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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热心相交的十二个文人朋友
　& 胡适说：“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胡适这个人——从他1891年出生起，就被同父异母的兄嫂白眼过，被朋友和同学反目过，被遗老遗少声讨过，被革命文士笔伐过，被新潮的公子小姐嘲笑过。
　　胡适这个人——一生跟定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诤友”、“谏臣”，但是他于1962年在台湾去世后的出殡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禁拒“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去拍摄十多万台湾人民沿途燃香路祭，送胡适上路的盛况！胡适这个人——政党不能容，文人亦相轻。林纾作小说骂他，连旁人都觉得过分；黄侃固守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曾经当面斥责胡适：“你若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该叫‘胡适’，应该叫‘到哪里去’！”胡适这个人——并不讲究，也无忌讳，有时自己都会幽上一默。他给学生上课引用孔子、孟子以及孙中山的原话时，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或者“孙说”。讲到自己的观点时，就顺口讲是“胡说”！胡适这个人——没有故作高深的“架子”。他的家中时常“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而在“客常满”的“座上”，除了“高朋”，还掺杂着贫民和小贩！而且，什么人都可以向他提问，什么提问他都会认真回答。他还会尽力提携青年，接济穷困潦倒的人。
　　胡适这个人——一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等方面都有建树，有人却以为大谬不然，将他说得无一是处。胡适呀，可谓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他爱惜名誉，然而面对关乎他的“毁谤”，他能够“容忍”。他常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社会要自由，就需要“容忍”！可以说，“容忍”表现了胡适追求自由的谦谦君子之风，体现了他温文尔雅的为人之貌，是他特殊的处世之道。
　　“容忍”并非懦弱，而是人性的善良。从近年问世的涉及胡适的作品和轶事中，特别可以看出胡适的“容忍”。换言之，就是他的谦和雅量！胡适到底是个什么人？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贤愚千载知谁是，吹尽狂沙始到金。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历史自会作出客观而且公正的评价。
　　一“愿常相亲不相鄙”——胡适和二“章”　　胡适留美归国、受聘北京大学后，倡导文学改良，编辑进步杂志，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呼吁科学民主。一时间，名声大噪，却也被人不耻，章太炎和章士钊就列其中。
　　章太炎名炳麟，号太炎，生于1869年，是浙江余杭人，据说他六岁时，就在雨天吟过一首语惊四座的诗：“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后来，袁世凯还推他为“文圣人”。
　　这个“圣人”特傲。听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太炎一脸轻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有为）、梁（启超）多少有些‘根’，胡适之，连‘根’都没有！”老师如此，他的那些当了教授的高足，如黄侃等人更是将唾沫喷向胡适。
　　胡适依旧以礼相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赠送一本章太炎，并上书“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由于书中始用了新式标点，胡适在两个人的名字右边各加一条线，以此符号表明人名。谁知章太炎禁不住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的名上胡抹乱划！”看到胡适的名字也有一道黑线后，才稍稍息怒：“原来他的名字旁也有一道，就算相互抵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没出下册，章太炎便称胡适为“著作监”。别人不懂，问他是什么意思。章太炎说：“著作者，写书著书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未见下册，故曰著作监也！”章士钊名行严，号孤桐，生于1881年，从幼年起就读书用功，国学基础牢固。他曾留学海外，对逻辑学、词章都有较深的造诣。他虽然是湖南长沙人，却和章太炎以兄弟相称。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的内容是在批驳章太炎的观点。章太炎读后，公开复信，并且出言不逊。1921年，章士钊也在上海的《新闻报》上发表了《墨学谈》的文章，为章太炎声讨胡适助威。胡适当时正在生病，他读了《墨学谈》后，支撑着病体给章士钊写了回信，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辩解。章士钊马上把胡适的信转给章太炎，章太炎读后，又发“枪弹”。
这场战火，烧得胡适在日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凋敝零落极了。
　　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是半新半旧的过渡文人，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尽管胡适称章太炎为“半僵”人物，但是，在1924年为清华推荐导师时，胡适还是推荐了章太炎。
　　胡适和章太炎的战火，还在章士钊身上延续。1923年秋，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任主笔，又发表《墨辩之辩》、《墨辩之物论》等文，看似纵论墨学，却是在穷追胡适。8月21日和22日,他又在《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他在文中历数文言文的好处，用“二桃杀三士”典故，来说明文言文比白话文简洁：“……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章士钊还在文章中引用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使出了羞侮性的词语：“今日之青年以适之为天帝，以绩溪为上京——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之章法，于《尝试集》中求诗学之源流——以鄙俗妄为之举，窃高文美艺之名！”“以鄙俗妄为之举，窃高文美艺之名”。章士钊用这样的文字杀向胡适，许多人以为一场空前的大论战就会到来，章士钊更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胡适方面却没了回音。
　　也许是胡适的度量感动了章士钊，也许是升官后的章士钊要显大人物的度量。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去吃饭，无意之中碰上了已经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穿着长袍的胡适望着西装革履的章总长，不禁哈哈大笑。章士钊的心情也好。兴之所至，二人同桌吃饭，饭后又到对门的照相馆去合影留念，还相约在合影上互题一首诗给对方。胡适“七步成诗”，递给章士钊——倡导新诗的胡适做的好似旧体诗：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章士钊一边读，一边点头。他拿起笔，也是一挥而就。
　　胡适接过他的诗一看，这位“复古派”写的却是白话“新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哈哈，‘总算是老章投了降’！”两人大笑，两双手握了又握。
　　可惜的是，章士钊只是“诈降”。时间不长，他又在复刊的《甲寅周刊》上撰文攻击白话文学，说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国家未灭、文字先亡”。还宣称自己“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对《甲寅》的来稿也作了苛刻的要求：“文字须求雅训，白话恕不刊布”等等。
　　为了“新文化运动”的胜利，胡适写了《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发表，正告章士钊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胡适还风趣地说：“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
　　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然而，胡适对章士钊在学术上还是尊重的，甚至为他飘扬“旗帜”。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这样写道：“自1905年到1915年，这十年是政治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逻辑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对章太炎，胡适也是这样。1953年，当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印《胡适文存》时，胡适却没让其收入他在日所写的“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的那封信——对于极其注重“原始记录”的胡适要抹去这段“历史”，令许多当事人深为感动。
二“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和王国维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这是人称“教授的教授”陈寅恪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一段。
　　“绩溪胡”指胡适，“大儒”指王国维。
　　近年，高考语文试卷多次出现《人间词话》的内容。《人间词话》的作者，便是当过末代皇帝溥仪老师的王国维。
