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职经历(上)
我的求职经历(上)
15年前，我从学校，来到咸宁温泉开发区后，时常有人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是谁介绍你来开发区工作的？”“你和开发区‘一把手’胡主任是什么关系？”在他们看来，我到开发区上班，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我说“是我自己找来的，我和胡主任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解释，继续问：“那你爸爸一定是在哪个局当局长吧？”我心里有些不痛快，觉得真是莫名其妙，我有没有关系你尽可能随便猜测，怎么把我早就去世的老爸也给拿了出来？不错，如果有个当官的爸爸，儿子的事情肯定好办多了，但总不能说没有当官的爸爸,儿子就不能到行政机关工作吧！于是我冷笑一声，实话实说：“我爸爸只是一个农民，并且十多年前就死了。”问我的人终于闭上嘴巴停止了追问，他们看到我不像说谎的样子，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没有说慌，我家世代务农，没有什么过硬的社会关系，我父亲在我上小学时就去世了。我到咸宁来上班，是我自己找来的。我父亲在天之灵有没有保佑我找到这份工作，我无从得之，他有另一个世界里有没有当“局长”，至少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托梦告诉我，我只知道他生前只是一个木匠。但是，在十几年前的咸宁，能够到温泉开发区上班，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党政机关，但却是咸宁地委行署的一个派出机构，同样也是吃“皇粮”。咸宁是什么地方？华中地区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市（当时还是一个县级市，只不过是咸宁地区所在地）。在中国，越是欠发达地区，人们越是愿意到行政机关吃“皇粮”。不用说，那时候在咸宁，有多少人削尖脑袋往行政机关里钻，拉关系、送礼，只要能达到目的，花多大本钱都行。然而，我既没有过硬的关系，也没有给任何人送过礼，如果说要送礼的话，也只是花了20元钱买了两瓶劣质白酒给人拜了一个年（这事在文章后面有交待），但我还是顺利的来到了开发区工作。当我来到开发区工作后，那些问我“用什么关系来到开发区工作的？”“你爸爸在哪个局当局长吧？”的人，不由得提醒我，我能来咸宁温泉开发区工作，近乎是一个奇迹。
哲学家告诉我们，奇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偶然事件的后面一定有其必然性。期间，除了确保每门功课不补考以外，课余时间，我还学了些书法绘画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应是偶然事件后面的“必然性”因素吧。另外，为了找工作，我提前一年就处心积虑、四处奔波，吃尽苦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不知道这也是不是偶然性事件的“必然性”因素。
1990年，我从阳新一中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读书读了十几年，越读到后来越有经验。十几年的求学生涯中，每升一次学，便会有一个新目标在等着我。读小学的目标是上重点初中，读初中的目标是重点高中，到了高中，就变成了“一切为了高考”。进入大学之后呢？考研虽可以作目标，但那不是必选项目，我的必选项目就是――就业，这也可以看着是十几求学生涯的终极目标。
但是，自从进入大学后，我们就业的压力随着毕业的临近与日俱增。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地球人都知道农业院校学生不好就业。
如果时间提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不会发愁，因为那时候农学系的学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大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有些学生甚至还被分配到农业部。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后，就业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极少有分配到党政机关里的，能够分配到县农业局已是相当不错的了，大多数被分配到了农技站。农技站是什么东东？这个乡镇的二级单位的全称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站”。顾名思义，到农技站工作，就是去推广农业技术。农技站的人是什么形象？还没出校门，我们就清楚了：“远看是烧炭的，近看是要饭的，上前一问，原来是农技站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这对全国经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我们却如同雪上加霜。国家不再包分配了，以后的政策是“双向选择”，就是你选择就业单位，就业单位选择你。这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其实说白了，就是自己找工作。这下倒好，如果是国家分配，至少还可以被分配到乡镇一级的农技站，不至于找不到工作。但是“双向选择”后，也许连和“烧炭的”、“要饭的”平级的“农技站的”也不会“选择”我们了。
