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资源网站灰信网(freesion)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和现实
像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协议扩大了跨国资本家的权力和利润，付出的代价是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和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尽管有这个现实，新自由主义者仍然宣称自由化，消除壁垒，私有化产生了难以匹敌的好处，他们连篇累牍的宣传让工人阶级相信这些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因此，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领导人总是这样为他们扩大WTO获得如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等协议的努力辩护，说这是必要的措施确保给世界人民更灿烂的未来，尤其是生活在贫穷中的人们。
比如，WTO 首任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 （Renato Ruggiero）宣称,“世贸组织自由化努力有潜力在下个世纪（21世纪）早期消除全球贫困，这在几十年前还是个乌托邦空想，但是今天成为实实在在的可能性。”1 同样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在2005年12月香港召开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前夕发表简短文章指出“如果所有的贸易壁垒都消除，15年时间就可以让大约5亿人脱贫。。世贸组织中现在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多边贸易谈判为国际社会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2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工程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就必须加倍努力赢得思想的战争。赢得这次战斗需要展示新自由主义是推动资本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外衣，而不是表现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框架。还需要显示资本主义作为国际性的机制破坏了而不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管是第三世界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
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神话：理论上的批判
按照世贸组织及其 FTAA协议之类的支持者的说法，这些机构和协议推动自由贸易为了提高生产率,将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个对贸易的关注隐藏了事实上更加宽广的政治经济议题：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机会的扩张和提高。在世贸组织中，这个议题通过一系列的协议来完成，这些协议露骨地限制或者实际上阻止国家对通常理解上根本和贸易没有关系的经济活动上的管理。 比如，《知识产权贸易协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限制了国家的能力否认某些产品的专利权的拒绝（比如活体器官） 或者在相关国家对某些专利产品的使用控制（比如使用必须的认证确保某些关键药品供应）等。它也强迫国家接受专利有效期的快速增长。《投资措施贸易协定》（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限制了国家的权力对外国直接投资(FDI)执行要求的能力，(FDI),包含诸如要求当地参与（劳动力）或者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强迫国家开放他们的国家服务市场（包括从医疗卫生，到公共设施和零售业等）给外来提供者，以及限制国家对这些活动的公共管理。同样的，提议中的《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将否认国家在签订采购合同时使用非经济手段的能力，比如劳动力，环境保护等。
这些协议很少在主流媒体上讨论，正是因为它们直接提出了不容易辩护的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支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人更愿意描述帮助坚固它的机构性安排是作为贸易协议，而且根据所谓的自由贸易的优越性辩护的最重要原因。这个辩护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尤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不幸的，不值得的。把他作为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全球化鼓吹者发现鼓励大众接受更宽泛的命题市场决定后果比社会决定后果在任何活动中都优越的观点更加容易些。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具备使用有效的，容易懂的语言揭穿自由贸易优越性神话的批评能力。事实上，这是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加容易的任务。
鼓吹自由贸易的观点一般都是依赖相对优势理论。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1821年提出该理论在他的书《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国家拥有或者能创造不同的相对优势或者贸易是有帮助作用的观点是普遍的误解。实际上，它支持一个非常具体的政策结论：一个国家的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允许没有壁垒的国际市场活动决定相对优势和国家的生产模式。3
