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的父亲秘书付悦余祖籍是哪里

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
&&&&1992年5月, 中国第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诞生。19年来,“中心”创办人万鄂湘一直把它视为自己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尽管他在44岁时成为了当时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46岁时又当选为最年轻的民革中央副主席;尽管在法学界徜徉的漫长日子里他又成就了很多有意义的大事,但在他的心底,“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仍然是他最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
&&&&最早创建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学博士 &&&&
&&&&1956年,万鄂湘出生在公安县的一个小乡镇。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他经历了上学、下乡而后又重返校园的成长过程。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作为知识青年插队到公安县达河公社联华三队务农。虽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好学的他却一直坚持劳作之余读书学习。1977年万鄂湘被武汉大学录取,顺利就读于外文系英语专业。大学4年里他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功底,为以后进军国际法学并成为知名国际法专家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万鄂湘记得很清晰,作为一名外文系学生,他第一次接触到法律是在校内一次“民主与法制”辩论赛上,当时虽然以犀利的谈锋战胜对手,但是捧得奖状后他却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若有所思,他清楚自己虽然获胜了,但对很多法律问题其实并不知其所以然。从那时起,他产生了要到法律领域看个究竟的念头。大学毕业后,万鄂湘以优异的成绩留在武大法律系教英语,近水楼台,他因此有更多机会接触法律方面的知识。1981年,万鄂湘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在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继续考取该校在职博士研究生。1985年,在全国公派留学生考试中,万鄂湘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开始在法学海洋里尽情畅游。
&&&&1988年,万鄂湘从美国学成回国。作为留学归来的法学博士,他对“法”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面对中国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现状,万鄂湘隐隐感到:运用法律为民众办实事,应该是使法律深入人心最好的途径。
&&&&刚到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系任系主任时,万鄂湘常常为无法找到合适的部门接收学生实习而苦恼。联想到在国外求学时所接触到的法律援助组织,一个在当时来讲非常大胆的想法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否能在中国也建立一个类似的法律援助组织?这样既能为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提供诉讼方面的援助,帮他们免费打官司,同时又能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机会,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么?
&&&&很快,以武大法学院为基地,以法学院青年教师为骨干,以研究生、本科生为基本队伍,主要为妇女、儿童、残疾人和“民告官”者义务服务的法律援助组织雏形在万鄂湘脑海里形成。
&&&&1991年底,万鄂湘到北京参加民革会议时,与时任民革中央主席、劳动部副部长的李沛瑶谈起自己这个酝酿已久的设想。李沛瑶当时在劳动部刚好分管妇女、残疾人就业和劳动保护等工作,他非常赞同万鄂湘的设想,两人当即对这一设想的具体操作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李沛瑶还即兴为这一机构命名并在万鄂湘的笔记本上题词:为了社会弱者的权利。写完后他反复端详意犹未尽,对万鄂湘说,以后我用毛笔写成大字寄给你。一个星期后,李沛瑶如约寄来了浓墨挥就的题词。
&&&&在各方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1992年5月,由民革支部成员组织参与,法学院著名教授、专家、律师和学生组成,建立在法律和教育结合点上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终于顺利挂牌诞生了,万鄂湘任中心主任。“中心”从成立初始服务方向即很明确:只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和行政诉讼的原告,为这些社会弱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由于这一特别的服务宗旨,大多数求援者是在屡遭挫折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找到“中心”试试运气的,每个求援者都有一个曲折的维权故事。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中心”初创时接手的案子,万鄂湘依然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的是一宗儿童伤害案。当时在武汉市郊租地种菜的农民程怀秀,其3岁的儿子肖雄刚钻入村里无门的配电房玩耍时被强电流击伤,双臂坏死一腿重伤。悲痛欲绝的她多次找到村、乡要求赔偿,却无人为此负责;又多次到区、市上访仍毫无结果。申告无门之下她辗转找到“中心”求助。面对如此无助的弱者,“中心”的律师不辞辛苦多方走访、实地调查,在法庭上他们以安全设施不全导致伤害为由代理诉讼,为小雄刚争得了巨额经济赔偿。这个案子之所以给万鄂湘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经央视《焦点访谈》播出后反响异常强烈,先后又有十几个类似的受害当事人找上门求助。万鄂湘当时便深深感到,底层民众在遇到相似问题时实在是太需要帮助而又常求助无门,武大的这个法律援助组织虽小,但一定要坚持办下去,哪怕仅仅是杯水车薪,也要坚持不懈。
&&&&随着“中心”所做实事的增多,名气越来越大,不但国内媒体相继报道,美国《商业周刊》也于1995年以封面故事的形式介绍了这一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律界的新鲜事。
&&&&从最初在武大法学院一间小办公室里勉强挤下4张办公桌,发展到如今占据校门旁最好的5间门面房办公、接待来访者,“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已经成为武大一块值得骄傲的金字招牌。 &&&&
&&&&特别珍惜“大法官”这一头衔 &&&&
&&&&“作为法官,要居中裁判,但是当事人一方明显偏弱时,要时刻注意更多地倾听弱者的声音。”这是万鄂湘在给法官学院学生上课时常常强调的一点。很明显,万鄂湘把办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时的思想带到了他全新的大法官岗位上。
&&&&1996年秋,万鄂湘被任命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99年12月,他又被任命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他担任法院副院长时,还身兼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人大代表等职务。
&&&&日,万鄂湘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当时,年仅44岁的他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法官。
&&&&虽然仕途一帆风顺,但实际上万鄂湘并不怎么在意头衔中的那个“长”字,而是特别珍惜“大法官”这一头衔。