就业形势如此逼人，怎么办？班上60多个学生中，一部分人选择了考研。考研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攻读两年硕士后，学历上来了，就业自然容易得多。万一不行，还可以走做学问搞研究的路子，不愁没有前途。正如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如果不立即执行，缓期两年，那么死罪一般可以改判为无期徒刑。但是考研显然不适合我，我也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要考研。我的家境实在太差。大学四年，我常常为自己的生活费发愁。为此，我不知多少次掐着手指头计算着毕业的时间，希望毕业的时间早些到来，然后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尽快结束那种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读书生活。另外，我的学习成绩并不优秀，每门功课，我只求能够及格，不补考就行，“60分”对我足够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些厌学情绪，认为学农是没有前途的，学习成绩再好又有什么用？以这样的学习基础去考研，那和用鸡蛋去碰石头又有何区别？考研被否决了，那么依靠社会关系？这更是天方夜谭。我的家人、亲戚朋友全部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救世主只能是我自己。
好在我比别人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我书画方面的特长。依靠自己所学专业去找工作那简直是笑话，除非你想去当与“烧炭的”和“要饭的”一样的“农技站的”农业技术推广员。别以为我那些书画方面的特长不能帮我，事实证明，一个人如果具备一些一般人没有素质，机会肯定会更愿意青睐他。这不，就在我们班里所有人对将来的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的就业问题却迎来了一线曙光，而且，这曙光来得非常早。
1993年秋，也就是大四的上学期。一天，辅导员李康通知我，科研处的侯之学叫我到去一下，说是要我帮忙写几个字。给别人帮忙写写画画，这是我在校期间的“业余工作”。那时候电脑还远没有普及，谈不上电脑打字，更谈不上电脑刻字，投稿写书，户外宣传，全部依靠手写。在学校里，我书画方面的特长小有名气，特别是当上了大学生书画协会会长以后，名气更大了，常常帮学校制作一些宣传牌，帮一些老师抄抄写写，有时候还忙不过来。这次，听说有人找我写几个字，我还是与往常一样，按照李康老师告诉我的地址，来到科研处所属的那栋办公楼。
那栋办公楼，在学校西南面，有院墙围着。走进靠近路边的八字形的大门，就进入了院子里，再向右走几步，就是科研处办公楼。穿过一楼走廊，有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杂志社编辑部”。办公室里，摆着两张桌子，有两个人正在忙碌着。一个是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另一个则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头的案头摆满了稿纸，他正在埋头看那些稿子。我敲了敲门：“请问，侯老师在吗？我是农学系的钟道梁。”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从里屋里走出来，十分热情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你是钟道梁啊，快坐快坐。”我知道这个人正是侯之学了。他留着小平头，头发略微有些发白，有些发胖，眼睛小小的，显得很是精明。他告诉我，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杂志社隶属于学校科研处，刚创办不久，目前已经出了几期杂志，他在这里是副总编，目前全面负责杂志社的工作。简单介绍完毕，他带着我来到院门口，指着右边已经用白漆刷白的那面墙，说：“听说你的字写得好，请你来，就是要你在这个地方写上‘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杂志社’几个大字。”我寻问了他相关要求后，下午就买来排笔和红色油漆，画好格子，打好草稿，利用两天课余时间写好了，写的是略为拉长的黑体字。
写完后，侯之学前来“验收”，用他的小眼睛左看右看，走近了看，又退远了看，然后点点头说：“还可以。”我在学校帮别人写字，大家都说“写得好”，每当别人这样评价我时，我都有些飘飘然。有人说，错误的事情把他当成正确的事说一百遍，错误的事也就是真理了。我听到别人说我的写“写得好”何止一百遍？在我真的认为自己的字已经写得“炉火纯青”时，突然有人说“还可以”，不禁有些沮丧。好在“还可以”的评价也还可以，我也没必要去计较，何况，凭心而论，要想把美术字写好，的确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与揣摩。冷静地说，我火候还不够。应该说，侯之学那双小眼睛不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差多少，别看他小，看问题“还可以”。
