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二代的朋友圈：父亲是国民党高官--百度百家
蓝二代的朋友圈：父亲是国民党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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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从家国的角度切入，去讲述一个人物与一个时代的关联，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跌宕起伏，会成就一个伟大的故事。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他们家的“那点破事”吗？但是，破事可以“破讲”……
【蓝二代：国民党将领后人】
冯玉祥（一级上将）之女冯弗伐（已逝）、冯理达（已逝），儿媳余华心；
张学良（一级上将）侄女张闾蘅；
韩复榘（二级上将）之子韩子华，之孙韩念国、韩念文、韩宗喆，孙女韩巧；
李烈钧之子李赣骝；
佟麟阁之子佟兵；
赵登禹之女赵学芬；
戴安澜之子戴覆（复）东、戴澄东。
张治中（二级上将）之女张素我（已逝）、张素久、之子张一纯、之孙张皓霆、曾孙张洲伯；
张自忠（二级上将）之女张廉云、外孙车晴；
李济深（二级上将）之女李筱桐；
蒋光鼐之子蒋建国；
蔡廷锴之女蔡绍芝；
黄 &维（二级上将）长女黄敏南、次女黄慧南；
杨虎城（二级上将）之女杨成美、之孙杨瀚；
郝梦龄之女郝慧英、郝慧兰；
覃异之之子覃赞钧、之孙覃毅。
《广州日报》日B11版
他们有的身先士卒战死沙场 有的解甲归田宛若农翁
儿女口中的那些抗日名将父亲
近日，一本讲述抗日名将的新书——《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在各地隆重上市，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通过采访张治中、杨虎城、蔡廷锴、蒋光鼐、张自忠、李济深、郝梦龄等名将的后人，揭示了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家国命运。
60年来，他们有的身先士卒战死沙场、有的解甲归田宛若农家翁……他们的后代会向读者讲述怎样的家国志？新书上架之际本书作者周海滨接受了本报采访，他表示:“在过去的60多年中，这些将领对于不少读者来说还是缺乏细节的名词，伴随着《我们的父亲》出版，人们得以从亲历者口中还原这些‘父亲们’的形象。”
10位抗日高级将领子女口述历史
《我们的父亲》是作家周海滨历经多年采访杨虎城、张治中、张自忠、李济深、黄维等近10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内地的子女后凝结而成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孩子们对自己父亲的深深怀念，也透露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史实。
晚清至民国，纳妾之风尚未一扫而空，打着一夫一妻之名喜新厌旧更是屡见不鲜。“和平将军”张治中身居高位一生却只有一个妻子。今年已经93岁的张素我女士说她的母亲洪希厚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但父母二人一生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整整60年。
张廉云女士在回忆父亲张自忠将军时表示，父亲一生最大的委屈是为了保护北平委身与日寇谈判，却一度被国人污为汉奸。但是张将军在牺牲之前，已率众击溃日寇“铁军”板垣师团，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头功。武汉会战，他的威名连日本人都很钦仰，“汉奸”之名早已不攻自破。
黄维将军作为战犯在被关押期间潜心研究“永动机”，一直被认为是他“抗拒改造”的证据，有人认为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其女儿黄慧南在书中却一再表示，父亲是真喜欢或者说是真的迷上了“永动机”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论文里面写道：“许多重大发现总是从大胆的猜想开始，逐渐得到证实，并发展成为科学史上重要成就。”这股子韧劲成就了他“书呆子”的外号。
一本中国人的家训
“这是一本家训，一本传统中国人的家训书，他讲的是民族危亡之时，张治中、杨虎城、蔡廷锴、蒋光鼐、张自忠、李济深、郝梦龄、黄维这些当时的翘楚人物怎样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周海滨表示，“也许，这些名将们并未对子女说过什么训诫的话，甚至没有时间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但是，50年过去了，100年过去了……他们的儿女也都已经成为耄耋老人，而老人们对于父辈们的记忆还是如此深刻。因为，这些名将们已经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子女们写下了一部深刻的‘家训’。他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他们的孩子明白了什么是‘家国天下’，而这些‘家训’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信条。”
