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克北京&揭其“吃活人”的真相
&&&&來源：&&&&
&&&&&&字號
原標題：歷史上的今天：李自成攻克北京 揭其"吃活人"的真相
李自成生死之謎--滿清與南明均未取得他的首級
李自成畫像(資料圖)
　　本文摘自《大清十五疑案真相》，作者：闞紅柳，出版社：中華書局
　　李自成逃禪石門夾山一說，流傳極廣。湖南省的石門縣古稱澧陽，又稱澧州。據清代乾隆年間的《澧州志林》所收澧州知州何的《李自成傳》一文稱，李自成兵敗，獨竄石門之夾山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文中所指夾山即夾山寺，該寺位於石門縣東15公裡的三板橋，是一座唐代古剎，也就是本文一開始講到的那個地方。寺內遺有與此說相關的一些碑記塔銘、詩文殘板，以及奉天玉和尚的骨片和包括宮廷玉器在內的許多遺物，包括在1980年的考古發掘中發現的諸多文物。這些無疑構成了此說的有力佐証。
　　何的說法也是有關“闖王”出家的最早記載。據言，何曾到夾山進行考察，見到了一位服侍過奉天玉和尚的、口音像陝西人的70歲老和尚，他告訴何，奉天玉和尚是順治初年來寺的，並取出其畫像。據說畫上人酷似史書所記李自成的模樣。有人根據李自成曾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后又稱“新順王”，斷定“奉天玉”即“奉天王”多一點，是為隱諱。而奉天玉和尚墓葬中發現的骨灰和磚刻《塔銘》，墓葬中，其弟子野拂所撰碑文及有關文物，都與何之文相印証。據持此說法的人推測，“野拂”就是李過，李過就是李自成的親侄兒李錦，由此可証，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在夾山寺裡還發現了記述奉天玉和尚《重修夾山靈泉禪院功德碑》(康熙碑)和《重修夾山靈泉寺碑壇》(道光碑)及密藏牆洞的《支那撰述》、詠梅殘版和野拂撰文殘碑、野拂墓碑、闖王令牌、臨澧蔣家傳世文物、6枚“永昌通寶”銅幣、7個“西安王”銅馬鈴，更有夾山寺地道地宮密室發現的石雕龜形敕印。敕與詔一樣，都隻有君王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能用敕和詔的。敕印與奉天玉詔這一切似乎進一步証實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本人的事實。
　　持此說的另一依據是從戰略推理上得出來的，認為李自成去當和尚，是為情勢之所迫，是為了聯明抗清。當時，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的主要敵人，已經不再是明朝的勢力，而換成了氣勢洶洶的清軍。抗清已成為了當務之急。聯合國內的其他武裝力量便也顯得舉足輕重了。當時可以聯合抗清的，隻有唐王朱聿鍵手下的湖南何騰蛟。但與何騰蛟談判，部隊必須交何指揮，而何是唐王的宰臣，李自成則是皇帝，這在情理上是難以接受的。況且，李自成逼死了崇禎皇帝，深恐唐王不能諒解。於是，李自成遂採取假死、隱居的做法，巧妙地回避了矛盾，讓皇后高氏和李過出面與何騰蛟聯合，共同抗清。
　　然而，反對“逃禪說”的學者認為此說是經不起推敲的：奉天玉和尚雖然確有其人，但據塔銘記載，奉天玉曾歷經清要。何為清要?《朝野類要》卷二曰：“職慢位顯謂之清，職緊位顯謂之要，二者兼之，謂之清要。”李自成則與清、要毫無干系，塔銘的作者劉萱為明朝遺臣，他是忠於大明朝的，怎能為農民領袖李自成寫銘記功呢?這是無法理解的。況且，在1982年冬湖南慈利縣新發現的《野拂墓碑》中有“久恨權閹……也逐寇林……方期恢復中原”等詞句，這也表明野拂是痛恨宦官的明朝武官。而野拂對奉天玉和尚事謹慎的態度也說明他們之間關系的密切，同時說明奉天玉可能也是明朝遺臣。有記載說，奉天玉乃是順治年間從四川到石門縣夾山寺的雲游和尚，他初到夾山，見古剎破敗，便拋頭露面、沿門托缽，求乞多方支持，以修復寺廟。若果然是自成逃禪隱居於此，怎能如此張揚，不懂得保密呢!
　　其實在四月下旬，大順軍主力行進到距離江西九江不遠的地方就被清軍又一次追上。一通混戰之后，清軍攻入了大順軍的老營，將汝侯劉宗敏、軍師宋獻策、李自成的兩位叔父(趙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將領家屬俘獲。這一突然事變使得大順軍將士的士氣大沮。由於清軍已經追擊到九江一帶，大順軍東下的路途就有可能在長江下游被截斷，因為這時清軍的東路豫王多鐸部正在取道河南歸德府、安徽泗州向南京迫近，隨時有可能回師而上對大順軍實施包圍。李自成於是很敏銳地覺察出這一點，改變戰略，掉過頭來准備穿過江西北部轉入湖南。於是在途經湖北通山縣和江西寧州(今修水縣)交界的九宮山下的時候，李自成本人發生了意外。這一幕一定是驚心動魄的場面，在明、清兩方的文書裡面則都有記載。南明的五省總督何騰蛟在隆武元年所寫的《逆闖伏誅疏》中就說：
　　“臣揣闖逆知左兵南逞，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傅上瑞、章曠，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勇以待。闖果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連旬，闖逆困於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躡其后也，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參將張雙喜系闖逆義男，僅得馳馬先逸。而闖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爺被鄉兵殺死馬下，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郝搖旗於湘陰，撫袁宗第、藺養成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牆，無不眾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衿氓隸，亦無不眾口同辭也。張參將久住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時道臣逆闖之死狀。嗣后大行凶問至(指弘光帝被清軍俘獲)，剿撫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泥，誤死於鄉兵，而鄉兵初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為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剪滅，而致弩刃之交加，為千古大快也。自逆闖死，而闖二十余萬之眾初為逆闖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於臣。逆闖若不死，此二十萬之眾，偽侯偽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縱自如乎?”