我写的字，他基本说了实话，没有刻意恭维我，我也没有再次“飘然”，但是他接下来对我说的一些话，却让我有点高兴得疯狂。他对我说：“我们杂志社明年要安排一名毕业生，你愿不愿意来？如果你愿意，就利用课余时间到这里来帮帮忙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前几天，我还在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发愁呢，没想到离毕业还有将近一年，我的工作就有了眉目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要知道，留校工作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学校人文环境好，人际关系单纯，工资收入不差，还很有前途，如果想继续在学业上深造，较之流向社会的大学本科生，具有绝对优越的条件。只有相当优秀的学生会干部才有可能被学校领导相中。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留校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种选择。我在学校里，不是学生会干部，虽是书画协会会长，但毕竟与校领导接触少，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是不可能留校的。现在突然之间有这样的好事，当然高兴得不行。
此后的日子里，我常利用课余时间到编辑部帮忙，帮那位老头子审稿、校对，很积极，很勤奋。这个杂志，是月刊，发行才只有几期，但发行量在逐步上升。不过，与其他同类杂志相比，封面设计却显得很寒酸。侯之学意识到了这一点，常常跟我提起这个问题，说这个方面目前还是空白，他要我担起美术编辑的重任。此后他还和我谈起杂志社的社标，问我能否设计。我那时对这种设计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却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利用课余时间
“设计”起来。教我画画的王松君老师看了我的“设计”稿，毫不客气地说：“你这叫什么设计，这种代表一个企业形象的设计要求简洁明快，既要准确地表情达意，又要给人强烈的冲击力，还要新颖美观。”按他说的这些要求，我“设计”的图标是一条要求也不符合，只好作罢，后来我知道这叫企业形象设计。
虽然我在杂志社帮忙期间，没有真正做过杂志的美术编辑，也没有替杂志社设计出代表其形象的图标，但是侯之学一直没有放弃我，他认定我是优秀的，是有潜力的，而且他是十分希望把我留下来的。而且，在这最后的一年里，从来也没有人与我竞争杂志社这个位子，我留下来的机会，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了。
但是最终我并没有留下来。因为我是“定向生”。
什么是“定向生”？这是1990年大学招生的一项政策。就是在贫困山区招收高考分数未达到本科线的考生，这些考生大学毕业后，必须回原行政区工作。简单地说，就是从哪里来，必须到哪里去。当年我高考时，离本科线相差2分，我本以为只能上咸宁师专了，但后来被华中农业大学录取，实属意外。和我一起被“定向”录取的，还有阳新一中高三（3）班的漆勇政，也许我们有缘分，我们被分到了同一个班，而且在同一个寝室，睡上下铺。他的考分和我一模一样，同样差本科线2分。阳新县当时属咸宁地区管辖，按政策，我们必须回咸宁地区工作。这个政策，作为当事人的我，是心知肚明的。但我并不担心，因为往届也有定向生留校的先例。
也许是学校因为往届留下定向生惹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也许那年政策执行得比较严，这一次，学校发出话来，坚决不准“定向生”留校了。
但侯之学还是想让我留下来。1994年的5月份，他找到学校人事处，提出留下我。但人事处的领导说：“校领导说了，今年不得留定向生。”侯之学说：“钟道梁是，我们杂志社需要，应该留下来。”人事处领导说：“那你去找校长，这事我们不能作主。”于是侯之学又去找校长：“校长，我们杂志社成立不久，钟道梁很不错的，我们想留下他，只是他是定向生，您看这事能不能灵活处理一下？”。政策是校长定的，校长又不认得谁是钟道梁，当然不肯。侯之学碰了一鼻子灰，但还不死心，就去找科研处处长，科研处处长找到校长，但是校长同样没有给科研处处长面子。这下侯之学有些急了，留下我是他近一年时间里早就盘算好了的，怎么到关键时刻这事就卡壳了呢？他又去找校长，校长这次有些不高兴了，说：“钟道梁是你亲戚吗，你为什么非要留下他？”侯之学听校长这样说，心里相当怄气恼火，再也没有为我的事去找他了，我留校的事就此流产了。
这些事我本来不知道，是侯之学后来告诉我的。他对我说这事的时候，依然很气愤，说校长千不该万不该说他和我是亲戚。他说他是个倔脾气，受不得委屈，本想为学校留下人才，但却被人误解。他说他很无奈，要我原谅。我说我不怪你，你欣赏我，想留下我，我应该感激你才是。
虽然我对失去留校的机会有些遗憾，但却无所谓，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另外的工作了。
代替我留在杂志社的，是和我住一个寝室的同学金会平。金会平得到留校的机会，纯属瞎猫碰到死老鼠，靠的是运气。但是他比较诚实，没有花花架子，没有花花肠子，做人老实，做事老实。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每次回华农玩，他对我都很热情。但我到现在很怀疑他的工作能力，十几年过去了，我每次重回华农，他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进步。现在，杂志社已经撤了，他在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里当出纳，很不得意。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是捡了我的便宜，如果我到你这个位子混，肯定比你混得好。他不说话，只是笑笑。我从没怀疑当初他替代我是他搞了什么鬼，我相信他不会，我相信侯之学。
