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请写出来?南斯拉夫科索克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进攻是早有准备的_百度作业帮
下面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请写出来?南斯拉夫科索克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进攻是早有准备的
南斯拉夫科索克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进攻是早有准备的
一种可理解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发动进攻,后者早有准备.在此,北约是施动方,科索沃是受动方.另一种可理解为：南斯拉夫科索沃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发动进攻,且早有准备.在此,科索沃是施动方,北约是受动方.
南斯拉夫科索克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进攻是早有准备的（南主动进攻北约）；南斯拉夫科索克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进攻，是早有准备的（南只是准备防御）。你懂的。
1。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科索特的进攻，南斯拉夫科索特是早有准备的2。南斯拉夫科索克对于进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早有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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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国追随的这条行动路线，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传统样式的新表现。既然国家 不能用必要的手段达到其目的，又不能根据手段的可行性来制定它的目的， 它的政策必然要以失败告终。两党的争论只是使手段与目的的矛盾戏剧化， 其结果形成的折衷办法导致政策上的反覆无常。基本的航线并未改变，直到 事态的发展迫使美国在放弃中国与使用武力之间作出抉择。第十二章摆脱和遏制（1949 年 1 月—1950 年 6 月）　　　　　　　　　1.道义上的问题与现实的考虑 马歇尔将军把摆脱出中国这一既不讨好而又麻烦的任务，移交给在 1949年 1 月 21 日上任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艾奇逊自 1945 年 8 月到 1947 年 6 月一直担任副国务卿，最初是在贝尔纳斯之下、后来是在马歇尔之下。他是 马歇尔赴华前所携指示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马歇尔赴华使命期间，通过杜 鲁门与马歇尔的事先安排，他曾担任马歇尔的代理人，或用马歇尔的话说， 是他在华盛顿的“第二梯队”。为了承担那担风险的摆脱任务，艾奇逊献出 了他对马歇尔政策的正确性的坚定信仰，他本人的勇气及他的外交手腕。但 让国家承认它的政策失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困难的。当这个政策被一 大堆神话围绕着，并始终是一大群吵嚷的政客们的感情寄托时，承认失败就 更困难了。而当过去许多做过的和未做过的事，可以为党派的目的而任意加 以歪曲时，这种困难还要成倍增加。由于这个政策的内在矛盾，国家在 50 年来一直在遵循着注定要失败的政策——这一点是不容易看清楚的，但要把 错误的责任加到个别官员身上却很容易做到。事情就是这样。要那些批评政 府的人们承认在一定时期内他们跟那些官员们一样都把事情判断错了，那是 令人尴尬的，而人类的意志薄弱的本性总使人争着向别人掷石块。公开鼓吹 在中国使用美国武力是危险的，但责备别人无所作为则是安全的。艾奇逊特 别容易受到派性的攻击，因为他缺乏独立的政治基础，并且几乎完全仰仗总 统的支持。他过去在有关中国政策的拟议中所起的作用及他的忠诚的部属都 把他看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切失误的代表人物。另外，他在官方人物中间 的卓越才能，最终也使他成为以全盘否定为特点的攻击的目标。被派性的、 蛊惑性的攻击所包围，他从来没有必要的行动自由来实现从中国的迅速摆 脱，这使他的政策保留了某些传统政策的模棱两可的特色。正如上一章所说，国务院在 1948 年 10 月实际上已把中国包括福摩萨全都一笔勾销了。从那时到 1 月 21 日，当艾奇逊上任时，中共已全部征服满洲， 在淮海战役中又打了辉煌的胜仗，并在实际上打赢了华北的战役。美国面临 的抉择是：或者用美军防守长江，或者从中国撤退。长江是缺乏海空军、缺 乏两栖作战经验的共军向前推进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按魏德迈将军的说法， 国民党“用扫帚柄子都能守住它，如果他们有决心的话”。[197]事实表明： 共军在渡江前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重新组织和训练军队。　　但采用美军防守长江的抉择意味着正当马歇尔政策的前提条件被中国国 内外的事变所显现出来的时候，反而急剧地改变了马歇尔政策。随着冷战的 加剧与柏林危机的悬而未决，在中国使用武力比任何时候更显得轻举妄动。 在杜鲁门总统 1948 年 3 月 17 日发出重新武装的号召之后，却并没有多少行 动。政府提出的普遍军训的建议不能为国会所采纳。当国会最后重新颁布选 征兵役制时，参谋长联席会议预计从现在仅有的 41.1 万人可以扩大到 179.5 万人。杜鲁门总统把每年国防支出的上限固定为 150 亿美元。据说那就是美 国经济所能负担的数字。美国的军事战略主要是依靠对原子弹的垄断。　　美国后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说明：当旗帜鲜明的道义上的问题与对无所 作为的严重后果的感觉相结合，当一种震惊的感觉克服了不愿使用武力的思 想的时候，美国政策的突然改变是有可能的。然而在 1949 年的中国问题上，　　道义上的问题似乎是模棱两可的。正如 1949 年 3 月，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的报 告所说：在华北那个城市里的美国人感到，“我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政策， 不应该迫使我们支持一个失去人民支持的、不可救药地无效率和腐败的政 府”。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增加了美国的窘困。 正如费正清教授所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社会革命，中共利用了这场革命， 井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同样，认识到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也解决不 了道义上的问题。再引费正清的话：“总的说来，恐怕要把共产党在中国的 胜利，看成是中国自身的决定，而不是什么国外的侵略。”再有，共产主义 控制的中国，看来不像是对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正如在第九章中提到：马 歇尔不相信中国能很快变成强国。引用国家计划协会国际委员会批准的一个 报告中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中国在亚洲的国家利益跟美国的利益是并行 不悖的，而不是互相对抗的”。构成门户开放政策基础的这一传统概念，顶 住了中共对“美帝国主义”的猛烈抨击而继续存活下来。在 1949 年初的几个 月内，部分官员们对中国式的铁托主义的期待，增强了美国人的洋洋自得心 理。盖洛普民意测验在几次调查中发现，只有少数人主张对中国的共产主义 势力扩张采取强硬措施。　　如果政府提议实行强硬的中国政策，公众的支持也可能跟之而来，虽然 看来不像是那么回事。但在马歇尔使命垮台之后，美国官员们感到：在中国 得不到有效地使用美援和有效地进行中美合作的必要条件。现在条件具备了 吗？乍一看，似乎蒋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的“引退”及李宗仁将军升任代理 总统，已经搬掉了妨碍美国对华实行积极政策的主要绊脚石。但更仔细地观 察一下中国政局发展，表明并不是那么回事。在蒋宣布退休以前，他已把政府的黄金白银及外汇从南京运往福摩萨。[198]在 1948 年 12 月以后，他已请求美国政府把 1.25 亿美元特别用款名义 下的一切剩余军需品装运到福摩萨。他己强化了他对这个岛屿的政治控制。 在“引退”后，他仍以总裁的资格控制着国民党的机构。他仍用幕后操纵其 追随者的办法干涉政府的工作和政策。他实际上仍控制着大陆上的海空军及 两个主力兵团，而如要成功地防守长江是少不了这些军队的积极合作与有效 使用的。蒋与李对军事行动各有不同的计划。李希望防守长江，如这一点做不到，也希望守住作为他的权力基础的西南各省。蒋显然只想在大陆上打阻滞战， 以便争取时间防备共军进攻他牢固控制的福摩萨。蒋当总统的时候容易受到 桂系首领们的政治手腕的损害，而现在李将军当了代总统后，就成了蒋的一 切政治阴谋捉弄的对象。李连军饱都无钱支付，更不用说打一个胜仗所必要 的财源了。他得不到美国的军需供应，它们被改送到福摩萨去了。他下达给 蒋的嫡系部队的命令不被执行。美国政府知道这一切。防守长江是件无指望 的事。美国的消极政策及有限援助方案，帮助蒋保持权力那么长久，以致破 坏了其他政治领袖可能有的拯救部分中国的任何机会。
