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
&&& 龙显昭，西华师范大学教授，有《三国文化历史走向》《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等。
&&& 杨世明，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有《唐诗史》、《巴蜀文学史》、《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等成果。
&&& 刘伟航 ，男， 1954年生，吉林长春市人。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92晋升副教授，1993年为硕士生导师，2002年晋升教授。1993年－1999年任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主管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史，发表论著20余部（篇），参加了国家教委21世纪课程内容及体系改革项目――高校教材《中国古代史（新版）》（第九章魏晋南北朝部分）和《中国历史文选》（第三单元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撰写工作。主要著作有《〈李子粹语〉今注今译》、《〈退溪先生文集考证〉校补》、《三国伦理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等，2000年以来，承担并完成国际合作、省级及院级科研项目三项，并因对退溪学研究的突出贡献（李退溪（李辏┲鞯恼恚缓匮鱿2001年在韩国汉城和安东市举行的退溪先生诞辰500周年纪念大会。
&&& ()，字润玩，又字沉叔。别号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笔名有姜m、书潜、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县城东正街人。祖父名诚，曾任河北通判。父名世榕，曾任河北藁城及怀安知县。增湘幼年过继给叔父世为子，童年随生父出川，赴河北天津受学。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河北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十九岁(1891年)人保定莲池书院受业．学业精进。二十四年(1898年)会试，中二甲第六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其长兄增于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土。亦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兄增渭于光绪三十年(1904)中进士。成“一门三进士两翰林”，世称“江安三傅”。增湘中选后，请假回四川故里。旋因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动乱，遂留川4年。&&& 二十八年(1902年)春，袁世凯在保定训练新军，从莲池书院高材生中选择幕僚。秋推荐增湘应选，博束装赴保定就职。同年秋，袁升任宣隶总督，又随入直隶幕府。二十九年(1903年)，在散馆考试中，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1902年，清廷颁布了“壬寅学制”。各地纷纷筹办新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增湘在天津创设“女子公学”及“高等女学”等女子学校，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又开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向东南各省招生，都由增湘与其妻凌夫人主其成。此后辞去袁氏幕僚职务，专办教育，成效卓著。三十三年(1907年)，开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张之洞奏请调傅增湘为总理。遂偕夫人到职，制定课程和规章制度。三月后，规模大备。并亲赴苏、鄂等省招生和筹集资金，开学授课。&&& 三十四年(1908年)，任直隶提学使。在任三年，大力推广小学，认为“欲教化之普行，惟小学实为先务。而小学之推展，则乡僻尤为要图”。连年不避寒暑，亲赴全省各县，遍及荒村野寺，视察学校。旁听讲课，评定优劣，申以奖惩。并亲自授课，以作示范。又在保定、天津、邢台、滦州四县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充实和储备师资，竭尽心力。&&& 情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唐绍仪为首的北方议和代表团。议和未成，辞职到天津。辛亥革命后，留居上海，与著名校勘学家杨守敬、沈曾植、缪荃荪往还，益感校勘于学术研究之重要。“期以毕生之力，校雠古籍，剪伐榛描，除尘扫叶，为后人创造条件”。“于是有得即校，日竞一二卷，悬为课程”渐成癖好。&&& 民国2年，守制家居，阅校京师图书馆所藏宋元300余卷，是为大举校勘之始。干日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期求得古人真面目，“以郑还郑，以孔还孔”。3年，选任四川约法会议议员，后任肃政使1年。&&& 5年，收得前清鄂抚端方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盐茶司刊本《资治迥鉴》，与祖传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名其藏书之所为“双鉴楼”。&&& 6年，冯国璋出任北洋政府总统。10月4日，王世珍署国务总理。11月4日，特任增湘为教育总长。7年，段琪瑞组阁，增湘留任。在职期间，整顿全国各级学校，重视师范及实业教育。更重视为国培育专门人才，力主送等有为青年去国外留学。&&& 8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5日，北洋政府阁议，主张解散北京大学。增湘力持不可，并以辞职力争。段琪瑞悍然不顾，致抗议浪潮，遍及全国。10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出京。15日，增湘亦以风潮扩大，为了保持教育之尊严为由，坚请辞职，以示抗议。全国学联虽通电北京政府慰留，傅终以事多掣肘，决心退出政界。退职后定居北京，贮书于宅旁园中，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名其园为“藏园”，自号“藏园居士”。从此专心于收藏图书，校勘典籍。&&& 傅氏家族皆嗜藏书。增湘尤甚。民国17年，又购得宋淳熙十三年(1186)宫廷写本《政鉴》与原藏“双鉴”中的宋绍兴本相配，成宋版“双鉴”，名嗓一时。他一生勤于访求，收藏闳富，为近代国内藏书大家之一。&&& 综计生平所得善本书及宋金刊本，约150余种，4600多卷。元刊本数十种，3700余卷；明刊本及各名家抄校本3万卷以上。书目载入1929年著《双鉴楼善本书目》4卷。1930年，著《双鉴楼藏书续记》2卷及四十年代编成待刊的《藏园续收善本书目》4卷等著述中。其他普通书及不入目者，还有10多万卷。又著《双鉴楼藏书杂咏》仿藏书记事诗体例、自咏所藏宋金刊本，计七律144首。摘取日记中有关收藏典籍及校勘之文著《藏园日记钞》2卷。&&& 增湘凡有闻善本，常不惜崎岖跋涉，务求一见而后快。三十多年中，遍访北京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原丁氏八千卷楼》，故宫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以及国内近代著名藏如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卢氏抱经楼、潘氏滂喜斋、长白盛昱、宜都杨守敬、江阴缪荃荪、嘉兴沈曾植、德化李盛泽、南陵徐乃昌、乌程蒋汝藻、上虞罗振玉、海盐张元济、江宁邓邦述、临清徐坊、吴县顾麟士、吴兴张石铭、武址陶湘、萧山朱文钧、吴兴刘承干、宝应刘启瑞、项城袁克文、南海潘宗周、至德周叔韬．各家精品，借校阅渎殆遍。访书时必携笔记及一部撰《吕亭知见传本书》。所见善本，撮其大要，详记于笔记册上，题名《藏园瞥录》。并记各书行款、序跋、碑记于《吕亭书目》上，以便检校核对，题名为《双鉴楼主人补记吕亭知见传本书目》。数十年中，《藏园瞥录》集至40余册，《吕亭书目》也批注殆满。藏书家张元济说：“藏园大业，校雠目录，当代所推……独《瞥录》一书为图书渊海，于目录校助，稗助尤闳”。&&& 1929年，东渡沧海，遍观日本宫内图书寮、内阁文库、岩崎氏静亮堂、内藤氏恭仁山庄、前田氏尊经阁和西京诸古刹所藏重要宋元善本，并与日本著名学者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善等探讨而榷。归国后撰《藏园东游别录》四卷。对所见善本源流、优劣加以探讨，对一些后代刊本，误为宋元及个别宋元珍籍，误为明刊的，都一一加以订正。当时的日本学者，对他的这些意见，都很重视。由于他多年博览，对版本的时代源流、鉴别真伪极为精审。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称赞增湘说：“吾闻其谈版本异同，如数家珍。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于暗中摸索，能辨碳妍者”。&&& 增湘所藏，虽秘籍，亦力求影印，流传于世，以供学人探讨研究，从不秘借。自谓：“夫文章公器，非可自私。聚万卷之奇秘，归之一人；经累代之沉没，显于一旦。此其传异之意，非徒诩鸿富，侈美观而已。必发扬光大，使光气精神，藉吾手而被于天下，庶几上无负于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若徒严扃深镐，秘惜不观，与贾竖宝货何异…”故余之藏书，手校者十之七八，传播者十居四五，职是故也”。于民国5年收得宋版《资治通鉴》，立即影印流传。以后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曾采入双鉴楼藏书数十种之多。著名绍兴监本《周易正义》，宋以后学者，皆末见全书。原书沉晦数百年，为临清徐氏所藏，秘不示人，更无论借印。增湘于1934年借贷一万三干元巨款购得，影印行世，而后售去原书抵债。数十年来，自行影印的尚有《龙龛手鉴》、《方言》、《困学纪闻》、《永乐大典》台字韵、《太平广记》等重要善本。