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之万里长城已经出了。秦时明月之焚书坑儒什么时候出呢？是不是要明年暑假出？_百度知道
秦时明月之万里长城已经出了。秦时明月之焚书坑儒什么时候出呢？是不是要明年暑假出？
我有更好的答案
还像是边做编出，只是他们公司的打算，好像是像火影一样一周更一集，叫什么忘记了据说是明年暑假出电影，焚书坑儒改名字了，按照秦时以往的惯例，据说是电影之后
估计可能性不大。比如万里长城，从2011年初就说要出了，拖到现在。
第五部不叫焚书坑儒 叫君临天下
播出时间应该是明年下半年吧
以后是一个星期出一集
期待，好饭不怕晚。多久我都等。支持国产。。
玄机很慢的
万里长城都拖了那么久
不可能，估计到后年春节才出。
看动画片都纠结
2013年估计........出来的几率很大
具体时间估计快了
应该会再出，因为万里长城还没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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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昔商鞅自魏国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先后三次与秦孝公长谈，第一次，谈王道，孝公打起了瞌睡，第二次，谈霸道，孝公表现出了兴趣，第三次，谈强国之术，孝公高兴异常，数日不厌，于是采用商鞅的建议，任用他变法图强，三年之后，商鞅的改革在秦国取得成功，大家都对秦国的法律和制度习以为常，并深以为便利。法家从理论到实践在秦国都取得了成功，从此，秦政制便确立下来，只有完善而没有推翻，以后的几任当权执政人物如李斯、吕不韦等，都是法家的思维。而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后来的秦始皇对法家大家韩非子的学说更是倾慕不已，欲见韩非而一快。因此，对于秦来说，自孝公图强以来，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是当时最主流的意识形态。其实，商鞅虽属于法家，然而在当时各派蜂起的战国时代，儒家思想对他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他首先以王道来游说秦孝公，而王道恰恰是儒家最喜欢宣扬的理论，孔子和孟子，言必王道，周游列国时，见王就上述尧舜，下道汤武，虽然屡屡碰壁，但他们的王道思想和主张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战国时代，毕竟不是春秋早期，孔夫子就在叹息礼崩乐坏了，战国又去孔子去世多年，儒家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尧舜和汤武阶段，而不是直面现实，所以往往在现实面前碰壁。随着始皇帝的秦建立起统一的强大王朝，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种着眼于现实，厚今薄古的思想流派无疑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法家的思想重点在变，即根据社会的变化制定合符当时实际情况的制度和法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等大一统的措施，应该是当时统治阶级和社会大众的要求推动的，我认为这些制度的建立并不只是简单的拍脑袋想出来的，而应该是体现了社会的需求，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存在这样的需求。一个简单的例子，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就有齐刀形币，赵铲形币，楚蚁鼻钱，秦半两钱等多种形式，抛开货币的其他功能不说，但就货币的储存功能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出，秦半两钱的设计是最科学的设计，圆形方孔，更利于人们的储存和携带，在交易中的使用比任何其他货币都要便利，所以自秦统一以后，半两钱取代其他形制的货币，并能够代代流传。从这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到，法家思想对秦的巨大作用和取得的巨大成功。如果其他的思想要取代法家思想，在秦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地位，是既没有发挥的机会，也没有发挥的能力。