然而，我被骗了，侯之学也被骗了。学校所说的“定向生”不得留校，不过是一个慌言。和我一样是“定向生”的漆勇政却留了下来，到团校委上班了！
其实，他最先的愿望不是留校。我们这些从小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渡过的学生，也许身在福中不知福，也许是厌倦了读书，也许是觉得学校不够施展自己的才华，不管是什么原因，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愿望，那就是尽快离开学校，进入到社会里去。可以这样说，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的话，基本没人愿意留在学校工作，虽然说留校也有留校的好处，但大家更愿意毕业后步入社会，融入到社会这个大熔炉里。漆勇政也是一样，曾流露出不愿留校的意思，然而，当他了解了农学系这个专业的就业形势，在外面碰了壁以后，便再也不说不愿意留校了。93年寒假前，他信心百倍地说，要通过关系到阳新县政府去工作。但是，寒假结束后，他回到学校在寝室里还没放下行李，对我们说：“哈哈哈，没戏了，没戏了。”看来他的关系不是很硬，社会这所大学给他上了一课。这一课，让他下定决心留校，他当过学生会主席，学校主要领导全认识他，而且颇受赏识，关系又处得不错，这是他留校的优势条件，谁了比不了。
一样的“定向生”，不一样的命运。他留在了学校，我却没有，这是在我结束学生生活前，学校给我上的最后一课，也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课。多年后，我常常假设，如果当初决心留校的话，如果当初我去找找关系的话，情形可能又不一样了。
幸亏我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在侯之学答应我留校后，在大学四年级的上学期，也就是从1993年秋天开始，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一直在为就业问题努力着，我并没有放弃其他的就业选择。
1993年的秋天过得非常快，国庆节过后，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同学们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学校传来一个好消息，11月份，洪山体育馆将举行应届大学生供需见面会。这对大家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农学系学生党支部书记陈瑛告诉我们，大家要准备好，到时要到供需见面会去碰碰运气。同时，他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家腾出时间找工作，这个学期将提前几天放假，下学期也将推迟几天开学。放假后，大家可以利用一些社会关系，到有关单位去推销自己。
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大学生供需见面会，同学们纷纷行动起来，开始填写求职表。多数同学仅仅到学生工作处领取一张表格，填上自己入学以来各科学业的成绩，然后找系办领导签上“同意推荐”，盖上一个公章。我也去学生工作处领取了一张表格，但是我发现这个表格比较简单，没有个性。而且，仅有一张表格是远远不够的，我得设计一份求职书，这份求职书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独具匠心的。
我设计的求职书第一页是自己设计的表格，这张表格是我的导师彭定祥老师帮我打印的，他用拼音打字法在WpS汉字处理系统上弄了两个多小时才弄好，现在回想起来，真得感谢他。求职书和第二页是我的钢笔和毛笔书法，还有篆刻。第三与第四页，则是一幅人物国画《秋月》。国画背面，是我在校期间获取的所有荣誉证书的复印件。最后一页是一篇我在曾发表在校报的一篇文章《春日漫思》。这份求职书，囊括了我的学习成绩、书画写作特长和在校期间的表现，并介绍了我具备的工作能力、求职意向，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求职表，我自信，不管是谁，只要翻开我的求职书，一定会被打动。它不仅全面，而且独特，充满了个性。我最要好的朋友黄卫看了我的求职书后，深受启发，依着我的样式，制作了他的求职书，风格与我的十分接近。
求职书制作好后，我复印了十几份，准备拿到大学生供需见面会上去推荐自己。
但是，情况远没有我预想的那样好，而是十分的糟糕。
大学生供需见面会如期在武汉洪山体育馆举行。体育馆内，人山人海，整个运动场，全被黑压压的人头填满。我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如同猎人一样，一头扎入人海，在里面钻来钻去，猎取着适合的岗位。但是一两个小时下来，我的求职书没有发出去一份。需要用人的单位，基本上全是工业企业，没有一个企业需要农学类专业。我像泄气的皮球，很是沮丧，干脆挤出人群，爬到体育馆看台上。坐在看台上，看着体育场蚂蚁一样的人头，心中充满了郁闷，我精心准备的求职书竟无法派上用场！自从踏进华中农业大学的门槛，虽然觉得学农当然赶不上学工，但我很少埋怨不该学农，然而到这个时候，我是真的看到了农学专业毕业生的可怜！都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但学农的大学生绝对不是！我觉得我们真是被社会给抛弃了。