李嘉图用两个国家，世界静止模型“证明”他的相对优势理论。其中葡萄牙被认为在葡萄酒和布匹生产上比英国有优势，但是在葡萄酒生产上优越性最大。李嘉图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显示葡萄牙和英国在国际分工中得益，各方都生产相对优势最大，最有竞争力的商品。因此，即使英国的生产率在两种产品上都比不上葡萄牙，自由贸易的逻辑让葡萄牙集中生产葡萄酒，英国生产布匹，两国的贸易让各自获得最大的利益。
主流经济学家虽然继续接受李嘉图理论的基本观点，但是他们了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是赫克谢尔―奥林（Hecksher-Olin）理论认为因为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受到资源基础的影响，资本缺乏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要素价格均平化理论（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y）认为自由贸易将提升密集使用的因素的价格（第三世界中的非技术劳动力）直到所有的因素价格在全世界达到平等；以及斯托普勒-萨缪森（Stopler-Samuleson）理论认为稀缺因素的收入（富裕国家的劳动力，贫穷国家的资本）在自由贸易中损失最大。所有这些修改都没有挑战李嘉图理论的相对优势的核心观点。实际上它们提供了补充的证据那就是第三世界的工人在自由贸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像所有理论一样，相对优势理论（以及结论）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上面的，最重要的假设包括下面的内容：
?公司间的竞争完美无缺?生产要素的充分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在国内完美的流动，流动不能越过国界?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被生活在国内的人享用，在本地消费?国家的对外贸易总是平衡的?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产品的真实（社会）成本
即使简单的看一下这些假设就会发现它们是粗放的，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如果他们不满意，就没有基础接受该理论的结论自由贸易推动国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所有生产要素的充分使用的假设包括劳动力明显就是虚假的。同样有问题的是该理论隐含的重组过程的假定（但是从来没有解释到底是如何做的）因为自由贸易产生的进口导致的失业的工人在出口增长的经济领域很快找到新的工作。实际上，工人（以及生产的其他要素）在另外的使用方面并不是同等有生产力的。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即使他们的重新分配不是足够的快，新解放的经济很可能承受失业率的增加，导致需求的减弱或许造成经济停滞。因此，即使所有生产要素最终充分的使用，很可能转型的成本将大于经济转型带来的贸易中得到的所谓的效率收益。
价格反映社会成本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许多产品市场都是由个别人垄断，许多公司得到政府巨额补贴，足以影响他们的生产和价格决定。许多生产活动产生负面的外在后果（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建立在现有市场价格基础上的贸易专业化将很容易生产总体上低效率的国际经济结构，并导致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
对外贸易保持平衡的假设同样面临挑战。该假设依赖于另外一个假设---汇率是自由浮动的，而且迅速纠正贸易的不平衡。但是汇率很容易受到投机性经济活动的影响，造成汇率的不稳定而不是朝着均衡的方向前进。另外，贸易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汇率的变化很难产生期待的新生产模式。汇率变化在短时间内无法产生必要的贸易调整，进口就得减少（贸易平衡得以恢复）通过强迫性的积累需求减弱，造成经济停滞。
还值得挑战的是资本在国内高度自由流动的假设。这个假设巩固了其他假设，包括充分就业和贸易平衡。如果资本高度自由流动，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政策就产生资本流向非化，贸易不平衡，失业，经济危机。总而言之，来自相对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建议依赖一系列让人怀疑的假设上面。4
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神话：现实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者常常引用非常复杂的模拟研究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本身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立在相对优势理论依赖的同样的假设上面。对下面两个非常有名的研究的考察显示依赖这些假设是如何破坏他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的。
2001年布朗等（Drusilla Brown, Alan Deardoff, and Robert Stern）发表了他们的研究，声称世贸组织支持的贸易壁垒消除到2005年将让全球总量增加1.9 兆美元。5 他们的研究结果在2001年11月卡塔尔多哈世贸组织谈判之前被广泛刊登在媒体上。
作为其全球经济展望系列的一部分,世界银行也试图预测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利益。2002年在《2002年全球经济展望》中它的结论是“通过降低商品贸易的关税壁垒造成的快速融合将提高增长，在年间提供1.5兆美元的额外积累收入给家。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自由化将提供更大的收益---也许是这个数量的四倍多。结果还显示劳动力在全国收入的比重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得到提高。”6
