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孟庙孟林海上孟府全集在线观看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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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  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  最近人们对山东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本期题目就叫“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吧!从现代科学来看,凡是形成宗教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儒学和儒家文化本来就是一些民间思想,但今天学界的一群人硬要把它宗教化,有些人硬想当教主。象蒋庆,就是这种人物,硬要把儒学弄成儒教,并且还要成为国教。还有陈明,都是同样气质的人。打着儒教的旗号在从事个人的勾当。看着这些人的表演真为儒家先人惋惜。所以, 要警惕那些自称儒家的人,不要让儒家让这些人糟蹋了。本期文集的题目我们定为“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因为只有在形成宗教形态时,才会发生冲突。 真正的儒家不会与基督教发生冲突的。在这个时候还是看看仲大军先生的文章吧,看看当代中国什么是真正的儒家传承。  据有关报道,曲阜的基督徒已经有1万多。《南风窗》的一名记者也说:“在曲阜采访中,我的感受是,在一般老百姓层面,基督教信仰的传播程度远大于儒学。”本人也接触过不少孔姓的山东牧师与信徒。其中一位孔牧师就是融基督信仰与儒家文化于一身。他把新约圣经当作是耶稣写给自己的一封封家书,而把整个教会也当作一个大家庭,他既注重信徒灵性成长的需要,也关心他们日常生活的供应,婚丧嫁娶这样的事都由教会安排,耕种收割也是信徒们互相扶助,甚至很多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也是由他们夫妇一手促成的。整个教会的确是其乐融融,宛若一家。在他家朱漆大门的匾额上,书写一行金色大字:归耶和华为圣。  有人说,在曲阜修建教堂,考验的是儒家的宽容;十教授的联名反对,被认为是文化强权和顽固的保守主义。确实,这个事件是对中国学者的宽容与自由的考验,但该接受考验的恰恰是那些基督徒和捍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将自己的教堂修建到孔庙的大门口,不懂得尊重他人(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他人”)的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人,谈什么宽容?打着文明对话的旗号,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妄谈自由,还有什么比这更象文化强权的?十教授从未否定过基督教的教义,也不曾蔑视基督徒的信仰,当然更没有主张把孔庙修到哪家教堂的门口。他们只是记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恭恭敬敬地请入侵者退避三舍。如果这也算作文化强权,那些基督徒的面目该算什么呢?   在讨论中,有人回忆起古代皇帝的胸襟,说今天的儒家学者还比不上古代帝王。这些人们应该记得,就在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陷入血腥的战争的时候,中国文化曾以怎样的胸襟接纳天主教信仰。康熙皇帝虽然并不知道西洋人好不容易才颁布的,主张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但他又是题诗,又是写对联,与传教士们切磋绘画,交流算学。就在法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的时候,天主教却在中国自由地发展着。世界上恐怕很少能有如此胸襟的帝王和如此宽容的文化了。但是,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却谕令禁止中国教徒拜孔子和祖先。康熙皇帝多次派使者与教皇商谈,请求撤销禁令;也数次接见教皇特使,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直到确信教皇已经不可能收回禁命,康熙才禁止传教。等到1939年,教皇取消了禁令,中西礼仪之争才宣告终结。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常识。   任何文明中的宗教自由,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宗教自由,绝不是允许对方有侮辱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自由;没有自信而强大的文明主体,怎么谈得上对话与自由?今天的基督徒,远远没有利玛窦的胸襟,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却超过了英诺森十世;今天的十教授,其耐心并不亚于康熙皇帝,而他们为中国文化所做的,却比康熙皇帝温和得多。   英诺森十世要做的,是不准信仰基督的部分中国人祭孔和祭祖;但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所做的,却是要以高大的教堂直逼儒家的圣地孔庙大殿。康熙皇帝在与教皇多次交涉未果之后,宣布不准天主教传教;但十教授所希望的,只是让中国的基督徒对孔子不要那么盛气凌人。康熙皇帝面对的,是对中国文化毫无知识的教皇,将祭孔祭祖宣布为异端;但今天的十教授面对的,却是自称孔子后裔的基督教牧师,号称代表基督教来和儒家对话了。   因此,有人还拿出了一个理由,说既然曲阜没有什么圣地的气氛了,既然连孔子的后裔都不愿守住这个传统了,为什么还要重视这块地方呢?基督徒以此为名,来破坏礼乐文明的象征,简直是趁火打劫的强盗行为,和当年的哈里发趁着犹太人不在耶路撒冷,修建两个清真寺一样。确实,儒家从来没有像犹太教那样宣称,只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真正的圣殿;儒家的真正中心也确实不在曲阜了。不过,曲阜三孔却和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象征意义,始终是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礼乐文明的标志。这些基督徒破坏的,不仅是曲阜,不仅是儒家,而且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基督徒的尊严与道德,是他们宣称的“文明对话”与“宗教自由”,这些可贵的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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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曲阜建教堂一事答记者问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韩星  2011,1,  杨记者:您好!谢谢您的书面采访。首先,就您给我的邮件中的一些观点略作订正。您说我的“《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一书也明确了秦汉时期,法家的底子,儒道不过为我所用的政治家心态。儒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底色。