供需见面会的结果可想而知，不光是我，我们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找到任何机会，可谓全军覆没。但任何事情都应一分为二的看待，这次失败，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自己，给了一些同学重新调整毕业选择的机会。那些本打算考研的同学，更坚定了考研的决心，那些还在考研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同学，看到前途如此暗淡，也加入了考研大军。那些与校长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比如漆勇政，这时候更是坚定了留校的决心。对我而言，本也可以下定决心留校，因为在这个时候，侯之学已向我表过态，准备把我留在杂志社，我只需要抓住杂志社这根救命稻草，便可以高枕无忧。但是人是奇怪的动物，每个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总是认为，学校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而且，我更认为，我不能把赌注全部放在杂志社，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仍然没有放弃其它的选择，我时刻在寻找机会。
我的好友黄卫已经在学校的宣传橱窗里找到一条就业信息，隶属于中国农科院的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一名大学生。他寄去了与我风格极其相似的求职书，正在静待消息。他建议我也应关注一下学校提供的招聘信息。但学校提供的招聘信息与大学生供需见面会的情形差不多，并没有什么有利的信息。我非常羡慕黄卫，他就怎么在那么多信息里找到一条涉农的。不过，在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阴影，那就是罩在我头上紧KU咒，我是定向生，即便我找到了工作，恐怕人事部门也不会放过我，卡我脖子。我更多的希望在定向范围里找工作。
我来自阳新，但我根本不愿在阳新找工作。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梁智，他父亲当时在阳新县农业局当副局长，我曾向梁智以开玩笑的口吻谈过这事，说，我将来毕业了，找你父亲开个后门，到县农业局上班算了。梁智听了我这话，大不以为然，说，你到阳新工作干嘛，阳新县农业局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梁智的话对我真起了作用，从此，我再没想过要回阳新县。但是，阳新县属于咸宁地区，我的定向范围也是在咸宁地区，我想，我把目标定在咸宁总是可以的，那里毕竟是地区嘛，总不会发不出工资。在我看来，能发得出工资就行了。这个要求实在是太低了，若干年后我心里大骂自己太幼稚，太没见识，小农意识太重。
就是这个想法，决定了我的一生，就是这个决定，让我后悔一辈子。虽然现在我还只有40岁，说决定我一生后悔一辈子让人觉得还为时尚早，但是，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出意外的话，我肯定会在咸宁这个城市终老一生了。我不喜欢咸宁，以前不喜欢，现在不喜欢，以后肯定还是不喜欢。直接的原因是，咸宁这个城市太穷，给我的报酬少。我觉得以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不应该是现在咸宁财政每月给我发的那点儿工资。间接的原因是，我在这里十几年，虽然现在被“提拔”了，十分不容易地弄了个副处级，但从骨子里，我并不希罕这些虚名。搞了正处级又怎么样呢，还是没有成就感，还是穷光蛋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住在一个破屋子里一样，而这个破屋子是那样的寒碜，甚至有些见不得人。咸宁就是这个破屋子，身在其中，让我感觉到自卑，让我觉得委琐，让我觉得自惭形秽。我去外地旅游，别人问起我，我从来不说自己是湖北省咸宁人，而称自己是武汉人，他们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叫咸宁的地方。我到武汉去，也讳言自己是咸宁人，极力装出是武汉市人样子。这说起来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恨自己那时的胆子太小了，不仅胆子小，而且目光短浅。后来我又觉得是因为自己骨子里没有摆脱祖先留给我的小农意识，才让我选择了咸宁。后悔的感觉是痛苦的，痛苦之余，我又常常借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自己是“定向生”为由不得不到咸宁工作而自我安慰。
现在，我不得不详细地将我到咸宁来的经过重温一遍了。
事情还得从一个叫蔡明利的老师说起。
蔡明利老师在我大学四年级时教我水稻育种实验课。他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没有架子，十分谦和，而且脸上好像永远挂着友好的微笑。在他身上，体现着大学老师与中学老师最大的不同。大学老师是宽容的、亲近的，中学老师是严肃的、有距离感的。和大学老师相处，有点像朋友那样随便，与中学老师见面，有点像是老鼠见到猫。我不知别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有。我不知什么时候了解了一些蔡老师的情况，他是蒲坼（现赤壁市）人，在咸宁农校毕业，可能是来华农继续学习，然后留在华农任教。
