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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认为怜儿始终爱好的是四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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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被戏说成私生子
网友JOJO卓雅妈这个大结局，真无趣，太离谱了。网友韩阿喵有木有搞错,！宫锁珠帘你把弘历的诞生曲解成这样，乾隆爷会被气活并找你的！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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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就演出的大结局，播出时名为大结局前篇，其后的大结局则分为上中下三篇与郑嘉颖主演的新剧深宫谍影持续三天套播出。一个大结局足足播了一个礼拜，也因而成了史上最长大结局。而内容上更是雷人坑爹到了必定的境界，宫2的大结局掀起一场网络狂欢，网友们边看剧边发微博，你把弘历的出身歪曲成这样，乾隆爷会被气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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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结局中，仍是皇子弘历的乾隆被编剧定义为雍正与一位李姓汉族女子诞下的皇子。这个依据野史衍生的故事让观众很难接收。
这样一个凌乱离谱的大结局一经播出，立即引发了网友群体吐槽。本认为怜儿始终爱好的是四阿哥，然而看最后多少集的虐心画面，感到这个怜儿真是多情啊，真是为雍正不值啊。结局切实是有点忽悠人的感到，竟然晴川和八阿哥呈现了，大家只是在古代社会拍戏，这把之前好不轻易凑集起来的温馨感觉全损坏了。不少观众们称自己边看边发微博，痛批该剧狗血。
离谱大结局引网友吐槽
大终局中，皇上故意用酷似晴川的花影来刺激怜儿，怜儿伤心出宫，本来是皇上晓得本人病重，日子未几，成心玉成她，怜儿发明本相，回来跟皇上相守最后在宫里的一幕是雍正搂着怜儿，之后导演喊卡，杨幂演的晴川出场，问怜儿当初懂不懂恋情了，之后八阿哥开着法拉利帅气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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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酷的英伦风，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就是这双板鞋啦： 很潮很大气，有着独特的韵味。色彩撞出青春气息，很轻松休闲哈，上街赚足回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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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载入数据...《民国那些事儿》作者：史冷金 _在线阅读 - 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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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事儿》作者：史冷金
　　第一章 龙无首：山雨欲来风满楼　　民国山川，英雄竞逐。人物品藻，任诞风流。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乱世，政事纷繁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在这个非常时期出现了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内忧外患的民国，他们扮演着自己特殊的角色，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民国的历史。那些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演绎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使我们对活跃在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有了全新的看法。我们且从这些风云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捕捉当时的历史真相，洞察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　　对民国史实的片面理解导致了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自己的主观臆造，而历史本身的博大精深远远不是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可以阐述清楚的。同是一个人一件事，在不同人的眼中，反射出不同的映像，而这些映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真实不完全的，这可能就是历史本身的吊诡吧。　　历史的作用就是提供给今人以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事物发展，同时历史也留给人们思考和争论的空间，而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引起人们怀疑和争论的，非我民国，则其谁哉？　　一语成谶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一心想着废掉光绪帝，但是光绪没有儿子，废帝需要一个“说法”。于是就上演了一场反复废立阿哥的戏。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懿旨，由载漪的儿子溥儁做“大阿哥”，将来继承同治为嗣，兼祧光绪皇帝为嗣，就是既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并且传话，第二年光绪皇帝要举行禅位大典，同时举行大阿哥登基大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冲到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杀了日本驻华使馆的杉山彬，还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这样就把事情闹大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阿哥的父亲载漪支持义和团，对慈禧说义和团是良民而非乱民。慌乱之中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载漪和大阿哥溥儁也随驾西逃，他们逃到大同的时候，慈禧传下懿旨载漪为军机大臣，没多久慈禧就变卦了，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场乱子，祸首就是载漪，于是革去载漪军机大臣的职务，还把他遣戍新疆。第二年就是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回京宣布溥儁的父亲载漪有了过错并且已经处罚了，那么他的儿子就不能再做大阿哥，就这样废除了“大阿哥”这个名号。　　光绪病危，慈禧传下懿旨，由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入继同治皇帝，兼祧光绪皇帝，也就是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当天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太监就到了醇亲王的北府，准备相关事宜。登基大典是融宗教与世俗于一体的，乐师、太监和牧师集结在太和殿，溥仪被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座上。那天，３岁的溥仪又惊又冷，浑身打颤。侍卫内大臣和文武百官列队，一个个到他面前宣誓效忠。乳母是唯一能哄住他的人，只有跟乳母在一起，溥仪才安心，但那天按照规定不准她参加大典。诏书要求既是父亲又是摄政王的醇亲王载沣陪伴溥仪参加仪式。　　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按照规矩皇帝先要在保和殿接见大臣，完了再到太和殿，溥仪有段回忆记载：“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父亲的话意在安慰我，但是却给文武百官留下了惨淡的印象，登基大典刚结束，满朝文武官底下是窃窃私语：怎么可以说快回家了呢，怎么说快完了呢？这是不祥之兆啊。大清王朝亿万斯年怎么快完了呢？说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的不吉祥。”这一次登基大典没有一点喜庆欢乐的气氛，反倒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而这一句话也成了谶语。　　 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成为三岁的小孩子手中拨来弄去的玩具，一座没落王朝的宫殿终于岌岌可危，等待着轰然倒塌的命运。　　宝善里事件　　十月的天气仍是闷热难熬，举目望去是一片无精打采的景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闷。一时间浓烟滚滚，被炸飞的碎片四处飞散开来，夹杂着人们的叫喊声和孩子的哭声，慌乱中几个被火势严重烧伤的人飞快地跑出那间乌烟瘴气的房子。　　很快一些高大的俄国士兵闻声赶来，他们冲开围观的人群，迅速包围了这里，他们先是派几个人四处搜查着，似乎已经找到了发生爆炸事件的原因，然后彼此交谈着。还有几个士兵手里攥着鲜艳的旗帜、文告还有名册……　　 名册上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黄兴、孙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　　这就是武昌起义前一天发生的“意外事故”，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政治筹备处忙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装填炸药的时候，炸药突然爆炸，声响巨大，俄国巡捕听见爆炸声后立即赶来。