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无须拔高。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汉武帝掌权以及帝国的扩张,才使得乡野的儒家部分步入政治家朝堂。实际上还是被掌权者利用”。这里基本上是我在本书中表达的,但也显然加上了您自己的理解,所以理解多少有些偏颇。我在书中特别提到秦汉政治文化整合使儒家、法家思想的精神都有所遗失,这是因为先秦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秦汉以后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确立使这种自由有了限制,学术思想不能不发生变化。汉代儒家与先秦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针对现实,注重实践,有意识地进行思想的整合。在汉代儒者的努力下儒学从在野走上了政治舞台,这是其贡献;但同时遗失了儒家的许多真精神,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造成人们把儒家误解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帮凶等的根源。汉代儒家的问题是儒家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必然产生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儒家具有超越政治,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和理想追求。按照儒家自己的看法,儒家的理想秦汉以后由于诸多原因没有能够实现,或者说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能不与政治妥协,所以在现时代乃至今后仍然有更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永恒价值。  问:请您谈谈您为什么反对在曲阜孔庙门口建立耶教会所?  答:我为什么反对在曲阜孔庙门口建立耶教教堂?首先,我声明,从观念上,我是认同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赞同儒教与世界上一切宗教,儒家文化与不同文明进行友好对话,通过对话寻求共识,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学术上说,我也赞同儒家与世界上不同的思想文化进行交流与融通,我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地这样做着。比如,我于2009年6月参加在甘肃兰州兰州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发表论文《儒家“三祭”的人文精神及与基督教的会通》,提出儒家与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二者会通的基本途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明末清初奠基的汉学与神学共治的传统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今天应该以儒为主,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为主,道佛辅翼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现在正在指导我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得到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奖学金的资助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明末儒家基督徒会通儒耶的人文精神——以徐光启为个案》,将在对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儒家基督徒对儒耶文明(着重人文精神)会通作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揭示各自思想核心中的优长及其间的差异,从而探寻东西文化彼此尊重、吸取、互释与融通的原因和机制,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寻求合理的路径。  但是,在现实当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基督教强大的攻势,甚至咄咄逼人,不能不使我警觉,并产生一种忧患意识。比如,我在我们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时碰到过有大学生向传教(基督教),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子,却呈现的痴迷的神态;我在公交车上碰到有老太太拿着《圣经》给散发,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有教徒聚会,有什么什么好处;我在八百里秦川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最深厚的汉唐故地,我看到了高速公路两边一座又一座高大的洋教堂衬托着低矮的房屋、灰色的村庄;在我老家村子里,除了几个上大学的,其他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信了洋教,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家长带到教堂去做祈祷,还有很多人从小就在教堂受洗,……  为什么农村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体制的滞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精神信仰无法有效地说明现实;新的经济力量的生成,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受到了冷落;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风气的变化,思想及价值观念的裂变:这一切使人们的灵魂落入迷茫并在痛苦中挣扎和呼唤,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困惑。不说别的,就是被作为精神纯洁之地的大学,曾几何时也成为思想迷茫,学术浮躁,精神危机的地方。当今中国人精神信仰问题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况,目前中国的精神病人有一亿多。一些专家警告说,精神危机或许要比经济危机更加可怕。而目前的中国农村恰恰是精神危机的重灾区。今天的农村人们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打牌赌博,滋生各种犯罪;伦理道德滑坡,特别是不讲孝道,年轻人虐待老人的事屡见不鲜;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村民与村官等各种关系紧张,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甚至引发许多不稳定的事件;农村教育滑坡,有的青少年因贫困失学,有的初中毕业以后考不上高中就回到农村,无所事事,甚或受到社会上各种污染(如影视、网络等),成为重要的不稳定根源之一。