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领导留言板?领导回复　　河南省领导留言回复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省长谢伏瞻回复25条留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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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留言】
尊敬的领导： 您好！ 我是河南省虞城县人，我的父亲现在已经60岁，身体有冠心病，曾经是一名80年代初乡村医生，有乡村医生证书，现在在家务农，听说现在国家有政策要为这些曾经为国家工作过的老人们一些待遇。不知道如何才能办理手续？特向您咨询！谢谢！ 祝你工作顺利！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委书记郭庚茂的留言收悉，现将虞城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根据豫卫发〔2013〕2号通知，符合“连续从事乡村医生工作10年以上，到龄退出，不再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年满65周岁，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老年乡村医生，按规定标准县级卫生部门申请领取生活补助。(1)具有2004年以来县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2)1994年以前（含1994年）取得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证书，并在本县域内连续从事乡村医生工作10年以上（经工作地3名以上乡村医生签字证明）。
【网民留言】
我叫赵书贵，现年已80岁，我与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前在逻岗公社供销社工作，入伍时是享受工作待遇。转业后有所在部队开证明一份，证明材料已署名退伍后我和家人享受革命家属之待遇，我的工资仍照入伍前原数领取。可是几十年政府也没有给我安置工作，也没有恢复我入伍前的工资待遇。 我曾找过有关部门多次，他们说我的档案不全，后来把我的档案也丢失了。几十年来也没有让我参加工作，也没有享受其它的待遇。现在我要求政府补发我的工资，享受退休待遇，望领导主持公道。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委书记郭庚茂的留言收悉，现将宁陵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经调查，您是逻岗镇谢营村人，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退伍。您所反映入伍前在逻岗公社供销社工作，经县人社局、县供销社核查均无您的工作档案。通过走访原供销社主任及职工，对您的情况都不了解。如您的家庭确实困难，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救助。
【网民留言】
柘城县几个棉麻厂在2000年倒闭后几千人都下岗了，有关系的调其它单位了，就胜下没本事的没关系的都在家里蹲，生活十分困难，下岗10多年没有领过分文工资，厂卖不卖我们下岗人员都不知情，也没有任何人关心过下岗职工，退休的年龄到了，我们找劳动局申请退休，劳动局给算养老金按最新工资标准算的，劳动局人说我们都是按最高标准算的还要加利息，我们下岗职工10多年从没领过分文钱，好几万的养老金在加上万元高利息谁能拿得起啊，我们下岗十分为难，退休年龄到了我们真退不起休啊。请求郭书记关心为盼!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委书记郭庚茂的留言收悉，现将柘城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经查，您反映问题涉及两个时间段和两个文件。（1）凡补缴日之前时段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时，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实施人社部令第13号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按照豫人社法制【2012】6号文件规定，在补缴本金的同时按照对应缴费年度的记账利率加收利息，不再收取滞纳金，利息以复息计算。（2）凡补缴日之后时段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时，根据《社会保险法》、《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政策问题的处理意见》文件规定，即自欠费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县企业养老保险中心根据大多数企业基本处于关停状态，考虑到下岗职工的生活非常困难，在职工补缴本金的同时只加收利息并未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利息远低于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县企业养老保险中心对在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并加收利息的情况，是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实施人社部令第13号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政策问题的处理意见》文件的有关要求执行的。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账户部分以及加收的利息一并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的增加，退休待遇就增加，有利于职工的待遇。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只加收利息，并未按《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政策问题的处理意见》文件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原因是我们考虑到下岗职工的承受能力，同时照顾了下岗职工的困难，切实保障了企业职工的利益。
【网民留言】
尊敬的郭书记： 您好！ 我是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和镇垛楼村的一名村民，我们村东西宽1.5公里，南北长约1公里，约有2000名村民，目前仅村东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村村通道路，但整个村庄的道路一直是土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特别是遇到雨雪天，道路积水，根本无法出门（见照片）。几年来，我们周边的村庄道路都陆续进行了改造，但唯独我们村没有改造，虽然我们一直向人和镇和县政府反映，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村民怨言很大，迫切希望改善交通条件。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只有向上级领导反映，希望领导能够体恤民情，早日解决我村的交通状况，改善民生。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委书记郭庚茂的留言收悉，现将民权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经调查，您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人和镇党委政府为早日将垛楼村村内道路进行改造，研究决定在不增加群众任何负担前提下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解决该村道路建设。2月20日下午，人和镇向县公路局上报了相关申请材料，待上级部门批复后即可开工建设。
