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不作虚君，遁初志在首相
　　——记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流产（1）
　　&　　唐德刚&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决议接受他的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职’。因此从就职到解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从就职到解职，他也只担当实际政务三个月。这不特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求，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二月十二日下诏退位后三日；也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后一日，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于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文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样尽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你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异议；对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迎袁专使与京津兵变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兆铭、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辰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生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嗣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挽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书店出版,页四一─四四】。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主，其后并在内阁迭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奠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纪录,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建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
　　　　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
　　　　孙大总统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总统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再经孙总统咨请参议院认可，袁世凯就于三月十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大总统，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孙公正式解职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二公在历史上的表现，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公所能望其项背了。虽然袁公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举例以明之：袁公就职之后，立刻便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之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也。(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了。这只是个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公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也。
　　　　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历史，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与唐内阁的架构
　　　　袁公就职后，孙总统乃于翌日公布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总统遂依法于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之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同月二十九日，唐总理乃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新阁人选。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袁、唐新政乃正式确立。南北一统。四月一日，孙大总统遂正式‘解职’。今且将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构，列表于下：
　　　　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字慰亭　河南项城人　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　字宋卿　湖北黄陂人　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　字少川　广东香山人　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征祥　字子欣　江苏上海人　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　字智庵　河南临汝人　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　字芝泉　安徽合肥人　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　字子英　福建闽侯人　五十四岁
　　　　财务总长：熊希龄　字秉三　湖南凤凰人　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　字亮畴　广东东莞人　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　字孓民　浙江山阴人　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　字遁初　湖南桃源人　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　字英士　浙江吴兴人　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　字植之　浙江钱塘人　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　字克强　湖南善化人　三十六岁
　　　　【*原提名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后由施肇基递补】
　　　　这个唐内阁不用说是个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是一字号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凯统治下，无关痛痒；纵在后来蒋、毛二公治下，也痛痒不大，落得做顺水人情，统战客店。
　　　　【笔者符注】：记得一九四八年国府在南京行宪组阁时，笔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农业实验所访友，见一美国进口的全新高级房车，施施而过，车上天光云影共徘徊，气势逼人。好奇而询之，始知是新任农林部长左舜生之座车也。盖当时纵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高干，亦鲜有此高级新车。左氏因系青年党加入国府，为内阁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车也。十余年后，五在纽约哥大口述历史学部访问左公时，曾戏述往事，并以农连总长宋教仁故事相比拟，左氏亦苦笑唏嘘不已。并说他曾经写过袁世凯，将来更要为蒋介石作祭文。谁知左竟先蒋而逝。左公病重时，他的学生吴坤淦先生曾电余乞援，我也曾签请哥大当轴，想为左公申请若干研究补助费(honorarium)，以济眉急，后来据闻哥大东亚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实现否也？这都是国家动乱，知识分子一言难尽的悲哀。也是大时代的小掌故吧。故随笔记之。
　　　　袁世凯既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唐总理因此就只是袁总统的一个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背其黑锅，不但任其劳，还能任其怨，像周恩来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甘心和稀泥，要挂冠而去，那只有悉听尊便了。所以唐总理就职不过三月，就真的挂冠而去了。不过话说回头，在那种极权政治之下，像周恩来那样，被折磨得四癌齐发，活活累死，毕竟是善终床上，就还算好的了。有些愚忠奴才，替主子背黑锅，最后还要被杀掉灭口，像后来的赵秉钧、林彪那样，那就更不堪想像了。据说唐绍仪在挂冠之后，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说服，掷刀而去。后来的赵秉钧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唐绍仪是怎样个人
　　　　先看看唐绍仪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是怎样个人？唐绍仪(一八六○-一九三八)，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小同乡，长中山六岁。他二人在近代中国政治上虽都位至极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识，亦无往还。民国成立之后，二人渐成莫逆，绍仪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的买办，认识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办幼童留学时，时在香港读英国学校、年仅十四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国入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岁时在哥大读本科(Columbia&College)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派随总理衙门洋员、德人摩伦道夫(P.G.&von&Mollendorff)去朝鲜，为韩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二十三,长唐一岁)亦刚随军入韩，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嗣后袁氏在韩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故事在笔者论袁前文中,曾有详细交代，不再赘述)，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迭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疴，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篇。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根据唐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经验和训练，他和袁总统的长期友谊，也赢得袁的高度信任。孙前总统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请加盟。唐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于三月三十日，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下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外交总长是手席总长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来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时丧权辱国底‘辛亥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织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办其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席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征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待雇用。那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包括孙中山和共产党的革命政权)，都不惜丧权辱国，也要尽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复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统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试比黄留守与彭将军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湖南省，出了两位最为可敬可爱的、伟大的军人政治家：一个是湘潭彭德怀(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个是善化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怀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这是当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会否认的。容当续论之。其实辛亥革命前后的黄兴，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后在国民党政权中，相继当权的广东帮、江浙帮和闽南帮，以及所有国共两党的官吏家，都过分的扬孙抑(ignore)黄，而颇欠公平。若论‘历史地位’，黄不如孙，是理所当然。但是孙、黄之间的距离，则远没有国共两派的历史家，所拉之长也。曲笔氾滥，埋没黄公，是很不应该的。今日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原是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战，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他们都自认为是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我们安徽拿两个碱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三两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氾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闿杀了焦达峰；在武汉，黎元洪假手袁世凯诱杀了张振武，都是当时革命阵营中自相残杀的例子。
