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古驿 中国独一无二的的宝贵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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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鸣驿城位于河北省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是一处建于明代(1368年-1644年)的驿站遗存。驿城占地2200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城墙周长1891.8米。城墙表层是砖砌的，里层是夯土。墙体底宽8-11米，上宽3-5米，高11米。城墙四周均匀分布着4个角台。东西各开一城门，建有城楼。城外有烟墩。城内的五条道路纵横交错，将城区分成大小不等的十二个区域。城内建筑分布有序，驿署区在城中心，西北区有马号，东北区为驿仓，城南的傍城有驿道东西向通过。城内还有古代遗留的商店和民居。鸡鸣驿城是中国邮传、军驿的宝贵遗存，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鸡鸣驿始建于元代。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站赤&(即驿站)。至明朝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鸡鸣驿扩建为宣化府进京师的第一大站，城内设有驿丞署、驿仓、把总署、公馆院、马号等建筑，还有戏楼和寺庙。
　　距下花园五公里有一座山原名叫磨笄(jī)山。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恃其英武征辽，尝过此山&，曾&驻跸其下，闻雉啼而命曰鸡鸣&。一个帝王可以改变历史，改变一个地名更是颐指之间的事情。于是这座山从此叫鸡鸣山。于是在京张公路旁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成为一系列传奇的发源地。
　　传奇英雄成吉思汗与忽必烈又为鸡鸣驿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设置驿站。到忽必烈时，全国(不包括蒙古地区)已建有站赤1496处，其规模远超汉唐。
　　鸡鸣驿始建于何年未有确切记载。但它是中国古代邮驿功能最全的驿站，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交通与邮驿地位。蒙古语称驿站为站赤。&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凡在属国，必置传驿。星罗棋布，脉路贯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置邮而传者，未有重于此者。凡站，路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在辽东地区的站赤甚至备有狗站。不但如此，元代的站赤有非常具体而又详尽的规定。而且几乎每朝对站赤的规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补，驿站的功能日趋完善。
　　例如元世祖时燕京至开平府、至京兆，设急递铺，每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关于所传件都有详尽具体的规定：
　　&&&其文字本县官司绢袋封记，以牌书号。其牌长五寸，阔一寸五分，以绿油黄字书号，若系边关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锁，于上重别提号及写某处文字，发遣时刻以凭照勘迟速。其匣子长一尺，阔四寸，高三寸，用黑油红字书号&&&感觉就像特快专递与加密急件。
　　到了英宗至治三年，对急递铺的规定更为细密：&&&凡铺卒皆腰革带，持枪、携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响及所之铺，则铺人出以俟其至。囊板以护文书不破碎，不襞积，折小漆绢以御雨雪。不使濡湿之。及各铺得之，则又辗转递去。&如此规范如此严格，令人叹为观止。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这样形容元代驿站：&各省之要道上，每隔二十五迈耳，三十迈耳，必有一驿&&合全国驿站计之备马有三十万匹，专门使用。驿站大房屋又一万余所，皆设备妍丽，其华糜情形使人难以笔述也。&
　　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鸡鸣驿站建土垣，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砖修城池。全城周长2330米，墙高12米，在东、西城墙偏南处设东、西两座城门，门额分别为&鸡鸣山驿&、&气冲斗牛&。门台上筑两层越楼，上面城墙均筑战台。北城墙中部筑玉皇阁楼，南城墙中部筑寿星阁楼，两座阁楼遥相呼应。城下的东、西马道为驿马进入的通道，城南的&南宫道&即是当年驿卒传令干道。可以想像，当时每日马铃声声，飞尘滚滚，身穿邮服、腰挂&火印木牌&的驿卒，乘骑传递，风风火火，昼夜不停，何等热闹。
　　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为加强驿城的防御，对城垣进行了全面维修，并在城东南角城墙上筑角楼魁星阁一座。为防止山洪浸侵，又于城东筑护城坝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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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边县古代邮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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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邮政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称为邮驿。县境内有邮驿，始于南北朝置西安州、大兴郡时期。而有史志确考的则晚至唐代。唐时，盐州通往全国的驿路主要有：&&&&盐灵路：西南去经双堆峰、耀德等地至灵州（今灵武），计程300里。&&&&盐夏路：东去经深井儿（今安边）至夏州属石堡镇（今靖边属龙州）。东南与延夏路相接，直抵古都长安。白居易在《城盐州》一诗中所说的“~州驿路好马来”，可能就是指这条驿路。盐夏路在夏州与绥夏路相接，东去直达新兴（今山西太原）。&&&&盐庆路：西南去经双堆峰折南行至庆州，与长安至庆州驿路相接。&&&&州内有五原（与州同治）至白池（今内蒙古自治区属北大池）的驿路，计程90里，仅有传递，无驿站。&&&&上述驿路，仅承办官方公文、军事情报、军令传送和人犯解递，不办民间的书信往来。&&&&宋时，除上述驿路因袭外，沿隋长城外夏州属长城岭至灵州的驿路，亦通过海子梁、白泥井、周台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否有驿站，无史料可考。&&&&明置定边营后，境内仅存驿路两条，一是东去经砖井、安边至靖边所属宁条梁，再东去山西、河北等地。境内有砖井、安边、柳树涧堡三个驿站，均备有丁夫、驿马，另尚有驿站间的园墩子、陡沟子、二十里铺设腰站，供邮差打尖歇脚。