孙武等人虽已火速撤离现场，但“现场”被抄查，起义计划已然完全败露，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名册全部被抄走。　　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马上将此事告知瑞澂。瑞澂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同时按照名册、地址顺藤摸瓜式地搜捕所有参与进来的革命党人。当晚，起义中的主干力量被捕，杨洪胜在自己的小杂货店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最高指挥部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脱，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押至总督署，瑞澂连夜对他们进行审讯，随后残忍杀害。　　 宝善里事件一起，革命党人被杀害，革命消息如同扶摇大风，卷地俱起，由此引刮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势，已成横流之决。　　谣言四起惹祸端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社会上已经散布着这样的政治谣言。这些谣言在根部蛀蚀着清政府的统治，谣言像野火一样流传开来，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与日俱增。　　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爆炸，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对宝善里事件的处治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可是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这则谣言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决定接受军官们的建议，销毁缴获的名册，对新军中存在的革命党人置之不理。　　当宝善里发生爆炸事件，孙武等人在逃脱之后，猜想清政府必定会按照名册缉拿革命党人。本打算不将事态扩大的瑞澂，按缴获的名册捉拿了革命党人彭、刘、杨，并残忍杀害。在第二天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张廷辅被捕。政府的肆意捕杀使很多士兵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面临着“等死，死国可乎”的局面，他们最终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与其等死，还不如拼死抗争，最终导致了这场大规模的政变。　　先前在湖北武昌尽管盛传革命党要在八月十五起事，但整个中秋期间并没有动静，相反，武昌城里过中秋佳节的气氛依然浓郁，完全看不出任何即将起事的迹象。只有革命党人知道这些是一场带来新生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但是原定的发难时间因为准备不充分而被迫延期。　　 宝善里事件后，起义计划败露，湖北总督瑞澂惊恐万分，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当晚就提审并杀害了起义中的主干力量。　　清兵军事参议官铁忠提审起义计划中在指挥部任侦查员的彭楚藩。在清军面前彭楚藩傲然屹立，毫无屈服之意。看到这个情形，铁忠愤怒地咆哮道：“你是何人，见到官兵敢不跪下！”彭楚藩冷冷一笑，不屑一顾地说：“我彭楚藩是革命党人，你这清狗，我岂会跪你！”铁忠左右的卫兵把彭楚藩推坐在地上。铁忠继续拷问：“你为何革命？还有哪些余党？”彭楚藩指斥道：“大好河山，被你们这些清狗毁坏，断送，徇私舞弊，草菅人命！为何不要革命？！”铁忠无言以对，只得禀明瑞澂，瑞澂做主判以极刑。接着提审“小诸葛”刘复基——整个起义计划就是他起草的，刘复基自认革命不讳，大骂清官腐朽丑恶的嘴脸，杨洪胜脸部重伤，如黑炭一般，还不等清官吏发问，就怒吼道：“我就是革命党，我也不会说出什么！要杀便杀！你们这些清狗奴才的未日眼看就要到了！”说完，便放声大笑。被捕的革命党人丝毫没有畏惧退缩，见拷问不出结果，铁忠只得再次报告瑞澂，气急败坏的瑞澂连声说了“杀！杀！杀！”三个“杀字”。　　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徐维贤哀悼烈士时曾赋七律一首：“一死名留万古垂，临刑骂贼志不亏。从容就义身甘殒，不怕牺牲世少为。首创共同三烈士，迎风响应两湖师。卒成汉业恢疆土，特立千秋纪念碑。”为了纪念这三位烈士，现在武昌有一条以三位烈士的姓命名的路，叫彭刘杨路。　　在得到彭刘杨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集合在一起商定应变措施，最后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机崛起，提前发难”。　　此时的武昌城，各个军营内纷纷谣言四起。工程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召集各队代表，约定当晚发难。熊秉坤也因此有了“熊一枪”的美名。　　晚上八时，二排排长陶启胜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荷枪实弹，持枪而待。就问金兆龙这么晚了，要干什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排长厉声喝问：“难道你想造反？”金兆龙反问道：“反就反，你能拿我怎样？”陶启胜上前死死扼住金兆龙的手腕，呼令护兵一起上来逮捕他。程正瀛见状按住陶启胜并用枪托撞击陶启胜的头部，陶启胜挣扎着忍痛逃跑。程正瀛向他开了一枪。这时熊秉坤刚刚走到本队第一排第三棚，听到第二排有呼喊和打斗的声音，知道事情有变，立即取出手枪，边装弹药边往二排方向跑。远远看见痛苦不堪的陶启胜从对面跑来，熊秉坤立即向他开枪射击，陶启胜侥幸从楼梯逃跑。　　熊秉坤等人趁势而起，鼓动众士兵起义，军营大乱，熊秉坤带领跟随他们起义的士兵们向楚望台军械库冲去。这时枪声大作，整个工程营都跟着轰动起来。清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三人出来阻挠，起义众人没有一个退缩和屈服，阮荣发向人群里开枪，乱枪打死士兵一人，起义士兵将他们三人打死。之后起义的大队人马奔向楚望台军械所。　　这时，工程营的其他士兵以及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部分学生也相继聚集到楚望台。熊秉坤带领着起义大军在当晚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罗炳顺等人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军械库。拿到了武器弹药之后，革命军战士们群情激昂，一时间枪声大作。　　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听到了起事的枪声，得知熊秉坤正奔向楚望台军械所，立刻带着各自的兄弟来到楚望台和熊秉坤等人会合，起义的队伍逐渐得到了扩大。起义队伍壮大，指挥不便，需要一个总指挥指导队伍行动。在营里有一个叫吴兆麟的人很有威信，他曾经进过参谋学校和军官讲习所学习，懂得军事作战，又是原日知会员、左队队官。于是起义队伍临时推举吴兆麟担任总指挥。吴兆麟受任后，立即部署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总督署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右毗城郭，左邻市街，后屏围墙，又紧靠大江。总督府坐落在这里，湖北总督瑞瀓就在这易守难攻的军事据点里面。炮营闹事，让整天担心革命党闹事的湖北总督瑞瀓大为恐慌，大骂手下的无能。当夜在总督署守卫的兵力大约有三千人，瑞澂利用这股精锐力量，拼死顽抗。为了一举捣毁总督署，起义队伍向总督署发动了数次进攻，枪林弹雨，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督署，仍以工程营为主力，其他队伍辅助配合，这样兵分三路，从三面夹击总督署。后在炮队的强力支援下，起义军经过殊死战斗，终于攻破了总督署的大门，瑞澂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一见形势不妙，马上命人凿开督署的围墙，慌慌忙忙地登上楚豫兵舰，拖家带口地逃往汉口去了。总督瑞澂带着家小连夜逃跑，官兵见总督瑞澂已逃，早已无心抵抗，跟着弃械亡命。　　这时天已大明，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这个早晨因此具有了非比寻常的革命意义，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迎风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不久，传来了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省相继独立的大好消息，经过革命军的不懈努力，终于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计划没有变化快　　 武昌起义革命这样打响，此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这条腐朽的船在绝望中挣扎了几下，终于沉没在辛亥革命的巨浪之中。　　武昌起义是在仓促慌乱中由革命党人决定临时爆发的，也是在缺乏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不但筹备起义的总指挥张振武、孙武等人由于意外原因一个都没到场，孙中山和黄兴更未亲临。　　在形势对革命党人不利的情况下，武昌首义仓促爆发，但是武昌起义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有人说是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有人说功在新军哗变，有人说武昌起义成功得益于瑞澂连夜出逃，有的说武昌起义爆发应归张之洞的治鄂。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涉及了一些事实，但有的失于偏狭，有的不无错舛。　　就武汉本身而言，抛开地理位置不谈，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组织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掌握一部分新军武装并非难事，相对来讲，武昌地区的革命力量最为强大。　　 革命党人处事果断，把握时机，在得知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毅然选择了有利时机，进行了关键性的决战，成就了武昌起义这场埋葬清王朝的“爆炸”。　　 