佛教在线北京讯 在日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心理危机干预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的老年人自杀问题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甚至有渐成常态之势。据华中科技大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位于江汉平原的湖北省京山县,原本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如今却是部分乡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达千分之一以上。有的村庄因自杀而死的老年人高达十分之三四。  而洋教堂正是钻了中国人信仰真空的空子,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展开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占领”。 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天主教在祖国大陆平均每三天建两间教堂,基督教在祖国大陆有一万五千间教堂、三万五千个传教点,洋教教徒已有一亿多人。中大陆现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天主堂、基督堂,为什么非要在曲阜,建立起这样一个容纳3000人的耶教堂?为什么在中国的圣地建设耶教堂才能够体现我们文化的包容?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佛为辅的模式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与思考。可以想见,如果几亿中国人的都信了天主、耶稣基督,不再讲传统礼仪,不讲人伦道德,不讲孝悌之道,我们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会是中国吗?  特别应该引起关注的是许多洋教是非法的地下传播,所谓的“旷野传教”——没有教堂、没有正规的组织,是人对人的、小组织、不断分蘖的、网络式的传播。有的甚至成为地下邪教,如当今在中国农村传播非常厉害的“东方闪电”是20世纪90年代初从邪教组织“呼喊派”分化演变而来。教主赵维山自封“能力主”,歪解《圣经》中“闪电从东方发出,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等语句,编造“全能神是唯一真神,以东方女性的形象再次道成肉身显现”等邪说,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认为河南的一个女神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要在中国“做王掌权”。其教义宣扬现在是全能神的时代,一切要听从其旨意,才能避免灾难。以农村为主要活动地域,以农民和信教群众为主要对象,秘密传播,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河南由南向北传播,先后传到延安、榆林、内蒙古、山西一带,继续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大肆渗透。在传播过程中帮派之间为了争夺教徒和信众采取了许多非法手段,诸如造谣污蔑、诱奸妇女、离散家庭、秘密绑架、甚至杀害,等等。  十七大报告就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体复兴在文化方面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法,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的文化需求。构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只有通过弘扬中华文化才能完成的,不可能通过外来宗教来完成。而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以孔子为象征,以儒家为主体,居中制衡,佛道辅翼,安身立命,治国理民的独特结构。在我看来,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理应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象征。儒学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曾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因此,我的观点是:以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以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重建中华精神文明,重整道德标准,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民族的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曲阜是儒家文明的圣地,“三孔”是中国文化命脉的象征和与道统传承之所在,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理情感与精神寄托之所系,并为东亚各国政要与民众文化朝圣之所宗。现在在“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或者文明不应存在亨廷顿所论述的冲突,虽然这种冲突往往确实人为存在,也值得我们深思反省,而应该学习身为伊斯兰人而偏偏浸淫西方学术的萨义德所谓,是应该抱有一种无分彼此共同进步以臻大同的态度,实际上萨义德在包括《东方学》与其他许多著作都曾从反面提醒我们,东方文化(他一般特指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应该一视同仁置于一个平行层面,好比西方人应该与阿拉伯人和谐共处一样。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努力的,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毕生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学者朱尔典(D?S?Jordan)所谓:“文化不能互相冲突。如果冲突,他们就不是文化。”(参观辽教版沈有乾先生留美散文《西游记》之“附录 错误的标准化”)我之所以借用这位教授的话,就是想要证明,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有冲突的就不是文化,或是对于文化护持的态度与运用的理解有偏差。就拿我欣赏备至的钱钟书来说吧,在观念上说他可谓一位杰出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热爱文化兼顾中西,信奉个人价值饱含艺术情怀,从学问上无论文史哲他无所不包于是就无所不通,从文化吸收上他精通英法德意等西方主要语言,并对西方自柏拉图开创的哲学传统一直到近现代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各种学说,乃至印度以及中国本土化的佛学佛经,多有用力并颇有自己的心得与解会,以致有人称誉他为“文化昆仑”;有人如柯灵、吴小如、夏志清等多人则公认为博通中西学贯天人的一代大儒,与名震寰宇的陈寅恪先生齐名而无有愧色。   为什么要说钱钟书是自由主义者呢?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自由主义,在方法理念上,根本不必限制在比如信奉民主宪政人权自由等基本范畴上;在具体派别上,也不必非要拘于英国现代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家霍布豪斯(注意:不是写出《利维坦》的霍布斯)在他的那本《自由主义》中所论述的三派:洛克休谟派,穆勒边沁派,还有著名英国政治家科布登的那一派。