　　不过，清皇室寿终正寝后，王国维并不走运。他虽说曾是“帝师”，但是，所谓的“帝”，是废帝。而王国维既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虽然去过日本，那是1911武昌起义后，他“逃”到日本去“避难”的；尽管回国后逊帝溥仪又召他去“南书房行走”（讲课），但是除“皇宫”外，谁能正眼这个“清廷遗老”？何况他还留着小辫，长得又丑！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被胡适看上了！屠夫说猪，秀才论书。胡适留美回国后，对中国文化、教育、出版都作了考察。
　　他在《归国杂感》中说：“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胡适对王国维作于1908年至1912年间《曲录》也非常赞赏。他对王国维公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会认真地研读。《努力》周报第29期发表胡适写的《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他就把王国维与章炳麟、罗振玉等人并列。
　　胡适还在日记中多次记载王国维。如日，胡适就在日记中记载：“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1923年，他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也对王国维作了推崇。
　　不过，王国维和胡适的政治及文学观念都不同，他对胡适则是“有一说一”，尤其反对胡适对文言文的“抛弃”。王国维1922年在给顾颉刚一次信中说：“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王国维对胡适的评说，很快由顾颉刚传给了胡适。胡适听后笑了。他认为如果王国维这么快赞成白话诗文，那么，他就不是王国维了。不过，他藉此希望到王国维府上拜访。日，胡适得到允许后，特意去看望王国维。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王国维不卑不亢地接待了“少年得志”的胡适。而胡适直到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见面时的特殊印象：“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王国维在和胡适的交谈中，显示出杰出的才华。对于这天的交谈内容，胡适在日记中记得非常清楚。他们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清代的哲学问题。以前，胡适认为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而在王国维看来，戴震既是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又是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胡适认为有理，觉得自己孤陋寡闻。第二是东西方的文化比较问题。王国维问胡适，小说《薛家将》中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胡适在此之前没有想过。
　　王国维又举例，说美国一家公司制作电影影片，费钱数百万元，用地千余亩，用千军万马真枪实弹地干。而在中国戏剧舞台上，“三五人千军万马，六七步四海九州”，在锣鼓声中走几个来回，便可“沙场秋点兵”……王国维熟知《薛家将》，却也懂得古希腊悲剧中的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哈姆雷特情结”；他熟悉中国戏曲，却也在研究西方的电影。可以说，王国维既是一个保守的老顽固，又是一位思想没有停滞、考虑问题十分现代的学者。
　　而且，他还有着极强的对新知识的求知欲。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胡适被王国维的知识震撼了！第二天，这位“帝王之师”又回访胡适，两人通过长谈后，相互了解更深了。
　　受王国维的启发，胡适后来写了《戴东原（戴震）的哲学》等文，并多次请王国维提意见修改。到了1924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要在学校设立研究院。校长曹云祥于2月22日致函胡适，要聘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还要聘他担任清华研究院院长。
胡适不能、也不愿离开北京大学，但是他向曹校长作了建议，并推荐了四个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清华改聘陈寅恪）。
　　梁启超少年得志，章“疯子”惊世骇俗，赵元任学贯中西，王国维的名头怎么能和他们摆列？胡适知道曹云祥会有疑问，他便于日，陪同曹校长去专程拜访拖着小辫，一袭长袍，黑色马褂，系黑色汗巾式腰带，脚蹬布鞋的王国维。
　　第二天，曹云祥校长便致信胡适，愿以优厚待遇聘请王国维，两天后，曹校长又约定胡适同王国维到清华聚餐，共商聘请王国维的事项。
　　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没有工作。那“南书房行走”的差事也因溥仪被“赶出宫”而失去。他的生计已成问题。但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他，却不肯贸然应允这个工作。于是，胡适顶着因帮“废帝”溥仪“鸣冤”而向他袭来的满城（全国）风雨，又去联系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请他们协助做王国维的工作。同时，他对曹云祥下给王国维的聘书及准备安排的课时都作了建议。接着，他又转到王国维处，把清华的安排一一作出解释。
　　王国维终于被胡适的真挚和曹云祥的诚意所感动。于是，胡适便用车拉着王国维，浏览了清华园；于是，王国维晃着他的小辫子，在后来被誉为的清华“四大导师”中，第一个来到清华园。他将“王学”的宫墙之门向清华学子敞开，把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史学的殿堂向世人展示！尽管清华能够热情地接纳王国维，尽管世人对他留的“小辫子”都能够宽容，尽管他也常思胡适对他的知遇之情。然而，王国维那早有裂痕的心却是无法医治和抚慰的。日，他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泣血文字，自沉昆明湖！王国维弃世，他所创作的那首风流凄丽的《蝶恋花》，恰似为自己做的“挽词”：“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三竭力玉成“乡下人”——胡适和沈从文　　“乡下人”是沈从文的谦称，却也当真。
　　沈从文1902年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苗族，1918年小学即将毕业时，参加了本乡的土著部队。1923年到北京，一边到北京大学当“偷听生”，一边学习写作。后来，他成了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
　　有人把沈从文工作和婚姻的成功，说成是胡适的“第二次尝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沈从文凭着天资和勤奋，在《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1926年，他出版第一本小说创作集《鸭子》。随着名气的扩大，知识的增长，沈从文向往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特别想当一个教授。那时教授的社会地位要比作家高。但是沈从文没有学历，进大学任教难于上青天。
　　然而，胡适到中国公学任校长时，却破格聘请沈从文到中国公学当老师，主讲“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1929年9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到上海，进中国公学任教。
　　胡适这一“尝试”真够大胆，沈从文第一次上课时，面对众目睽睽的学生，准备多时的“课”却不知从何讲起。幸亏“乡下人”想起了胡适上课前给他的鼓励，终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好在沈从文的“怕”是暂时的，好在他讲“小说习作”是厚积薄发。沈从文终于坚持上完了第一节课。不过他的课上完后，沈从文“冷场”的事便被作为笑料在师生中曝了出来。好事者还趁此机会说沈从文已经“失败”，建议胡适让他走人！胡适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走什么人？”沈从文虽然讷于言辞，教书却很认真。师生的反映慢慢好了起来。胡适很满意，更是在工作和学习上为他创造条件，在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照顾。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沈从文适应教学工作之后，世界在他的眼中更加美好，对学生也更加喜爱。这时，他对一个名叫张兆和的女学生有了“单相思”。
　这个女生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年方18岁，聪敏好学，秀外慧中，又爱运动，多才多艺，肤色微黑。人称黑牡丹，更多的人称她“校花”。沈从文这时已经不像开始上课时那么胆怯了。他用那写惯了小说的笔，向张兆和写去了“情书”。
　　张兆和出身于苏州名门望族，原籍安徽合肥，家庭条件优越。她年纪虽然不大，却志存高远。所以，尽管许多人将丘比特箭射向她，她都是不屑一顾。许许多多写给她的“情书”，她从来不看，只是觉得有趣，就编上号，放进抽屉里偷着乐。
　　这一天，她又收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非常熟悉，直觉告诉她，这人不是已经寄过信的那些“痴人”。以眼光厉害、记忆力强而闻名师生的她突然觉得像是沈从文先生的字，于是，好奇心促使她拆开了信，她看到那只有一句话的信时，不禁呆住了——这句话写的是：“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果然是沈老师，哈哈！”她无邪地笑了。想了想，她谲秘地眨眨眼睛，没有将信编号关进抽屉，而是将信重新封口后退回！张兆和满以为退信一次去，免信十回来。又谁知这个平时话少的沈老师居然像他讲课时重复“重点”一样，一封接一封地寄了来，而张兆和也像她打乒乓球一样，一板一板地击回去。后来，张兆和到底忍耐不住了，因为沈从文老师的信越来越露骨了，居然有一次还写出看了都红脸的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听说胡适校长是个正人君子，张兆和找着了胡适。先交上信，再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沈老师这样侮辱学生，校长该管管！”胡适看着信，却一脸笑容地“演讲”起来：“现在并非封建社会，时兴婚姻自主。校长、父母已经难以管子女的终身大事了。何况沈老师没有结婚，又有才华，‘君子好逑’，人之常情。”他笑了笑，又说，“我和你的爸爸都是安徽老乡，如果你有意，我去给你爸爸讲讲，可从中作伐，好吗？”张兆和想不到胡校长讲这样的话，她一噘小嘴，走了。不过她丝毫没有因校长愿做媒而转变对沈从文的态度，便以不退信继续拒绝。