《我们的父亲》记录的不光是名将们的言行，更是名将们的气节和精神。从家来看国，由家庭的变迁来看国的命运，家国命运紧紧相连，正是周海滨这本书的切入角度。
这些将领们或奋战沙场或为国捐躯或为民请命。但不管如何，他们的言行都成为了他们的孩子们之后人生道路上不可忽略的人生信条。
对话周海滨：
他们每个人都值得尊敬
广州日报：谈谈你创作《我们的父亲》这本书的缘起？
周海滨：一种记录的想法。我无法当面去询问这些革命元勋们，于是我想到了他们的后代。这些后代是最后了解他们的机会，因为他们也在逐渐老去。同时，他们两代人之间面对历史和现实、往事与细节时候，有过怎样的挣扎和选择，他们之间的生离死别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我很好奇的。
广州日报：您觉得《我们的父亲》是一本怎样的书？
周海滨：这是一本家训，一本传统中国人的家训，讲的是民族危亡时，张治中、杨虎城、蔡廷锴、蒋光鼐、张自忠、李济深、郝梦龄、黄维这些当时的翘楚人物怎样挽救民族危亡，以及他们和家人的命运。这些风云人物流露出的对历史重大事件的态度如何？他们有什么情绪变化？他们可能在外面浩然正气、正襟危坐，但是在家庭里会表现出更为生动的个性特点。比如郝梦龄“撕遗书”，他有了赴死之心，又不想家人知道，但是女儿偷看后，他撕毁遗书扔到马桶里。
父辈留下前行的力量
广州日报：还原“父亲们”的形象，意义在哪里？
周海滨：他们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中的年长者经历强弩之末的大清王朝，年幼者亦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驰骋，他们经历辛亥革命的洗礼或影响，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把革命作为自己的成人礼和人生信条，因而他们可以称之为革命一代。
我们在怀疑当下理想缺少的时候，其实有一群人的“理想记忆”值得去挖掘。就是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舞台上的年轻身影，他们肩负着唤醒民众、传播真理、奋然革命的责任，他们依靠简陋的作战工具去对抗强敌的入侵，他们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气去驱逐着侵略者。这并不是说教。我在感受他们的时候，真的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洗礼。理想在驱使着他们，所以他们才有前行的力量。
广州日报：您觉得他们的言行对孩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周海滨：当时的那些孩子们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了。其中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已经97岁了，她自己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书。在他们的父辈为理想奋斗的时候，这些孩子们还不明白身边的大人发生了什么。只有遇到生离死别时才意识到父亲远去了，生活需要自己去走了。当他们真正理解了父辈们所创造的辉煌与所承受的伤痛时，父辈们却多半已经离开了自己。“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你会不会按？”张素我老人告诉我，她不会回到童年，因为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坎，翻过这个坎就好了。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也说：“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父辈留给他们的是鼓励前行的力量。
采访细节让人难以忘记
广州日报：《我们的父亲》中，您最欣赏哪个人物？
周海滨：他们每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但是真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张自忠将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为国捐躯了，而是因为他在此之前，为了保护北平城的居民而不惜和日寇谈判，而被民众扣以“汉奸”的骂名。但是他还是以他的坚强和信念最终证明了自己。现在每次坐地铁路过张自忠路站，我都会想起张自忠将军和张廉云老人含泪口述父亲最后远去的场景。
广州日报：采访中，有哪些情景，对您触动最深？
周海滨：日，黄维将军逝世21周年后，黄维将军之女黄慧南和女婿向我讲述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时候，我们一起听黄维将军在上世纪80年代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妻子蔡若曙等待了黄维27年，终于迎来了丈夫，但是团聚仅一年之后，蔡若曙却投护城河自杀。日，蒋光鼐的忌日。蒋光鼐之子蒋建国穿着黑色的衣服在北京中山公园接受我的访谈。他的母亲是黎族人，他的妹妹是老版人民币5角的纺织女工原型。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广州日报记者 吴波