布朗等和世界银行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可的笼统均衡模式的基础上，经济被一套相互连接的市场来限定。当价格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是因为关税的变化）国内产品市场应该调整以重新达到均衡。因为经济本身通过贸易联结在一起，价格变化也被认为产生更复杂的全球性的调整，在新的均衡结果达到以前。就是在这样的模型基础上，这些研究的作者们试图决定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后果。
这个模型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必须提出关于不同市场和不同国家的消费者行为的具体假设，包括他们的调整速度。同时还必须具有详细的全国性投入产出（input-output）表。需要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为了确保他们的模型解决问题，布朗等假定每个贸易自由化的场景都有一个独特的均衡结果。他们还假定有两个输入，在每个国家的国界内都完全自由流动的资本和劳动力。而且，他们假定每个经济体总体积累性支出是充分的，自动调整的，确保所有资源的充分利用。最后，他们还假定浮动的汇率防止关税的变化造成贸易平衡的破坏。
虽然说法不同，这些作者创造了一个模型，其中自由化不会造成或者恶化失业率，资本外流，贸易失衡。多亏了这些假设，如果一个国家取消了贸易限制，市场力量就会很快的，不费力气的鼓励资本流向新的，更有生产力的领域。而且，因为贸易总是平衡的，这个转型将产生一美元的新出口换取一美元的新进口。正如彼得?多曼（Peter Dorman）在对该研究的批评中指出的“当然，工人和政府在这样的世界根本不用担心---如果他们能够容易地在扩张和缩小经济领域间游刃有余的话。”7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也使用可计算的笼统均衡模型在他们的研究中。在〈2002年全球经济展望〉中他们开始预测性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演化的基本的观点，建立在稳定参数的最好猜测上---储蓄，投资，人口增长，贸易和生产力增长。”8 这个基本观点只结合了1997年出现的“全球贸易模式”中的变化，而且用这些最好的猜测来预测2005年到2015年的经济结果。其次，他们假设2005年到2010年所有贸易壁垒取消，每年关税降低六分之一。9 最后，他们比较了自由化情景下的预测结果和来自最初的基本场景下的预测结果来决定自由化的收益。
这个模型努力也依赖几个经不起推敲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上面。其中一个是关税减免不会影响政府赤字，他们仍然保持不变。这个假设声称政府会自动从其他领域获取新的收入来弥补关税损失。另外一个假设是关税减免对贸易平衡没有影响。最后，充分就业的存在。强烈的自由贸易偏见被假设植入到模型的核心，因而确保了亲自由化的结果。
尽管这个偏见足以让人们放弃把这个研究结果作为政策指南的用途的努力，它的结果仍然值得考察有两个原因。第一，所谓的益处并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大，考虑到世界银行对自由化的缺乏根据的鼓吹。第二，世界银行后来的研究显示了更少的好处。在2002年的研究报告里，世界银行的结论是“按静止情况测量，2015年世界收入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比基线情况下增加3550亿 美元。” 10 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整体将获得1840亿美元，或者总体收益的52%。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得到的这1420亿美元收益是来自农业产品自由化的结果。 更加明显的是，其中1140亿美元是来自第三世界将自己的农业领域自由化的结果。 产品贸易自由化变成可有可无的小事情。第三世界从工业产品彻底自由化中获得的总收益只是440亿美元。
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些数字，它们当然显示第三世界从世贸组织的协议中得到的利益非常有限。正如马克?维兹伯特（Mark Weisbrot）和迪恩?贝克（Dean Baker）在对这个研究的批评中指出的，“取消富裕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的贸易壁垒---包括农业，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将。。。当这样的改变在2015年完全实施后，增加中低收入国家 GDP的0.6%。这就意味着在萨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这样的贸易安排下在2015年获得的年人均收入不是500美元，而是 503美元。”12 而且，他们还指出世贸组织协议等贸易协议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过这个可怜的收益。
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显示自由化的收益更少。《2005年世界经济展望》加入了新的数据让他们能够“抓住1997年到2001年相当程度上的改革(比如，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的继续落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优惠贸易协议的改进。”13 结果，从商品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静止收益总量下降到 2600亿美元（2015年和基线情况相比），第三世界得到了收益只占总量的41%。
虽然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待遇糟糕，许多人仍然不愿意挑战它，因为他们被所谓的支持全球化的学术观点吓怕了。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理论和杜撰的假定上面，有意识地歪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些虚假的玩意儿应该被批判和抛弃。