&&&&另一条是西北去经盐场堡至花马池（今盐池县）的驿路，境内在盐场堡设驿站。&&&&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迁柳树涧驿站于三十里井，后又迁四十里铺。为安全，解递人犯仍行柳树涧旧路。&&&&至于唐代出现的民间传递信件的驿驴、明朝的民信局、清朝的信局等民间邮政性质的组织设施，县内有无，两种传说共存，俱无实据。&&&&墩堠也叫烽火台，是古代传递军事情报的设施，有军邮或军事电讯的性质，县内计有39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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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道，也称子午栈道。是古代，特别是汉、唐两个朝代，自京城通往汉中、及其他南方各地的一条重要通道。因穿越，且从长安南行开始一段道路方向正南北向而得名。历代都有修缮和线路变化。东汉及唐时期，均曾一度成为国家驿道。它辟为驿道的时间虽短，但其交通作用却持续不断。秦汉时期，由四川、汉中向京都咸阳或长安输运物资，多取和，不取子午道。汉高祖去汉中，派烧子午栈道之后，到平帝元始五年时，下令修凿子午道，并设置子午关。此后，子午道经常被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政权用作进攻汉中、安康以至四川、湖北等地的通道。也经常被以南方为根据地的政权用作攻打北方长安的通道。[1-2]别&&&&名子午栈道开通时间元始五年至孺子婴居摄元年全&&&&长600余里有关遗迹拐儿崖、红崖子、子午关、
子午道出现在秦汉以前。前207（秦二世三年），汉高祖于“”后，被迫由霸上去南郑就汉王位时，走的即是子午道。《·高祖本纪》记“从杜南入蚀中”。《史记集解》云：“蚀，入汉中谷道名。”杜，为秦之杜县，西安市南的。即由杜县之南进入秦岭前往汉中。东汉的摩崖石刻《石门颂》记“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即刘邦南去汉中时走的是子午道。《水经注·沔水》亦把护送刘邦去汉中途中烧绝的栈道指为池水上源子午道上的“蓰阁”。[1]但作为官道，开通子午道的时间应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至孺子婴居摄元年。即公元5年至6年。据二十四史中《汉书》的记载。《·王莽传》载曰：“(元始五年)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汉纪·孝平皇帝》所载也非常一致：“(元始五年)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汉书·王莽传》还有另一段记载：“(居摄元年十二月)莽白太后下诏曰：故太师光虽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与宰衡同心说(悦)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为同心侯，王林为说德侯，光孙寿为合意侯，封孙匡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这是一份封赏臣工的诏书，诏书中的太师光即丞相孔光，太保舜即王莽之从弟安阳侯王舜，大司空丰即广阳侯甄丰。从这份诏书可以看出，至居摄元年子午道已经开通，而开子午道是与“诱进单于筹策，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等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2]
子午道与子午谷的得名，一般认为：当与这条河谷及从长安南行开始一段道路的走向基本取南北方向有关。古代称北方为子，南方为午，南北走向的大道就被称为子午道。但就子午道全线而言，并非正南正北，而是由长安到秦岭正脊就稍折西南，其后又转为由东南向西北，最后一段基本上转为东西方向。[1]但据《汉书》和《资治通鉴》：“莽以皇后有司孙瑞，通子午道”。说明，通子午道与皇后有子孙瑞是有重大关系的。因为皇后有子孙瑞，故而才通子午道。“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2]子午道中的一段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走向不一。秦汉魏晋时期的走向，大致是由西北的（汉长安城）出发，经南郊，到子午镇附近的子午谷口，溯谷而子午道路线变化情况见图[1]上20余里，至子午谷与沣峪东侧支流的分水岭——土地梁，越梁顺沣水支流而下到喂子坪附近，即进入河谷。沿谷南上约20里到关石（即子午关，又名）。从关石南行，越秦岭正脊大梁，再过小岭，到沙沟街。复循汉江支流上源而下，经高关场（清代称高关）至，再南经沙坪街、大西沟，翻梁至月河坪，南渡月河，溯月河支流腰竹沟而上，于古桑墩附近越腰竹岭，进入另一支流（古称直水，又称迟水）流域。循池河南下，经营盘、胭脂坝、东腰岭关、新矿、龙王街、进人境，再经梧桐寺、迎丰（凤）街、石佛寺、筷子铺、后营等地到。从池河镇折西北上马岭，过，绕汉江北侧的九里十三弯，经石磨铺、窑湾到石泉县城。从石泉县城向西北，经古堰到饶峰街，折西上饶峰岭，顺牛羊河到子午镇。为与北端的相区别，故称南子午镇。从南子午镇过子午河进入境内，沿西北方向绕汉江黄金峡大弯曲，经金水镇、酉水镇、龙亭等地，进入汉中平原，过洋县、而达汉中。全长约1000里。
晋以后，以北和南子午镇以西线路仍依旧道，中间一段有变化。大致是从江口镇起，路线折向西南，越岭溯谷西上关帝庙，又折南翻鸡公梁至七里沟口，进入月河河谷。沿谷西南上，过洵阳坝，越平河梁，入长安河河谷，顺谷而下，经火地塘、西腰岭关、宁陕老城、关口（城）和汤坪，进入石泉县境。再过青草关、斩龙垭、堰平、两河口，至南子午镇。此后，子午道路线再无大的变动，只有小的调整，如清代曾将由两河口西南去南子午镇，再折西北去金水镇的曲折路线，改为由两河口直接向西经扇子坡、湘子山、土门垭、铁门关至金水镇的直西路线。
子午道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经过了上述大的改线和几处小的调整，但其旧路并未因改线而废弃，仍继续发挥着与新线不同的作用。新线去汉中比旧线捷近，但旧线去汉阴、安康则比新线捷近。742～756（唐代天宝年间）开辟的“”，南子午镇以北利用的是子午道新线路，南子午镇以南则离开子午道，经西乡、镇巴至四川涪州，成为继之后由秦入蜀的另一捷径。[1]秦汉时期，由、向京都或长安输运物资，多取和子午道台阶遗迹[2]故道，不取子午道。汉高祖刘邦去汉中，派张良烧子午栈道之后，到平帝元始五年时，王莽下令修凿子午道，并设置子午关。此后，子午道经常被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政权用作进攻汉中、安康以至四川、湖北等地的通道。244（蜀后主延熙七年）春，魏大将率步骑10余万伐蜀，兵由骆谷、子午道并进，蜀大将曾建议派兵阻截于黄金、兴势山等地。黄金在子午道上的金水镇附近。263（魏景元四年），魏大将钟会率10万大军，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3道伐蜀，会于汉中。
南北朝时期，西魏文帝的宰相宇文泰，为了争夺今安康地区，曾派大将军王雄由子午道南去攻占魏兴，置东梁州。其后黄众宝等据马池举众反叛，围东梁州，宇文泰又派大将陆腾率军由子午道星夜南下，前去镇压。西魏恭帝初年，直州乐炽、洋州田越、金州黄国等人联合反抗，西魏派贺若敦等发兵直谷（今池河谷，子午道旧线），前去镇压。乐炽等烧子午栈道，据守直谷，使贺若敦的部队不能前进。明朝末年，陕西总督孙传庭曾令贺人龙等领兵，从子午道南下，攻打活动在秦岭山区的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为了平定占据四川、汉中等地的吴三桂叛军，也曾派大将图海等由子午道进攻汉中。