《海南日报》日B14版
& & & & & & & & & & & & & & & & & & & &&还原名将们的“父亲”形象
这是一本家训，一本传统中国人的家训，他讲的是民族危亡之时，张治中、杨虎城、蔡廷锴、蒋光鼐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怎样做的。这些人中或奋战沙场，或为国捐躯，或为民请命……但不管如何，这些人的言行都成为孩子们之后人生道路上不可忽略的标识。
时政财经媒体人、口述历史专栏作家周海滨，日前推出新书《我们的父亲》。该书是周海滨历经多年采访杨虎城、张自忠、李济深、黄维等近十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的子女后凝结成的一本佳作，书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孩子们对于自己父亲的深深怀念，以及对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的敬意。作者感言，这些名门之后尽管历经坎坷但依旧建功立业，就是因为拥有“坚强”这一精神遗产。
一本传统中国人的家训
&海南周刊：创作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周海滨：一种记录的想法，访谈对象口述“我们的父亲”时，他们会展现出一个怎样的父亲形象是我所关注的。在历史教科书里，他们慷慨激昂，但是形象单一，坊间流传的却是那么生动饱满。
这些“父亲”，在家庭生活中会表露出真实的情感，甚至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但是我无法去当面询问这些革命元勋一代的人们。于是我想到了他们的后代。而这些后代却是最后了解他们的机会了，因为他们在逐渐老去。
同时，他们两代人之间面对历史和现实、往事与细节时候，有过怎样的挣扎和选择，他们之间的生离死别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我很好奇的。
于是，我去寻找、去访问、去感受，更主要的是聆听。因而，我说“让他们口述，让我试试”，让自己做一个安静的聆听者，并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望。
我最早采访的是中共开国元勋的后人，比如陈赓之子陈知建、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任弼时的三位女儿等一共16位。采访完他们后，我完成了《家国光影》一书。
此后，我萌发了写作一本国民党将领后人的口述作品。除了书中涉及的之外，我还采访了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和冯玉祥的后人，因为出版周期的原因，没有收集到《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一书中。
接下来我还会完成中共总书记后人系列和文化名人后人系列以及戏剧名伶后人系列。
&海南周刊：您想把《我们的父亲》写成怎样的一本书？
周海滨： 我的系列口述作品的写作里面都贯穿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在《我们的父亲》一书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我受到萧伯纳一句话的启发，他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萧伯纳的这句名言揭示了人类家庭生活里超越于社会性的真实的一面。
因此，我想通过家庭，去勾勒那些已经远去的父辈的一代。这种勾勒，是活的，有血有肉的，你甚至可以说它是感性的。但同时，又是真实的、可以触摸的到的、极具诱惑而富有力量的。
或许，有些读者并不赞同我们的家庭切入角度。有人会说，他们会挑好听的说，为尊者讳。也有想美国前总统林肯那样的：“我不知道我爷爷是什么样的人，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孙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海南周刊：还原“父亲们”的形象，意义在哪里？
周海滨：他们经历辛亥革命的洗礼或影响，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把革命作为自己的成人礼和人生信条。
就是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舞台上的年轻身影，他们在发行量只有几千、上万份的自办报纸和杂志上鼓而呼，他们依靠简陋的作战工具去对抗强敌的入侵，他们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气去驱逐侵略者。
这并不是说教。我在感受他们的时候，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洗礼。理想在驱使着他们，所以他们才有前行的力量。
如今，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站在每一个历史拐点的交汇处，去凝神细看、时，原本以为被历史铭刻的这一代人，需要清晰的还有很多。