　　何騰蛟的這份奏疏是關於李自成犧牲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下的最原始文獻之一。由於幾個月以后李自成的部將接受了他的節制，他有充分的條件從大順軍將領及士兵的口中獲悉李自成犧牲的經過。
　　而清軍負責追擊李自成的統帥阿濟格也向清廷報告了李自成的死訊。他說，大順軍在九江地區失利后，盡力窮竄入九宮山。他們在山中到處搜尋，也沒有找到李自成。降卒和被擒的大順軍士兵都說李自成逃走時被村民圍困，不能逃脫，自縊而死了。於是找了認識李自成的人去認尸，但是尸體腐爛，無法辨認。李自成是死是活，還得繼續察訪。
　　阿濟格的奏疏在主要情節上(時間、地點和犧牲經過)同何騰蛟的報告相一致，因為他的消息也是由當時原屬於大順軍的兵卒所提供的，也具有相當的准確性。
　　清初的史家費密在其所著《荒書》中對李自成犧牲的經過作了如下的描寫：
　　“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廣。自成尚有賊兵三萬人，令他賊統之，由興國州游屯至江西。自成親隨十八騎由通山縣過九宮山嶺即江西界。山民聞有賊至，群登山擊石，將十八騎打散。自成獨行至小月山牛脊嶺，會大雨，自成拉馬登嶺。山民程九伯者下與自成手搏，遂輾轉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殺之，刀血漬，又經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鏟殺自成，不知其為闖賊也。武昌已系大清總督，自成之親隨十八騎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縣，九伯不敢出認。縣官親入山諭以所殺者流賊李自成，獎其有功。九伯始往見總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經歷。”
　　費密的這段記載相當詳細，文中提到的牛脊嶺則的確是當地的地名，而程九伯也確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縣志》有他的小傳：“程九伯，六都人，順治二年五月闖賊萬余人至縣，蹂躪燒殺為虐，民無寧處。九伯聚眾，圍殺賊首於小源口。”另查《德安府志》職官志“國朝經歷”條下第一人即“陳九伯，通山人，順治二年任”。姓名雖稍誤，但也証明程九伯確實得到了清政府的獎賞。
　　根據上面列舉的史料，基本可以斷定李自成已經過世了。但是為什麼清廷和南明當時還要懷疑李自成的死訊呢?
　　其實多爾袞剛收到阿濟格關於李自成困死九宮山的奏疏時是相信的，他曾鄭重其事地告祭天地太廟，宣諭中外。地方官員也紛紛上表慶賀。可是，就在阿濟格班師回朝的途中，得到了大順軍重現江西的情報。由於阿濟格並沒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級為驗，多爾袞因此就開始懷疑李自成的死訊不可靠。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對即將進京的阿濟格大加呵責。因為李自成犧牲以后他直接統率的那支大順軍主力確實進入了江西寧州、瑞昌一帶。考慮到明清文獻中“闖賊”一詞既可指李自成本人也可指李自成起義軍，因大順軍在江西而產生自成遁走江西的誤傳並不奇怪。所以說，所謂“自成生死終未有實據雲”，“實據”其實應該就是指自成的首級了，這是清廷方面一直沒有得到的，產生懷疑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和清廷的情況相類似，李自成的死訊在南明的隆武朝廷裡也激起了波瀾。何騰蛟上奏自成身亡的經過情形以后，南明的隆武帝朱聿鍵“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盡管何騰蛟關於李自成死於九宮山團練之手的消息直接得自跟隨李自成的許多大順軍將領，其中甚至包括了李自成犧牲時就在身旁的養子張鼐，應當說是相當可靠的。但是，由於何騰蛟也未能獻上李自成的首級，隆武朝廷內部表示懷疑的便大有人在。右副都御史郭維經就曾經上書，認為李自成死於九宮山，五月死的，這些都是傳言，而且是等到七月他的部下投降何騰蛟時才知道的，又是過了年以后上報的。就這樣行大賞，似乎不太合適吧。況且李自成是生是死，是死在誰的手裡都不知道。萬一哪天殺李自成的人提著李自成的頭來請賞，真不知道何騰蛟該怎麼解釋?而且萬一李自成沒死，以后在哪個地方出現了，到那時，皇上您可怎麼辦哪?這麼一說，朱聿健也起了疑心，讓何騰蛟再報一次，然后再宣布這一捷報。在這種情況下，何騰蛟又第二次上疏辨明“闖死確有實據，闖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即《逆闖伏誅疏》)。
　　這樣，明、清雙方雖然分別得到了李自成犧牲的准確消息，卻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懷疑。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誰也沒有找到李自成的遺體，所以不敢十分確定。
　　李自成首級為什麼沒有落入彼此雙方之手呢?原因很簡單。就南明來說，大順軍在安葬了李自成遺體后就轉入江西和湖南，通山縣已屬清軍的勢力范圍。何騰蛟當時在湖南長沙，不大可能派人前往清方控制區去發掘李自成遺體。其次，何騰蛟名為五省軍務總督，實力卻相當有限，只是由於大順軍將領的主動才建立了聯合抗清陣線，“一時驟增兵十余萬”。即便有可能派軍隊進入通山縣，何騰蛟也絕不敢開罪於實力遠勝於自己嫡系軍隊的大順軍余部，跑去把李自成遺體挖出來梟首“報驗”。這個道理十分明顯，但他在疏中不便明說，隻好含糊其辭地解釋說剿撫道阻音絕，沒法拿到他的首級報驗。
　　至於阿濟格未能取得李自成首級的原因，大約是由於時間相隔稍久，農歷五月以后南方天氣已相當炎熱，“尸朽莫辨”也是完全可能的。上引康熙《通山縣志》記載大順軍在領袖犧牲后曾對當地的地主武裝實行報復性打擊，殺了幾千人。而清政府真正弄清楚李自成被害的具體情節，還是在順治二年(1645)七月十五日江西湖廣等八省總督佟養和上任后，“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縣”，才找到殺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阿濟格向清廷奏報的時候還沒有找到這個線索，他派去實地查驗的人在幾千具朽尸當中瞎轉，無法取得實証就毫不足怪了。
　　總之“闖王”李自成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千古少有的傳奇英雄，他發動和長期堅持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推翻了盛極一時的明王朝，但他卻敗在關外新興的北方少數民族--滿族所建立的清廷之下。無論是失誤也好，即使有天生缺憾也罷，由於當世、后世都對於這次起義和與這次起義有關的歷史資料的禁毀，致使我們今天對李自成一生中的許多問題已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了。因此關於李自成失敗后，直到最后歸宿的疑案，至今也同樣真相難明，雖然各方面各執一詞，但諸多的記載與傳說，還是有待於進一步去澄清和發現。
　　李自成處在幾方勢力的糾葛中，於明於清似乎他都不得不死，也好讓出師之人有了回復主子的理由，否則無法向各自的主子証明大順已去，平叛成功。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他仍存在不死的可能性。明清兩方派出的平叛大軍都急於向主子結案，他的軍隊被滅就是一個絕大的戰績，無法東山再起也可以說就等於李自成已死。這樣，也就可以給出李自成出家的機會，事實上，也隻有出家才符合情理。其實，被殺也好，出家也好，李自成以一介平民出身，肩扛反明大旗，且能進京稱帝，已然令人驚嘆。可惜，他這個皇帝隻當了14天。
(責編：朱曉慧（實習）、陳康清)
貴州頻道微信公眾號
貴州頻道手機版
官方新浪微博
官方人民微博
善意回帖，理性發言!
使用其他賬號登錄:
恭喜你，發表成功!
請牢記你的用戶名:，密碼:,立即進入修改密碼。
s后自動返回
5s后自動返回
恭喜你，發表成功!
5s后自動返回
最新評論熱門評論
24小時排行&|&
人 民 網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