新自由主义的现实
1980年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点是低增长，更大的贸易失衡，恶化的社会条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报告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除了中国），平均贸易赤字在1990年高于1970年几乎3个百分点 GDP,而平均年增长率低于2%。”14 而且
这个模式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相似的。在拉丁美洲平均增长率在1990年比1970年代每年降低3%。而作为GDP一部分的贸易赤字一直保持不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赤字在增加。亚洲国家在80年代增长迅速，降低他们的支付赤字，但是在1990年代他们的赤字增加，但是没有取得更快速的经济发展。15
马克?维兹伯特、迪恩?贝克和大卫?罗斯尼克（David Rosnick）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后果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作者指出“和人们普遍的想法相反，过去25年（）见证了经济增长的明显减缓，中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人社会进步指标的恶化（和以前的20年相比）16
对于那些反对主流媒体上大肆宣传的国际经济自由化的基本假设的人来说，这个结果并不让人吃惊。活跃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帮助造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非工业化，因此增加他们的进口依赖。因为很容易得到，又很便宜，贸易自由化鼓励奢侈品进口的增加。最后，因为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它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第三世界出口的进口强度。出口收入不能同步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三世界出口的增加和竞争的激烈（由于抵消进口增加的需要）导致出口收入的下降。出口也受到经济增长缓慢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
为了保持贸易增长和经常帐户赤字处于可控制的程度，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担保下，使用严厉的措施（尤其是社会项目的残忍的削减）来减缓经济增长（和进口）。他们也拆除资本市场的限制，将经济活动私有化，放松外来资金的管理规定目的就是吸引外资来抵消存在的赤字。虽然对工人阶级和国家发展不利，这些政策正如设计好了的，是对笼统的跨国资本的利益和少量但是有影响的第三世界资本的利益的回应。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现实。
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
虽然“新自由主义”确实在很多方面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实践和政策的本质，但是在有些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它特别鼓励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时存在很多的政策选择，新自由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的观点。如果愿意，国家可以拒绝新自由主义，推行更加社会民主的干涉性的政策，就像60年代70年代推行的政策一样。但是，不幸的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新自由主义提出的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不是一个糟糕的政策选择，而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资本家造成的紧张和矛盾做出的被迫性的结构性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性）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一套政策选择），因此是必须挑战和克服的。主流理论家常常考虑国际贸易，，投资等作为单独的过程。实际上，它们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正如上面指出的，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强迫第三世界国家进入一个支配一切的自由化和管制消除。这个运行机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它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和扩张国际生产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导致他们对第三世界工业活动的支配，这些活动改变和融合了国界，这种方式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经济和需要的破坏性更大。