革命之势，犹如火山喷发，在内部积蓄力量，形成岩浆，最终涌出地表，喷薄而出。　　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再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但因缺少蓄积力量的准备阶段，均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投入革命积蓄力量，但是没有形成足够喷薄的“岩浆”。而武昌起义在内部力量不断蓄积的基础上，终于内爆，一发不可收拾。　　烈士慷慨悲歌，为推翻清朝而捐躯的壮举，传遍武汉三镇，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党人更是矢志复仇。起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清政府已无回天之力。　　武昌首义，人心浮动，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即采取将家属走避天津租界的办法，甚至连当时的裕隆太后还有出走热河的准备，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举棋不定乃至坐视清廷崩溃。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基本上共同倾向于不保清廷——当时从武汉赶到苏州的张謇会同雷奋等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赵凤昌则宣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当其时，立宪派与旧官僚采取“和平夺权”与“政变夺权”的手法，先后取得了湖北、江苏、湖南、广西等省的地方统治权。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极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了。　　首义只一个晚上就获得成功，成功以后清政府不会善罢甘休的，急急忙忙调集精锐部队，因为汉口是武汉的北大门，北面来的部队就通过铁路先来到汉口，就在现在的黄浦路，刘家庙丹水池这一带集结，此时起义的正规部队和大部分民军还有一些民间人士，跟清廷的正规军短兵相接，场面悲壮，牺牲了的烈士数以万计。　　清政府曾派荫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大部分将领都是袁世凯心腹爪牙，根本不听从荫昌调度。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三镇。袁世凯刚刚被重新起用，北洋新军即展开猛烈进攻，都取得了不小胜利，先克汉口又占汉阳，使得武汉形势严重告急，革命大有被扼杀的危险。但袁早已抱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很快就与南方革命党人谋划和谈：在军事上，袁不立即攻占武昌，而是形成一时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方面对革命党形成强大威慑，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以此要挟清政府。袁世凯当年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之后，一再谋和停战，要挟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目的，和与战只是其手中的政治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客观上使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下去。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但各个方面的因素也对其产生了作用。历史的车轮终于将其辗作历史的尘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寿终正寝。　　铁血十八星　　 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武昌义旗一举，各省云起响应，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最后导致清王朝的终结。　　 十八星旗的全称是“铁血十八星旗”，象征着宁死不屈的铁血精神，而旗面上的十八颗星代表全国十八个省。　　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日益高涨。武汉三省扼九省通衢，工业集中，文化发达。那里的革命党人早就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许多同盟会员和知识分子投身营伍，在新军中做了细致扎实的工作，积聚了雄厚的革命力量。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武汉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为参谋长，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制定起义计划、文告、印信、旗帜、符号等。　　由于事机不密，在10月9日革命党人预定起事的日子里，革命机关遭到破坏，许多革命党人被捕。彭楚藩等三人经严酷的审讯，坚贞不屈，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于10月10日凌晨英勇就义。尽管这样，起义还是在10月10日晚7时左右爆发。驻武昌紫阳桥附近的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组织领导下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随即抢占楚望台军械所。不久，新军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相继起义，经一夜苦战，终于攻破湖广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军政府设在前湖北谘议局，门前两面十八星旗，随风飘舞。铁血十八星旗下站立着威风凛凛的卫兵，这一切代表着革命军政府的建立。　　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十八星旗在多省悬挂。到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八星旗被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　　“你们不要骂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武昌起义后，逼上梁山的黎元洪被革命军推为鄂军总督，之后相继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始终是一个傀儡。但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忠厚长者”、“稳健派”，和蔼谦虚。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被社会上层人士推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锋。他见了什么都要骂，惟有黎元洪是他歌颂的。在他的笔下，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之前黎元洪一直推委软弱，唯在这件事情上，一丝不苟，“强硬”了起来。　　床下都督　　黎元洪——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幼时家境贫寒，在父亲投军，祖父过世以后，他和姐姐衣食无着，只得一起讨饭为生。实在饥饿难挨的时候，跑到别人的菜地里偷萝卜吃，聪明的他把萝卜拔出后将叶子拧下，再用土掩好，远看好像地里萝卜没人动过一样。在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14岁了。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生活变得稳定一些。20岁时他被天津水师学堂录取，他发奋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什么苦活重活都抢着干，而且各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得到几位师长的赏识。在入学后的第二年父亲去世，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困顿。即使在他结婚以后，每次回家探视亲人，都还要徒步往返近百里的路程，为的是省下一点路费，继续维持生活。后虽为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曾三次东渡日本，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军事情况，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开通。　　“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在与黎元洪见过一面之后便对此人推崇备至，在他认为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当时的社会舆论也称赞黎元洪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很多人都说他和蔼谦虚，他对待下属的态度也是有口皆碑的。　　武昌起义成功后，由谁出面主持刚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成为了革命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因为起义来的仓促，根本来不及和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取得联系。政府要建立，起义军需要管理，起义新军还需要巩固并扩大战果，急需一个可以主持大局的人。照理说革命首义刚刚取得成功，应该推选一个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首领，以期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关系，而且畏惧革命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这与起义军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的结果不无关系，立宪派运用政治手段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军同意了让黎元洪当大都督。　　