而是可以笼统的说一句:凡是追求人类幸福,并在智识上兼收并蓄,且提倡独立思考与人道宽容的学者思想家乃至一般民众,都可以纳入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派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一方面可以承认钱先生的“大儒”地位,一方面由于他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且颇有悖论的味道,但意思不浅,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一切革命在事实上成功往往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站在文化范畴我与钱钟书先生都不怎么喜欢的封闭与叫嚣与激进的角度,所以假如非要归类,我愿把钱先生归入“温和的自由主义派”。
  因为我个人觉得,无论从求知问学还是立身处世来说,这都是一种有益的人生态度。我所喜欢的作家群中,除了非常具备我所喜爱的个人特质与深度,但思想上略微有些偏颇兼文学上有些另类的废名与尼采叔本华纳博科夫以外,像梁遇春先生,钱钟书先生,周作人先生,罗素先生,蒙田先生,霭里斯先生等学者思想家,都在文化上抱有我所推许的那种王阳明所谓“心同理同”的通达态度,而决不固步自封与妄自尊大,永远怀着一颗包容万物笑看人生的豁达心灵,从而给予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以无穷的启示与有益的启迪。   所以我现在可以总结性的再次重复说一句:真正的文化不必冲突也不应冲突,曹先生或者未免把彼此文化的支持者或捍卫者看得太小儿科了,如果不幸而被曹先生言中,时下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真为了这个曲阜旁边的基督教堂的修建而大动肝火,假如这个教堂没有侵犯孔庙以及捍卫儒家文化的人所理解并为公理正义所认同的那种权益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冲突,恕我不恭说一句纯为无意义的庸人自扰,或杞人忧天;同时,我个人还可以不自量力添加一句,无论哪门哪派;不管你是自由主义派还是儒家学派,基督文化的捍卫者还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这个“卫道士”用到这里不具贬义,而是原意),左还是右,激进或者保守,如果为了这个并不能构成对彼此文化的侵袭的“个别事件”而如曹先生所述那样来“大动肝火”,掀起冲突,似乎也有点对于文化的本质理解不够深入,而缺乏某种在这个本就纷扰不断的世界上应具的那份胸襟。并且,即使从政治层面来看待这些曹先生心目中的“冲突”,我们首先要弄清如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可以与所有喜欢思考的朋友共商:   (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否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直接地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具备非常死板而生硬的连带关系,比如如果我是个基督教的信仰者,是否一定会是或会被纳入自由主义阵营,反过来说如果我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是否一定意味着我非要信仰基督教文化,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   (二)假如中西文化真有冲突,是否意味着他们彼此遵循的政治理念就一定会有冲突,反过来也可以说,假如他们彼此所抱持的政治理念或态度都是大同小异,那么他们所归属的不同文化假如碰撞之时,是否真有“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冲突的必要,而无法予以“多元共存”的看待,又或者只是一个无意义的伪命题,据我所知,林语堂就宣称自己信奉基督,同时他也是向来所称的“自由派”,但他个人是从来自诩或自勉为要“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这从他写过的不少推许孔孟的文章就可清楚看出,我就不一一举证了;   (三)即使有些彼此不同文化的捍卫者想要冲突或关注这次冲突,我希望这篇小文在与曹先生补充商榷的同时,还能提供一些也许不为无益的参考,去站在历史的高度全方位多层次思考这个文化与文化之间、连带着政治与政治冲突碰撞的大问题,所谓抛砖引玉,以待来者,小可就不揣愚陋的东施效颦以后,心满意足了。
  按回子的说法,应该建清真寺。
  儒耶真诚对话势在必行  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石衡潭  大陆的基督徒的确值得反省。对儒学了解太少,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太淡薄。 曲阜事件出来了,外界各有说词。而在儒耶二者,儒家比较主动,基督教则显得比较被动,至今没有一个正面的解释与回应,仅有个别人的旁敲侧击,这是远远不够的。这说明,怎样在公共事务中发言与亮相,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根本缺乏这方面的准备。儒家虽然身处困境,但仍然不断奋起,也努力参与社会,争取发言权。这是值得基督教学习的。即使个别儒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也应该尽量予以体谅!  大部分中国基督徒的确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太淡漠,兴趣太缺乏。这不仅不利于基督教与儒家和谐共处,对基督教发展本身也是有损的。是的,信仰不等同于文化,但信仰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应该多多了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应该对中国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当然,儒家朋友也应该眼界阔大一些,心胸宽广一点,对基督教也要多一些认识与了解。儒学的发展需要外来的刺激,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不要把基督教的到来看作是威胁、危险,而要视之为自身发展的机会;也不要把基督徒看作自己的仇家、敌人,而要视之为邻居或朋友。
  就曲阜建大教堂之事答问  孔子江苏金坛七十五代孙
