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721年，除夕。北京城里下了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我几乎整整一天时间都在接受子孙们的贺拜，在这些子孙当中，将会有一个来接替我，继任这个全中国最大家族企业“大清集团”的董事长和CEO。一周之前的董事会，我感觉真的老了。张廷玉满脸忧郁的抱着一大堆财务报表时，我知道一切答案。我有点急躁地打断了张廷玉的发言，当我说声“sorry”的时候，突然发现张廷玉的头发和我一样花白：我们都老了。农历日，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全体董事会。在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退休，这把所有人都惊呆了。除夕前一天清早，协和医院的老院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到了肺癌晚期。我异常平静地告诉他说，这并不意外。我瞒住了所有人我的病情，包括我的太太，胤祀，胤题，还有胤祯，我不想在没公布继任者之前，因为我的病情对公司产生任何影响。和往年除夕一样，照例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胤祯一走进屋子，还没来得及抖落身上的雪花，就拥抱了我。他的拥抱坚定而有力度，看着他冷峻而微笑的面庞，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在60年前，也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我的父亲顺治拍了拍我的肩膀。1661年，我成为了全球最大公司、规模高达160亿的“大清集团”唯一合法继承者，也成为了史上最富有的年轻人。这天，我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无比宽大舒软的椅子，喝着祖母给我冲泡的奶茶，下面是黑压压的公司员工。那年，我八岁。我接位后的第一天，我的祖母就告诉我，你如果想成大业，就必须成为一个大人。8岁时，我知道我的财富用一辈子也花不完。10岁时，我记住了所有属于我的公司名称，懵懵懂懂地知道我的公司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5；12岁时，我记住了从公路建设到银行信贷，从地产开发到化妆品公司几乎无所不包的业务范围。大清集团是一个大的出奇的公司，我几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参观完我的公司。这个中国最有权势的公司，汇聚了全中国最优秀、最精英、最具活力的人才，也汇聚了鳌拜、吴三桂、郑经这样的野心家。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和80%的精英、20%的野心家打交道。16岁之前，我是中国最不快乐的儿童。我讨厌每天的例会，我讨厌每天的工作汇报，我讨厌每天起早床，我讨厌鳌拜，讨厌一切程式化的东西。我每天都做着我不喜欢的事，作为一个刚刚还在上小学的孩子，我的希望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玩。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希望。我每天都处在一种学习中，学习如何接待客户，如何谈判，如何和员工打交道，甚至如何穿衣，这几乎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12岁那年，我的生日愿望是能独立处理大事决断。因为祖母告诉我，如果我不能独立决断的话，那么所有一切将被鳌拜夺走。我的童年是在危机中度过的，但是每一次的决断都足以让我兴奋不已，以至于我在14岁的时候，我开始想独立召开董事大会，迫使鳌拜辞职。这种想法几乎让大清集团陷入绝境，在对付鳌拜上的种种急躁和幼稚的表现，几乎使公司毁于一旦。确实，一个14岁的小孩而言，无论如何也不会太成熟。在鳌拜们的眼中，我始终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不过，幸运的是，鳌拜把我当成了小孩。鳌拜是创业时的公司老将，大部分中层管理者都是由他提拔起来的，是一个在公司有绝对影响力的强权人物；而我则是一个爱好上网、爱吃棒棒糖的懵懂少年。后来的结果大概谁也不会料想到，在那场公司的竞争中，鳌拜竟成了失败者。身处危机中，我学会了治理一个大公司的方略，在这方面，鳌拜是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老师。化解鳌拜危机的成功，让我更加坚定一个信念：当危机包围你的时候，也是你最强大的时候。在未来的吴三桂、郑经、葛尔丹事件中，我始终铭记这个信念，片刻也没有动摇过。从我继任开始60年来，类似的危机经常伴随着我，我不知道祖母对我期望值是多大，但是在我困难的时候，她始终不顾一切地支持我。在我早年岁月里，我近乎疯狂地把自己推向危机的风口浪尖，与不同的野心家作艰苦的斗争。我任职大清集团董事长的60年，是我饱受世界关注的60年。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一个“口衔金子出生的婴孩”。八岁我成为公司的继承者时，有媒体称我是“史上最让人羡慕的小孩”。在我化解鳌拜危机之后，我成为了“最勇敢的小孩”，我到了40岁的时候，一些媒体仍然形容我是一个“天生好命”的人。直到去年，有些媒体把我看成了68岁高龄还权不放手的“权利狂”。各种不同的形容只是人们对我看法的一部分，而我更希望人们在评价我的同时，能够发现“大清”公司的各种变化。一个诞生在爱新觉罗家族、从小由祖母带大的男孩，也许一出生就注定了要和“大清集团”的成长联系在一起。1680年12月的一天，我在公司属下的皇室大酒店对济济一堂的媒体说，我希望三年内将“大清” 打造成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公司。我的目标是在三年内，重构整个公司的管理体系和架构，使得整个公司更加高效、决策更加迅速准确。在一个有着50多年历史、员工近20万的老牌传统企业，做出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既然改革的这一天迟早要来，何不让它来的早点？快速反应、管理集中、与时俱进、活力和创造力，是我梦寐追求的“乌托邦”。在我梦想的未来王国里，每一个员工都是真正主宰创造力的活力群体，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展翅高飞，追求价值认同、创新与主动性。其实大清集团并未背离初始的方向发展，它的主要结症和其他所有大公司一样，沾染了大公司病。在我晚年的20年岁月，我不断弥补大清集团的各种管理漏洞。每天倾听和筛选成千上万的意见，而更关键的是，公司管理层的权力之争日嚣尘上，甚有重蹈55年前覆辙之势，我必须平衡所有的权力杠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矢志不移其志的继任者。这60年的岁月里，我将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投入到“大清”上。很庆幸，“大清”成为了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理念，一个轻便灵活的大公司。更庆幸我带领大清从一个成长型企业走向一个价值型企业中所得到的一切，所有的失败，和所有的成功，这是我的财富。我愿意和一些熟知的、陌生的朋友分享我的成长经历、财富，以及我成长中的所得与所失。在这段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里，我始终把自己推向危机的漩涡中，在危机中遵循最简单而最具成效的管理哲学：倾听。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奇的商业传记。它记录了一个8岁到68岁的成长故事，这也是无数有理想、自信心、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故事。也许这个故事里充满了坎坎坷坷，但只要坚信并按照既定的方向去努力，也许成功并不遥远。这便是一个68岁老者的全部。爱新觉罗·玄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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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出水面1663年整个春天，除了每天的早会和学习外，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大学里度过的。每天下午，我都要在中华大学接受职业经理人初级班的培训。为了让我更充分的学习到管理的精髓并不受打扰，我隐瞒了的身份。我成为中华大学职业经理人特训营最小的学员，和来自全国的管理精英一道，学习最为科学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理念。在特训营里的所有教授中，我最爱上老师伍次友的案例课，他的“多元化扩张――大企业的末路”著名论断，曾引起了管理学界的巨大轰动。伍次友是中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曾经留学国外，是一个知名的管理专家。回国后，曾经在北京成立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在1650年代早期，这家公司在管理咨询领域卓尔超群，后来被国外知名公司收购。在完成并购之后，伍次友离开了他自己创办的管理咨询公司，成为了中华大学的客座讲授。老师伍次友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在他的课堂上，睿智的分析和精彩的论述不绝于耳。他的课程最大的特点是每堂课都会有一个案例，而且这些案例都是他心中的失败案例。在一次课堂上，他将大清集团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印证他的这个著名论断。他说：“大清集团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困局，是因为在快速扩张的路上越行越远。当一个企业的资金能力和管理能力与企业规模严重失衡时，那么这个企业就与末路不远了。大清集团如果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很难说不会走向末路。”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如此评价大清集团。在外界人的眼中，大清集团是一个偶染小恙的经营巨人，作为一个运营二十多年的大型集团公司，大清集团已成为了民营企业的标杆。而对于我，大清集团董事长，伍次友的观点震撼了我。在此之前，我一直以大清集团为傲，它的辉煌，它的创业传奇，都让我感到自豪和骄傲。曾跟随祖母参加过一次招聘会，大清集团的展位面前云集着来自四海的精英们，有的是专程从海外归来参加招聘会。那时的我在想，一个对人才如此有号召力的企业，何患不成功。我曾以为在外界眼中大清依然是经营完美的大型集团公司。伍次友的论断将我拉回到了现实，一个让我很难接受但却客观存在的现实。那年春天，老师伍次友用了十堂课来分析大清集团的失败案例。这是一个系统的讲述大清集团的经管课程，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请来曾在大清集团任职人力资源经理的人来分析讲述大清人才战略的失误。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位人力资源经理的讲话：“不可否认，大清集团是一个伟大的企业，但当它的管理体系紊乱到无法改变时，企业所构筑的价值观和认同感也逐渐在坍塌。从而出现大规模的人才流失。”这是曾经以大清为家的员工的肺腑之言。从最初的不以为然，到被震撼，我很难用词语形容我心态的变化。曾经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将大清当成了一家优秀的公司，当外界如此客观而系统地评价大清时，我曾经极力维护的虚荣与自满顷刻间消失殆尽。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向老师伍次友请教很多问题，问题无所不包。每周有几天，他都会邀请我和苏嘛到他家里共进晚餐，参加他的派对。在他的派对上，我认识了明珠，他后来成为了大清集团的副董事长。他对大清似乎有一种不解的缘，他十分关注大清的动向，每一次动态他都会仔细分析。