同样，子午道也经常被以南方为根据地的政权用作攻打北方长安的通道。东晋时荆州镇将，曾于永和十年（354）率兵由武关道北伐前秦，同时命梁州刺史从子午道北进，以相策应。此后，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在夺取东晋政权以前，也曾利用子午道对后秦进行攻伐，以配合由洛阳、潼关、武关进入长安的主力。五代末，晋昌军（治所即西安市）节度使赵匡赞和凤翔节度使侯益叛汉，降附于占据今四川、陕南及甘肃南部等地的后蜀，后蜀认为这是进攻后汉的大好机会，即分兵陇关道、和子午道3路，向长安进发。但蜀兵出发后，赵匡赞却又重新归顺后汉，后蜀从子午道北进的军队被后汉王景崇击败。
子午道的军事作用也表现在子午关的设防上。子午关是秦岭北坡子午道上的惟一关隘。自西汉末王莽设关之后，东晋初年，割据关中的后秦姚苌，曾命郝奴为六谷大都督，以警备包括子午谷在内的南山诸谷之险。隋唐亦在此设立关卡，并置“关官”，负责管理、盘查过往行人，禁止人们非法携带武器出入，以保安全。以后，唐朝政府为加强南山诸谷的防守，维护南北交通，曾设置过南山五谷使，子午关为驻兵防守的要地之一。
子午道开辟新线后，旧路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仍继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上著名的饶峰岭战役，就是一个例证。南宋和金对峙时期，金军为了夺取汉中、四川，屯兵长安，扬言要由子午道直取汉中。南宋金州守将王彦信以为真，紧急调兵到池河河谷，扼守子午道。不料，金军却绕道商州、上津、安康、汉阴、石泉一线向汉中进攻。南宋急调所部，与金军相遇于饶峰岭，苦战6天6夜，金军绕道偷袭，终于取得洋州、汉中。这是历史上能够准确把握子午道特点，诱敌上当的一个典型战例。
子午道在政治、经济上也占有相当地位。东汉及唐时期，均曾一度成为国家驿道。东汉安帝初年，由于居住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的羌族部落不满东汉朝廷的徭役，结聚起义，屡败汉军，战争持续十余年之久，战火燃及陕西、山西、四川北部，汉中多次失守，故道和褒斜道两条国家驿道均断，子午道遂辟为长安、汉中、四川间的驿路。直至东汉王朝平息羌人起义之后，褒斜道才恢复驿道地位。东汉末年，曹操与马超、韩遂在关中争战期间，关中人民从子午道逃往汉中避难的达数万家。
唐代对子午道不断修治，行人日益增多。唐代诗人在《送客人蜀》诗中云：“剑阁迢迢梦想间，行人归路绕梁山，明朝骑马摇鞭去，秋雨槐花子午关。”说明他送的客人是由子午道入蜀。唐代名僧也是由子午道入汉中去四川的。据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的《法苑珠林》记“子午关南第一驿名三交驿”，说明唐初子午道为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后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子午关仅为“中关”，根据《唐六典》所记，京城“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说明当时的子午道并非驿道。但到天宝年间又置驿，主要是因杨贵妃嗜吃鲜荔枝，荔枝产于四川涪州，因而开辟“荔枝道”由涪州经镇巴、西乡、南子午镇沿汉子午道新路运往长安。由于荔枝娇嫩，不易保鲜，故在荔枝收获季节，驿马飞驰急运，诗圣杜甫即有“奔腾献荔枝”之句。此为子午道的最盛时期。安史之乱以后，荔枝道逐渐衰落，而行旅仍比较多。为了加强对子午道的管理，在762（代宗宝应元年），曾作出规定，凡经行此路者，都必须持通行证注明其身份及所带物品名称、数目等才可通过，否则，关卡有权扣留。
时期，子午道仍是商旅由长安去洋州和金州的大路。《续资治通鉴·宋纪》记，子午道旧线为“承平时商旅由子午道入洋州之路”。南宋时，马池以西的子午道旧线已成为从西北边境经汉中、安康、襄阳达于首都杭州的驿道之一段。子午道沿途的集镇和维护治安的巡检司也逐渐增加。如，北宋在长安县设有一个子午镇，明朝又在西乡县设立了一个子午镇，并在池河、五郎坝、饶峰岭等地设立巡检司。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为了迅速传递发自四川的文报，不取，而由子午道走递，较驿路可近七八日之程。随着对子午道频繁使用和对秦岭山区的开发，清代子午道上出现了宁陕厅这个县级城市及江口镇、洵阳坝、迎凤坝、两河口等重要集镇。[1]子午道沿途保存着大量有关遗迹和历史文子午道栈道遗迹[2]物。
在长安县子午镇至宁陕县江口镇段间有遗迹十余处，如拐儿崖、七里坪、土地梁、阴砭子、黑沟口、红崖子、子午关、等等。其中以拐儿崖、红崖子最具特点。
拐儿崖，在子午道入山口处不远，子午河经此北流，其中有石梯路数十米，宽约1.5米至2米。其南，子午河边发现栈孔数处，河中有巨石1块，上刻正楷大字，水冲风化，剥蚀严重。经认真查看，知此刻有大字15行，行约20字，下方正中刻“兴隆碑”3字。前有小字数行，后面“刊石”2字之上，亦有小字1行，均模糊不辨。大字可辨者约一半，前5行半为唐朝大诗人的《玄坛歌赠元逸人》诗，内有“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的诗句。其后为以《金可记传》为题的有关记事。元、金二人均为曾在子午谷隐居修炼的文士、道士。结合附近高崖上尚有“万福之口”的石刻题字，知传说中汉武帝修建的玄都坛可能就在附近。《兴隆碑》石刻原在道侧石崖上，修简易公路时被炸落河边，损失严重，亟须保护和研究。红崖子位于沣河河谷喂子坪以南，此处不仅有保存较为完好的、用石片垒砌而成的近百米古道路面，而且保存有与之相连接的桥栈遗迹，实为少见。其余各处，大多为沣河河谷中留下的同类型栈孔遗迹或栈道遗迹。以黑沟口栈孔最多，达百余米长，排列密集整齐，其中不少栈孔中仍残有石梁，长可至80余厘米。另有3个带排水孔的桥柱孔遗迹，知这里曾设木质立柱桥梁。阴砭子有延续69米的一排17个壁孔。千佛崖有30余个壁孔和一段7.5米长的栈道遗迹，今仍可行人。子午关附近的桥栈孔为数不少，其险峻形势今仍依稀可见。
宁陕县江口镇至西乡县南子午镇间的子午道旧路上，发现栈道遗迹15处，其中以月（河坪）太（山庙）公路20公里至40公里间存留的栈道、栈孔、古石阶路及碑刻遗迹为完整、重要。要地古桑墩、武圣宫、田母桥、梧桐寺、池河镇、饶峰岭等处亦多有实物遗存。
古桑墩，位于月河与池河的分水岭腰竹岭上，是东去镇安道路的分岔口，古代子午道的“姜子关”、“翦岭关”均当设在附近。《太平寰宇记》记：“直水源出（永）兴军乾桔县翦岭姜子关，经县理西，又南注于汉。北流当终南山子午谷路是也。”又《舆地纪胜》载：“蒻岭关，防子午谷、豹林谷、涝谷。”知蒻岭关在子午道上，位于直水源出的腰竹岭。腰竹岭南，据《水经注·沔水》记载，子午道上曾筑有“蓰阁”，“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崖岭下，又南枝分东注洵水。又南迳蓰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又东南历直谷，径直城（今石泉县池河镇东侧古直城县）西，而南流注汉。”直水即今池河，“蓰阁”在腰竹岭上的古桑墩附近。武圣宫位于新矿（太山庙）与龙王乡交界处，宫址规模颇大，据清同治十三年（1874）修龙王庙时所立的石碑记“龙王显赫非一日，士庶之皈依已百年”，说明这里原来是四方行人憩息聚居之地。田母桥在铁炉南约2公里，相传为一田姓寡妇捐修，是用一长约5．4米、宽1．49米的石条铺设。桥头有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九日立的石碑一块，上刻“田母桥”三字。梧桐寺在迎丰（凤）乡北，古时寺庙宏大，今尚发现有被改造为石臼的古代六角经幢一节，经文字迹已被剥蚀不清。迎丰镇尚有“迎来川陕瑞，凤鸣天下安”的对联。知自古即为川陕路上的要镇。池河镇古称直城，设过直州，皆因水为名。直城地当要冲，是子午旧道转西北去汉中、转东南去安康的岔路口。饶峰岭位于石泉县西北，古时在此设关，建有“官地庙”，意为饶峰岭系石泉、西乡两县交界地，山岭为官地，后演变为“关帝庙”。现岭上留有断碑数块，但字迹不清，仅知大意是记宋朝爱国将领吴玢抵抗金兵及乡民捐资修缮庙宇之事，也涉及到古代道路。