【网民留言】
尊敬的郭书记！ 我是商丘市虞城县城郊乡郑庄村的一个农民，春节后马上开学，学校却被违法抵押，我们的孩子就要面临失学。 虞城县城郊乡郑庄小学由郑庄和牛楼两村共用，在2011年9月，郑庄小学校园的一半面积被牛楼村委会以15万元的价格抵押给12名村民。牛楼村的村支书谷广存称，抵押的15万元是用来修村里的路的，抵押学校校园并没影响到学生上课。学校被抵押了，而校长李军称并不知情。家长们担心，学校都抵押变卖成钱了，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虞城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称，以公益为目的学校资产是独立的，属于国有，个人、村委会不得变卖或抵押。 12村民合伙拿下半个小学校园抵押权，知情人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抵押协议”，内容为：经代表商议，日上午学校抵押(小学)修路一事，抵押金十五万，抵押给以下人。抵押位置，小学面积的壹半，方向位置不定，抵押方于（与）郑庄村委会协商，抵押物包括，土地、现有教室、围墙三项，抵押方需小学、政府、教育部门批后，方可交接。中间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请或侵占学校，否则后果自负。如抵押期间，学校整体发生政策性变化，按国家政策执行。抵押方营损自负。协议下方盖有牛楼村委会的公章，还有拥有抵押权的村民签名。 学校近期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支持西部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实施方案和通知》（财教[号）、《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支持中西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实施方案的通知》（财教[号）等文件要求，于2013年12月份郑庄小学开始重新修缮，恢复招收一二年级学生和办幼儿园，却受到12名所谓抵押所有人的百般阻挠，说学校是他们的，事件起因还是牛楼村村委会把学校抵押引起，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谁给这12名村名偿还15万元，教育部门无权也没有去解决的责任，关键是谁去偿还15万。 如果把此件给教育局，就是推诿踢皮球，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由牛楼村委会拿出15万元，偿还给村民，眼看开学在即，求求你了，郭书记，为了两村孩子，请你批示尽快解决吧！目前，学校被私自抵押、出租、开发房地产的现象很普遍，此类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教育事业，以至于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委书记郭庚茂的留言收悉，现将虞城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关于您反映村党支部书记在没有召开牛楼村村民大会的情况下私自卖掉村小学的问题。经查，2011年8月，牛楼村村内道路为土路，雪雨天无法行走，经谷广存向乡、县有关部门申请村村通2公里道路工程，项目下达后，需上交配套资金15万元，但牛楼村委会没有资金支付。同年9月22日，在未经城郊乡政府及县教育局等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牛楼村私自召开村组党员干部会议，共同商讨村内修路交配套资金15万元一事，并一致同意将牛楼村现有小学的一半作为抵押，抵押现金15万元作为配套资金。9月25日，牛楼村委会与牛冬、牛永涛、陈红军、陈保占、陈文武、张新来等6位村民签订抵押协议，内容为：“将学校的土地、教室、围墙抵押给村民，抵押款15万元用于牛楼村内修路。9月26日，牛冬等6位村民交给村委会学校抵押款15万元，后经谷广存将15万元配套资金上交到虞城县财政局经建股银行帐户内（账号为）。2011年12月，牛楼村村村通道路工程完工。 鉴于以上情况，调查组已建议县纪委：一是给予谷广存党内警告处分，待上纪委常委会研究；二是建议城郊乡督促牛楼村委会将15万元小学抵押款退还给村民，教育局妥善安置学生。近期县纪委常委会将专题研究，请您耐心等待。
【网民留言】
尊敬的领导您好，我是睢县高中的一名学生，根据省文件指出，我省寒假在2月17日结束，我们学校要求在正月初十开学报到，十一开始上课，严重侵犯了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都一直反对，请您们领导给予解决，谢谢。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委书记郭庚茂的留言收悉，现将睢县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经查，睢县高级中学确实存在有部分学生提前到校现象，因高考临近，学校根据大多学生及家长意见，让高三学生可以提前返校学习，学校不统一组织上课，不收任何补课费，老师义务辅导，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到校。按照省市关于规范办学行为的规定，睢县教体局已通知睢县高级中学立即中止、改正不规范的办学行为。睢县高级中学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已及时积极动员组织学生离校返家。
【网民留言】
我们是河南省商丘市联通公司{原网通公司}的一批部队退伍兵,我们已经为商丘网通公司工作了十多年，{原网通公司与联通公司合并}这些年来为了商丘的通信建设贡献着我们的青春。可是公司并没给我 们公平的待遇。在国家建设需要时，我们去了。在人民受灾受难时，我们去了。在国家领土受到侵犯时，我们也是义不容辞。我们的流血，不怕！我们流汗，不怕！需要我们献出生命，我们也不怕。难道我们换来的就是这些吗？ 部队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作十余年来我们一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但是我们至今还只算是派遣工。粗略算算这些年公司至少欠发我们十多万。我们实在是太伤心了。这对我们这些在部队保 家为国的退伍兵公平吗？流血流汗我们不怕，但求不要再让我们的心再流泪了。曾经向公司领导反映多次 ，公司仍拒绝按照国家颁布的退伍兵安置条例执行。我们的问题至今没得到解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政府部门了。希望能尽快得到解决.还我们公正！作为我们这些通过民政局正常分配工作，一个个怀有赤诚报国心的热血青年，在民主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在人权被侵犯的时候，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在炙热的良心快要泯灭的时候，在痛苦的边缘挣扎的时候，我们盼望着正义之声！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委书记郭庚茂的留言收悉，现将市联通公司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商丘市联通分公司是从2008年年底，拆分中国联通，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G网合并，重组而成的。原网通公司属中央直属企业，按照文件规定，每年由省安置办直接下文件分派安置指标，网通公司根据分派指标累计共接收复退军人3015人，已经圆满完成国家赋予的义务和职责，但对于基层地方安置部门超计划分配的人员无权超计划安置。2003年以后，全省实施有偿转移，不再接收退伍军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网通公司，而是部分基层地方安置部门超计划分配。2006年初省政府出台了豫政[2006]4号文件，要求“对由省下达计划的中央和省垂直管理的接收单位超计划分配而造成接收单位拒绝接收的城镇退伍士兵，由当地人民政府调整落实接收单位”，我公司进行了积极协调，要求退回，地方安置部门不同意。针对地方安置部门超计划分配的人员，根据公司的权限，已经按照派遣制人员进行了安置。 关于您反映的待遇问题：我公司属于上市国有企业，全员无论合同制员工、派遣制员工全部按照公司的统一考核办法进行薪酬考核，实行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薪酬分配。长期以来我公司非常重视安置复退军人工作，2003年以前每年都圆满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安置任务，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