因此，秦始皇当年，还是有些元远见的。 更多楼层已隐藏，7楼 秦始皇有什么过错？是秦始皇被赵高害死之后， 秦二世把事给搞杂了。六国刚刚灭亡，六国的遗老遗少想复辟而已。秦二世正好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秦始皇活着的时候，谁敢造反？秦朝开创的是万世基业，虽然不是秦万世。 以前修的万里长城说成是他的罪过，现在是吗？？？ 说他残暴，焚书坑儒还有严刑峻罚等。 秦国的法律一向以严格著称，为什么秦国的人几百年都能遵守而不认为残暴，而到了天下一统的时候就变成极其残暴呢（估计是儒家搞的鬼把）。焚书坑儒，焚书的主意是李斯出的，而且做了斟选，否则连易经都不会剩下。但烧的那些书籍和后来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比起来对文化的伤害应该不会更大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狂吹多么的好，烧了几本书就被骂残暴，儒家的历史和历史观啊。坑儒，杀的只是些冒充能求仙的骗子，几百个而已。当时的儒家为了权势利益，冒充自己能求仙，还说能炼成长生不老药。骗局揭穿后还说秦始皇的心不够诚，导致神仙发怒云云，简直是无耻之极。秦始皇一怒之下便坑杀的这些骗子（并未波及无辜），连坐和诛九族是欺君后的最基本的处罚，后世哪个皇帝不是动不动就诛九族的。结果被杀的方士骗子被称做饱学的大儒，而去除骗子的皇帝被称做残暴，儒家的历史啊，无耻也。 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刺杀不断，但敢于揭竿而起的却没有。刘邦犯了四罪，也只敢躲进深山里而已，不敢谋反。这就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真实写照。秦朝之所以败落的那么快，其实并非是秦的残暴（儒家之言不可听）。秦朝的败落的原因一、6国刚刚统一，复辟势力还很强大，很多人总想着以前的6国和那时候的风光，因此复辟的心态和复仇的心态交杂在一起，成了秦朝的最不稳定的因素。张良项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6国的老百姓对新的刑法不熟悉，很容易触犯新的法律，严刑峻罚来的太快，导致很大的不适应，而秦始皇并未意识到和重视这一点，因此，民心渐远。这就是为什么刘邦来个约法三章，大受欢迎的原因。（所以秦始皇本人并不残暴，只是儒家的说词）三、对国家机器和自身能力的信任过足过高，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结果一出意外，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就不可收拾，赵高和胡亥的上台应该是出乎秦始皇本人的意料的。 而胡亥荒淫无耻又偏偏是个低能儿，连陈胜吴广都无法制服。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天下又都知道胡亥无能，难免起了抢夺秦天下的野心，项羽和刘邦莫不如此。四、秦军对胡亥赵高的上台非常不满，而蒙恬和扶苏的被杀导致了秦军军心的动摇，因此战斗力丧失，出现了大面积的投降情况。否则就凭项羽和刘邦的实力，是很难灭秦的。秦军只要稳守函谷关，他人就休想越雷池一步，想当初苏秦佩六国相印，率百万之师都不能攻下。何况当时秦军有百万，而刘邦和项羽都只有几万军队呢。总结下来，秦朝的灭亡实在不像儒家所称的因为秦的残暴，而是权力落入无能者的手中，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
因此，秦始皇当年，还是有些元远见的。 7楼更多楼层已隐藏，8楼一、6国刚刚统一，复辟势力还很强大，很多人总想着以前的6国和那时候的风光，因此复辟的心态和复仇的心态交杂在一起，成了秦朝的最不稳定的因素。张良项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6国的老百姓对新的刑法不熟悉，很容易触犯新的法律，严刑峻罚来的太快，导致很大的不适应，而秦始皇并未意识到和重视这一点，因此，民心渐远。这就是为什么刘邦来个约法三章，大受欢迎的原因。（所以秦始皇本人并不残暴，只是儒家的说词）三、对国家机器和自身能力的信任过足过高，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结果一出意外，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就不可收拾，赵高和胡亥的上台应该是出乎秦始皇本人的意料的。 而胡亥荒淫无耻又偏偏是个低能儿，连陈胜吴广都无法制服。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天下又都知道胡亥无能，难免起了抢夺秦天下的野心，项羽和刘邦莫不如此。四、秦军对胡亥赵高的上台非常不满，而蒙恬和扶苏的被杀导致了秦军军心的动摇，因此战斗力丧失，出现了大面积的投降情况。否则就凭项羽和刘邦的实力，是很难灭秦的。秦军只要稳守函谷关，他人就休想越雷池一步，想当初苏秦佩六国相印，率百万之师都不能攻下。何况当时秦军有百万，而刘邦和项羽都只有几万军队呢。总结下来，秦朝的灭亡实在不像儒家所称的因为秦的残暴，而是权力落入无能者的手中，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 是的。我也认为就秦始皇没有太大的过错：当时毕竟是肉刑时代。建国后，我们都是采取思想批判的方式，这是一种温和的改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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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秦始皇当年，还是有些元远见的。 