月太公路35公里处池河对岸，有数十米石阶路遗迹，路侧崖壁上刻有“西安府长安贾村里住人马虎”，“白水石匠郭世□”等字。虽然石刻附近未见到刻石年月，但肯定是明清时修路人题记。月太公路38公里处池河北岸，有一排约50米长的栈道壁孔，距今水位约2米高。另河中大石上有许多柱孔，其型或方或圆，大小不一，排列形式及间距不等，似为多次修治栈道所凿。
宁陕县江口镇至西乡县南子午镇间子午道新路上的遗迹，以“西腰岭关”遗址保存最为完整。平河梁地势高险，五郎关、汤坪及南子午镇均为沿途要地。
“西腰岭关”，位于今西（安）万（源）公路165.4公里东南山岭上，其得名是以旧道上的关西移于新道而来。在关南山腰发现一段数里长的旁山险道，蜿蜒曲折于树木丛中。此段用大石条修砌的险道尚有几处保存完好，有些地方的许多铺路石条被翻起堆在路旁，准备搬走他用。岭上垭口处有设关的建筑遗迹，自然石被凿成整齐的凹形，横宽2.44米（应为关门宽度），纵深1.88米（应为前后关门间距），四角分别存有直径23厘米、深15厘米的圆形柱孔，为关门的立柱孔。古代为使关门牢固，所筑关门多为“重门”式。关门以北为在自然石上凿出的石阶路，关门以南是用195厘米×15厘米×17厘米的大石条铺成的石阶路，路旁一块略呈圆形的自然石上，刻有清代留下的修路题记“陈云祥专修，道光二十七年三月立”。东腰岭关山下长安河中，有桥柱孔遗迹数处，表明子午道是由长安河西岸渡河上山通过腰岭关。
平河梁，位于长安河与月河间的分水岭，海拔高度达2679米，山高林密，气温很低，不宜耕垦，居民极少。清代中期，还是被称为“老林”的原始森林地带。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描写这一带地理情况为：“数百里间古木丛篁，茂密蒙蔽。狐狸所居，豺狼所号，人烟零星，荒凉特甚，官吏视为畏途。”“人行山路，如入绿巷之中，……翻山越岭，必须裹毡束马而行。”
宁陕老城，曾是清代宁陕厅所在地，其南不远之关口，为宁陕县政府所在地，古时在此筑五郎关，为军事戍守要地。在今汤坪附近，古时曾设青草关，置于山垭之上。南子午镇地当新、旧两线交岔路口，东北通宁陕，西南通西乡，西北通洋县，东南通石泉。明时置镇，并设巡检司。
南子午镇以西子午道上的要地有两处，即金水镇与龙亭。金水镇附近有黄金山，东汉张鲁在此山上置“黄金戍”，驻兵把守。《南齐书·高帝纪》记：“黄金山，张鲁旧戍，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黄金戍与山下的铁城戍相对，是子午道上险要之地。《水经注·沔水》载：“汉水又东径小大黄金南，山有黄金峭，水北对黄金谷，有黄金戍，傍山依峭，险折七里。氐掠汉中，阻此为戍，与铁城相对，一城在山上，容百余人；一城在山下，可置百许人。言其险峻，故以金铁制名矣。”金水镇东的山上还有铁锁关。
龙亭为子午道上一个较大居民点。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今洋州东二十里曰龙亭，此入子午谷之路。”龙亭位于汉中平原最东端的川道口处，其东为丘陵山岳地区，其西则是汉中平原区。子午道由此西去，“出险就平”，经洋县、城固、达汉中。[1]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　　在远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呼叫、打手势，或采取以物示意的办法来相互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了。远古传说中说，尧帝为了鼓励人民提意见，曾设置了木鼓。谁有建议或不满，可以击鼓示意。这种方式与至今尚在非洲大陆流行的“鼓邮”颇为相似，那里鼓手能在两面或多面鼓上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和节奏，表达不同的语言，以传递信息。可以推断，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
　　到了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后，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人们的通信活动比以前大大复杂化了。国家组织人们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信组织系统。政府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较为严密的通信联络网。夏朝设立了“牧正”、“庖正”和“车正”等与交通有关的官吏，交通道路及其设施也增多了，通信自然比以前大大方便了。据甲骨文记载，到商朝纣王在位时，已经普遍利用了音传通信的手段。至于“声光”通信，古代传说中有一段关于商纣王使用烽火的记载，把我国早期的“声光”通信，提前到大约3000年以前，这个时间比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还要早400多年。
　　到西周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传递方式有了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作“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一种车传称为“R”。主要在边境上传书的机构，人们叫它为“邮”。另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菲迪皮茨。大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并有一整套管理制度。从史料上看，西周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当时周公被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滥杀了当地两个贤士。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了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西周时军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经成为正式制度。当时在边境和通往边境的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筑有一座烽火台。烽火台派戍卒守卫，遇到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燃烽火报警。各路诸侯见到烽火，马上率军前来御敌。相传昏庸的周幽王为了逗他的宠妃褒姒发笑，竟无缘无故地下令燃起烽火欺骗各路诸侯。后来果真有敌兵入侵，诸侯看到烽火不再相信，也就没有出兵。结果周幽王被外敌杀死，西周王朝也灭亡了。这个故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已具相当规模了。