　　单纯的人一堕情网，就不能自拔。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人。由于得不到张兆和的回音，他急火攻心，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出血一多，犹如大病一场。日，沈从文找到胡适，以种种理由提出辞职。
　　胡适心知肚明，劝他不要走，真挚地说：“生活可不像编小说那样的随心所欲。
　　留下吧，我会尽最大努力成全你。不过，你得‘随缘’哩！”在胡适面前，沈从文觉得自己赤裸裸的。他谢过胡适就走了。
　　胡适找来张兆和，说：“沈从文很顽固地爱你！”张兆和丝毫不让校长半分：“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笑了，张兆和也笑了。
　　张兆和说：“原来我将信退还他，后来，我连信都不退了，这不很明白了吗？他怎么还要纠缠呢？”“哈哈，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你原来退信他，他觉得希望不大。而不退信给他，他还以为你接受了哩，所以，他就越发痴情。哈哈……”胡适借题发挥。
　　张兆和吃了一惊：“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再退给他！”“那就退信吧，不过要写上几句话，交流交流。既不赴会，又不笔谈，何以能够培养感情和作出判断呢？哈哈哈！”胡适约见张兆和之后，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张小姐前天来过了。她说的话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对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勉强她的意思。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经碎了沈从文的心！”沈从文反复读了胡适的信。在“千万要挣扎”中，在胡适的努力“作伐”中，经过三年零九个月的爱情“长征”，沈从文与张兆和这对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他们于日结婚，成了数十年同甘共苦的忠诚伴侣。
四难别“西天的云彩”——胡适和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吟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听音乐，如赏美景，如品香茗。然而，也可在隽永中感悟哀婉的离愁。
　　三年后的日，这种离愁却写进了胡适的悼念文章中。胡适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永远”的徐志摩！有人说他的文名太盛，有人说他的俗名太艳。
　　徐志摩的文名，胡适起过锦上添花的作用；徐志摩的艳名，却被胡适认为是诗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表现，他对徐志摩的“自由婚姻”，有过撮合，也有过“拆离”。
　　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县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又于1921年转至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
　　留学期间，徐志摩就对国内胡适倡导并写作新诗十分赞赏和钦佩。胡适1919年出版《尝试集》，徐志摩在国外读到后非常高兴。加上在剑桥受到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他也于1921年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2年，徐志摩因婚姻波折和追求爱情，从剑桥辍学回国。生活对这位天才诗人来说，是“塞翁失马”。他得以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然而，胡适却深为徐志摩未能完成学业而惋惜。他多次劝告徐志摩继续完成学业。在胡适看来，如若不能系统地学习，是难以成为一流学者的。可是，徐志摩志不在此，没听胡适的劝告。
　　后来，胡适结识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秘书恩厚后，希望恩厚能够为徐志摩再赴英国进修穿针引线，以便学成之后回国担任大学教职。面对大好机遇，徐志摩却置若罔闻，依旧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
　　胡适不以徐志摩拒绝他的好心而恼怒，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为徐志摩提供各种帮助。
　　1923年，徐志摩提议，在北京“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新月社”。胡适率先响应并竭力支持。这个以留学欧美的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先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后又创办了《诗刊》周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等，都是“新月派”的佳作。
　　日，印度诗人泰戈尔抵达上海，并先后到杭州、南京、济南等地访问。徐志摩作为泰戈尔的翻译，全程陪同。泰戈尔虽是接受邀请，为中印文化交流来华访问，但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争论。“驱泰大军”一方，激颜厉色要赶他走，“保泰大军”一方，千方百计为他辩护。
　　如鲁迅就在杂文《骂杀与捧杀》中，讥诮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徐志摩非常愤怒。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他一气之下耍起了小孩脾气：罢译！胡适见此，顶替他为泰戈尔翻译，并安抚徐志摩，使得他心情归于正常。
　　在5月8日泰戈尔64岁寿辰的这天，中国学术界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祝寿会，胡适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徐志摩、林徽音等“新月社”同人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维护了中国人民在泰戈尔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也使得泰戈尔和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只住徐志摩家，称徐志摩和陆小曼“是他的儿子媳妇”。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胡适也是尽力成全。
　　徐志摩之父徐申如反对爱子迎娶陆小曼，不过，徐父赏识胡适和梁启超。于是，胡适专程去求徐父，直到老人家默认。但徐申如还有个条件，需要梁启超出面证婚——因为梁启超作为徐志摩的老师，对这门“亲事”也是坚决反对。胡适只得去求梁启超，直到任公答应。
梁启超在婚礼上，讲了一段空前绝后的“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碍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说得一对“新人”无地自容。
　　这时，又是胡适作为主婚人“圆场”，他打破了尴尬局面，使得婚礼恢复“喜气”。
　　徐志摩和陆小曼，为此感念胡适，对他以“红娘”、“恩人”、“胡大哥”称代。
　　徐志摩和陆小曼，这对才子佳人于日在上海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婚礼后，好景不长，感情就陷入危机。
　　陆小曼娇艳美丽，多才多艺，但是她我行我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且她养尊处优惯了，在物资上的欲望有增无减。当他们在上海闹矛盾后，徐志摩到北京向“胡大哥”诉苦，“胡红娘”居然建议他们马上离婚！爱则合，“恩人”作伐；无爱则离，胡适力主。这就是胡适提倡的婚姻自由！徐志摩却于心不忍。当初为了陆小曼，他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现在，他不愿失去“幸”，不愿听胡适的话。
　　胡适也不强迫。
　　徐志摩为了解决经济拮据的问题，以供给陆小曼，就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女师大教授。从此，胡适家里又多了一口人，徐志摩的吃和住都在胡适家。然而，陆小曼却不愿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得在京沪两地来回奔走。
　　1931年11月上旬，徐志摩从北京南下，13日到上海同陆小曼相聚，二人却不欢而散。徐志摩到友人家挨到19日，想到“知音”林徽音要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便乘机飞往北京“捧场”。谁知飞机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无情烈焰葬诗魂。徐志摩以他36岁的英年，化作云彩飘然而去！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为生活所迫，和“只有感情，没有爱情”的翁瑞午同居。
　　胡适认为翁瑞午是个“自负风雅的俗子”，为了“西天的云彩”的情谊，胡适要求陆小曼同翁瑞午断交。并说如果陆小曼能够同意，小曼的生活及其一切都由他负责。
　　千人千面，百人百性。陆小曼拒绝了胡适的要求。
　　五“教我如何不想他”——胡适和赵元任　　胡适和赵元任同年留学美国，由于学业出色，他和赵元任都入选全美高校联合会会员。胡适曾这样评价赵元任：“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赵元任为第一。其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所以，1924年胡适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四名导师人选时，其中就有赵元任。并说：“赵先生比我聪明。”如何“聪明”？在美国时，赵元任就说自己也许适合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他曾经编了一个简短的单音故事，题为《施氏食狮史》。这个故事如果写出来，识字的人都可以看懂，但因为只有一个“shi”音，如果只用口说，也许任何人都听不懂：“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