这是我最兴奋的时候，每次我都要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仔细地记录。每天的早会中，我都刻意对照着老师伍次友的分析，寻找着大清的结症。我惊异他的分析与事实是如此的接近，更惊异一切就像他所预料的一样，在大清得到了佐证。在一次早会中，我向所有的高管层宣读了伍次友的观点：1． 过度扩张，使得资金链吃紧，无法在核心领域确定绝对强势地位。如草原乳业。2． 多元化策略让大清集团看起来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企业，但是在优势领域，大清并未做到最好。多元化的另一后果，是使大清的战略定位更加模糊，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3． 企业原来的价值观适应不了未来的发展，需要确定符合现阶段发展的价值观。4． 多层级的管理体系，让决策更加缓慢；在投资领域，决策速度落后于竞争对手，导致许多重大项目落入人手。5． 多头决策的紊乱让企业决策陷入混乱，管理架构需要重构。6． 目前的业务群组中非盈利项目占据了大量资金，因此需要重新建设业务组群。7． 目前集团公司在高科技领域是一片空白，未来应确定技术的竞争优势。犹如一颗炸弹投入了油锅，引起了在场人员的议论。我的祖母，鳌拜，索尼，还有苏克沙哈，所有在场人员都望向我。他们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仿佛从未认识我一般，不同的眼神里夹杂着不同的内容。我让所有人感到了意外，包括我的祖母。这是我两年多来的处女秀，之前的我更多的仅仅是听众和记录的角色，而今，我将我一个真实的自我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大家面前。这个早会是一个开始，我向所有人宣告，这并非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一个时代的开始。面对这一切，我莫名紧张但无比兴奋。这两年来，我学到了很多，也见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我每天刻意在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在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中，建立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在我8岁之前，我向父亲学习做事做人的态度，他让我成为了一个正直的人；而我的祖母，则教给了我所有的管理技能和学习方法，让我面对危机游刃有余。而伍次友，这个年轻的教授，则让我学习到了一种系统的思考方式。这并非一个意外插曲，这是我蓄谋已久的一次发言，是我对大清集团两年来的一次盘点。人们以为和往常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例会而已。显然，我的发言打乱原先安排的会议日程。未等我讲完，鳌拜就打断了我的讲话：“对不起，董事长先生，我们今天开的是例会，您的议题能否在周五的月度总结大会上讨论？”毫无疑问，鳌拜并不想让我对公司批评更多。在鳌拜任职代理董事长两年多的期间，大清集团的盈利率每年巨幅下滑，要追究责任，鳌拜首当其冲。鳌拜将我的发言，看成了是我对他的讨伐。之前，他以为我是一个沉默寡言、少不更事的孩子，自从中华大学事件之后，鳌拜对我的看法有了变化，他将我看成了最大的潜在对手。不出我的意料，周五的月度总结大会因故取消，我的7条建议也被无限期搁置了。祖母对我说：“你的建议提的太早了，让鳌拜产生了警觉；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就应该谋定而后动；不鸣则已，一鸣成功，这才是制胜之道。大清集团目前的现状，要的不是方法，而是改变。”祖母的话点醒了我。我为大清做过些什么？我改变了大清什么？我没有给大清带来任何的变化，大清像一艘巨轮撞上了冰山，而我却成为了旁观者。大清需要改变。要改变大清，就必须从改变我自己。1663年初夏，我向伍次友教授坦白我的身份，并表达了我渴望改变的意愿。他的建议是：☆ 现在大清需要改变的是价值观，创造新价值远比一切重要。☆ 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创造新的价值，更具典型的意义。☆ 归零的心态，是一个创业者所须的态度。老师伍次友的建议是对的，与其在鳌拜正面针锋相对，不如创造一个全新的平台，来树立新大清价值标准，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大清的管理体系；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树立自身的权威，培养一批核心的高效管理团队，从而在未来的革新中处于强势地位。他希望我能接管和运营某个业务部，创造真正属于我的事业。这个想法得到了祖母的支持，祖母也期望我也能在具体的业务运作中，成为一个真正具有领导力的企业领军人物。这并不是一次逃避，而是一次历练。我一直想能在董事长职位上，能改变些大清什么。很显然，一个缺乏核心团队、不具威信、没有实际管理经验和领导力的人想要从根本上革新大清，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具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企业，很难在一朝一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和执行，方能完成革新大任。要成为一个革新者，就必须要成为一个创新者。祖母无时不刻在磨练我的实际管理能力，但在具体的事务处理上，我仍旧缺乏经验。但这些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一个没有做过低层员工的管理者，是一个不成熟的管理者；缺乏基础的高屋建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没有具体的实操经验，就很难判断一个计划和项目的可行性和可实施性，很难从全局角度去判定每一项决策，换句话说，所有的决策有可能便是纸上谈兵。我不希望成为赵括，我甚至都无法了解大清，我如何能了解我的对手鳌拜？在对革新前，我必须要有革新的底气，这依靠不了别人。只有亲身经历困难和失败，方能规避困难和失败。我可不想在没有做好准备前，就贸然革新，掀起浩然大波。因为脆弱的大清集团经不起折腾了。在目前大清集团的众多业务部中选一个作为我全新的事业平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初的备选项目中，有两个方向对我是具有挑战性和可行性的，一个是特许经营，二个是广告经营。在当时一群广告人的“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鼓吹下，广告成为了最热门、最时尚且最赚钱的行业。而特许经营事业部是目前营收率最低、人数最少的部门。特许经营事业部是为了开发草原乳品零售市场而设立的部门，当年计划在全国50个城市中开设1000个平价奶品连锁店，后来因为竞争对手对此次计划进行了联合抵制，千店计划并未成功。这个部门除了原有开设的乳品连锁商店外，其他的业务并未涉足。我个人的意愿是将广告经营作为创业平台，老师伍次友的建议是让我进入特许经营领域。他认为，虽然国内许多4A广告公司，年营业额都可达到上亿，但是广告业是一个创意工业，过度依赖设计师和策划师的个人技能，并不能彰显一个企业领军者的综合管理水平，对于我重建大清价值观的意义也并不大。而特许经营在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体系上的要求更高，未来的可发展前景更为广阔，这对于重新树立大清的价值观更具有标杆作用。这是一个高潜力增长的项目，他满怀信心地打消我的顾虑。相对于广告而言，特许经营这一块业务经营的并不理想，相反它成为了大清集团的负担。在北京开设的几十家连锁乳品店，由于品种不全，缺乏管理，每年都给大清带来了几百万的亏损。更关键的是，几乎所有乳品专卖店都在慢慢向低层次的早餐店转型，这对大清和草原的品牌是一个致命的损害。特许经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平台，而且我要去充当一个救火者的角色，这并不是我所想要的。但最终我接纳了老师伍次友的建议，因为广告公司已经有一个非常能干的总经理，还有一个充满激情的管理团队和一套成熟的业务体系，我的加入也许会浇灭了这个精英团队的激情，会给这个高速成长的业务带来负面的影响。再三权衡之下，我决定加入特许经营的事业团队。晚饭的时候，我告诉了祖母我的决定。她并不惊讶，她赞同我的决定，而且给了我一些忠告。“你需要有充分应对困难的准备，任何时候都不要退缩，要积极应对而非消极回避。”她还告诉我：“你现在要去做的一份事业，并不是一份工作；你要有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快速反应，任何决定不要超过48小时；给自己充分的退路；像一个领导者，而不是一个普通管理者。”这是从我当任大清集团董事长以来第一次祖母如此的叮嘱我。在我敬爱的祖母眼中，这一天我已长大成人。
这四年的早会中，每天都会有不好的消息，每天都会有棘手的事务等待处理。我看着祖母日渐苍老，硬朗的身躯已渐弯曲，皱纹已爬满祖母额头。许多次我看见祖母站在天朝广场俯瞰北京城，如雕刻般一丝不动，眼中满是忧郁。日，大清集团公司所有的公告板上张贴这么一张公告：经董事会一致研究决定，任命孝庄女士为大清集团董事总经理；增补班布尔善为董事会成员。这是对鳌拜的又一次反击，祖母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将我从矛盾的漩涡中解放了出来，我将不再参与具体的管理及运营事务。祖母出任大清集团的总经理，这将意味着祖母与鳌拜的直面对撼。日，我搬离了我父亲的办公室。在出门的一刻，我回望那柄老弓，心中有说不出的味道。两年前，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这里，一切都是新鲜的，新的人，新的事，未来似乎一片美好，我将这里当成了我的第二课堂，我生活之外的生息之地。如今，两年后的现在，我却要和父亲一次新的告别，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感伤。是解放，还是解脱，我也说不清楚。在那两年里，祖母对我进行苛刻而严格的教育。我每天都在接受不同的思考方式，每天都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在公司，我必须在庞大复杂的信息中获得正确的结果；在家中，我每天都进行着高难度、复杂的案例分析。祖母渴望我能够从一件事中，能得到现象以外的本质。在祖母近乎拔苗助长式的教育下，我成为了一个远比年龄成熟的人。在其他同龄儿童还躺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我在和大清的野心家们开着早会；周末的时候，其他儿童正和父母在公园快乐的嬉戏着，而我则在倾听管理专家的讲课。有时，我很想回到和父亲一起骑马，一起打库布，一起射箭的时光，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自从父亲走后，我走向了另一种生活，我不得不接受着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讨厌鳌拜，但每天不得不与他直面相对；我讨厌当大人，但我不得不承担董事长赋予我的权力和义务。只有在祖母怀里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了片刻的温暖与踏实。每天，苏嘛都会有一个小时陪着我，这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她我体味到了儿童时期的真正快乐，让我的生活增添了鲜活色彩。虽然我解放出来了，但成长的烙印却深深地埋在心里。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已经习惯了成年人的生活，习惯了成年人思维的方式，习惯了默默地接受了我所讨厌的东西。当我重新踏足应该属于童年的一种生活时，我却不习惯了。我进入了一个小学五年级的课堂，和所有同龄的孩子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老师教的课文是我六岁时已烂熟于心的课文，所教的英文单词在我六岁时业已倒背如流，一切就像回到了我四年前。我选择了排斥，我成了老师眼中高傲、不服管教的坏孩子。