　　西周以后，历代王朝都沿袭了这种烽火报警的方法。在两汉时期，从河西四郡(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一直到盐泽(今新疆东部罗布泊)，都有烽火台设置，而且规模很大，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举放烽火的方法昼夜也不相同，白天举烟，夜晚点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来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例如敌人在500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500人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这种有组织的通信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利用烽火进行通信的方法，直到明、清时期，许多地方还在使用。但是，烽火报警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用烽火传递军情，固然很快，但它不能把详细的敌情从边疆报送上来，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传达下去。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严密的邮驿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邮驿通信逐渐完备起来。春秋时期邮驿制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单骑快马通信最早见于《左传》记载的郑国相国子产的故事。接力传递最初记载也见于《左传》。接力运输和传递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单程车传递要快得多。不过上述两种先进的邮传方法，春秋中期以前还仅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到了春秋晚期才逐渐普及。当时大部分场合，还用传统的通信手段――“传车”和“R”。“传车”即前面已说过的车传通信。“R”是一种高级急行车，一般高级人物办急事时使用。比如，齐国大臣晏子出奔，使齐国国君十分震惊，立即乘上“R”去追赶，终于在边境上把这位贤臣请回。当时的邮传是很快的，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虽说是指德行广泛传播快于邮传，但还是把邮传作为速度快的参照物。战国时期，邮驿通信事业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朝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战国时期，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短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外面加封。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节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符与节略有不同，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战国有一个“窃符救赵”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末年，秦国重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平原君写信给魏国信陵君求救，信陵君几次请求他的胞兄魏安〔xi西〕王出兵，都未得到允许。信陵君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的合作，盗出虎符，率领八万精兵救了邯郸之围。这一虎符便是当时调兵的凭证。这是战国时期调兵遣将的信物，必须由通信使者持虎符的一半去和军事将领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
　　秦王朝是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时代的开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道路等制度，对我国后代有深远影响。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把“遽〔ju巨〕”、“R”、“置”等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规定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递文书的办法，由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递下去。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秦朝的《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另一类是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律文中说：“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意为：诏书和注明为急文书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书，也要当日事当日毕，不许耽搁。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秦朝的通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邮驿制度也比较规范。这种有效的通信系统，起着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断接到各地方的情况通报。由于政府规定了地方向上汇报请示必须以书面形式，秦始皇每天要批阅的奏章所使用的竹木简片竟重达120斤。秦政府还通过这些通信系统，及时了解边防和民间的动态，采取果断的对策和措施。