&&&&日,是万鄂湘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时刻。那一天,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会见首批大法官,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捧着大法官证书,回首自己从农村知识青年到樱花园苦读,从英语教师到法学博导再到大法官的道路,万鄂湘感慨万千――成型于珞珈山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那段时间,万鄂湘常常回想起1994年他到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学时的情景。在到达的当天,他昔日的老师、耶鲁大学法学院凯拉?布雷希院长刚好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那一天几乎成为了耶鲁大学的节日,所有的耶鲁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置身其中,万鄂湘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对学识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一位法学家人品、人格的最大认同。6年后,他自己也被任命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大法官,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导师、同学、朋友更为之骄傲,纷纷发来贺电祝贺,而他自己也感到无比自豪。
&&&&在最高人民法院,万鄂湘分管民四庭。这是专门针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涉外案件会大幅增加且具有很强专业特征而设立的,有关涉外、涉港澳台的经济、投资、贸易、海事、海商案件以及外国法院的判决到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等都归民四庭管辖。
&&&&万鄂湘清晰地记得,刚到民四庭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标的就是几亿元,“签字的时候手都发抖”。是啊,面对几千万、上亿元标的的案件,稍有不慎,一个涉外案件就是一场国际官司,国际官司又可能演变成国际政治问题。正因为此,每一个经他签署的判决书,都要反复推敲,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所有涉外案件都要满足WTO的透明原则,审判过程要公开,审判结果要公开,要把公正看作司法的灵魂,把公开透明作为实现公正的途径。他知道这涉及对外司法形象,不是他个人的形象,不是民四庭的形象,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形象,而是整个中国的司法形象。 &&&&
&&&&最成功的世界法律大会秘书长 &&&&
&&&&世界法律大会被誉为法律界的奥林匹克大会。万鄂湘有幸参加过两次这一盛会,而且是以迥异的身份在不同时间段参加,个中体会自然不同。
&&&&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第14届世界法律大会,当时,刚刚从耶鲁大学学成归国不久的万鄂湘作为联络员参与了那届大会;而15年后中国再次承办这一盛会时,他则成为了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负责会前的日常筹备工作和大会期间的组织工作。
&&&&为了筹办好大会,万鄂湘率领秘书处下设的办公室、会务部、专题部、宣传部、总务部、保卫部6个部门,按照其职能分工,具体落实会议的总体方案,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
&&&&在与世界法学家协会负责人讨论会议筹备事项时,万鄂湘建议大会主题确定为“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
&&&&“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的主题不仅得到了与会各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和其他法律界人士的认同和呼应,而且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
&&&&会后,参加大会的各国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都纷纷发来感谢信和贺电,盛赞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大会。&&&&
&&&&最年轻的民革中央副主席 &&&&
&&&&2002年底,在民革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万鄂湘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成为民革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席。从1990年10月加入民革,到成长为党派中央的领导人,万鄂湘只经历了12个年头。
&&&&有人说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任职会没有实权,有“花瓶”之嫌,在万鄂湘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在多种场合都强调,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他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所具有的权力和其他副院长没有任何区别:凡是他分管范围之内的事,他负责的案件他都能拍板定案。有些复杂的案件,他还亲自开庭审理,只要合议庭意见一致,他签字送达就生效。最高人民法院的所有会议,比如说院长办公会、重大人事任免会议他都参加,并且他的建议和提议时常成为最高人民法院一些重要决议的内容。没有人把他当“外人”,他自己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该发表的意见,要谈的想法,他都畅所欲言,因此,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花瓶”。
&&&&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大会民革小组讨论会场,一名委员向万鄂湘发问:“万副院长,贵州目前有600多名法官职位空缺,却没有合格的法律人才,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情况真的有如此严重?万鄂湘决定亲自去看看。当年“五一”节,万鄂湘约上几个武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以私人身份悄悄来到贵州探访实情。真是不看不知道,万鄂湘在所到之处不仅发现法官缺额严重,经费紧张,而且当地孩子的贫困失学现象也非常严重,大部分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根本无法升入高中继续求学。最让他揪心的是,就连法院系统干部的子女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有的四口之家每月仅有不足800元维持生计。这也是法官队伍留不住人才的原因之一。
&&&&万鄂湘坐不住了。回到北京后立即决定从自己做起,发动武大校友救助贵州的贫困学生。为此他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讨论救助方案。讨论的结果是一家人一致把援助对象锁定为高中贫困生――因为高中以下是义务教育阶段,问题不大;大学生们又已经有了勤工俭学的能力,只有高中阶段是最关键也是最紧张繁忙的人生转折点,当然最需要救助。目标确定后,他一方面请贵州相关部门选两名贫困生由自己先期救助,以积累经验,测算救助每个学生所需费用;另一方面立即着手倡议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广大校友募集助学资金。凭借他在武汉大学的号召力,迅速创办了“珞珈改变命运工程”,以帮助贵州贫困山区的学生完成高中学业,为贫困学生创造改变命运的机会。
&&&&2005年7月,助学工程成立了第一届管理委员会,负责助学工程的资金筹集、管理、使用和监督,万鄂湘任名誉主任。
&&&&日晚,管理委员会成员对2005年资助计划进行了讨论研究,根据贵州省高院提供的《贵州省贫困地区基层法院法官子女2005年9月在读高中情况统计表》提供的数据,确定对黔南州和铜仁地区55名高中学生进行资助。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第一期总共发放5.5万元,资助从2005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实施。
&&&&当年,万鄂湘先期资助的两个贫困高中学生一个考上南京的大学,一个考上了贵州民族学院,这令他十分欣慰,同时也特别嘱咐知情者永远不要告诉受救助孩子自己是谁,只说是北京的一个教授即可。此后,他又另外救助了两名高一贫困生。在万鄂湘的感召下,更多的武汉大学校友纷纷捐款,参与到了“珞珈改变命运工程”中。