在60年代和70年代，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国家指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用银行贷款补贴贸易赤字。这个模式在80年代早期突然停止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稳定，尤其是美国，造成利率升高和全球性经济萧条。第三世界的借贷成本大幅度增加，出口收入陷入谷底，促成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由于偿还债务出现问题，银行大幅度减少了他们的信贷规模，造成第三世界更加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新的办法推动出口和国际资本的新来源。逐渐的，他们发现以出口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外资竞争非常激烈。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改变自己的投资管理规定，大部分的国家就是要创造一个更加自由的，管制更少的，鼓励投资的环境。跨国公司对这些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这些变化的很多都是它们或者它们的政府帮助推动的。在年，FDI成为流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净资本的唯一最大来源，占全部资本的34%。17
新技术让跨国公司能够降低许多产品的生产成本，通过分配和地域上的生产过程分割。因此他们利用投资把这些产品劳动密集型的部分转移到第三世界，尤其是生产或者部件组装部分。尤其对于和机电产品，服装，服饰，以及某些技术上先进的产品如光学仪器。结果就是建立或者扩大了数不清的垂直分工的国际生产网络，许多扩张到许多不同的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据估计，根据来自一些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建立在垂直分工生产网络的专业化基础上的贸易占据世界出口的30%，在过去的25年中增长了40%。”18
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激烈竞争，跨国公司倾向于把投资集中在少数国家。总体上说，美国资本强调北美(NAFTA),日本资本集中在东亚，欧洲资本集中在中欧。在FDI 竞争中漏掉的国家一般来说被迫严酷地解决自己的贸易和金融问题。那些“赢得”外资的国家通常经历相对迅速的工业化转型。具体的说，它们成为主要的产品出口者，尤其是高技术产品比如晶体管，半导体，电脑，电脑部件，办公机器，电信设备，和电子机械等。
作为这个发展的后果，第三世界占生产出口的份额从70年代和80年代的20%猛增到1990年末期的70%。19 第三世界在世界生产出口中的份额也从1965年的 4.4%增长到了2003年的30.1%。20
主流经济学家说生产出口的增长说明了自由化的好处，因此WTO式的自由化协议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这个观点错误的把FDI 和产品出口当作了经济发展，因此严重歪曲了跨国公司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现实是参与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很少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稳定，或者国家的发展前景。
这个失败有许多的原因。首先，那些成功吸引外资的国家通常是在自由化或者拆除管制的经济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么做的后果往往造成本国进口竞争行业的破坏，失业率上升，进口大幅度增加，工业空洞化。第二，转移到第三世界的活动很少涉及技术和技能转让，或者促进国内工业联动。这就意味着这些活动很少能够推动全国一体的经济发展过程和互动。而且，出口的增长严重依赖进口，因此大大减少了外汇收入的增长。
最后，跨国公司资本积累的过程让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来需求。在有些情况下，这个网络的最重要终点市场就是美国，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美国的能力保持庞大的贸易赤字---一个越来越让人可疑的怪现象。
很少有国家能摆脱这些问题。比如UNCTAD研究了“7个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香港（中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南朝鲜，新加坡，中国省和土耳其。这些是最成功的第三世界制造业出口商，但是因为他们的出口活动是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的组织下进行的。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国家发展的收益非常有限。
比如，作为整体的制造业平均附加值仍然连续低于制造品出口在整个阶段的价值，这个比例从1981年的76% 减少到1996年的55%。而且，虽然整体的平均制造品出口占GDP的比例急速增加，平均的制造业价值对GDP的贡献基本没有改变。21 而且，尽管作为整体制造业产品贸易基本保持了大体上的平衡直到19880年末期，但是此后进口就远远快于出口。墨西哥的经历最好的说明了这个增长战略的破产。“在年间，墨西哥在世界制造业出口的比例增加了十倍，但是它在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它在世界收入的比例（按美元计算）下降了13%。”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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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飞翔的现实――作家苏童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苏童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对我征服最大的是，这个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有一个非常严肃、巨大的人生命题，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21世纪的作家都在探讨人的境遇、命运问题，其实所有这些发现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现，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其实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在探索人和墙的冲突。这背后最大的冲突，核心内容是眼泪和墙的冲突、眼泪和墙的对话，其背后所潜藏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类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问题。