【网民留言】
郭书记您好;春节快乐！ 普天同庆天降瑞雪，本来是让人高兴的事，但商丘市虞城县到乡下的公共汽车却因为道路上有雪而涨价让人闹心。特别是张集、乔集、刘集--虞城县城公共汽车不知道票价是不是由谁说了算，票价从7元涨到8元，又涨到10元，这两天又窜升到15元(不论从哪里上车都是这个价），坐车的人如果不同意他们说的票价，车上的司机或卖票的人一脸怒气、不耐烦的让你赶紧下车;国家对这样的公共汽车每年大约有7万元的补贴款，他们还要这么贵的价格，希望领导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给老百姓一个名符其实的票价！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委书记郭庚茂的留言收悉，现将虞城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经查，春运期间张集至虞城县城的客车票价是每人10元，该价格是由张集经乔集至县城路线的客车车主们经过商议按市场行情自行制定的，这种擅自制定客运票价行为，违反了《公路客运价格形成机制》的规定，也侵犯了乘客的利益。为制止这种不正当的价格行为，建立规范、有序的公路客运价格秩序，联合调查组已要求营运车主限期改正，对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将给予从重处罚，或移交交通执法部门给予暂扣营运证或吊销营运资格的行政处罚。您反映的涨价15元现象是年初一个别车辆加班的现象，调查组已按照有关法定程序给予当事人相应的行政处罚。为进一步加大对公路客运价格的监管力度，让营运车主严格按照客运价格规定守法经营，县交通局已在客运场站醒目位置公示价格监督、运管监督举报电话，欢迎大家对公交运营给予监督。
【网民留言】
谢省长您好:我是平顶山市区里去年转业的士官。12年的军旅生涯，终于结束了，本以为为国家和军队奉献了这么多年回到家里能继续发光发热，可当我选择转业后发现，社会上并不需要我。不管国家政策怎么规定，到了现实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看到军人优先的牌子我很自豪，可对于安排工作的大事怎么不优先。我了解到现在军人回地方安置压力不是很大，因为要干满12年才符合条件。我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好安置或是去乡镇小企业？我不想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的
答复意见：
该同志系2013年经河南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批准转业的三期士官，依据政策规定随2012年底退役士兵一并安置。平顶山市2013年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会议于去年11月份召开。转业士官系重点安置对象，按照自谋职业、双向选择和政府安置相结合的原则，2013年退出现役的转业士官如没有选择自谋职业、双向选择，市退伍办将转业士官安置到国有大型企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2014年5月份可安置到位。请该同志持退伍证在2014年5月份到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查看分配去向。 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咨询电话：4976663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关心和支持，您对我们的办理结果是否满意？如有什么意见，请与我们联系（电话：4976687)
【网民留言】
省长你好？我叫申志明是河南省夏邑县食品药品监督局一名门卫和水电维修工，现在已经在单位工作十四年整了，单位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签任何合动，交养老保险和其他几险按国家的劳动合同法，十年以上就是无期定期合动了，想请谢省长帮我给俺的主管部门协调一下，是不是把我的几险给解决了？谢谢省长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长谢伏瞻的留言收悉，现将夏邑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经查，您反映问题基本属实，您于2000年担任食品药品监督局门卫，当时系临时工，未签定劳动合同。由于机构改革，食品药品监督局实行垂直管理，现改革未定，历经几任领导变动，由于您没主动提出申请，致使一直没有办理劳动合同。对于您提出的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问题，经食品药品监督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尽快办理，给您以满意答复。
【网民留言】
我是虞城县的一位农村初中教师，参加工作15年，每月领到的工资还不到1500元。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长谢伏瞻的留言收悉，现将虞城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1）虞城县教师工资标准是按商丘市人社局批复标准执行的，2013年该县教育系统人均工资是2200元/月，含津补贴部分。其中，奖励性绩效工资70%随工资按月发放，每月代扣5%住房公积金、2%医疗保险、1%失业保险，共代扣8%合计176元/月，暂扣月均绩效工资30%部分（相当于津补贴的30%）计310元/月，这样打到卡上的工资人均为1714元/月。学期结束后，30%绩效工资统一拨付各学校，由学校根据考核结果发放到教师手中。您反映的工资是每月打到工资卡上的数额，不含30%绩效工资和代扣8%部分，不是商丘市人社局审批的全部工资数额。（2）教师的工资是按教龄、工龄、职称等标准进行套改的。工资低于平均工资的教师基本上是年龄相对较小、工龄较短（15年以下）或职称较低的人员。
【网民留言】
本人河南省虞城县人，现年74岁，1958年9月至1962年5月在杨集乡扫盲专干学校任公办教师。1962年5月响应政府号召下放，由杨集镇中心校经刘银生主任办理下放手续。 因县教育部门将我的档案丢失，无法认定我的公办教师身份，养老补贴应也没有按照公办教师标准办理。我去县教育局咨询多次，教育局让我拿出档案证明，本来就是教育局保管不当丢失，今我年事已高，实在无奈，只有请省领导百忙之中协调解决。 省教育厅有文件，请参考河南省教育厅（教人文件
答复意见：
网友：您好！您于日给省长谢伏瞻的留言收悉，现将虞城县委办理情况向您反馈如下：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人社厅、财政厅（豫教人[号）和河南省教育厅（教人[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自2012年10月开始，对曾在农村公办中小学任教已满60周岁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原民办教师，经教育部门认定后可以享受养老补贴。同时规定，六十年代初下放的公办教师一旦认定，其补贴标准按照原民师15年教龄补贴金额执行。依照省教育厅教人[号文件精神，对六十年代初（即1962年）下放的公办教师的认定依据是原始档案、下放名册及原始下放证等物证。如申报人不能提供原始下放证等原始物证，教育主管部门又查不到其原始档案记载，即无法认定该申报人具备下放公办教师身份。 从您反映的情况看来，您应属于提供不出原始物证、教育部门又查不到其原始档案记载的一类。所以，公办教师身份难以认证。由于时间过去太长，此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况且教师身份认定工作早已结束，现无法认定您具备下放公办教师身份。