孔卫东  之一  当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在曲阜古泮池建文昌阁成功阻止教会在曲阜城内建立教堂的图谋。没有想到尼山论坛的所谓文明交流一大成就就是在曲阜建立基督教堂。曲阜虽然号称“圣城”,却仍然是一座与中国所有城市一样没有灵魂的城市。华丽的庙宇陈设本来是中国的精神的殿堂,现在只不过是聚宝盆而已。凭着空乏的内心、虚无的精神居然要与有坚定信仰的基督教世界对话!  之二   对于基督教我本人并不反感,我也有很多信奉天主教、新教的朋友。基督教倡导平等、博爱的思想也令人推崇。但是今天在基督教泛滥的形势下,就必须保持对自我价值观念的维护。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能够维系到今天是因为他们均提倡善,使人们的心灵有所归宿,其人文价值不是一个迷信可以简单地予以否定的。我对基督教堂进入曲阜表示反对,不是否定基督教本身的价值。而是基于今天今天社会对于东西方价值认识的误区而作出的本能反应。  基督教在曲阜建一所教堂的象征意义远大过在中国兴建百所教堂。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到梵帝岗或者耶路撒冷建座文庙的话,对方会不会像我们的政府这样欢天喜地说是文明的交融,文明的对话呢?今天的孔子学院已经被看作文化渗透,建文庙那是铁定的文化入侵。即便能够建成也会被对方的原教旨主义者捣毁。在各个宗教,各个文化,他们的圣城就是自己的文化堡垒和文化象征,拒绝他人染指。  很多人认为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对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持有包容的心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不错。历史上我们非常宽容地对待异域文化,那是因为我们依托着强大而优秀的中华文化的海洋。可是今天经过百年磨难,我们身处文化沙漠,何处包容异域文化?即便能容纳中华文化又会大成什么文化?  之三  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全球化不等于基督教化!惟有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化。  基督教依仗西方强大文化将自己打扮成人类终极文明,将中华文化贬为原始落后文明。在百年来殖民地心态的作祟下,国人似乎自认基督教为最高真理,全然无视基督教曾经导致欧洲千年黑暗中世纪的历史,一起与西方传教士合唱西方文明神话,一同将最富有哲理,最接近宇宙真理的儒家思想贬低为道德教条,甚至是过时的教条。  之四  儒家思想不是宗教,是因为“宗教”一词已经被偷换概念成了基督教的“神教”。中国的宗教是教化,是文化,是文明。儒家思想高于西方基督教等神教,但是在信仰层面,在文化层面起到同样心灵归属的作用。“敬天尊祖”是我中华民族千百年的传统信仰和道德观,是中华民族的信仰核心。没有这个信仰,中华文化早就与其它古老文明一样烟消云散成为殷墟汉墓里古董,成为文明之迷。而基督教强烈排他性的“一神”信仰,直接动摇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根基,和善面目下掩盖着阴冷杀机。  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也直接与基督教时刻宣扬的“神迹”相冲突,与基督教危言耸听的“末日说”、“灾难说”南辕北辙。儒家信奉有“好生之德”的“昊天上帝”与基督教崇拜的“顺我昌,逆我者亡”的“耶和华”更是大相径庭。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作为夫子后裔,儒家思想是我们矢志不渝的人生信仰,践行儒家思想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然使命,弘扬儒家思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否则就是愧为夫子后裔。  之五  对于基督教要在曲阜建大型的教堂,有人认为要“和而不同”,要允许他们建。我们暂且不论是何种势力在支持建这座教堂,当地政府以何种动机批准兴建,我们讨论一下什么是“和而不同”。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不争斗,“不同”就维护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尼山论坛”的初衷我想应该是向世界宣示中国国有的儒家文化和信仰,倡导世界各个文明和宗教体系和平共处。这是“和而不同”的理念。曲阜建40多米高,容纳3000教徒的大型教堂是在传递“和而不同”的理念吗?建教堂的潜台词是曲阜也是基督教的城,与欧美亚非拉的基督教城没有区别,是在追求所谓的“同”。而曲阜能够在本质贯彻基督教的文化理念吗?不能!那么现状就只能是“同而不和”!这与圣祖的思想完全背道而弛。  “和而不同”的基础是“不同”。曲阜不是一般意义的城市,它是儒家文化的城,是儒家文化的圣城,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象征!我们维护它、捍卫它,坚守它的不同,才有资格,才有能力与他人平等,才能与他们“和”。任何想将曲阜堕落为三教九流集散地的行径都是对中华文化的犯罪!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有责任鸣鼓而攻之!  反对建基督教堂不是“义和团”式的文化狭隘,不是对基督教本身的攻击。这是本能的文化自卫。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没有赋予任何人可以破坏曲阜历史文化地位的权利。同时公民也拥有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圣地不致损害的权利!  之六  儒教古来有之,不然如何有儒释道三教归一之说? 但是儒教不是基督教那样的神教。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窃取“宗教”概念。如果儒家文化不是信仰,那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是什么?孔家人的信仰是什么?  之七  其实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涉及宗教之争,只是警告当地不要损害他们还在标榜的“圣城”。中国最大(天主教)的教堂广州石室大教堂高36米,曲阜有必要建设40多米高的建筑吗?曲阜有几幢40米以上的建筑?  政府以经济发展的理由消灭了无数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城市,今天又想以所谓多元文明对话的借口将曲阜变成杂烩城。  文明对话的基础,不是将对方文明奉若神明,而是自己要有文明可以展示。曲阜已经是一个死城,难道还要继续糟蹋下去吗?  之八   教堂问题的纷争,石衡潭先生来了个釜底抽薪,提出基督徒也可以代表孔子,代表儒家,甚是高妙!记得前不久一位中国记者声称他代表亚洲,一时间舆论哗然。按理一个中国人代表他所在的亚洲,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只是国人长期以来“被代表”已经迫切需要的心理减负,情绪减压了。现在与孔子与儒家八杆子打不着的基督徒也要求代表孔子,代表儒家,是不是又犯了“代表综合症”呢?  宗教信仰的问题,已经争论数世纪了,再争论几千年恐怕还不会有结果。因此争论孰是孰非毫无意义。如果从追求善的层面而言,历史上的所有追求人类福祗的先哲先贤,都值得敬重。所有为人类福祗而努力的仁人志士都是他们的传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因而不光基督徒可以代表孔子,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甚至全世界人民何尝不能代表孔子?反之,全世界人民也能代表约稣。看来石先生将“代表”理论发挥到了极至!从此普天之下,莫非“代表”,莫非“被代表”了!  可是各个宗教,甚至各个教派有着各自的原则立场,这是宗教纷争不断的根本原因。不用说各个宗教间的代表问题,就基督教自身的派别之间恐怕也不会认同别人更能代表约稣吧?基督徒地要想代表孔子,代表儒家,恐怕也得先实现自己内部的相互代表吧?  世人当今对于宗教问题,也基本上是“搁置争议”,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基督徒们赞美他们的“天父”,穆斯林信奉他们的“真主”,儒教徒崇敬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圣人。各好所好,各乐其乐,也不失“和谐世界”。这才是孔子教导的“和而不同” 。一相情愿地和稀泥谋求代表权,只能是“同而不和”,大概也不符合约稣的真精神吧?