为了传播蜀人著作，又复刻了宋本《方言》、《汉司马相如传》、《诸葛武侯传》、《龙川略志》、《老苏事实》、《欷虚子琐微论》、《老子道德经集注直解》、《王荆公诗注》、《颐堂集》及汲古阁精写本《石药尔雅》、元本《道园遗稿》、《翰林珠玉》等十二种，编为《蜀贤遗书》。又取《家事旧闻》、《太宗实录》、《榕村语录》等善本书刊成《双鉴楼丛书》12种。&&& 1931年，绥远省设通志馆。1936年编成初稿120册，傅作义聘请增湘为总纂，亲赴内蒙考察，商榷主旨。携稿返北平，约集史学家张国金、张星良、谢国帧、吴廷曼等分纂，共成6志，16门，共160卷。&&& 1937年倭寇入侵，困处北平，欲归无路。闭门校书，辑录遗文，不与敌伪往还。综计生平所校群书，共16300卷，近800种。其他一书多本复校者尚不计。如从1911年以校书为日课计，33年间，每年平均校助500百卷，其致力之精勤，古今罕见。据其校书目录手稿编成《藏园校书录》4卷。又据校勘所得，对自藏或所见善本，撰为长跋。详论版本源流、文字得失、流传经过，共500余篇，50多万言。编为3集，题名《藏园群书题记》，定稿待刊。同时对校阅诸书，钩沉发隐、辑录成书的尚有《宋代蜀文辑存》100卷。为保存故乡文献，辑录已佚诸人作品2300多篇，作者450余人；《道君实录》4卷，自宋人著作中辑录宋徽宗诸恶政；《林希逸史》，辑自通鉴长篇；《乙卯人国别录》一卷，沈括撰，辑自通鉴长篇。《车盖亭诗案》辑自宋人笔记；《宋代书林故实》三卷，从通鉴长篇及《宋会要》、《玉海》三书中辑录宋代有关典籍诸史料。&&& 1944年春，增湘患脑血栓，半身偏枯，书卷尽废。1948年秋，北平解放在即，曾两度访之于病榻侧，转致国民党政府愿以专机送其家眷及全部藏书去台湾，并保证其一生生活无虞，力拒。&&& 增湘晚年，已感到私人收藏书籍，不利于长期保护。他在《双签楼藏书续记》序中说：“物之聚散，速于转轮，举吾辈耽玩之资，咸昔人保藏之力，又讵知今日矜为帐秘者，他日宁不要之覆瓿耶！天一(阁)散若云烟，海源躏于戎马，神物护持，殆成虚语，而天录旧藏，重光黎火(指故宫图书馆)。液池新筑，突起岑楼(指北京图书馆)。瑶函玉籍，富埒姻温，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自知不能再行校勘，首先把手校群书，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井遗命把珍藏的“双鉴”捐献国家。又以生为蜀人，应于乡邦薄有报效，把外库书籍34000余卷，捐赠四川省，于四川大学。人民政府曾颁给奖状。&&& 增湘一生著述宏富，除校勘专著外，尚有诗、文、游记若干卷，皆存稿未刊。&&& 1949年10月，病逝于北京藏园，终年78岁。
&&& 傅增湘字沅叔。别号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笔名有薹弁、书潜、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生于日，卒于1949年l0月20日，四川江安人。1898年中光绪戊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自1905年即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创办天津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北洋女子师范等学校，是中国第一个创办女子学校的人。1908年任直隶提学使。1917年在北洋政府王士珍内阁时任教育总长。1922年退职居家，从此潜心典籍，不再任公职，致力于校勘和版本目录研究之学。平生校书800余种，l6000余卷，过目珍本极多，校勘之精，藏书之富，为近代所仅见。著述达数百万言，其中版本目录学著作和游记最为世所称道。亦闻名海内外。&& 先生素性耿直，爱国爱乡，一生专心学术，注重教育。其为人行事，治学态度和方法，多有可供学习借鉴之处。&&& 1905年，先生在天津创办女学，聘请了很多著名学者，如地理学家张相文、女诗人吕美荪等任教，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受新式学校教育的女知识分子。1908年因办学成效卓著，他被任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兼管京津两地女学，先后培养了很多女教师，对以后妇女教育的推广夕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8年起，先生在提学使三年任中，大力推广基础教育，尤重视乡村小学。他不畏旅途辛劳，亲赴全省各地视察学校，旁听讲课，并评定优劣。又在保定、天津、滦县、邢台四地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广储教师。在当时，身为一省提学使，能亲赴各地视察，甚至深入荒村古寺的新设学校中旁听，并加以指导，在全国确是难能可贵的创举，对推广小学教育，鼓舞办学士气，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1917年，先生任北洋政府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时年46岁，下二届内阁又复留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绝签署免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命令，愤而辞职。为避当局拦阻，他微服化装，由凌夫人陪同去火车站，搭乘三等火车到汉口、扬州等地亲友家中隐居，未告知其他家人，以致全家惊慌不宁。以后学生运动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挽留傅增湘、蔡元培。”&&& 此后，他决意退隐，专力于目录、版本、校勘学的研究，并周游名山夕撰写游记。但1922年又有友人力荐，情不可却，避重就轻，任了非阁员的财政整理委员会督办，一年后即坚决退隐。后虽又曾数度被邀入阁，均坚辞不就。他曾向一些知交挚友如张菊生(元济)、徐森玉诸先生一再表示对军阀割据及北洋政府的厌恶，深幸摆脱羁绊，能专心学术。&&& 此后即闭户校书，不预外事。除校书之外，每年抽暇到江南有名图书馆和藏书家处浏览参阅珍本，或选胜景登临游览。他于30年中能校书16000卷，五岳及诸名胜登陟殆遍，撰写游记2o余卷，著述200万言以上，同早获退隐是分不开的。&&& 他校勘态度谨严，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称：“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计校勘典籍前后达50年之久。他少年时即痛感古籍流传讹误很多，常常借用师友评校佳本校正自已所用诸书。以后日益感到校勘学对于学术研究之重要，遂以毕生精力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披荆斩棘，为后人创造条件。他亲手校勘的书籍，所据多是难得的善本。每校一书，必并列多种版本夕反复推求各本的源流和优劣，力求整理出一个较好的本子。他校书工写，卷末多附有校书题识，详记自己校勘此书所得。所藏近2o万卷古籍中，手自校勘的有16300余卷，近八百种，其中一书用多本复校过的，尚未计算在内。若以1911年以校书为日课开始计算，在33年间，平均每年竟校勘古籍达500卷之多，他做学问的精勤，长期坚持的毅力，在古今校勘学家中都是少见的。&&& 先生从事校勘的目的是整理古籍以利于学术研究，所以他校勘过的诸书，都尽力传播，除编成校勘记数十种陆续发表供学人采择外，也慷慨借阅夕以广流通，为很多学者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他晚年卧病不能从事校勘以后，就把全部手校书16000余卷捐赠北京图书馆。这些书经他用善本精校，图书馆极为重视，已全部列为善本，编入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之中。&&& “藏园先生”又是近代藏书大家之一。他藏书不炫奇斗富，而是为了正误校勘和进行学术研究。自辛亥以后，在锐意校勘的同时，他开始专意藏书。&&& 他勤于访求，除经常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诸著名书肆浏览翻阅外，对荒摊冷肆也都加以注意。不时还专赴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歙县等地访书。除书肆外，兼及藏书家，甚至专程赴高邮，宝应，常熟，绍兴等著名文化兴盛之区访求。这样日积月累，收藏日渐闳富。1916年收得端方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得与祖遗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便号藏书之所为“双鉴楼”。1918年定居北京后，又将它贮于宅旁园中。退职后，他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自号为“藏园居士”。1928年，他又收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仅存的书和传世中唯一完整的宋代写本。宋时抄录此本之事曾载入宋朝的《会要》中，是极为珍贵的善本。自此，他改以宋《洪范政鉴》和宋绍兴本通鉴槽配，合成“双鉴”，更是名重一时。通计平生所得善本书籍，宋、金刊本约150种，4600余卷。元干0本数十种，3700余卷。至于明以下刊本和名家抄校本则未能尽记。&&& 先生在20年内成为海内藏书大家，主要靠学识目力和勤于访求。长期的校勘和博览，使他能谙熟版本源流及各本得失。所以虽然限于资财，无力多收那些传世有重名的著名善本，但一些沉晦多年不为世人所知的精椠秘籍，都因勤于采访和有高度鉴定能力，常常能在为别人忽视舍弃的旧书中有惊人的发现。如藏书中最著名的景v本《集解》，书商收自山西，京津很多藏书各家，有认为是不值得重视的明朝南京国子监印的三朝本，辗转数年，无人过问，为先生以平值收得。这不仅是个人的奇获，更重要的是使行将湮没的重要文物得以保存。像这样的情况颇多，一些濒于毁灭的珍籍，因他的赏拔而重获珍视，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说，也是很大的贡献。&&& 藏园先生的藏书，除在更新藏书时售去少量外，晚年日渐窘迫，也陆续售去了一部分。1944年为筹集印刷《宋代蜀文辑要》的印费，售去宋元及抄校善本100种。1947年以后，又不得已出让最著名的景v本《史记》和宋蜀本《南华真经》。后又出让近百种明刊善本和名人抄校本给北京图书馆。但到1949年他逝世时止，《双鉴楼》藏书的精华基本保存下来，解放后全部转归国家，入藏于北京图书馆。1959年编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先生旧藏精品达280余种之多。