　　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曹云祥校长读后哈哈大笑。胡适又说：“那时有人要用拼音来代替我国的方块字，我要赵元任把这个故事写成拼音之后，就再没有人敢说用拼音代替方块字了！”清华大学聘请赵元任后，师生反映极好。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四人，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胡适年比赵元任大一岁，凡事像兄长一样帮助他，激励他。胡适比赵元任回国早，倡导“文学改良”早成大名。而赵元任由于学得杂，爱好广，虽然说无所不能，可又无一能够登峰造极。在胡适的参议下，赵元任终于在1925年将语言学确定为终身的主业，最终成为了开辟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先驱，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
这时候，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通过胡适建议，赵元任灌制了《国语（普通话）留声机片课本》，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胡适在为该“书”作序中说：“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在一次为外国友人翻译时，赵元任认识了杨步伟女士。杨步伟不愿在皖南的大家庭中当阔小姐，反对封建礼教，拒绝包办婚姻，独自一人到上海读书，五四时曾经担纲崇实学校校长，后来留学日本，获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北京，和友人一道，开办了私营的“森仁妇产科医院”。
　　赵元任被杨步伟的才貌折服，他认定杨步伟就是意中人，非她莫娶。可是，杨步伟对这个经常无病却光顾医院的人虽有好感，但她是婚姻的理想主义者，她要用时间了解，用事实观察，用知识碰撞，以待爱情擦出火花。赵元任心中焦急，只得把苦衷向胡适倾吐。
　　胡适听了，哈哈大笑：“这有什么难？明天听喜讯！”第二天胡适就去了森仁医院。大名鼎鼎的胡博士来了，杨博士亲自迎接。胡适望着杨步伟，笑咪咪地说：“我这博士可不如我的好朋友，他上知天文地理，下通书画琴棋。当年我们一同考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时，共录取七十二人。胡某不才，列五十五名，而我的朋友高居第二！”见杨步伟不动声色，胡适又道：“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时，我的朋友能够用京腔、汉腔、客家话、吴语、粤语等等为罗素翻译，到什么地方说什么地方的话。他还精通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国内外方言大概能说三十多种！”“您说的是——”说话干练的杨步伟莞尔一笑，故作不知。
　　“就是常到你这里，想治‘心病’的赵元任啊！”胡适大笑起来。
　　1921年8月，赵元任和杨步伟终成眷属。新婚这天，新郎方请了胡适，新娘方请了医院的同事朱征女士，在东城小雅宝胡同49号的小小新房里，先进午餐，吃的是由杨步伟掌勺的家常菜。待碗筷收厨，赵元任却取出一份手写的“文件”说：“这是我们的结婚证明。要是适之先生和朱征女士愿意签名作证，我和韵卿（杨步伟）将极感荣幸。”胡适和朱征欢欢喜喜签名后，胡适送上一个大红包。当新人言明不收贺礼时，胡适一笑：“秀才人情纸半张，我比秀才读的书要多些，所以，送一本自己考证的《红楼梦》。愿一对新人，同做红楼美梦，当好杏林鸳鸯。”新人高兴地收下了礼物。
　　可是，朱征女士却说自己两手空空，胡适出了她的“洋相”。
　　胡适说：“你的两手就是礼。明年他们生小孩时，你来接生呀！”1938年，赵元任赴美任教。恰逢胡适任驻美大使，他们时常聚会。日，在赵元任夫妇结婚二十周年时，胡适为他俩写下了一首兴趣盎然的贺诗：“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香香礼”是“吻”的意思。非但“欠我香香礼”，而且今后“要利钱”！此诗概括了场景，饱含着深情，洋溢着风趣。读起来令人忍俊不禁。
　　胡适和赵元任，毕竟各人有各人的事业，聚少离多。在思念老友的日子时，胡适经常放起赵元任谱曲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此曲哀婉，此情依依。
　　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于1948年5月给赵元任夫妇去信：“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由于国内战乱连连，赵元任未能遂胡适之愿。胡适只得常听《叫我如何不想他》。
　　胡适回台湾定居后的第二年，赵元任夫妇赴台访问。胡适握住赵元任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反复对他叮嘱的，不是儿孙，不是学问，也不是怀旧，而是说：“退休后早点回来工作，训练我们国家的青年！”1962年胡适猝然逝世，赵元任夫妇闻讯后悲痛不已。1968年秋，年过古稀的赵元任来到台北南港，在胡适墓前肃立，唱起了《叫我如何不想他》：“……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叫我如何不想他？”日，赵元任在美国东部逝世。这一天，竟是十年前胡适辞世的日子！
六暗交学费惜人才——胡适和林语堂
有个家庭贫困的学生因生活所迫，就要辍学了。胡适知道后，鼓励他继续学业，并许诺新学期开学时，一定再资助他。
　　胡适回到家里，将这事告诉了夫人江冬秀，江冬秀未置可否。
　　假期将要过去，又快要开学了。胡适因公外出，临出门，他将资助那个学生的事，又对江冬秀叮嘱一番，要她开学时为那个学生交学费。
　　一个多月后，胡适回到家里，他以为江冬秀已经像往常一样，替那个学生交了学费，便再没有查问。
　　谁知有一天，胡适在旧书市场看见他“资助”过的学生蹲在地上看书，就问他为何不上课而来“淘”旧书。
　　那个学生吞吞吐吐，并不正面回答，胡适连声追问后，他才说“已经就业了”。
　　胡适心中有数，但他还是问：“这么说，你这学期并没有去上学，因为开学你没有钱交学费？也没有人替你交？”那个学生似乎也意识到什么了，回答道：“开学时我没有去学校，真的，真的，我谢谢您了——”胡适回到里，问江冬秀为什么不给那个学生交学费？江冬秀回答说：“我们家的钱本来就不多了。你今天资助张三，明天资助李四，再这样资助下去，我们也要求人资助了。”胡适不再说别的话，立意要和江冬秀离婚。夫妻二人闹了起来。
　　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胡适动摇了离婚的念头。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今后只要他资助学生或有困难的人，江冬秀就要无条件地照办，否则，一定离婚，谁劝也不行。
　　江冬秀因为自己是农村女子，没文化，担心丈夫厌旧喜新，她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胡适的这个条件可以照办，但是不准以后抛弃她。
　　就这样，亲朋好友作证，胡适夫妇守信。所以，胡适得以同江冬秀白头偕老。
　　以上是有关胡适夫妇的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有许多不可相信的地方，尤其是江冬秀，按她的性格，她的为人，不可能这样对待学生，也不可能请人为自己的婚姻“作保”。
　　不过，这个故事得以流传，也许与胡适夫妇资助过许多人有关。
　　2005年，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赴大陆开展“神州文化之旅”时，曾经表示要捐出35万人民币(约150万新台币)在北京大学给胡适立一座铜像。他称：“胡适在我年轻穷困之际，曾给我1000台币，今天我要以1500倍的人情来报答他！”胡适资助过李敖，李敖也知道是胡适资助他。所以，李敖才在公开场合，声称要报胡适的“滴水之恩”。
　　须知，胡适资助他人，并非为了投桃报李。因为，被胡适资助的人，并不能个个都像李敖一样知道胡适是“恩人”。有的人获胡适资助，自己还蒙在鼓里。
　　现代著名学者、散文家、小说家林语堂于1919年秋从北京大学赴美国留学。在美国求学期间，经费遇到了困难。由于家中并不富足，亲友也无能力支援，他只得向自己熟知的、古道热肠的胡适拍电报求助。他知道胡适经常资助别人，家中只能“自给自足”，有时几乎举债，便在电报中特意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胡适果然按照林语堂的要求，如期如数给他汇来了款。胡适对林语堂解释这笔钱的来源时说，这钱是北京大学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即林语堂学成后，一定要回国，而且一定要到北京大学工作。
　　“这钱是买人的！”林语堂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想到这也是北京大学从未有过的举措，毕竟这种方式能够为自己解燃眉之急，而且，这样还能够为北大招聘人才，于是，就收下了北京大学给他的温暖和鼓励，得以在美国安心攻读。
　　在哈佛大学拿到文学硕士学位后，林语堂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不久，学习经费又遇到了困难。于是，他再次向胡适写信，希望胡适再为他到北京大学借1000美元。过段时间后，胡适和前次一样，又给林语堂汇去了1000美元。
　　四年后，林语堂回国了，出国前的一个小小的、普通的英文教员回国了，由于他在国外发奋苦读，他得到了硕士、博士的“光环”回国了，而难为可贵的，不仅仅是他“镀金”了，而且他的学问的确同四年前不可比拟了！林语堂的回国，是为了“还债”，为了“践诺”，胡适在给他汇款时的附言犹在耳边，他不能够失信。他谢绝了国外一些地方的高薪聘请，回到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敞开胸怀接纳游子，外文系聘请他为英文系教授。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林语堂才华横溢，又以幽默著称。但是他回到北京大学就职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本正经满怀感激地向胡适致谢。他要说，不是胡适出面找北京大学预支2000美元，他的“金”就难以“镀”上，“光”便难得闪耀。
　　此时，胡适南下，不在北京。
　　于是，林语堂向北大实权人物蒋梦麟致谢，并确定还款日期。