在同龄人前，我孤独一人，没有同学理解我内心的想法，也没有老师能告诉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像一艘帆船，搁浅在一条小溪里，等待着大海再一次将我起锚。我进不了成人的世界，也不屑于与同龄人做伴，一种成长的烦恼滋扰于心。我像一条即将澎湃的河流，渴望汇聚成海，却无方向。不久，我便离开了学堂，上午除了参加早会、听管理学者和潜能专家的课程之外，下午的时间比较充裕。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嚷嚷让苏嘛带我去中华大学听课。中华大学是全国最知名的学府之一，我父亲早前就读于此，在中国100强企业家中，近1/5在中华大学就读或进修。其MBA班则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集中营，不少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就出自这里。大学的好处在于开放，只要你愿意，你能无障碍地听任何教授专家的讲座。每隔三天，都会有企业家来此讲课，我从不错过这种交流的机会。在中华大学的教室里，我听到了鳌拜的讲课。这是一个奇特的经历。我每天直面的对手成为了讲演者，而我成为一名聆听的听众，第一次，在公司之外的场合与鳌拜进行了一次思想的碰撞。作为国内企业最大公司的副董事长，鳌拜受到了中华大学的热烈欢迎。鳌拜的演讲主题是：大清的价值观和人才模型。在听众提问阶段，我站了起来，所有人转向我，以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儿童。鳌拜一脸惊讶，对于我的出现，他显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鳌先生，据说大清集团出现危机，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将如何应对？”我看到鳌拜一丝慌乱的表情，莫名兴奋。这是我和鳌拜的第一次真正较量。所有人都望向他，等待他给出一个答案。“企业的危机如同癌症，在于预防而非治疗。目前大清集团正在加强危机预防能力和处理能力，期望能防犯于未然。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与之规模相匹配的危机，这是企业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只要我们拥有完善的抗风险机制，我坚信，大清集团的明天将更美好。”鳌拜的回答无懈可击。不可否认，鳌拜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思维缜密不乏睿智，观点独特而鲜明。我不禁问自己，假如鳌拜不是对手的话，大清集团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野心家和精英仅在一念之差，也许鳌拜注定了是大清集团难逃的一劫。在我人生最初的几年，鳌拜是我尊重的为数不多的对手之一。在鳌拜身上，具有蒙古人豪迈、直爽的典型性格。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军人物，这种性格也许更适合作为一个创业家，而非一个守业家。鳌拜习惯粗放式管理，实行人治和绝对集权的决策。陷入资金链危机的大清集团，需要的是一个稳健的财务决策和严谨的管理体系，以规避任何投资所带来的风险。而此时的鳌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外发起了第二轮“圈地运动”，在内蒙古大肆并购牧场，对内则削减决策委员会的决策权利，企图实行一人决策制。大清集团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企业的价值观，这便是“创新、执行、价值回报”，这是从祖父时代流传下来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它是指导大清集团前进的指向性纲领，也是第一代创业者所沉淀下来的价值准则。它给大清带来了几何级的增长，它让大清像一个小型企业般灵动，它需要敢于拼搏的将帅之才，来为之带来快速发展。但如今大清成为了资金链吃紧的大型集团公司，更需要稳健型的投资专家来统筹全局。显然，鳌拜的个性和管理风格并不适合现今的大清集团。我并非否定鳌拜，我只是希望能在大清发展中，找出最适合各阶段的战略。企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多年前好的管理手段放到现在，也许是对目前企业的羁绊。一个好的企业领军者，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改变旧的模式，突破旧的瓶颈，这便是变革。作为保守派的代表，鳌拜已成为大清集团发展的绊脚石。在不进则退的商业时代，谁也不能不能阻挡大清发展的步伐，即使是鳌拜。当然，十二岁的我并未考虑如此深远，我对鳌拜如此憎恶，是因为他企图将大清掘为己有，作为爱新觉罗氏的后裔，我绝不能让人从我的手中夺走。从我幼时开始，我的祖母一直在激发我对家族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父亲离去后，祖母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希望有一天我能以大清为荣，将大清带入更辉煌的境地。家族荣誉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其实，处在商业社会，我们无法过多地指责鳌拜的种种行径。在资本决定一切的时代，家族自豪感逐渐被商业资本所冲淡，人们逐渐习惯用成功与失败来形容一个企业。在我执掌大清的六十年里，我时刻也不能忘却家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它是鞭策我永远前进的动力所在。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想像，第一代创业者们将家族荣誉感视同生命。他们用其一生来维护家族的利益不受侵犯，我们无法用现代商业社会的准则来评判其中的利弊。我至今仍能切实体味到祖母对大清集团的那种感情，这种执著与坚持影响了我的一生。在后来的多次反并购案中，无论谈判多么艰难，我都始终坚持着家族在大清集团的大股东地位。股权收购，董事长之争，人事变更，更多的是两个利益体、两种经营思路的碰撞。很难评判鳌拜的错与对，但于我而言，他危害的是祖父倾其一生心血建造的基业，仅此一点，便已足够。
在会议结束前十分钟，整个会场静默了。所有人都望向我的祖母，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即便是年幼的我，也感觉到了一种异常的紧张。这不仅关系到大清姓爱新觉罗还是姓鳌的问题，更关系到大清今后的战略走向。祖母虽然早就退出大清集团的管理层，但作为大清集团的创始人，祖母依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鳌拜们一直不敢公开反对我成为董事长的原因之一。祖母安坐在桌边，呷了一口酥油茶，平静的说道：“大清能有今天，离不开鳌总的努力。作为公司创业期的老臣子，鳌总将毕生的心血都放在了大清集团上，鳌总近年来更是通过他高超的管理技能和无限的热情，将大清集团带向了新的高峰。我本人十分钦佩，也深表感谢，我提议，以鳌总为首成立决策委员会，对公司所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和管理。我相信大家不会反对吧？”短暂的静默之后，祖母说道：“至于公司的董事长人选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大清集团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这才是根本。我想鳌总也是这样考虑的吧？”鳌拜面露尴尬，干咳了一声，祖母并不理会继续说道：“大清未来的重任就交给鳌总你们几个了，我和玄烨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你们。集团内部的事务，你们几个拿主意就是了。”祖母的话语有些激动。在无形中，祖母化解了一场危机。虽然是次会议开的异常艰难，但是8岁的我却十分享受这其中的过程。当一个观察者，远比一个参与者更有收获。我坐在舒软的椅子上，好奇的望着每个人脸上的不同表情，我渴望读懂每一种表情背后的内容。做一个观察者，也是我的一个人生哲学，这已成为了我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许多会议上，我经常一言不发。在对一项决策没有非常明晰的判断之前，我更希望充当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而不是一个阔论者。观察，让我的思维更加辩证和敏锐，不再浮躁和冷静的思考和判断使我在面对巨额的高风险投资时，更加具有准确性和决断力。曾经有一篇文章如此描述我：一个有着鹰一般犀利眼神的人；不动声色，深不可测。这是对我的莫大赞誉，也是对我习惯观察和思考的另一种表述。2.历练大清集团、皇朝集团、大明国际，原本就有一段往日的家族恩怨，如今，鳌拜对皇朝集团和大明国际的持股，也不能不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所在。祖母真正担心的不是鳌拜，而是鳌拜背后的财团，如果在鳌拜的怂恿下，这些财团一旦联合起来，将会对大清产生毁灭性的打击。鳌拜的称病告出，让祖母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一片祝贺声中，我成为了大清集团的董事长。虽然注定我要走和父亲一样的路，但这一天突然到来时，一切都变的新鲜而惊奇。1661年冬天，北京城里大雪纷飞，我穿着簇新的衣服，在祖母的带领下，穿过了那条长长的红色长廊。这条长廊是祖母亲自设计的，盘旋在上空的虬龙，和两边的大理石柱，巍峨的挺立着，庄严而肃穆。祖母牵着我的手，踏上了通往董事长办公室的红地毯，开始了我一生最难忘的旅程。办公室很大，但很简单，偌大的空间显得有些空旷。办公室里一尘不染，一切是父亲原来时的模样，似乎还残留着父亲的气息，挂在墙上的弓箭和箭篓，仿佛在告诉我，我的父亲并未离去。在这里，我的父亲曾经度过了无数个日夜，在这里，我的父亲霜染两鬓。我触摸着那已见斑驳的弓箭，刹那间，我感觉离和如此之近，我甚至感觉父亲的心跳声。祖母告诉我，我将在这里度过我的一生。一生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将走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无数深夜，我独自一人，默默遥望那柄老弓，仿佛间我深切感受到了父亲笑容的怅惘和痛楚，和那一刹那的苍老。我坐在父亲宽大的椅子上，接受了同事们的祝贺。我按照祖母教给我的礼节，向所有同事握了手，并背诵了祖母事先预备的谢辞。随后，祖母带着我视察了公司办公总部。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大清集团，它已超出了我的想像，公司部门和员工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才参观完公司办公总部。我握着各种不同人的手掌，宽厚的，有力的，温软的，瘦小的，我接受着各种诚恳的、虚伪的、热情的、冷淡的祝贺。从一名普通的儿童一夜之间便成为了一个让人注目的董事长，我并不习惯这种角色的转变。我的理想是能够拥有一匹马，而不是一家公司；我所喜欢的是骑马射箭，而并不是和这么多人握手打交道；我喜欢看的书是漫画，而并不是那些艰涩难懂的报告；我走路喜欢嘣蹦跳跳，而不是这样中规中矩，像个小大人。我渴望的并不是这一种生活，虽然这是我命中注定所要走的旅程，但不希望如此早就承载这种重负。视察后，一回到办公室我便祖母说，我不想当董事长了。祖母看着我，敲打着拐杖，大声对我说：“如果你不想让一切给鳌拜抢了去，那么你必须当这个董事长，而且要当好。千万别学你父亲！”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祖母发这么大的火，我无法抵抗祖母的厉声质问，更无法选择我自己的路。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眼泪哗哗下落。许多年后，我理解了祖母的做法。祖母希望我快速成长，面对危机时能够快速找到解决之道。无论是祖母，还是父亲，无时不刻不在训练我的这种危机处理能力。当危机真正到来时，我的祖母希望我能够独断处理危机。这是对我的企盼，也是赋予我的责任。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继承者，我必须在危机中拯救我的企业，这是我一辈子也逃不开的责任，即便我是一个8岁幼童。祖母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对我说：“这么小就让你承担这么大的担子，都是祖母的错。