(责编：杨伊、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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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文化星期五_中国网
巴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在东西方之间跨来踱去，发觉有一个时段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似乎搭得很近，很短的一段时间，好像世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60年代。
知道自己的东西两星期后就会被扔进垃圾堆，却还在写，这就是现在意义上的人。有时我想在文章与这个世界之间，究竟有什么？
我知道十全十美地折射现实的文章大概从来没有存在过；完全让我满意的文章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赢得所有读者青睐的文章更是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么究竟有什么？在文章与这个世界之间，我究竟留下了多大的尺度和空间？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大，缩小到零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那为什么还要写？
如果相信巴雷斯（注：法国作家兼政客，）的话，智慧只是“我们自身表皮的那么一点点东西，甚至只是一种幻觉”，我们便不得不承认“怀疑”才是唯一握得上手的武器，这样想来就更加不确定，像永远都踩在冰上一样。尤其是当你想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理智、更慷慨、更自由、更有节制的时候，你最终会落到像受致命伤一样地只想与这些人同归于尽。何况像我这样的人，恐怕两头都不讨好，中国人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打碎了他们的梦；外国人不喜欢我，是因为我说出了真相。
但是故事还要讲下去，这是我大致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不管“究竟有什么”。圣伯夫说过：“成熟！成熟！只不过有些地方变硬了，另一些地方变烂了，成熟却办不到。”这大致是人生的最后景观。
那么还是让我们来讲故事，讲讲60年代的故事，哪怕历史只是魔鬼的作品。日，有一个人死了，这其实跟我后面要说的事没有直接关系，但还是提一笔，作为一个时代的序幕。
记得某次旅行，星夜从里昂往巴黎赶。我极讨厌旅行有预先计划，我的理论是什么都计划好不如呆在家里。这就使我常常被动地半夜赶路，两三点钟都还不知道将投宿在哪里，而且饥一顿饱一顿。平淡人生也就这么点小小刺激，有一两件事不在原先的轨道上，就已经给我们自由的错觉了。这倒使我偶尔能体会到已经睡到被窝里的人永远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些没有人只有路灯和房屋的村庄、城镇，是旅途上的幽灵伴侣，只有这种时候的这种地方，能留住那久久不愿投宿的灵魂。记得那天半夜两点了，才开到森斯，离巴黎还有一百多公里呢。在什么地方停下来的不确定性，让我有一种赌徒的兴奋，好像我手上满满地握的全是骰子。经过路灯下的森斯城，我被一种美慑住。太美的东西就像末日审判一样，不给你反击的权利。很多年以后我明白，那只是一种氛围，心境和环境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完美结合。我们凡事能抓到的也就是一点点氛围。当然那天夜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赌徒”的骰子偶尔落下的地点，是一个人最后用过午餐的地方。
那夜半漫步，与现在这篇文字，越过不知多少的“不相干”，最后被连接起来。森斯是一个人旅途结束的地方。一般人虽无法预知人生旅途终结的地点，但大多数人是死在自家的床上或居住地的医院里。超出这两点一线的人，是另外的一群，独特的一群。
日从南部普罗旺斯上路时，阿尔贝·加缪是可以乘火车的，他车票都买好了。但有朋友从香精城格拉斯赶来看他，他便上了他们的车。一行人一路向巴黎赶，第二天中午在森斯吃了午饭。刚开出20多公里，汽车一个急闪直撞向路边的一棵悬铃木，再弹到另一棵树上，驾车的是加利马出版社的新老板米歇尔·加利马。加缪当场死亡，米歇尔五天以后死在医院，米歇尔的妻子坐在后座上，没有死，她上车前与加缪换了个座位。没有人知道汽车为什么在那一刹那失控，奔向命运的终点，只留下超速一说。加缪的手表飞到路边的田野里，在那一刻停止转动，指针停在13点55分。他46岁，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后一部没写完的长篇小说的手稿《第一个人》就在车后座上。文字是不死的。
人很少在他死的地方留下什么，后来我去找车祸发生的那条路，五号国道在这一段已经没有了，早已扩建成高速公路。断头台换成了机关枪而已，我站在离出事地点不远的约那河边，这样想。加缪死后，法国进入私人汽车时代，公路和在其上奔驰的四个轮子，从60年代开始，成了欧洲最大的生命杀手。所以日那一幕颇有点预示性。何况这一天会来得出人意料地快。任何想让人插上翅膀的努力，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技术上的，都是预设了一个更大的杀手等在前面。1月4日，新年刚过，一场车祸揭开了一个时代。
已经没法判断加缪这一生的杰作是已经写完了还是尚没有开始。唯一可下断言的是，在“第三地点”离去，让他至少不必目睹被60年代走运的“新小说”家们抛弃，也避开了后来在很多事情上选择一个立场，以及其后的是非。60年代是个政治的年代，经历过的人难免被打上印记。那股左翼狂潮从东卷到西，让不少文人以为插上了翅膀，结果全成了火凤凰。
这一把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恐怕连社会学家也难以全面概括。只知道从1944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这30年，法国从战争废墟到经济复苏、高速成长，进而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消费社会。历史地对照，有点像我们从1976年到今天的发展。也就是从苦到甜在一代人身上开始实现，这个速度弄不好多少会让人有几分精神错乱。这30年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第一次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二次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经过三次革命的社会，不管流不流血，都被搞得面目全非，最后自己不认识自己。法国社会到60年代就很有点这个味道，什么都在变。经济上，从收音机到洗衣机到电视、汽车的过程，就不用说了，我们自己也正在经历这些。尽管最后一场殖民战争到60年代初已经白热化，但死人在阿尔及利亚。法国本土无论如何抑制不住一种新时代破土而出的兴奋。上层建筑左倾的步伐加快，但谁也没有意识到无数的小革命将导致一场大革命。法国社会很有意思，战后这60年，前30年右派执政，文化思潮是左倾的；后30年左派执政，文化思潮开始右转。前30年，左派激进的让－保罗·萨特红得发紫；后30年，右派保守的雷蒙·阿隆咸鱼翻身。可见谁掌握了权力之矛，必失去道德之盾。
60年代在这个城市撒下的那把珠子，我知道捡哪一颗都意味着放弃了一些没有捡的。
来巴黎的人，蜻蜓点水那么走一趟，也是看了这个看不到那个。比如西岱岛和将其与左岸相连的圣米歇尔桥恐怕是必走的，但若在阴雨的日子，走一趟，基本上可说难有什么感觉，风花雪月多半是在写者的笔尖下一层层褪下来的，像一次性透明丝袜一样。记得2001年的某一天，在这座桥上走，发觉桥头新添了一块铜牌，是纪念法国本土最后一次屠戮。