2.麻烦的撤退任务 如果在最后一分钟才武装干涉是个不现实的抉择，合乎逻辑的方针就应该是迅速的完全的撤退。但由于迫使马歇尔在部分撤退的阶段之后又回复到有限援助政策上来，这使迅速撤退成为难办的事。此外，由于对继续纠缠将增加最终与中共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也妨碍了迅速撤退。对从 华撤退缺乏紧迫感。植根于马歇尔的拒绝承担武装干涉的基本假设之中，即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成为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　　毫无疑义，国务院官员们正在主张并执行撤退政策。1 月 26 日，美国政 府正式宣布结束参加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并召回巴尔将军。次日，宣布 撤消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应暂停装运 1.25 亿美元特别用款的余额 0.6 亿美元的军需品。[199]美国官员们担心，这些军 需品会直接落人中共之手。在 2 月 5 日未记录的一次会上，参议员范登堡根 据道义上和感情上的立场，强烈反对这一提议。按他的看法，采取这一行动 就等于证实了人家的攻击，说“我们正是那些向可怜的中国落井下石的人”。 他敦促“我们的手上决不能沾上这种血迹”。杜鲁门总统及阿尔宾·w·巴克 利副总统支持了范登堡，继续向福摩萨装运军火。甚至直到杜鲁门总统在1950 年 1 月 5 日声明“从福摩萨撒手”的政策以后，1.25 亿美元特别用款余 额的军火装运工作始终没有中断。　　道义和感情只是使执行撤退政策为难的因素之一。还有人要求重新审议 政府的政策及叫嚷要求积极的援华方案。2 月 7 日，51 名共和党众议员联名 写信给杜鲁门要求指派一个委员会，立即重新审议中国形势。2 月 24 日，国 务卿艾奇逊在一次未记录的会上对 30 名签名者解释说：他“在尘埃落定以 前”，尚不能看清中国的结局。[200]这样，他就回避了他们的要求。次日，内华达州反政府的民主党员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提议通过一项贷款 15 亿美元给国民党政府的法案，并授权给美国军官在战场上指挥国民党军 队。3 月 10 日，50 名参议员（其中 24 人是民主党员）给康纳利主席一封公 开信，请求他的委员会给予麦卡伦提案充分的考虑并听取意见。[201]在 50 个签名者中，只有两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一般他讲，参议院的这一 委员会是同情国务院从中国撤退的愿望的。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参议员麦 克马洪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声明：在 3 月间彻底重新审议了中国形势后，委员 会完全同意“我国最好尽快从中国撤退”，而“唯一略有分歧之处是撤退的 速度问题”。3 月 15 日，在共军实际上未经抵抗即渡过长江以前约五个星期， 艾奇逊干脆拒绝了麦卡伦提议。1948 年的大选及中国形势的发展，使政府的 腰更硬了。与在 1947 年及 1948 年获得成功相反，中国帮无力迫使政府采取 追加对华援助的方案。然而在拒绝麦卡伦提议时，艾奇逊觉得有必要向中国帮作出一些让步的姿态。加之范登堡反对暂停对福摩萨的军火装运一事清楚地表明：政府不可 能搁下对华经济援助而不遭到共和党领袖们的激烈反对。艾奇逊于是表示： 愿意让 1948 年援华法令下的非必需的拨款在4 月 2日期满以后可以有限地延 期支用。同一天。政府送交国会的一项法案反映了这一变更。在法案中，政 府要求对尚未支出的基金 0.54 亿美元有充分的处理权。它同时还把拟议中的 为中国的立法与扩展欧洲复兴方案的法案区别开来。这两个措施都是中国帮 所反对的。4 月 14 日，国会最后表决时，扩展欧洲复兴方案的法案实际上包 括了参议员诺兰提出的修正案，规定给予总统在援华法令下的拨款余额处理 权，只限其用于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地区。这样，美国就用经援方案和运送军 火继续与国民党捆绑在一起。　　这一点点结果很难满足中国帮。由于不能迫使政府采纳自己的观点，它 就更猛烈地攻击国务院的官员们，显然希望这样就能限制政府的撤退计划，　　或通过人事更动来改变政策。这些对抗性的压力构成迅速摆脱中国的又一障 碍。就在国会通过提供 0.54 亿美元的对华基金余额的法案的同一天，公布了 艾奇逊 3 月 15 日写给参议员康纳利的评论麦卡伦提案的信。次日，参议员布 里奇斯呼吁：”国会应穿上大礼服盛装调查国务院的对华立场。”他斥责艾 奇逊：“可以说是破坏了中国国民党的至少保存部分自由中国的英勇尝试。” 麦卡伦和诺兰强烈支持他的攻击。就在共产党人渡过长江的 4 月 21 日，诺兰 提出一份联合决议，要求由 5 名参议员及 5 名众议员组成两党联合委员会调 查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这样一个班子将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内的亲蒋 议员在调查中享有发言权。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把诺兰的决议搁置了起 来。
3.共产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 对华政策的分歧及政府的无所作为的立场制造了一种怪现象：只有共产党人的胜利可以替政府撑腰来对付批评者们，并推行其政策。其后果是：美国只能刚好在共军推进之前先一步撤走。这样就加强了那种认为政府无能与 缺乏预见的印象。4 月 21 日，共军以惊人的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证实了 官方的中国局势不可挽救的观点。政府继续推行其摆脱方案。在 4 月 24 日共 军占领了南京以后，司徒大使加上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各国使节，甚至仍留驻 在南京。苏联是把大使派往国民党中国的新首都广州的唯一大国。在整个 5 月里，俄国人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着眼于签订与新疆的贸易协定。作为 证明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和割断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的一个步骤，艾奇逊再一 次提出他曾在 1948 年 11 月间提过，但被马歇尔和杜鲁门拒绝了的一项建议。 这一次他取得社鲁门总统的同意，出版了一本后来被称为对华白皮书的文 件。春季里，大批官员们正忙于这项工作，并由远东事务司司长沃尔顿·巴 特沃思负责。6 月间，在年初成功地交涉柏林封锁问题的菲利普·耶塞普被 指派研究远东问题。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编辑下属官员们搜集和写成的资 料。共军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及在4月28日与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举行的私人会谈，对布里奇斯及惠里两参议员有短暂的清醒作用。关于中国政策的辩 论有个短暂的沉寂。只有顽强不屈的诺兰以始终不懈的劲头仍在继续鼓吹追 加对华援助。在他的提议下，陈纳德将军在 5 月 3 日被召回到武装部队委员 会作证。陈纳德提出每年用 7 亿美元援助中国西南及西北边缘地带地方和省 的政权的方案。　　第二天，这一提议就被艾奇逊用美国政策保持不变的声明直截了当地加 以摒弃。5 月间，国务院公布了它为执行北大西洋公约而批准给欧洲的军援 的试行方案。5 月 17 日，诺兰在参议院的议席上通知说：他将提出一项对中 国的非共产主义军队提供援助的修正案。
4.在批准巴特沃思问题上的分歧 过去的种种失败一再反过来困扰政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有分歧的事后分析法，哪怕这些问题跟美国的现行政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6月间，在委派巴特沃思担任新设立的远东事务及助理国务卿的批准问题上，两党分歧又以新的冲突反映出来。这场辩论暴露了两党在路线上的越来越大 的裂痕。　　人们发现甚至连范登堡参议员也公开地、严厉地批评国务院。在参议院 对外关系委员会上，尽管委员会全体一致地赞成批准，范登堡却投了“有异 议”票。6 月 24 日，他解释说：按他的看法，任命新助理国务卿，不是“在 任命之际带来新观点”，而“只是继续那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跟我国 远东政策的可悲失败连结在一起的体制”，乃是“大错误”。然而由于存在 手段与目的的脱节，而且只限在传统政策样式的范围内活动，除掉那失败的 政策外，显然是不能有什么其他抉择的。于是，范登堡也审慎地承认：“要 表明自己与某个政策无关是轻而易举的；要断定另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抉择就 不容易了。我得承认：批评别人要比做得正确容易得多”。　　中国帮的攻击及政府发言人的辩护词，暴露出同样的窘境。布里奇斯把 巴特沃思形容成为：“我国对华关系上的失败和悲剧的象征。”布鲁斯特则 把这件事扩展成对政府政策的总攻击。参议员康纳利反诘道：“参议院里有 没有任何人主张派美国军队去解决中国的党派纷争呢??？”9 月 26、27 日 又爆发了激烈争辩，在其中参议员诺兰扮演了显要的角色。参议员富尔布赖 特替巴特沃思辩解时指出：如果要责备什么人，肯定必须责备马歇尔将军或 国务院，而不是去责备一个较小的官员。9 月 27 日，巴特沃思的任命被有着 鲜明派性的投票所批准。是否批准巴特沃思的辩论，并不能使执行撤退政策 的下级官员们的任务更轻松。这标志着一个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导致艾森 豪威尔政府任命沃尔特·罗伯逊为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据传那是国会内 中国帮的首脑人物看中的人。在 6 月 24 日参议院的辩论之后约一个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陈之迈博士打电报给蒋委员长，特别提议如何运用适当方法来影响美国政策的问题。陈 举荐说：