从明天开始，你每天只来这里听半个小时的早会就可以了。”从祖父时代开始，每天公司的高层都必须开半小时的早会，风雨无阻。每次早会，所有高层以最简短的语言回顾昨天的工作，并对当天的计划安排和决策建议，董事长也不例外。早会，让公司的决策层能充分对各部门工作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有效的沟通。而且，许多重大决策都在早会上提出来的。大清集团的早会，并非简单的例会，而是能够真正将团队凝聚在一起的不可或缺的会议。祖母让我每天参加早会，这是期望我能随时了解大清集团的动态和走向，并在早会中学习到大清集团精英们的决策和管理精髓。我每天都在祖母的陪伴下，去听每一位与会人员的汇报和计划。祖母每次都会督促我做会议记录。会后，祖母都要要求我和她一同讨论今天会议的内容，并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并记录下来。每月祖母都会将我所有的点评汇集起来，进行检视。根据现在的结果对过去的判断进行评估，这是祖母月底对我的考核。每次考核，我都十分紧张，我害怕我过去的判断与现在的状态出现偏差。从之前的拒绝，到紧张、兴奋，我发现我自己的变化。我惊奇于我自己的这种转变，是祖母改变了我，还是我改变了我自己？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因为我骨子流淌着的是爱新觉罗氏永不服输的血液。除了参加早会之外，祖母会经常安排我参观大清集团的工厂。在几万平米的草原乳业厂房里，我油然而生了一种自豪感。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现代化的罐装乳化设备，严谨科学的流水作业线，整齐划一堆积成山的产成品，还有统一着装忙碌着的工人们。这类场景只在电视里见过，如今真实再现在我的面前，我被震撼了。一段时间里，财富于我而言只是一串数字，当财富变换成这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工厂时，我才惊觉财富于我的意义。那是祖父辈留给我的财富，也是家族事业得以延续的基础。当这些厂房和设备真实而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在牵引着我。它不再模糊，它似乎与我的血液已连成一体。这是一种别人很难体味到的滋味，这便是“自豪感”和“荣耀感”。这刻，荣耀感和自豪感已深植我心。参观结束之后，当祖母告诉我这些工厂即将成为别人的旗下产业时，我心里一阵隐隐的刺痛，就像失去了某个我深爱着的亲人。我以近乎哭出来的声音，问祖母为什么。祖母平静地对我说，你长大就明白了。当我和大清走的如此之近的时候，大清却离我而去，其中言语很难用言语表达。我8岁到12岁这四年时光，是大清集团最艰难的时光。祖母艰难地延续着父亲的改革，缩减非盈利项目，许多产业也都被变卖，数以千计的员工离职。公司高层动荡不安，许多业务陷入了停滞状态，与此同时，鳌拜则加紧了股权收购计划，企图独掌大清。这四年的早会中，每天都会有不好的消息，每天都会有棘手的事务等待处理。我看着祖母日渐苍老，硬朗的身躯已渐弯曲，皱纹已爬满祖母额头。许多次我看见祖母站在天朝广场俯瞰北京城，如雕刻般一丝不动，眼中满是忧郁。这场危机远比十多年时来的更加凶险，那场危机的焦点在于股权之争，大清的发展却如日中天；而今的大清，已渐衰颓，鳌拜董事长之争，资金链断裂，改革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项持久的艰苦战争，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要一辈子，谁也无法预料。祖母是一个从不服输的人，而今面对这千均的重任，祖母身心俱疲。这是大清的危难时刻。祖母始终让我作为一个见证者，刻骨而清晰地记录大清由盛至衰的全过程，这是祖母的良苦用心。祖母无时不刻不在激发我的家族自豪感，也无时不刻不让我体味到失去的痛楚，这便是祖母赋予我的成长过程。她渴望通过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激发我潜在的斗志，燃烧我的激情。我继任董事长后，鳌拜随即奉行了不作为的做法，经常告病在家。值得一提的是，鳌拜在大清的股权是与国资局不可分开的，鳌拜、多尔衮后人、国有资产管理局三方共同出资成立了“紫禁城股份”，紫禁城股份占有大清集团股份的36％，是第二大股东。于此同时，原来的第二大股东、现在的第三大股东皇城集团占有大清集团的20％股份，鳌拜则在皇城国际拥有股权。如果按照个人股计算，鳌拜为大清集团第二大个人股东。据坊间传闻，在大清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大明国际那里，鳌拜也拥有部分股权。大清集团、皇朝集团、大明国际，原本就有一段往日的家族恩怨，如今，鳌拜对皇朝集团和大明国际的持股，也不能不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所在。祖母真正担心的不是鳌拜，而是鳌拜背后的财团，如果在鳌拜的怂恿下，这些财团一旦联合起来，将会对大清产生毁灭性的打击。鳌拜的称病告出，让祖母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鳌拜称病的目的在于，一是通过称病，对祖母表示抗议；二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印证自己在大清的影响力；最关键的是，他想通过称病，作为与祖母交换的条件。鳌拜并不满足做一个决策委员会的“首辅”，他期望能成为凌驾所有人之上的绝对权力人物，将我取而代之。这是鳌拜筹划已久的事，他一直渴望掌控大清集团。在祖母的再三邀请之下，鳌拜同意担任代理董事长，全权处理董事长事务，所有超过100万的项目依然由决策委员会全体表决，同时，鳌拜的所有决策都予以备案。每天我依然会参加早会，依然会听取高层们的工作汇报。在许多媒体的眼中，鳌拜担任代理董事长，昭示了顺治时代的完全终结。媒体错了，这并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6.公司发展方向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我们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董事长继任这个问题，不要因为这个职位而影响大局。7.为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我们应该在董事会成员中选举一位公、忠、能的管理者作为董事长，而不是通过继任的方法来担任。8.我们应该在全体中层干部中进行一次公开、公正的选举，只有通过这样的选举，才能真正选出将大清集团带向辉煌的董事长人选，这才符合目前大清集团的现状。会议上，鳌拜慷慨激昂，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确不同意我成为大清集团的董事长。在资本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时代，鳌拜的理论空洞而缺乏依据。我接受了父亲的所有股权，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清集团的最大股东，理论上，我具有和47％股权相对应的决策权。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虽然公司的董事长一般是18以上的成年人，但是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加拿大，不乏少年企业家，特别是在新兴的IT领域。在成功的企业家中，古稀老人更是不胜枚举。企业家年龄，并不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准。如果一个企业的决策机制和管理体系十分完善，那么董事长更多地充当了顾问的角色。国外的不少热衷旅行企业家，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进行环球旅行，即便是美国总统，一年也有不少时间在戴维营度过。决策，是企业的决策，并非董事长的决策。鳌拜始终在规避商业社会应遵循的基本准则，试图模糊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界限。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会议，我坐在祖母的身边，似懂非懂地听着所有人的发言和争论。我望着祖母，看见祖母一脸严肃的表情，我朦朦胧胧意识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此次会议的主题“大清集团1662年的战略规划与投资提案”，然而这次会议我却成为了是次会议的主角。我的全新人生生涯，就在一片争议声中开始启航。虽然会议开的不欢而散，但是我却享受这其中的过程。当一个观察者，远比一个参与者更有收获。我坐在舒软的椅子上，好奇的望着每个人脸上的不同表情，我渴望读懂每一种表情背后的内容。做一个观察者，也是我的一个人生哲学，他已成为了我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许多会议上，我经常一言不发。在对一项决策没有非常明晰的判断之前，我更愿望充当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而不是一个阔论者和激进者。观察，让我的思维更加辩证和敏锐，冷静的思考和判断使我在面对巨额的高风险投资时，更加具有准确性和决断力。曾经有一篇文章如此描述我：一个有着鹰一般犀利眼神的人；不动声色，深不可测。这是对我的莫大赞誉，这或许是对我习惯观察和思考的另一种表述吧。许多高层管理者附和鳌拜的说法，他们赞同在公司高管层中选拔一名董事长。这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做法，商业文明时代就是一个资本的时代，一个企业亦是如此。在大多数的企业里，大股东往往是担当着董事长的角色。虽然让一个八岁的儿童担任董事长，更多地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但在商业游戏里，这个角色必不可少，因为他代表着资本的力量。这并不乏案例，在号称“国饮”的某国有饮料公司，进行经营体制改造，引入民间资本后，资本方代表随即入主，任董事长一职；时隔两年之后，大股东转让股权后成为了小股东，公司董事长一职也随即更替。这是一个默认的商业法则，无论在国企，还在民营企业，资本与股权的力量不容侵犯。这是苏克沙哈的观点，也是祖母孝庄的观点。鳌拜试图模糊经营者和企业法人代表的角色定位。鳌拜渴望将自己管理者角色，上升至法人代表的层面。但无论从何种角度，鳌拜的理由都显得苍白和虚无。职业经理人，是国际商业社会最为标准的管理者角色定位。借助外脑，引进职业管理者，是大多数国际企业的管理手段。在职业经理人的激烈机制上，不少企业通过分配股权来吸引外埠能人，不少新兴行业如IT业，则往往借助期权制。期权是类似于股权的做法，它只在企业范围内运用，通常不可转让，并具有一定的时间约束力。分配股权和期权的目的在于留住人才，而非将企业的所有权进行转让。鳌拜随同祖父共同创业，是草原乳业的老员工之一，见证了大清的兴衰。他是大清集团的二大股东，占大清集团股权的36％，是大清集团的副董事长。多尔衮死后，鳌拜说服了多尔衮后人对大清集团的股份转让。当时大清集团正值经营紧缩阶段，许多业务都发展缓慢，在鳌拜的规劝下，多尔衮后人转让了近30％的大清股份。通过眼花缭乱的股权置换，鳌拜一跃成为了第二大股东。