　　蒋梦麟莫名其妙，“你谢什么两千美元？北京大学什么时候给了你美元？”细究来龙去脉，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去外国留学人员的作法，是胡适为了林语堂成材，为了给北大招揽人才，私自“手把文书口称‘敕’”——和林语堂订的口头协定！那笔“巨款”，自然是胡适夫妇节衣缩食掏腰包，或东挪西借的！林语堂知道胡适做好事，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所以他也没有声张。直到胡适去世时，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只有余款153美元，治丧的人们由此说起他生前资助过很多人，林语堂才说破胡适为自己慷慨解囊的往事！
七敬效清廉和人格——胡适和张元济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者张元济觉得自己知识“老化”，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商务的前途，他决定启用新人。
　　张元济将胡适作为第一人选。日，张元济给胡适写信，表达了商务的诚意。胡适接信后，一是北大的工作繁忙，二是商务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他无心同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应允。直到7月份商务的编译所长高梦旦亲赴北京，才将胡适请到上海。
　　胡博士莅临，被《商报》最先捕捉，报社记者通过到商务采访，一篇题为《胡老板登台记》的花边新闻立刻同读者见面：“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从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经理以次，均迎自门首；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胡适“登台”商务，在商务考察了一个月。而胡适感慨更多的是，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品质，特别是张元济的清廉，简直罕见。
　　张元济私人写信，从来不用公司的信笺。拟写草稿时，他就用纸边或背面空白的废纸；一个信封要正用了反用。他如果上班时身体有恙，觉得做的公务不多，这个月就不领全薪，自己写个条子扣除（张元济于1949年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拒绝大会补贴的零用钱；毛泽东邀他同游天坛拍照留念，他坚持自己掏洗相费）。
　　当时，并非商务的经济状况不好，相反，商务每年的盈利远在同类之上；张元济也没有“落伍”，他是光绪壬辰（1892）进士，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曾被光绪帝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此后他决心不入仕途，投身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是金子，放到哪里都闪光。张元济的事业有成，所办的商务名利双收。
　　胡适真想和张元济在一起工作，但他不能够离开北大，不能放弃学术研究。他认真地为商务做了一个“改良计划书”，对于商务的盛情挽留，他推荐了过去的老师王云五。
　　临回北京的时候，胡适考虑到报纸上曾经给他“定”下的工资数。便事先向张元济言明：不能够要那么多。不过，商务还是给他开了一千元的酬劳。
　　一千元是商务许诺（五千）的五分之一。有人为胡适不平。可是胡适只收了五百，还给高梦旦五百元——只取了“五千”的十分之一！然而，“小报纸”并没放过胡适。说他“玩了一个月，写了几句话，赚了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云云。
　　胡适一笑了之，并不反驳。
　　这次考察，胡适同张元济的关系保持了多年。1926年胡适在上海时，特意租下沪西极司菲尔路书号一幢房子，因为马路的斜对面住着张元济一家。两家成了近邻后，胡适常去拜访张元济。胡适在这里写的作品，许多都先送张元济，请他指教。
张元济长胡适24岁，成了胡适的忘年交。胡适40岁生日时，他撰了一副白话寿联予以祝贺：“我劝先生常看看贤阃戒指，从今少喝些老酒；你做阿哥好带带小弟北大，享于无限的遐龄。”这副“寿联”明白如话，但又对仗含韵，既有家庭的祝福，又有工作的期望，更为可贵的是幽默谐谑。如上联中“贤阃戒指”中的“贤阃”，是对朋友的好老婆的称呼。江冬秀曾送胡适一枚戒指，上面镌有“戒酒”二字。用这样的白话揭晚辈“老底”，情趣盎然。
　　1937年，在日寇的炮声中和铁蹄下，张元济编写了一本《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小册子，内容都是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典籍中撷取的人物故事，其中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聂政，刺秦王而亡的荆轲，仗义而死的樊于期，复仇而死的高渐离，知“耻”而死的田横……虽然故事的主人公的下场都是“死”，但表达的是“忠、孝、节、义”，突出的是“人格”。
　　张元济在这本书中指出：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就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日，张元济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说：“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不知先生曾见及否？兹姑寄呈一册。”并要求“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借以增重”。
　　8月18日，胡适在华盛顿为《中华民族的人格》写序：“张先生爱国忧国的深心，是我最佩服的。我也相信‘榜样’的功效远过于空言。”胡适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颇希望张先生在这些古代故事之外，另选一些汉以后的中国模范人物的故事；时代比较近些，使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事迹不限于杀身、报仇，要注意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子的人物。”胡适还特意列出了马援、诸葛亮、陶侃、魏征、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二十多人的名单，供张元济选用。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华民族的人格》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也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恐慌。鬼子兵屡加查禁，但禁而不绝！胡适尊重张元济，张元济器重胡适。远在美国的胡适时常向大使馆成员讲起张元济的“清廉”和“人格”。在“人格”上，全馆上下都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人格”做人；在“清廉”方面，胡适更是以身作则。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八举荐巨擘出版家——胡适和王云五　　胡适未能赴商务印书馆主政，却为商务留下了一纸“改良计划书”，举荐了一个“最佳人选”王云五。
　　“改良计划书”纵是无价之宝，如果没有能人实践，就一钱不值。王云五是个不见经传的人，但胡适离开商务时，居然去而复返把他说成了一朵花：“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恰似《三国演义》中的“元直走马荐诸葛”！王云五1888年7月生于上海，原籍广东香山。他幼年只读了《三字经》、《千字文》。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14岁时在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靠自学在18岁时担任中国公学的英文教员。那时，他是胡适的英文老师。据说，是他当年劝胡适搬出不利于学习的地方，不让他与“混混”往来，并介绍他到新公学的低年级兼课，还劝他在课余时间翻译外国小说，终使胡适走出泥团，走上正道。
　　不过，胡适举荐王云五，并不完全出于私交。
　　当商务人还犹疑时，胡适进一步夸赞王云五：“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没有文凭和学位，你们可以怀疑他没有能力胜任，但是，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我建议你们重用此人，应该不会错！”1921年9月，王云五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但是他进馆的条件之一，就是让商务出钱让他留洋，去考察半年。商务满足了他的要求。
考察回国后，王云五在商务内部作了“科学管理法计划”和“编译所工作报酬标准”。第二年担任编译所所长后，他进一步调整人员结构，严定工作规范，调整办刊方针，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长、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人员到位，成果频出。各类小丛书随之问世：学生国学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等等。1922年，商务新出图书289种，1923年达到667种，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这些小丛书，实际上为日后出版包蕴古今中外、百科俱全的“万有文库”作了准备。
　　“万有文库”第一集1010种，分装2000册，1.15亿字，于1929年10月分批推出，至1931年10月出齐。第二集700种，2000册，1.9亿字，1935年3月分批推出。照王云五的意思，“万有文库”还将续第三集，然而，因抗日战争搁下。随后，王云五出版了《大学丛书》，结束了清末以来外国人编写教材垄断我国高等学府的历史，成为中国大学独立的标志。他还出版了内容空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王云五还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编辑了“丛书集成”等等。他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创造了商务的第二轮辉煌。