那是日，牌子却是40年后才钉上的。但不管怎么样，一块牌子还是改变了很多事，值得为之奋斗。那一天几万阿尔及利亚裔工人聚集到巴黎市中心和平示威，声援祖国的独立战争。在两族人厮杀到以血相见的时候，这样一次游行会是什么结局可想而知。战争的“尾声”最绚烂的焰火多半是以人血为原料的。这一夜巴黎成了屠城，距“巴黎公社”90年后，屠刀已经不再落在自己人头上，而是落在异族头上，这就是90年文明的那么一点点进步。这一夜很多阿尔及利亚裔工人从此没有再回家。
后来教科书上只有一句话：“警察做了他们该做的事。”什么事呢？10月17日以后，尸体陆续从塞纳河里浮起来，很多人就是在圣米歇尔桥上被打得头破血流推下河去的。巴黎附近的密林也发现了尸体。这些被秘密处决的人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40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就像当年他们的尸体。次年3月，戴高尔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他封杀传媒，在集体意识里抹去了10月17日。
这场无声的悲剧并不妨碍巴黎文人们的一次次小革命。除了激烈反战的让－保罗·萨特的寓所被右派军人炸掉之外，圣日耳曼德普雷的酒吧照样夜夜笙歌。“新浪潮电影”和“新小说”的黄金时代到来。那个年代“新”这个字很时髦。从圣米歇尔桥沿同名的大街往拉丁区走，到圣米歇尔大街与学院街交会的街口，有一家小电影院，叫“尚波”。
尚波1938年就建成了，至今门脸没变。我常在这一带转，日子积攒得多了，便悟到城市需要几张不变的脸。60年代滚落的珠子，这里算是一颗。那年头一班年轻影人聚在“尚波”，筹划着要打翻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学院派。这群年轻人中最活跃的有特吕弗、夏布罗尔、戈达尔、罗迈尔和里维特。
这班人都是电影疯子，以文起家，特点都是先作电影批评，再转行拍电影，但全都搞不到拍电影的钱。于是先从击破旧体制开始，我称之为“一次自救的集体突围”。他们攻击旧电影体制的地方，无非这几点，也就是好莱坞一直搞到今天的：制片人中心，摄影棚拍摄，大投资，大明星，专职编剧，改编文学作品等。仔细分析，这一切全跟钱有关，而他们没有钱，也不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而是电影院硬泡出来的电影品尝家。所以一切都是从没钱开始的，不用明星，不用专职编剧，拍摄的随意性与使用天然布景都与资金分不开。没钱买小说版权，就拍自己的故事，自传体电影也就由此产生。
这一班人中，特吕弗最具天才，自传体电影拍到无人能比，简直就是电影小说，把私生活让一个面貌与自己有几分相像的演员从小演到大。他那部《爱女人的男人》恐怕让其后所有想描述男女关系的电影人望而却步。后来好多年轻导演学他，学那种随意和挖空心灵，结果多半是东施效颦，以为随意就是没有故事，大错特错也。他和夏布罗尔后来有了钱，旧电影体制的那一套一样样又都捡回手里。也有坚持下去的，罗迈尔、里维特是最知识分子化的，戈达尔则是一种时髦，实则是搞错了职业，去当哲学家恐怕更合适。那年代盛行一种虚无缥缈，很快到来的嬉皮文化，是大麻加普世的爱。戈达尔做什么都不着边际，单从这一点看，他的电影只留下了一个名词：60年代。超出这个框子看他后来的电影，我敢说绝大多数人看不懂，但没人说自己看不懂，只说“妙”。因为“看戈达尔电影”已经成了某种概念。
“新浪潮”这个名字最早并不起自电影，而是当时《快报》做了一次社会调查，把18至30岁的年轻人称为“新浪潮”。这个名词一出，马上流行。最初把这个名词贴在这批新出头的导演身上，他们还很不乐意，因为讨厌有人给他们贴标签。后来发觉这个名词极易推销，尤其在外国，也就顺水推舟，接过了这面电影革命的大旗。这股浪潮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成名后，多数人还是回到了旧体制内。细究起来，它也并不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走得远。但“作家电影”自此而来，这个名词后来几乎影响了大半个地球的电影人。
60年代滚落的另一颗珠子，是街上越来越多的女人大腿。时装界也在革命，特点是布料越用越少，超短裙、比基尼纷纷出笼。
1967年，罗兰·巴特受一家女性杂志之邀，在香奈尔时装和1965年刚冒出头的库雷热时装之间作个仲裁。库雷热（Courrège）推出的超短裙，把香奈尔老小姐的风头抢尽了。老太太已经70多岁，坚持女人不能露膝盖，因为那是人体最丑的部分。老小姐战后在瑞士避风头避了10年，因为二战中她找了个德国军官做情人。1954年她重返巴黎，首次时装展，竟无一人拍手。让老小姐好不尴尬。但这个从小丧母又遭父亲遗弃的女人，什么世态炎凉都受过。从弃儿、售货员到酒吧歌手，一步步爬到后来大阔大紫的地位，固然靠其独特的审美才华，但从年轻时便善于操纵男人，也是原因之一。何况她的万贯家财主要不靠向贵妇卖几套衣服，而是靠卖香水。香水工业是油水很足的，低技术、低成本，却可以卖大价钱。诀窍是大量做广告，制造梦想。一瓶香水60欧元，香精成本一、两个欧元了不得，主要成本都用在广告费上。举一个例子，香奈尔5号香水新近又制作了一个广告片，由拍《红磨坊》的澳洲导演巴兹·吕尔曼执导，短短两分钟的片子制作费在700万至1100万欧元之间，这还不算品牌代言人妮可·基德曼拿去的750万欧元，这两分钟的广告片在法国电视一台播出一次的费用是44万欧元，算算这个广告片在全世界播出是个什么数目。而这类广告每隔一两年就要翻新。所以全世界不知多少女人掏钱买的不是那点点香精，而是一个梦想。
话说回来，老小姐重返巴黎没几年，设计了一件香奈尔套装，很快就成了贵妇们的新宠。不想出了个库雷热，让巴黎年轻或不年轻的女人全都染上了露大腿癖。符号学家巴特出来说话了，他的仲裁结果是：香奈尔“持久”，库雷热“时兴”；香奈尔“典雅”，库雷热“时髦”；香奈尔“传统”，库雷热“创新”。几十年后看，巴特的话还真有点应验。那年头的改天换地还真是个个为自己预设了杀手。“新小说”“新浪潮”让电影和文学走进了象牙塔；而搞时装革命的人，又因想背弃这个行当最关键的两个字“奢侈”，在自掘坟墓。
香奈尔老小姐日在丽兹饭店的包房里心肌梗死，叫了一声，留了一句话：“死就是这样的。”好聪明的一个女人，最合适的话一定不假口于人，何况是最后一句。一个人的离去，正好与一个时代的结束契合在一起，恐怕莫过于香奈尔的死了。统治了法国近两个世纪的布尔乔亚文化正是从这时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平民文化。
但在这一天到来前，还需要一场更大的革命。
戴高乐失踪
60年代接近尾声的时候，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大众被上层建筑的一班“天之骄子”搞得头昏眼花。旋涡已经停不下来，弄得人人以为某个地方一定有个出口。
我在东西方之间跨来踱去，发觉有一个时段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似乎搭得很近，很短的一段时间，好像世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60年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到哪里都一样，理想与噩梦从来没有离得那么近过。这种情形80年代也出现过，颇给人世界大同的错觉。只不过后者是西风压倒东风，前者却正好反过来是东风压倒西风。当时那股东风刮得好厉害，冷战将两个世界隔绝，隔绝的结果是西边的人眼睛都看着东边，西边的理想主义者都认为曙光在东边。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堪称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刻，传到西边非但不黑暗，倒好像光明无限。在巴黎，左岸派知识分子读红宝书的相当不少。这些满脑子浪漫念头的知识分子，根本想象不出另一批成天读红宝书的人正一个个被赶进牛棚。
塞纳河将巴黎城一分为二，河北边俗称右岸，金融、商业中心都聚在那边；河南边俗称左岸，是文化中心。20年代巴黎的文化心脏从右岸的蒙马特高地移到左岸的蒙帕那斯。二战后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文人，都聚在河左边，与右岸代表的布尔乔亚文化大唱反调。左岸派由此产生。这倒也符合人的性情，心都是在左边，钱袋可是在右边。