&&&&如果说5月初到贵州是出于“一个教授的良知”,完全属于个人行为,那么下半年万鄂湘再次踏上贵州土地考察调研,则是作为政协委员的责任催他前往。
&&&&2005年11月,由周铁农同志带队,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最高法院组成的联合调研组远赴贵州和广西,深入地处偏远的基层法院,与法官座谈,了解情况,倾听心声。对于这次历时近半个月的调研,万鄂湘用了“触目惊心”这个形容词。调查组驱车从贵州到广西,一路看尽了最贫困最基层的法院和法官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有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办公用房是四处漏雨的危房,办公桌椅也是缺胳膊少腿;还有的法院根本就没有工作用房,开庭时还需要借房子“救急”。这次调研回来后万鄂湘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贫困地区基层法院工作如此艰辛,当地法官后继乏人的情形更是令人担忧。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调查组返京后迅速形成并上交的书面调研报告很快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财政决定拨出27亿元的专项资金解决基层法院、法庭的经费保障问题。听到这个消息,作为调查组成员之一,万鄂湘的心终于稍稍放松了些。
&&&&“要有执著精神”。万鄂湘如此说,也如此做,而这执著带来的成效也在逐步显现。
&&&&(编辑: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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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到江西法院考察调研
&&&&8月2日至5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到江西对法院基层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听取了省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法院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情况和上饶、南昌两中院工作情况的汇报,召开了部分基层法院院长、法庭庭长座谈会,视察了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青山湖区法院桃花法庭,看望和慰问了在审判第一线的干警,并会见了省委副书记彭宏松,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舒晓琴,就江西法院基层建设的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他充分肯定了江西省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对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特别是今年4月省委常委会专门听取法院工作汇报,作出了确定人民法庭为副科级机构、基层法院院长异地交流由上级法院推荐人选、省里拨出专款解决人民法庭的建设和维修、加大对先进法院和模范法官的宣传力度、改革法院进人招考办法等关于加强法院基层建设的重要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法院基层建设工作。并强调指出,加强法院基层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各级法院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各级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法院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促进法院基层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基层工作做扎实了,就是对上级法院工作的有力支持。当前重点要加强调查研究,一方面认真总结基层建设中的好经验,江西基层法院院长异地交流由上级法院提名、选拔优秀业务骨干到基层法庭担任庭长,有的法庭100%调解结案,达到零上诉、零强制执行、零上访,注意发挥农村调解员作用等做法很有特色,值得总结和推广;另一方面,全面掌握基层建设中的困难与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争取从机制上、制度上、政策上予以解决,同时,要克服等、靠、要思想,通过自身努力,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做好艰苦细致的工作,切实解决好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全面推进法院基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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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记者招待会
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民革中央副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梅颖、民建中央副主席陈昌智、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怀西、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李蒙、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程津培、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林文漪就“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届时,中国网将进行实时报道。
文字内容:
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民革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民盟中央副主席、九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梅颖、民建中央副主席、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怀西、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全国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蒙、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文漪就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过去的五年中,各民主党派认真履行参政党的职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前一段时间,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了换届大会,选举产生了一些年富力强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今天,我们邀请了八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就如何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问题回答中外朋友们的提问。我先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记者招待会的八位女士和先生,他们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先生;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梅颖女士;民建中央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先生;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张怀西先生;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李蒙先生;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先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韩启德先生;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文漪女士。今天的记者招待会预定为一个半小时,请各位记者提问时通报姓名和新闻机构名称,由于时间关系,每位记者只能提一个问题。现在开始提问。(人民网)