每一次改革都会触动利益层，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改革之旅并非坦途，祖母无奈而艺术地将父亲尖锐改革的影响降至最低，以期在企业层面解决自身发展问题。此次成立的四人决策委员会便是基于这种思想，这四人中，其中有两人是政府高官，其中鳌拜官拜国家的副部长，遏必隆也是北京城的一个厅级干部。其实，大清集团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国有股份已不断扩大，已成为了大清集团的第三大股东。当时关于国有企业的二次变革之声不绝于耳，无论是来自市场的呼唤，还是企业自身，都渴盼着进行二次创业腾飞。二次创业，其实质政企分开，减少政府管制，将企业抛向市场的洪流，给予充分的自主权与经营权。但是，二次创业谈何容易，这不仅仅是企业改革问题，而最根本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我无意于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它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跟一个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有关。但是就改革而言，一个企业如果走在最前沿，那么注定了它是先驱或者是先烈。对于处于管理真空层的大清集团，祖母在改革的坚持与绥靖之间，选择了后者。大清集团经历了三十年之痒之后，出现了权利的分割现象，以及新老管理层的接班问题。大清集团实在是不能经历太多的风浪了。正基于此，祖母提议设立了一个决策委员会，和当年不一样，这个决策委员会不仅充当顾问的角色，而是所有大中决策的制订者和监督者。其实，在公司内部，关于我是否担任董事长的讨论始终有不同的声音。以鳌拜为首的一派认为，大清集团要想成为国际一流的公司，必须选择一个强有力的董事长来领导企业，像我这样8龄幼童尚无履行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因此不能继任董事长。而以苏克沙哈为首的一派则认为，作为公司最大股东，我的职位应该是董事长，虽然尚无决策能力，但是具有授权决策权，而且8岁当董事长也不是没有先例。在第一次集团公司的内部高层闭门会议上，关于我是否具备董事长资格的讨论十分激烈。一个市值160亿的大型企业，让一个8岁的孩子当董事长，许多人认为这十分荒唐。那次会议，在天朝广场大型会议室里，鳌拜坐在我的身边，他用粗重且略带鼻音的声音，向在场人员提出了我不适合当董事长的八大理由。我清晰地记得，他的浓密的胡须随着他响亮的嗓门有节奏的抖动着，如同随风飘动的茅草一般。1.大清集团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家族企业，而是一个符合国际化标准的现代企业。因此应该在中层管理层中选取德高望重的管理者，只有这样才能将企业聚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队。2.大清集团目前的现状是高官层结构偏年轻化，无形中加大了大清集团的决策风险。大清集团现在需要的是相对稳定的管理层，因此，要在团队内选拔一批跟随企业共同成长的精英进入高管层。3.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延续性是衡量一个企业成功的重要标志，对于一个立志打造百年企业的企业来说，高管层的非延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企业发展的断层。因此，从现有的高管层中选拔一个CEO具有现实意义。
在父亲执掌大清的十几年里，大清集团正如祖母所规划的，按预定的轨迹走向了规模化的道路。规模化的意义远不止并购和扩张这么简单，它表明了大清集团的资金运营能力和资金流量的强大。这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强大的通用标准。但是，这个通用标准掩盖了强大下的暗流和阴影。大清集团的发展，如同一条周期曲线，在跌宕中起伏着。这是大清集团发展必然经历的轨迹，作为一个创造超高速发展神话的企业，不可能总在浪尖上轻舞飞扬。在国际上流行的“三十年周期”说法，在大清集团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优秀的企业，在三十年内，出现一次周期性的危机和变革。这条准则惊人地暗合了中国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境。无论是可口可乐，还是通用电气，都墨守这条准则。至今，我仍不怀疑当初祖父所提倡的资本运营之路是否正确。一个企业只有走上资本运营的道路，才能够真正踏入了强者之林。我的祖母和父亲，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投资，将大清打造成一个涵盖三十个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控股与参股的企业多达一百三十家。如果将集团的资产相加的话，它几乎占了整个国家1661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1661年，我成为了全球最大公司、规模高达160亿的“大清集团”唯一合法继承者，也成为了史上最富有的年轻人。这天，我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无比宽大舒软的椅子，喝着祖母给我冲泡的奶茶，下面是黑压压的公司员工。那年，我八岁。那是1661年大清集团的中层管理会议，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就象当年父亲一样，我被祖母推向了前台。我惊慌失措地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心中充满了一种恐慌。这是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时刻，虽然过去已有六十余年，但它对于我的意义却是如此的深刻。这一刻，影响了我的一生。假如我不是出生爱新觉罗之家，我会像一个平凡的小孩一样快乐成长，享受父母给我的温馨和欢乐。许多时候，我都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人主宰了命运，还是命运主宰了人。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人生并不在己手，而是在于成长的过程，成长就是命运。这一刻，便是我成长的开始。这次中层管理大会，是整个大清集团管理层的集体群演。父亲曾经无比坚持的改革，并未列在此次会议的日程表上。祖母在会上宣布了两个议程：一是宣布我为大清集团前董事长顺治所有股份的唯一继承人，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依法行使大股东的权利，具有企业决策权和话语权。二是，决定成立决策委员会，由鳌拜、索尼、遏必隆、苏克沙哈主持集团大小事务。这是一次改革的绥靖。 在祖母的心目中，一个稳定的管理团体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是人的问题，如果一个团队出现裂痕，那么这个企业也离失败不远了。父亲的改革核心在于将非盈利的事业部进行缩减，引入自负盈亏机制，实现高度市场化和资本化。在父亲的改革中，直接触动的是以鳌拜为首的利益集团。不可否认，60年前的大清集团具备国有企业的几乎所有特征，其实我们不难理解，一个如此规模的标杆企业，不可能没有政府宏观调控存在。事实上，许多事业部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国企烙印，比如投资银行，交通基建等。祖父通过国家宏观政策的走向而掘得了第一桶金。
从长远的战略意义上讲，祖母的代理商持股计划，规避了大流通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风险，同时打造了一个紧密型的战略团队。这对于处于成长期的草原乳业来说，此举不无裨益。祖母运用她极具战略思维和高超的运营技巧，挽救了大清集团，为父亲创造了一个铁打般的企业王国。如果说是祖父为大清勾画了一个未来的战略构架，那么祖母的种种改革和举措，让大清的战略框架更加清晰，同时扫清了未来大清集团所有的障碍。她为父亲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基业，在祖母和父亲的苦心经营下，大清集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一举成为全国知名的多元化投资集团。大清盛世到来了。
祖父、祖母的组合，被世人堪称为“最佳公司管理组合”。祖父的性格极具蒙古人的特质，面容慈善，但性格坚韧，做事果断、面对困境逆风飞扬，是蒙古人性格的典型代表；而祖母则是一个善于处理各种微妙关系、性格温和、善于理财的典型中国女人。创业难，守业更难，在祖母的诠释下，大清集团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在完成史无前例的并购之后，祖父心力交瘁病逝了祖父去世后，年幼的父亲继承了大清集团董事长，大清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多尔衮成为了实际掌舵者。在祖父所有成功轨迹中，都有多尔衮的足迹。特别是在并购中，作为大清集团首席谈判代表的多尔衮，其高超的谈判技巧和与客户沟通能力往往成为了决定胜败的关键。祖父死后，多尔衮被任命为草原乳品公司董事长。大清正以几何倍的速度增长之时，祖父的逝世为大清集团蒙上了阴霾。祖父去世后，公司的内部分歧逐渐浮出水面。在并购完成后，公司的管理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决策方向，走资本运营之路，这时祖父生前大清集团的发展方向。而多尔衮的意见则趋同于稳健的产业发展。以多铎为首的资本运营派，他建议在奶牛场获得一定的利润后卖掉，将资金进行再投入；一派以多尔衮为首的实业派，则提议将整个产业链做大，然后垄断市场。这两派的决策观点让公司处在了一种飘摇的状态。草原乳品的赢利状况极佳，而并购奶牛场的投资风险极大，为了扩大集团公司内部的话语权、化解公司并购的危险，多尔衮趁公司正在产业重组之际，计划收购草原乳品公司余下小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从而实现他产业化的宏图。其实，我的祖母――孝庄并不反对产业化之路，她甚至赞同将产业做大做强、然后再进行资本运营。这几乎与多尔衮的决策思想如出一辙，但是，她反对多尔衮的增持股份的决议，因为这意味着祖父辛苦创业的大业改头换面，成为了多尔衮的麾下企业。更不能让她接受的是，当时年幼的父亲尚未历练就从此退出决策舞台。 这是两种经营思路的较量，资本间的博弈，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判定孰好孰坏。经营方向如同两条不同里面的线条，在时间的交错里，也许都能够达成终点。产业化，还是资本化，这只是一种企业的形态，最为关键的如何将企业做强做大。因此，我至今也不能给多尔衮一个定论，是他拯救了大清集团，还是大清因他而辉煌，但至少有一点能够说明的是，多尔衮减持股份的决议，让我的父亲顺治成为了企业的掌门人。在这场股东风波中，祖母、多尔衮都成为了赢家。在多次交涉中，祖母同意多尔衮增持草原乳业5％的股份，占46％，这5％由父亲顺治按市值转让，父亲占草原乳业的47％，同时在草原乳业的董事会上，祖母提议多尔衮担任CEO；但作为交换，父亲增持集团公司的2％股份，从而成为51％的绝对大股东。这场换股交易，是一桩没有输家的战争。多尔衮实现了他产业化的梦想，父亲依然成为了大清集团的掌权者。在未来的许多年，我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构建多赢局面。我倾其一生都在找寻其中的谜局，执掌大清集团的60年，就是我找寻那块“多赢”奶酪的60年。如何在企业经营中平衡企业、员工、社会、赢利、发展、责任，祖母的决定给了我最初始的答案。祖母在我心目中，永远无法超越。她的嘴角永远挂满自信和蔼的微笑，她的微笑让人想到了她酿制的酥油茶，温暖而亲切。所有的困难，她似乎都能轻易化解。如果说父亲教会了人生基本态度的话，那么祖母则教会了我所有的技能。她成为了我最好的观摩者，我人生近乎一半的年华，都在试图学习祖母。这种学习，已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祖母去世的那一刹那，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祖母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她最喜欢观察人，她能够从十分钟就能判定一个人。我小时候，我经常和祖母打赌。在我家里有陌生人来访的时候，我都会问祖母：“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祖母都会分析得头头是道。许多黄昏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渡过的。 祖母处在权利的漩涡中，独自面临着暗浮的危机。那是一段困难的岁月，祖母每天都在试图说服不同的两派，让整个大清得以完整的发展。祖母在那场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镇静和游刃有余，足以让我学习一生。这段历史是祖母给我的最鲜活的公关危机教案。这场危机在媒体的渲染下，已经影响到核心产业――草原乳业的发展。由于集团公司人事关系的动荡，不少不明就里的酥油茶代理商以为集团正打算出售草原乳业而停止了进货，从而影响到收购奶牛场的资金链。祖母明白，暗浮的这场危机，通过不断的传播，已经足以影响整个大清集团的生死存亡。是祖母挽救了整个大清集团。