60年代刮起的那股反抗风，经过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美国侵越战争这两个升级的火引子，至此已经烧起来了。日，永远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处决；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被暗杀。两个死亡塑造了两个神话。从东到西，那股风就像80年代的牛仔裤时尚一样，极具传染力。从美国大学校园开始，西方大都市很快将燃起大火，有些地方差一点不可收拾。
日，爱丽舍宫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慌张地赶到总理府，对蓬皮杜总理说：“将军失踪了。”
“怎么回事，失踪了？”
“的确如此，他本来应该在中午12点半抵达科隆贝，但1点半了他的直升机还没有降落，谁也不知他去哪儿了……”
蓬皮杜的第一反应是戴高乐跑到外国去了。经过近一个月的学潮和由此而发的全国大罢工，法国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1789年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暴动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摆在那里，革命又开始了。就在29日这天，一个月来一直与学生运动保持距离的法共也站出来号召大游行。在这个国家，谁也控制不住谁了。蓬皮杜立刻下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他说：“共产党与我们不共戴天，我准备打仗了。”
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总统下落不明，政权处于真空状态。蓬皮杜想象戴高乐像法王路易十六（注：被砍掉脑袋的那位）那样为躲避群众暴动逃走了。野史都说他也为自己准备好了飞机……巴黎警察局长后来回忆说：“恐惧正在国家心脏里蔓延。”政权机器若拆成一个个的人，人性的弱点便全反映在上面。
戴高乐到哪里去了？
他早晨7点便取消了中午的约会，忽然要去老家科隆贝“睡一觉”。他把内阁部长会议推到次日，在电话里，他对想见他的蓬皮杜说要去科隆贝“休息”。同时对自己的军办主任说，他要立刻去东部的巴登巴登，把他的儿子、媳妇和三个孙子托付给法国驻德部队总司令马叙将军。
上午11点半，戴高乐带着夫人和助手离开了爱丽舍宫奔直升机场。中途在圣迪齐耶停靠时，直升机没有飞科隆贝，而是向德国飞去。15点01分，马叙将军已经站在飞机跑道上迎接他。
“马叙，你还是那么蠢吗？”这是戴高乐的第一句话。
“是的，我的将军，我还呆在戴派阵营，够蠢的。”马叙回了句双关语。戴高乐此行也是想试探一下因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分裂的军队，在此关键时刻是否还站在他一边。
“马叙，全完了！”
“我的将军，你说说而已。像你这样一个高人，手中还是有王牌的。”
“不，全完了。那帮共产党搞得全国都瘫痪了。我什么都指挥不了了。所以我撤了，因为我感觉在法国受到威胁。我带着家人到你这儿避难……就差通知德国政府了……”他又夸张地补充道：“既然我已经不在法国，宪法委员会将宣布废黜我！”
马叙劝道：“我的将军，认倒霉吧，有什么办法，你陷在泥潭里，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呢。回去吧，没有别的办法。”
一个小时后，戴高乐镇定下来，下令飞回爱丽舍宫。
法国在这个5月究竟变了什么天，让1940年在德军炮火下都那么镇定自若的戴高乐落到这步田地？60年代西方大都市最激越的一章在此拉开序幕。
都说法国“五月革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催生下来的，其实，细看，形同质异。中国红卫兵也要解放，但却是满街抓破鞋。一个是让人拥有过度的权利，一个是剥夺人所有的权利。
无人预谋的大事件
巴黎的圣日耳曼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交叉的那个街口，属于那类没有年龄的地方，每天高密度川流的汽车和人群，就像抹去旧尘的清扫车。这个十字街头，一个街角被麦当劳占去，温暖的M大黄字不论白天黑夜都在那里招摇；另一角是披萨饼店，第三个角是银行；只有一个角留给了文化，“中世纪博物馆”那堆废墟。
道路有时比人的舌头更说明问题，精神最终都不是物质的对手。我看街景常常看不出浪漫，有时整条街只让我感到人的生存负担。有人说，旅行者在异域即使买只烧饼吃，也能体会出不同寻常，但在我，办不到。这个十字街口我常来，因为拉丁区几乎全部的艺术电影院，都可以从这个街角出发，步行走过去，它们散落在这两条大街遮避的小街里。我从索邦－克吕尼站出来，经常撞见风雨里在旧铁皮桶上烤栗子的印巴人。我并不想在这里唱几句同情的老调子，事实上我也看不出他们脸上的表情是需要我同情还是根本不需要。只不过那些整齐排列在铁皮桶上的开花栗子等待别人胃口的那份殷勤，总让我感到几分心酸。我虽不至于把地铁口涌出涌进的人流都比作栗子，不过在生活的火盆上被烘烤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也是这么殷殷地等待着别人的好胃口。一个眼神投过来的那点点善意，都想抓到。
有些街就给我这样的感觉。
这个街口还有一些悬铃木，靠近“中世纪博物馆”铁栅栏边的那两排，比其他奥斯曼整形巴黎时种下的树都要细。并非营养不良，而是“原版树”在1968年5月街垒战最激烈时，被砍下来，做了抵抗警察的堡垒。人类几小时的激动，上百年的大树就倒了。我始终不明白人与植物之间那种极其不平等的关系。但我没多大能力为树伸张正义，只不过在追寻五月拉丁区的路上，我最先撞上的是这些悬铃木。
那应该是5月10日打得头脑发胀时被砍倒的。不妨先读读下面这段话，体会一下1968年5月的氛围：“在法国，甚至在欧洲，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到来了。今天我们知道：在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期望的条件下，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场革命将在全世界改变社会主义的面貌。”
这是日在巴黎出版的《五月手册》第一期上的一段话。如果我不告诉你出处，放在1968年北大校园大字报上未尝不可。谁也没想到，最初为大学男女生宿舍禁止互访而闹起的“性事”，最终会差一点酿成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在我们把故事直接切入5月10日前，有几个地点和日子需要交待一下。
南泰尔这个地方，在巴黎台方斯的北边，50年代还是贫民窟。经济起飞以后，大学扩招，巴黎的校园人满为患，于是60年代初在南泰尔这片贫民区上几栋高楼拔地而起，一座新型大学出现了。但预计给5000人上学的学校，很快挤进了15000人。而且是清一色文科学生。当初决定把学校建到那里的政府，大概绝没想到让这帮文科学生每天目睹校园外面贫民窟的生活，会埋下什么火种。北京学生的“造反有理”已经飘洋过海传到这里，虽然最初的不满只是因为男女生宿舍禁止互访，但一种不满过渡到另一种不满，并不需要太多的逻辑性。
5月2日这天，南泰尔大学校园盛传一批由复员军人组成的极右分子，要来学校围攻左派学生。虽然未发生“武斗”，但学校里显然已“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校长格拉潘受不了校园里总有一批极左学生蠢蠢欲动，他做了一个决定：关闭南泰尔大学。他想藉此把极左学生与学生中的大多数分开来。然而效果恰恰相反。
翌日，南泰尔大学那帮“毛派”“托派”青年没处发泄，就跑到巴黎心脏索邦大学的院子里，抗议关闭大学。索邦大学的校长罗什也做了一个决定：他干脆通知警察来抓人。16点45分，警察封闭了索邦大学的所有进出口，把示威学生600多人一股脑全抓了起来。
这个下午成了燃起五月大火的“那滴油”。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前，没有人事先嗅出味来。就在警车外，本来与这群左翼学生不相干的人迅速聚拢起来，至今人们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并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挑头，学生中的“闹事分子”已经被押在警车上，后来研究历史的人都奇怪这么一件震撼法国的大事件，居然没有一个人预谋。