  据报道,日,第一座曲阜基督教堂“圣三一国际礼拜堂”奠基,预期两年内建成。新华社报道,据曲阜市宗教部门日前向记者介绍,教堂选址在距离山东曲阜孔庙3公里的鲁城街道办事处于庄村,于今年7月奠基,用以改善当地基督信徒活动条件。记者在一份设计图纸中看到,圣三一教堂占地4亩,高41.7米,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这可以说是曲阜历史上首座真正意义的基督教堂。”曲阜市基督教会主任丰宗洁教师说。 据丰宗洁介绍,曲阜现有基督教信徒近万人,目前除了各区镇的聚会点之外,主要聚会场所是位于市区火车站附近的曲阜基督教堂。“由于只能容纳七八百人,受场地限制,还无法开展许多活动。”
  孔子第75代孙、孔祥玲牧师则说,曲阜在中国地位特殊,有“东方圣城”的美誉。虽然这是中国一项改善基层宗教活动条件的举动,但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讲,在曲阜建立起代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建筑,意义非凡。  今年9月,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也在曲阜举行,在中国首开儒家与基督教文明对话的先河。新华社报道,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麦泰伦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和以耶稣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都对人类文明建设有益,无论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神的关系,最终都要走向和谐。  但是,12月22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安梧、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儒家民间学者蒋 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颜炳罡、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韩 星、《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 明、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宗来等十位学者联署发起公开信,要求从曲阜到中央四级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他们草拟的这封得到国际儒学大会、国际孔教大会等十家社团支持,并由中国儒教网、儒教复兴论坛等十家网站联合发布。  公开信说,孔子是中华文化之象征,曲阜是儒教文明之圣地,三孔(孔庙、孔林、孔府)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命脉与道统象征之所在,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理情感与精神寄托之所系,并为东亚各国政要与民众文化朝圣之所宗。  公开信称,在三孔之地建造基督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  题为《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的公开信还强调,“鉴于在中华文化圣地修建耶教大教堂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议,因此建议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而且,如果该、教堂建设地点仍选在曲阜附近,或仍在济宁市范围内,它当满足五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该耶教堂不宜在“三孔”、“三孟”(孟府、孟庙、孟林)以及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50华里以外。  同时,教堂高度不宜为40余米,不宜超过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教堂规模不可容众3000人。因为如此设计规模即使纯属巧合,也难免给人带来该耶教堂欲比拟孔圣有弟子3000人的印象或联想,有文化侮辱的含义。公开信也要求教堂不宜建成中国最大的耶教堂。否则,会被人误解为该耶教堂是在比肩中国最大的孔庙即曲阜孔庙,有宗教对抗的意图;该教堂建筑风格只能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至少为现代建筑风格,而不宜为哥德式风格。  否则,此种风格不仅与曲阜中华文化圣地性质极不协调,也与曲阜乃至济宁市传统建筑风格极不协调。其实,这座教堂早于今年7月27日就已奠基动工,该教堂并已筹建多年,曲阜的基督教会在2001年就得到了政府划拨的土地和土地使用证。这意味着:教堂建设依法而进,程序和手续合法;政府部门就此项目完成了一系列论证与监管工作,所产生的结果具有法定效力;在当地,没有因此项目而被侵权、被伤害的具体权利的主张者。  
  楼主要点碧莲  儒可以释道,因为孔子曾问道于老子  你们那狗P经,比孔子晚了都快千年了,还用儒家的句子去解释?你现在说的话我不懂,要不要请你家鼻祖出来解释解释?
  决不能开这个头。
  隔年1月15日《南风窗》记者田磊就此议题到曲阜实地採访后写道:  “反对修建基督教堂,在曲阜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清末光绪年间,就曾发生过另外一桩大事。根据曲阜地方志记载,光绪24年,一美国神父到曲阜传教,看中了古城中一个叫古泮池的地方,打算买下大片土地,建造教堂以抗衡儒教。当时孔府的主人衍圣公孔令贻闻讯后非常恼怒,一方面会同当时的曲阜知县孙国桢邀集了以孔鼎臣为首的孔氏族人联名上书朝廷,请朝廷出面干涉外教侵入;一方面联合曲阜城内外的绅商名流共同募捐在古泮池建起“文昌祠”,供奉文昌帝君,祈求科甲功名的昌盛。  最终,美国神父意识到官居一品的世袭衍圣公及其庞大的家族绝非好惹,若激起公愤,很难在此地站住脚,于是改在曲阜西关外路南建立了福音堂,作为传教基地。  与那个时代遍布全国的更加惨烈的教会案相比,曲阜的教堂之争并不引人瞩目,很快就被遗忘了,那次争端,也是有记录可考的唯一一次在曲阜当地的基督教和儒家的正面冲突。”  外国传教士在曲阜古城被拒一百年后,捲土重来在离孔庙3公里处盖中国最大的耶教堂,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法国《费加洛报》记者皮埃尔·洛蒂随八国联军入北京后法国主教法维耶对他说的一段话:  “我会把他们推倒的所有教堂再重新建起来,而且建得更大更高!