当时，黎元洪还是协统，官位相当于现在的旅长。他刚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就吓得赶快从营房中逃跑。他惧怕起义士兵拿他问罪，于是不敢回家，就换了一身衣服东躲西藏，打算混出城去，唯恐躲避不及。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好派人四处寻找。最后这位面庞团团的黎协统总算被找到了。　　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趣闻了，黎元洪也因此有了“床下都督”这个雅号。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此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了。萧带着众人把黎元洪从床底下生硬硬地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着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还把他关押在楼上，用重兵看守。黎元洪当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呆若木鸡，加上他“体干肥硕”，活脱脱一个木菩萨。　　也有人说，武昌起事后，黎元洪闻风唯恐躲避不及，就和执事官王安澜，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的家中。当革命军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觉得不妥又钻入床下。折腾了三五次。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威胁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被革命军从床下拖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传说内容虽有些差别，但都从中反映了黎元洪被迫参加革命的不争事实。在很多文章著作里都能找到这件事的相关记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在床底下被捉出来再被奉作统帅的，黎元洪也算是古今第一人了。　　活弥勒佛　　当黎元洪得知起义士兵要推举他出任革命军大都督指挥队伍对抗清王朝的时候，被吓得浑身紧张，汗流浃背，表示坚决不做此“叛逆之事”。根本不顾革命党人苦苦相劝，只是连声推辞，执意不从。他推辞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什么革命党，我不能做都督，我也没有做都督的资格，你们怎么不接孙文来担任都督。”而当时孙文远在美国，还未听闻起义的消息。　　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唯恐被人加害似的，连声拒绝，黎元洪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在场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走狗，也有人要枪毙黎元洪，另选都督。而黎元洪早已吓得面无血色，一身冷汗。　　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缄默不语，他私下打算，不再做满清官吏，但是也不能趟革命军的浑水。由于黎元洪一直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起来。他整日愁容满面，心事重重，心想“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这下可完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死了之。”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黎元洪见形势上已开始逐渐有利于革命军，再加上起义士兵的强行逼迫惹不起也躲不起，这才勉为其难，同意就任。他虽然知道清政府内部的腐败和政策制度上的落后，他的头脑中也存有排满的思想，但是却对革命一无所知，在他看来，革命党人虽然取得武昌起义的成功，但是想对付清军的反扑，实为难事。　　 刚当上都督的黎元洪，虽然每日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但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一场改朝换代的变革，就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服饰发辫开始了，可是让黎元洪剪辫子他却痛哭流涕，一再拒绝。其实他这种心理倒也不足为怪，成为都督已经是勉为其难，又要剪掉一直顶在头上的辫子，改变以往旧的形象和作风，对于刚刚还和起义军敌对的一个人，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行为，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更何况他还要做首义都督，主持全局，公开发表演讲。　　随着革命状况的不断好转，武汉三镇已被革命军控制，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于是，黎元洪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作为首义都督的他也不再不发一言了，这个变化开始的标志就是他剪掉长辫子。革命军的炮队击退了清政府的兵舰，黎元洪得知此消息之后就准备接受革命军的要求。他开口同革命党人说起话来。看守他的革命党虎着脸说：“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无数人，才换来今天的胜利，抬举你做都督。你多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蓄着长辫，我们就用手枪对付你。何况现在武汉三镇人人都剪辫子，你身为首义都督，就该身体力行，先剪掉辫子，以表示决心。”黎元洪此时也顺水推舟，见风使舵地说道：“你们说要剪辫子，我也早有此意，现在找个理发匠来，我剪去辫子就是了。”　　革命党人请来了理发师，理发师问道：“都督剪去辫子，留多长头发？”黎元洪答道：“就剃个光头吧。”不到半小时的功夫，理发师便给黎理了个光头。这时，大家再看黎元洪，刚剪掉辫子的头圆圆秃秃的，宽厚的肩也是圆的，大肚子更是圆的，肥头大耳。众人打趣道：“都督好像个罗汉。”黎元洪笑着说：“像个活弥勒佛。”这话惹得众人哄堂大笑。黎元洪剪掉发辫后，吴兆麟还特地买回一挂鞭炮，表示庆贺。接着士兵们请剪掉长辫的黎元洪训话，黎元洪说道：“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黎元洪的一席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安民告示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黎元洪被推举为大都督，尽管他不情愿，不过，迫于各方压力，还是勉强答应下来。汤化龙、吴兆麟等人聚集在咨议局会议室里共同商议国号，最后，一致通过，确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开会期间黎元洪始终沉默不语，这又引起了革命军的强烈不满，最后，还是在吴兆麟等人的帮衬下，总算过了这关。　　张振武逼着黎元洪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黎元洪不答应，张振武不理他，直接签了个“黎”字，命人拿出去给誊写发出了，黎元洪无可奈何。但是，发生的这一切让那些目睹了这一过程的革命党人，不禁对军政府的状况感到担忧。　　布告张贴之后，武昌城内万人空巷，人头攒动，“首义都督黎元洪”的大名不胫而走，不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而且壮大了革命声威。当时有文献记载了这一情形：　　“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发过布告，一些隐匿逃散的军官纷纷出来，表示愿意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云集响应，特别是一些清朝大吏和清军高级将领也都附和革命，看来黎元洪做的这个“榜样”倒有一些效果。　　两面讨好　　这里也要说说黎元洪的另一面，虽然黎元洪被寻获时，人正躲在床底下发抖，一副不济事的样子，但革命党人没有经验也不懂军事，只知道名义上也要一个“领导”，因此最后大家公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汉阳失守后，黄兴为任务失败而痛不欲生，黎元洪马上派人劝慰，并让黄兴迅速撤回武昌，逃离危险。一些革命党人对黄兴表示不满，强烈要求追究黄兴责任，这种怨愤的“民声”让黎元洪知道之后，黎元洪劝解说：“这件事，要责备，首先要责备我，因为是我任命黄先生为总司令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黄兴这两个字对革命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和号召力。如果现在我们因为汉阳失守而对黄先生作出不理智的行为，那么革命党内部团结的力量就有了分化，使独立各省灰心，敌人得知，就会气焰嚣张，这不是长了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了任职后的首次演说：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五十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　　湖北三杰　　黎元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从一个镇压革命党人的清朝官吏，一变而为民国政府的首位都督，日后还因此莫名其妙地当了副总统，乃至于大总统。民国时期的北京还有“湖北三杰”的说法。其一就是黎元洪，做了总统又做副总统，人称官界中第一人；其二为谭鑫培，老生，人称伶界中第一人；其三为小阿凤，人称花界中第一人。　　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　　挑瓦革命　　武昌起义的炮火打响，革命形势迅速向全国蔓延，清王朝大势已去。此时有一个江苏巡抚叫程德全的，居然爬上巡抚衙门的房顶，用竹竿挑下几片瓦，然后跑到房间赶快脱掉清朝的官服，再把巡抚衙门换上军政府的招牌，宣布自己也“革命”了，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很多大官僚、大地主眼看清朝封建统治的大厦要土崩瓦解，纷纷随风转舵，附和革命。　　 