海南周刊：创作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周海滨：在于一种精神，或者说信仰的力量。
同时，通过探寻受访人物的内心，感受到他们与时代的妥协与避让、抗争与重生。虽然时代不同，每个人的人生不能复制，但是通过别人的认识能找到自己人生的线索，更何况，我面对的是两代人的人生交际，个中体会，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海南周刊：这些名门之后，尽管历经坎坷，但依旧建功立业，您认为是什么支撑他们前行？
周海滨：父辈的因素很重要。虽然会被任命为政协委员或其他职务，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娇气和高人一等。在我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平易近人和对话的顺畅其实是出乎我预料的。
他们的学识和修养是成功的“助推器”。张素我老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到大都是在最好的学校上学，在上世纪30年代出国留学，张自忠女儿张廉云、黄维女儿黄慧南都毕业于复旦大学。蒋光鼐之子蒋建国毕业于中央美院，是位画家。
口述史折射自己的喜怒哀乐
海南周刊：您是不是偏爱口述历史这种创作形式？
周海滨：我试图把历史当作一种集合了情感体验、家国荣辱的记忆存储。
新的历史观变成了关联性而非因果性的：他会对这个时代发生联系，但他未必就是这个时代的领路人。这个“他”包括了千千万万你我关注的和缺乏关注的人。
微观的历史成为这个时代的需要，得到了极大发展。写史的人记录岁月的荏苒，读史的人寻找时光的尾巴，也许你不会获得答案，但你必然能收获感触。
口述历史的优点正是这样，你可以折射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只是收集历史的碎片，还原一个普通人在特定时代的生活。
我是一个喜欢倾听的人，喜欢去听别人倾诉那些过去的日子。但是每次和那些亲历者交流之后，我就有一种忍不住的冲动，想把这些都写下来，让这些历史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财富，也能成为大家的财富。
海南周刊：口述历史也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您是如何处理好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之间关系的？
周海滨：这些零散的回忆会成为信史吗？有人会问我。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讲述，提供不了答案，也满足不了猎奇心，但负责任的书写可以还原历史的良知与温暖。
而我，注重的是提供一个视角。&&&&&&&&&&&&&&&&&&&&&&&&&&&&&&&&&&&&&&
■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长江商报》日C32版
两岸对国民党将领的评价分歧正在缩小
“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爱国将领郝梦龄最喜爱的大女儿郝慧英今年已经89岁了，但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这句话虽历尽70余载，依然字字清晰。从年少时随父奔波到青春年华时父亲张自忠殉国，张廉云女士在此后的70年人生里，无时无刻不把父亲记在心中。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父亲说得最多的是“良心”，原话是“凭我的良心”、“求得良心的安慰”。而在山东老家，这些是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常用语。 随着时间的流逝，杨虎城、张自忠、李济深、黄维、郝梦龄等这些曾经或奋战沙场或为国捐躯或为民请命的国民党将领，面目已不再清晰，甚至被误解、被遮蔽，但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了孩子们之后人生道路上不可忽略的人生信条。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走访了近十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的子女，近日推出了新作《我们的父亲》，让我们得以从亲历者口中还原这些“父亲们”的形象，感受名将们的气节、精神以及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家国命运。作者周海滨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站在每一个历史拐点的交会处，去凝神细看、时，原本以为被历史铭刻的这一代人，需要还原与重新认识的还有很多。他们的言行也应该成为这个民族的信条。”
100年前的“80后”、“90后”
人们对国民党将领有两种极端态度
长江商报：过去几十年，“国民党将领”真实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所陌生的，你认同这种说法么？