我要让每一桩针对我们的仇恨与暴力行动,都恰恰相反地推动基督教在他们的国家再迈出一步。有朝一日他们可能还会推倒我的教堂,谁能说得準呢?没办法!我会再一次建起来,我们走着瞧吧,看他们和我谁先放弃!”  这些愈挫愈勇的传教士欲把不拜祖先的异教强加于慎终追远的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呢?马克·吐温说得好:“真正的大不敬是不尊重别人的神。”(True Irreverence is disrespect for the other man's god.)他在一封致《伦敦时报》的未发出信中写道:  “中国可以让外国商人留下,但是不应留下外国传教士,因为他们经常製造麻烦。传教士之所以被当地人民怨恨,塬因之一是其职责等于在侮辱中国人旧有的宗教,摆明他们的神是假的,渠先人处于地狱之中。”  这位幽默的“世界道义督察人”对传教士的批判很可以印证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左宗棠回给清廷的一句征询意见:  “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  我们就从史料来翻看不安分的教士身上的“匪徒”形迹,顾长声着《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收录了一段八国联军大屠杀期间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给巴黎教会组织的报告:  “我们在京城里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  同书页还有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一段话:  “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 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  传教士可以变身为随军司铎、连队长,显然“黑暗的东方灵魂”拯救者与侵略军间的身份转换,没有任何精神上或宗教的障碍,难怪摩罗在《西方传教士配合八国联军烧杀抢掠》中会感嘆:“说到底,基督就是一个征服神。”  再端详一下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当时写给“亲爱的”之信:  “我已带领二百余名教徒占领了那座蒙古王府。……由于我现在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作一位王子对待,他们给我送来了蛋、鸡、鸭和葡萄酒等等。”(日)  “我必须把义和团的头目们搜查出来,并尽可能地给予惩办。我马上就要开始去干这个行当。……我们已经抢劫到足够的东西可以过冬了。”(日)  “今天我在这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将尽快地把这批财宝全部运送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日)  “我离开北京城出外讨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的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义和团像野鹿一样从我们面前逃走,我们发现无法在青纱帐里追捕他们。”(日)  “我们都被邀请从十一点到一点钟到查飞将军处报到。目前在四乡还发生一些新的战斗,特别是那些外国军队扫荡过但是没有适当镇压过的地方。……现在又要重新进行征讨了。”(日)  (以上引自顾长声《梅子明传》,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页。)  如今一百四十年过去了,干尽烧、杀、掳、掠的“多半匪徒”要在“叁孔”之地建造全中国最大的耶教堂,其妄为不安分也如昨!  前台湾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也以公开信质疑:  “此一计划中的教堂为何要用与地方建筑不协调的40尺以上高度的哥德式建筑,以及要盖容纳叁千人以上的教堂。如说没有挑战孔子叁千弟子的想法,是难以置信的。”  “许嘉璐教授在《尼山论坛》上说,中国人绝不是把自己的文化强行输出给别人,也不是唯我独尊。我们也可以延伸说,中国人也不希望他人把他者文化强行输入,显示他者为我独尊的气概,意图或实际造成中国人内心的压迫感或挫折感,这是极不公允与不义的事。孔子在《论语》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也说“人所欲,施于人”,但人所不欲,显然我们就不能施于人。在儒家圣地曲阜建立耶教大教堂,如果我们知道并非大多数人的意愿,也不是大多数中国儒者与文化人士的意愿,我想耶稣也是不会同意的。”  “就耶稣既为神子又为人子的立场,自他以后,人已得解救,真正爱人就是爱神,未爱人,焉得爱上帝? 此一精神应可说与孔子一致,基督教当代的传教者如能善体孔子仁爱之意,又何必用一种罗马人的好战或好胜姿态来推广自已,利己而不惠人呢?”  成教授点破在儒家圣地建耶教大教堂隐含“为我独尊的气概”和“一种罗马人的好战或好胜姿态”,徵之百年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的话:  “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或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  我们能不义忿、能不握拳决绝吗?看看义和团当年的斗争对象在一世纪后如何继续侮辱炎黄子孙,那是2000年外交部的声明:  “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10月1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天主教会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梵蒂冈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梵蒂冈不仅不表示忏悔,反而要把这些作恶多端的罪人册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梵蒂冈的这一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其实尊严是打出来的,在抗美援朝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该想想为什么自毛主席走了后,基督教势力敢从“封圣”到“建堂”一再胆大妄为?
  蛔虫来挑拨基督教了,哈哈,可惜基督徒从没大规模屠杀过汉族咖啡勒,反而你妈绿教徒手里沾满了汉族咖啡勒的鲜血!!!
  为什么不可以啊?