　　汉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时奠定了基础。在邮驿制度方面也是一样，但汉时又比秦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汉政府同秦朝政府一样，十分重视邮传的建设。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相关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即得名于此。汉朝地方上的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三国志”中记载了张飞愤怒鞭打督邮就是打的这种官。同秦朝相比，汉代邮传制度的最大进步就是驿和邮的分流。以骑马为主的信递方式，便以“驿”正式命名。那些短途的以步行为主“递送文书”者，便以“邮”正式命名。管理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设施，叫“驿置”，即后来的“驿站”。管理短途步行投递书信的机构，叫“邮亭”。那个时期，在由京城通往边境的千里驿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每隔10里设一个“邮亭”。驿站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官方住宿设施。当驿站初创之际，接待对象只是信吏和邮卒。秦汉以后，驿站的任务扩大，不仅是信吏的馆舍，而且也是兼管过往官员吃住的处所了。当时，驿道上尘土飞扬，驿站中人欢马叫。1972年，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画着一个驿使，骑在飞奔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生动地再现了古代邮驿的实况。汉朝的官邮制度很严格。邮亭或驿站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识。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据史载，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当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到蛤蟆嘴中时，洛阳城许多人还不相信会发生地震。过了几天，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证实他们那里发生了地震。这一事例，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
　　三国时期，曹魏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制定《邮驿令》。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年―226年在位)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蜀汉的刘备和丞相诸葛亮在开辟发展四川邮驿事业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吴邮驿，创造了水驿的独特形式，开辟了水上邮路。三国时期，除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铜符和竹符之外，曹魏统治的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信符号：信幡。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这时期由于纸已经发明，纸使用起来既轻便又价廉，还便于书写，于是纸诏逐渐代替简书，这是邮传发展史上的新生事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自东晋十六国到北朝止，北方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他们或偏居边陲一方，或几至统一整个北方。这些民族政权也很重视邮驿事业，它们对北方的邮驿事业的发展，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那时的邮驿盛极一时，空前繁荣。隋唐邮传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隋唐继续执行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迎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叛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唐朝的驿站遍布全国。据《大唐六典》记载，驿站包括水驿、陆驿和水陆兼办三种，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有两万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唐朝的驿，拥有马匹也很多，一般大一点的都亭驿，配备马75匹；诸道的驿，配马少则八匹，多的达到60匹。每驿除一般工作人员外，还驻有驿兵。驿兵也是一支不小的军事力量。著名诗人韩愈写道：“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可见驿站之多。驿站中不仅建有样式和规格不同的驿舍，而且还配备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如陆驿规定马每天走70里，驴50里，车30里。各级官吏使用车马多少，也有一定的限制。当时的官邮线路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是30里一站，全国共有驿站1600多处。唐朝驿传相当准确、迅速。遇有紧急事情，骑马一天能跑300里以上。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反唐。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今陕西临潼县境)，离范阳约有3000里路程。六天之后唐玄宗就接到了这个消息。可见，当时邮驿的组织和速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驿骑如星流
　　取自《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
　　唐朝还建立了“明驼使”的组织。据明人杨慎考证：这是一种以骆驼为邮驿工具的组织，专门负担传递公文书信。这种骆驼，“腹不贴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铅总录》卷十三)。又一说此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五百里”，所以叫做“明驼”(《杨太真外传》卷下)。据说唐玄宗时著名番将哥舒翰就使用过这种“明驼使”，经常派使者乘这种骆驼进京奏事，往往日行500里。杨贵妃也曾私自用“明驼使”将交趾上贡的宝物寄给安禄山。还有，“进奏院”的情报机构也是唐朝中期开始新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类似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主要负责传递各地与中央的公文，还要通报朝廷内外的动态。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达50多个。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我国最早的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中国式的早期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写的，内容包括从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等情报。隋唐时期还出现了“邮筒”，但这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或邮局门前的那种邮筒，它实际上是指一种水上邮件运输工具，用竹筒装信，浮江而下，传递情报。后人称其为“水电报”。此外，当时还有一种“空中通信”，当然也不是现在的飞机航空通信，而是指使用风筝、信鸽等方式。上述这些通信方式的出现，说明隋唐时期通信已为人们广泛重视。一般的通信工具不够了，便想出了这些特别的通信方式。