今天确定“神话是飞翔的现实”这个题目，跟我最近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碧奴》有关，它可能跟神话有关，也可能无关。我今天更感兴趣的，是“神话”和“现实”这两个名词中的“现实”这个词。说到《碧奴》，尽管大家不一定非常有兴趣，但都了解这是由“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改编的。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神话，而是民间传说。这个民间传说的大致内容，是关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女人，自己的丈夫被拉差拉到很遥远的地方筑长城，所谓秋风一阵冷似一阵，在这种天气的压迫下，孟姜女觉得她有一关过不去，所以要给丈夫送棉衣。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导致了这个民间传说的起因。这个女人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到了长城，但是丈夫已经死了，她当然要哭。“哭”谁都能够了解和理解。问题是，神话也好传说也好，到了这一步，突然产生了非常意想不到的力量，也是我之所以选择“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作为新的长篇小说的题材和内容的大的动机，这就是：一个女人的眼泪竟然哭倒了八百里长城。这个传说之瑰丽，彻底征服了我。接受英国出版公司的“重述神话”计划后，我脑海里无法摆脱的是一个女人的眼泪与城墙的故事。我要琢磨它、吃透它，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不只是创作过程，也是学习过程。
一、孟姜女的神话征服了我
“神话”这个概念，在学术上或在西方神话里，有更多的说法和讲究。“孟姜女哭长城”不是中国传统的神话，更典型的传统中国神话是“嫦娥奔月”、“夸父逐日”、后羿的故事等。有心比较就会发现，西方神话更多是在塑造许许多多的神，几乎是在塑造神的谱系，要求所有塑造出来的神站成一个神的殿堂，而这个殿堂在宗教意味上有非常大的支撑作用。也就是希望在文字上建一个教堂，让人们对现实之外的天空，对现实之外所有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敬畏感。
神话之所以有宗教意味，也是因为这一点。换句话说，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中每一个神的塑造，都要掌管现实，比如丘比特、潘多拉，要么掌管人类的某一类情感，要么有能力掌管人类某一种进程，他们是从天上来掌管人间的事情。而中国神话，所有人物、故事，它的走向、轨迹，是从地面往天上走，后羿、夸父和嫦娥都是目标在天上。中国神话非常奇特的一点就是从现实出发，去找到神的位置，找到所谓力量的位置。
说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对我征服最大的是，这个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有一个非常严肃、巨大的人生命题，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21世纪的作家都在探讨人的境遇、命运问题，其实所有这些发现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现，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其实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在探索人和墙的冲突。这背后最大的冲突，核心内容是眼泪和墙的冲突、眼泪和墙的对话，其背后所潜藏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类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问题。这个故事的奇特之处，是它还显示了世态人心，因为所有神话的背后都有世态人心做支撑，民间传说更是如此。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里，我认为孟姜女其实是被人民大众推选出来的救世主。当人们意识到人是无法对抗墙的，他们要寻找别的办法求得解脱，给自己寻找安慰。结果很奇怪，找出来的救世主是个女的。当人们意识到别的力量或者说男性无法摧毁长城的一堵墙的时候，他们奇特地寄希望于一个女性，更奇特的是寄希望于女性的眼泪。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小说，是因为我体会出这个故事背后巨大、丰富的内容，它能够打动我，征服我。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伟大的走向。孟姜女是来自民间真正底层的一个普通女子，但奇特的是，这个故事在“说”与“流传”的过程中，渐渐发生了大的变化。从孟姜女的身世背景或情感线索背景看，她都是凡尘、俗世的女人。但是，这个故事说着说着、写着写着，等她到了长城，万岂梁死了以后，她哭倒了长城。我觉得哭倒长城以后，民间寄托给孟姜女的已不是凡人的事迹而是神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姜女从民间传说到神话，它的完成是在眼泪哭倒八百里长城之后开始的。这个人物就不只是凡尘的，而更多的是她用眼泪完成了一个英雄的使命。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最初没有孟姜女这个名字，但她的丈夫的确叫岂梁。整个故事发轫于《左传》。她是一个为齐国国君战死的将士的遗孀，没有名字，就叫岂梁妻。据记载，有一天，她在路上拦住了国君的高头大马，让国君做一件事：我的丈夫为国家战死了，我要您去完成一次隆重的吊唁活动。当时没有“长城”也没有“哭”的说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概括来说，是“民女犯上”，是看上去穿越了两个阶层之间壁垒的一次对话。但是，历代老百姓拿着这么一个看上去很小的故事来不停地填充自己的感情，抒发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这样，这个民间传说演绎的成分越来越大，最后，秦始皇加入了，长城也加入了。