这天，他正给我们讲课时，我却并没有认真听，而是在想自己的问题。当然还是在想毕业就业这个让人头痛的问题。这个学期眼看就要结束，离寒假越来越近。学校提前给毕业生放假，为的是给大家一个找工作的机会，说白了就是给大家一个找关系走后门的机会，我既没关系可拉，也没后门可走，眼看寒假要到，总不能让这个特殊的寒假泡汤吧。我正发愁呢，哪有心思听讲？不知是哪来的灵感，也不知是哪来的悟性，我突然想到，蔡老师不是蒲坼人吗？又在咸宁上过学，他在咸宁，一定有熟人关系，何不请他帮忙试试看？我刹时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动了，激动不已，于是抬起头，凝望着蔡老师，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我只觉得，他那张微笑着的脸更加可爱了，继而又觉得，他真是我的亲人！
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课。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还没有走完，我就迫不急待地来到蔡老师的案前，激动地、满怀希望地、又有些不安地对蔡老师说：“蔡老师，您在咸宁读过书，您现在在那里有没有同学？我在咸宁没有什么熟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想到那里去找工作，您能否帮我介绍一下，找他帮帮忙？”蔡老师仔细地听我讲完后说：“我在咸宁农校读过书，有很多同学在咸宁工作。你想到那里去找工作，可能还真有一个同学可以给你帮帮忙，他叫翟东明。这样吧，我给他写一封信推荐你，你带着到咸宁去找他。”说完，他拿起钢笔，在教案里撕下一页纸，刷刷刷地写上几行字，然后交给我。我没有想到蔡老师会这么爽快热情，当时我对他真是咸激不尽，拿着他给我写的介绍信千恩万谢地走了。
我家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关系，在我临近毕业的时候，在别人在纷纷削尖脑袋拉关系的时候，在别人纷纷把目光投向有权有势的人的时候，我却只能找我一个没权没势的任课老师帮忙，虽然看起来有点“病急乱投医”，但是我却没有找错人，还真找对了。蔡老师能够这样帮我的忙，我觉得他真是比亲人还亲！一直以来，我非常感激他，尽管我认为我选择到咸宁工作是一个错误。大学里，给我带过课的老师很多，可是能让我到现在还记得住姓名的很少，但是我却记住了他的名字：蔡明利。当我想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那脸上友好的笑容就浮现在我眼前。
寒假快结束了，我准备一放假就直接从武汉去咸宁。
手里有蔡老师的介绍信，我还觉得不够。我想，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我得给咸宁卷烟厂的厂长写封求职信，兴许我可以去卷烟厂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年我的钻劲是多么的厉害！为了工作，只要我想到了，只要有一点机会，我都不会放过。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来源于我的专业和书法特长。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有一个与工业沾得上边的因素，那就是烟草栽培，往届有很多学生毕业去了卷烟厂工作。我当然不认识咸宁卷烟厂的厂长，只是在电视里知道咸宁卷烟厂的厂长叫陈新民，爱好书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也爱好书法，同是书法爱好者，也许他会接受我。于是，我工工整整地用楷书给陈新民厂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他的无限仰慕，说明了我们共同的特长，表示了我希望到咸宁卷烟厂工作强烈愿望，并附上我的求职书。信写好以后，我盘算着信件从武汉到达咸宁的时间，寄得太早不行，不然当我到咸宁见到他时，他忘记了这封信怎么办？太晚了也不行，等我去见他时，如果他没收到这封信，我岂不是白写的吗？我觉得这封信很重要，它可是“投石问路”的。我对他的无限的仰慕、我和他共同的爱好，全都写在信里呢，这可是我见他前的重要铺垫，正所谓“人马未到，粮草先行”。盘算了很久，在放寒假前一星期左右，我将这封信投进了邮箱，估摸着我到咸宁的时候他刚刚收到这封信。
终于放寒假了。我带着蔡老师给我写好的介绍信和求职书，背上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开往咸宁的班车。这次咸宁之行，能否如意，我心里根本没有底。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仍然意气风发，自信人生三百里，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相信，凭我的才能，我在咸宁必有收获。
走出咸宁汽车站，我没有直接去咸宁地区行署，而是来到咸宁师专，我同村的有个叫钟道义的在那里读书。我来咸宁之前曾与他联系过，告诉他我要到咸宁来找工作，请他给我带带路。其实，带路不过是一个借口，重要的是，我在咸宁举目无亲，无所依靠，我身上的钱，除去买些馒头或者面条填饱肚子外，基本只够买一张从咸宁回家的汽车票，我没有多余的钱去住旅馆，我需要有一个借宿的地方，我不愿意天黑以后流落街头。
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钟道义，当天下午，他就带着我一起到咸宁地区行署去找翟东明。
来到咸宁地区行署办公室，敲开其中一扇门，怯怯地问：“请问翟东明在吗？”得到的回答是：“他调走了！”听到这话，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一种无助甚至绝望的感觉立即袭上头，我曾想象着找到翟东明以后的种种情形，但是根本没有去想他会调走。正如一个穷困倒的穷人，满怀希望去投奔自己的亲戚，千辛万苦，几经周折，几经磨难，好不容易找到亲戚的家里，满以为苦日子即将熬到头，却发现这个亲戚已经死了多年。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翟东明是被提拔后调走的，以我现在的经验看，如果当时他没有调走，还在行署办工作的话，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即使是我顺利地找到了他，他根本帮不了我的忙。