7楼8楼一、6国刚刚统一，复辟势力还很强大，很多人总想着以前的6国和那时候的风光，因此复辟的心态和复仇的心态交杂在一起，成了秦朝的最不稳定的因素。张良项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6国的老百姓对新的刑法不熟悉，很容易触犯新的法律，严刑峻罚来的太快，导致很大的不适应，而秦始皇并未意识到和重视这一点，因此，民心渐远。这就是为什么刘邦来个约法三章，大受欢迎的原因。（所以秦始皇本人并不残暴，只是儒家的说词）三、对国家机器和自身能力的信任过足过高，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结果一出意外，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就不可收拾，赵高和胡亥的上台应该是出乎秦始皇本人的意料的。 而胡亥荒淫无耻又偏偏是个低能儿，连陈胜吴广都无法制服。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天下又都知道胡亥无能，难免起了抢夺秦天下的野心，项羽和刘邦莫不如此。四、秦军对胡亥赵高的上台非常不满，而蒙恬和扶苏的被杀导致了秦军军心的动摇，因此战斗力丧失，出现了大面积的投降情况。否则就凭项羽和刘邦的实力，是很难灭秦的。秦军只要稳守函谷关，他人就休想越雷池一步，想当初苏秦佩六国相印，率百万之师都不能攻下。何况当时秦军有百万，而刘邦和项羽都只有几万军队呢。总结下来，秦朝的灭亡实在不像儒家所称的因为秦的残暴，而是权力落入无能者的手中，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 10楼 批判时代不复存在了，现在是民主时代了，民主可以无视法制，自由可以谴责道德。
因此，秦始皇当年，还是有些元远见的。 7楼8楼一、6国刚刚统一，复辟势力还很强大，很多人总想着以前的6国和那时候的风光，因此复辟的心态和复仇的心态交杂在一起，成了秦朝的最不稳定的因素。张良项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6国的老百姓对新的刑法不熟悉，很容易触犯新的法律，严刑峻罚来的太快，导致很大的不适应，而秦始皇并未意识到和重视这一点，因此，民心渐远。这就是为什么刘邦来个约法三章，大受欢迎的原因。（所以秦始皇本人并不残暴，只是儒家的说词）三、对国家机器和自身能力的信任过足过高，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结果一出意外，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就不可收拾，赵高和胡亥的上台应该是出乎秦始皇本人的意料的。 而胡亥荒淫无耻又偏偏是个低能儿，连陈胜吴广都无法制服。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天下又都知道胡亥无能，难免起了抢夺秦天下的野心，项羽和刘邦莫不如此。四、秦军对胡亥赵高的上台非常不满，而蒙恬和扶苏的被杀导致了秦军军心的动摇，因此战斗力丧失，出现了大面积的投降情况。否则就凭项羽和刘邦的实力，是很难灭秦的。秦军只要稳守函谷关，他人就休想越雷池一步，想当初苏秦佩六国相印，率百万之师都不能攻下。何况当时秦军有百万，而刘邦和项羽都只有几万军队呢。总结下来，秦朝的灭亡实在不像儒家所称的因为秦的残暴，而是权力落入无能者的手中，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
有道理，秦法确实有些严苛，在商鞅实施新法的时候在秦国估计也杀了不少人，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就不会在犯法了。但是到秦的后期统一速度太快了，而这些新统一进来的六国人民突然接触那么严苛的刑罚，肯定有点扛不住，抵触心理会很强，如果像之前一次从诸侯那边多来一块地慢慢消化也不会出现“天下苦秦久矣”说法了。另外就是秦二世太水了，自己只知道玩乐，要是稍稍有一些才能当时的秦也不会灭，即使刑法严苛，六国复辟势力比较强，毕竟对老百姓来说安稳的环境比那些虚名强多了！法家现实求变确实比较务实的。就像儒家提出圣人之学，学上古，确实有些不切实际。就像法家说他们一样（具体不太记得原文了），自孔子，墨子之后，儒裂八派，墨分三家，这还没多久呢，自己学说都讲不清楚了，又怎么能讲得清上古的东西，而法家就只讲现在。
因此，秦始皇当年，还是有些元远见的。 7楼8楼一、6国刚刚统一，复辟势力还很强大，很多人总想着以前的6国和那时候的风光，因此复辟的心态和复仇的心态交杂在一起，成了秦朝的最不稳定的因素。张良项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6国的老百姓对新的刑法不熟悉，很容易触犯新的法律，严刑峻罚来的太快，导致很大的不适应，而秦始皇并未意识到和重视这一点，因此，民心渐远。这就是为什么刘邦来个约法三章，大受欢迎的原因。（所以秦始皇本人并不残暴，只是儒家的说词）三、对国家机器和自身能力的信任过足过高，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结果一出意外，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就不可收拾，赵高和胡亥的上台应该是出乎秦始皇本人的意料的。 