关于我国的在美活动问题，看来似乎是：我们不仅应在政府内活动，还要在立法机 构内活动。我们尤其应该与后者建立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的活动严格遵循美国法律，那 是根本没有危险的。但胡适博士[前任驻美大使]反对与立法机构保持接触。他的意见是不 对头的。　　　　　　5.毛的一边倒政策和艾奇逊寻求遏制的办法 当国务院官员们正在完成政府对华政策的辩护文章的汇编时，当参议员们正在讨论巴特沃思的任命时，毛泽东在 1949 年 7 月 1 日作了历史性的外交政策声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宣布中国必须“联合苏联，联 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为了毫不含糊 他说明他的立场，并估计到可能会有人反对加入一个阵营反对另一阵营的做 法，他写道：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 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 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
幻想。不仅在中国，即是在全世界也绝无例外，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 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毛是故意地要刺激人。因为一方面，他认为刺激与否在革命派和“反动 派”的关系上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一个旗帜鲜明和刺激性的立场声明， 才适合他的划清革命派和“反动派”的界限，与“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 威风”的目的。接着他就阐明他的一边倒政策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方面：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 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毛不相信美英政府会援助“人民的国家”。假设他们肯同中国 做生意并借钱给中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而不是 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声明进一步澄清了 4 月 3 日中共及中国各 小党派领袖们的一项宣言中所突现出来的基本假设。在这个宣言中他们抨击 了北大西洋公约，并强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跟“我们的盟邦苏联”并肩前 进的意愿。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同对美敌意相结合促使毛跟中国传统的以夷制 夷政策彻底决裂。毛的声明并不能使国务院在执行撤退方案时更加轻快。在载有陈纳德一篇鼓吹以援助保存部分中国的方案的文章中，《生活》杂志编辑在正文前加 上一条按语说，毛的文章“粉碎了一个又一个美国人的幻想——幻想中国共 产党是‘不一样’的”。毛的声明显然对官方的想法有清醒的作用。与 1949 年头四个月不同，很少有报导说国务院官员们期待在中国的早期会出现铁托主义。[202]7 月 18 日，艾奇逊给菲利普·耶塞普先生一份绝密备忘录，其中提出了在亚洲遏制 共产主义的政策，并指示耶塞普草拟为达此目的的可能行动方案。艾奇逊告 诉耶塞普，他要“绝对弄清：我们尚未失去力所能及的、达到在亚洲遏制极 权共产主义扩张的目的的机会”。8 月，国务卿艾奇逊聘请科尔盖特大学校 长埃弗雷特·凯斯先生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任会长雷蒙德·福斯迪克先生任 国务卿顾问，并与耶塞普一道工作以寻求具体的行动方案。一个被摒弃的抉择就是成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的太平洋公约。艾奇逊憎恶被拉进东南亚国家自身间的争端和他们与欧洲列强间的争端里去。他对美 国资源和能力的限度心中有数。再有。从潜力上讲，作为南亚最大的非共产 主义国家印度，也憎恶参加任何集团，它的政府认为一切关于太平洋公约的 讨论都不成熟。日本处于被占领状态。其他亚洲国家对共同事业所能作的贡 献甚微。在亚洲最积极鼓吹反共同盟的不是别人，正好是蒋委员长。对他， 美国正在寻求摆脱的办法。7 月 5 日，蒋委员长在接见一个美国记者时说： “不论我是否担任政治职务，我不能放弃领导革命的责任。”在他的提示下， 国民党在 7 月份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蒋任主席，李代总统为两个 副主席之一。这一新机构使具有国民党领袖资格的蒋氏又多了一个控制军政 事务的工具。甚至事先不通知李代总统，蒋委员长于 7 月 10 日飞往菲律宾拜 访季里诺总统。这两位亚洲领导人宣告了他们将发请柬、邀请参加讨论反共 同盟会议的意图。回广州后，蒋告诉美国大使说：他不得不首先发起组织反 共同盟，因为美国拒绝在远东事务上担任积极的领导工作。8 月间，蒋访问南韩；8 月 8 日，蒋与李承晚总统敦促季里诺总统采取步骤召开这一会议。 此时，美国军队已完成从南韩的撤退有一个多月了。而在此前的 3 月间，麦 克阿瑟将军接见记者时划了一道将南韩遗留在外的美国防线。
6.白皮书 当蒋委员长正飞往南韩推行他的洋洋大观的反共同盟计划的时候，国务院在 8 月 5 日发布了对华白皮书，将对付共产党革命的战略上的失败，归咎于蒋政权的基本弱点。公布该文件是相信——正如艾奇逊后来所说：“灾难 已经压垮了国民党政府。”白皮书代表了一个企图，即企图在美国舆论面前 证明自珍珠港事变以来政府政策的合理性。[203]艾奇逊传送的信清楚地暴露 出美国政策的传统样式已将美国引入何种困境。艾奇逊不得不承认：通过大 规模武装干涉来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回顾起来，似乎是令人神往的”； 但是这“在事实上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同意在 1945 年或以后让我国军队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艾奇逊的信也承认：帮助中国 人民抗拒外国统治的传统政策未能达到它的目的。艾奇逊解释说：“这一次， 这种外国统治却被巨大的社会运动的假面具笼罩着。这一运动在许多中国人 看来，显然是完全土生土长的和本民族的。”美国唯一的抉择就是：“站在 一个失去自己军队和自己人民的信任的政府一边，进行全面的干涉。”但干 涉“将被中国广大人民所憎恨，并截然相反地改变我国历来的政策，并将受 到美国人民的斥责”。艾奇逊作结论说：
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 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 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　　艾奇逊认识到不可能发展中国式的铁托主义。似乎是回答毛所高谈阔论 地宣告其“一边倒”政策，艾奇逊声称：“中共领袖们早已强调过继承中国 传统，但他们又公开地宣布他们对一个外国强国俄罗斯的屈从。俄罗斯在近50 年来、不论是在沙皇或是共产党人的统治下，一直在楔而不舍地努力扩展其对远东的统治。”与他 7 月 18 日给耶塞普的备忘录中陈述的遏制政策相呼 应，艾奇逊警告说：“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屈从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 井企图对中国的邻国进行侵略，我国及联合国其他各国将面临一种违反联合 国宪章原则，与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形势”。至于对遥远的将来，艾奇逊 寄希望于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 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艾奇逊提出，美国应当“鼓励中国目前和将来 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　　如果艾奇逊指望白皮书能使他的批评者们缄口不言并赢得公众的舆论， 他很快就失望了。就在它发表之日，参议员诺兰及众议员贾特都在国会的议 席上作简短发言，断言白皮书及书中转载的文件证实了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批 评。两天后，赫尔利将军发表一项声明，将白皮书称为“国务院内亲共派人 物的圆滑的托词；这些人策划了推翻我国盟友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的事变， 并协助共产党人征服中国”。8 月 19 日，贾特攻击说，国务院遗漏了十六个 文件和事实，这些文件和事实能进一步地支持批评者的指责。参议员布里奇　　斯、诺兰、麦卡伦及惠里发表一份长篇备忘录，猛烈攻击白皮书是“对一厢 情愿的、无所作为的政策的 1054 页的遮掩粉饰。这种政策的唯一成就是使亚 洲陷入被苏联征服的危险之中”；这时攻击达到了最高潮，攻击是如此地猛 烈，国务卿艾奇逊不得不发表一项声明，来回答贾特特别指责的十六项遗漏 问题。　　那些反对中国帮寻求积极政策的人也批评白皮书，但却从截然相反的理 由出发。沃尔特·李普曼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拒绝接受“艾奇逊的我国对华 政策基本正确及结局超出我国的控制的能力的说法。”他要求知道“蒋反对 美国政策的原因及补救办法。”他要求调查这一惨败，他希望这种调查能够 “用制定政策的政治家的风度来进行，而不要用律师为他的当事人寻求判决 的方式来进行。”按他的看法，白皮书“甚至没有把根本问题提出来，更不 用说回答那些问题了”。　　在中国，白皮书成了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的可资利用的材料。共产党的官 方报纸《人民日报》在 8 月 18 日抨击说，白皮书提供了赫尔利将军用支持蒋 介石的办法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定性的证据，暴露了马歇尔将军在调解中对 国民党的偏袒，及揭穿了司徒大使企图在国民党内外建立亲美分子势力的政 治阴谋。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五篇文章中，毛利用白皮书来强化他对美 国政府的攻击，来发动一场破除中国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幻想”的运动， 并把他们争取到他的事业那边来。毛把白皮书的特点概括成一本反革命的 书，它公开证明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断言，如果是老奸巨滑的英 帝国主义，是不会发表这类文件的，但是，