人 民 網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李自成！李自成！李...
在当今我们这块神奇土地上，年年看反腐，反不完的腐，越反越腐，叫人头疼。还兴玩代表，人民代表和人民压根扯不上，离人民很远，高高在上。反腐也玩代表，摘吧出来的都是些小蚂蚱，意思意思。个别也有大点的，那是早就看不顺眼的，正好给腐出来。
本以为重庆的薄王事件会随着薄王的落马判刑早已尘埃落定，但现在看来还没完，因为18大后，又掀起一波针对性明显很强的乱拳式穷追猛打，不惜下绊子使暗腿，添油加醋，是彻底打瘫搞臭再踏上一只脚之势。可能薄王在重庆人的心中影响较大吧，那就在全国范围剿之。
曾经不可思议，在过去全国媒体和公众视界里的薄王是绝对最优秀的人民公仆形象，一身凛然正气，敢为民做主，同地方黑恶势力作坚决斗争，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是人民的偶像和楷模。但几乎一夜之间，他们也成了罪犯。不管你相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白纸黑字摆在那了：他们都有以权谋私的重大经济问题，有的还涉及澳门赌博，他们都有除配偶外的多个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
人民公仆，地方人民的小救星一夜之间变成人民的罪人，还不是因为有贪腐证据摆在那里并被抓住。这不由叫我想到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后一再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李自成是人民义军首领，推翻明王朝，解救了人民，但进入北京后迅速腐化，作威作福，变得不堪一击，并最终覆灭。
毛泽东的这种反复告诫，其用意就在：新中国的成立不希望是历史上那种官逼民反和皇帝更迭的简单重复，不希望是那种庸俗落后的常态循环，而是要建立永久性的人民政权，我们不再当原来那种高高在上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要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管理者，人民的公仆。
而当今纷纷倒下的贪官不都是新时期的李自成吗？“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可是有谁还记住开国领袖的这番告诫呢？但毛泽东自己的的确确做到了，他当国家领袖27年一直艰苦朴素，号召从简节约，不搜刮任何财产，不讲特殊化，所有精力一心为民，为国，就连逝世后的巨额手稿费也留给国家，他的后人至今过着最普通平民的生活，这在国际上实为罕见，令世人叹绝。从中我们看到了开国领袖毅然向盛行了几千年雍华骄奢的封建官家文化诀别的信念和态度。可如今有谁能保证自己不是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呢？不是戴着面具的李自成呢？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李自成是人民救星，还是吃人魔王_百度知道
李自成是人民救星，还是吃人魔王
提问者采纳
中国陕西米脂人，不同的角度，大顺政权的建立者，收留饥民。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重新起义，提出“均田免赋”口号，不纳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从这些生平事迹 来看，不同的看法哦李自成（），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即民歌之“迎闯王，原名鸿基。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队伍发展到数万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李自成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李自成怪圈”与“克伦威尔法则”
&&&&&&本期共收录文章3篇
　　1644：幸运年 中国论文网 /5/view-6786523.htm　　日，巍峨雄壮的北京城骤雪初晴，江山如画。 　　零星的炮声渐次停息，滚滚的浓烟正慢慢散去。在李自成大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北京城终于被一举占领。农民军战士青衣白甲，背负弓刀，威武雄壮地迈着铿锵的步伐举行入城仪式。 　　正午时分，农民军领袖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在牛金星、刘宗敏和数百精骑健兵的护卫下，一路踌躇满志地驰奔而来。一行人来到红墙黄瓦、雄壮庄严的承天门前，一骑当先的李自成面带矜持的微笑，顾盼自雄。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漂亮完胜，也是一次自信十足的精神宣誓。他抽出一支利箭，当着众人的面指着不远处高悬的“承天之门”匾额，斩钉截铁地朗声道：“如能安定天下，则一箭射中四字中心！”言毕一箭飞射而去，正中“天”字之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众人一时面面相觑。极善拍马奉承的牛金星灵机一动，立即大声拱手相贺：“中其下，当中分天下！”李自成听了十分满意，仰天大笑，扬长而去。 　　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1644年，同样是克伦威尔一鸣惊人锋芒毕露的幸运之年。在马斯顿草原上一场决定英国命运的大会战中，克伦威尔率领“新模范军”和国王查理一世领导的王军展开殊死搏杀，歼敌三千余人，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大炮十六门。 　　这是一场改变英国命运的伟大战争。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使这次战役永载史册，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谁也无法想象，四十五岁的克伦威尔，这位一举扭转乾坤的最耀眼的英雄，仅仅是两年前才参加国会军的一名“新兵”。这位半路从军的穷乡绅既没有读过军校， 也未曾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1644年，幸运女神同时眷顾了东西方这两位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这一年，他们都是光芒万丈的领袖，都是万众瞩目的“救星”。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潮摧枯拉朽，惊天动地。李自成率领他的大顺农民军一鼓作气打进北京城，明朝中央政权被推翻。历史紧接着上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五年后，在克伦威尔的主导下，英国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罪名，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倒霉的查理一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过议会和民众审判并被处死的国王。 　　无论是崇祯皇帝主动将绞索套向自己的脖子，还是查理被迫将脑袋伸向断头台，都如同晴空霹雳一般震撼了整个世界。因为将东西方这两位大国君主送上黄泉路的人，一位原本只是安分守己的贫苦驿卒，另一位则是经营着农庄的英国乡绅。 　　没有人会怀疑，他们都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命运的逆转 　　历史风云波诡云谲，变化万端，无论谁也想象不出，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生前身后的命运，竟然会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逆转。