而胡亥荒淫无耻又偏偏是个低能儿，连陈胜吴广都无法制服。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天下又都知道胡亥无能，难免起了抢夺秦天下的野心，项羽和刘邦莫不如此。四、秦军对胡亥赵高的上台非常不满，而蒙恬和扶苏的被杀导致了秦军军心的动摇，因此战斗力丧失，出现了大面积的投降情况。否则就凭项羽和刘邦的实力，是很难灭秦的。秦军只要稳守函谷关，他人就休想越雷池一步，想当初苏秦佩六国相印，率百万之师都不能攻下。何况当时秦军有百万，而刘邦和项羽都只有几万军队呢。总结下来，秦朝的灭亡实在不像儒家所称的因为秦的残暴，而是权力落入无能者的手中，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 是的。我也认为就秦始皇没有太大的过错：当时毕竟是肉刑时代。建国后，我们都是采取思想批判的方式，这是一种温和的改造方式。
因此，秦始皇当年，还是有些元远见的。 7楼 秦始皇有什么过错？是秦始皇被赵高害死之后， 秦二世把事给搞杂了。六国刚刚灭亡，六国的遗老遗少想复辟而已。秦二世正好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秦始皇活着的时候，谁敢造反？秦朝开创的是万世基业，虽然不是秦万世。 以前修的万里长城说成是他的罪过，现在是吗？？？ 说他残暴，焚书坑儒还有严刑峻罚等。 秦国的法律一向以严格著称，为什么秦国的人几百年都能遵守而不认为残暴，而到了天下一统的时候就变成极其残暴呢（估计是儒家搞的鬼把）。焚书坑儒，焚书的主意是李斯出的，而且做了斟选，否则连易经都不会剩下。但烧的那些书籍和后来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比起来对文化的伤害应该不会更大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狂吹多么的好，烧了几本书就被骂残暴，儒家的历史和历史观啊。坑儒，杀的只是些冒充能求仙的骗子，几百个而已。当时的儒家为了权势利益，冒充自己能求仙，还说能炼成长生不老药。骗局揭穿后还说秦始皇的心不够诚，导致神仙发怒云云，简直是无耻之极。秦始皇一怒之下便坑杀的这些骗子（并未波及无辜），连坐和诛九族是欺君后的最基本的处罚，后世哪个皇帝不是动不动就诛九族的。结果被杀的方士骗子被称做饱学的大儒，而去除骗子的皇帝被称做残暴，儒家的历史啊，无耻也。 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刺杀不断，但敢于揭竿而起的却没有。刘邦犯了四罪，也只敢躲进深山里而已，不敢谋反。这就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真实写照。秦朝之所以败落的那么快，其实并非是秦的残暴（儒家之言不可听）。秦朝的败落的原因一、6国刚刚统一，复辟势力还很强大，很多人总想着以前的6国和那时候的风光，因此复辟的心态和复仇的心态交杂在一起，成了秦朝的最不稳定的因素。张良项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6国的老百姓对新的刑法不熟悉，很容易触犯新的法律，严刑峻罚来的太快，导致很大的不适应，而秦始皇并未意识到和重视这一点，因此，民心渐远。这就是为什么刘邦来个约法三章，大受欢迎的原因。（所以秦始皇本人并不残暴，只是儒家的说词）三、对国家机器和自身能力的信任过足过高，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结果一出意外，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就不可收拾，赵高和胡亥的上台应该是出乎秦始皇本人的意料的。 而胡亥荒淫无耻又偏偏是个低能儿，连陈胜吴广都无法制服。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天下又都知道胡亥无能，难免起了抢夺秦天下的野心，项羽和刘邦莫不如此。四、秦军对胡亥赵高的上台非常不满，而蒙恬和扶苏的被杀导致了秦军军心的动摇，因此战斗力丧失，出现了大面积的投降情况。否则就凭项羽和刘邦的实力，是很难灭秦的。秦军只要稳守函谷关，他人就休想越雷池一步，想当初苏秦佩六国相印，率百万之师都不能攻下。何况当时秦军有百万，而刘邦和项羽都只有几万军队呢。总结下来，秦朝的灭亡实在不像儒家所称的因为秦的残暴，而是权力落入无能者的手中，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
因此，秦始皇当年，还是有些元远见的。 坑儒固然是秦始皇的决策，但更多的是法家的意见。
因此，秦始皇当年，还是有些元远见的。
我的思路是：焚书坑儒是儒家和法家争夺国家治理权的一场斗争 ，正在组织成文。
提纲分五个部分。这是第一部分。没时间一次写完。只能边写边上贴。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万千书库】
　　误读点评