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 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 辩论究竟那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在暴露许多用过的“法宝”中，白皮书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按 毛的说法，艾奇逊把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 国人所抱有的、对美国的仁义道德的幻想一扫而空。毛宣称：“特别是对那 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至于对美国未来的政策，毛认真对待艾奇逊的虔诚的宣言：“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大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 他认为：那表示寄希望于“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的美国，还是要捣乱的。 他宣称：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 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 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与此相反，“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被说 成是人民的逻辑。毛嘱咐“先进的人们”有责任去阻止中间阶层和动摇犹豫 的人们被帝国主义拉过去，告诉那些被蒙骗的人们丢掉对美国的幻想。当这 些人都被争取过来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 “无所施其伎”了。毛说让“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中国共产党　　十年八年，那时“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即使现在，“美帝国主义” 和国民党反动派还是被打败了。毛断言：“是我们正在向他们进攻，而不是 他们进攻我们。他们不久就要完蛋了。”　　　　　　　　7.对“中国一般地区”的军事援助 中国帮催促对中国实行军援并未因白皮书的发表而停止。它再一次企图用政府的欧洲方案作楔子，以便插入其中国方案。在国会审议实施北大西洋公约与援助希腊、土耳其、伊朗、南韩及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时，在参众两 院的国民党政府的友人们提议通过修正案以便批准给中国军援。与马歇尔在1947 至 1948 年肯向中国帮让步相反，政府在国会内的支持者对中国帮的要 求作出了初步的强烈有效的抗拒。在众议院内，批准给中国军援的两项修正 案及一项单独提案均未能通过。在参议院内，诺兰提出一项批准给予 1.25 亿美元军援及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顾问团的修正案。但对外关系及武装部队 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却通过了康纳利提的修正案，它在表决时按党派路线俨 然分成两派。这个修正案批准.给 0.75 亿美元作为总统应付紧急意外事变的 基金，可以用或不用到中国及远东的任何地区，无需向国会报告其详细开支 情况。即使迟缓到现在这种地步，中国帮仍然表示出它可以而且能够危及政府的欧洲方案，除非它得到在援华问题上的某种让步。在众议院内，它在中国 问题上的失败使它的某些成员有了更多的动机来支持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 詹姆斯·P·理查兹提出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将把政府要求的对北约国家的 军援 11 亿美元减掉一半，其目的是促使他们在国防上也做出一体化的安排。 由于沃立斯和贾特的强烈支持，理查兹修正案以 209 票对 151 票在众议院得 到通过。在参议院，中国帮的某些成员用支持委员会联席会议内的佐治亚洲 参议员沃尔特·F·乔治提出的从要求的欧洲军援基金中减掉 3 亿美元的修正 案的办法，来发泄他们的不快。乔治的提案以 10 票对 13 票的微弱差额未获通过。　　再一次有必要跟中国帮妥协。参议院通过了范登堡提出的建议，使 0.75 亿美元可以用于“中国一般地区”。在委员会的讨论会上，众议院对给北约 国家的批准数的减半被恢复原数，参议院提出的向“中国一般地区”提供 0.75 亿美元援助的条款获得通过。在众议院内，沃立斯和贾特都改变了他们原先 的立场并支持批准政府要求的数额。这个法案于 9 月 28 日在国会通过。四星 期后，几乎全数都可以拨款。于是，在国外看来，美国似乎是被一项新军援 方案跟国民党捆绑在一起了。但实际上，中国帮只不过得到空有其表的胜利。12 月底，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政府的观点，并拒绝了参谋长 联席会议提出的在 1948 年的 1.25 亿美元拨款之外，追加给福摩萨某些军援 的建议。0.75 亿美元的对“中国一般地区”的军援完全被用于福摩萨以外的 其他地区。采取这个方案并不能增加美国的威望，它不能阻止共产党人在中 国的进军。　　　　　　　　　　8.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 按一般人的逻辑，人们期望在国务院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方案的后面，会　　　　　　　　　　跟上承认中共是中国的统治权威的政策。举一个例子，耶塞普就认为：一般 的原则是，不承认政策是与事无补的。然而，跟 1949 年秋冬一般人的印象相 反，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还没有决定早日承认共产主义中国。这是衡量美国面 临的困境的一个尺度：当她的官员们正急于要割断跟国民党政府的残余纽带 时，他们也认为：尽早寻求与中共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行不通的和不明智 的。它看起来行不通，主要是由于国内的政治理由；看起来不明智，按文件 记录及官员们后来强调的说法，是为了从美国的威望及当前利益的观点出 发。　　在 4 月 24 日中共占领南京后的几天内，就提出了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 的问题。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以便给共产党人以“讨论跟美国的关系问题 的机会”，他也受到曾在马歇尔使华期间活跃在三人调处执行总部的一位共 方官员黄华的非正式访问。在非正式谈话中，黄不久就提出了关于承认的问 题。司徒回答：只有在产生了被中国人民接受的并能按照国际准则保持与其 他国家关系的新政府后，才能考虑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国务院期待在 10月 10 日成立共产党的中央政府。5 月 6 日，它采取步骤来说服在远东有利益 关系的、非共产主义的、主要的大国政府：“（1）开创任何导向承认的行动 及由官员们发表声明表露对中共探求承认的欢迎，都会有种种不利；（2）有 关西方各大国对此问题采取共同立场是有必要的。”达成的非正式协议说， 各非共产主义大国在采取行动前将事先互相磋商并互相通知。但澳大利亚政 府表示其观点说，一旦成立了共产党的中央政府，应该在尽早的时刻给予承 认。印度政府正在考虑承认事实上的“在华北成立的共产党政府”。.445.　　国务院企图阻拦其他大国及早给予承认的举动，必须根据下列事实来理 解，即：4 月 14 日国会刚刚在关于欧洲复兴方案的法案中加上一项条款，把 尚未动用的给国民党政府的 0.54 亿美元的经援基金的期满之日延长到 1950年 2 月。国务院如有任何表示愿意早日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迹象，将显然会蔑视国会的意旨。当共产党人在 6 月 15 日召集各反国民党的党派会议，筹备召 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准备成立共产党人控制下的“联合”政府时，关于 承认的事就此停顿下来。6 月 24 日，在范登堡参议员与康纳利参议员为批准巴特沃思的任职问题而爆发的争论中，范登堡参议员表示，希望在未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进 行初步的彻底的接触与探讨之前，不要考虑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就在同 一天，诺兰参议员发表了一封由 16 名共和党及 6 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给杜 鲁门总统的信，要求总统明确表示：现在不考虑承认共产主义势力。国务卿 艾奇逊注意到国会的情绪，就在 7 月 1 日致函康纳利参议员，保证当轮到决 定这个问题时，会跟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磋商。　　8 月 2 日，即公布白皮书的前三天，司徒雷登大使离开南京返美，把在 广州的大使馆留交公使级参赞刘易斯·克拉克负责。8 月 14 日宣布：美国意 欲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关系。在外交战线上，国务院继续与各国政府交换意见。 在华盛顿召开的美英法外长会议上，国务卿艾奇逊于 9 月 13 日再一次跟贝文 先生会谈，敦促他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并再一次表示承认共产党中国是不 明智的。贝文向艾奇逊表示，英国政府不能拖延对共产党政权的承认。10 月1 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要求承认。第二天，苏 联就给予承认。苏联的各卫星国很快都跟上苏联。10 月 3 日，国务院的发言人声明：美国政府未与国会磋商前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他指出：中国 要求承认的通告中未包括该政权准备履行其国际义务的保证。　　在 10 月 6、7、8 日的颇不平常的圆桌会议上，承认共产党政府的问题， 构成了最重要的讨论题目。这个会议由国务院召集，有 24 名对中国感兴趣的 著名学者和企业家参加。据引用一个无偏见的参加者的话：有“非常普遍的 认识，即需要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而且要相当快地承认它。”哈罗德·斯 塔森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他要求至少要延迟两年，他确信共产党人没有能 力巩固他们的控制。一个参加者作出下列值得注意的评语，这种评语也许能 部分他说明国务院犹豫不决的原因：