李自成“革”了大明王朝的命，他建立的大顺政权却运祚不长，兴亡转瞬，其后入主中原的大清仍然延续了明王朝的政治体制;而英国则最终以一种全新的制度“革”了君主专制的命，逐渐过渡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演变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暴易暴的怪圈式循环时，克伦威尔则带领英国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发展轨道。十七世纪中叶成为中英两国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焕然一新，成为人类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领跑者，而历经明末剧变的中国，却在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被后来居上的英国用炮舰屈辱地轰开脆弱的国门。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万花筒般的1644年也许是最奇特、最不可思议的一年。这一年，在西安、沈阳、北京、成都四地，分别有四个不同的年号：“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大西大顺元年”;这一年，中国有四个皇帝：李自成、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张献忠。但是关于四方博弈的最后结果，刘亚洲将军曾经在《甲申再祭》一文中打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 　　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一切都只怪胜利来得太快，以至于连李自成自己都还恍然如梦。明朝仿佛是一棵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李自成挥斧运斤，汗流如雨，早已砍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想不到在最后不经意的一击之间，这棵巍峨的巨树竟然轰然倒地。这实在是令他措手不及，欣喜若狂之际有点晕头转向。当他带领那帮从血泊里爬出来的泥腿子兄弟们，扛着大刀长矛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进北京城时，无法想象他们内心汹涌着怎样的激动和不安？古往今来，多少历史教训告诉人们：把控成功有时远远比承受失败更加困难，就像正确掌控财富远比创造财富本身更重要一样。 　　旧社会处死犯人时，有一种死法就是把犯人饿上多日，然后给他吃驴肉卷大饼，要多少给多少。犯人饥饿多日，狼吞虎咽，终致胃涨而死。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军从德国集中营救出很多囚犯。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饿得像骷髅了。可悲的是，在享受盟军提供的大餐时，很多人无法自控，因为猛地一下吃得太多而不幸撑死了。 　　李自成带进北京城的，正是这样一帮眼睛发红的饿汉。 　　在亲眼目睹皇家帝室的豪华富贵， 这帮起自山乡沼泽的农民义军无异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在最初几天装模作样的自我约束之后，开始争先恐后极尽享乐腐化之能事，恨不得连北京城的地皮也刮去三层。 　　彭孙贻《平寇志》记载说，大顺军一进北京城，就忙着拷掠明官，追赃索饷，四处抄家，搜索金银。大将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拷夹百官，夹打炮烙，备极惨毒，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加重，人心惶惶。各路将领就抢占明朝百官的府第，并夺其妻子。这“占其妻子”有时甚至是“执其夫人，褫其底衣，抱之马上淫辱，以为笑乐”。 　　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整日狂歌欢宴，召集优伶、娈童各数十人，佐酒助兴，环而歌舞。高兴起来则大赏其钱，一发怒则忿而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有的一不小心犯“闯”字讳，立即被处斩，欢笑场一下变成恐怖的人间地狱。而文官呢？牛金星春风得意，做起了太平宰相，天天忙着率领文武百官演练李自成的“登极大典”。甚至当李自成赴山海关迎战吴三桂的时候，留守京师的牛金星依然玉带锦袍，手摇金扇，坐着八抬大轿，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无事一般。 　　几十万将士在京城享乐，连一般的农民军战士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老百姓稍有违抗，即兵刀相向。所到之处，鸡犬不留，风声鹤唳，令人色变，搞得民怨沸腾，里巷罢市。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一旦失去有利时机，必将铸成不可挽回的千古大错。当李自成以为吴三桂势必传檄而定、献关纳降时，山海关风云突变，吴三桂一怒冲冠，降而复叛。至此，李自成大梦方醒，被迫东征。而当李自成下达出征命令之时，大顺军战士已经是“俱珍宝盈橐、金钏累累满臂”了。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金银上路，完全不像是一支大敌当前十万火急开赴火线的队伍，而像一支浩浩荡荡的土老财般的搬家大军。大顺军撤出北京之际，饱受其害的北京市民怒不可遏，奋起截杀，李自成四面受敌。有的老百姓甚至主动为清兵当探子，把大顺军的行踪告诉清兵， 使清兵迅速追踪到一些大顺军并将其打败。 　　四十天前那支人们夹道欢迎的“替天行道”的“义军”，四十天后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天壤之别，实在令人瞠目。 　　这之后李自成兵败如山倒，溃败之速实在出人意料。日，李自成与驻守山海关的明军将领吴三桂在一片石大战，眼看吴军渐渐不支，谁知吴三桂已暗中掉头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夹击李自成，大顺军顿成强弩之末，全军大败。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4月26日李自成逃回京城，仅剩三万余人，29日李自成在北京匆匆称帝，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李自成屡战屡败，清军一路紧追不舍，各地的大顺政权相继被摧毁，大顺军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广大民众的支持，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李自成疑心日盛，听信谗言，妄杀对大顺政权赤胆忠心的大将李岩，败局终于不可收拾。 　　在一路惊慌失措的溃逃之中，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先后被俘。仓皇中，李自成迫使他的三个妃子投江自尽。 　　穷途末路之下，李自成走到了人生的绝路尽头。 　　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5月，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李家铺，李自成又被清军追上。护卫李自成的卫兵人困马乏、士气沮丧，身边最后的二十来名溃卒也被冲散。李自成单枪匹马逃走，时逢大雨，山高路滑，他牵着马独自艰难地步行至九宫山西麓的牛迹岭下，正好遇上乡勇头目程九伯带人穷追而来。狭路相逢，李自成和程九伯奋力搏杀，辗转扭打于泥泞之中。李自成身经百战，程九伯哪里是对手，被打翻在地。李自成一只手拼死摁住他，另一手欲拔剑杀程九伯，谁知剑被血渍与泥水粘在剑鞘里面，急切中拔不出来。