　　隋唐时期驿站(也称驿馆、候馆等)的讲究也是有名的。当时天下最有名的要数褒城驿。这是在今陕西境内的一座馆驿，唐代文人孙樵描写道：“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崇侈其驿，以示雄大”，一岁来此作客者“不下数百辈”(《孙樵集》卷三《书褒城驿壁》)。这座驿的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以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褒城驿如此，其他的驿也不逊色，几乎座座驿馆都是建筑华丽、风景优美的园林。盛唐诗人杜甫曾咏赞过四川的一个驿馆：“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诗人李远也有诗曰：“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
　　从这些驿馆的华丽，可以看出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但也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唐朝统治者利用驿传，恣行享乐和作威作福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据说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每年结实时唐玄宗总要派专人给她从四川涪州运送这种果品。从涪州到长安有几千里之遥，经驿道快马的长途传送，到达京师时要求荔枝鲜味不变，的确不容易做到，途中驿使要累死许多人。这一事实引起当时正直人士的无限愤怒。杜甫写道：“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晚唐诗人杜牧也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在第一首诗中，杜甫借汉朝的史实讽喻今人，感叹为了吃上荔枝，人马困乏，惨死山谷，至今父老们为此事还谈虎色变，愁苦万分。在第二首诗中，杜牧说的是：一路上风尘滚滚，驿马奔驰，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有紧急的军情，却无人知晓这只不过是为了宠妃要吃鲜荔枝，君王以此博美人一笑。这都是抨击时政的佳篇，狠狠批评了封建帝王奢侈浪费不顾人民死活的丑恶行为。到了唐朝后期，由于政局的混乱，驿传越来越不景气，有些原来豪华的驿馆荒芜了。上面说到的褒城驿，中唐以后“日益破旧”，池浑舟坏，厅堂残破，不复成形。这也正是唐朝残破政局的写照。
　　宋朝也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朝代。当时中央封建集权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邮驿走向了军事化。首先，由兵部掌管全国的邮驿事务，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同时枢密院分管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这两个机构互相制约，不得擅自专权。其次，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驿人员。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军事情报的获得，视为头等大事。宋朝把邮件文书的递送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已演变成政府招待所，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马递”用于传递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骑马速度较快。在很紧急情况下，又使用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急递铺”多在军事上使用，要求在要道上每隔10里设置一个，专门递送紧急的军事文书“特快邮件”。最初规定急递文书每天要跑400里，后来提高到500里。急递的驿马在路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把，撞死人不负责。当时急递文书采取“铺铺换马，数铺换人”的办法，风雨无阻，日夜兼程。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陷害，召岳飞回南宋京都临安，一日之内在前线接到的12道金牌，就是由“急递铺”传送的朱漆金字牌。宋朝邮驿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这就是《金玉新书》。根据现存的《永乐大典》我们知道，这部《金玉新书》共有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从《金玉新书》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至少是宋朝时期，政府对邮驿的设施是十分重视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这种“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
　　我国元朝时期，邮驿又有了很大发展。元朝建立了历史疆域最大的帝国。为了适应对广大领域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不仅在西域新添了许多驿站，而且把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结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元朝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作用。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从此我国后来通称驿馆为驿站。站赤制度是一种完整而系统的驿传制度，它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的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制度等等。那时的驿站，在中国境内就有1496处之多。元朝也仿效宋朝的办法，在各州县广泛设置“急递铺”，约有两万处之多。据元《经世大典》记载：“凡在属国，皆置传驿，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元朝的驿站也有生动细微的描绘。他说在从元朝京城到各省的四通八达的干道上，每隔几十里就有一座建筑宏伟、陈设华丽的驿站。驿站中饮食起居所需物品，无不俱全。不仅为钦使来往休息之用，而且还接待过往商旅、达官贵人，直至蒙古王侯和国外佳宾。驿站还负责给使者和贵宾配备交通工具，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据统计，元朝全国共有驿马45000匹，东北的哈儿宾(即今哈尔滨)地区有驿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420多处，备驿船5920多艘。这些交通工具和设施，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驿路交通网。但在这庞大的驿路交通网后面，却是站户的悲惨生活。
