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年代：文革查抄第一黄书《少女之心》
文章摘自《老师的“谎言”》
作者：《看历史》杂志社 & 出版社：《看》杂志社
“文革”手抄本《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
主笔┃杨东晓
它可能是那个年代除毛选和新华字典外，读者群最多的书籍。它与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性意识一起，被压抑在地底下。
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他的姐姐不从，哭着把他告到了派出所。这个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顿，又放了出来。但是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到亲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学校的大喇叭，用义正言辞的声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没有一般死囚临死前的惧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时睃往台下，大约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面孔，他呲着牙笑了。他已经被各所学校的大喇叭宣判过多次“死刑”，只因没有完成各校示众这一“使命”，才一直没有拉去枪毙。
37年后，当这个案件再次被提起时，作为研究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艺军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被判死刑的中学生当时是否已成年？他是十几岁？
罪犯被带走，台下的受教育者们，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光后，再也无法回忆起这个高年级学生被“宣判”时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他的姐姐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在洋泾浜上海，市民一直习惯于用西式的发音来表达一些内容用汉语不太容易表达的内涵，比如，用“来赛”这个发音(lasses，原意小姐)指代类似发育成熟、行为开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马格”这个发音(mug，有脸、嘴、抢劫、流氓等含义)表示男流氓。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对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皮艺军说：“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1979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工作者廖岭珠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社联通讯》1980年增刊第七期《少女犯罪与性爱心理初探》一文中写道：“据某中学一个班级的不完全调查，43名学生中，承认看过《少女之心》等黄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学生甚至在上课或自修课里抄阅这类书刊”。但是这些孩子并未犯罪。实际上，大多数传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为追查其它案件时被连带出来的。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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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一代人的阅读记忆
15:35来源：
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称他有一个亲戚是山东一个检察院的干部，办过这个案子，“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个谜，我当时和白士弘极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赶紧再和对方联系，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资料，我说我可以马上赶往山东，见那个检察官，他后来就不和我联系了。”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 文革 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
    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当时摩罗、余杰风头正盛，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希望他能写序，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周勍告诉记者，在序言中，摩罗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在《少女之心》的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
    但是，作者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也许是好事，也许未必是。”周勍读过《第二次握手》的两个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万字，但是张扬后来扩充到了几十万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还在，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扩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观众的兴趣已经不会太大，性的暧昧已经逐渐消除，我们甚至每天都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裸露着身体的广告，以及无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1974年因《少女之心》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出版人白士弘依此推断，《少女之心》开始在民间传抄的时间最早约是1974年。
1975年“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7月正式出版。在“文革”期间，《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都被列为“坏书”。
1980年第一期《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当时便有人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同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江西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