本来以为翟东明调到外地去了，当我听说他只是调到温泉开发区去了，心里一下子又踏实起来，心情像夏日的天气，刚刚是阴沉沉的天，一阵风吹过，马上又晴朗起来。心中的希望，如同瘪气的皮球，又慢慢鼓涨起来。于是，我们又去找开发区。钟道义也不知道开发区在哪里，因为这是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单位。行署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在离行署办不远温泉宾馆里面。
离开行署办，我们步行来到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不到一刻钟我们就到了。在别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翟东明的办公室。
当我们见到翟东明时，他正伏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见有人敲门，他抬起头，问道：“你们找谁啊？”在他抬头的一刹那，我看出了他对我们的到来充满了意外。他将近四十岁，个子不高，不胖不瘦。我拿出蔡老师的介绍信，毕恭毕敬地说：“我是蔡明利老师的学生，明年就要大学毕业了，他让我来找您，帮忙介绍工作。这是他写给您的信。”我尽量用简短的话，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弄明白我为什么来这里找他，找他干什么。最后，又充满诚意谦卑地补充说：“对不起，打挠你了！给你添麻烦了！”翟东明连说了几个“没关系”后，就站起来给我们倒茶。“你们蔡老师是我的同学，你的事，我会尽力帮忙。当年，我参加工作时，和你们一样，也是到处找人帮忙。我非常同情你的处境。”他对我们说话时，声音很轻、很和蔼、很热情。尤其是后面的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他之间的距离，让人听着很是舒服，原来他和我还有过同样的经历！然而，正当我傻傻的沉浸在他营造的温馨气氛中痴心妄想时，他话锋一转，“你看，我们单位暂时不要人，你有没有个人简历，放一份到我这里吧。如果有好的机会，我就向别的单位推荐你。”
听完他这一句话，我感到刚刚与他拉近的距离，又拉开了，刚被他营造起来的温馨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虽然我当时涉世未深，但仍能隐约感到，他这是在搪塞我，是在说“官话”！表面看，他说的话很中听，他会帮我，但等我一走，我给他的求职简历他可能会束之高阁，不闻不问。后来，当我进入社会这所最好的学校以后，在经历了许多“教育”以后，以被“教育”后的经验得到的结论是，他说的那些话肯定是搪塞我的。后来，我也学会了用同样的方法搪塞别人。这种搪塞别人的方法表面是隐蔽的，甚至是漂亮的，往往是令你无法拒绝的，即便你明知他是在搪塞你，你也要把他当作真的，并完成搪塞与被搪塞的过程。最后，当你被搪塞完了以后，还要说一句“谢谢啊”。
我马上拿出一份求职书，恭恭敬敬地交给了他。这份求职书，我自认为倾注了我无限心血、无限创意，这是第一次交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手上，尽管我已经感觉到他是在搪塞我，但我仍然充满期待，希望我的创意能够得到验证，希望我的求职书能够吸引住他，希望我的求职书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希望他看到我的求职书后改变搪塞我的主意。
他把求职书拿到手里，放在桌上，翻了翻，然后习惯性的往桌子左边那堆文件上一放。看样子，他是准备打发我们走了。我的心头一沉，突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失落感，我的求职书没能让他感兴趣！但是，也许是他刚才这不经意的一翻，让他发现了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不一会儿，他又伸出手来，从那一堆文件上面拿下我的求职书，重新放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他一边看，脸上一边现出意外的神色。大约十几分钟后，他终于看完了我的求职书，站起来，对准备离开的我们说：“你们等一下，我去去就来。”说完拿着我的求职书离开了办公室。我们不知他拿着求职书干什么去，也不知他为什么要我们等一下，只有等在那里。大约半小时后，他空着手回来了，显然求职书是放在哪个地方了。回到办公室后他对我说：“这样吧，你正月十五以后再到开发区来一趟，我们请你做点事。”没作任何表态。但是我意识到，如果他们是拒绝我，就不必要我明年再来了，而且是“做点事”，这事可能有戏。我说明年正月十五一定准时到，然后再次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准备离开。他又说：“对了，你这求职书还有没有，再给我一份。”于是在离开之前，我又恭恭敬敬地给了他一份。