&&& 藏园先生以校勘和传播所藏之书为己任，故所藏虽孤本秘籍亦力求影印于世，供学人研讨，从不秘借。近代著名学者如王国维、章钰、张森楷、吴廷燮、朱希祖、陈垣、王献唐、刘文典、等都利用过他所珍藏的书籍或得到他的帮助。他于1916年得到宋刊《通鉴》后，立即影印流传。有时为了传播，甚至举债收书。著名的宋绍兴监本《周易正义》，宋以后学者未见全本，原书沉晦数百年，当年为临清徐氏所藏，秘不示人，更无论借印。先生为了传播此书，于1934年借贷13000元巨款购得，影印行世，然后售去原书抵债。&&& 先生身为蜀人，对家乡有深厚感情，由于业务牵缠，自1920年离乡后，始终未能回蜀。晚年困居敌后的北京，欲归不能，思乡之念更切，乃发愤编辑《宋代蜀文辑存》一书，历时数年，成书100卷。在序中说：“尝思生为蜀人，宜于故乡薄有建树。事会不偶，此愿未偿，而怀土之思，久而弥挚。……兹编欲发两宋沉嗨之文章，以存千百辈蜀贤之志事，使无人力肩此任，将何以光散国而慰前贤耶!”把强烈的故土之思倾注于此书的撰辑中。书成后，为筹措印费，忍痛售去宋元抄校书100种，又得友人孙鸿猷之助，才得以印成流布。&&& 先生为了传播蜀人著作，还刻了宋本《方言》、《汉书?司马相如传》、《诸葛武侯传》、《龙川略志》、《老苏事实》、《欷子琐微论》、《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直解》、汲古阁精写本《石药尔雅》、宋本《王荆文公诗注》、《颐堂集》、元本《道园遗稿》、《翰林珠玉》等12种，都是古代蜀人著作，编为《蜀贤遗书》，由当时名工雕板，极为精美。可惜刊成后无力印行，只印刷少量样书馈赠同好。全部书版已于1957年捐赠国家。又取《家世旧闻》、《太宗实录》、《榕村语录》等书善本刊鹿《双鉴楼丛书》12种。书版亦一并捐赠。&&& 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一贯怜才爱士。创办女学时，培育了我国第一批受新式教育的女知识分子，一部分人以后成为有造诣酌学者或对社会有贡献、有影响的人。他和凌夫人一起，对这些学生细心教育，爱护有加。直到晚年，这些年逾花甲的老学生仍然时常相约一起探望师长，师生间诚挚的感情一如当年。&&& 他任教育总长时，徐悲鸿携带自己的作品来访，请求帮助他取得留法学的公费。他与徐素不相识，在面谈和看了侏的作品后，认为极有才华，又是寒士，表示一定帮忙。然而第一批留法公费名单发表时，竞被权势挤占，没有徐的名字。先生得知后很气愤。徐悲鸿也以为受了愚弄，来信严词责问。他对徐的心侍十分谅解，告诉徐此次已无力挽回，但决不食言，一定给以深造机会。不久，第二批公费留法，即把徐列入。徐悲鸿原以为第一次巳被人顶替，又严词责问过傅先生，肯定再没有希望，名字发表后才相信傅先生是真正爱惜人才的，亲自前往致谢。徐悲鸿成名归国后，专门拜访傅先生，提出要为画像，以表心意。画成后，傅先生设宴致谢，席间徐悲鸿向客人们谈及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以后，凡绦悲鸿在北京，每年必来探望，双方成为挚友。徐作的这幅傅先生画像也是徐悲鸿肖像中的得意之作，傅先生曾用彩色精印数百幅，分赠友朋。傅先生逝世后，这幅画像和他珍藏的“双鉴”，以及张善子、张大干兄弟合作的描写先生谱山时在崖壁题诗的“藏园老人山游题壁图”等，一起捐赠北京图书馆，以永志两位先生间的友谊。&&& 他对于青年学者也极为爱借。后进版本目录学家中，像王重民，赵万里、谢目祯，吴丰培、陈乃乾等，都是一见即许为美材，在朋友间大力表扬，从各方给以帮助。这些人以后都各有较高成就，证明先生的赏识不虚。&&& 他平生除科举对取士或办学时的学生外。还有很多慕名拜师的学生，同乡中最著名的是张善子。张未成名时是傅侄婿水次慧的属员，傅偶然得到他的画，大为欣赏，成为朋友。又在朋辈中广为介绍，认为是近代竿有的奇才。以后张善子敬重博增湘的为人和学问，坚决要拜师。这时张已是著名画家，先生反复谢绝，最詹只得各行其志，张以老师待傅，傅以朋友待张。张替予逝世后，傅极为哀痛，特地写了“题张善子云中缒城图”五吉长诗以作纪念。在朋友送来请求题咏的张善子作品上也多次以诗或小跋表达悼惜之情，认为张在画艺即将大成的时候“中道而殂，至堪痛惜”。也是傅增湘的好友，张初成名在京办展览时，傅将为写丁小启，发表在报章上，加以介绍。由于文词隽美，辗转传咏，有的学校甚至用为小品文的教材。先生去世时，张大千补寄了挽联，言词挚痛，表示了深切的尊敬和悼念。&&& 1944年春，先生73岁时患脑血栓半身偏枯，以后长期卧病，书卷尽废。1948年秋，北京即将解放，胡适曾到先生寓所拜访，称：当局(指国民党政府)准备用专机安全护送先生和眷属以及全部书籍去台湾，保证在台湾的一切生活费用无虞。先生不允所请。以后胡又再次来商，先生仍坚予拒绝。&&& 1949年秋，陈毅同志致函局总理，希予先生以照顾。当周总理掘人持陈毅同志原信及总理批示探视先生时，先生已于日去世。&&& 先生平生校书16000余卷。在他患偏瘫自知不可能再进行校勘后，首先把手校群书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逝世时，又遗命把最著名的“双鉴”捐献国家。此为解放后第一次捐献重要善本，受到政府的表扬，发给奖状。先生常言：“生为蜀人，应于乡邦薄有建树”。后人傅晋生(长子)仰体他眷念家乡的遗意，把外库普通书籍34000余册捐赠四川省，包括一部分明清善本，于1950年春移赠四川，后藏于四川大学，也由政府颁发了奖状。&&& 他平生的主要著作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八卷、续集六卷，《宋代蜀文辑存》100卷，生前已自行刊印。近年香港、台湾复翻印行世。别有《藏园群书经眼录》巳于1983年经长孙傅熹年同志整理出版，是版本目录学上的重要著作。他主编的《绥远通志》稿160卷，近年准备由内蒙出版。此外，他尚有游记数十篇，编成18卷，除生前自刊数种外，其余已经人整理就绪。他的游记用文言文撰写，造语生动，写景极工，又广引前人的题咏，考史论今，借景抒情，是代表他在文学上造诣的得意之作，在近代游记文中独树一帜。
傅增湘与“双鉴楼”
&&& 川籍藏书家傅增湘一生藏书二十多万卷，尤以“双鉴”最为珍贵。1916年，他收得端方旧藏茶盐司刊本《》，得与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俪为双鉴”，便称自己的藏书楼为“双鉴楼”。1949年，傅增湘逝世，他的许多藏书都捐献给了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就藏在四川大学。
&&& 日，傅增湘出生在四川泸州江安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祖父傅诚，官至白河通判；父亲傅世榕历任河北藁城、怀安知县。傅增湘幼年随父宦游出川，1880年才开始定居天津求学。1888年参加顺天乡试，得中举人。19岁入保定莲池书院，师从“曾门四弟子”、安徽桐城著名古文家吴汝纶。
　　兄弟三人皆进士
　　傅增湘博览群书，涉猎甚广，尤其对版本流传、校勘兴趣盎然。1898年，傅增湘参加科举，得中二甲第六名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他的长兄傅增于早在1892年已进士及第，1904年，次兄傅增渭又高中进士。三兄弟先后高中，一时传为美谈，傅家也有“一门三进士两翰林”、“江安三傅”之美誉。
　　傅增湘中进士后不久，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动乱，傅增湘索性回川，并在家乡度过4年时间。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训练新军，想在莲池书院高材生中选择幕僚。在秋的推荐下，傅增湘赴保定就职。1903年，在散馆考试中，傅增湘以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又任顺天乡试考官。
　　此时的傅增湘把精力放在了教育上，他见中国一直未能有新式女子学堂，便致力于此。1905年，傅增湘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和高等女学三所女子学堂，并亲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办。他聘请地理学家张相文、女诗人吕美荪等知名学者任教，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受新式学校教育的女知识分子。
　　1908年，傅增湘在北京筹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并担任第一任总理（即校长），同时兼任直隶提学史一职。傅增湘大力推行小学教育，尤重视乡村小学的建设。他说，“余以欲教化之普行，惟小学实为先务。而小学之推展，则乡僻尤为要图”。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未过时。
　　傅增湘事必躬亲，他常不畏旅途辛劳，亲赴全省各地视察学校，旁听讲课，并评定优劣、申以奖惩，而且常常亲自授课，以作示范。在当时，身为一省提学使，能亲赴各地视察，甚至深入荒村古寺新设学校中旁听，并亲自指导，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助留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傅增湘参加以唐绍仪为首的北方议和团南下上海议和，议和未成，仍回天津。中华民国成立后，傅增湘被选为全国约法会议议员，后又任袁世凯政府肃政使至1916年。1917年又出任北洋政府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在任期间，他与徐悲鸿的一段交往，被传为佳话。
　　傅增湘任教育总长时徐悲鸿还未成名，为争取公费留法学画，徐悲鸿带着自己的作品拜访傅增湘。傅、徐两人本不相识，傅增湘看了徐的作品后，大加欣赏，表示一定帮忙。然而，事与愿违，第一批留法公费名单公布却没有徐悲鸿的名字，原由是名额被权势挤占。傅增湘得知后气愤无比。徐悲鸿也认为自己受了愚弄，写信严词诘问。傅增湘知道此次已是无力回天，决定第二批说什么也要助一臂之力。不久，第二批公费留法名单公布，徐悲鸿榜上有名。徐悲鸿本以为第一次名额被权势挤占，又误解过傅先生，肯定再无希望，名单公布后才明白傅增湘的苦心一片，于是亲自前往致谢。此后，双为挚友，凡徐悲鸿在北京，每年必来探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想解散北京大学。傅增湘坚决反对，并以辞职力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愤然辞职出京。同年5月15日，傅增湘也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签罢免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命令而辞职。不久后，北京学生总罢课，提出：“挽留傅增湘、蔡元培”。傅增湘此时却对官场早已是心灰意冷，他从此潜心典籍，再未入仕途，而他开始大规模收藏古书也是从此时开始的。