革命一起，满清的遗老遗少们纷纷逃亡，租界附近的房价也因此骤升不落。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头发也大有文章　　说起头发，《韩非子》中说：“古者披发文身。”后来满洲入主中原的时候，辫子成了是否效忠大清皇帝的象征，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厉威胁下，人们莫敢不从，这就留下了蓄辫的习俗。1645年，顺治皇帝发令“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官员不得递奏论剃发之事，否则“杀无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在当时广为流传着一副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剃了发，只留头顶的一撮，然后蓄辫子，而这条长长的辫子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梳了三百多年。在当时很多外国人的眼里，民国的中国人是很奇特的，男人脑后拖着一根油腻腻的长长的发辫。男人的发辫和女人被裹得畸形的脚，成为当时最令人费解的标志。　　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辫子这种陋习也被终结。武昌起义之后，剪辫子被看成是一些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孙中山在1895年开始投身共和革命的时候就剪掉发辫并且改变服饰。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还照相留念，并题了一首忧国忧民的诗。黎元洪剪辫子的事情早已被传为笑谈。康有为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主张。康有为极力主张剪辫，并且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还举出了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的例子。他请求光绪皇帝在变法之前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实施变革。　　溥仪听庄士敦说辫子没有好处，于是就想把辫子剪掉，旁人一听皇帝要剪辫子，都吓得不敢出声，妃子和宫里的师傅们苦苦相劝，但是溥仪还是亲自动手把辫子剪掉了，后来还请了理发师给自己理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学生头”。　　应该说最为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是在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二十九号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之后开始的。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自起义始，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　　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剪去发辫，并且劝告和动员他人剪辫。也有一部分墨守成规迂腐不堪的遗老遗少视发辫为性命，唯恐剪去了会身遭不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主动去剪辫子，一些人被迫被剪辫子，一些人躲藏起来，这场剪辫子运动在当时闹得轰轰烈烈。　　当时有一个叫樊樊山的名士，辛亥革命之后的年轻人总是喜欢穿洋装，而樊樊山依然穿着大长袍子，就有人问他现在怎么还穿着满洲服呢，樊樊山反问道：“那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对方回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啊。”樊樊山说：“我这也是外国服啊。”　　那时候很多人在大街上游行，游行队里的人都扛着扫帚和扫把。这个意思就是扫除遗风旧习，而这个旧习就是女孩子从小缠足，直到双足畸形，男孩子留辫子。游行的人边走边喊，说以后不给女孩子缠足了，男人也不要在蓄辫子了，因为辫子毫无用处。　　一时间，失去辫子的中国人还有点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帽子开始时兴起来了。久负盛名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当时盛锡福不分昼夜地大量赶制帽子却仍然供不应求，社会风俗的变化之快，革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时局的剧烈动荡，使大街小巷还出现了不少新奇的“景致”。商家把挂在道路两旁的招牌布幌中的“满”字改成了“新”字，如“满汉全席”、“满汉茶食”改成了“新汉全席”、“新汉茶食”。　　剪辫子大军的运动盛况空前，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滥竽充数，在街上看到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哄而上。有的趁机敲诈勒索，有的浑水摸鱼。而在公共租界的茶馆店里，设了一个义务剪发会，还有富商自掏腰包，鼓励市民前来剪辫——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非但分文不收，还奉送大肉面一碗，这样来剪辫子的人摩肩接踵，整个茶馆门前熙熙攘攘。到此，这条辫子终于被剪掉了。　　艰难的起步　　在上海市郊一幢西式小楼的书房里，几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满腔热血，意气风发。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中，腐败的清廷政府，对内残暴镇压民众，对外丧权辱国。他们一致认为，要走出自己的救国道路，必须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权。于是他们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起义，失败过，牺牲过，甚至被人讥讽唾弃过，但是一直保留在他们心中的就是那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后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流芳百世，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文、陆皓东、王韬、宋耀如等等。　　由于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相继失败，孙文被迫流亡海外，矢志不移的他继续组建革命政党，徐图再举。他四处奔波筹款。先到纽约、旧金山，后到了加拿大，筹措革命的活动经费。他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事迹广传海外。当时还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四处搜集报道孙文的报道，对孙文满心敬佩。　　 当国内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首义告捷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当时还远在美洲，没有亲自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前，孙文曾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密电，但是当时密电被搁置在行李中，没有及时阅读。几天之后孙文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这是才检出密电的密码，译出黄兴电文：“新军有动，请急汇款应急。”孙文本因筹款不够，而回复电文“勿动”，但是当时天色已晚，电文没有发出去。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正在吃饭，不经意间看到一份报纸，上面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他自己马上购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武昌已经被革命党占领，欣喜若狂。他立刻奔走美、英、法各国，开展活动，希望等到列强的支援。在国内再三致电催促下，他从法国乘船回国。抵达上海后，于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算是一个廉洁政府，总统府就设在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处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小楼内居住。正值百废待兴的时刻，政府的财政很紧张，临时政府中上至总统，下至职员都没有多少薪水，只有食宿由政府提供。　　顶天立地奇男子　　孙中山的才华横溢从下面的故事可见一斑。早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很想见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请人递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片。门卫随即将名片呈上，但是张之洞一瞧名片上的文字就很不高兴，问门卫来者是何人。门卫回答说是一个儒生。张之洞令人拿来纸笔写了一行字，又叫门卫交给孙中山。孙中山拿到纸一看，上面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很显然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上联，同时也要考考孙中山的“墨水”，看看他能不能对出下联。孙中山只是微微一笑，很快想出了下联，挥笔而就，又请门卫呈给了张之洞。只见上面写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这几个字，不觉暗暗吃惊，此人不能小视，于是忙命门卫打开大门，并且亲自迎接。　　孙中山作七言绝句《咏志》：“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这首诗曾经作为革命组织的口号和革命人士的联络语，在当时又被人们称作革命歌、起义歌。浅显易懂的口语化风格使此诗极具鼓动性。其中“红羊”一句是有典故的。