　　王云五引领商务，在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中，顺应新文化运动后的思想文化潮流，编印的书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学科领域。商务成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
　　有人说，从王云五在商务出版的系列丛书中，似可看到胡适的影子。
　　1923年1月，北京大学所办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发表了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在“宣言”中，将系统的国故整理归结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专文式整理等三种方法。他说：“国学的使用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胡适还说，整理国故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再造文明”。他论述道，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阅览胡适的“宣言”，查看王云五出版的书籍，回想高梦旦当初请他时所说的“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联想胡适为商务所作的“改良计划书”，再想王云五和胡适亦师亦友的关系，胡适对于商务的作用有多大，答案不难得出。然而，胡适从来没有炫耀自己对商务的功劳。
　　如果说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道德楷模”，那么，王云五则是商务印书馆的“经济功臣”。张元济在前奠基，王云五于后拓展。更有人说，没有胡适，就没有王云五；没有王云五，就没有后来的商务。而商务辉煌的起因，就是胡适！王云五所出的书籍中，与胡适有明显关系，但后来同样不为人知的，是一段画龙点睛的二十八字。这就是《四用号码词典》中的“笔划号码歌”，或者称为“四角号码歌”。
　　20世纪初，国外知识的涌入，编纂工具书已成当务之急，王云五便带领商务，编辑《四角号码新词典》。然而，传统的部首检索法十分繁琐不便，如何检索至关重要。王云五总结前人的改革设想，决定从号码检索学方面寻找出路。他夜以继日地动脑动手，也难以找到“点睛”之笔。这时，胡适出面了，他亲自编了容易背诵的歌诀：
　　“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九是小。”
　　这段言简意明，众口称赞的歌诀，于1925年问世，为亿万人民服务了多年，至今仍然有着生命力。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四角号码新词典》的“笔划号码歌”就不写作者“胡适”了。这段号码歌也略微调整了顺序：“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不过，胡适从未表示“抗议”。因为，他从来没有为署名问题跟任何人打过“著作权”官司。&&&
　　九梁山泊的“宋公明”——胡适和郁达夫　　1922年8月，《创造季刊》第1卷2期发表了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这篇文章，是针对一本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中，有些误译所写。郁达夫指出译著有误，致使谬种流传，进而批评翻译界粗制滥译的作法，本来无可厚非。然而，惹出事端，引起轩然大波的，是文章中的一段议论：“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弄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地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这篇文章的结束句后，作者特意注明了写作时间：“日夜半”。
　　屈指一算，“外国的新人物”于“日”前后到中国来的，只有美国的哲学家杜威。而杜威是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到中国讲学的。跟着他“跑来跑去的跑几次”、“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的，当是指胡适了。因为是胡适亲自为老师当翻译，陪着他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讲学。
　　显而易见，这篇文章“铜铃打鼓——另有音（因）”，矛头就是对着胡适了。
　　顿时，有许多人不解：出身于浙江富阳的郁达夫聪颖好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深厚，又刚刚从日本攻读经济后回国，作为一个初出学堂的学生，他为什么要同胡适过不去呢？于是，有人就煞有介事地“揭秘”，或说是因为郁达夫给胡适写信，胡适没有回答；或说是因为胡适暴得大名，郁达夫心怀不平；或说郁达夫早就对胡适有意见，并拿出了证据。
　　1921年9月，郁达夫为《创造季刊》亲手撰写“出版预告”时，就说：“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文中的“一二偶像”，胡适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1921年9月郁达夫的“挑衅”胡适没有理睬，这次看他理不理。人们都等着看热闹。
　　“热闹”来了。日，胡适在《努力周报》刊发的《骂人》“编后记”中说：“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初出学堂的学生’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胡适的《骂人》无疑是在回应郁达夫《夕阳楼日记》。胡适的这几句“回击”也确实厉害。因为它不仅回击了郁达夫攻击胡适的由头，而且对郁达夫1921年10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予以了抨击。《沉沦》中有性的描写。赞同者说这种写法是对“青年忧郁病的解剖”，更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不能简单的视为色情。反对者认为，《沉沦》是一篇描写色情的、不道德的小说。胡适的“浅薄无聊的创作”就是指《沉沦》！胡适“一石三鸟”的应战文字，“创造社”大将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在11月份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3期中，发表了郁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郭沫若的《反响之响》，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
　　郭沫若在文中说“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郁达夫在文章的末尾，直言不讳地指出，是《夕阳楼日记》里“粪蛆”那一段话引起了胡适的“激愤”。他说：“看了这几句话，胡先生要疑我在骂他，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所以特地在此声明一下。”同月，郁达夫发表了历史小说《采石矶》。小说以清中叶诗人黄仲则寄托郁达夫自己的郁愤，而以考据权威戴东原影射胡适。在黄仲则谈起戴东原时，愤愤地说道：“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排斥异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在“创造社”成员用多种体裁文章的“围剿”下，胡适却偃旗息鼓——再也看不到他同“创造社”、同郁达夫、同郭沫若等人的论争了。
五个月后的1923年4月，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收到了胡适的一封词意恳切的信。胡适居然在信中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他直指郁达夫和郭沫若，“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意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胡适在信的最后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胡适比郁达夫大四岁，比郭沫若大一岁。语句中，确有兄长的口气。原来他已经到了上海。他为自己一时动气，写了文章回击郁达夫感到不安，从翻译神圣崇高的职业角度看，郁达夫对翻译中表现出的草率和不负责任予以鞭挞，是他治学一丝不苟的表现。纵有语言显得偏激，也不无道理。再说，胡适也欣赏郁达夫优美的文笔。他觉得打这笔战很无聊。他对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在日本读西洋书，受东洋气”表示理解，对他们的才华也由衷敬佩。因此到上海后，便主动写信“求和”。
　　郁达夫和郭沫若本是性情中人，同胡适并没有大不了的“冤仇”。他们分别给胡适回了信。不过，郁达夫的语气仍然得理不饶人。他在信中坦率地说：“……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的学生’，自然大家都要努力，自然你我更要多读一点英文。”两个“都”字和“你我”等同的用词，说明郁达夫对“权威”胡适仍然耿耿于怀。
　　胡适接信后，亲自到泰东图书局去看望郁达夫、郭沫若等人。
　　真是惺惺相惜。他们见面后，胡适谦和的笑，郁达夫坦诚的笑，郭沫若浪漫的笑，冰释了一切是是非非。
　　郭沫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时对胡适的印象是：“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
十“胡适之对我颇好”——胡适和胡先骕　　1914年，留美的中国学生胡先骕意外地接到了胡适给他的信，非常高兴。因为他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才一年，非常愿意结交在留学生中早有影响的胡适，特别是他读了胡适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诗经〉言子解》、《非留学篇》等文章后，认为“皆适得我心，乃窃自喜，引为同调”，很想和胡适通信，没想到却先收到了胡适的来信。
　　胡先骕喜出望外，连忙给胡适回信。算起来，他小胡适三岁，就在信中称：恳望与“适之宗兄”交个文友。
　　胡先骕虽然读的是森林植物学和农学，但是他的国文基础好：6岁就读完了《四书》和《诗经》，而且晓反切、通训诂。他是留学生中珍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愿与胡适一道，拯救日益衰落的中华文化。