  基督教在曲阜:历史、现状及发展态势张丽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新教)信仰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本文以山东省曲阜市的基督教信仰为个案,以曲阜市圣三一堂、西林西村、袁家村、前代村四个基督教聚会点的基督教徒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的田野作业的方法,对四个聚会点的建立与发展进行了详细了解与走访调研,以期从中梳理出基督教在曲阜的发展态势,从而为我国的基督教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与资料。 曲阜市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当地民众普遍尊崇孔子,信仰礼教,故近代以来基督教在本地发展缓慢。解放后,新中国发起了“反宗教迷信”运动,原曲阜北部的董庄区的三个聚会点的活动基本停止。延至改革开放,随着社会结构转变、国家政策变化以及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基督教在曲阜得到了迅速传播,其发展势头明显快于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 基督教在曲阜的发展呈现出以下态势:其一,从信徒数量来看,基督教徒的队伍一度日渐庞大,但近几年来教徒数量的增长速度渐趋平缓;其二,就入教者的年龄来说,教徒整体上趋向于老龄化,但是目前信众群体有偏向年轻化的趋势,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其三,从基督教徒的受教育水平的角度来看,信众的受教育程度开始逐步得到提高;其四,伴随着信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提升,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并开始逐渐抛弃一些原有的功利色彩,纯粹性增强;其五,基督教的本土化过程将继续发展,宗教仪式的随意性、传道内容的生活化、传道方式的娱乐化将更趋明显;其六,在曲阜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其教会的组织制度日趋完善,组织活动更加多样化,组织范围也更加广泛。 从总体来看,曲阜基督教已经度过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当下开始进入到一个平稳有序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曲阜 基督教 发展态势   【学位授予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一神教都进行压制打击,宣传狂热信仰刨坑安罪名都行  
  山东曲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乡,也是中国儒学的发源地,著名的儒学文化古城,被西方人士誉为“东方耶路撒冷”。日,首座曲阜基督教堂“圣三一国际礼拜堂”于教堂建址举办奠基仪式。  奠基仪式由曲阜基督教爱国委员会主任丰宗洁教师主持,全国基督教两会会长高峰牧师、山东基督教两会副会长任现民牧师、济宁基督教两会会长高明牧师、济宁基督教两会副会长孔祥玲牧师等牧者及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出席。  高峰牧师代表全国基督教两会对圣三一堂的奠基表示热烈祝贺。他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希望圣三一堂的建立能为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个平台。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在8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有280所孔子学院,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设立了国际孔子教育奖。2009年成立了国际儒学大会,在世界各地进行儒学文化的交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会有了很大发展。高峰牧师说:“全国每年有40多万的信徒加入教会,现在全国有55000多所礼拜堂,2300多万基督徒,20所神学院校。中国教会在社会服务、神学教育、人才培养、对外交往、文字事工和圣经出版等事工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同样,随着教会的快速发展也使教会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高峰牧师也希望藉着基督教圣三一堂的建立,能够以此为契机加强教会的自身建设: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人才建设和制度建设,使教会在社会上能够真正成为金灯台,为主作美好的见证,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  山东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任现民牧师说:“80年代初来曲阜参加聚会,当时曲阜教会只有几百名信徒,山东省信徒在80年代初也只有20余万,现在全省教会的信徒已达120万,教堂600多处。这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当向耶和华唱歌,向上帝感恩。”任牧师祝愿圣三一堂顺利建成,也愿基督的名被高举,愿这殿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  济宁基督教两会会长高明牧师表示,圣三一堂的建立本身是基督教文化传播的一种体现,之后曲阜也将建立基督教和儒家文化的交流中心,使得基督教文化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产生贡献。 圣三一国际礼拜堂的建立不仅会为当地信徒和中外游客提供便利的聚会场所,相信也将对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本土化的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据曲阜丰宗洁教师介绍说,曲阜现在有基督徒近万人,圣三一堂建成后可同时容纳3000人做礼拜。目前,圣三一堂建堂资金还存在很大缺口。
  基督教 近代没有出现扔炸弹的,拿刀子 抹人脖子的;基督教信仰很多都是发达国家。  可以认定基督教 是劝人向善的,  如果劝人向善,为什么不可以。  基督教里面可以唱歌,结婚,和佛教寺庙其实也差不多。  相反:  有的宗教信徒连一张桌子吃饭都不可以,  寺庙里面普通人都不能进去;因拆除才对。  普及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嫉妒教比绿教强,抗战的时候嫉妒收留华人,天灾人祸不分信仰祈祷救助,不干涉世俗生活,大主教有中国政府制定,不唯梵蒂冈马首是瞻。除了传教有点烦,还有由中国农民自创的附生基督教的邪教。  绿教干涉世俗,自闭保守落后愚昧,迫害女性,排斥现代文明,唯阿拉伯国家马首是瞻。
  汉人什么都不信,就信自己,也可以什么都信,为了寄托那点升官发财的小私心,什么老子如来关公财神到如今的基督耶稣到随便一个让发财的树或者石头,都可以拜拜的都可以去拜拜。  为什么中国人厌恶绿教?为什么中国这么喜欢拜拜绿教要自绝于中国人?
  自己文化不重视不传播 糟蹋 怪谁  从小学到大学的课本 那有系统化的儒学的脉络让学生了解  儒家最基本的最基础的《论语》和《大学》白话本有几个读过
  如果建清蒸寺,一定无人反对,哦不,是无人敢反对
  我上学到大学毕业 回首十年感觉 我们的课本功利性的东西多 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乏系统化的教育 而学生通过什么《两小儿辩日》等片面性的古文,是无法建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貌性的认知 倒是诗词歌赋还算不错,但对古代文化思想更是空白  感觉现在的教课书编写者都是垃圾思维
  教授讲得也有道理。
  作者:八带鱼鱼 时间: 11:54:55  为什么不可以啊?  梵蒂冈可以盖道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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