　　“双鉴楼”的得名
　　辞职在家，傅增湘倒也乐得轻闲，他常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著名书肆流连淘书，别人不去的街边小摊，他也不放过。他每年还专程到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文化兴盛之地寻书访友，除书肆外，必登门造访当地著名藏书家。
　　傅增湘一家其实都是爱书之人，不过，比起藏书的劲头，却谁也赶不上傅增湘。只要听说哪里有，他便不惜跋涉千里，必求一得。倘若资金不够，或是主人不让，也必求一见，借书阅读校勘。他的工资薪水，几乎全部用以购书，甚至不惜举债。如此日积月累，藏书日渐丰厚。1916年，他收得端方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得与祖传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俪为双鉴”，便称自己的藏书楼为“双鉴楼”。
　　有一次，他在盛昱家中看到一本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政鉴》，桑皮玉版，字大如钱，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一部最完整的写本，宋《会要》载有抄录此书之事，是极其珍贵的善本。说来也巧，1928年，一个书商正拿着此书出售，卖价极高，他人皆望而却步，傅增湘毅然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筐卖去，换钱以购此书。此后他即以《洪范政鉴》与宋本《资治通鉴》相配，合称“双鉴”。这新配对的“双鉴”更为珍贵，在藏书界名重一时。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傅增湘以自己所藏珍贵善本与著称于世，一生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四千六百余卷；元刻本善本数十种，三千七百余卷；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傅增湘由此成为举世闻名的藏书家，成为继陆心源百百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翟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大收藏家。
　　潜心校勘古籍
　　与其他藏书家不同，傅增湘不但藏书，且能校书，并以校勘与传播为己任。他少年为学时，痛感古籍流传过程中讹误太多。辛亥革命后，在长期与著名校勘学家杨守敬、、缪荃孙往来过程中，更加感到校勘古籍对于学术的重要性，决心毕生校勘古籍，为后人创造条件。他说：“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
　　从1893年到1944年，傅增湘一校就是50余年。1911年以后，他每日必校书三十页，白天时间不够，就深夜苦校，以致校书成痴，“数十年来曾无经旬之辍”。到了晚年，他天天伏案校书。在近70高龄时，还用一年半时间用宋刻本和两部明代刻本，校完了明朝隆庆年间胡维新、戚继光所刊、篇幅一千卷的浩瀚巨作《文苑精华》，并写下数十万字的校勘记。
　　傅增湘多年博览群书，对于版本的源流、真伪极为精审。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曾经称赞他说：“吾闻其谈版本异同，如数家珍。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于暗中摸索，能辨碳妍者”。又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说：“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平生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真面目。”
　　傅增湘手中善本孤本极多，因此，他每校一书，必兼采众本，以采众家之长，有时一本书要校上几遍，期间反复推求各版本之间的优劣与流变，并详细记录下自己的校勘经过。他藏古籍二十万卷，单是自己亲手校过的就有一万六千三百卷，近八百种。其校书之专，在历代藏书家、校勘学家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为校勘群书，傅增湘数十年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著名图书馆与藏书楼。1927年他出任故宫博物馆图书馆馆长。为了解日本收藏中国古籍情况，1929年，傅增湘东渡日本，遍观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内阁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前田氏尊经阁所藏宋、元刻本。
　　长期的校勘与博览，使得傅增湘对真伪烂熟于心。余嘉锡说：“藏园先生（即傅增湘）之于书，如贪夫之垄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捐，手权轻重，目辨真赝，人不能为毫发欺。盖其见之者博，故察之也详。吾尝闻其谈版本异同，如数家珍，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乎暗中摸索能别媸妍者”。足见极其推崇程度。也正因为这双慧眼，使他常常能在不为人所取的旧书中发现一些沉晦多年的精椠秘籍。如著名的景v本《集解》，书商收自山西，辗转数年，无人过问。傅增湘将其收入之时，京津很多藏书家都认为那是根本不值得重视的明朝南京国子监印的三朝本。傅增湘以平值收得，后来价值连城。其他人这才后悔不迭。
来源: 晚年弘扬蜀学
　　傅增湘认为版本既勘，应该大力传播，以利于学术研究。为此，他不惜巨款，举债刊刻《双鉴楼丛书》十二种，并影印了《周易本义》、《资治通鉴》、《天平广记》等珍惜藏本，以利学人。
　　对于故乡四川，傅增湘感情极深，然而，自1920年离乡之后，他却一直未能回川，思乡之情使得他“生为蜀人，宜于故乡薄有建树”之情，他亲手编订《宋代蜀文辑存》一百卷，辑录文章二千六百余篇，作者四百五十余人。1944年，为筹集此书印刷费用，傅增湘不惜售去所藏宋元刻本一百余种。为传播蜀人著作，他又精选善本书十二种，由当时名家雕版，编成《蜀贤遗书》，为传承蜀学倾注了心血。
　　1944年春，73岁的傅增湘患脑血栓半身偏枯卧病在床，自知不能再校勘，便将自己藏书一万六千余卷捐赠给北京图书馆。1949年，傅增湘在北京逝世，逝世前，他命家人将自己所珍藏“双鉴”捐献给国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捐赠的孤本。他的家人也于1950年将他另一批古籍三万四千余卷捐赠给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与四川大学。傅增湘埋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安息在王国维、钱玄同等旧识周围。
藏书家傅增湘轶事
海内外书胥涉目，双鉴已成勾狗陈。取之博者用以约，不滞于物斯至人。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以上是伦哲如先生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吟咏傅增湘的两首诗。他接着评论说：“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尝得宋元《通鉴》二部，因自题双鉴楼。比年，南游江浙，东泛日本，海内外公私图书馆，摩不涉目。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诚如斯言，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最著名的大藏，他藏书之富、校书之精，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宗师。傅增湘，字沅叔，号姜庵，别号书潜、双鉴楼主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藏园老人、藏园居士等。四川江安县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49年10月。幼年随父定居北方，光绪十四年（1888年）应顺天乡试为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六年（1917年）一度出任教育总长。1919年以后专心从事收藏古籍和校勘工作。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的藏书处名“双鉴楼”，他的友人杭人曾赋《江安傅氏双鉴楼图诗》。说起“双鉴楼”，还是颇有来历的。起因是他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购自端方(陶斋)的宋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作为藏书楼的名字。后来。他又举债收得盛昱(伯希)旧藏的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该书桑皮玉版，玉楮朱栏。其字迹清劲，有唐人遗风，且朱印累累，自宋至清，历经七百多年，一直深锁于历朝内府之中，的确为人间罕见珍宝。从此，《洪范政鉴》就取代了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成为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了。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构筑新宅。因为景仰乡贤苏东坡。特取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为“藏园”。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龛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等。傅增湘真正有志于藏书，以此为终身职志，乃是中年以后的事。