程九伯狂呼救命，他的外甥金某闻讯飞奔而来，急提手中铁铲朝李自成脑袋猛力一铲，李自成顿时脑浆迸裂，倒地毙命，时年仅三十九岁。 　　“虎落平阳被犬欺”，可怜李自成这样一位转战十余年、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英雄人物，多年来明王朝“万金之赏莫能购，十道之师莫能征”，竟在楚赣之交的万山丛中如此窝囊地死去，以这样凄惨的结局为自己悲壮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日，一场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就职仪式在伦敦市政厅举行，奥列弗?克伦威尔将军就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护国主，成为英国的最高统治者。 　　英国议会很快发现，他们又要面对一个比国王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新的游戏规则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克伦威尔曾经先后成立和解散了三个不同的议会，采用了两部不同的宪法。英国革命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局：革命因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却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革命推翻了一个旧体制，却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新体制。 　　1653年4月，克伦威尔召开军官会议，要求解散议会。作为“护国公”的克伦威尔把国家的立法、行政、军事、外交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成为没戴王冠的国王。护国主制度的实质就是军事独裁，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国务委员会的四十一名委员全部是他的亲信，为保持稳定，克伦威尔干脆把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各由一位少将担任行政长官。 　　在消灭了国王的英吉利共和国里，憎恨国王专制暴政的英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转身又生活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清教徒掌权的国家里。克伦威尔关闭了所有的酒吧和剧院，禁止所有的体育运动。但最坏的事情是他禁止人们欢庆圣诞节，甚至派兵去老百姓家里搜走所有的圣诞礼物和圣诞食品。清教徒统治下的英格兰的生活变得非常单调乏味。 　　然而，再强悍的独裁者也敌不过时间这个对手。1658年，克伦威尔因患疟疾在伦敦去世。“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可惜，克伦威尔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和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幻想着“护国公”制度能绵延万代，遗命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承父位。但事与愿违，克伦威尔刚一咽气，他创立的英吉利共和国就出现了乱象。 　　克伦威尔的儿子虽然坐上了“护国公”二世的宝座，但是他寸功未建，也实在不是一个治国之才，桀骜不驯的军中将领没人买他的账，国家政权落到了你争我斗的高级军官手中。于是，失去了强人统治的英吉利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1660年，查理?斯图亚特在举国一致的拥护下，重登大宝，是为查理二世。“护国公”二世见势不妙，溜到法国。仅仅活了十一年的英吉利共和国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查理二世一登上王位就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克伦威尔被宣布为“弑君犯”，查理二世下令把护国公克伦威尔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地里掘出来，并命人拖着穿过伦敦城。然后，遗体被送到了日常处决普通犯人的泰伯恩行刑场，在那里被吊在绞刑架上。然后克伦威尔遗体的头颅被整个砍了下来，挑在长矛尖上游街示众，而尸身则被扔进了坑里草草掩埋。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没有人会想到，李自成和克伦威尔这两个身处同一时代的英雄，最后都以这样的悲剧收场。但他们留给后世的褒贬不一的名声，却耐人寻味。 　　野心家，还是大英雄？ 　　李自成还在世时，对他的非议之声就已经开始了。 　　汤若望是给古老中国带来西方先进科技的传教士，历经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朝代。但这位给整个中国带来光明火种的西方人，显然对李自成和农民军并无好感。他认为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毫无疑问，但他无法理解李自成对大明王朝的“不忠不义”， 而且认定支配着李自成内心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是为了贪图尊荣富贵和不见高尚的个人动机。因此，汤若望对李自成的“叛逆”行为进行恶毒诅咒。 　　而对李自成最著名的评价，莫过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说法：“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他认为李自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进京后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导致失败。 　　尽管现在已经证明郭沫若这篇雄文很不符合学术规范，多为所引无据的“思想随笔”，但可怜的李自成英雄一世，最终还是被伟大领袖作为反面教材而载入历史。无独有偶，克伦威尔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和李自成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翻开世界人物宝典，很少有人像克伦威尔这样拥有戏剧化的人生。从清教徒乡绅到叱咤风云的军事天才，从受穷苦士兵爱戴的统帅到爱尔兰战场上的杀人魔王，从封建君主专制的坚定反对者到实行独裁统治的无冕之王，他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留下了太多鲜明的印记。 　　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颂扬他的人，将他视为一代英主，出将入相，不唯军功赫赫，政绩累累，而且功业彪炳千秋，是古往今来英国人中最伟大的人;不喜欢他的人，则将他视为弑君者、独裁者和野心家，视之为历史上最善编造谎言、最虚伪、最野心勃勃的坏人，说他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恩格斯说他是“兼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于一身”，而丘吉尔则认为“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的独裁者不是一种类型”。休谟说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优秀的人物，甚至是一个卓越的天才”，然而他却是“靠了欺骗和暴行才使他成为国家第一把手的”。 　　