　　◎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焚书实在是可恶之极的事。唐朝诗人还在骂秦始皇，章谒在诗中说：“坑灰未冷山东起，关河空锁祖龙居。”殊不知，有一种比焚书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改书――篡改历史！
　　是谓读史（写诗）之人（如章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不少读书人破口大骂皇帝的暴虐，但竟然忘了读书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施暴的行列，什么“治家格言”啦，什么“曾文公家书”啦，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少说话，免得引来祸端。
　　◎专制制度下，坏蛋得到无尚荣耀的概率大增。《水浒传》中高俅的兴起，表面上以林冲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为代价；实际上，它所揭示的是我们文化病态的核心问题。至今，人们仍没明白奴隶转为暴民的动因是什么。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概指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之间（二百四十一年）历史时期。后来，也有稍为不同的看法，把这段时期扩展为公元770年（即周平王元年，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开始）。
　　无论哪种计算方法较合乎实际，可以肯定地说，那时的史官的地位十分突出，史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督最高执政者。这种权力是由最初的占筮与征伐并列甚至占筮左右征战的客观情形构致的。随着时间推移，占筮的政治作用转化成了史鉴作用，而且史鉴的作用就起自周。
　　史鉴的作用威力巨大，基于它作为职业的世袭性和垄断性。某国（如鲁）的合法历史只能由这些人来完成，并传诸后世，当权者（如鲁公）无法随意篡改。当权者可以合法暴力（如法律）来威胁史官，甚至剥夺其生命，但很难改变书写者的意志。这种如实写作（记录）方法，称为“书法不隐”。因此，像周宣王无理干涉鲁国立储而引发鲁国内乱的事情才得以记录下来。
　　孔子作《春秋》的出发点与以往的史鉴观念相反，他要做一个道德说教版本，让“乱臣贼子惧”。他所做《春秋》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鲁春秋》，其次是参照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各国史料。
　　孔子选取的历史时段起始点即从鲁隐公元年。这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鲁隐公元年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后人无法详知；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鲁有关的史料又比较详备，他的资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是：《鲁春秋》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今天人们已无从得知。
　　这是孔子故意所为，他也愿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放胆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
　　由于孔子的改写，《鲁春秋》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中。从此以后，以史讲义而非以史纪史的传统确立了。司马迁写《史记》资料还算详备，否则，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春秋》以前社会面貌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详情，但是既便如此详备，他还是要秉承孔子的传统，以微言叙大义。
　　孔子用《春秋》确立了一个史学正统，却永远地埋没了《鲁春秋》的正统。中国历史自此，也开始了一个“用正统埋没正统”的往复循环。
　　对孔子予以如此评判，也绝非“微言大义”之说或不自觉间用一种正统去埋没另一种正统。从“仲山甫缺失”现象中，便可知晓其中奥秘。
　　＜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文王之会什》（“什”数量词即“十”，亦为约估数即“十几个”之意）为史诗，记述周室先人创业的历程，合迁徒，片伐之事。
　　《生民之计》与《荡之什》更倾向于现实政治。其中：＜生民之什＞中的“民劳”、“板”两篇是讽刺厉王的＜荡之什＞中亦有三篇为讽刺厉王的作品；讽刺幽王的作品在＜荡之什＞中亦有两篇。