危机公关的原则是及时、系统、快速。在这场危机中，祖母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最大程度地消除了不良影响。祖母的第一个动作是适时推出了酥油茶的第二代产品――“故乡”绿茶，这是一款面对年轻人的产品，倡导年轻、时尚的概念。这是草原乳品多元化的一个响亮号角，这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草原乳品公司不仅没有停止对草原乳业的投资，相反，在市场扩张和营销策略上，更加具有战略构想：立足草原，带动中国人的绿色饮品新概念。对此，祖母召集了所有新闻媒体，召开了一个发布会。在发布会上，祖母与国外老字号的咨询公司麦锡特公司签订了战略备忘录，麦锡特将对草原乳业进行战略重组，在企业文化、经营思路进行全方位的重构。祖母的第二个动作是提前召开了集团股东说明会。为了将此次股东风波化解到最小，祖母与多尔衮商定，在适当的时候提前召开集团股东说明会。召开股东说明会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小股东。草原乳业奉行员工持股的做法，不少创业期的老员工成为了股东的重要阶层。提前召开说明会，一是通过透明化的会议，平衡和维系股东层的相对稳定，二是对今后的草原乳业的战略思想进行初期说明，三是正式将父亲推向管理前台，为父亲的管理者角色正名。这次会议是一个关键，祖母和多尔衮在股东说明会现场，举行了盛大的股份交换、受让签字仪式。在会上，祖母宣布了未来集团发展的两个方向：一是产业化的发展道路，通过草原的资源优势，构建集农业、畜牧业为主体的产业化蓝图；二是关联产业的资本运营，对关联性产业进行投资，在未来的十年内，使企业实现规模化、多元化和国际化。这个战略将从集团公司的两个核心组群向外扩伸，以草原乳业为核心的事业组群将担负起产业化的重任，而以农场为核心的事业组群将逐渐过渡到资本运营。这个战略思想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既平衡了两种经营思路之争，又勾画了大清的未来前景，更重要的是给父亲一个全新的挑战舞台：集团公司的资本运营事业。祖母的这种安排不无道理，产业群组是专一性的产业群，其核心企业草原乳业相对成熟，让稳重的多尔衮去经营和管理更有利未来的企业发展，而且可预见风险更小。而资本运营事业，则是扩散性的产业群，它将是集团公司未来的主要利润增长点，这个产业群更更富有挑战性、更需要有战略性眼光，这对父亲的历练和成长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舞台。鉴于这个考虑，祖母提议多尔衮为草原乳业的CEO，和产业群组的副董事长，而父亲成为大清集团的董事长，兼任资本运营群组的副董事长。由于父亲年幼，集团将成立一个特别的决策委员会，所有超过100万重大的决策，将由决策委员会通过父亲签发。在早期中，这个决策委员会的设立，虽然让决策更加缓慢，但也因此也规避了不少的投资风险。特别是对于投资回报风险极的产业群，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设立是必要的。这个特别委员会将由五人代表组成：多铎，祖母孝庄，多尔衮，父亲顺治，和一个独立董事黄宗羲，他兼任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一职。这五人委员会的决定直接影响大清集团的发展。祖母的三个动作就是率领带领父亲、多尔衮等五人小组，对草原乳业所有的代理商和经销商进行拜访，他们的足迹遍及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去到最远的地方是海南的偏远小县。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拜访，而是一个举足重要的商业活动，祖母一行并不单是为了稳定合作伙伴、推广草原绿茶而来，更核心的是为了推行“代理商”持股计划。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创举。
酥油茶的主原材料――鲜牛奶的供应商大部分是来自大草原的奶牛场，随着公司规模不断的扩大，草原乳品公司与许多奶牛场建立稳健而牢固的合作关系。在国家发动牛奶运动之前，消费意识的超前，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牛奶供过于求。那时内蒙古风调雨顺，牛羊肥沃，这使得这片草原里的牛羊数量大增，供求的过剩，需求的低迷，缺乏宏观调控的牛奶业面临着巨大危机。供需关系的失衡，不少牛奶场经营者的难以为继。不少制冷设施陈旧的牛奶场，由于库存积压量过大，每月都要倒掉以吨记变质的牛奶。牛奶场经营者的日子雪上加霜，但随着“故乡”酥油茶的快速增长，祖父的公司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优质奶源，在大清集团成长史上抹下了重要的一笔。整体市场环境的低迷，许多奶牛场都在计划缩小规模，为了避免大幅度的亏损，不少奶牛场大量屠杀奶牛，贩卖鲜肉，维持奶牛场的正常运转。 这无疑是祖父并购大业的最好机会。祖父与内蒙古十大颇具规模的农场主签订合作协议：草原乳品公司投资50万入股运营进行运营，同时在十年内每年购买乳源至少五十吨，但前提是草原乳品公司拥有奶牛场50.1％的股份。对于频临破产的奶牛农场来说，这无疑是一桩不错的买卖，不仅保证了十年稳定的奶源供给，而且获得了宝贵的发展资金和稳健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对此合作，不少奶牛场主喜出望外。这是一个经典案例，这其中蕴含了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供需平衡、资源整合。在这场以小博大的并购中，没有一个输家，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模型。在这场并购中，祖父的风险也降到了最低，因为即使未来的投资失败，但至少可以保证了草原乳品公司十年的充足奶源，这对于草原乳品公司的扩张也是大有裨益的。祖父的并购计划几乎完美，但他给予我们后辈的不仅是一出经典的商业游戏这么简单，这蕴含了投资的所有学问，和资本并购的所有细节。至此，祖父拥有了从生产端、到产品端的整条乳品产业链，而控制整个产业链只用了500万，这是一个商业奇迹。大清集团的雏形初步形成。
这是《17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我时的一个问题。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说出了答案：CEO，首席执行官。在我办公室最底下的抽屉里，放着祖父费尽一生心血撰写的“大清管理决策年鉴”，年鉴的扉页印着猩红的大字“管理＝执行”。祖父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公式。祖父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人。祖父在邻居眼中是和蔼亲近、喜欢穿纯棉休闲服的中年人；而在一些小作坊主眼中，祖父被蒙古人描述成贪得无厌的鲨鱼、残酷无情的掠夺者。在那场全民的牛奶运动中，祖父通过资本运营手段，控制了内蒙古近1/3的奶源。事实上，在祖父的经营下，奶牛场主们的收入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祖父通过迅速的行动力和果敢的决策，大清集团开始几何裂变式的增长。祖父在一次新闻中，偶然得知中国将和英国开展一个关于畜牧业合作关系的对话，原因是英国疯牛病引发了世界的恐慌，为了解决国内的消费问题，英国需要从国际上进口乳制品。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牛奶消费弱国向消费大国出口奶牛，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件。祖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中国将以“疯牛病”为契机，大力发展畜牧业，缩小贸易逆差，从而摘掉“牛奶弱国”的帽子，内蒙古号称是“全球唯一没被污染的草原”，这里将是今后投资的焦点。祖父的猜测没有错，半年后，中英签署了畜牧业合作协议，中国同意英国企业在国内经营牛奶场。祖父那半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每天都要穿过茫茫草原，和大大小小的作坊主谈判。靠着“故乡”酥油茶300万的资金，祖父控制了年产值几乎3000万的奶牛场。这是一段经典案例。许多年来，我都要经常对我的子孙们讲述这段耳熟能详的故事。我的目的不是让他们体味故事的精彩和祖辈们创业的艰辛，而是学习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素质和技巧，这段经历不仅包含了资本运营的全过程，更包含了作为一个卓越企业领袖所必备的技能：执行力、野心、坚韧、诚信、敏锐的洞察力、熟稔的谈判技巧和逆境飞扬的风度。这是我祖父给我的全部，我要将交给我的子孙们，这是爱新觉罗氏的风格。虽然祖父的时代离我们已久远，但他的经历依旧是爱新觉罗孙辈们历练的模本――这便是一个家族得以延续的基本信念。
祖母来到家族的猎场里，捧着那散发着青草气息的黄土，她喃喃地的说道：是她造成的家族的不幸。祖父的创业几十年来，祖父皇太极创业的故事被写入了哈佛大学的MBA经典教程。祖父皇太极的创业是白手起家的，和众多的创业家不同，祖父的创业来自于美丽辽阔的大草原，这给祖父的创业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当大清公司从主板上市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大清集团的存在。似乎在一夜之间，大清集团成为了所有财经类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关于大清集团的各种猜测也不胫而走，甚至在引发了关于“企业家原罪”的探讨。浮出水面、隐蔽化生存等财经术语便源起于大清集团。 关于祖父的创业的街头坊间传闻，成为了全中国人民饭后的谈资。但对于出生于爱新觉罗氏的我来说，祖父的成功延续了所有创业家的轨迹。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落后国家的标准与“人民生活水平”有关。在西方国家，牛奶成为人们最常见的饮品；而在中国，在有着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牛奶竟成了贵族们的奢侈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最大的逆差便是牛奶贸易，中国的外交被美利坚合众国戏称为“牛奶外交”。一个企业能够影响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无不与整个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关。1630年，为了反击美国人“牛奶外交”的嘲笑，中国政府发起了“落后就等于挨打”的号召，在这场号召中，“牛奶”成为了主角。在那场全民的牛奶运动中，我的祖父皇太极脱颖而出。当时，祖父还是蒙古一家牛奶作坊主。在祖母的描述中，祖父是一个极富创见性的人。在那时，蒙古族的女子们招待远方的客人，大都习惯倒一壶满满的奶酒。然而，正是这个小小的习惯，让祖父掘得了他这创业生涯的第一桶金。蒙古当时是中国的一片肥沃的领土，独特的地域风貌，广袤的草原，明镜的天空，洁白的羊群，成为了中国文艺青年们的神往之地。每年的秋天，数不清的文艺青年涌来这个尚属贫瘠的土地上，饮着奶酒，浅吟低徊。蒙古人大碗喝酒的传统，以及奶酒的酒力，往往使得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放，喝酒的方法和劲量也因此各不相同。祖父年轻时曾去过江南，知道那里人们的风土人情，人们习惯喝着碧绿甘苦的清茶，不习惯饮浓烈的奶酒。而南方人来到蒙古，却不得不喝酒，一是入乡随俗，二来不忍拒绝主人的好意。虽然这些阻挡不了南方人对蒙古草原的向往，但是这是南方人对蒙古大草原的一丝遗憾。正是这丝遗憾，让祖父察觉到了商机。那年的秋天，南方阴雨连绵，北方则是万里晴空。在诗人黄宗羲的倡导下，一批南漂的诗人发起“寻根溯源”的倡议。南方号称诗人的国度，但是南方的诗人当中，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南漂一代最负盛名，他们的根基在北方。南方的婉约与北方的豪放的有机结合，黄宗羲们开创了自唐宋以来的诗歌盛景。在这场寻根运动中，祖父成为了第一个运用“文化营销”的企业家。一天夜里，祖父的帐篷里来了南方一位名叫黄宗羲的诗人。这位诗人正是为着大草原的豁达与辽阔而来，那天，黄宗羲喝着祖父酿的奶酒，对祖父说：“喝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有一种故乡的亲切感觉。”这便是认同感。追求心理共鸣和认同感，祖父从开始创业就订立的成功法则，直至现在依然振聋发聩。如今，认同感成为了大清集团的十大公司准则，贴在我的办公室墙上。这是大清集团不断前进的源泉，这是祖父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祖父的“故乡”牌“酥油茶”以一曲“故乡酥油茶，故乡的味道”而深入人心。在黄宗羲的启发下，祖父在北上的诗人当中作了一个大范围的调查。祖父发现，南方诗人更加乐意喝正宗的女儿红、花雕、烧刀子或二锅头，而对蒙古人酿制的牛奶腥味的烈酒并不喜欢，大多数人是为了好奇和礼节才会品尝一口。这些人是中国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群，如果能够让这些人产生故乡的回忆，唯一的方法就是改良奶酒的配方，在产品诉求上让这帮文人产生认同感，但必须保持蒙古的地方特色。那年秋天，祖父一边让祖母夜以继日地改良配方，一边想方设法留住这些北上的诗人。在黄宗羲的帮助下，祖父的帐篷设成了“寻根溯源”诗会的一个分会场，并成为了“寻根溯源”的唯一赞助商。经过改良后，祖母将奶酒变成了酥油茶。酥油唯蒙古人独有，而茶则是江南的特产，经过祖母上千次的调配，成为了一种独特口感的饮品。为了迎合文人们不胜酒力的情况，祖母将酥油茶里的酒精含量减少到了3％――这跟啤酒的酒精含量差不多。