万鄂湘副主席,从您的外貌上看,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最高法院最年轻的副院长,能否介绍一下您具体分管什么工作?另外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似乎有这么一种概念,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构任职,似乎总有一种摆设的嫌疑在里面。我想请问在您的工作当中是否真的是有职又有权呢?另外观众朋友还想知道,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任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人民网)
谢谢。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的副院长一共有8位,去年开始已经有9位了。但是我在任职的时候当时是最年轻的,现在还有2位比我更年轻,因此我不是最年轻的。我想首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视民主党派成员在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我想举个例子,最高人民法院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任院长是由民盟中央副主席沈钧儒先生担任的,同期担任副院长的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民主人士张志让先生,他连续任三届副院长。改革开放以后,又先后有民盟中央常委张政教授,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教授先后担任过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五位在最高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我们做了一个技术统计,截止去年底为止,全国各级法院一共有225名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法院的领导职务。其中,各省的高级法院就有8位,也就是8个省的高级法院的副院长是由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的。至于我分管的工作范围,因为我是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因此我在最高法院分管民事审判第四庭,也就是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庭。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之内,我作为一个副院长所赋予的权利和其他任何副院长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凡是我分管范围内的,法律赋予我的职权我都能够拍板定案,当然有些复杂的案件,我自己亲自担任审判员,自己开庭审案子,只要合议庭的意见一致,我签字生效。在最高法院所有会议,如审判委员会、院长办公会、重大的人事任免我都必须参加。并且我的一些建议和提议能够经常成为最高法院的一些重要会议的决议,因此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自己是一个花瓶。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回答了您的问题。谢谢。(人民网)
中新社记者:
朋友们都知道,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我们也注意到在很多场合,民主党派在开会的时候都做出这样的表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民盟的张副主席,为什么要做这种表述?谢谢。(人民网)
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历史形成的,也是中国各民主党派自身的正确的选择。中国政坛现有的这些民主党派大多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政治纲领是团结抗日、争取民主。这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可以说,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出现的。从现实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占世界五分之一还多的人口,从贫穷落后到总体小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中国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和尊重。(人民网)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有驾驭任何复杂形势、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能力。总是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既定的目标。这样强大的执政能力,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替代。那么,包括我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满了信任和期望。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长远要求。我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现代化的中国!所以各民主党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的确确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1993年已经被载入宪法,成为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作为民主党派,我们的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和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谢谢。(人民网)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我理解,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思想上全国人民要保持团结一致,在争论以后都会形成一个共同的想法和共识,那么您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吗?因为现在我们的经济是非常多元化的,而且经济也在市场的驱动下进行运作,在经济上有各式各样的因素,所以您认为在政治和政策方面,这种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谢谢。(人民网)
刚才张梅颖女士已经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当中长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民主党派的正确选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基本路线、重大的政策方面。这些重大的问题,它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理论指导。二是,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最后形成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常来讲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形成正确的意见,再贯彻下去。三是,我们国家把很多行之有效的建议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正在逐步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这样,使党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意志,包括我们民主党派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法律的意志,使得全国人民很好地加以遵守和执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人民拥护、国家发展、经济繁荣,我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说明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明智的,也是非常正确的。谢谢大家。(人民网)