辛亥革命后，他奉派参加南北议和，在上海滞留期间，结识了著名藏书家沈曾植、、缪荃孙等。“饫闻绪论。始知版本校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他生平购藏的第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就是在这期间以百金的代价购自苏州的。此后，他移居北京，经常留连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各书肆，搜奇探秘；有时又南下江浙、安徽等地访书。遇有善本，必欲得之而后快。他的热心收书，犹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民国初年正值新旧鼎革之际，不少满族权贵、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如端方“陶斋”、盛昱“郁华阁”、景廉“半亩园”、杨氏“海源阁”以及徐坊、唐翰题、吴重熹、杨守敬、缪荃孙、等藏书家的书均先后源源不断地归入双鉴楼。傅增湘不仅勤于在各书肆访求善本古籍，而且他求书另有门径，这就是与其他藏书家以书易书。在传世可见的傅氏书信中。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傅增湘与当时的许多藏书家有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当中有曹元忠、王雪澄、缪荃孙、吴昌绶、徐乃昌、刘承干、叶德辉、邓邦述、蒋孟苹、袁克文、董授经、陶兰泉、张钧衡、章式之、周叔|等。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有无．相互馈赠，或嘱咐，或代为搜求。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和辛勤积累，双鉴楼的藏书无论数量之多，还是质量之高，都堪称一时冠冕，罕见其匹。双鉴楼藏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数量颇多的宋元本。据统计，双鉴楼所藏宋本（包括金本）多达一百五十种，元刊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计收藏达二十万卷以上。其价值之珍贵，难以数计。由此，傅增湘成为继陆心源z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清末四大家之后全国最大的藏书家。傅增湘坐拥书城，并不是为了仅仅满足于占有和，而是出于对古籍特有的挚爱和校书之癖。余嘉锡先生在《藏园群书题记继集?序》中说，傅增湘“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说，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身校雠，丹黄不去手，LL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傅氏自己也曾说过：“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以上文字，确是他勤奋校书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校书一千多部。一万六千多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单是傅忠谟先生捐给北京图书馆的书中，注明曾经傅增湘校过的就有三百六十多部。笔者有幸得到一部傅增湘亲笔校过的《三孔先生清江文集》(《豫章丛书》本)。傅氏在题记中说：“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南阳吕氏讲习堂写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卷中留、学、启三字成缺末笔，盖吕葆中避其家讳也。前年自独山莫氏流出。在海上见之，因假以归。适胡氏新有此刻本，遂竭十日之力对勘一过。”在历数刊本与旧抄本的异同之后，傅氏写道：“壬戌三月晦日校毕自记，时近畿数百里间。三帅陈兵，殆逾十万，祸变岌岌，旦晚可虑。而吾辈蛰居危城，为此虫鱼之学，宁非绝痴。”一位老学者蛰居危城、埋首校书的形象跃然纸上。查《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版)卷十八集部七果然有著录，兹录之如下：“《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御儿吕氏影写元刊本，九行二十二字(应为二十字)，每叶口上有‘讲习堂’三字。有庆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周必大序。卷一、二为经父(文仲)集，卷三至十九为常父(武仲)集，卷二十至三十为毅父(平仲)集。卷首有‘保中藏书之章，朱文印。卷中‘留’字、‘启’字均缺末笔。盖避家讳也。钞手是一人，绝古稚精美。钤有莫亭父子印”。以上两则。可以互相参照。傅增湘不仅藏书、校书，而且还乐于刊布古书．使之化身千万，流布人间，当年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先生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续编时，就曾向傅氏借用善本书三十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种取自双鉴楼。此外．傅增湘还为同时代的学者、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刊布古籍提供底本。傅增湘一生刊印了大量的书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傅氏关于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著述。二、傅氏其他方面的著作。三、影印、覆刻的古籍。傅增湘关于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著述颇多。其中著名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1929年刊，著录傅氏自藏善本一千二百多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善本五十一种，刊刻于1930年。笔者所藏系傅氏赠送著名学者第的签名本。而且是最初印的朱墨本。《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八卷，先是由天津《国闻周报》汇印成册，1943年作者本人又以铅字排印。《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六卷1938年排印本，书前有余嘉锡序。笔者所藏系傅氏赠送东莞张次溪者，并有傅氏亲笔题记：“次溪张君自秣陵来访余于藏园，谈校印明实录事，备极艰勤。闻之殊为欣慰。次溪少年好学，勤于撰述，因经敝著题记奉贻。文字m陋，初无可观。聊以供几案以参考而已。沅叔傅增湘企麟轩志。”充分显示了傅增湘奖掖后进的学者风范和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藏园群书题记》初、续集连同未刊的第三集，经傅氏哲孙傅熹年先生整理．汇为一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增湘先生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订补吕亭知见传本书目》生前均未能杀青，都是近年来经傅熹年先生整理、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的。其中《藏园群书经眼录》一书系由《藏园校书录》、《藏园瞥录》、藏园日记、杂稿等汇为十九卷，收书四千五百多种，共计百余万言。《藏园订补 亭知见传本书目》共补入书目八千九百五十余条，增补文字为原书的三倍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部书是近百年来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集大成的著作。傅氏其他方面的著作也很多，自记生平的有《藏园居士六十自述》、《藏园居士七十自述》，都是傅氏手书上版影印的。傅氏颇有根底，出颜入柳，刚健遒劲，沉稳中透出浓郁的书卷气。傅氏一生不仅酷爱访书，而且喜游名山大川。故游记方面的著作也不少。著名的有《东游别录》，记在日本访书见闻。《秦游日录》、《衡庐日录》、《涞易游记》等。有幸的是笔者所藏的一册《秦游目录》，乃是傅氏赠送李涵A先生的初印本。书衣上有作者朱笔题字。书内还有作者亲笔批注。傅增湘亲自影印、覆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傅氏影印的善本古籍如宋本《周易正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其中宋刻《周易正义》十四卷，系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间临安府刊本。此书流传有绪，原藏临清徐氏，秘不示人。民国二十三年 (1934)傅氏以一万余元的高价方买到手。傅增湘自己也承认，即使如明代王世贞(元美)卖一田庄而买一《汉书》的故实，也难于与他此次的豪举相比。买到此书后，迅即影印百部，公开流传。他在该书的题跋中写道：“顾窃自维念，此书自端拱奏进，绍兴覆雕，传世本稀。沿及今兹，更成孤帙。若复私诸帐秘，使昔贤留贻之经训，前代守护之遗编，将自我而沉霾，何以告古人，更何以慰来者?爰邮至东瀛，选集良工，精摹影印，板式若一。无讹．纸幅标题，成存旧迹，庶与东邦覆印《书疏&联为双壁，且俾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流播无穷。此区区传布之苦心，当为海内外人士所同鉴乎!”傅增湘先生祖籍四川。虽然自幼离川，久居京津，但他思乡之情，老而弥笃。他对于故乡文献和先贤著述，勤加搜储。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辑印成&宋代蜀文辑存》一百卷，收录四百五十位四川乡贤的文章二千六百余篇。真所谓是。发两宋沉晦之文章，以存千百辈蜀贤之志事”。傅增湘先生还覆刊过‘蜀贤丛书，十二种。据傅熹年先生说，原书版片已捐赠于四川省图书馆，十年浩劫．书版已毁失无遗，故原书印本颇为稀少。笔者孤陋寡闻，仅见过其中三种，即宋本《龙川略志》、元本《道园遗稿》、《翰林珠玉》。对于这三种书，我总的印象是刊刻极为精审，用纸用墨极为讲究。堪称民国精刻本的代表作品。傅氏在《覆刻元至正本道园遗稿跋》中记录了覆刻的经过：“余昔年得影元本于缪艺风家。盖从士礼居藏本摹出者，喜其精湛明丽。因取原本上版，浼同年董授经大理为之督刊。刊成，以蓝印本邮示，其镌工精良，笔致疏秀。视原书纤徽毕肖，阅之爽心悦目，洵可喜也”。傅氏在《覆雕元本翰林珠玉跋》中更详细记录了覆刻古籍的艰辛及其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跋说：“余既刻《道园遗稿》成，因思《翰林珠玉》亦为虞诗之别本，且其书罕秘，世少流传。爰假得元刊善本．影写以授诸梓。自乙亥开雕，凡摹缮校刻及补佚订讹之事皆陶君心如任之，经历三载，至今四月而始讫功，噫，可谓艰矣”。为什么此书覆刊如此之难呢?原来，此书先假沈曾植藏本倩良工精摹上版，迨刊成校对时，才发现卷四七律缺佚六十首，卷六七绝缺佚五十首。细审实由元本脱叶所致。查缪艺风本及北京图书馆藏本亦皆缺此，知其书流传散佚由来已久矣。无奈，乃驰书商借铁琴铜剑楼瞿氏所藏旧抄本。及抄本邮至。仿元版字体补写增入，而行格又不能适合。因徘徊莫决者累月。后更托请友人自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写元本缺叶以归，方得合成全壁。“于是积年之疑滞为之疏解，传本之讹夺成得补完，中心愉畅者累日”。