周海滨：有被遮蔽吧。对于国民党将领，有两种相反的表述视角。一种是在深深的责备甚至嘲弄下，讲述一群国民党反动派的将领带着士兵一溃千里，最终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在我阅读的一些书籍和观看的影视剧、纪录片中，只要触笔到这样的人群时，一切冰冷都呈现于纸上和屏幕上，把杀戮当做一个胜利的故事来描写。
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在采访报道和写作中贯穿着强烈的恻隐之心。对国民党将领或者国民党的历史进行过于倾向性的夸大功绩。比如，现在的一些著作，对张自忠之死越来越演义化，这让张廉云老人无可奈何：“有个人写了个故事叫‘二斩孙二勇’，其实，孙二勇这个人物完全是杜撰的。”
长江商报：你自己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去认识他们的？
周海滨：我一直对有强烈偏好的写作有抵触心理，我在讲故事的时候，抛弃了在采访中的热情，尽量做到写作的冷静和内敛。我想告诉读者：在那里，有父辈的战场；在那个时刻，有后人在亲历，而目的是要铭记，在那个年代，有为了国家的他们。
长江商报：从家庭和后人的角度切入，讲述这些“革命一代”的经历和故事，与其他书写历史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周海滨：我相信文字可以改变观念乃至国家的运行规则和方向。从家国的角度切入，去讲述一个人物与一个时代的关联，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跌宕起伏，会成就一个伟大的故事。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他们家的“那点破事”吗？但是，后人有其独特的一面，他能感受到真实的国民党将领，因为他们是父亲，而父亲的喜怒哀乐在与子女的玩耍中、就餐中、离别时显现出来，由此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幻。
今人需要“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气
长江商报：国民党将领有那么多，你在采访对象的取舍上具体是怎么考虑的？
周海滨：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我要关注受访者的“出身”，他的家庭是不是在扮演着家国的重要角色，是不是与国家的时势紧密关联。
长江商报：出自国民党将领后人的这份历史记忆，是一份怎样的精神财富？在当下的和平年代，对今人有何启示？
周海滨：我展示的是一群100年前的“80后”、“90后”的形象。他们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巨大的时代动荡与变迁。就是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舞台上的年轻身影，他们肩负着唤醒民众、传播真理、奋然革命的责任，他们依靠简陋的作战工具去对抗强敌的入侵，他们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气去驱逐着侵略者。理想在驱使着他们，所以他们才有前行的力量。
“为尊者讳”并不多见
长江商报：你接触到的这些国民党将领在大陆的后人，在人生轨迹和遭遇有没有共性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心愿未了？
周海滨：人生轨迹相同的基本都是民革党员，有的担任了较高的职务，他们基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都有战火中的往事记忆，有的也有“文革”的创伤。他们共同的心愿，我想是“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张治中的愿望也是张素我的心愿，恐怕也是在大陆的后人们的愿望。
长江商报：你采访这些名将之后，有没有碰到受访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情况？如果与现有的“历史常识”发生冲突时，你怎么去鉴别是非？
周海滨：国民党名将之后“为尊者讳”的现象不多，他们很坦诚地讲述父亲的故事。举个例子吧，黄维突然出现在上高二的女儿黄慧南面前，那是在1965年。35年后，黄慧南回忆起“父亲”的到来时，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甚至觉得爸爸的形象很狰狞，是放毒气的杀人魔王”。黄慧南还很坦诚地说：“父亲看到这两人（廖运周、郭汝瑰）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比起郭汝瑰，他对廖运周更有意见。”对于父亲研究“永动机”，她没有讳莫如深。“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做完就放在阳台上，一平方米大小。
&&& 所谓的“历史常识”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而历史档案则会更接近历史。当张廉云讲述父亲留平经历后，我查阅了蒋介石、宋哲元的电文、刘汝明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当时报纸的报道，因为这是一个有不同说法的事件，我必须审慎对待。
记录所倾听的，克制想表达的
长江商报：写作这种口述历史文章时，你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历史观作为支撑？在实际访谈中，有哪些特别的收获？