　　纵观＜大雅＞共31篇有7篇是对统治者的批评的作品，也就是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作品是对时政进行批评的作品。这还是孔子改造过的结果，估计未经孔子编辑过的原初作品中这个比例还要高。由此可见：在孔儒之学形成特别是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中国文化中的言论自由观念是很正统的；换言之，言论自由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之一。
　　以＜荡之什＞最后一篇“召F”为例，可见一斑。诗中有“我想此邦，无不溃止”一论。全段今译为：“就象那年天大旱，连那草也长不好，（国家之势）就好比那倒下的枯草。看看（幽王）这个统治德行，国家没有不丧亡的道理。”
　　诗的预言果然不爽，幽王因烽火戏诸侯（加之，废申后），导致内叛与外敌入侵：“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召F”－－诗的最后，还把幽王定为祖宗江山的败家子，说道：
　　“从祖先受命于天，有召伯那样的臣子，一天可开疆一百里；如今，却一天丢一百里。可悲呀，如今（幽王）这帮人，一点维持了旧日之盛了！”
　　《诗经?丞民》一首为歌颂仲山甫专做，其白话意为：
　　天生众人性相合，万物所生依法则。人心顺应自然情，万众皆惜好品德，
　　上天详察我周朝，周王祈祷意不惰。为保天子持大业，上天生下仲山甫。
　　仲甫恪行周王令，行事规范诸侯家。祖先事业他继承，辅佐天子立章法。
　　天子命令他代布，作王喉舌讲政话。政令畅通无阻拦，四方协同不能差！
　　......
　　天下都明一道理：“软物好吞又好化，硬物难吞扔一边”，山甫一反古俗谚，
　　“软物不吞放一边，硬物定要克立为。”每逢弱势不欺侮，见到强暴必清算！
　　仲山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诗经?大雅》之＜荡之什?A民＞对仲山甫做了大量的歌颂。先说：“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又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周王命令仲山甫，要做好榜样），最高的评价则是：
　　“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意是说：全国政事的好和坏，山甫观察得很明白；他知识丰富又明世事，所以能保全节操，夜以继日地工作，全是为了国王呀！
　　《诗经》也是孔子编定的正统版本，从他之前的古诗三千余篇中，裁定三百一十篇，一方面他按礼义标准予以了编选，另一方面他又用它作教化手段即“温柔敦厚，《诗》教也。”特别是他还主张学诗以达政事的观点，对诗的理解与运用成为一种政德、政能的评价标准。孔子在一次与学生子贡对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子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骄矜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好，但不如虽贫穷但快乐，虽富裕却爱好礼制”。子贡补充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大为高兴，赞赏子贡的理解力：“子贡呀，这样就可以和你讲论诗了，告诉你过去的，你便能用在未来上。”
　　因为诗的重要政治功效，汉代定其为五经之一。但是纵观历史关乎《诗经》的文献，没有任何一种提及仲山甫即对仲山甫之为政进行榜样化评说。而相比之下，仲山甫作为《诗经?大雅》所赞颂的对象，地位又如此之突出。
　　仲山甫在有意地被人压抑。
　　这不是妄猜，因为《春秋》的哑谜般选取时间段的方式，已经说明了问题。最明显的证明则是一本“活化石”一样的辞书称为《孔子大辞典》【注1】，其上没有“仲山甫”条目。好在《史记》中《鲁周公?世家第三》一卷对仲山甫有所涉及。当然，时至今日，仍无从得知司马迁的史料来自何处。
　　【注1】《孔子大辞典》，张岱年、夏乃儒(全书统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该词典为中国研究儒学的最权威工具书。共计有102位儒学研究专家撰稿。除一般词条解释外，历史及海外评孔要论均集于此。
　　仲山甫辅佐中兴之主周宣王的时代，被《春秋》的选时排除在外了。个中的原因，仍令人费解。宣王这么伟大的中兴也被排除在《春秋》之外，也令人不可理喻。而且，更重要的是宣王与鲁国历史上的事件有着重大联系，一部完整的鲁国史，若不涉及周宣王立鲁懿公的事件，就不可能完整。
　　而问题恰出在了这个地方。因为，《春秋》不是历史读本而道德教科书；并且，孔子力主“为尊者讳”，周宣王的失误引发鲁国内乱的重大事实也就必被排除在外。
　　唐代刘知几【注2】已对《春秋》写作方法的害处有所认识，指责孔子在涉及鲁国历史的写作方面，“事天大小，荀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但是刘知几并未对“仲山甫缺失”现象予以关注并纵深研究。
　　究其根本，“仲山甫缺失”完全是由于为周宣王进行讳避并为鲁公室的内乱作讳避，而导致的。
　　周宣王即位之初，以周、召二公辅政，效法文武、成康遗风，重整军政，并废除耕籍田制度。命尹吉甫击退猃狁，使秦仲及其子攻破西戎，并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争中小有胜绩。因此他的执政成绩被称为“宣王中兴”。