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让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年，国家就会有祸患发生。这些时间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正是生肖上的羊，于是就有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的灾难，后被人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当时所谓的十年浩劫也始于丙午年。不过在这首诗里，孙中山却是反其意而用之，以“红羊”谐音太平天国领袖“洪”和“杨”，并且宣称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满清的劫运也到来了。　　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但是酷爱读书。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几个中国的留学生看他生活艰苦，吃饭的钱都不够用，几个学生凑了几十英镑送给孙中山用来补贴生活。几天之后，这几个留学生又一起去看孙中山。学生们来到宿舍门口，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答应。“别再敲了，大概今天先生出去了。我们下次再来吧。”一个女学生说。几个学生正要回去。“等一下儿，我来敲一次试试。”一个男同学说着就用力敲了几下门，孙中山出来开门，并且感到很不好意思地说：“请大家原谅，我正在看书，才听见有人敲门。快请进！”学生们走进孙中山的宿舍，只见地上、床上、桌子上都堆满了新书。学生们在心里一算，买这些书大概需要好几十英镑。就问孙中山：“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为什么还要买书呢？”孙中山微笑地答道：“这些书都是用你们送给我的钱买的，我还剩下十英镑呢！”学生们忙说：“你应该多买一些吃的，不要这样把身体搞坏了。”孙中山笑着说：“我觉得买书比吃饭重要，而且营养丰富。”　　这里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次犬养毅等一批朋友请孙中山赴宴，以叙友情。犬养毅对孙中山说：“我是很敬佩你的，但我想问你，你最喜欢什么呢？”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犬养毅说：“你是革命家，你热爱革命，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除了革命之外，你最喜欢什么呢？”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微笑着回答：“Woman（女人）。”犬养毅拍手赞道：“很好。还有呢？”孙中山回答：“Book（书）。”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革命需要制定一面旗帜，在广州起义前，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后来，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上红底色，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由他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中，都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但是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没有得到革命党人的一致赞同，黄兴就反对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未来的中国国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类似日本太阳旗，黄兴还自己设计制作了一面象征古代中国的井田制度的“井”字旗。二人各执己见，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度为此事而不和。　　武昌起义成功后，急需制定国旗，当时的革命党人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国旗，主要的有十八星旗和五色旗。十八星旗象征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而五色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意思，故最后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武昌起义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等他回到国内，国旗已定，他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中山接触外国教育早，不受传统儒学束缚才敢于以此自称，台湾的很多历史教料书亦采用此说。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对手给孙中山的外号，有人说是袁世凯所取，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中山言辞夸大却不实在。这只是对手揶揄的说法，孙中山等人的行动掀起了一场革命的惊涛骇浪，是值得肯定的。　　 前往南京就任前，孙中山曾在上海火车站，对各界人士发表讲话，在讲话的最后，他说出那句最著名的论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同心扑满，当面算清　　黄兴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个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肩膀宽阔，体格强健，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被法国人称作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更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读书人。黄兴是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豪杰之士。　　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夜，黄兴与刘揆一等人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长沙起义计划商定后，满怀革命豪情的黄兴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黄兴在长沙和武昌的书院读过书，后赴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学习西方的革命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并受到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先驱的影响，赞成用革命手段，打倒清王朝，建立新的中国的做法。当时，沙皇俄国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沙皇俄国强占去的。沙俄的蛮横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抗俄怒火，黄兴与陈天华等留日学生组织拒俄队伍。　　在上海，黄兴遇到同样刚从日本回国的湖南老乡胡之倓。胡之倓是长沙明德学堂校长，那时正在上海招聘教员。黄兴就应胡之倓的邀请，到明德学堂做教员，白天教书，晚上从事反清活动。后来，黄兴借过三十岁生日为名，办了两桌酒席，邀请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二十多名革命同志聚会，商量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华兴会以办矿业作掩护，对外称华兴公司，并且用“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两句话作为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宗旨。“扑满”本是存钱罐，存满了就打破。“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中的扑满、算清是推翻清王朝的意思，黄兴他们把扑满、算清巧妙地用作反抗清王朝的口号。　　华兴会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过任何正式的纲领、章程，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他们的口号。黄兴在华兴会成立后便积极着手筹划武装起义。他主张联络各界反清力量，首先夺取长沙，光复湖南，然后争取各省响应，再向清王朝老巢北京进军，这就是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　　黄兴派人分别到各省和长沙的各界联络，迅速积聚革命力量。主要联络清军里的新军和哥老会。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组织，打出“反清扶明”的旗帜，具有一定的革命力量和气势。当时哥老会的首领叫马福益。黄兴想联络哥老会，就派华兴会会员带着亲笔信，去见马福益。马福益还不懂革命，也不知道黄兴是何方神圣，对华兴会的“邀请”反应冷淡。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看出马福益犹豫不决，不肯接受“邀请”，刘道一眼看完不成联络任务回去无法交待，就问马福益：“马大哥，我们听说您是个人物，于是登门拜望。现在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马福益说：“请问。”刘道一说：“大哥是打算按照哥老会宗旨反清扶明呢，还是准备接受招安，作清王朝的爪牙？”马福益这时才明白华兴会发出“邀请”的含义，随即表示同意与华兴会合作。事后黄兴决定亲自去会晤马福益。随后华兴会又与新军联络，新军答应参加起义。黄兴决定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起义。这一天，被清王朝定为“万寿节”，要隆重庆祝，所有湖南的文武大员都要到长沙皇殿行礼拜寿。计划在这里预先埋下炸弹，打算引爆炸弹，炸死文武百官，顺利夺取长沙的各处要地，取得起义的成功。但是，由于华兴会组织不严密，纪律性很差，许多活动都处于半公开状态，民间组成的哥老会成员更缺乏斗争素质，因此起义的计划被泄露出去。