克伦威尔也许想不到，他生前集各种荣耀与尊贵于一身，虽非国王但却至尊无比，但死后长期不得安息，不仅被仇敌刨棺戮尸，悬首示众，而且还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人们评论是非，议论短长。 　　但不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克伦威尔在英国这场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对此，即使克伦威尔的敌人和怀疑者，也无法完全否认克伦威尔过人的胆识以及雄才大略。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始终持敌视态度的克拉伦顿，对克伦威尔的评价中似乎也充满了矛盾： 　　“他是一个勇敢的坏人，这个篡位者尽管罪恶滔天，应受到诅咒，打入地狱，但他仍有某些优点使这个时代的某些人对他加以称颂。他具有一种特别的通晓人的本性和脾味的本领，而且还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令人敬佩的慎重其事和远见卓识，以及一种宽宏博大的坚定性。” 　　同样，英国长老派代表人物巴克斯特对克伦威尔也感到困惑：“（他）本质上是诚实的，他一生中大部分的经历是虔诚的，有良知的，但在取得荣誉和功名后他堕落了。他的宗教热情完全为野心所取代，而且随着成功逐渐发展。当他的成就击败几乎所有对手时，他为那面临着他的最大诱惑所征服，正如他征服别人一样。”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则干脆将克伦威尔说成一半是流氓，一半是狂热分子。 　　回顾历史对于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各种矛盾评价，不禁疑问重重：李自成和克伦威尔，到底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谋朝篡位的一代枭雄，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民族英雄？他们到底是推动了本国的社会进程，还是倒行逆施，误导了民族的发展之路呢？因为仅仅从结果来看，李自成和克伦威尔最终都未能创建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崭新政体，而只能转身奔向那张专制王权的陈旧宝座。革命如果只是流血的循环，王冠的更迭，那么革命本身还存在任何合理的价值吗？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他们身后留下的广阔世界，从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中探讨他们革命的成败。 　　如果仅从结果来看，无论是草莽英雄李自成，还是革命斗士克伦威尔，最终都坐上了那把皇帝的宝座，只不过名义不同罢了――一个是建号称制的封建皇帝，另一个是遮遮掩掩的“护国公”，他们的革命目标似乎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是，李自成作为一个幸运的农民，推翻了另一个成功的农民朱元璋建立的封建王朝，但时间却实在短了一点――仅仅在前朝皇宫的龙椅上坐了一天便仓皇撤出京城，而克伦威尔却能在护国公的宝座上稳稳当当地坐了五年。 　　然而，克伦威尔这个“护国公”毕竟不是封建皇帝，李自成这种梁山聚义式的农民军领袖也无法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以及旧的正统模式，由一批新的更有生气的精英人物取得政权，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巨大，其剧烈程度远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比，但对社会改造的深刻程度却正好相反。李自成最终起义失败，究其源头是仍然没有走出小农意识的怪圈。所以，就注定了农民起义最终只能充当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祭坛上的牺牲品，李自成所进行的事业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获得一个新生，而且李自成内心也远远没有这样宏大的目标及实现的能力。 　　错位的革命 　　历史似乎在这一相同的时空里出现了错位：李自成更多地具备了西方式的民主作风，而克伦威尔则深谙“外宽内深”式的东方权谋。结果是表里如一、纯朴厚道的李自成，明显不如贯耍手腕、铁血无情的克伦威尔更加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李自成不如历史上成功的流民皇帝刘邦那样举重若轻，运筹帷幄，也不如朱元璋那样从容无情，心狠手辣，而是始终在艰难、痛苦及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彷徨挣扎，左右摇摆，这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李自成与其他各路农民义军，起事之初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一军的。后来由于李自成不断取得胜利，出现了百川归流、众人来投的局面。除张献忠部外，各支起义军都是听从他的号令。但要把原来松散的同级关系，整合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则并非各路当惯了“山大王”的义军首领们所愿意遵奉的。 　　史籍记载反映，直到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仍然是集体议政方式，众将领平起平坐，可以自由地各抒己见。在进入北京城之初， 李自成每天早晨起来，骑马入西华门议事，或方巾，或白绒帽，无冠带仪从，唯四五骑为前导。他与牛金星、刘宗敏等二十余人均坐而议事， 凡有大事， 皆集众共谋之。甚至在吴三桂降清、山海关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是召集刘宗敏等大将共商讨敌之计。 　　在戎马倥惚的岁月，集体议政成为农民军领导层习惯的权力运行规则，它是一种义军首领的平等联合，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基础上的，甚至包含了相当浓郁的江湖义气和情感默契。只要起义军将领的立场未变，他们在情感上就不会改变，乃至还会主动反对改变这种政治上的平等联合。（简修炜 章义和：《李自成起义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 　　但在思想资源上，李自成和他的追随者显然是无法和克伦威尔的革命团队相比的。这也注定了李自成的队伍必然行之不远。 　　农民政权毕竟完全是照搬封建王朝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基础。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真命”或者“天命”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在帝制大一统的传统中国政治进程中，所谓“天地君亲师”和“三纲三从”的封建礼教，如同牢不可破的铁律笼罩整个社会，成为不可挑战、不可更改的社会价值观念。这种天尊人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的不平等关系被视为理所当然，结果注定只能实行等级森严的君权政治或者神权政治。这与同时代的克伦威尔所在的西方已经萌发的人文、民主、平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大顺政权在没有推倒朱明政权之前，其内部力量在大敌当前的战争岁月中，保持着高度的团结一致性。但取得暂时胜利后，它就陷入了一种迷乱的困境中：起义究竟按哪些人的意志、朝什么方向发展？到底谁才最有资格坐上义军领袖的“第一把交椅”？一方面农民军最后必然形成的专制政权要求权威和意志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另一方面原来起义中形成的平等相待的兄弟之义，不仅不能造就新的更集中的权威，反而产生了掣肘涣散力量。