北京晚报记者:
请问陈昌智先生,刚才我从门口的简历上得知您已经做了五年的监察部副部长,请问陈先生,在监察部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一定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局级、部级干部的犯罪情况,您作为民主党派的人士,能否接触到一些大案要案?另外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是否有党政部门的领导进行干涉?谢谢。(人民网)
这个情况我想用我的工作来说明。我在监察部担任副部长期间,参加所有的重要的会议,这些会议包括大案要案的研究、重大的人事任免以及一些规章制度的制定,我都参加,发生的大案要案没有我不知道的。我分管的工作和其他中共的副部长一样重要,我分管监察一司,就是专门办案件的司,再分管执法监察司,还分管研究所。执法监察一司负责联系国家十多个部委和国家特大型企业40多个。我这四年多来和执法监察一司一共办理了三百多件案件,其中涉及一定数量的省部级干部。(人民网)
执法监察司负责监督国家的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执行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决定和命令的情况。这项工作涉及面很广,所以说涉及到所有的政府部门。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负责特大事故的查处,这五年来,我和我们的执法监察一司查处了60多起特大事故。在查处广西南丹特大事故时,我是国务院案件督办组的组长,我组织协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干部共同办案。前面我谈到的60起案件,我们追究了八百多人的党纪政纪,对他们进行了处理。其中包括县处级有二百多人,地厅级有八十多人,省部级有十人。(人民网)
葡萄牙新闻社记者:
按照你们的概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否给你们更大的空间?你们的贡献是什么?谢谢。 (人民网)
谢谢这位女士的问题。作为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我像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所发挥的作用,刚才张梅颖女士和张怀西先生已经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也完全支持他们的看法。我所在的党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一个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所组成的政治联盟,它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在台盟成立55年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作为参政党,台盟不仅在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发挥着作用,而且我们的许多盟员也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我们有三位盟员先后担任过省市级的副省长或者副市长职务,在政府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我们还有更多的盟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代表,以及全国政协委员和地方政协委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完全拥护这个制度,而且在这个制度中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谢谢。(人民网)
新华社记者:
在参政议政方面近几年来民主党派围绕党和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提出了许多建议,请问,哪些重大建议被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谢谢。(人民网)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所以增强国力、加快发展,是包括所有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各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也是致力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的,因此,加快发展,围绕大局来参政议政也是我们民主党派的职责。近十几年以来,各个民主党派每年都组织考察团到全国各地就国家的重大发展,以及政策和重要的工程项目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说曾经举行过的京九铁路沿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调查、三峡工程的调查、西部大开发以及农业问题和生态环境建设等等问题都做过调查。(人民网)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用这些建议和意见来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于这些重大的经济建设问题进行决策和落实。我就农工民主党这两年来所进行的两次重要的调查研究做一个例子来向大家介绍。1999年以来,农工民主党组织了两次对三峡工程建设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一次是对于长江修建三峡工程以后应该注意长江上游水污染的治理,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在三峡库区大坝建成以后,在开始蓄水以前要对现在长江库区的废弃物清理作出规划和提前进行,而且这两个问题的建议都被国务院接受了,也得到了落实。第二个例子是在2000年,八个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联合组织关于西部开发的考察团。其中有一组,就是以农工民主党主席蒋正华先生带领的对于西藏、青海、甘肃三省区的考察。在这个考察过程里面,我们就了解到在西藏、青海这些边远地区,它的广播电视的效果非常差,一个是设备本身比较陈旧,播出的时间也短,接收的效果很差,而且由于欠费很严重,当地的政府和群众的意见都很大。这个调查是7月份的时候,在9月15日中共中央召集党外人士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研究会上,我们就提出了关于加强西藏等边远地区广播电视工作的建议。(人民网)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实施了一个“西星工程”,“西星工程”现在已经实施了两期,国家投了几十亿的资金,来改善设备、增加播出时间,以及维修设备,包括人员的配置等等。后来,我们去考察的结果,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四川、陕西、广西等七个省、自治区收看的效果都非常好,群众非常满意,被大家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个典范工程。其实八个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都有很多的具体的项目,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谢谢各位。(人民网)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台湾的,民革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是不是有着联系,如果你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一些建议,您想建议他们怎么样实行他们的政策?(人民网)