在得知黄兴等人要在“万寿节”起事的消息后，长沙财主王先谦迫不及待地向湖南巡抚衙门报告，衙门立即派人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迫逃往广西，华兴会和哥老会的不少成员被逮捕。10月24日早晨，黄兴刚出家门，就碰上衙门派来抓他的捕头。捕头不认识黄兴，就叫着黄兴的本名问：“你是黄轸吗？”黄兴听到捕头发问就知道计划泄露，起事失败了，此时黄兴机敏地答道：“我也是来拜访黄轸的。听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正要去找他。”捕头信以为真就跟着黄兴去明德学堂去抓人。到了明德学堂门口，黄兴下轿对捕头说：“你们稍等，我去叫黄轸出来。”黄兴一进学堂，就从侧边小门溜出，躲到朋友家里。又转移到牧师黄吉亭的教堂里。后来他化装成海关关员，逃出长沙，转道武汉，辗转到了上海。　　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反清力量有所损失，但华兴会的成员多数逃脱了清王朝的魔掌，保存了力量。这次行动动员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黄兴的鼓励下，华兴会的很多成员，与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携手革命，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而黄兴也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亲密盟友。1909年陶成章等再次掀起倒孙风潮。黄兴竭力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孙的领导地位。次年黄兴参加孙中山主持的秘密会议，商定集中全党力量，在广州再次起义。4月27日爆发了黄花岗起义，黄兴亲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署，右手受伤，潜往香港养伤。武昌起义后黄兴乔装赴鄂，指挥汉口汉阳保卫战，苦战近一月，促使各省次第光复。汉阳失守，辞职赴沪，被光复各省代表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得悉孙中山回国，推辞赴宁组织临时政府。　　黄兴去世后，有点头脸的人物都送来了挽联。章太炎“章疯子”的那幅挽联上书：“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在他生前，有一次章太炎在东京发现孙中山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大为恼怒，声言要和孙决裂，拥戴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费了很多口舌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最终说服了章太炎。孙中山后来很感激黄兴。但还是这位黄兴，在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反袁时，拒绝向孙表示个人效忠以重新入党。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谁人能够做到呢？　　第二章 蟒缠身：你方唱罢我登场　　袁世凯倒行逆施做洪宪皇帝时，有人在北京街头贴着一幅对联，上联只有“袁世凯”三字；下联“中国人民”四字。这付对联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最不相对”的对联。提起袁世凯，许多人会想起“窃国大盗”四个字。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举国上下讨袁的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而在他的身后似乎也留下了千古骂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认为：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双方是有协议的，也是自愿的，因此谈不上是袁世凯窃国。但袁世凯后来违背了原来的誓言“以后有帝制为之者，天下共诛之”，袁世凯想做皇帝，这他就是窃国了，于是“天下共诛之”。至于说到袁世凯有才能，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也就不能当上大总统了。　　历史学家袁伟时认为，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其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宣布从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在经济领域，詹天佑修筑的京张铁路一直被国人传颂着，但人们并不了解修筑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以及用中国工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方面，都是袁世凯的功劳。　　乱世民国风起云涌，政事纷繁复杂，军阀辈出，这些人就像戏剧台上的人物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小站风云　　在天津市南区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而且地域辽阔，交通方便，人称“天津小江南”。这个地区人口不多，地理位置极佳，东临渤海，居大沽海防要塞通往天津的中间，距北京也不过几百里，因此成为了天津有名的南大门。　　这里就是天津小站，说到这个名字，恐怕了解近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晓，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许多军事将领，其中一位就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军阀之父——袁世凯。　　解放前陈伯达所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使袁世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更为人所唾骂。在此之后，对于袁世凯的评论常常冠以“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称谓。　　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那么，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个曹操、刘裕式的人物，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枭雄；也有人说把他和曹操、刘裕相提并论有点过了，他只能算是一个富于谋略的政治家，在天津小站开始了他的发迹史。　　小站不仅是袁世凯凸显野心的发源地，更是他从此平步青云的转折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淮军全军覆没，清廷的惨败使清政府的当政者深深地感受到旧式军队的落后。这时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建立新式军队。于是清廷在小站收拾残部，聘用德国教练，编练定武军。后定武军改由袁世凯统带，袁凭借自己起草的“对西洋军事训练方案”赢得了这个训练新军队的职位，假借“民族之大义”，打着“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投机钻营，获准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趁机增募兵力，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奠基工程。在清政府专制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使北洋军阀发展很快，袁世凯个人地位和权势也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迅猛扩大，在短短6年时间里，成为权倾中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人物。　　袁世凯治军严谨，清军的一个军官违犯军规，袁世凯按军纪要将其处以极刑。军队首领吴长庆闻知后，亲至袁住处说情。吴怕袁不给自己面子，就坐着不走。袁世凯请吴翻阅案上的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他一回来，便向吴长官负荆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失为领军人物，事已至此，不仅没有责怪袁世凯反而大笑着夸赞道：“在军队执法就应该这个样！”这事过后，吴长庆就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你们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犯法触事，就怕我饶了你们，袁世凯也不会饶你们。”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训练士兵，没有帮手行不通，需要找一些服从指挥又忠诚可靠的人。于是请来自己的拜把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袁世凯早年读书时认识的秀才，在徐世昌进京赶考时，袁世凯赠送给他盘缠。此时的徐世昌已经飞黄腾达，作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已经看出来文官的前途叵测，只有武官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报袁世凯当年之恩，他放弃了翰林院的官位来到小站。袁世凯封给徐世昌一个头衔，相当于自己的参谋长。徐世昌虽是文官出身，但是他足智多谋，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袁世凯还请来了在朝鲜认识的唐绍仪做军中文案。　　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冯国璋毕业后留校，但他不甘于位，甲午战争之后，他了解了日本军事情况，懂得新军事，袁世凯得到了冯国璋的帮助，愈加如鱼得水。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到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袁世凯对于自己手下的人除了恩宠、威压之外，贯穿始终的还是权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骨干力量，“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练兵主要就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子。”