祖母的酥油茶在吟诗会中一举成名，成为了诗人们的桌前首选饮品，吟诗会成为了祖母酥油茶口碑传播的源头。在祖父的胜劝下，黄宗羲为祖母的酥油茶题辞“玉液琼浆”，这是黄宗羲唯一的一幅商业题字。同时，祖父创见性地出版了“寻根溯源诗集”，在诗集中，有许多首是关于故乡酥油茶的。如今这些诗集依然在出版，仍然在影响着“故乡”酥油茶的一代又一代的消费者们。“寻根溯源”运动成为了当年最轰动的文化事件，由于祖父的草原乳品公司创了企业赞助文化活动的先河，媒体对此大肆报道与评论，“故乡”牌酥油茶因此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同时，随着诗人们的南下，通过口碑效应，“故乡”酥油茶在南方文艺界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故乡”酥油茶从开创品牌就获得极其难得的良好口碑和品牌影响力，祖父通过“文化营销”创造了一个营销奇迹。祖父那年的“文化营销”成为了哈佛经典案例。1670年，我决心将“故乡”系列饮品公司打进欧美市场时，我运用了三十年前祖父的“文化营销”。那场“故乡的呼唤”为主题的系列营销活动，引起了欧美华人的强烈反响。这种反响和三十年前惊人的相似，至此，我才惊喜地发现，其实在祖父的创业过程中，追求心理共鸣和认同感已经成为了大清集团文化理念不可分的一部分。如今，黄宗羲的题辞依旧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成为大清集团创业历程最鲜活的见证。祖父的内蒙古草原乳品有限公司从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坊，成为了一个当年创利润500万的大型企业。
在我5岁的时候，父亲顺治就把我扔上了马背。父亲喜欢骑马到他的猎场里去打猎，他习惯把我按在他的身后驾马狂奔，我惊慌失措地在马背上哇哇大哭，而父亲却在坐在马背上爽朗的大笑。这个场景构成了我童年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天生就应该骑马的。父亲喜欢周末的时候去打猎，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躲在祖母的怀里。父亲通常会一把我从祖母的怀里抢过去。照例的，他把我按在马背上，而他则大笑不已。我害怕周末的到来，我更害怕父亲的笑声，但我无法遁逃。每到周末，我便盼望着下雨。下雨的时候，父亲会教我射箭。这比骑马有趣多了，我喜欢射箭。周五的晚上，我都会问祖母：“祖母，明天会不会下雨？”祖母回答我，明天是一个大晴天。父亲和祖母无时不刻把我放在危机的边缘，我以后的许多性格都得益于我的父亲和祖母，他们给我上了人生一堂最有价值的课：困难既然不可避免，何不勇敢面对。在以后的许多年岁月里，每当我遇见危机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父亲按着我骑马的场景，它像电光一般，照耀着我，使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 总结我60年的职业生涯，我发现竞争是使我不断强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它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我失败的时候，父亲总是对我说，爱新觉罗家的人，从来都是最棒的。父亲管理着近160亿元的家族企业，他要求他的继承人必须具备卓越、坚韧、危机感、从不言败的品质。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用父亲的标准来挑选我的继承者。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我要将他延续下去。我出生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家庭，我的祖父创造了我们富裕的生活。祖父皇太极的创业非常艰辛，创业初期，祖父每天都要骑马穿越60里的茫茫草原，到库尔勒镇上去卖祖母酿制的酥油茶。从茫茫大草原，到北京城，祖父用祖母酿制的酥油茶打开了一片天地，也创造了一个数亿元的家族企业……大清集团便从这片碧绿的草原开始成长的。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一出生拥有了无尽的财富。但是我也是一个不幸的人，母亲早亡，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幸福家庭对人是多么重要。我是一个独生子，从小我就知道了自己责任重大。我的父亲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别看我们住在紫禁城，也许我们明天就会搬到牛栅栏。紫禁城是北京的一个地方，住着许多豪门贵族。那里简直是世外桃源，在这里，我和贵族子弟们同处一个教室，受着良好的教育。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孩子，但在老师的眼里我是一名优秀的学生。特别是在英文老师苏嘛的眼里，我简直是一个天才。因为每次期末考试，我的英文考试都是100分。在以后60年，许多新闻媒体说我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但我认为我的领导才能跟我的小时的英文老师苏嘛不无关系。苏嘛是美国留学生，她开创了一种“互动式教育”的方法，后来这种方法运用在大清公司的培训上创造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她的课堂上，每一分钟都充满了竞争。你要取得最好的成绩，你必须参与每个游戏和考试，并且打败所有的人，然后再带领你的团队胜出，这才是你的考试。我疯狂迷上这种竞争，每次游戏，我都兴奋非常，手舞足蹈……正如每次和父亲下象棋一般……想尽一切办法打败对手，然后最后胜出，当然最后的获胜者往往是我。我上学的时候，父亲从不接送我，但他每天都会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这让我很讨厌。每天早上六点钟，天刚麻麻亮，他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穿着鏳亮的皮鞋准备出门的时候，总是不忘掀开我的被窝，然后命令我，十分钟。他让我十分钟自己将衣服穿上。从车库里取完车，他在窗户外嚷嚷：“十分钟到了。”直到听到我说“好了”他才安心驾车离去。十分钟，是我在以后经营管理中的另一个哲学。正如我父亲要求我的一样，快速行动，永远不要拖延时间。我终于成为了父亲一样的人。在我的公司里，我总是要求我的员工能在十分钟内给我明确的信息和建议，我的演讲从不会超过十分钟。好长一段时间里，“十分钟成为了我的标签，曾经《皇家财富报道》的一篇关于我的封面文章标题就是“十分钟康熙”。我的童年是游戏中都过的，和大多数满族子弟一样，我爱好骑马、布库、射箭以及一切有竞争性的游戏，这些游戏陪伴了我大多数时光。父亲发明了好几种游戏，其中一种就像现在流行的一种叫斗地主的扑克游戏一样，在游戏中，如果你是弱者，那么你必须发挥团队的力量，遵守团队的规则，只有团队胜出，你才能胜出。父亲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他喜欢当一个独裁者，而我们拼命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他都会得意的哈哈大笑。这让我很不甘心，他是一个臭棋篓子，但这个游戏他可是高手。我们往往输给他，他也从不让我。直到有一天，我们痛快地赢了他。我们欣喜若狂，因为我们第一次通过团队的力量打败了一个独裁者。
黄昏的时候，父亲喜欢看日落，看着云霞像一朵灿烂的花朵逐渐消失在天边，每当这个时候，父亲都爱弹起他心爱的冬不拉。我从来没有听见在他任何人面前弹过，别人也从来也不知道他有一把如此精制的冬不拉。这个时候，我都会静静的坐在他的身旁，听他弹唱一首接一首哀伤而优美的曲子。直到有一天我说，这么好听的曲子让祖母也听听。父亲的眼神里满是哀伤，我明白，父亲的痛与愁与祖母有关。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所有的痛与愁都与一个叫董小婉的女子有关。父亲有一段凄美的爱情，然而这段爱情不疾而终，据说这一切与祖母有关。作为一个近20亿的集团公司董事长，也许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我的母亲是皇城集团董事长的女儿，父亲与母亲的联姻，才给大清集团带来了20亿的规模。之前，大清集团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是我的母亲挽救了大清集团。我的父亲与母亲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幸，我后来才知道，我的父亲并不爱我的母亲。父亲的婚姻挽救了整个家族的企业，但是父亲并不幸福。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和母亲分居了。祖母对我的父亲顺治非常失望，在许多个夜晚，祖母暗自垂泪，哀叹父亲的种种不孝行径。我四岁的时候，父亲爱上了一个名叫董小婉的女子。父亲是一个性情中人，这和我的祖母如出一辙，但是很遗憾，董小婉是我们最大竞争对手大明国际董事长的女儿。和许多豪门的悲剧一般，我的父亲与董小婉的恋情注定了是一场悲剧。虽然我的父亲明白，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无疾而终的苦恋，但我的父亲依旧一如既往。在我幼时的印象中，董小婉是一个颇爱诗赋的女子，如果不是家族的原因，我的父亲也许和董小婉是一对眷侣。祖母操办了父亲的婚姻，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祖母以绝对不容置疑的态度，全权包办了。父亲对和我母亲的婚姻极其不满，他认为，天底下没有比不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更痛苦的了。自从我母亲死后，父亲选择了反抗。整个事情，我的祖母和父亲都瞒着我，从来不像外人道明。但幼时的我知道，祖母和父亲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点从每天的晚饭中就可以看出来。每当父亲下班晚了，祖母就会询问父亲，晚上是否与别人约会了。父亲这个时候往往会默不言声，只顾自己吃饭，然后默默地上楼。 父亲离开五年之后，我从一个铁柜里发现了父亲的一封从未开启的信。信中描述了他多年的苦闷，他的理想是希望将祖母留下的产业更加发扬广大，但是为了他的爱情，他宁愿抛弃这一切。他知道只要有祖母在，大清集团就会永远朝前而进。在信的最后，他提到了我，他说，我完全相信我的儿子……爱新觉罗－玄烨，在母亲孝庄的带领下，完全有能力在未来的岁月里，带领大清开创一番广阔的天地，因为他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所有品质：坚韧，永不言败，永远追求卓越。我拿起这封信，泪流满面，一刹那，我完全明白了幼时的种种挑战，以及父亲所有对我的惩罚对我的意义。因为我的父亲坚信，只有面对困境，我才能真正坚强。