　　有了中兴的奇迹，并不代表他没重大决策失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其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干预鲁国立储君的事件：该年春天，鲁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喜欢少子戏，就打算立戏为武公的继承人。仲山甫进谏阻，反对废长立少。周宣王不听，终于确定戏的地位。夏天，父子三人归鲁，武公病死，戏也由太子变为国公，为鲁懿公。他的侄子，也就括的儿子伯御替父伸冤，在叔父执政的第九年（公元前807年）率部众攻击懿公，杀之，自立。这场由周宣王失误导致的鲁国政治变乱，并没就此而止，而是周宣王在错误的决策上一错再错。伯御掌权的第十一年，宣王率军伐鲁，杀了伯御。宣王经过与仲山甫商议，决定立懿公的弟弟也就是伯御的另一位叔父称为国君，称为孝公。在挽救周宣王的错误上，仲山甫不遗余力，所以＜A民＞中以比喻的方式说：
　　“周王的衮袍破了，只有仲山甫能补上。”但是补救归于补救，终不能阻止衍生性不良后果的出现。《史记》称，自周宣王伐鲁后，诸侯多畔。
　　孔子的《春秋》不能记录这个有损于周王形象的事件，何况这个事件整体上又是鲁国内乱呢？
　　回避鲁国的丑事好“动称耻讳”是孔子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是造就后人误读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历史的任务不是真相，而是所谓的“大义”文本！
　　自孔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只要一个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便可以随便改写历史。
　　在上一章，我们涉及到朱熹不顾史实肆意贬低左丘明的事。其实在他踏入仕途（1148年）之前的六十年前就发生了篡改国史的政治行为。可以说，在北宋全面政治危机来临之时，文人阶层又恢复了肆意改写历史的习性。－－对于中国历史，也许这是一个不幸的谶言！
　　那次让后人瞠目结舌的改写，是称为“元v更化”的一部分。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于赵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贬黜了神宗熙宁、元丰时用事的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重新编篡《神宗实录》。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与重编《神宗实录》的现实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个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上正确”的史学版本，把自己的政敌、论敌从历史中赶出去或反义化，同时当然地把自己那个集团的一些不光彩的记录抹掉。
　　【注2】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初任获嘉县主簿。武则天时任著作佐郎、左史、兼修国史，凤阁舍人。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屡任修史之责。曾对《史记》、《汉书》以来史书普加评说，因受监修大臣压抑、排挤，遂修撰《史通》以见志。其史学基本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但反对一味赞扬和盲目崇拜儒家经典。认为它们并非尽善尽美，指出：《尚书》所载“是非无准，向背不同”；《春秋》为孔子所删定，关于鲁国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种篡改与重编的大胆的程度远超过了孔子对《鲁春秋》删削与对《诗》的缩编。比较此次对最近期历史改写的妄为程度，以后的朱熹还是比较谨慎的，后者对准的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物。
　　历史成为权力手中的橡皮泥了，在随意地被塑造。未等元v版本的《神宗实录》成为既定的正统，赵煦又来了一次翻案。在他亲政（1093年）后即绍圣元年（1094年），下令恢复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起用章啵烦啤吧苁ド苁觥薄
　　绍圣绍述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究竟这次修改，权力集团是如何按自己的意志办的，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整个神宗朝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笔烂污帐。