毕生从事文化事业的状元骆成骧
&&& 骆成骧，字公辅()，四川资中人。初应童子试，独尽得题解，且正其误，文如宿构。州官高怡楼大喜，试期方半，遽取卷入内密圈之，出问“业师谁也”?闻由庭训。骆父文廷，少孤贫，勤学，为同治时秀才。试事毕，高遂聘骆父入署训其子，备至敬礼。&&& 骆弱龄至成都。时湘潭王壬秋(阊运)长尊经书院，见骆文，许以远至。骆从王氏学，博学精思，为尊经书院高才生。&&& 癸巳(1893年)，骆以第三名中四川乡试。甲午(1894年)。入京，会试不售，困甚。尝代馆教八旗官学，为生徒细释义法，数月课业大进，竟使文章全不通者亦下笔成章，斐然可观。骆喜，捐薪修之半以奖优秀生徒。居官学主人大学士荣华清称骆无民族歧见，曾荐骆任山西学司。&&& 乙未(1895年)，会试得售。继而殿试，初抑于中堂徐桐，中探花。卒伸于德宗(光绪)，中状元。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人思改革，但格于定制。清代严于祖制，虽入主不能擅改，骆殿试策对乃合祖法、整顿二者为一言之，因名革实，阻阂遂去。又以所言关系重大，逾越常习，故委婉共词，一以诚恳出之。如策对：“臣愿陛下思昔之所以强，今之所以弱，昔之兵额何其少而无敌，今之兵额何其多而无用，知必由奉行之不力，而非法之不善。然后亲临大阅，取其不力者正以军法，则将士咸思自奋，而自强之计得矣!”又如策对：“大抵艰难之君，事必躬亲，故将帅不敢欺。承平之后，君委之将帅，将帅委之偏裨，上下以虚文相应，一旦缓急有事，无可恃者。此非择法之难，而实力行法之难也。”又如策对：“观孙子之斩队长，则兵以明赏罚为主，观吴子之对山河，则国亦以得人心为主。”时人不察，疑策对语皆质朴，何以动人主若是，竞以策对中“主忧臣辱”等词当之，瞬即流传一时。&&& 戊戌(1898年)春，骆与四川乡人创办蜀学堂于北京，讲习新式学科，身为学生兼职员。乡人无论官商士庶，自动来校者六十余人，同堂钻研，进步甚速。甫数月，奉命任京师大学堂(即后北京大学)提调，遂辍读，仅任蜀学堂办事员。新政猝变，杨、刘及难(绵竹杨锐、富颀刘光第与林旭、杨秀深、谭嗣同和康广仁同时被杀害，称六君子)，同乡某达官忙至蜀学堂以红纸大书贴门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骆撕去之曰：“杀人时不来看对联也!”某达官惶然呼曰：“公X，此何时也，而言此乎i”续读蜀学堂者遂寥寥无几矣。&&& 戊戌(1898年)夏，初办京师大学堂。大学士孙家鼎任监督，下设四提调执行一切。骆名首列，三人者皆前辈也，骆不解其故。独禊被宿大学堂，事无巨细。皆亲理之，余人则日月至焉而已。暇时，骆对孙语所疑。孙曰：“以君有条子耳！”意指请托书也。骆惊曰：“此所决不敢为！”孙又曰：“条子之来甚高。”询其故，则孙得德宗(光绪)面谕云：“骆成骧可于京师大学堂任一差事。”骆乙未点元后，德宗每切关注，凡典学衡文之差，每必与。当时德宗巳失势，所得主持事大抵文教耳。&&& 丙午(1906年)，骆奉清廷命，经朝鲜东渡日本考察宪政，始习日文。戊申(1908年)，为《宪法议院法渊鉴》作序。盖骆与同留学诸友译十六国宪法条文，而辑《议院法》附于后，以为讲求法政者参考之资。译本曾进呈，意在使人主知立宪无损于君而早行宪。&&& 戊申(1908年)，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聘，乘海船经澎湖。舟中有《望台湾诸山》七律一首，结甸。自弃吾民鱼鳖里，珠崖前事是何心?”盖伤马关条约清廷之割台也。由粤至桂，主桂林法政学校。张身率官属聆讲如学生。法校分官绅两班，彼此竞胜，至牌禁非时读书，仍不能止。桂林法校所出人才之盛，遂冠全国。&&& 庚成(1910年)．骆任山西学司，曾修改部章数十条，学部完全采纳，评绩为全国第一。清世山西风尚，重商轻士。骆自审非特别努力，破除积习，必无实效可言。莅任酋重核实，一科员，一仆从，单车千里，风雪炎暑无避。小县穷乡，猝然莅止，直上讲台与学生对语，官场公文塞责之底毕露。于是，以学务废弛，不到任者则撤换。各县闻风震动，学务大变。&&& 辛亥革命爆发，隆裕太后得山西臣工奏请逊位表章，览骆成骧名，泣曰：“骆某亦谓当如是耶?”民国元年，骆自晋返川，乡人不约而同，推骆为四川省议会议长。每案骆必隔夕先阅，得其纲要，故议决速而少误。后政党渐兴，骆不肯借任何方面以自固，次年退而办学。不久，党争愈急，骆感时诗有，异党未消同党裂，外忧方起内忧深”之句。四川省内尹昌衡、胡文澜二督，各有拥者，煎迫所至，势将糜烂成都而一战。骆竭诚调停其间，劝尹自退以全民，尹从焉。骆感其从善之勇，故此后为尹奔走调护，使之免于袁世凯之害(辛亥革命之际，为尹所杀之赵尔丰之兄尔巽受袁重用，必欲杀尹以报弟仇)。骆死后三年间，每值忌日，尹必到骆宅祭奠。&&& 袁世凯将为帝，每倡言民主制不宜于中国。以杨度为首诸人于北京成立筹安会，亦言民主制不宜于中国。袁氏又欲得各省负夙望者赞成帝制。于是成都县知事来为袁游说，推骆为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骆大怒，拍案叱之去。当时任川督者陈宦，为骆初办京师大学堂所识拔学生，尝代表黎元洪由湖北入京，参与袁氏机密，遂为袁所重用而来川。洪宪事起，陈一日严设兵卫来骆宅，屏人密请曰：“袁谋为帝，令天下劝进，遣人讽学生(指陈自已)为外官倡。从之，贻全国笑骂；拒之，则左右皆袁氏人，随时有生命忧。如何而可?”骆曰：“此未可明拒也。方今情势，成都、南京并重，而南京冯国璋久于袁，可以资望推让之。蔡锷方自云南起义讨袁，宜暗与联名函冯，许以袁败后推彼为大总统，则袁笼络术穷，失恃而败矣。”陈言聆计从，离骆宅而去。旋遭秘书来请骆拟电稿讨袁。骆走笔立成讨袁三电稿，拍案曰：“要气死国贼!”并嘱秘书转达陈，事变至某时期发某稿，三电而事毕。冯得陈蔡联名密电，对拥袁倒袁事，大费踌躇．态度久不定，后乃声称武装调停。袁猝出意外，犹望陈助，而讨袁三电按期发出，陈宣布四川独立。袁绝望退位，惭愧交加，呕血而死。骆咏剑诗有“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之句，盖对袁氏恨之亦快之也。&&& 蔡锷率滇黔军入成都继主川事。蔡与骆在北京故相识，至是特请理四川政事，骆辞之。不久，蔡以病离川赴沪就医，旋东渡日本横滨就医，皆无效，遂死去。骆尝曰：“蔡人极聪明，识大体，惜因避袁世凯猜忌，于北京浪游致疾，人亡国瘁，深可惜也！”骆子成都追悼会上《祭蔡松坡(蔡锷字)督军文》中有“面折公过，公无愠心，密叩公志，公无隐情。谓公诸葛，同揆忠诚。公谓强国，宜先强蜀，十年培灌，坐待嘉木。”又“举国心目，视公安危。公行东渡，众心西悲。嗟哉二竖，穷彼良医”等旬，深致悼念之情意。&&& 陈宦离川，行前以办学生军名义存款四千元赠骆。骆适长四川高等学校，便将此款归高校。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欲将高等以上教育皆集中北京，尽停各省高校，骆乃任各校教员以自给。继而，各种党派纷入学校，学术德义策源之地，尽为权利斗争之场。骆因此罢教，日食所需，朝不谋夕，困可知也。&&& 晚年居成都，一日，有人喜入告曰：“近时人望有五老七贤之推，而公为七贤首。”骆坦然曰：“彼谓‘五’老不死，‘七’讨人嫌耳！”后果造谣者动辄诬陷曰，“五老七贤”如何主张，又如何反对。实此十数人者居处言行迥不相谋，在此一网打尽之口号下，遂莫能德齿自任，稍作辩自，造谣者可谓巧矣。然经历岁时，川省人士成乐称此名，乐道其人．又造谣者初料所不及也。&&& 骆曾与井研廖平同处尊经书院，从王壬秋学，尝谓王为文好新奇，廖则专务新奇。民国壬戌(1922年)。廖氏以年老辞成都国学院事，人举继任者问之，皆坚持以为不可，言及骆某始首肯。骆至院，尽改廖氏学说。生徒中有不平者，于廖返校移交时，愤然而质曰：“廖先生学说．骆先生乃谓全不可用?”骆徐喻之曰：“吾与廖先生之争，数十年矣，岂自今日始耶!”廖为之大笑。言者不得要领，逡巡自去。而貉廖之友谊始终甚笃。&&& 民国九年(1920年)，骆长子凤嶙留学德国归，言德人有专习东方柔术者，谓其远胜泰西。鉴于世界战机尚伏，国于斯世，临阵肉搏之术，不可不讲。适成都有武士会，每年比赛拳足，赳赳者多鲁莽灭裂，时起争端。后众推骆为武士会长，骆乃约集当时四川军政人士，新订章程执行之。骆尝为人作得千金，尽捐之武士会。又募集若干，建国术馆于成都少城公园。川中武士闻风而动者甚众，讲求柔术，比赛拳足，极一时之盛。骆亦学习柔术，并讲求射箭法，成立射德会，川中军政及各界人士来习射者颇多。&&& 骆之一生，青少年时苦读经史、习文章，中年入仕，则致力经世学问，期用世无负。然终清之季，所职不越文化教育。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皆从事教育以至终老。既见四川内战频仍，军政当道贪欲横恣，乃发愤昌言诉之贬之，载之楮墨，形于诗歌，再三不已，渐与时忤，常厨灶屡空，不稍改易。于是川中人士有“穷状元”之称，以至殁世。骆之逝世，各地亲友及不相识者纷以挽词相寄，就中佳制颇多，如桐城方旭挽联云：“提学一官同，我闻三晋云山，人思教泽歌芹泮；状元千古绝，留得半塘秋水，楼对清漪似桂湖。”来源:
&&& 注：本篇事略发考骆成骧《清漪楼遗稿》及其序言(序言为骆长子凤嶙所作)。骆是我舅父。虽音客笑语。记忆颇详．但德行文章．所知不多。如本文思想认识、事实叙述有不当之处，敬希阅者批评指正。