这使李自成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不管提出的口号是“贵贱均田”，还是“替天行道”，在最初争夺天下时，大都以“江湖义气”为革命纽带，大家有饭同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是笼络人心的一种重要手段，必要时甚至还需要像梁山好汉那样神神鬼鬼地借助“天命”排好座次。但一旦夺取胜利后，当初的哥们义气在利益权势的诱惑面前不堪一击，如果没有崇高理想的激励和先进制度的约束，同室操戈的悲剧将不可避免地上演。 　　《甲申传信录》《再生纪略》等史籍就有大顺将士对李自成当皇帝感到心中不平的记载。李自成称帝，刘宗敏很不服气，说什么“我与他同作响马，何故拜他”。这种非议之声自然会形成对李自成向封建帝王转化的阻碍力量。再加之李自成秉性宽厚，不擅权术，使他在政权组织问题上左右为难，从而引起了起义军内部新的矛盾。 　　原则和纪律在感情与义气面前，一下变得如此苍白。李自成对这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很快就失去了威信和约束力。农民军既形不成领导核心，也树不起核心领袖的必要权威，最终只能导致集团分裂，各自为政，人心离散。 　　李自成并非没有尝试通过高官厚禄拉拢人心。在未入北京之前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封。但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这种滥封滥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直接明显的，即官兵的离心离德和战斗力的严重下降――原来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大将，变成了享受荣华富贵的公卿大臣，原来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刀枪来保护首领的士兵，成了无人敢管的霸王功臣。原来并肩战斗出生入死时兄弟父子般的那种感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升平中官僚与骄兵的沉沦，大臣间产生矛盾和隔阂，上下间不再令行禁止，言听计从。 　　据一些资料记载，李自成召集众将开会议事时，“诸贼出入宫闺，奔突禁阔，同坐同食，嬉笑嘈杂，全无统摄”，他们之间“无上下之别，极尊为将与其兵丁皆席地并坐”，直呼李自成为“大哥”“老李”。李自成置酒宫中，召集文臣武将聚餐敬酒时，牛金星、宋献策等文臣还算恭敬回应，但刘宗敏、李过等武将却“举手而已”，刘宗敏张口闭口只喊李自成为“大哥”，李自成也无可奈何，不敢计较。 　　表面看来，是李自成与部下关系融洽，民主气氛浓厚，但实质上，却完全是小农的散漫意识，缺少共同的理想，不能树立起绝对权威，而导致群龙无首。在起义军战士眼里，“刘李诸老爷不过老掌家而已”，有的甚至恶言秽语中伤李自成，说什么“我等汗血杀来天下，不是他的本事”，因而出现“时聚族殿上，谑浪笑傲，秽亵不堪”的场面。 　　大顺政权的领导核心，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可谓李自成的左右手。但牛金星却大树个人权势，四处拉帮结派，广结同党，凡是同乡故旧，皆得重用。李自成要刘宗敏停止夹拷百官，还不得不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宜酌放之”为借口。领导层中各行其是，李自成对各路神仙都难以形成约束。 　　李自成的个人权威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一切又都源于他自己本身先天存在的思想矛盾性。 　　每个人性格思想的形成，都是无不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到衙门里做官，就摆起架子，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自己就深受贪官酷吏的压迫陷害，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明思宗在崇祯元年（1628年）对驿站进行精简改革。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受尽侮辱，后由亲友侥幸救出。年底，他杀死作威作福的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这才逼上梁山，参加义军。李自成惨痛的个人经历，使他内心深处对黑暗专制的等级压迫切齿痛恨，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情愿再坐上那把继续吃人的龙椅，但从明末总的形势来看，在腐朽霉烂的封建文化土壤上，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仍然没有出现，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政体完全没有可能。李自成注定只能用封建主义去反对封建主义，以李氏王朝的新龙椅去取代崇祯屁股下那把摇摇欲坠的破龙椅。这就是他的矛盾纠结之处。 　　李自成的革命怪圈，使我想起了二十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重点探讨的问题：当革命摧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之后，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权威（绝对性），作为一切权力的合法性源泉？阿伦特援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来说明这个悖论：“政治学的大问题，是找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之难，可以与几何学中将圆变方的问题相媲美。” 　　黄金收买的革命最不可靠 　　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则具有深深的小农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具备先进的指导思想，从坚定的革命信仰中汲取奋勇前进的动力。 　　克伦威尔的母亲于九十四岁那年去世。虽然这位老母亲并不希望儿子出将入相，还成天为他的安全提心吊胆，但对他的生活目标却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临终前她还握住儿子的手，含笑为他祝福： 　　上帝用他的光辉照耀着你，在处于逆境时抚慰你，使你能为了最崇高的上帝的光荣进行伟大的事业，拯救他的人民。我亲爱的儿子，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晚安。 　　克伦威尔虽然是一个狂热而坚定的宗教信徒，但他的信仰却是建立在深邃理性基础之上。在当时英国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人们如何去判断什么才是上帝真正的“旨意”呢？某些清教徒声称上帝的旨意能直接展示在他们的面前，并往往将他们个人的看法假说成是“天意”。克伦威尔从不搞这一套。他在一次意在获得上帝旨意的祈祷会上说：“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得到了可以代表上帝讲话的东西。”他相信有些人可能是“按上帝的精神讲话的”，但是当“神的意志和神的发现”被用作为政治活动的依据时，为了防止自我欺骗出现，人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我们，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很容易把某些东西称为信仰，而这可能仅仅是世俗的幻想而已。” 　　至于克伦威尔自己，他更多地相信“天命”，而不是“神示”。