坐在这问屋里争论着和倾听着，我认为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将要承认中回的共 产党政府的心情。但近几天来，马歇尔将军却在我耳边窃窃私语说：我们现在谈论的许多 东西，都是不能马上使美国公众接受的，也是国会所不能接受的??。我认为步骤将是瞧 着和等着。　　在这种背景下，国务卿艾奇逊在 10 月 12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适 用于承认新政府的三项主要条件：（1）它控制它自称控制的那个国家；（2） 它承认它的国际义务；和（3）它的统治得到被统治的人民的默许。如果说能 指望共产党政府很快满足第 1、3 两项条件；可是却没有证据证明，它能在短 期内符合第 2 项标准。早在 1947 年 2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宣布 过：它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内战期间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和外债统统 无效。1947 年 10 月 10 日，在一项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重申了这一点。废除这 些条约和协定是毛的跟国民党政府和平解决的八项条件之一。国务卿艾奇逊 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加之，毛采取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政策。在 1949 年 3 月，他向干部们指示说：在进入大城市以后，他们首先采取 的步骤是不承认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 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控制对外贸易和改革海关制度。他对西方的仇恨 和怀疑及对国际事务的不了解，引导他对承认问题抱一种离奇的观点。他甚 至认为，在完全战胜国民党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该也不需要急于取 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他分析说：“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 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而且“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 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贯彻毛的政 策，中国共产党人用各种方式折磨美国人。7 月间，副领事威廉·B·奥利夫 在上海被警察逮捕并殴打。8 月 17 日，美国政府宣布，正在撤出受到逼近的 共军威胁的广州市的大使馆、领事馆全体人员。10 月 24 日，美国驻沈阳总 领事安格斯·沃德及全体领事人员被软禁了将近一年以后，沃德及四名人员 又被监禁了一个月。最后这一行为被美国政府看成是“完全违背公认的关于 对待领事人员的国际礼节和国际行为的准则。”沃德被释放后和全体人员被 驱逐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显然是要用对待美国官员和公民的办法，作为一种 证明他们有能力向美国势力挑战并打击美国威望的手段。共和党参议员们在 共产党人的行为中，找到了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额外论点。美国对共产党政 府的承认，不得不等待中共在国际行为上有所改变，等待国内有比较宁静的 气氛。　　在 11、12 两月，美英政府交换了好几次意见。美国的立场是继续认为： 在考虑承认以前，共产党人必须在国际行为上达到某种标准，非共产主义国 家应该有个共同立场。但大不列颠在中国的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及香港的易受 伤害性、促使英国政府倾向于及早承认。更重要的是，印度急于跟她的共产 主义邻邦建立友好关系，这也逼使英国政府采取这个立场。12 月 16 日，贝 文先生告诉国务卿艾奇逊说，内阁决定在 1 月上旬给予承认。在回答中，艾 奇逊对英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说他对他前已表示过的意见，没有新的补充。 康纳利参议员追随国务院的观点，在 12 月 29 日宣布：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未 能绝对尊重国际法、包括保护好外侨以前，他反对承认它。这样，就没有理 由攻击国务院，说它实际上告诉英国政府只管前去承认共产党中国，并给英 国一个印象，似乎美国也会很快跟上去。12 月 30 日，印度给予中国共产党 政府以正式承认。巴基斯坦于 1 月 5 日采取了同样行动。1950 年 1 月 5 日， 英国政府撤回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次日就给予共产党政权以法律上的承 认。在 1 月 6 日到 1 月 18 日，挪威、锡兰、丹麦、以色列、阿富汗、芬兰、 瑞典、瑞士很快地相继承认北京。1 月 10 日，国务卿艾奇逊通知正在开内部 会议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国务院与其他各国政府交换意见及磋商 时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他没有表示美国政府快要承认共产党中国。1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政权夺占了美国政府在北京的财产。这项产业系按 1943 年中美条约的规定由陆战队用的军营改成的领事馆院落。在抗议中， 国务院履行其先前的警告，立即从共产主义中国召回全部美国官员，并关闭 一切美国官方机构。1 月 14 日，诺兰参议员宣称，共产党夺占美国在北京的 财产一事，突出他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并提议”对此政策负责的人向 总统提出辞呈”。布里奇斯参议员断言：“如果我们的负责官员不改换我们 的政策，那就到了改换我们的官员的时候了。”报纸把这些及其他声明解释 成要求国务卿艾奇逊辞职。国会的意见是，现在可以认为美国对中共政权的 承认是办不到的事。国务卿艾奇逊在 1 月 18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夺占领事 馆财产一事，使人们得出明确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不要美国承认。美国政府 实际上是远离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而不是更接近它。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清，只要美国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仍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经济援助，政府承认共产党政权就是个行不通的步骤。当国务院企图 按国内政治条件许可的速度尽快摆脱国民党政府时，它也试图劝阻其他各国 政府不要给予承认，以便使美国不致陷入孤立，以便能保持非共产主义国家 的统一战线。再有，国务院似乎真在关心中共对其国际义务的态度，并关心 他们如何一律对待外侨、外交人员及公民。考虑到这一切，国务院的立场就 非常好理解，就不像乍一看来那样奇特了。[204]　　国务院除掉尽可能避免进一步卷入内战，并对中国局势发展听其自然以 外，只剩下极少的事可做。中共军队的迅速向前推进似乎表明，国民党政府 的崩溃已指日可待。8 月 4 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将军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 将军叛变倒向共产党，并交出了湘北地区。蒋委员长与李代总统之间的继续 不和，使制定保卫广东省的计划成为不可能的事。10 月 13 日，国民党政府 撤出广州并迁都重庆。次日，共军即进入广州。三天后，共产党的部队攻占 福摩萨海峡对岸的港口厦门。11 月 20 日，李代总统，一个被彻底打败了的 人，飞往香港，接着不久去美国就医。12 月 8 日，国民党政府将首都迁往福 摩萨的台北市。重庆于 12 月 30 日丢失，到年底时，实际上全部大陆都落入　　共产党人之手。只有中国西南部分地区加西藏尚未被征服。3 月 1 日，蒋委 员长在福摩萨恢复总统职务。