附：骆成骧乙未殿试策&&& 臣对：臣闻殷忧所以启圣，故盛世不妨有水旱之灾，直言所以竭忠，故诤臣不避斧钺之罪。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贾谊曰：“遇祸而惧，祸反成福；遇福而喜，福反成祸。”此殷忧启圣之说也。臣观汉廷对策，如贾谊、董仲舒、谷永、杜邺，申屠刚，李寻辈，类能破除忌讳，指斥得失，上及宫禁，下及草野，内及权要，外及四夷，见闻所及，靡敢隐饰，以偷为苟合，此直言竭忠之证也。历观自古凡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者，恒由此道，不可不察也。&&& 窃惟皇帝陛下，夙承大业，日慎一日。近以时事多艰，人才孔亟，诏书勤勤恳恳，举治兵、会计、节俭、农事诸大政，期号臣等图之。又复诏以直言无隐。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即臣发愤忘死之日也，何敢拘牵常格，而不为我陛下陈之。&&& 伏读制策有目，兵以威天下，亦以安天下。然非勤加训练，则无以制胜。因举古之善言兵者以为法，此诚佳兵之至计也。臣案兵法莫详于周，自司马专书散失，而蔸、苗猕狩遗意，尚见于司马之职，而汉之都肄，唐之讲武，宋之大阅，名异而实同。然汉、唐、宋三朝，其开国之初，兵额少而愈强，兵额多而愈弱，虽有训练之名，而无训练之实，此将帅奉行不力之罪也。自古善将兵者，莫如战国之孙子、吴子，唐之李靖，明之王骥、戚继光，要不过实力奉行而已。观孙子之斩队长，则兵以明赏罚为主，观吴子之对山河，则国亦以得人心为主。臣观自古为国之道，未有不能自胜而能胜人者也。故十三篇之法，一言以蔽之曰：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盖惟在已者足恃也。至淮南杜牧、苏轼所论，大旨略同。兵略所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亦孙子奇正相生之法也。大抵艰难之君，事必躬亲，故将帅不敢。欺。承平之后，君委之将帅，将帅委之偏裨，上下以虚文相应，一旦缓急有事，无可恃者。此非择法之难，丽实力行法之难也。&&& 昔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以辽阳、隅之众无敌于天下，汤武之盛何以异此?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俱以冲龄践祚，削平祸乱，驯致太平。臣愿陛下思昔之所以强，今之所以弱，昔之兵额何其少而无敌，今之兵额何其多而无用，知必由奉行之不力而非法之不善。然后亲临大阅，取其不力者正以军法．则将士咸思自奋．而自强之计得矣。此臣所谓殷忧启圣者一也。&&& 制策又以国用必有会计，因备举历代财赋之法，此诚足兵必先足食之至意也。臣案会稽之与会计，实以一声相传，至周礼言财，多用会计，不徒见于小宰司会也。自汉以后，历唐、宋、明，会计操于京师，其法非不详尽．然开创之初，财赋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赋多而愈贫，非会计之不精，而出之多于入也。昔在雍正、之际，世宗宪皇帝、高宗纯皇帝屡次缓征免赋，而财用充足，兵饷不乏，四征弗庭，转输相继。臣愿陛下思昔之所以富，今之所以贫，昔之财赋非不少，今之财赋非不多，贫富悬绝者，知必由兵额太广，糜费太多，侵渔太众，上下相蒙，隐忍不言，而非会计之不能工也。然后亲核名实，取其虚费者而裁之；取其贪婪者而黜之，则官吏咸思自勉，而自强之计得矣。此臣所谓殷忧启圣者二也。&&& 制策又以自古求治之主，每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因考其心迹之诚伪而下及于士庶，此诚以俭足用之至意也。臣案尧之土阶，舜之土簋，禹之恶衣，文之卑服，固由圣德节俭，不尚奢侈。若汉文帝衣绨履革，蒲席苇带，观其罢露台之言，恐费中人十家之产，此诚忧民之心，积于本日，故能屏雕文之饰，成富庶之业，而非务其名也。自晋代以后之君，非不焚翟裘?毁筒布，却珠宝，一冠三载，一衣屡浣，而治功不能比于隆古者，务其名而不务其实也。至于闾阎之困，由制度不明，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其源由人君奢侈，大臣效之，大臣奢侈，士庶效之，转相摩效，以至于此也。故贾谊之策，斤斤于明法制，诚有见于其源也。臣观今之民物，生齿日繁，地方日竭，即便力俭，犹恐不足，况于奢侈，后将何以为继l臣愿陛下念民生之日戚，思物力之有限，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而大臣之服物，宫室严为定制，有敢越度，罪之无赦，则士庶自相习成风。民知陛下之为民也，则捐输不以为苦；陛下知民之忠上也，则庋支不忍或过，而自强之计得矣。此臣所谓殷忧启圣者三也。&&& 制策又以民生以农事为本，因详求水利之法，此诚重农之至意也。臣案周命遂人，齐立水官，秦治泾水，汉穿渭渠，俱因地势高下，故能经画详至。自后，或修芍陂，或开利民、温润，或决三辅，或引滹沱，均能因利乘便，以济民生。至虞集、托克托、徐有贞、左光斗、申用懋等所陈，皆在畿辅之内，言皆切实可行。臣观冀州之境，漳、卫、潞、滹沱、桑乾之水，皆可导引，而督臣、河臣，每以畏难而止。臣愿陛下思根本之宜固，念转运之维艰，诏子内地，节次开办，则内地足食，而自强之计得矣!此臣所谓殷忧启圣者四也。&&& 凡此皆自强之至计，人所共知，特误于群臣奉行之不力，而非其理之深远难稽也，又非其事之迂阔难行也。断而行之，惟在陛下怀必行之志，操必行之法，悬必行之赏，则转祸为福，转败为功之机，实将于是乎在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震严。不胜战粟陨越之至。臣谨对。
“末代”状元骆成骧
&&& 骆成骧是一个颇富传奇的文化名人。他秀才是案首，举人是经魁，进士是状元；他是清王朝267年中唯一的一个四川人，又是四川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选议长；他是文状元，却又喜爱武功，创立了“射德会”并被选为“武士会”会长；他是清室旧臣，却是国民党政要敬畏他、共产党元勋敬爱他。他的狷介人生，流辉溢彩。&&& 一、巴山蜀水“破天荒”&&& 骆成骧，字公X（），资中舒家桥七里沟人，光绪二十七年乙未科殿试第一。有人将他称为“末代状元”并不确切，因为清朝科举开了112科，点了状元114名（内有二名与汉人同榜并列德满族状元）。骆成骧是第111名，在他之后还有贵州麻江人山东潍坊人王寿彭，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在晚清德状元群中，成就最大是“资本家状元”张蹇（骆成骧德上一科状元），影响最大的是骆成骧，因为他是大清王朝中唯一的一个四川籍状元。破了四川的“天荒”，填补了四川的空白，四川人对他倍感亲切，对于他金榜夺魁的佳话和传闻也特别之多。&&& 一种说法是他的祖坟选得好。骆家是明末清初从湖北迁到资中的，其祖先名叫骆万钟，据说有一次在山上砍柴，看到几个猴子抬着一个死猴，后面跟着一群小猴子，显得很悲痛的样子；前面有个老猴则很像戏剧中的孙悟空，手掌搭在眉头上遮住阳光，东张西望，跳来跳去，然后在一个山坳上选了一个地方 ，指手画脚，叫猴儿们刨了个土坑，将死猴埋了下去，但是却把尾巴露在外面。猴儿们的举动被悄悄跟在后面的骆万钟看得一清二楚，但闹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便请了阴阳先生前去瞧看。阴阳说那是死的猴王，而老猴子则有一种天生的堪舆风水的本领，它选的这个地方是弯弯屋基坳坳坟，如果人埋在这里，后世儿孙必出状元无疑，骆万钟便告诉儿子，今后他死了就葬在那里，后来果然应验，骆成骧中了状元。&&& 另一则佳话则是张大千记载下来的。他绘了一组《资州八胜图》在第六幅《三峰毓瑞》的跋语中他写道：“三峰在珠江南岸，青乌家言：‘当建三塔象笔架，必出状元’。塔成明年，骆公X大魁天下。”&&& 另外还有许多传说，都是说的资中的风水如何好，骆家的祖坟如何奇，慈禧太后又做了什么怪梦等等。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骆成骧刻苦攻读，以文章取胜。清朝中后期，一个人要想挤进上层社会共有四条途径，一是靠祖上立下的功劳而受到荫袭；二是出钱捐纳；三是从军立功；四是苦独圣贤，参加科举考试。骆成骧出身于世代务农的清贫之家，无荫可袭、无钱可捐、又没有当过兵，全靠在书山学海中的勤奋努力而博得头等功名。他自幼便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在回答父亲的“抖起精神触落满天星斗”的联语时，就发出了“长成羽翼冲开万里云霄”的豪言；在成都尊经书院读书时，射洪县的同学谢泰来与他联句，出句是“至穷无非讨口”，他应声对道：“不死总要出头！”表现出一股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参加乙未科的那场殿试中，光绪皇帝亲自出了四道试题，第一题是“为何开国之初兵额少而愈强，承平之后兵额多而愈弱？”骆成骧在殿试策中答道：“大抵艰难之君事必躬亲，故将帅不敢欺；承平之后，君委之将帅，将帅委之偏裨，上下虚文相应，一旦缓急有事，无可恃者。此非择法之难，而实行法之难也。”隐约点出了光绪帝这个“承平之君”无法亲政的隐痛，批评了机构臃肿和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诸多弊病。第二题是：“为何开创之初财富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富多而愈贫？是否由于会计不精呢？”骆成骧答道：“非会计之不精，实出之多而人之少也。”进而指出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症结在于“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渔太多、上下相蒙、隐忍不言。”而最为严重的则是官吏们上下相蒙的贪污腐败。第三题问的是人君节俭行为及其影响。骆成骧认为：“人君奢侈，大臣效之；大臣奢侈，士庶效之”，实则隐约沉痛地批评了慈禧太后骄奢淫逸所造成地败坏风气，呼吁“念民生之日思物力之有限，躬行节俭未天下先”。第四题专门讨论水利与农业问题。骆成骧总结了历代治水地成败得失，提出了在华北平原大兴水利、发展农业，以减少“转运之维艰”地战略思想。这篇《殿试策》全文不足两千字，却引经据典，十分贴切地引用了《左传》《国语》《韩非子》《孙子兵法》《淮南子》《史记》《汉书》等诸多名篇的先哲思想和言论，足见其涉猎之广泛、学识之渊博。在行文布局上，他层次分明，前后呼应，条分缕析，言词剀切，始终洋溢着为国分忧，变法图强的时代气息。尤其可贵的是：这篇文章虽然写于一百年前，其观念和提出的治国之道在现今也仍然有其积极和现实意义，实为百年一遇的经典之作。四川大学在《百年名校――四川大学》的校庆文章中写道：“这篇策对在四川大学师生的锦绣文章中可谓是‘正路’一格，至今仍可当古典论文范本阅览。”&&& 二、“状元公教书有瘾”&&& 科举制度的诱饵是“学而优则仕”。骆成骧是学得最优的，当然该“仕”。他当过很多官，但全是同读书人打交道的学官。