偏偏这时，一块石头从涌动的人群里飞出来，比在它之前飞出的石头都要准，砸碎了一辆警车的挡风玻璃，打碎了宪兵队长的脑袋。好像所有的小事件都被不经意推着朝一个方向去，现在把整个事件拆开来看，最初的那些火引子，没一件事站得住脚，却一环扣一环，像有人精心安排。这一块抛得过准的石头好像是把发令枪。警察发威了，警棍朝着所有的活物打过去。但人群非但没被吓住，反倒越战越勇。警察这边是警棍加催泪弹，学生那边是个个成了投石能手。铺路石被扒开堆成街垒，圣米歇尔大街一时成了战场。
而战场就在我上面说的这个街口，只不过当年的石块路已经铺上一层柏油。下次若再闹学潮，已没有石块可扔了。其后的几天，走上街的人流像滚雪球般壮大起来。5月5日，4名学生被判入狱两个月。一直并没有什么目的的学潮，至此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释放我们的同学！”其后整个5月都是按这个逻辑走的，除了后来参加进来的工人有明确的目标：涨工资，学生们并不知道要什么。但随着上街的人越来越多，学运的目标才渐渐明了起来，反资本主义制度。当时有一句口号：“如果我们一起动手，旧世界必将坍塌。”在满街都是“打倒旧世界！”的时候，你慢慢就会以为只要写了就会实现。有意思的就是，学生娃儿的家庭多半是富有家庭，也就是说是体制的受益者。政权对“五月学潮”的脉搏始终搭不准，也是因为经济在成长，大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你们还要什么？推翻这个制度，更好的在哪里？
索邦大学后来被学生占领后，某天留着两撇胡子的画家达利跑来，学生们把他热烈地迎上台去。当时左翼名人都走马灯似的跑来声援学生。达利这人历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天他站在台上说：“你们背叛了你们的阶级，我也背叛了我的阶级。”下面一片掌声，“只不过我从资产阶级变成了贵族。”结果学生们把他轰下了台。
革命是一场节日
没有课走上街头的学生忽然发现这样的生活新鲜刺激。后来有学生回忆说：“尽可能延长占据街头的时间，很开心，我们乐此不疲。”而这个时候戴高乐对内政部长说：“决不能让步。”《新观察家》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写道：“一个孤独的77岁的老人，对他的年轻一代说了‘不’。”学生和政府就这么较着劲，而街头的革命热浪就像烧在旺火上的沸水锅。这种气氛颇能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过去可留恋，未来可期待，只有现在不理想。戴高乐后来回忆说：“这是一股激流，我没法抓住它，激流用手是抓不住的。”
的确如此，何况民意这只焖锅排出激流的速度，往往迅雷不及掩耳。到了10日这天，从早上8点就有2000多中学生聚在克利希广场，到下午在当费尔－罗什罗广场，已有20000多人。节日的气氛弥漫整个巴黎街头，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超越一切的友爱，传染到社会各个阶层。再清醒的头脑这时也已经发热。作家克洛德·莫里亚克曾做过戴高乐的秘书，他在这个事件中的立场应该早已是划定的，但他也禁不住参加了游行。他后来说：“5月的神奇之处，就在于那种气氛，像空气一样。没有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乱世中几天就成英雄的学生领头人科恩－本迪，是个激进的“毛主义者”，群众运动闹到最后，总是最激进的人站到了高处。本迪站在广场中央巨大的铁狮子雕塑上，对着黑压压的人头，问了一个列宁式的问题：“怎么办？”去哪里？做什么？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来，这叫直接民主。最后争论不下，本迪一句话裁定：“占领拉丁区！”在我上面说的那个街口，示威人群撞上了同样是黑压压的警察大军。
警察封住了索邦大学，学生便在周围筑街垒，铺路石全部被扒开，大树被锯倒，汽车被推翻。先贤祠四周圣热纳维耶芙高地，卢森堡公园外盖伊－吕萨克街、罗斯唐广场等，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工地，搬动石块的声音不绝于耳。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比这儿更愉悦的战场，他们梦想打碎所有社会和文化的壁垒，仿佛就在与政权的对峙中实现了。
“革命是一场节日”，有标语这样写着。连市民都飘飘欲仙起来，他们给学生端茶送水。此情此景，足以让人一时把生存烦恼全抛开。人与人之间不再分你我了。学生在这种气氛下，更是天下事舍我其谁，把自己当英雄了。所以，政府不让步，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对手的事业取得了几分高尚情怀。索邦大学就在100多米的地方，一个就是要占，一个就是不让占，就像两个小孩抢一个玩具。人要较劲的时候，脑袋里只有血，没有脑浆。
政府派代表问学生：“你们究竟要什么？”
“释放我们的同学！”在政府眼里，为4个学生坐两个月牢，便搞得这般天翻地覆，简直是开玩笑。夜里2点5分警察进攻前的对话，是聋子和哑巴的对话。
这天晚上，全法国都守在收音机旁。因为政府新闻部的代表，事前来到电视台，不让电视转播街垒战的实况。而电台还在继续报道。电台记者像报道足球赛一样，穿梭于学生中间。当催泪弹的爆炸声和海浪一般的喧哗，透过电波传到家家户户的时候，明眼人都嗅到，再这么下去，从“城市暴动”到一场革命，中间的距离不会远了。
在内政部，神经绷得快断的官员们坐不住了。内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抓起电话，对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吼道：“不是电台在20分钟内住口，就是政权在24小时内垮台……”
戴高乐也在听广播，老头子一辈子为这个国家耕作，没想到学生毛孩子几天就把他几十年的奋斗搞趴在地上了。他听不下去，干脆睡觉去了。这一夜巴黎是血与火的战场，但没人敢叫醒老头子。直到清晨5点半，最后一个街垒被警察拔掉，内政部长才叫醒了戴高乐。最漫长的“足球比赛”的实况转播到此结束，全法国关上了收音机。
全法国停摆
我沿着当年筑街垒的大小街巷，走了一圈。天下雨，拉丁区那种暖暖的黄色灯光，在每一个街角，将雨点撕成细碎的金粉，夜晚就那么一点点超出现实的感觉，便足以让你忘记时间这个永远的“叛徒”了。
从圣米歇尔大街经罗斯唐广场到盖伊－吕萨克街，一路我都在看着街上的行人。这是每天必看的风景。很难想象这些在街上行走似乎正奔向某个目标的人，如果酒足饭饱，会在几个人的带动下，为某个理论，为某个虚无飘渺的理想，放弃既定的那个目标，在几天中成为一个斗士。历史转折点上，让民众这只大面包迅速发酵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用托克维尔（注：法国19世纪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话说，“骚乱和断头台只不过是人们让政体适应社会，让事实迎合思想，让法律顺应民俗时，所借助的一种快速而激烈的方式”。任何制度，要让其稳定，无非就是个大家都遵守规则的“费厄泼赖”游戏，没有一方感情用事才可能玩下去。但有些民族情绪容易激动，往往非真理不要，这就难办了。这种时候即使万能的投票箱也不见得能承受住激情，只有革命这出“心理宣泄剧”才能让所有跳上舞台的人满意。
那天后半夜，被打散的学生纷纷逃到居民家里躲起来。清晨的巴黎街头，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那个夜晚，流血很多，受伤很多，但没有死人。双方打到眼红的时候，都在死亡这个界线前停住了脚步。社会进步至少在这一点上明显地反映出来，你无论想获得什么，都不必非要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巴黎警察局长做出了如下总结：“街头冲突的仪式，在5月那种激情澎湃的气氛下，是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暴力越激烈，便越能控制和取代杀人的欲望……我深切感到，暴力是我们双方为拒绝屠杀而付出的代价。”不无道理，如果高唱一个月“人民警察人民爱”之类的高调，而不是你一拳我一脚的发泄一番，最后的爆发恐怕就要激烈得多。
然而，这个5月10日，只是这场大戏的第一幕。次日，蓬皮杜总理出访伊朗、阿富汗归来。面对惊慌失措的部长们，他说他“自有办法”。他要求总统戴高乐放手让他做。“你就做吧。”看你有什么高招。蓬皮杜的高招就是向学生让步。你们不是要索邦大学吗？拿去吧。人也可以放，还要什么？