　　　　就是这样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三十余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三十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十万精兵为自己的政冶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列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实不然也。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冈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列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销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末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诚溯旧史，辄至感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读者试思，吾人如写当代史，至‘庐山会议’一节，提到彭德怀被栽赃故事，由于对彭公之同情，而笔端偶带感情，亦或所难免。历史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来源：《袁氏当国》 唐德刚 著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在积极方面，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消极方面，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总统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失业遍地。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弄得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三十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二百五十万两不可。留守府那有这笔钜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二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拿西藏；俄国要拿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南满和闽南……。但是他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义和团虽杀了洋人，闯了大祸，引来八国联军，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不幸的是，那个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断送了。无知而独裁，始有此误国误己、误华误蒙的荒谬行为，言之可叹，以后当续论之。)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八千五百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三千五百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二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官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心专篇处理之，为免尾巴摇狗，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的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郎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夫？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嗣徇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四月出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郎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难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项羽霸王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四月中离汉赴沪；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二十七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六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有以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覆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有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的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弦断无人听，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病’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看来，则民族(马志尼、俾斯麦)、民权(杰弗逊、卢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时西方的新潮思想，其来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发明；但是中山则有其启蒙和振聋发聩之功也。)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些纳粹和希特勒来；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千万烈士鲜血白流，亿万暴政受害人，枉死沟壑。近百年来的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告诉我们，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运，是他死得其时。这位伟大而倔强的国医，若是当年身不死，坚决实行他所发明的主义，他在历史上的后果若何？吾为孙逸仙医师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八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八十六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视看蒋、毛二公各搞数十年的下场，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断言’也。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有个悲剧的结局，虽然历史还是在继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迈进；绝不停顿，更不会回头。胡适说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运，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国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导师那样，能在‘天安门上，吐气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华民国的华盛顿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
　　　　话说回头，在民国元年六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目前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笔者以前在课堂中,每说毛泽东为赵匡胤以后之第二人。谁知说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杀功臣，实远甚于前朝。)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后来的毛泽东要陈毅去办外交，聂荣臻去搞科技，贺龙去打枱球，并大办其文工团,重印古本金瓶梅(后一项出自大陆的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据说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将来严肃的历史家，能郑重的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资治通鉴上可以学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or&power)转成‘有限制的权利’(checked&power&or&limited&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绸死的。
　　　　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六月十五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征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飞扬跋沪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小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且看他的同乡后辈的朱镕基，今日即颇有遁初遗风，朱氏今日的条件比宋教仁当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堕泪。纶巾羽扇，好自为之。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甚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冶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个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诚问文景、武宣、贞观、开元、洪武、永乐和康雍干，那一位是虚君？相反的，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现，几乎都是一宇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皇帝向来不直接管我们黎民百姓，管我们黎民百姓，分属‘亲民之官’的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抚、总督的地方官。因比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分凶，愈厉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我门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天命’(divine&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列传’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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