第一个问题,民革是否和台湾的国民党有联系?这个回答既是又不是,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两党直接的交往,目前没有一个渠道。但是我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过去就有历史渊源,在成立之前都是从一个党分出来,或者从宋庆龄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以前的国民党,就是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现在两个党派之间,党员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经常的。因此在这个方面,是有的。但是作为正式的两个党派之间的联系我想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条约或见诸于文件。至于你说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一些建议,我想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是一贯的,坚持“一国两制”,所以要承认一个中国。我想在这个情况下,作为台湾的国民党不管是在野的,还是将来有机会再成为执政党,都应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谈很多。兄弟之间也好,同胞之间也好,可以谈任何事情。我想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无论是大陆的民革也好,还是台湾的国民党也好,我们都有很多可以相互之间进一步交往和进一步探讨的内容。(人民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我知道致公党主要是联系海内外侨胞的参政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的出国留学人员在海内外的相关领域的活动也非常活跃,我想请问您,这一趋势对我们致公党在新时期的工作会带来哪些变化?谢谢。(人民网)
感谢你这个很好的提问。我想你可能也知道致公党早年是在海外成立的,所以我们跟广大海外侨胞有着天然的、深厚的历史渊源。当然我们也利用这样一个自身的优势,还有过去的工作积累,比如团结广大海内外侨胞,共同支持和参与祖国的建设。又比如说推动他们所在国家跟我们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其实我们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团和侨界代表建立了友好的联系。特别是这些年来,我们党派的领导人也经常地率团出访,同时也邀请和接纳海外侨团的来访,这些工作我觉得发生了很大的正面的意义。(人民网)
你刚才也提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生在许多的社会生活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情况的确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情况你也了解,出国留学和工作的人员大概有50万人,其中差不多15万人已经回国工作了。无论是在国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海外诸多的社会活动领域,我想这些留学人员都发挥着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致公党作为具有侨海特色的参政党,当然非常关注留学生群体的成长。实际上,最近这些年发展的成员中间就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留学归国人员中的代表,我本人就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我们这个领导班子中间,主席、副主席中间就有三位是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工作的。我们不仅跟老一代的海外侨胞,同时也跟新一代的留学人员有着天然的联系。(人民网)
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个时期,特别加强了团结、联络海内外留学生的工作,为了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我就不一一举例了。致公党中央还专门成立了留学人员联络工作委员会,来全面推动这个工作。我想留学人员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在海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中越来越活跃,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长成熟,致公党也为自己的工作开拓了新的领域和空间。致公党还是应该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开展包括联络留学人员工作方面,海外联谊工作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人民网)
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
最近国内一些报道称新一届政府当中民主党派的比例会有所上升,甚至有一位学者认为,到了若干年以后,这个比例会达到50%,在这个比例问题当中,您有什么计划或目标?您觉得达到50%是可能的吗?也就是说一半共产党人,一半非共产党人? (人民网)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在各级政府中安排一定的职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贯非常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共的干部队伍、非中共的干部队伍和妇女干部队伍,这三种干部队伍的培养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多年以来,在中央政府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中间,还有市县的领导干部中间有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领导工作。现在部省级的领导干部有五位,上海市副市长、浙江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黑龙江省副省长,还有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在我们8万会员中间,担任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296人。从我本人来讲,我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在80年代初期,从教师出任江阴县副县长,后来是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无锡市政府副秘书长、无锡市副市长、江苏省副省长,后来到民进中央担任常务副主席。在座的林文漪女士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现在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昌智先生是现任的监察部副部长,还有李蒙先生曾经担任过四川省,一个很大的省的副省长。所以我想,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来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但是,从我们的体会来讲,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总是要按照国家统一的条件、标准来进行考察、协商、选举。只要符合条件、工作需要,都有可能安排到一定的领导岗位上。 至于说一定要有多少比例,我现在还没有听说这样一个消息。但是肯定会不断地有所增加。这就是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样一个基本政治制度的优点和活力所在。(人民网)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
我想请问九三学社主席韩启德先生,前一段各民主党派都进行了换届,换届以后,最主要的变化是什么?您当选九三学社主席后,在工作中提出哪些新的目标、新的任务?谢谢。(人民网)