　　然而，胡先骕的“友”交得不是时候。胡适正在转变观念，要倡导文学革命，准备“文学改良”。到了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出台：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改良”就“改良”，问题在于，胡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居然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对胡先骕写的一段词《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进行批评。胡先骕原词如下：“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零乱无据。翡翠衾寒，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胡适的文章说：“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词套语。‘翡翠衾’、‘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一言以蔽之，胡适说胡先骕的词是废话！胡适的文章，是讥笑，是挖苦，是棍子。没等胡先骕反击，胡适便提前离校，回国到北京大学，发动和实践“文学革命”。
胡适在北大，有了蔡元培的支持和陈独秀的唱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
　　宿儒章太炎、章士钊、林纾（林琴南）等人对胡适们的“新文学”不满，担忧中华文化由此衰落，为了“恢弘圣道”，他们分别给予抨击。林纾还同胡适进行了笔墨交战。然而，也许是他不懂西方文字，也许一时难以找到胡适的要害，结果大败。
　　胡先骕于1916年11月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后于1923年——1925年再次赴美获博士学位）。他对胡适的“文学改良”本来就是坚决反对，拒绝写白话文，坚持写旧体诗词。回国后，就迅速加入战斗——何况受胡适“侮辱”的林纾，还是胡先骕曾在京师大学堂念书时的老师！胡先骕有两篇文章的“火力”尤其凶猛。
　　一篇是1919年在《南高校刊》、《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篇是1922年，在“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杂志第1、2期上连载的长文：《评〈尝试集〉》。
　　胡先骕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胡适的“文学改良”提出批评。他说，胡适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他指出，“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关于“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胡先骕认为，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讲求文法，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语等几条，古人早有共识，并非胡适首创；至于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对仗，“则大可商议”。胡先骕也许想到了林纾老师因不懂英文，被胡适“欺侮”之事，他列举了外国名著中许多“用典”的例子。最后得出小结：用典的优劣得失，关键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
　　胡先骕所学的是植物分类。他发挥专长，用分类的方法，将《尝试集》肢解为零：“以172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44页，旧式之诗词复占去50页，余78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诗者，仅有14篇。这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对于剩下的11首新诗，胡先骕断言，无论以何种眼光观之，皆无可取。如《人力车夫》、《示威》等篇，表现的是“枯燥无味的教训主义”；《老鸦》、《乐观》等篇，表现的是“肤浅之象征主义”……胡先骕还说，胡适提倡白话文，坚持俗字入诗，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通过举证，胡先骕最后得出结论：《尝试集》仅仅是白话，而不是白话诗！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扰乱思想！胡先骕将“重磅炸弹”掷出后，胡适却没有回应。胡适拥有《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刊物，但是除了罗家伦作过一则短评似是反驳胡先骕外，再无下文。
　　在此期间，胡适居然还热情地邀请胡先骕为《独立评论》写稿。
　　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在上海相遇时，胡适一边笑一边说：“两个反对的朋友。”胡先骕在1927年对《学衡》的主编吴宓说：“胡适对我颇好。”至1948年初，胡适与胡先骕在南京开会合影时，胡适又在相片上亲笔题写“皆兄弟也”！胡先骕是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因反对在中国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对物种的“新见解”，遭到了几个外国权威的“严重抗议”，因此，被国人发难为“反苏，反共”；他也因其个性在“文革”中受到折磨。然而，胡先骕的功绩不可抹杀，他是我国近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还有着“水杉之父”的美誉。
　　胡先骕一直保留着写旧体诗的习惯，著有钱钟书作序的《忏庵诗稿》。日，胡先骕在人民日报登载的长诗《水杉歌》可称其代表作，而一个星期后，胡适在台湾去世，不知这首被陈毅赞赏、用“旧体”写作的“亘古未有之科学诗”，胡适是否读过？
十一“为胡适说几句话”——胡适和季羡林　　“日上午，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向胡适先生家乡绩溪县题字赠书仪式，在该县江南第一学宫举行。季羡林1946年回国后，历任北大东方语言系教授和副校长，与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结下深厚友谊，对胡适家乡绩溪十分向往。这次季羡林先生向绩溪县文化部门赠送了他亲笔书写的‘徽州’和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还有他编著的《故乡明月》、《阅尽沧桑》等书籍。季羡林先生以杨万里的‘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的诗句，勉励绩溪的孩子们刻苦学习，勤勉奋进……”以上《季羡林向胡适家乡绩溪县题字赠书》的消息，在安徽日报等媒体刊（播）发。&&&
　　“季羡林……与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结下深厚友谊”。消息中，这句话特别引人注目。
　　贫苦家庭出身的季羡林是山东临清人，1934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第二年作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国十年后的1946年，他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这时的北大校长正是胡适。
　　季羡林1911年出生，和胡适相差一个辈分。他虽然读过胡适的作品，但没有当过胡适的学生。当时北大录用教师的门槛很高，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拿到外国学位的回国留学生进校任教，只能担任副教授。然而，季羡林只当了两个星期的副教授，就被提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对于当时只有35岁季羡林来说，可谓破了北大的“天荒”。这个给季羡林最大“礼遇”的人，无疑就是胡适。
　　季羡林把北大的器重当作动力，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通过研读胡适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论学近著》后，季羡林得知胡适曾经与陈垣探索过汉译“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他们各持一端，谁也不能够说服谁。季羡林想到吐火罗文“ptkt”这个词，这是由两部分或两个字组成的，前一半是“pt”，后一半是“kt”。“kt”是“神”，旧译“天”，“pt”是梵文“Buddha”的吐火罗文写法。中国过去有些人总以为“Buddha”的音译是“浮屠”、“佛陀”等等，而“佛”字只是“佛陀”的省略。可是在中国古代汉译佛典中，“佛”字先出，而“佛陀”后出，这就是说，后者是前者的延伸。
　　季羡林推定:“佛”字应该首先出于吐火罗文的“pt”，因为最初佛教是通过月支的媒介，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进。
　　通过多方考证，反复研究，季羡林写成了《浮屠与佛》这篇论文。胡适读到后，对季羡林的成果大加赞赏，并鼓励他多出成果。
　　《列子》是一部伪造的书，久成定论，无人反对。但是伪造究竟是何时、何人，却从未有谁作过深入和可信的探讨。1949年，季羡林完成了《列子与佛典》这篇论文。这也是季羡林用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进行研究的结晶：季羡林在《列子》和竺法护译的《生经》中找到了《国王五人经》的故事，由此可见，毫无疑问是前者抄袭后者。至于时间，《生经》译出是西晋太康六年(285年)，因此，《列子》成书不会早于这一年。关于《列子》的作者，定是故弄玄虚的张湛。