这就是他的练兵秘诀，不禁使人毛骨悚然。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一个军官正在偷偷地吸食鸦片。袁世凯二话不说，就抽出了明晃晃的腰刀，这个军官吓得浑身发抖，把烟枪扔在地上，扑到在袁世凯的身前，连连求饶，但是袁世凯毫不犹豫，亲自处决了他。因为他规定官兵不许吸鸦片，袁治军严明可窥一斑。　　拾簪将军　　素有知兵之誉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成绩显著昭彰，袁世凯手下的人更懂得审时度势。慈禧以巡视之名到了天津，在袁世凯的陪同下来到小站。袁世凯命令新军全部到操场上列队站好，等待慈禧观阵检阅。慈禧由太监搀扶，袁世凯尾随其后，绕场一周。　　检阅时，慈禧头上的宝簪掉在地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谁也不敢去拣，因为掉簪是不吉祥之兆，所以要是拣了怕扫了慈禧的兴，人头难保。这时，有个叫孟恩远的士兵看到了顺手就拣了起来。　　看过士兵操练，慈禧要休息，这时孟恩远三步并做二步跑上前去，双手捧簪跪在慈禧脚下。慈禧先是一愣，刚要发话，只听孟恩远禀道：“凤簪落地，重返佛山。”　　慈禧爱听人们称她“老佛爷”，听了孟恩远的这番乖巧的说话，不但没有因为掉簪影响兴致，反而越发高兴起来就问袁世凯：“刚才这捧簪的是谁？”袁世凯如实回答。慈禧说：“如今新军连一个队官都如此精明，足见袁大人练兵有方了。”在慈禧返回北京之前对袁世凯说：“那个姓孟的以后可以做点大事。”袁世凯见孟恩远受到慈禧赏识，又为自己赚足了面子。于是马上提升孟恩远。在袁世凯死后，孟恩远左右逢源，先后被段祺瑞任命为将军府将军、将军府惠威上将军。　　 那些知道孟恩远底细的人，无不称其为“拾簪将军”。审时度势的孟恩远就因为一句“凤簪落地，重返佛山”由一个无名小卒变成统帅千军的将军。　　休把当兵自看轻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笼络人心，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严禁旧军队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都十分了解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他自然也应在雨中。如此鼓舞军心，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军。　　 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其中《劝兵歌》简单易懂，琅琅上口。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的练兵成果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练兵时，袁世凯十分注意笼络部下誓死效忠自己，他特地派人在士兵吃饭前高喊：“谁给我们饭吃？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　　袁世凯靠的正是一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两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后来人称“北洋军”的新建陆军。那时，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却表现出了卓而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机警的处世手段。　　大丈夫志在四方　　袁世凯是出身于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地认为想做官就得过科举，用读书这块“敲门砖”敲开官运亨通的大门，但是两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功名失意，以致怒火中烧，把所有诗文付之一炬，没考到功名的他不安于乡，立志自勉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山东登州府，在一位叫吴长庆的首领的手下当了兵。吴统领并未重用他，于是，袁世凯大为不满地对战友说：“我家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战争迟早必起，若战败求和，列强必将群起而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我以为亟需人才投军到此，不料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慨。”这一番慷慨陈词传到了吴长庆的耳朵里，于是提拔重用袁世凯。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脱身回国，这才避免了葬身战场的命运。后投身官宦门下，四处钻营。　　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会见李鸿章的时候曾说：“袁世凯这样的人物，竟然任下层军官，难怪没有人才可用。”因伊藤博文的这句话，袁世凯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报纸上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也借此机缘交接权贵。　　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地位的一代权监李莲英赖慈禧太后宠信，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袁世凯借机向上爬，大肆贿赂内应李莲英，最多的一次竟贿赂了白银二十万两。后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资望极高的李鸿章很是赏识袁世凯，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这三字，更是掷地有声。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余人，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并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来了。当起义的枪声传到北京时，清王朝万分惊恐。他们决定出兵讨伐革命军，但是又不知道要派什么军，遣什么将。这时革命形势如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艘腐朽的大船正在迅速下沉。　　由于大多数南方新军倒向革命，清政府把绞杀革命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的身上。奕匡以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政府卖命。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者深感恐慌。因为他们看到了清政府没有镇压革命的能力。英国公使不断向其外交大臣发出电报，报告起义的情况，电报中的语气十分慌张。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这是国内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清王朝只能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指挥北洋军镇压革命军。　　“皇帝梦”　　民国初年，有一份销售量很大的报纸叫《顺天时报》，袁世凯平时只看此报，以便了解时事和社会舆论。这时的袁世凯还未称帝，但是他的儿子袁克定似乎更心急，更迫切地想做上太子之位。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袁克定自己出钱购买整套报纸印刷设备，印制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以惑视听，为了让袁世凯以为时机成熟，这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还有许多劝袁尽早举行朝贺仪式的言论。袁世凯一直相信《顺天时报》的言论，而此前韩诚匆匆忙忙赶来京城，诚惶诚恐地向袁世凯报告祖坟也有红光，形同火炬，坟旁还长有状似蟠龙的紫藤树。更加坚定了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而且袁世凯身边的人也顺应总统的心思，筹备称帝事宜。　　癞蛤蟆和袁世凯的附会传说在北方流传很广。民间流传在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据说袁世凯习惯午睡，每日午睡之后喜爱喝茶，有一次给他端茶捶腿的侍卫不小心打破了袁世凯常用的茶杯。这下侍卫自知闯祸不小，吓得痛哭不已，袁世凯的一位姨太太见到侍卫这样惶恐不堪，便动了恻隐之心，教他怎样交待。袁世凯醒后大怒，侍卫便按照之前姨太太交待的那样应付道：“小的知错，求大人开恩，只因小的进来看到床上躺的不是大人。”袁世凯忙问：“那是什么？”“是一条金龙，”侍卫说：“小的看得清楚，吓了一跳，才失手打破了茶杯。”袁世凯听了哈哈大笑，不但没罚，还赏了这个侍卫一些大洋，并且嘱咐说：“在外面不得乱说。”而袁世凯更以为自己是九五之尊，应该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并且决定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并赶制御座，龙袍金印等物，紧锣密鼓地筹办自己的登基大典。　　当时的工商部长张謇倾向共和，武昌起义后他剪掉辫子寄回老家说：“此一生之大纪念也。”张謇听说袁世凯要密谋称帝，气愤异常，于是质问袁世凯，袁世凯掩饰道：“如果民国决定以帝制为国体，那么有资格当皇帝的人，首先就是溥仪，其次应该轮到孔子的后裔，若是要搜寻朱明皇朝的后裔，那么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等都是合格的人选，何必一定要推举我呢？”张謇讽刺道：“那唱小生的朱素云也有做皇帝的资格罗？”袁世凯听出讥讽之意，数日不快。　　袁世凯一方面与清廷达成协议，一方面则操作“参政院”举行投票，宣扬君主立宪，策动请愿闹剧。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包，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尽快登基。袁世凯假意推辞“只好俯就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