　　关于《神宗实录》真实性的追问，成为南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问题，甚至说也是一个如何再改版的技术性问题。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和赵构因谈论一位学者编的一本成代名臣经典著作的注释本时，涉及到了野史及再版的《神宗史志》（“实录”的换名版）问题。在纵深谈论时，放弃了主题即不再议经典注释，而是专论野史的祸害。赵构认为：“野史这类的东西的确是一个祸害，比如，靖康以来的私家记述，就非常不可信。”
　　为什么盛行野史，概因官方正史失真之故。由于《神宗实录》已被反复改造，重编《神宗史志》的官方史官也不认真了，敷衍了事。秦桧颇有感慨地对赵构说：“臣曾委派史局的官员撰官《神宗史志》，居然有人一天就写完了规定的章节，如此轻率从事，那书怎么可以备用呢？”
　　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对野史流行的危害及官方编史轻率的不良后果，产生了共识。赵构回应秦桧说：“朕往日曾经谈到范冲编撰《徽宗实录》应注意的事项，那就是只应当记录那些可以让后世效法的国家大事，而不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写进去。现在看来史官须有经学的根柢，才可以重用啊！”
　　一语中的！政治家用权力给史学家的学术规定了方向，只能用道德史观和政治上的正确的方法论来写历史，否则就很危险，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自由化！
　　南宋高宗时大禁野史，首先以统一对靖康之变前的传位问题为重点－－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能说徽宗的过失，特别是一定要把他比喻成开明的尧帝，等等；其次，对涉及国家历史的一些私人笔记，也予收缴，不允许出现与国编历史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从查禁对象上由靖康间问题的私记又往上追溯了。
　　最有典型意识的就是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注3】的遭遇。
　　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朝廷见对野史的禁止收效不大，想再次加强查禁。命令还没上式下达，司马光的曾孙司马掣辖舾咦谏狭艘坏雷嗾拢担
　　建安地方新近刊行一种名叫《司马温公纪闻》（即《涑水记闻》的另称）的书，中间有不少关于国家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仔细翻阅家族所存档案，发现在我曾祖父平日的著述中，根本没有那一种，很明有人妄借我曾祖父的名字，推行自己的私论。请皇上下旨禁绝《司怪温公纪闻》，杜绝邪说的流行，使百姓免受煽惑。
　　司马趁髦娓赣写酥觯员鹑宋拗猩欣纯眩匀皇谴诱渭际跎喜僮魃媳湎嗟赜朐娓富辶私缦摺Ｓ伤韭砘恼紊险返谋硐郑垢咦诤芸煊窒破鹆艘怀∫圆榻朵乘俏拧肺行牡慕笆罚侔妫┑脑硕
　　【注3】《涑水记闻》，司马光撰。十六卷。所记多为宋代旧事，自太祖至神宗，每条下皆注明何人所说，故曰“记闻”。其中以国家大事为多，亦间涉琐事。后修《神宗实录》多所取材。
　　司马光作《涑水记闻》（又名《司马温公纪闻》是前朝史学界所共认的事，在本质上这本书是长篇资料汇编，是为编辑《资治通鉴考异》后做的辅助工作。它多采宋代旧事，自太祖记到神宗，每条下都注明何人所说，其记述以国家大事为主，但也涉及一些琐事。元v更化重修的《神宗实录》从中取材不少。
　　谈到《司马温公纪闻》，就不能不附带说一下李纲写的《靖康传信录》。宋高宗赵构所指“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主要对象就是李纲的这本私家日记。作为宋微宗禅让事件的参与人，他有权威来表述这一事件。
　　李纲本来也希望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此时赵桓是首都的行政与军事长官（开封牧守），有一定的号召力。李纲与门下侍朗（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吴敏二人通气后，吴便一人入朝对皇帝讲了利害关系，并说：“你退位可保国家无损，你自己也可长寿”；皇帝不明白此举与长寿的关系，吴就利用徽宗迷信道教的特点来诱导他：“陛下你是长生大帝君下凡，一定要有青华帝君相助才行。这就是传位的奥妙之所在！”于是，赵佶下定了决心。
　　李纲记录的真实情况表明：禅让帝位并不是徽宗的本意，而是在吴敏的一力操纵下而成。这样，不但不能塑造赵佶如尧的伟大形象，还显现出他的胆怯与无知。
　　徽宗不只是赵佶本人的徽宗，而是整个赵宋皇族的徽宗。如此低能的形象肯定有辱于祖宗，也让后人受不了。之于后者，就像当年刘骏评论他祖父刘裕一样：“一个庄稼汉混到当皇帝，真让人受不了。”－－如此按徽宗的本来面目传下去，说不定赵家后人也会说：“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怎么也会当了皇帝，真让人受不了。”从而也使赵宋家整体形象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