9.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控告苏联 在为生存的誓死斗争中，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走了一步棋，这步棋给国务院带来了新问题。这就是 1949 年 9 月 28 日，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对苏联提出控告，控告苏联违背 1945 年 8 月的中苏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 原则。国民党政府是在离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0 月 1 日之前 只有三天时，作出这一行动的。显然，这是为了诬蔑新政权是苏联干涉的不 合法产物而采取的步骤，并因此而掀起不利于各国和联合国承认中国共产党 政府的舆论。[205]蒋廷黻博士在 1949 年 11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政治与安全 委员会上作长篇发言后，作结论表示其希望说：（1）联合国大会要发表声明， 判定苏联阻挠了国民党政府在满洲建立政权的努力，并给予中共以军事经济 援助；（2）联合国大会承认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事业是全世界各族 人民的共同事业；（3）联合国大会劝告所有成员国停止和制止进一步给予中 共以军事经济援助的行为；（4）任何成员国都不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外 交关系。”随后，中国代表团就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把这些希望写成文字，略加润色，作为联合国大会的裁决和建议。蒋博士解释说，在中国的决议草案中 的囚项有法律效力的词句中，建议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一款乃是“最重要 的”。同时，共产主义集团也没有闲着。11 月 18 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莱伊收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一则电报，要求“为了遵照中国人民的意愿”，立 即剥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继续代表中国人民的一切权利”。中共 的这一要求给苏联代表团提供了反驳国民党控告的依据。11 月 15 日，维辛 斯基先生在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上宣称：国民党的控诉“是不合适的，因为它 是被前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而“他的代表团将不参加对该问题的考虑”。 他的立场得到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及捷克的代表的支持。在裁定南斯拉 夫代表提出的程序要点时，委员会主席加拿大的莱斯特·B·皮尔逊先生维护 了国民党代表团代表中国的权利，直到它被联合国大会的有关机构及大会本 身成功地反对掉为止。中国决议草案给联合国的若干成员国带来难题。这些国家大都并不同情苏联的举动。但采取中国的建议将限制他们承认共产党政府的行动自由，并 进而阻断了一般被认为是使远东形势正常化的必要步骤。[206]美国、澳大利 亚、墨西哥、巴基斯坦及菲律宾倡议的，由菲利普·耶塞普提出的一项联合 决议草案，使他们有了一条从困境解脱的出路。这一联合决议草案删掉了任 何有关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删掉了抨击苏联的问题。它只是号召一切国 家在与中国的交往中遵守一定的总的原则，例如，尊重她的政治独立，尊重 现存的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制止在中国领土内寻求势力范围或外国控制的地 区。几乎无疑的是，面对中国决议草案与五国提案两个抉择，大部分国家会 愿意支持后者。面临着失败，蒋博士在 12 月 2 日圆滑地请求把表决日期推迟到 12 月 5 日。12 月 5 日，古巴、厄瓜多尔和秘鲁用提出一项新联合决议的办法拯救了蒋，该决议把国民党的控诉提交联大临时委员会。这就使蒋能够声明：如果 采用了三国提案，就不需要表决中国决议草案。该草案将自动地被交给临时 委员会。实际上，他撤回了他的决议草案，只准备在临时委员会再重新提出。 三国提案，其中包括一项乌拉圭代表团提出的为了加强它的修正案，以 23 票对 19 票在政治与安全委员会通过，其中美国投了反对票。由于三国提案在 性质上是程序性的，它跟美国提出的五国提案没有什么不一致，所以后者以47 票对 5 票、另 5 票弃权也被通过了。委员会的这些决议在 12 月 8 日被联 大批准。在辩论中，美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菲利普·那塞普对苏联帝国主 义的攻击是毫不留情的，但却抑制住不抨击中国共产党。无疑地，美国对这 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在态度上的差别，最初是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是苏联而 不是中共才是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指控的一方。但看来似乎是，国务院此 时已企图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打入楔子，用以煽起中国人反对苏联帝国 主义威胁的民族主义感情。这一企图也反映在 1950 年 1 月的几个美国官方声 明中。1950 年 2 月 7 日，临时委员会着手处理中国的控诉问题，但未采取任 何行动。　　　　　　　　　10.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与美国承认北京的问题紧密相连。国务院对这个问题采取的行动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共产党人 1 月 14 日夺取美国财产及2 月 14 日宣布缔结中苏同盟以后，它对共产党政权采取了强硬起来的姿态。 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在 1 月 8 日发给联合国及在安理会有代表的几国政府一则 电报，宣布“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残余”的代表在安理会的存在是不合法的， 并要求开除他时，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就成熟冒头了。两天后，苏联 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先生要求驱逐中国代表蒋廷黻博士。此时，美国并不是不妥协地反对接纳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讨论中，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格劳斯先生声言：美国政府将投票反对马立克提出的决议草 案。但他在以后的发言中阐明：美国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 性的，他反对苏联的动议不能被看成是行使否决权。他声明：“当这个问题 得到七个理事国的赞成票时，”他的政府将“接受安理会的决定”。法国代 表团也持同样立场。1 月 13 日，苏联决议草案以 6 票对 3 票被否决，联合王 国及挪威弃权。于是，马立克声明：只要“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未被逐出安 理会，苏联代表团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他并用宣布“不承认安理会在国 民党集团的参与下通过的一切决议的合法性，并不受这类决议的约束”的办 法，来作他的声明的后盾。他的退出开创了苏联对联合国的抵制，这种抵制 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以后。　　苏联从安理会驱逐国民党代表的这一不成熟的和拙劣的企图，或者是严 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或是就是使共产主义中国孤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一种 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此时安理会的 11 个理事国中，有 5 个已经承认了中国 共产党政府——即苏联、印度、南斯拉夫、大不列颠和挪威。一般期待法国 和埃及很快就要给予承认。如果苏联代表团再稍等一些时候，如果中国共产 党随后未采取引起法国反感的行动，和未加剧已受伤害的美国的感情，共产 主义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事是不会被推迟的。[207]相反，许多观察家们都感 到，苏联政府似乎是故意企求失败。[208]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一系列减少他　　们被接纳机会的行动。前已述及，1 月 14 日他们夺取了美国在北京的领事馆 院落。1 月 19 日，北京广播电台宣布：中国共产党政权决定给予胡志明的越 盟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认。在这件事上，北京甚至走在莫斯科的前头。这一行 动对法国政策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乔治·皮杜尔总理跟特里格夫·莱 伊后来所说的：“法国已准备承认新政权，但当毛和苏联承认了胡志明时， 我方的承认就变成不可能的事了”。同样地，外交部长罗伯·舒曼也向莱伊 透露：“如果不是因为北京对印支的共产党人的支持，法国早就会投票使中 共得到席位。”　　苏联的抵制制造了联合国从未面临过的最严重的危机。莱伊秘书长担心 苏联的行动可能是成立一个由苏联集团组成的对抗性组织的第一步。他还感 到，已从大陆驱逐出去的国民党政府，再也不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因此， 他采取步骤以打破僵局。