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并计划在全国5000所中学开展青春期的性健康教育。
1997年重新修订后公布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原流氓罪中“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被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聚众淫乱罪”被收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少女之心》传抄中，被抓获罪者多以“流氓罪”判处。
1998年《焦点》在该年的第12期杂志上发表《〈少女之心〉冒名走江湖》一文，文章称在深圳发现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少女之心》，该刊记者经采访后获知，哈尔滨出版社并未出版该书，《少女之心》的书号盗自《数学的历史思想与方法》。
2001年《暗流 “文革”手抄文存》出版，这是对“文革”手抄本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整理，收录《远东之花》、《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7部流传于民间的手抄本。出版人、时任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的白士弘在图书面世同期对外发布消息，寻找手抄本的第一作者，以无果告终。
2004年白士弘在1月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向公众展示了《少女之心》的书样，该书计划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印刷完毕后，正待上市却被叫停，相关部门同时通告各有关出版社，不得安排该书出版。 (钟刚 陈雪莲)
(编辑： cr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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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故事）——献给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年人
　　□小周　　城里出生的家中兄弟姐妹一般两到三人，农村的更多。大的不爱带着小的玩儿，小的总爱粘着大的，经常看到大的在前面撒着欢跑，小的在屁股后面哇哇哭着追。　　参加过红小兵、批斗过“四人帮”，往墙上刷过标语，同学里有许多叫国庆、卫东的。听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英模报告，学过女排的拼搏精神，也曾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用过粮票布票油票肉票，买过冬储菜，拎着瓶子打过散装酱油，排队抢购过冰箱彩电洗衣机以及日常生活用品。　　读过金庸、古龙、三毛、席慕容、汪国真，最后还是发现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印象最深。传阅过《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撬过班主任宿舍的门，进去偷被没收的手抄本。　　推过铁环，看五分钱一场电影，用泥巴堆过炮楼，用废笤帚玩过火把，烤过偷来的土豆地瓜。拍四角，集烟纸，缠炮线，用铁丝、皮筋做纸弹枪，拿报纸做风筝。男孩玩对拐、夺军旗、打仗，女孩子跳皮筋、抓羊。男孩女孩一般不在一起玩，在课桌上刻“三八线”。　　酒量是从初中时开始练的，父母经常出差的同学家里是最好的酒吧。用板砖打过架，以恫吓为主，最英勇的事是和同学们一齐教训过社会上的混混。　　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天天盼新年，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和同学到批发市场买贺卡，好朋友就买贵点的，喜欢的女孩就买温馨一点的，关系一般的就买便宜一点的。收到的贺卡有自己画的，有买的，有带错别字的，还有祝词没写完的，甚至还有写着别人名字的，看贺卡时心情让人觉得特温馨。　　让港台和日本电视连续剧迷住过，最有名的电视剧是《上海滩》和《射雕英雄传》，喜欢过翁美玲、山口百惠。看过《大西洋底来的人》，唱过铁臂阿童木。喜欢过苏芮的《酒干倘卖无》、张行的《迟到》，是罗大佑的追星族。　　小学打乒乓球，初中打排球，高中打篮球，大学踢足球。看港台录像、玩电子游戏、跳霹雳舞、听摇滚音乐，都痴迷过。腰里别随身听，西装和太阳镜上留着商标。　　读过TOEFL，考过GRE，做过留洋梦。在深圳、海南、广州或其它地方打过工，或有过类似的打工经历。不大为涨工资或下岗之类的事烦心，却常常为不能找到更好的赚钱方式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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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 《老师的“谎言”》 作者：《看历史》杂志社 出版社：《看历史》杂志社
“文革”手抄本《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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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至1978年初春，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邻水县结束了一次扫黄工作。县城里只发现这一宗传看《少女之心》事件，而农村区域一宗也没有发现。
33年后，李万盛回忆这次追查工作时，很是欣慰：“通过后来多年的跟踪了解，这5位学生成长都很正常”。
他说邻水县城不大，所以问题也不多。小县城邻水，令人欣慰地、平稳地度过了它在非常年代的“青春期”。
■ 幸运的孩子们
进入1980年代，查抄《少女之心》仍在继续，但烈度小了很多。查抄的主力已经从公安局变成了学校。
当年在湖北某中学上初二的陈卫东，还记得1983年的一次全班大搜查。那是下午最后一节课，他焦急地盼望放学铃响。家里枕头底下还藏着一个手抄本，马上就该传给下一位排队的同学了，他得赶在家长下班前再看一遍。
这一整天，陈卫东都惦记着书里曼娜和表哥的事，后悔没敢把那个小册子带到课堂上偷看。他手里那份是同班同学用方格子作业本抄的，差不多抄了一本。当时他还觉得这部“小说”语言不好、不通顺，心想不如自己重新写一遍。多年后，他从互联网上看到真正的《少女之心》，才发现原作者的文字功夫还不错，那个作业本上的，可能是同学们自己添加的结果。
当盼望已久的放学铃声响起时，班主任走了进来。
班主任叫大家把书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到课桌上，他要挨个仔细检查。陈卫东此时不由得大呼幸运，多亏没把书带到学校来！天黑的时候老师才检查完，放学生们离开。过了两天，他才知道那天是全校大检查，查的就是《少女之心》。后来又听说，他们学校也有“曼娜和他表哥那种事儿”，不知道是不是看了手抄本的原因。
[编辑：yangyan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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