政府投降了！学生被感化了吗？远远没有！蓬皮杜对学生的“友善”不光得罪了为“保卫拉丁区”付出很大代价的警察，还使这场“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向纵深发展。工人阶级登场了。5月13日法国总工会领导的大游行，聚集了100万人。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从第二天开始。与此同时，占领了索邦大学的学生进入极度昂奋状态。他们成立了“学生公社”。
在这个5月，他们获得的第一个“斗争成果”，实际上不是进入索邦还是呆在外面，而是言论的彻底开放。1968年5月的“大鸣大放”开始了。索邦大学里大字报满天飞，政见讨论彻夜不停。有人说：“1789年解放了巴士底狱，1968年5月解放了言论。”学生中，任何一个稍具权威的组织成立几天后，便会被指为“官僚”而下台。如此循环往复。“解放”这个词挂在所有人的嘴皮上。这个词在60年代很时髦，各地的理解相去甚远。巴黎的学生总结出：“这场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让社会为个人服务，而非个人为社会服务。未来文明的框架，不管经济还是社会的，都只能建立在一个道德基础上：个体的自由。”其中当然包括“性自由”。都说法国“五月革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催生下来的，其实，细看，形同质异。中国红卫兵也要解放，但却是满街抓破鞋。一个是让人拥有过度的权利，一个是剥夺人所有的权利。一样的革命却能岔出去这么远。可见无论什么时候，抓过人家一两个词来照抄，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学生们云里雾里在那里大辩论。工人实际得多，他们的口号是：“铜板！铜板！”“一千法郎，一个子儿不能少；四十小时，一分钟不能多！”学生游行放火烧车，而工人想的是攒钱买那么一辆。“毛派”学生提议“深入工厂农村”播撒“革命火种”。
在工厂门口，学生与工人有一段对话——
工人：“革命，是挺漂亮，但老百姓没有这个准备。应该现实一点……”
学生：“正相反！我们的愿望就是现实。”
至5月18日，罢工工人已达200万。到罗马尼亚出访4天返回巴黎的戴高乐大发雷霆：“戴高乐一走，什么都完了！”蓬皮杜请辞，戴高乐一口拒绝：“战场上不能放弃职守！”
他把部长们大骂一顿后说：“这件事拖得太久了，这回好了，混乱，无政府状态。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又对新闻部长说：“电台一定要重新控制在手里，把那些煽动分子扫地出门……去对那些记者说：改革可以，混乱不行。”
戴高乐要不惜任何手段制止动乱。“不惜任何手段”当然也就意味着可以开枪。部长们一听慌了神，怎么才能劝住老头子别做蠢事？蓬皮杜活动了一天，最后才让戴高乐首肯暂缓动手。同一天晚上，在索邦大学的梯形教室里，学生迎来了他们坚定的支持者：让－保罗·萨特。就在这天出版的《新观察家》杂志上，萨特采访了学生领袖科恩－本迪。萨特问本迪：“你们对这个运动的期待是什么？”本迪回答：“最多也许可以让政府垮台。不过别奢望能让资产阶级社会崩溃。”
5月21日，罢工工人从600万上升到1000万。全法国停摆。汽油要凭证供应。巴黎人把扔在地窖里的自行车又骑出来了。谨慎的人将孩子送到了乡下。有人开始储存粮油。街上的垃圾堆积成山，有些地方一直堆到二楼。咖啡馆人满为患，全国都在“大鸣大放”。飞机不飞了，火车、地铁、公共汽车全部停运，邮局也不再送信了。没有一家商店、办公室、工地还有人上班。其后的几天，情况越来越糟。走上街头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人们高喊着：“再见吧，戴高乐！”这个1944年人们像救星一样欢呼的人，这个1958年殖民战争白热化时人们再次像救星一样请上台的人，突然就被抛弃了，而且是在这个社会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变得好起来的时候。民意之不可捉摸和忘恩负义由此可见一斑。
24日这天，街垒战一直打到早晨6点，而且不光在巴黎，里昂、波尔多、斯特拉斯堡……也都燃起战火。戴高乐一夜未眠，他说：“控制不住了……情况控制不住了。”
习俗的解放
这就到了我们在上文写到的戴高乐被迫出走的时候。蓬皮杜也发火了，他说有人正在“挑起内战”。同时他开始瓦解“革命阵线”，而这其实是多么容易，只需要一点钱。
政府与总工会的谈判从5月25日开始。
工人阶级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就没有再战斗下去的理由了。从谈判桌上眉飞色舞走下来的工会代表口气马上变了：“街垒战的时候已经过去。”而在“毛派”学生眼里，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最坚决、最彻底、最富有斗争精神的阶级。殊不知这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对每一分钱都要用来谋生的人，理想不可能比铜板更重要。在工人眼里，这帮资产阶级娃儿放着好日子不要过，到我们穷人堆里煽风点火。法共告诫学生不要再闹下去，不要搞街头武装，否则他们会落到巴黎公社社员一样的下场。学生的幻灭自此开始。整个20世纪左翼理想主义者的幻灭不是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在德国获得军队强硬派支持的戴高乐，5月30日回到爱丽舍宫时，已经神清气爽。他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就像日的伦敦讲话，28年后，戴高乐再次请法国人民做出选择：要么站在我一边，要么就是共产主义极权。你们要哪一个？虽然不无恫吓，但这一招还真灵，好像他在提醒“忘恩负义”的人民，别忘了，是我几次三番救了你们。
他的讲话一结束，这个国家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月来那些看一点热闹、有一分同情的没有声音的大多数，走上了街头。又是100万人，不过这一次是支持戴高乐的人流。走在前面的不再是本迪或萨特，而是安德烈·马尔罗、米歇尔·德布雷（注：当时的外交部长）。人群呼喊着：“够了！够了！”的确，混乱已由上层建筑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丰衣足食的人，有几个真想革命。说到底，人还是喜欢秩序。那一阵风搞得人们晕头转向，差一点忘了罗伯斯庇尔的命运！30日那一天的风云突变，简直奇妙无比，就像风吹草地一样，一阵全都往那边倒，一阵又全都往这边倒。学生一夜之间被工人和民众抛弃，就像被他们接受时一样迅速。一个政权从道德非法到万众拥护，中间的摇摆其实很快，而且绝对毫无逻辑可循。民众的体温就像大陆性气候一样反复无常。
下面的结局我不说你们也猜到几分。1968年5月的“不流血革命”最后只达到一个目的：习俗的解放。和它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摒弃消费社会的初衷风马牛不相及。让清醒者窃笑的是，它的这一收获，恰恰是消费社会为之提供了温床。左右派就这一“成果”分歧很大，一个说是进步的起点，另一个说是没落的开始。都有道理，过度强调真诚的社会，往往已经站在没落的起跑线上。那天从拉丁区回来，地铁每停一站都可以看见“粉色电视台”的开张广告，这是法国第一家同性恋电视台。广告用词套用法国大革命的三字诀：“平等、博爱、自由”，把“自由”拿掉，最后一节换上“电视”。在保守的右派眼里，这全是1968年5月的恶果，而且苦果子还远远没有摘完。对左派来说，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未尽的事业，至此总算部分地完成了。30多年后回头看，这个世界的基础并未动摇，革命至多改变了人的想象，不过这已经不得了。
一夕之间从摇摇欲坠到重新握有道德权柄的戴高乐政权，做出的第一举措就是保证汽油供应。第二天正好是圣灵降临节这个长周末，油箱里灌满了油的人们，纷纷开车度假去了。革命了一个月的人们，离开了城市的大街，又挤到乡村公路上。这个周末有70人死于车祸，600人受伤。没有战争、革命和瘟疫，人又创造了一个杀人工具：汽车。这让那些被半途抛弃的真正革命者大呼“革命有理”：“一个不革命的周末流的血，要比一个月的不断革命多得多。”
《新民周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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