在 1 月 21 日跟国务卿艾奇逊的晤谈中，莱伊询问艾 奇逊，美国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事是否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加以考虑。艾奇 逊的答复表示了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态度的强硬化。他说，北京政权几乎 全然不知道，它在作些什么或它的行动有哪些国际反响。回忆起最近的夺占 美国财产一事，艾奇逊坚定地宣布：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会承认北京， 并反对在联合国给共产党政权以席位。在此次跟艾奇逊的晤谈后，莱伊决定在安理会内劝说另外两个理事国投北京的票，以便获得必需的七票多数。但是，莱伊的计划又遇到障碍。在 1月 13 日马立克的退出，和 1 月 14 日北京夺占美国、法国、和荷兰的财产， 及毛在 1 月 19 日承认越盟政府以后，趋向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浪潮发生突 然的停顿。自从在年底缅甸和印度对北京给予外交上的承认以来，这个浪潮 曾愈涨愈高。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法国、埃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 西兰、南非及墨西哥——本来可以期待所有这些国家不久就要给予承认—— 都抑制了他们的行动。在 1 月 17 日瑞士给予承认以后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以 前，荷兰与印度尼西亚是承认北京的仅有的两国。趋向承认的浪潮的突然中 断，意味着北京不会很快被接纳入联合国，意味着苏联的抵制是不受时间限 制的，除非各国政府在政策上对在先加承认的基础上投赞成北京的票所要求 的条件有所改变。于是，联合国内的僵局，只有用割断个别政府的承认问题 及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两者问的联系的办法，才能打破。在莱伊秘书长的要求下，秘书处法律科在 2 月上旬准备了一份关于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学方面的备忘录。根据联合国和国际联盟的事实、实 践和裁判的先例，备忘录作结论说：
由于对一个政府或国家的承认问题是个别的行为，而承认成员国资格或在组织[即联 合国]内的代表权的接纳问题则是集体的行为；为后者定下条件，即在集体接纳之前必须先 有个别的承认，在法学上看来似乎是不能成立的。　　它断言，各成员国已用不断的实践明确表示：“成员国能合乎体统地投 票，赞成接纳一个它未承认的或跟它没有外交关系的政府的代表，”而且“投 这样的票并不意味着承认，不意味着准备建立外交关系。”正如莱伊秘书长 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明确地表示的：他希望在这一推理的基础上，法国、埃及、 厄瓜多尔和古巴——未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安理会的理事国——当仍在不 给予承认的时候，可以投赞成北京政府在安理会有代表权的票。但莱伊的计　　划又被另一形势发展打乱了。2 月 14 日，宣布缔结中苏同盟条约。国务院现 在对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施加压力，这个国家根据莱伊备忘录的精神，本来 打算支持中共在安理会的席位的。而法国和埃及则都没有准备改变他们的立 场的迹象。　　在新闻界知道了莱伊的机密备忘录后，莱伊在 3 月 8 日公布了它。在它 被公布后，欧内斯特·格劳斯先生宣布：美国政府继续坚持原先的立场，即 反对接纳北京，但将接受多数决定。与 1 月间的形势迥异，现在国务院充分 认识到暂时不会有赞成接纳北京的多数，并真的采取步骤来保证不会有多 数。足以使人诧异的是，持有最心平气和的观点的人乃是美国的知名人士约 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担任国务卿时，对共产 主义中国采取了不妥协的政策。在 4 月 18 日出版的一本书中，杜勒斯写道： “如果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政府有能力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反抗下治理中 国，那么，它也应该被接纳入联合国。”他赞成普遍性的原则，并建议来个 一揽子买卖，把成员国资格给予被苏联否决掉的五国及被西方国家反对的三 个卫星国。他写道：“我们应该愿意所有国家都成为成员国，不要试图严格 地区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这在实质上是与特里格夫·莱 伊持同样立场。莱伊的备忘录及国务院公布的立场，大大地惊动了国会内的蒋的支持者们。不能领会国务院行动的微妙性的参议员诺兰在 3 月 10 日参议院的一次讲 话中警告国务院说：参议员们对接纳北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都深感关注，并 要求美国否定特里格夫·莱伊的活动。5 月 2 日，35 名参议员写信给杜鲁门 总统，敦促他明确表示美国现在无意承认共产党政权，并将积极反对苏联企 图剥夺国民党代表席位和给予中共代表以联合国成员国资格的行动。对这一 要求，杜鲁门总统给了一个友好的、但不承担责任的答复。美国立场保持不 变，正如国务卿艾奇逊在 5 月 31 日国会听取他欧洲之行的报告的一次非正式 会议上所宣布的那样。　　　　　　　　　　　11.关于福摩萨的问题 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这个时期的决定性问题是是否用武力手段保卫福摩萨。如果失掉福摩萨，关于承认共产党政权及批准给它联合国成员国资格的问题，就自动失去了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用她自己的武力或用 军援承担保卫国民党的最后据点的责任，她就不能承认北京或让它无阻抗地 进入联合国，除非跟中共在远东有全面的政治解决。正如上一章中所提到， 国务院在 1948 年 10 月摒弃了使用美国武力保卫福摩萨的办法。1949 年 8 月4 日，国务卿艾奇逊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送去一份备忘录，声明福 摩萨的失陷看来是非常可能的，是不能只靠政治经济手段来防止的。8 月 16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了他们先前的观点，即阻止福摩萨落入共军手中的 “公开的”美国军事行动是不适宜的。在 8 月 26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计划与 作战副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向公众事务助理国务卿乔治·V·阿伦提议，请后者 考虑采取“报导措施”，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福摩萨失陷对倾向西方的国家、 特别是那些远东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不良影响”。9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 劝告国防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说：按他们的见解、美国甚至不应该派军事 使团为查证事实的目的而去福摩萨。据约翰逊追溯记载，他感到联席参谋长们的建议是在政治压力下作出，并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的。 但很快就出现了共和党人的采取强硬措施以保卫福摩萨的要求。10 月下旬，新泽西州参议员 H·亚历山大·史密斯从远东返回。11 月 4 日，他写信 给国务卿艾奇逊，吁请美国应该“绝不允许”福摩萨落入中共之手。为达此 目的，史密斯提出下列建议：如果美国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福摩萨在技术 上仍是日本的一部分，美国可以在通知联合国将它变成托管地的情况下，以 日本的占领国的资格占领福摩萨。这位共和党参议员断言：“如果这样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进攻福摩萨，他们将面临进攻美国的责任。”史密斯在 11 月 29 日向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中，最积极地陈述了这些观点。在 12月 1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了他的论点，并暗示说，麦克阿瑟将军支持 他的立场。　　12 月 8 日，国民党政府把首都迁到福摩萨。同一天，国家安全委员会讨 论了福摩萨局势。据报导说，美国政府排除了任何改变不用美国武力保卫福 摩萨的政策的可能性。然而，国防部长约翰逊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要考虑 政治问题，单纯从军事观点出发拟出一项建议来。参谋长联席会议转变了在 派调查使团赴福摩萨的问题上的原先立场，并提议派出使团。他们还提议在1948 年的 1.25 亿美元拨款之外，应追加某些军援给国民党。12 月 15 日，约 翰逊给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就包括这个提议。但国务院坚持其原先的立场， 并争论说，简直可以认为美国武力的插手也拯救不了该岛，而派出实地调查 使团只能进一步损坏美国的威望及美国在远东的地位。[209]12 月 27 日，约 翰逊从与杜鲁门总统的谈话中得悉——引用他自己的话：“我在福摩萨的战 斗中已经打输了??。人们告诉我??他不准备跟我争论那些军事上的考 虑，但基于政治理由，他要跟国务院决定此事。”12 月 23 日，国务院根据 魏德迈 8 月 26 日的提议，向国外各使团及美国之音和其他机关发出一份关于 福摩萨的“报导政策文件。”文件提议，一般都预料福摩萨要失陷，应采取 步骤来极度贬低福摩萨的重要性，并因而尽量减少美国威望的损失。12 月 29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认可国务院的观点。