他的生平无外办学校、教书，实为一位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他中状元之后，按惯例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过贵州省乡试考官，广西省乡试主考、山西省提学使、北京国史官纂修、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筹办过北京蜀学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四川高等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成都资属中学（招收资中。资阳、仁寿、井研、内江五县之资州所属生员）；执教过桂林法政学校、四川高等学校、四川法政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甚至在其母亲去世回乡“丁忧”期间都在资中重龙山三贤祠设馆教书，难怪梁启超打趣他说：“状元公教书有瘾”。聂荣臻元帅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清朝的官员们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字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聂荣臻回忆录》第3页）&&& 骆成骧爱教书，更强调教好书，常说“误人子弟犹如男盗女娼”。他在桂林法政学校执教时将学生分为“官班”和“绅班”，彼此竞赛优胜。广西中丞张鸣歧率领所属官员到学校听他讲课，他像对待学生一样，将官员们全部安到“官班”。在山西任提学使的时候，他将数十条部章予以修改，学部全部采纳，评绩为全国第一，山西风尚历来重商轻学，他一反陈规陋习，经常到各地视察，出行时一科员、一仆从、一单车，就像孔夫子周游列国那样，哪怕路途再远，气候再坏，也照行不误。到了一个地方，他就直接登上讲台与学生对谈，勉励他们用功学习。对于那些废弛学务的冗员，他毫不留情，予以辙换予以撤换，哪怕大吏说情也不为所动。于是各个州县闻风震动，全省学务大变。&&& 他还为孔祥熙的父亲写过香火牌位，牌位上的姓氏必须要有功名的人红笔书点，称为“点主”，骆成骧功名最高，孔家送了一千两白银，他全部用于学政，奖励学绩优良的生员。四川督军陈宦是他在京师大学堂识拔的学生，离开四川时送了四千元大洋给他，他分文不动，全部转赠给四川高等学校。在四川大学的校史上，他是第一个捐赠巨款的兴学重教之士。他对教育事业如此慷慨大方，而他自身却穷得要命，到了晚年“家无恒产，厨灶屡空”，连米都买不回去，吃饭都成问题，是个出了名得“穷状元”。他青少年之时豪迈的“至穷无非讨口，不死总要出头”，谁知“出头”之后还是那么穷困，能怪谁呢？&&& 三、时代潮流顺水舟&&& 骆成骧的一生是我国近代史上风起云涌、国事艰危的多事之秋，他经历了甲午海战、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倒袁、五四运动、军阀混战等一个又一个的大波巨澜，都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在言论上、行动上与进步思潮同步而行。在维新运动中，他属帝党人物，这与慈禧为首的“后党”相比，是进步的；1906年，他奉命赴日本考察宪政，与留学诸友翻译了16个国家的宪法条文，汇编为《宪法议院法渊鉴》和《议院法》，并撰写序文。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议院民主制度，在慈禧发动戊戌变法之前十二天的剑拔弩张中，冒着极大的风险向光绪皇帝呈上了《请选举议员和选举执政》的奏折，指出：“当今各国其政治最善者莫要于议院，议院之最善者莫要于公举执政”。主张“择大臣之通达时务者，界以事权。”强调择大臣“必公其议于众庶，所以见集思广益则天下情通，然后定其议于圣明，所以见执两用中，则天下之权正。”他还设计了一整套选举执政的具体方案和细则，可惜政变发生，胎死腹中，但它毕竟奏出了一首资本主义民主的序曲，突破了封建君主至高无上，决定一切的用人权和执政权，这无疑是对封建专政政体的严重挑战，其份量不会亚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三年之后，骆成骧回到四川，被社会各界公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后因不愿意介入党争，只干了一年便自动辞职，但他毕竟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议长，从民主的意义来说，不可低估。&&& 对于辛亥革命，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加入推翻满清的革命行例，但他也并未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进行对抗。他曾向其儿子骆骆风嶙说过这样一段话：“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由此可见他对革命是并不反对的，只是自家不愿介入罢了。不久武昌起义成功，他深感光绪知遇之恩，“痛苦不欲生，奔投井，家人环阻不克殉”。事后又含泪赋诗：“纵是瀛台亲笔点，皇清添个送丧臣”。这是他忠直为人的正常表现，不应非议，因为他的思想并不顽固，在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下，很快就转化过来，毅然提笔在山西臣工奏请清室逊位的表章上签上他的大名，隆裕太后看到他的名字，哭着说：“骆某亦谓当如是耶？”&&& 在“再造民国”的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骆成骧则是积极参予，立下殊功。先是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策划杨度等人在京组织筹安会，遣成都知县为之游说，请骆成骧为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受到骆成骧的严词斥责。骆的同乡杨禹昌在北京刺杀袁世凯未果而惨遭杀害，他不计自身安危，将杨禹昌的血衣、书籍收罗起来，带回资中，并满含深情地撰写了碑文《杨烈士节略》。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与四川督军陈宦所率之北洋军队交战于纳溪、泸州。陈宦原系袁世凯心腹，曾代表副总统黎元洪由湖北到北京，参与袁氏机密，袁委以成武将军兼巡抚使，督理四川军务并主持川政，于今蔡锷讨袁，四川首当其冲，不知如何是好。一日，他来到骆成骧家里，派卫士严密守护于宅外，屏去旁人，向老师讨教。他说“现在时局紧迫，我虽然受到袁氏重用，但他对称帝也很反感。我如果依从他，将受到天下人唾骂；如果反对他，我身边几乎全是袁世凯派来的人，随时都有生命之忧，请问老师如何是好？”骆成骧便象诸葛亮作隆中对那样，为陈宦设计了“联蔡、推冯、反袁”的六字方针，说道：“此未可明拒也。方今情势，成都南京并重，而南京冯国璋久于袁，可以资王推让之。蔡锷方自云南率护国军起义讨袁，宜暗与联名函冯，许以袁败后推彼为大总统，则袁笼络之术穷，失恃而败矣。”这一招是相当高明的，冯国璋接到陈蔡二人的联名密电，怦然心动，将袁世凯责令他的“武装讨逆”宣称为“武装调停”，使袁猝出意外，便指望陈宦能够全力相助，这是骆成骧便为陈宦代拟了三通电稿，自信的说：“要气死国贼！”&&& 第一道电报拍发于日，口气比较温和，只是劝袁退位而已。袁复电“善后即行”，以事拖延。5月12日，四川发出第二道电报，谓其“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请立即宣告退位。这一次电报就比上一次强硬多了。过了十天，又发出第三道电报，宣布四川独立，通告全国：“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以其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至于地方秩序，宦守土有责，谨当为国家尽力维持。新任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 这三道电报像催命符一般，使得袁世凯既惊恐、又愤怒，万万没有想到一向视为忠心可靠的陈宦都会反戈绝裂，气得大叫“人心大变！”在举国一致的声讨中，绝望退位，忧愤而亡，奇迹般地达到了状元公“要气死国贼”地预期目的。&&& 反之，骆成骧同蔡锷地交谊却相当深厚的，写有七律《送蔡松坡督军赴沪就医》，一起句就是“乾坤惨未清，忍泪送公行”，希望他早日康复，重新报效国民。蔡锷在日本去世，他悲痛万分，写下了《祭蔡松坡督军文》，在追悼会上声泪俱下地祭悼，闻者无不为之动容。骆成骧晚年卜居成都，时人以十二位名流尊为“五老七贤”，以他为七贤之首。他笑着说：“什么五老七贤？依我看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而已！”骆成骧确实有点“讨人嫌”，但不是讨民嫌，而是讨官嫌。因他对军阀混战极为反感，时常抨击，言词激烈，无所顾忌。那些乱石枭雄杀人如草芥，对状元公却无可奈何，还争着攀附斯文，自认门生。有一次“和平宴会”上，骆成骧指着宴席上地三个军长说：“你三人都在这里，今天正好比武，分个胜负，看谁是英雄，何必劳民伤财，拿兵来打战？！”说得三位军长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说：“状元公醉了！状元公醉了！”&&& 骆成骧是文状元，晚年却喜讲武，力倡“强国强种”。他将为人撰写碑文地千多元酬金捐给成都武士会，武士们请他当会长，他欣然受之，并制订训练章程，使会员们武技大为提高。后来他又设立“射德会”，研习射箭和柔术，自任会长。&&& 作为一代文魁，骆成骧才华横溢，著述颇丰，结集出版地作品有《左传五十凡例》、国文中坚集》、礼仪丧服会通浅释》、清漪楼杂著》、《清漪楼诗存》等。“诗存”载诗九百余首，风格豪放颇具稼轩气派，音韵铿锵如切玉昆刀，清新典雅而又略带几分苍凉古意。&&& 综观骆成骧地一生，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他是封建文化乳汁哺育而成地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跨入变革时代。在新的时代潮流中，他将“十字架”作武器，帮着进步力量击倒了袁世凯，通蔡锷一样，立下了“再造民国”之功。虽然他本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以为这是在为光绪报仇，将这一壮举视为“吾得为景帝杀一贼，于此可以骆成骧之志矣！”实际上他是为国家为民族“杀”了一贼。他的提倡民主、变法图强、重教兴学、护国倒袁……都是爱国行为，史学家誉他为“爱国状元”，当之无愧！（三道电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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