我们记者招待会举行了很长的时间,终于等到一位记者朋友向我提问,谢谢你。我想,换届以后,我们最主要的变化是我们的领导集体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就拿我在的九三学社作为例子,我们这次经过换届以后的225名中央委员平均年龄是51岁半,比上一届年轻了6岁。我们的主席、副主席的中央领导班子,有九位都是各个领域的高级专家,其中包括三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我们的领导集体不仅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专家,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专家。我们有在高校、科研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也有在政府部门担任过领导,担任过省长的同志。我们还有在参政党党务方面有非常丰富经验的同志。我想领导集体的这些变化对我们参政党完成我们的任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民网)
说到我们九三学社在换届以后的新目标、新任务,我们在去年12月份召开第八次九三学社全体代表大会的时候,已经确立了我们要把九三学社建设成为一个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参政党。我们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另外一个议程就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因此我是在那一次大会上被选举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因此我想这个新的目标不是我提出来的,我也没有必要来重新提一个新的目标。我当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以后,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跟我们的九三学社的同志进行广泛的讨论,在这次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刚刚在前几天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召开了我们的新一届的第二次常委会。所以在怎么样把我们九三学社建设成为一个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参政党,我们都得到了共识。如果回顾九三学社的历史,五十多年来,在中国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我们九三学社的工作的任务、方针、具体的工作内容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网)
我们国家现在又站在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起点上,所以我们全社更要以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改革,要去除那些不适应新时期需要的、陈旧的想法和做法,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探索新的途径,不断推出新的举措。九三学社是一个以联系科技界为主的参政党,我们将充分利用我们的人才优势,充分发动我们全社的力量来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质量。我们在今后的几年里面,每年至少就几个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深入地调查研究,为我们国家和政府提出重要的建议。(人民网)
为了完成上面这些任务,我们必须加强我们自身的建设。首先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在九三学社当前的政治方向、工作任务等重要的方面要统一我们的思想。我们还将实施人才强社战略,吸收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我们九三学社队伍中来。还有很多的措施,我想在座的各位朋友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强调了。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我们九三学社当前空前的团结,大家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的生活,参与我们国家大事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高涨过。我对九三学社的前景充满了信心。谢谢。(人民网)
团结报记者:
林文漪女士,您刚才谈到台盟的人士组成,您领导的台盟怎么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加强和台湾同胞的联系,在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作用?谢谢。 (人民网)
谢谢你的提问。台盟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所以我们把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当做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多年来为两岸同胞的交往与沟通,为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我们一直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台盟最大的优势就是亲情和乡情的优势,因为台盟盟员和台湾有着最密切的、割舍不断的亲情。我们广泛地联系海内外的台胞。现在在祖国大陆长期居住的台胞有3万多人,而由于经商、学习和其他合作关系从台湾来到大陆居住的台胞有100万人左右,而每年从台湾进出大陆的人次已经达到了300万人次,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台盟非常关注这些台胞的情况,我们台盟曾经多次接待来访的台胞,倾听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当他们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向政府部门反映,比如说,就是在台盟的建议下,北京市政府设置了市长台商接待日,专门听取台商在京投资的一些问题和要求。我们还非常关心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一些参观,让他们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建设情况,同时在他们过生日的时候,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他们到盟员家里作客,让他们享受一份浓浓的亲情。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参政党的优势,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我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职能。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职能组织我们的盟员,并且通过我们的盟员带动所有的台胞一起来参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和中华民族兴盛的事业。我们请台胞和我们一起参加一些调查研究,研究两岸经济合作问题、两岸科技交流问题,研究台商在大陆投资如何搞得更好的问题,研究台湾学生在北京的生活工作问题等等。这些调查所形成的议案和提案提交给有关的部门,很多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们也可以利用自己民主党派的身份积极扩展和台湾各个阶层和各界人士的交流,来增进两岸的沟通和了解,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今后台盟将进一步凭借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继续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同志的八项主张为指导,充分地发挥台盟的桥梁作用。我们要为推动海峡两岸直接“三通”和谈判作出更大的贡献。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领土,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有隔不断的传统文化,我们有发展得越来越密切的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合作。我想,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谢谢。 (人民网)
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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