既然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上帝的旨意决定的，那么政治家们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真正意图。因此每当遇到复杂的政治危机时，他总是宁愿多花点时间冷静地观察再作处理。这种迟缓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的思考和判断。一旦下了决心，他就立即如同策马扬鞭驰向战场一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而反观李自成的信仰，却显得那么虚无缥缈。 　　牛金星依附李自成之后，举荐了一个叫宋献策的卜卦人。宋献策身高不满三尺，精通河洛之术，见了李自成之后，就呈上谶记，上面有“十八子主神器”六个字，意思是将来的天下必定姓“李”。李自成大喜，封他为军师。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李自成在函谷关被官军围住，损失惨重，就连妻子女儿也都散失，身边只剩下刘宗敏、李过、高一功等十八人。 　　李自成的手下刘宗敏骁勇善战，本来是蓝田县的锻工，后来一直跟随李自成。他看到贼匪的势力越来越小，也想归降官兵。李自成察觉出来后，就私下里对他说：“有人说我能当天子，不料竟然一败至此。现有神明在上，我们就来卜上一卦。如若不吉利，你就砍了我的脑袋，去投奔官兵。”刘宗敏听了这话，就与李自成一同卜卦，谁知三卜三吉。刘宗敏于是痛下决心，回营杀掉两个妻子，表示跟随李自成到底，至死不变。其他人也被他煽动，一多半人杀死了妻妾。李自成把所有的军资全部烧毁，轻装上阵，成功突围。 　　主导李自成和起义军的，正是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信仰。 　　封建时代，正统的儒家思想是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难以成为农民斗争的思想武器。而替天行道、天父下凡以及刀枪不入之类臆想中的传说，才为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力量的源泉。李自成唯一可以利用的仍然是民间信仰进行政治号召，他们的斗争因深信天命而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李自成深信“十八子主神器”的卦辞，以建立李氏王朝为奋斗目标，他提出“三年免征”、“五年不征”、“均田免粮”的口号，看似触及到封建经济制度的根基，实则没有脱离封建王朝初建时的休养生息策略。他们的斗争方式也不外乎官逼民反、天逼人反的老套路，目的也只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田可耕，少交赋税。 　　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共同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应该是团结革命者的最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而在中国历史上，“大碗吃酒肉，论秤分金银”，是历次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和有力号召。李自成和所有农民领袖一样，没有能力提出更明确清晰的政治纲领，就没有办法进行坚定有力的政治号召。他团结招纳部属的手段多是利益收买，和当年的梁山好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事业往往是最不可靠的，“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中说?礼乐》） 　　小生产者的极端自私性，是难以满足的。那么，李自成是如何继续巩固团结农民军将士的呢？大顺政权在西安创建起始，李自成就封刘宗敏等十一人为侯爵，刘体纯等七十二人为伯爵，三十九人为子爵，五十人为男爵。高官厚禄给他们带来了荣华富贵，也暂时成为凝聚大顺军人心士气的利益纽带。“贵贱均田”是李自成提出的起义口号，但起义军内部却贫富悬殊，甚至连马匹的分配也有严格等级区分。《平寇志》载： 李自成起义军“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有二三十骑”。连马都当作私有财产，而且占有不平均，可见农民军敛财求富到了何种程度。 　　在进攻北京之前，为激励官兵，他就像一个大掌柜一样和将士们提前“约分京师财物”：皇宫的内藏归他自己，皇亲国戚的财物归刘宗敏等人，明朝文臣的财物归牛金星、宋献策，小家富户的财物归各路小兵小将。可是，李自成进京后，并未兑现封赏承诺，当见军心动摇时，才“先行大赏：将领人百两，兵卒人十两”。结果，让一心暴富的大顺军将士“皆大失望”。面对这种赏不慰贪的局面，李自成只好放纵其下，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大顺军更借拷掠前明京官而大搞株连，甚至连僧房饭肆也搜刮俱尽。 　　一时间，那些起义军战士们身上各怀财宝，斗志全无。他们认为起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掳掠腰缠，多者千余金，最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临敌必至怯亡，平日渐将溃散”。而起义军内部则出现“上下争利、文武争权”的乱象。从上到下追名逐利，纸醉金迷，李自成软弱无力，难以驾驭。由于义军内部无法整肃， 以致那些降将降兵闻风而动，出卖了旧主还想出卖新主，随时都准备着“弃暗投明”， 百万义军几乎成为“乌合之众” 。 　　历史也为此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大约过七百余年前，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爆发了，正因为李自成的党项人祖先追杀黄巢有功，被唐僖宗赐名李继迁。想不到七百年后，他的后代李自成以比黄巢还悲惨的结局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自成的悲剧又是不可避免的。李自成有帝王之志，但无帝王之才。何况那个时代没有给李自成提供让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条件，也注定不会产生一个让中国改天换地的李自成。不管李自成是否会坐稳江山，保住皇帝的宝座，最后都必将以悲剧的形式收尾。李自成即使坐稳了皇帝的位子，并且代代相传，但终有一天，这个政权还是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推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李自成的悲剧，实质上也是所有农民起义共同的悲剧。 　　两千多年治乱循环，不过就是由这些悲喜剧连接而成。于是，以李自成和克伦威尔领导的两场群众运动为标志，十七至十八世纪末的东西方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向：东方继续沿着它原来的轨迹进行封建王朝的循环，而西方则发生了一个质变，开始了更高层次上的历史发展。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发展大势在那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作者简介：王龙，男，1976年生，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历史散文集《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国运拐点》《远去的身影》等书。先后获得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四川文学奖、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等。作品在香港、台湾、澳门和泰国等地出版发行。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