世纪》：我们听说有的楼已经停建、有的建设速度放缓。
　　史继平：大概80%的建设企业没有资金问题，我们招商的基本都是大集团。投资构成上，央企大约占1/3，建楼自用的企业占1/3，还有一部分是开发商，大部分是大牌的，比如富力、碧桂园等，个别实力不是很强的小开发商，会出现一些资金问题。
　　《21世纪》：那中钢大厦停工是怎么回事？
　　史继平：中钢不是资金问题，是企业的决策问题，经过各方努力，中钢项目近期会复工。
　　中心商务区现在在建63栋楼，63个投资主体，从概率上讲，有的楼停建、有的楼建设进度慢下来、有个别项目不成功，都很正常，不能拿个别出问题的项目说事。
　　3. “不应静态看待中心商务区”
　　《21世纪》：地产界的分析报告很悲观，甚至包括一些业界人士，也非常担心滨海中心商务区招商会很困难，你怎么看？
　　史继平：现在有人对滨海中心商务区没信心，主要是对这个区域不了解，或者是用静态眼光看问题。在中国，一个超过十年的开发计划，肯定会遇到一次或者两次的经济周期，也肯定有高潮有低谷，不能指望一步就做成。
　　《21世纪》：中心商务区计划从哪些地方招商？目前有没有进展？
　　史继平：我们是在产业规划指导下进行的。从地域上，一是国际企业，二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从环渤海看，北京是一个重点，周边的河北、山东、内蒙等，也是我们的关注点。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很多企业不适合在北京，有转移到天津的可能天津离北京最近，高铁45分钟，基本同城。天津已看到了这个趋势。北京在结构调整中，也有产业和人口疏散的计划，两地政府再推一把，事情可能就办成了。目前，北京的一大批企业、知名企业，都有意向搬到这里。
　　周围河北、山东、内蒙等，都有一些优质企业，当地企业在那个环境下单纯做制造业无所谓，但一旦企业做大，对信息流、资源、人才甚至声誉的要求就更高，滨海的商务环境显然都能提供这些价值。
　　此外，天津过去这几年快速发展，3.4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中的1.2万家是外地过来的包括武汉、江苏、深圳、北京。这意味着很多地方认可天津现在的这个创业环境。
　　现在，中心商务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两栋楼，“五矿大厦”和“浙商大厦”，前者入住率60%，后者已经达到80%。目前，在我们这里已经登记注册等楼盖成入驻的企业已有824家，总注册资金近千亿元，其中，60%是金融企业。因此，中心商务区入住率不成问题。
　　滨海新区综改新方向：城镇化发展中解决社会管理问题
　　本报记者 李伯牙 天津报道
　　三年前从老家邯郸来到汉沽的武红霞，正在为买房落户而向铁坨里社区服务站求助，虽然她丈夫已经在汉沽跑运输十七八年了，但是没有社保缴纳记录，这成为他们拿到天津蓝印户口的一个难题。
　　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如何管理，成为滨海新区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我早就提出，滨海新区的发展要经济和社会双翼齐飞。”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对本报表示。
　　在最近天津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十项措施》中提到：“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支持新区加快发展社会事业”，而此前滨海新区在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做出了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等探索。不过，滨海新区还面临着更多挑战，即使这些成功的模式经验也都随着新区的高速发展而急需调整。
　　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中探索解决社会管理问题，成为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其作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的意义所在，这种社会改革的红利也将是滨海新区下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1. 与外来建设者分享发展成果
　　像武红霞和她丈夫这样在分享发展成果时却面临户籍制度门槛，是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共同问题。
　　为此，天津市在通过蓝印户口政策吸引有消费能力的外地人购房落户，以及给大学毕业生等高端人才和创业人才给予落户优惠的同时，也在试图解决低端就业人才的户籍问题。对于武红霞的问题，社区服务站表示只要提交一年的社保缴纳记录就可以解决，他们这样的个体经营者可以挂靠一些公司。
　　2012年，滨海新区为1500多名外来建设者解决户口问题，同时随迁400多位家属，总共为约2000人解决落户问题，这些人中大多是从事生产、管理、技术、营销等一线工作的人才。
　　“滨海新区要建成和谐社会首善区，要率先破除户籍制度改革的坚冰，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滨海新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谢志强对本报记者表示，除了立足本地20多万农民融入城市之外，还给在滨海新区工作生活的建设者发居住证，推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这些人。
　　为此，滨海新区除了引进人才落户、投资落户外，还实行奖励落户。在奖励这些人的时候，只重能力不重文凭。现在滨海新区2012年优秀外来建设者评选即将开始，今年打算再奖励1500多人。当然，也有意见认为应该将奖励落户的数量与新区的发展水平、财政能力挂钩，如果发展的好，一年落户2000人也未尝不可。
　　除了自身探索之外，滨海新区还将借鉴深圳等地经验，试行积分落户政策，按照积分多少来排队落户，比如根据工作年限、见义勇为等先进事迹、技工竞赛获奖状况等打分，满足一定积分的给予蓝印户口。
　　“我们要解决这些外来建设者在这里的住房，鼓励这些人在这长期干。”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对本报表示，虽然目前落户数字占的比例不大，但这是一种导向和价值观，而且这一政策没有时间限制。
　　2. 产业变迁下的社会管理新变化
　　6万家企业的员工成为滨海新区人口中一个主要而特殊的群体。
　　谢志强说，现在通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改善员工劳动生产环境，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有效化解了劳资双方矛盾。
　　“新区通过劳动关系建设稳定了在职员工，通过蓝白领公寓建设把企业的后勤专业化了，使企业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模式、生产制造研发等环节。”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社会研究室主任徐刚对记者表示，这解决了一些关于人的问题。
　　过去滨海新区建设了40多处蓝白领公寓，解决了30多万人的住宿和管理问题。不过，这些公寓还需要赋予其更多公共属性，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公共服务。
　　“很多地方提产城融合，我们现在在搞白领公寓、高级白领公寓，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同时，还需要加快产城融合步伐。”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研室副主任张瑞华认为，产城融合方面开发区最大的问题是服务空间不够，这就需要新区政府加强统一规划，做好社会管理。
　　3. 拴心留人，解决社工问题
　　提起天津的社会管理创新，“泰达模式”不可绕过。在泰达模式中，社工是社会管理的关键角色，他们既是管理者又是服务者，由他们对接这里生活工作的本地人口、外来建设者等。在这种模式下，按照400户1社工的标准，每位社工“分片包块”，实现了从粗放管理到精细化管理。
　　铁坨里社区所在的寨上街道成为继泰达模式、新港经验之后社会管理的新典型，被称为寨上做法。铁坨里社区党委书记张月萍告诉记者，这里为方便群众办事，采取5+2工作制，周六日都有人轮流值守。
　　实际上，无论是泰达模式、新港经验，还是寨上做法，都离不开专业的社工队伍，而社工的待遇与发展问题也是社会管理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在滨海新区的强街强镇计划之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投入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站，汉沽铁坨里社区服务站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建设起来的。当时，由新区政府牵头总体投入500万元，新区投入300万元，汉沽投入200万元，将废弃的幼儿园和校办公司改造成为建筑面积1400平米的服务站。下一步，作为强街强镇思路的延续与补充，解决社工的发展问题或将是值得引起新区政府注意的事情。
　　徐刚认为， “新区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关键是人的问题，包括政府公务员、从灰领到金领的人才、社会管理工作者。”现在，滨海新区正从大开发大开放阶段转向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阶段，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将是新区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责任编辑：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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