当国务院的提议被政府采用时，共和党人圈子里的要求积极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2 月 27 日，史密斯参议员再一次给艾奇逊写信，敦促政府立 即跟福摩萨的新任省主席吴国桢先生会谈，目的是为了安排美国对该岛的占 领。12 月 30 日，诺兰参议员跟史密斯参议员一样，也新近从远东返回，并 呼吁派遣军事使团赴福摩萨。同一天，塔夫脱参议员接见一家报纸的记者时 提议：即使有必要派美国海军去那边，也应保持福摩萨不落入中共之手。1月 2 日，诺兰参议员公布了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在 12 月 31 日为答复他要 求发表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而写给他的一封信。胡佛提议：美国应该在必要时 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海军的保护，保护其对福摩萨及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 列岛）的占有，可能还加上海南岛。塔夫脱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他对使用美 国海军阻止共产党攻占福摩萨的要求。这表明他赞同胡佛的提议。　　但是共和党人对采取这一严峻步骤的可取性问题，在态度上一点也不一 致。范登堡参议员拒不评论胡佛——塔夫脱建议。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参 议员严重怀疑沿福摩萨海峡划一道防线来对付共产主义扩张的办法的明智 性。即使贾特也不愿意走那么远：他只要求派美国军事顾问团到福摩萨。然 而，一件碰巧发生的事件却给诺兰参议员撑了腰。在公开胡佛的信的第二天， 国务院在福摩萨问题上的新闻报导的指导文件被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司令　　部泄露给报界。诺兰迅速地抓住这个机会，抨击国务院的极度贬低福摩萨在 战略上的重要性的行为。H·亚历山大·史密斯参议员立即支持诺兰对披露这 一秘密文件的要求。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外交事务委员会内的少数派首 席众议员查尔斯·伊顿挺身支持美国占领福摩萨的军事行动。　　1 月 4 日，艾奇逊采取主动跟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约定在 1 月 10 日开 会，来解释中国局势和政府的政策。但胡佛一塔夫脱建议已经引起各种猜测。 中国共产党人攻击说：美国跟国民党已达成一项占领福摩萨的谅解。在美国 人民的强烈的厌战心理的背景下，塔夫脱和胡佛用军事行动保卫福摩萨的提 议及诺兰在处理胡佛的信中所起的作用，使中国帮在政治上处于易受伤害的 地位。政府决定在未与国会磋商前就澄清它的政策。[210]杜鲁门总统来不及 等候艾奇逊跟对外关系委员会预约的开会日期，就在 1 月 5 日在白宫发表一 项声明，宣布：
美国政府现在无意在福摩萨谋取特殊权利或利益，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无意使用 武力来影响目前的形势。美国不打算采取一条导向卷入中国内部斗争的路线。同样，美国 政府不打算向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咨询。　　杜鲁门的声明强调这一事实，即 1943 年 12 月 1 日的开罗宣言规.定把福 摩萨归还中国，美国及其他盟国自日本投降后都接受中国在该岛履行职权的 事实。就这样，政府用明确的语言不仅拒绝了胡佛一塔夫脱的提议、史密斯 参议员的意见，而且还明确表示：它无意动用国会按范登堡参议员的折衷方 案于 1949 年 9 月批准给“中国一般地区”的 0.75 亿美元军援，向福摩萨提 供军火。可是，1.25 亿美元特别基金的未动用余额 900 万美元仍可由国民党 用来购买军需品，这没有被砍掉。总统声明意味着在 1.25 亿美元之外，不会 再给进一步的援助。总统声明中的“现在”一词，确实留下改变对福摩萨政 策的漏洞。艾奇逊 1 月 5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在我国军队在远东也 许遭到攻击的未必可能的不愉快事变中，美国必须保持为它自身的安全在任 何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完全自由。”杜鲁门的声明立即成为共和党人依据不同理由一致攻击的目标。1 月 5日，诺兰在参议院席位上发起攻击，集中火力批评不给福摩萨进一步提供军 援的政策。他呼吁在国务院的远东司来个人事大改组，委任麦克阿瑟将军为 美国远东政策的“协调人”，并援助福摩萨。他也呼吁动用国会拨给的 0.75 亿美元装运军火给福摩萨，而将援华法令下的 1.06 亿美元的未动用基金用于 经济援助。[211]塔夫脱断言：“拒绝动用我们的武力阻止共产主义在这次讨 论中的地区[即福摩萨]前进的任何想法，跟我们同意在欧洲制止共产主义的 做法大相径庭。”麦卡锡参议员把约翰·S·谢伟思形容成这样一个人，他“作 为国务院的代表，竟说亚洲唯一的希望是共产主义”，这一来他也加入了中 国政策的辩论。范登堡参议员向报界发出一项声明，对政府在“与国会的有 关委员会进行认真的商讨之前，就对福摩萨问题”宣布“结论”，表示了遗 憾。参议员 H·亚历山大·史密斯攻击政府不守信用，破坏了一般认为的政 府与国会的谅解，即未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磋商之前，在福摩萨问题上不采取 行动的谅解。　　但共和党人对总统声明的猛烈抨击却掩盖不了那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即 任何使中共不能得到福摩萨的企图都将承担严重的战争风险。胡佛、塔夫脱　　和史密斯提出的抉择，在公众中得不到什么支持。因此，在四天以后即 1 月9 日的参议院的辩论会上，当政府发言人发起反攻时，共和党参议员们都被 迫采取守势。在一份长篇发言中，史密斯参议员强调他的提议的性质的“主 流是和平性的和建设性的”。他把他提议的占领福摩萨的主张，跟使美国承 担责任“无限期地用军事方式支持国民党的事业”的政策划清界限。他解释 说：他用“占领”一词并不意味着“派美国军队到福摩萨，而只是在那里建 立由我们加国民党跟福摩萨人民之间的联合的政治权威和职权”。他干脆断 言：“我不认为有必要派一个兵到那里去。”最后这句话成为康纳利参议员在反驳中取笑的资料。康纳利问道：
如果我们不派一支军队到那里，我们怎么去占领它[福摩萨]？??我们总不能以到 那边去的两三个参议员来占领它，这些人听到第一声枪响就会钻进某处的一个散兵坑。（笑 声）　　康纳利使共和党参议员们清醒地面临两种抉择：或者接受政府的撒手政 策，或者甘冒战争的风险。他责问道：
参议院里有人愿意派军队到福摩萨去吗？胡佛先生要派海军到那里去。俄亥俄州的 参议员[塔夫脱先生]??要派海军到那里去。但他们在这个团体的席位上竟没有一个代言 人敢站出来告诉参议院和国家说：“我赞成派军队去福摩萨。”
他们要军队到那里去干什么？他们要占领它，他们要接管福摩萨。他们会说，“根 据我的公式，归根到底是我们要干预那个内战；我们甘冒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甘冒第三次 世界大战的风险——就为了福摩萨。”　　至于对“联合占领”的概念，康纳利评论说：“我们跟蒋介石搞联合占 领是不会走多远的。要不就是由他来经管全班人马，要不他就.461.不干。就 是这么一回事。”康纳利现在能把共和党对政府在华记录的批评，跟共和党 建议采取极端措施一事联系起来。他宣称：
我要知道这些参议员们是谁，我会不时地反复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谁想借着福摩萨， 特别是潜着恶毒攻击美国总统和国务院，把国家——虽然不是直接地而是有可能地——推 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康纳利的攻击如此地奏效，使诺兰感到有必要跟史密斯的占领福摩萨的 建议明确地划分界限，也跟胡佛的提议含蓄地切断联系。[212]但塔夫脱参议 员坚持了他的立场。在 1 月 11 日在参议院的讲话中，塔夫脱指出：美国海军 已经部署在福摩萨海峡，而如果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准许共产党人占据福摩 萨，就不会有共产党入侵的企图。塔夫脱解释说，这种行动方针无需使美国 承担为支持国民党政府而承担同中共进行持久战争的责任。他预见到成立福 摩萨共和国的可能性，并确信美国能迫使国民党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当关于福摩萨的辩论在美国日益热烈的时候，毛泽东于 12 月 16 日抵达 莫斯科，随后不久就跟斯大林进入秘密谈判。这两件事为国务卿艾奇逊所作 的，在他一生中最有光辉、也是最能引起争论的讲话之一提供了背景。他在1950 年 1 月 12 日在国家报刊俱乐部作了题为“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的演讲。艾奇逊特意地为美国在亚洲基本政策总框框下的、美国对 华的短期性和长期性政策下了定义。他指出：民族主义既作为摆脱外国控制 的自由的象征，又作为摆脱贫困的自由的象征，乃是亚洲的最强大的力量。 艾奇逊断言：美国的利益跟亚洲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从历史上看，美 国一直反对外国控制中国，并赞助一切亚洲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亚洲的 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有基本的对抗。因为“共产主义是苏联外交政策所 能设想的最微妙的工具，而它的确是俄国帝国主义的长矛的矛头??。”艾 奇逊显然在注视着莫斯科的谈判，他攻击说：
苏联正在把中国北方各省从中国肢解出去，并使它们附属于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 古已经完成。它在满洲也快接近于完成。而我确信在内蒙和新疆，一定有所谓非常可喜的 报告从苏联的代理人那里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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