父亲的理想是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和一个好的董事长，正是这种理想支撑了整整10年的时光。他一辈子的心愿就是能在这三者当中找到平衡点，他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董事长，却不是一个好丈夫。在我的祖母眼中，我父亲是一个不孝的人，他违反祖先的禁制，更违背了“一切以祖先的事业为重”的宗旨，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在我父亲离开的多年，我祖母一直告诫我，千万别因为女人而放弃了祖辈们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我的祖母影响了我，我的一次不成功的婚姻就是因此而起。在我20岁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事业是多么重要，这种影响力甚至超越了自己本身。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衷。在我出生之前，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他不仅英俊潇洒，而且诗词歌赋，骑马射箭样样精通，最关键的是，我的父亲继承了祖父皇太极所有的优良品质。在我祖父去世的那天，我的父亲顺治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一个掌控着中国GDP1/10的财富帝国。虽然当时的大清集团的资产超过20亿，但是公司的财务状况危机四伏：由于业务层面涉及太广，资金链开始断裂；不良债券形成恶性循环；更重要是，各大股东之间出现了分歧。特别是第二大股东皇城集团，他们强烈希望与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大明国际集团交换股权，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将在许多领域丧失竞争优势。鉴于这种情况，父亲与母亲结婚了。所有人都对这桩婚姻鼓掌道喜。所有的财经杂志都以头版的版面刊登父亲与母亲的结婚消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这昭示着大清集团与皇城集团的永好，同时昭告着一个永远牢固的公司联盟从此成立。虽然这桩婚姻举世瞩目，但父亲不爱母亲。如果没有董小婉的出现，也许我的母亲不会如此早就离开人间。董小婉的出现，让父亲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160亿的家族企业和一个永远爱他的我的母亲，一边是竞争对手的女儿，但是父亲仍然选择了后者。这件事情和我父亲母亲结婚事件一样，再一次牵动了全中国人们的心。在媒体得知消息的第一天，大清公司的股票下跌了近10个百分点，市值一下缩水了12亿，创造了大清集团历史上的新低。那天，我的母亲怒火冲天对我父亲说，如果你因为你的那点事情，而影响到整个公司经营的话，你最好不要再干了。公元1658年，我的母亲带着无尽的伤痛，永远地离开了他亲爱的儿子，她永远爱着的丈夫。我的母亲是一个温和的人，对任何人都热情而友善。人们对她最深的印象就是，她每天都会自己出去买菜，以至于整条街上的人们都知道母亲来了。她每天都会亲自做饭，虽然我们家的佣人非常多，但是母亲依然坚持自己动手。幼时的我，吃母亲做的饭简直是一种享受。她总是要告诫我，要自己动手，不要事事依赖别人。 在我人生最为关键的几年里，我总能在我的母亲身上找到原型。例如她善待他人，与员工打成一片，自己动手，这正是我在选拔中层干部的时候，我考察他们的标准。在今天，我无比诧异，我的母亲对我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虽然她在我四岁的时候已离我而去。我四岁的时候，我的母亲犯了痨病，这是一种心病。当医生宣布母亲不治时，我的祖母抽了我父亲一耳光。母亲去世的那年，皇城集团抽走了大部分股份，一夜之间，大清成为了一个空壳公司。除了酥油茶项目尚能正常运转之外，其他的53个项目基本停止了运转。他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祖母敲打着她的拐杖平静的说。父亲没有逃避责任，在至少4年时间里，父亲夜以继日，为公司恢复正常运作而努力着。而这时，我父亲深爱着的董小婉也去世了。她的去世和我母亲一样，她知道，我的父亲不会因为她而眼看着大清集团毁于一旦，她也不希望她爱的人为他的家族背负永久的罪名。她爱我父亲，但她不希望我的父亲永远被爱新觉罗抛弃，在郁郁中，董小婉悄然而逝。父亲是一个坚持的人，他始终认为爱情和事业一样重要，这构成了他生命的最重要部分。在相继失去我母亲、董小婉之后，父亲的心情异常沉重。在我八岁那年，父亲决定了离开。那天，祖母和父亲谈了一下午。那天，我第一次看见祖母哭的如此伤心。临走的时候，父亲紧紧抱着我，父亲的眼神让人心碎。他临走时，他对我说，你会比父亲更优秀的。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教诲和鼓励。我抬头猛然发现，年轻的父亲头发已经花白，在一夜之间父亲明显苍老了。父亲走了，带着他的悲伤和他一生的负重走了，走的如此苍凉、如此决绝。看着父亲有点佝偻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眼前，我嚎啕大哭。父亲走时的背影，让我永生难忘。
1.父亲顺治的背影父亲喜欢骑马到他的猎场里去打猎，他习惯把我按在他的身后驾马狂奔，我惊慌失措地在马背上哇哇大哭，而父亲却在坐在马背上爽朗的大笑。这个场景构成了童年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 父亲的背影父亲那天走的时候，天是一种阴郁的灰。那天一大清早，我还没起床，父亲便拉着我去猎场。父亲的猎场位于靠近长城隘口的山脚下，方圆20公里，那是父亲众多产业中的一处。这里放养了许多野物，每到春夏，这里生机漾然，碧绿的草原上奔驰着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兽。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清晨是父亲一天最宝贵的时间，这样的时候，父亲通常都会读10分钟报纸，然后在家审批完昨天未完的文件＝＝＝＝父亲的黑色公文包似乎永远都装着批不完的公文。那天，父亲没有去他的公司，而是带我去猎场骑马。照例的，他把我按在身后。在一处高地，父亲停了下来，他牵着我的手，遥望着天边的晨曦渐渐散去，长城那边是我不曾见过的美丽草原。那天早上，父亲无尽的伤感。许久之后，父亲扶着我的肩头，用一种从未听过的口吻对我说，千万别学父亲。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董小婉的祭日。她葬在长城的彼岸，距离父亲的猎场仅一箭之遥。 父亲和董小婉的恋情注定了要轰动全中国，在外人的眼中，父亲是一个要美人不要事业的傻蛋，媒体关于父亲的评论从来没有停歇过。父亲成为了一个反面教材，这个教材跟三国刘备之子刘阿斗的故事一样，被世人所不屑。但事实上，父亲是一个天生的管理者，他将一个频临倒闭的巨型企业带向了正轨。父亲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即便是处在他的危难期，他几乎从不将私人感情带入到公司里。虽然我的母亲给大清集团带来了10亿元的资金，但是大清集团的盈利状态依然极差，在1655年的财富100强排行榜，大清集团的市盈率排名第92位，远远落后于许多小公司的后面。整个集团公司除了“酥油茶”项目能够每年能够盈利1亿之外，其他产业大多运作不良。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继承者，父亲承受了比职业经理人十倍的压力。在中国，家族企业家的责任，远不止是操作好一个企业如此简单，它包含了家族责任与信誉，以及必须进行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往往与家族有关。在天朝广场一个宽敞舒适的会议室里，父亲和他的核心团队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父亲是一个整合多元化的高手，他把大清集团划分成三个事业族群：核心事业群，高成长事业群和边缘事业群。核心事业群是大清集团的核心命脉，这个组群的营业收入占整个集团公司的3/5，主要集中在日用消费品，它涵盖了乳品制造、日用化工、快速食品领域的产业。高成长事业群，是公司未来十年内的盈利主体，父亲希望这个事业群成为将来的核心增长点。而边缘事业群则是那些盈利率不强的产业，如畜牧业、化妆品业、餐饮业等。父亲的改革，至今仍然是我变革的参照模本。父亲在那场命名“产业重组”的改革中，父亲计划出售所有低盈利的产业，涉及资金高达4亿，员工5万人多人。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革，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企业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社会民生的问题。父亲成为了风口浪尖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饱受新闻关注。在一次电视台采访中，父亲发表了让我终生难忘的讲话：“无论多大困难，无论多大压力，大清集团的改革势在必行。我的改革志向不会变，作为大清集团的董事长和CEO，我责任也有义务将它带到一个光明的前景。不改革，大清集团就会死，只有改革才能有一线生机。”父亲没有夸张。许多年后，我翻看1660年公司财务报表发现，当时大清集团的现金流已经近乎枯竭，所有的营收90％靠乳品公司来维持。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信号。父亲以无比强硬的姿态出现各大媒体上，他的改革之声通过媒体的大肆传播，成为整个年代最具战斗力的号角。改革，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必须触动利益层。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体制相对落后的年代，市场经济处于一种摸索阶段，国家对大企业管控非常严格。一个大企业的使命远远不止盈利那么简单，它必须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负上社会的责任。大清集团的改革，不仅仅是单纯的企业改革，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对既有经济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官僚体制一次对抗。父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每天晚上，紫禁城的门口都会有大批的记者，他们渴望从父亲挖掘出更加爆炸性的猛料，渴望能从父亲的言语中寻找出一丝具有新闻价值的迹象。那段时间，我的家里络绎不绝地出没着各界名流、各色代表，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劝说父亲放弃他那个挑战性的改革方案。客厅是父亲办公的场所，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每当有客人来的时候，父亲都会让我旁听，听那些名流们对改革的意见和看法，大多数的时候，父亲都是仔细倾听，从来不发表结论性意见。幼时的我，便在这种谈判的氛围中接受熏陶。客人走后，父亲总会让我作出评论和看法。父亲是一个谈判专家，他对各种谈判游刃有余。他是希望在他的每次谈判中，能够让我得到一些什么。他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刚刚那个客人最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虽然有些时候我的分析愚蠢可笑，但是父亲都会告诉我答案，然后花上几分钟帮我分析。父亲无时不刻不在培养我作为一个CEO的能力，即使我是一个几岁的小孩。父亲的改革持续了多年，但仍然举步维艰。父亲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许多人都置疑父亲的改革能否坚持下去。我知道，父亲的改革将会成为家族使命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改革，才能让大清集团获得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