周海滨：我试图摆脱传统史学“以史为鉴”的沉重责任感和教化职能，把历史当做一种集合了情感体验、家国荣辱的记忆存储。每个人都该有他的历史。
我是一个喜欢倾听的人，每次和那些亲历者交流之后，就有一种忍不住的冲动想把这些都写下来，但是我克制住自己的表达欲望。
长江商报：近日，马英九接受媒体采访称，中国大陆对蒋介石评价有明显改变。在你看来，两岸在还原历史面目、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应该有怎样的合作？
周海滨：两岸对国民党将领的评价分歧是有的，比如杨虎城。大陆认为他是“千古功臣”，而台湾那边对杨虎城还是鲜有提及的人物，并没有承认是蒋介石下令杀害杨虎城的。因而杨虎城的孙子杨翰2005年、2006年分别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中国国民党为其祖父平反，至今“还没有任何的回复”。但是2005年，杨虎城将军的签名与照片在国民党党中央公开展示，是60年来的首次展出。
在对国民党将领的评价上，两岸分歧越来越小，但是两岸并没有相互的对话，而是单方面的“喊话”以释放信号。两岸应该抛弃意识形态的隔阂，通过两岸学者的交流和官方的接洽，形成一套完善的对话和沟通机制，直面争议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判断，实现“历史和解”。（卢欢）
《新快报》2011年6月17日B13版
以口述史追忆国共两党的“父亲们”
周海滨：我展示的是百年前的80后
在父亲节来临之际，写史作家周海滨出版于今年初的两本书写一群特殊的父亲——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口述史专著——《家国光影》和《我们的父亲》，再次返回到公众的视野并受到了热捧。为此，新快报记者专访了周海滨。
《家国光影》通过寻找、探访隐藏在北京城宁静小院里的红色后人，由他们提供很多鲜为人知的感慨往事、历史细节以及大量的历史照片。从他们口述中，我们看到那些开国元勋鲜活的身影，重温历史和激荡现实。
《我们的父亲》则通过采访张治中、杨虎城、蔡廷锴、蒋光鼐、张自忠、李济深、郝梦龄等名将的后人，讲述作为国民党抗日名将的“父亲们”，揭示了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家国命运。
作者周海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只是在清晰父亲们的形象。在过去的60多年中，这些将领对于不少读者来说还是缺乏细节的名词。”
作品里贯穿着一个主题：家国
新快报：在以往的描写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作品中，比较少有从“父亲”的角度切入的，您选择这个角度来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周海滨：严格说是从家庭的角度，而家庭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父亲”。当然，这些“父亲”必须有一定的分量，这样的口述对象才有可能挖掘出更大的有价值信息，而这些有分量的父亲，因为在国共两党之中处于高位，所以在公众场合会表现非常谨慎。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他们会表露出真实的情感，甚至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
我最早采访的是中共开国元勋的后人，比如陈赓之子陈知建、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任弼时的三位女儿等，一共16位。采访完他们后，我完成了《家国光影》一书。此后，我萌发了写作一本国民党将领后人的口述作品。除了现在书中涉及的之外，我还采访了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和冯玉祥的后人，因为出版周期的原因，没有收集到《我们的父亲》一书中。
其实，我的系列口述作品里面都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在《我们的父亲》一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受到萧伯纳一句话的启发，他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
每一个访谈对象都有一个故事
新快报：在采访过程中，有什么故事或情景令您感触最深？
周海滨：2009年，北京初秋的一个早晨，我去访问贺龙女儿贺晓明，那天的预定采访时间是9点，8时59分贺晓明手机仍然关机，我很着急，自责前一天晚上没有再给贺晓明电话确认下时间。9点整，我再次尝试拨电话，没想到电话通了，贺晓明说，我已经到一层茶楼了。我虚惊一场。
2009年冬天，我去访问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在我来之前的几个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她对我说，你早几个月来，就好了，因为，很多事情在前几个月还记得，现在都忘记了，我想不起来了。但是任远志忘不了与父亲任弼时相处的4年3个月16天。她15岁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形历历在目，19岁父亲去世时的场景也是记忆犹新。我终于明白了，刻骨铭心的东西想忘记都是忘却不了的。