　　《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请胡适斧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寥寥八个字，对季羡林的结论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胡适对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是多方面的：将他纳入北大教授会和校委会成员。他同胡适一道，成为了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北京图书馆评议会的成员。直到晚年，季羡林还感慨万端：“最后这一个职位一直到今天对我还是一个谜。评议会成员只有六七位，都是北平学术界的显赫人物。为什么独独聘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季羡林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但是在重大工作中，胡适连本该校长副校长做的事都交给他。印度政府派师觉月博士到北大作访问教授，后来，又派来了十几名研究生。胡适把接待和照顾这批印度师生的任务，全权委托给季羡林去完成。凡是北大专门同印度学者及政府之间开展的活动，胡适都带季羡林一道参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胡适也做到了对他充分信任。这正是体现了他的“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前夕，物价疯涨，民不聊生，大学教授也深受其害。在冰天雪地时节，满腹锦绣，一身傲骨的陈寅恪连煤也没钱购买，季羡林将这件事告诉了胡适。胡适当即决定赠送不至于瞬间变成废纸的美元给陈寅恪。然而，陈寅恪却不愿无功受禄，但燃煤(眉)之急难解，就决定用自己的藏书换钱。胡适摇头苦笑，将自己的小汽车交给季羡林，要他去运书，交美元。
胡适出钱不言是公款还是私钱，只为救济学者；陈寅恪交出珍品，只收2000美元。两位名家，独立人格，都让季羡林感佩。
　　季羡林同胡适在一起只工作了三年，后来二人被海峡相隔。然而，胡适对季羡林及其学术研究一直都在关注。在台湾时，胡适经常对“研究院”的人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也没有忘记胡适。1962年胡适猝然逝世，在大陆的季羡林当时并不知道。
　　听到消息后，便壮着胆子，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的文章，以示纪念。后来，他还因为自己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称胡适为“先生”而愧疚。
　　现在，季羡林是中国的“国宝”级人物，但还是经常“为胡适说几句话”：公开讲述胡适，著文怀念老校长。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胡适全集》，请他担纲主编。他作总序，就写了17000字。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时，特意去拜谒胡适陵墓。
　　季羡林伴着热泪，在墓地向胡适雕像敬献鲜花，行三叩大礼。回去后所作《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长文，更是感人至深……
十二赠“经”题“跋”跨国情——胡适和师觉月　　1947年，印度尼赫鲁政府派遣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到北大当访问教授，随后还来了十几名研究生，胡适派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一并照顾。这当中，又联系到胡适同印度和印度友人的故事。
　　师觉月的印度原名叫PrabodhChandraBagchi，1898年生在印度孟加拉州，1921年取得加尔各答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去巴黎深造，1926年6月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佛教经典考》，是近代印度学者第一部以汉文资料为主的巨著，直到今天也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师觉月通晓古汉语、梵语和中亚语言，陆续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特别是在1944年出版的《中印文化关系千年史》，对中印友好历史作了回顾，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他还把唐代唐道宣的《释迦方志》译成了英语……他是一位学博东西、通晓佛学的大家，又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的人，从“师觉月”这个自取的中国名字，可见一斑。
　　师觉月留着小胡子，说话慢条斯理，不苟言笑。他一到北大，胡适便专门设宴为他接风。师觉月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胡适也亲自出席，用英文致欢迎词，讲述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并且如数家珍地介绍师觉月各个时期的学术成就，听得北大学生热烈鼓掌，使得师觉月眉开眼笑。
　　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中国通”师觉月见到了享誉世界却是谦谦君子的胡适博士。他又查阅胡适的相关作品，对胡适更加佩服。
　　有人说胡适的贡献在于提倡白话文、开山新诗、著述古代哲学史等方面，殊不知他对印度、对佛学的研究也极见功力。1925年，胡适就发表了《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这是胡适根据汉文翻译的印度佛经，从中摘出有关禅定的资料写成。胡适在文中，把印度佛家禅定的特点与发展，作了系统的分析和介绍。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胡适引用了《宗门武库》中一个猫捉老鼠的故事，来与他前文引用的《修行道地经》中一个擎钵大臣的故事进行比较，以说明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和特点。
　　1926年，胡适赴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时，见缝插针地到伦敦和巴黎查阅中国流失在外的敦煌卷子，查获到许多珍贵的禅宗史料。回国后，他相继撰写了《菩提达摩考》、《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等文。如1928年发表的《禅学古史考》、《论禅宗史的纲领》等文，虽然是在阐述中国禅宗的发展，但是仍然涉及到印度的传统。
　　1932年，胡适发表了极具影响的英文论文“DevelopmentofZenBuddhisminChina”（《禅在中国的发展》）。胡适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禅的境界是可知的。此文受到了国际学者的重视，成为相关人士必读的论文之一。
　　胡适的这些著作（论文），既采用传统国学的考据方法，又运用了西方实证的科学思维；既剥除了古代僧人的欺骗作伪，又肯定了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对宗教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胡适堪称我国宗教学研究的一位大家。
胡适以“我的朋友”似的笑容，相待师觉月。还同他以文会友，拿出了自己对印度、对佛学方面的有关著述，送给师觉月。师觉月也高兴地向胡适奉上了自己的代表作。
　　师觉月亲手接到胡适的馈赠后，兴奋不已。他对胡适的《禅在中国的发展》一文尤其赞赏。后来，他特意将这篇文章转载到他自己主编的TheSino-IndianStudies。因此，使得《禅在中国的发展》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在胡适、季羡林及北京大学的关爱下，师觉月及其印度的研究生在北大“宾至如归”。他们都能够研究有成果，学有好成绩。师觉月对汉文翻译印度名词有误的地方，作了订正；还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的论文。这是一篇研究中、印古代关系的重要论文，对发展中印文化、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具贡献。
　　1948年下年，师觉月任满就要回国了，临别前的11月25日，胡适给师觉月送了一份“重礼”。这便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雷峰塔倒塌后，塔中遗物之一的五代佛经印本，名叫《宝箧印陁罗尼经》，全称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陁罗尼经》，连同这佛经印本的，还有胡适的亲笔题跋。
　　说《宝箧印陁罗尼经》是“珍宝”，一点也不假。一是它为“出土”的真品，二是译者为唐代僧人不空三藏，三是“真品”的字迹清细，图画奇特优美。尤为重要的是，它澄清了雷峰塔到底为何而建的传说：民间说是为了镇压白蛇，殊不知是钱王为了爱妃、为了他自己的信仰，或说是为了感恩谢佛所造。从卷首的文字就可看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下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这段题款后的图画，也能依稀看出与文字相关：受人供养的佛，菩萨；又有一头上顶有舍利塔的菩萨，前面有供养妇人跪拜……师觉月是印度佛教经籍专家、教授，胡适将这古刻经卷赠送，无论是于他研究佛经，还是探索民间文学，都有极大的用处。可谓经卷赠教授，青锋送英雄！而令师觉月无比激动的，更有胡适那极富亲情的跋语。胡适用他所倡导的白话文，流畅地写道：
　　印度政府为了增进中印两国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合作，特在北京大学设立一个印度学术的讲座，第一任教授就是师觉月博士。他在北大的工作是给中印友谊与学术合作建立了一个有力量的基础。现在他要回国了，我们都很惜别。我把这一卷最可以纪念中印文化关系的中国早期刻经送给他，祝他一路平安。
　　国家利益，学者情感，表露在字里行间；古经今言，大雅大俗，跃然在宣纸之上！为了这件礼物，胡适用心颇细：他将亲笔题跋，连同佛经印本并在一幅宣纸上，合裱成一个横长卷子。这件礼物，本来就是珍品加珍品！本来，惜别友人，置礼相送，人之常情，不足为奇。殊不知1948年底胡适送印度友人和题此卷跋时，正值中国多事之秋：国共两党内战正烈，国民党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候的国民党政客，是自身难保的时候；纵然是不党不政的学者，也是自顾不暇的时候。然而胡适居然“船晃人不动，只把友人送”！个中体现的民族大义，学者之情，一如他谦和的为人。
　　师觉月1956年因患心脏病猝逝，胡适也于1962年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斯人虽去，物质不灭。中国的胡适与印度的师觉月情谊永存：两人互换的论文为证，胡适向师觉月赠送的佛经和题跋为证。
　　胡适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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