孟姜女故事给我的启发，就是从世俗出发，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怎么成了一位神？她身上如何散发神性的光芒？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明塑造了一个神的形象――哭泣之神、眼泪之神、悲伤之神。孟姜女的形象可以囊括这么多称号。所以，在写这个民间传说的过程中，我完成了这样一个填空――从民间传说到神话，孟姜女从凡人到神的进程。或者说，我写作这篇小说的兴趣本质上是在这里。写这部小说，给我重大启示的是一个英国女作家写的《神话简史》。我比较相信她说的一句话：当我们在谈论神性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探讨世俗的另一面。我觉得我的小说似乎在努力地成为这个说法的演绎。这句话给我很多教益，更多的是让我想到神性和世俗并不对立；更重要的是它还牵涉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话题。神话也好现实也好，很多时候是互为补充、互为映照的。今天的题目“神话是飞翔的现实”，其根据也是来源于这段写作经历和思考。
二、作家内心的现实超脱了日常生活
抛开我的小说，我们来探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作家眼里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更细致地说：一个作家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现实？除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事件所构成的社会现实之外，我们还有多少种现实？我们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甚至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谓的现实是谁的现实？是作家的现实还是读者的现实？这是一个奇特的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我们在细分小说中的现实或是总结所有关于现实的关键词时，一直处于迷惘的状态，恰好这种神秘莫测的迷惘状态提供了现在所有小说系统以及世界的神秘多变的面貌，可以让我们去分析许许多多的问题，去总结许多跟创作直接发生关系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千个作家掌握的现实真的有一千种。具体到创作学或创作发生论上，每个作家牵引现实的手法、拥抱现实的姿态千变万化，这里面有一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从文本上分析，是作家文字风格的不同，是取材的不同。事实上，归根结底，是这个作家心目中所要塑造的现实不同。我强调作家牵引现实的手段和拥抱现实的姿态，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它导致了他们文本的不同，结果是每个作家心目中的现实经过一层层文字和情节说话，所塑造出来的现实也是不同的。
这牵涉到文本之外的许多问题，就是所谓现实生活中作家的最原始刺激是什么样的刺激。大家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作家没告诉你他的动机，你怎么判断他的动机？有时候必须自己琢磨。作家说什么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可信，包括我自己。你必须学会一种方法，去琢磨作家的脉搏，去摸他的脉搏。许多文本基本上也在提供一种既定的方法。有一种创作写法，我觉得比较容易，就是有一种作家，他的写作永远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来写作，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的，所以这些作家一辈子在写，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作家，我觉得研究他的履历，几乎就是在编织一根绳子，完全可以用这根绳子把这个作家捆起来，然后慢慢地研究，因为他们用的是比较简单、固定的牵引现实的方法。
但是，一个非常让人好奇的现实是：许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在逃避他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他一直在进行“南水北调”或“北水南调”的工作。他永远在跳，在跳出他日常生活的屋顶，跳出日常生活所制定的范畴，真的像鱼要从鱼池跳出去的感觉。我们要这样设想：如果一条鱼跳出水沟，有时候它不是再去寻找水面，它恐怕是要去试一试鱼能不能光靠空气就可以活。我把它作为作家在写作中逃离日常生活的一个比喻，最终是想表明：它是在寻求一次遭遇，一次非常冒险的遭遇，甚至有可能是一次没有前途的遭遇，因为鱼真正离开水面就意味着死。但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或者说对于作家的写作心情来说，它的合理性在于，他不期望一种现实框定自己一生的写作，他在寻求第二种现实。当然我很悲哀，我知道鱼必死无疑，但是我判断鱼跳出水面，经常会想到我们写作中的姿态，对于现实的不信任，对于现实非常顽固的、鲁莽的追求姿态。
总结起来说，日常生活所提供的现实信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恐怕永远是供小于求的。因为不满于这种供小于求的格局，好多作家一生都在寻求自己日常生活之外的那些世界、资源。他理想中的现实往往超脱于把他所局限的日常生活。
三、以卡夫卡和托马斯?曼为例