新快报：在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节日等名义表达对父亲的爱，当时的将领们和儿女之间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传递感情？有什么例子令您印象深刻？
周海滨：他们父子或者父女之间传递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任远志珍藏的父亲任弼时的来信中，开头都是“远志儿”，结尾则是“吻你”。父爱在信件内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自忠之女张廉云记忆深刻的是，父亲说的最多的是“良心”。父亲常说：“要凭良心，凭我的良心，求得良心的安慰。”张廉云说，在山东老家，“对得起良心”是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常用语。
“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郝梦龄的女儿郝慧英今年已经90岁了，但是在这位父亲最喜爱的大女儿记忆中，父亲的这句话虽历尽70余载，依然字字清晰。
其实，每一个访谈对象都有一个故事。我属于提供口述资料，不进行价值观判断的那种口述历史作者，但是对材料的真伪我会去查阅档案的。
我展示的是100年前的80后、90后
新快报：剖析这一特殊的父辈群体在今天有怎样的意义？
周海滨：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说：“我不知道我爷爷是什么样的人，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孙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在当下的中国持这样立场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中国与美国不一样，美国几乎没有历史，而我们却有沉重而轮回的历史，所以我们向前看的同时要回望，以史为鉴。
我曾多次说我展示的是一群100年前的“80后”、“90后”的形象。他们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辛亥革命的洗礼或影响，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把革命作为自己的成人礼和人生信条，因而他们可以称之为革命一代。
其实理想并不遥远。我们在怀疑当下理想缺少的时候，其实有一群人的“理想记忆”值得去挖掘。就是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舞台上的年轻身影，他们肩负着唤醒民众、传播真理、奋然革命的责任。如今，他们的面目已不再清晰。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站在每一个历史拐点的交汇处，去凝神细看、时，原本以为被历史铭刻的这一代人，需要清晰的还有很多。
■新快报记者 徐绍娜
北京青年报7月13日D4版
为了鲜活，追求必要的尖锐
青阅读：作为80后口述专栏作家，你觉得与前几茬儿从事口述及传记的老作家有何不同特点？对历史的理解、复原方面有何不同的心得？
周海滨：现阶段的传记作品最怕写成流水账。口述历史传记作品，过于平淡和零碎都不受欢迎，一定要行文好看，突出重点和有价值的历史细节。现在这一拨年轻读者本身都受过高等教育，“文革”式简单化的语言接受得很少，接触了多元文化，他们自己也已学会了一种有效表达的技巧，也能写相当漂亮的文字。因此，这一代读者对图书文字的要求非常高，以前那种语言已经过时了，像“饶有兴趣地说”这样的句式都不好用了，如果多是这样的文字，就会让人觉得抹煞了文章的色彩和意味。
这几年来以前活跃的老传记作家的作品已很难在年轻人喜欢的主流刊物上见到，他们的作品只能发在老派杂志上。那一代传记作家的思维有些琐碎，写法稍显落伍，与现代年轻人的心理沟通很少，这也是他们老一代作家作品渐渐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现代的年轻作者、读者兴趣多样，他们对文章很讲究又很挑剔，喜欢谈论文章的谋篇布局，善于设置悬念，在如何抓住人的阅读心理方面下功夫，就是说善于吊人的胃口。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这一拨年轻人写东西就得十分讲究，要学会讲故事，为了使笔下的历史鲜活，就要坚决避免流水账，抓住重要的节点事来写，在把史料弄得精通的情况下，突出人物的冲突和事件的波澜，让书稿尖锐和生动起来。
我们这一拨作者没有经受“文革”极左的影响，没有什么框框限制，总想从以往遮蔽的历史图景中寻觅到好东西，很愿意公正地来反映历史。我们基本上都是私人行为，个人自费采访，就是想满足自己和这一代人对历史探究的需求。这与大都出自机构的上一代传记作家就有不同之处，他们是机构从业者，而我们是志愿从业者，局限性就较少。
青阅读：与家属合作有时是双刃剑，合作中有否遇到麻烦，是否干涉立论、写作过程？如何与家属沟通，使书稿达到最佳的含金量？