　　“站户”，顾名思义，即服务于驿站的人户。元代驿路很多，所需费用也很浩大，元代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让一些人户专门承担驿站的差役及其费用。站户大部分原先是普通农牧民，他们负担沉重。首先，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这是一笔很不小的负担，尤其当王公贵族大官出使时，更是山珍海味，奢侈异常。其次，还要供应使者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驴、狗以及车辆。还要包括常年的饲料、牲畜和车的配件。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再次，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这些差役都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站户们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备受摧残，甚至老死在荒郊野外。元代诗人许有壬有首诗描写他们的悲苦生活说：“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意思是：数九寒冬我还披着一件破烂的皮子，连丰收的年景也难以吃饱饭。当上了入籍的站户，就像被役使的马那样受苦。缴出的一束干草一斗粮，都是我的血汗所出！最后，这首诗为贫寒的站户喊出了不平的呼声：“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做马、贱如奴隶吗？这首诗如实地反映了元代站户的悲惨生活。
　　明清两朝的邮驿，基本上是沿袭旧制的。驿站的设置和使用同前朝一样，仍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过往人员投宿，必须持有官方的通行凭证，并要进行登记。根据来客的身份和官品，驿站对住宿房屋、食物供应和交通工具作出相应的安排，体现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进行了某些邮驿改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元朝末年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他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限定了符合用驿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并亲自处罚了一个开国功臣和他自己的两个女婿。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改革家、万历年间(公元年)的宰相张居正在对赋税、吏治改革的同时，对邮驿进行了改革。他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提出六条新规定。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到任、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站的交通工具等。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据统计，经过整顿后，全国共减少邮驿经费1/3左右。在改革中，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身边做起。他的儿子回老家参加科举考试，不用官府邮驿，而是出钱自己雇车。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而是骑着毛驴回乡祝寿。同时，他对那些违反规定的官员，也绝不手软。有一个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被他革了职。这一处分使得朝野很为震动，许多官吏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张居正的改革，老百姓“欢呼歌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时的明朝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可救药，这些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不久，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全被废除了。
　　清代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在清朝以前，虽说某些文书上常常“邮驿”合称，但实际上邮驿是两种职能不相同的组织机构。从汉唐以来，一直是“邮”负责传递公文，是一种通信组织，也称为“递”，或称为传，而“驿”实际上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并兼有招待所性质的组织。二者互为补充，但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清朝时期，这种组织融为一体了。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这样，通信系统比先前机构简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清朝驿站比明朝更为普遍，在一些边远的县级地区，新设了“县递”的机构。这种机构负责县间通信，弥补了干线驿站的不足。另外在东北、华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清政府还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这些机构，随地区而名称不同，大部分称“驿”，军用称“站”，新疆、甘肃地区称为“塘”，北方蒙古地区称为“台”，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所”等。清朝统治者根据边疆各地的不同情况，继承以往各代边驿的优点，在全国建成了繁密的通信邮驿网。清朝人钟奇说：“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而集其大成。”高宗就是乾隆。意思是乾隆时我国古代邮驿事业达到了高峰。那时，商业和人员交往也大大增多，不少驿站接待范围逐步扩大，来往客商也都纷纷进住这种官方的旅馆。在江苏苏州姑苏驿站的大门石柱上，有这样一幅有趣的楹联：“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悬灯待月邮亭远映胥江。”它形象生动地反映出驿站热情接待旅客的情景。
　　清朝中叶以后，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驿政废弛，驿递迟缓。随着近代邮政的建立，古老的邮驿制度就逐渐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