大家一定看过卡夫卡的《城堡》。《城堡》其实非常好描述：一个土地测量员每天都可以看见城堡，却无法抵达。我认为，从物理学上来说，除了海市蜃楼，如果是在同一个地球，如果是可以看见的东西，根据日常生活所提供的现实信息是可以抵达的。这是我们一般认为的事实。但是，卡夫卡也是那么一条鱼，他不甘心发现物理常识，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或者他心目中的现实恰好是无法抵达那座城堡，看上去违背了大家常识的现实构成了卡夫卡心目中的现实。但是，这样的现实，我们去玩味它、琢磨它，就发现它具有极强的寓言性，我们可以设想这是我们生存境遇的象征。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学教材就有的《变形记》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比较。《变形记》是人变甲虫的故事，说白了是关于人类异化的最大噩梦。在1910年代，卡夫卡就这么早地认识到百年以后、千年以后人的境遇问题，他发现人在另外一种状态下有可能是一只虫子。我们从文本分析上来看，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说卡夫卡不认定人变虫子是现实一种，那么小说会向别的方向发展：一个人因为孤独不肯见人，天天关在房间里不想交流，那他一定是有病，不管这病是孤独造成的还是社会现实对他的压迫造成的。这个病，按照一般的常识，他要去医院。说到去医院，我觉得还有一个文本可以说，那就是托马斯?曼的《魔山》。《魔山》也是一部奇特的关于作家心目中现实发现的小说。大致情节是：青年汉斯要去看他的表哥，表哥得的是肺结核，最早的动机就是非常平常地看望亲戚。但奇怪的是托马斯?曼写的那座疗养院所在地是一座魔山，所有到了这座山上的人都会生病。魔山上的时间很奇怪，以七为单位，是无限拉长的。这个叫汉斯的青年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他想看望表哥的同时在疗养院住三个星期二十一天，结果他认为的二十一天其实是七年。魔山已经改变了时间，改变了人，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所有上了魔山的人都是世界各地来疗养的病人，主流是肺结核病人。来疗养的人都尽情享受自己的病情，用非常奇特的安逸方式等待死亡。
当然，小说背后潜藏着非常巨大的象征，是托马斯?曼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但这种批判性不是我今天想说的范畴。我想说的是，卡夫卡同样在诉说关于人的孤独、异化的问题，卡夫卡发现了人变甲虫，因此有了《变形记》这样伟大的传世经典；而托马斯?曼发现了时间的可塑性、拉长性，和人在异化过程中一种奇特的受虐心态，一种对自己疾病放任自流的心态，导致了《魔山》这种现实。这两种现实都不是我们的肉眼和平常的知识系统所发现的现实，或者说它不是现实，它不真实。这么一种不真实的东西在两个作家眼里变成了他们内心的真实。这许许多多的文本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当然永远在热切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但是一个作家心目中所需要的现实远远大于现实生活。
四、所有小说都在安排一种现实生活秩序
说到一部小说的真实性，每人都有不同感受，所以有时人们对一部小说的判断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作家写小说，他心目中的现实是应该有秩序的。所谓真实或不真实，大家信任或不信任，被它征服或不被它征服，都在于秩序的力量。所有作品，包括刚才说到的文本，不是现实生活照相式的反映，也不是简单的调整，它几乎是推倒重来。所有作家在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秩序是先颠覆，然后再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秩序。从时间上来看，我们认为人的正常思维都是顺时针的，或者说顺时针永远是时间的表达方式。但是在很多有野心的作家这里，甚至连这个秩序都企图推翻。也就是说，他试图启开另外一个通向现实的窗口。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有一部《种子旅行》，写一个老人的一生。他先写老人的死，先写尸体，然后写老人的弥留之际，后来写他壮年时代、中年时代、青年时代，最后写老人在母亲的子宫里一个胚胎的状态。从写作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叙述方法，用这样的叙述方法完全把时间倒置，展示一个人对于生命的观察、或者说对老人一生命运的观察。但是，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作家非常大的野心，他甚至要调整时间的秩序，把时间的顺时针方向倒过来。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恰好是这种逆时针走的顺序让我读完小说后拍案叫绝。不是说我对卡彭铁尔有多么喜欢，而是觉得他这样的一种发现，这样按逆时针走的顺序，这样的回味更准确。这样的文本当然有很多；作家调整日常生活秩序的能力有它的神秘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手段。说到对真实现实生活秩序的安排，它有破坏性，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它甚至有预见性。
有一种说法：“小说比生活更真实。”这种说法从哪种意义上来说呢？当然，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小说是虚构的产物，小说中的所有现实有可能是作家一个人的现实，也有可能是大家的现实，问题在于建立现实的方法。有的小说是抽象的，需要理解它背后潜藏的更深沉内容，但是，也有的小说因为用奇特的现实牵引方式，也就是非常奇特的虚构方式，导致了它比生活更精确地显示了某一种预兆。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推理作家爱伦?坡，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文本《玛丽?罗杰的秘密》。小说是根据当时纽约报纸上报道的凶杀案写的。纽约街头一个卖花女被害，案子一直没破。大家知道，爱伦?坡一直写推理小说，他就坐在书房里替警察局破案，写了这篇非常短的小说。作家心目中的现实在这篇小说中太有说服力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玛丽?罗杰被害的场所搬到巴黎，变成一个巴黎卖花女被害的故事，凶手之类都是在巴黎。最奇特的是，这篇小说之后第二年或第三年，这个凶手在巴黎被找到了。这是作家写作与现实之间一个最奇妙的例子。比较可惜的是这是一部推理小说。但是，我还是觉得和我今天说的“作家心目中的现实是什么”还是有关系的。
原载：《文汇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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