周海滨：张素我老人是张治中将军的长女，她是1915年生人，采访时她95岁，已于去年12月12日去世。我与她聊了四十多次，考虑到老人岁数大的特点，我每次都保证采访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我也怕时间过长出问题。
张素我老人受过民国早期民主式教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就没有选择回避。如书稿中“长沙大火事件”一节，她看完后就没有提出什么删改的意见。不像有的六七十多岁的口述者，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提，心里设了很多禁区。
张素我老人对我写的书稿基本上没有改动。她谈得坦率，也很沉重。譬如说到父亲晚年的苦闷，说到父亲对蒋介石、毛泽东的不同表述体系，她会表达“父亲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感叹。我很在意老人回忆中的一些关键节点，如“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得知红卫兵上张治中家，他惊讶地问：“红卫兵上你家干什么？”见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给毛泽东上万言信，但是信被周恩来保护性地扣住，还劝说张“好好休息”。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跟毛泽东说：“主席，你走得太快了……”这些细节一经老人叙说，都蕴含深刻的历史原生态，提供一个个重要的研究线索。老人曾经感慨地跟我说过：“‘文革’那个时代一点好处都没有。”
青阅读：这几年传记文学作品卖得不错，年轻读者也爱读。你们在帮助口述者做父辈的传记时，碰到哪些新的困难？口述者有否顾虑，对于成书过程有否影响？
周海滨：当代年轻人生活单一，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按部就班，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就想从传记中获取人生的启迪和教益。跨世纪的老人阅历丰富，他们的传记作品有励志，也有传奇，普遍受到读者关注。
搞传记、口述，前期策划很重要，时间点也重要。譬如说，我前几年采访第一拨国共将领的后人，现在再联系就很困难。这几年跟风搞口述很多，尤其是电视台做得很多，对老人们一遍遍采访，使他们有点厌烦，失去了新鲜感。再加上一些人不讲诚信，借物品不还，另外对历史钻研不够，采访过浅，这就使老人们都非常警惕，不愿意再重复述说。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儿女们眼中的父亲都是伟大、闪光的，他们在谈论父亲时总是会选择性地回忆，有意遮掩什么。所以有时感到夸张、虚饰的东西不少，有的家属如果看到书中没有拔高的东西，还不让你发表。但是这种夸示的回忆也是有价值的，我们不会照搬下来，要分析他们这样做的诱因，也有多种证伪、回应的办法，做最后甄别式的选择。
青阅读：《回忆父亲张治中》出版后，业界人士都反映不错。我们想知道，你与张治中的女儿是如何相处、合作的？
周海滨：我与张素我老人同为安徽老乡，相处久了就感觉融洽。她曾经说，现在很多文章提到张治中与毛泽东的对话，喜欢用“您”，但是父亲是南方人，从来不会说“您”，都是用“你”。我也为她办一点私事，如帮她在当当网买书，帮她找一些有意义的合影照片，帮她催要一位教授借走六年没有归还的资料等。
张素我老人以前自己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但文字很枯燥，把握不了当下读者的需求。
采访需要一定的技巧，要让口述者想起来，让存在脑海深处的旧事浮现出来。她的讲述构建了骨架，就得需要史料去填充，替她完善。她因为与父亲相处较多，漫长的一生经历不少。而其他中共后人则多有遗憾：“跟父亲在一起时，没有去有意地问一些情况，在病房里最后照顾了一两个月，也没有得空问过他。”但是，张素我对父亲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但她高龄时所谈出的内容却具有较高的价值。从最后的口述稿来看，写出国共两党的交往史，写出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留在大陆复杂的心路历程。
青阅读：对目前的传记作品有何印象？有没有值得警惕的现象？对读者来说有否注意事项？
周海滨：多数作品是粗制滥造，找写手整合。如发现王阳明的书卖得好，就跟风写王阳明，作者们都是不搭界的人来写。曾有书商让我写《张澜传》，我拒绝，因为没有研究过。书商说：“没事的，三个月时间就够了。”我说不行，因为要看大量的资料，还要实地走访，还得知道一些这个领域的事情。有一个朋友每一个半月就为书商写出一本财经人物传记，她自己都说，写这么多管什么用？整个传记作品领域一片浮躁，无知者无畏，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
有的新出版的传记作品，跟已经有的书大同小异，基本上丧失了创新的能力。有的研究生就在校园内“攒书”，有的企业家、商业人物传记就根据一些新闻报道去粘贴、胡编。
我希望每一个作者对写作要有敬畏感，不要重复劳动，浪费纸张，糊弄读者。也希望喜欢文史的读者朋友要理性对待，看看作者是否有一手的采访，一手的资料，一定要慎重购买。
■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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