走出温泉开发区办公楼，我感到无比的轻松。我知道，我的求职书已经起了作用。当初，如果不是我在求职书上绞尽脑汁，使求职书力求新颖独特，我的咸宁之行，可能就会被翟东明给搪塞走。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求职书对于求职的重要作用。后来我也知道了，我们到开发区去找翟东明时，开发区成立才不久，正是需要补充人员的时候，我的机遇是相当好的。翟东明当时在温泉开发区担任工委委员，办公室主任，他看了我的求职书后，离开办公室那段时间，其实是到“一把手”胡嗣祥办公室里去了。胡嗣祥看了我的求职书，很感兴趣，有意录用我。但在作决定前，要先看看我的工作能力是否真如求职书上所言。当时恰好开发区总体规划制定完成，他就想到让我正月初八上班后，到开发区来制作一块开发区总体规划宣传板，挂到会议室里作为装饰。
这是1994年春节的正月十五以后的事了。下面，我得说说我到咸宁卷烟厂求职的这个小插曲了。
从温泉开发区办公楼下来，我们并没有回到咸宁师专，我还有一件事，我要到咸宁卷烟厂去找他们厂长，问问他们要不要我。
钟道义劝我不要去算了，他说我又没有什么关系，仅凭自己写的一封信，能打动人家厂长？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后来我到咸宁工作后，才发现咸宁卷烟厂是咸宁最好的企业之一，效益好，待遇高，很多人都想到那里去上班，但是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那便是痴人说梦。我的同班同学周长明，就是凭着过硬的关系被安排到咸宁卷烟厂工作。当然这是后来发生的事，这个时候我还不知周长明在咸宁卷烟厂有什么关系，后来我也没有问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反正他是通过关系进去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我还是要去找一找咸宁卷烟厂的厂长陈新民，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去碰一下运气，我给他写的那封信不能白写。反正去找他又不亏本，怕什么，要我就要，不要拉倒。老实说，我那时候对社会知识一无所知，甚至有点傻里傻气。我把世界上的人和事想象得十分美好，我认为如果咸宁卷烟厂需要人的话，应该考虑我，我没有想过那些送礼拉关系的事。这也难怪，从小到大，我家从来没有为了求人去给别人送礼，别人也没有到我家送礼求我们，我从来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特殊的交易。没有经历过，当然不会考虑到要去送礼。事实上，即便是我考虑了这些因素，我也没有办法，我既没有关系，也没钱送礼。如果我考虑了这些因素，可能我就没有胆量去卷烟厂找陈新民了。像我这种傻得有点可爱的傻气，有的人把它称之为“初生牛犊不怕虎”。
钟道义对我的这些做法当然不理解，我反而劝他说：“你也面临毕业了，其实你也应该主动一点，自己去找工作，不要等到上面给你分配，那样他们不会给你分配好地单位的，到时如果把你分到哪个山窝里的村办小学去教书，那就惨了。像我们这些人，家里没有什么关系，只能靠自己。”但他对我的话无动于衷，最终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为，他到后来一直等着国家分配，后来他被分配到阳新县某个乡中学里去教书了。
来到咸宁卷烟厂，我们找到了厂长办公室。由于在电视里见过陈新民一两次，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办公室里有两个人正在与陈新民说话，我们就在厂长办公室门口等着，不一会儿，这两个人离开了，我们马上去敲开了他的门。我很客气很礼貌地对陈新民说：“陈厂长，您好！我是华中农业大学的钟道梁，不久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希望卷烟厂能给我一个机会……”有了我给他写的那封信做铺垫，陈新民对我的到来，并不意外。但他依旧坐在办公椅上不动，只是淡淡地说：“你给我写的信，我收到了。你很不错啊，我已把你的资料交给了卷烟厂党委杨书记，你去找他吧，他会给你安排的。”
他说的话简单干脆，我特别注意到了他说的“你很不错”这句对我肯定的话，这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舞，我觉得这事有戏，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来到杨书记办公室。简单介绍两句后，杨书记二话没说，要我们跟他走，径直把我们带到卷烟厂商标科，他说看看商标科是否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可是，当我们来到商标科时，商标科的办公室锁着，没有人。杨厂长说：“你先回吧，明天早上八点钟再来，晚上我和商标科的人说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舍不得坐“麻木”，一直步行到烟厂。当我来到杨书记办公室时，已经迟到了约20分钟。一见到杨书记，连说“对不起，我迟到了。”杨书记说：“没关系，我问了商标科，他们说不缺人。”
上帝的审判比预想的来的要早。我没有想到事情这么快就泡汤了，昨天离开烟厂时还充满了希望，一夜之间，我就没有半点机会了。现在不能不说钟道义对我这样找工作方式的质疑是错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然而这件事情，我常常充满疑惑。杨书记的所作所为，让我疑窦丛生。破绽百出的是他说的“商标科说不要人”这句话，到底是商标科领导他还是他领导商标科？商标科要不要人，书记竟然不知道？我认真分析了这个疑点后，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释便是，当天晚上我应该去给他送礼，而且是一个重礼。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与商标科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