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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货感”与文化的相对主义
《水浒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归戴宗管。按理他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于是，戴宗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给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还敢问我凭什么？你犯在我的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
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是劣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一件降价处理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岁，从此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是一种很悲惨的感觉。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对于这件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早有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是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总觉得这种解释还不如说我是个行货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为，地球是圆的&&如你所知，这是事实；古希腊的人却以为，地是一块平板，放在了大鲸鱼的背上，鲸鱼漂在海里，鲸鱼背上一痒，就要乱蹭，然后就闹地震&&这就不是事实。罗素先生说，不能因此认为埃及人聪明，希腊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圆圆一圈地平线，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难。希腊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滨海地区，难怪要想到大海、鲸鱼。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区，就有不同的见识。假若有人生为行货，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后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国《独立宣言》，这是两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种植园主起草的文件，照我们这里的标准，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语言。至于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国的典籍里多的是，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我对这种言论很不满，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个立脚点：我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货&&身为货物，批判货主是不对的。　　这些年来，文化热常盛不衰，西方的学术思潮一波波涌进了中国。有一些源于西方的学术思想正是我的噩梦&&这些学术思想里包括文化相对主义、功能学派，等等。说什么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没有一种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对主义），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梦。从道理上讲，这些观点是对的，但要看怎么个用法；遇上歪缠的人，什么好观点都要完蛋。举例来说，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狱文化），按照这种文化的定义，他是戴宗手里的行货，他应该给戴宗送好处。他若对戴宗说，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个人，凭什么说我是宗货物？咱们这种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说：宋公明，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的原理，没有一种文化有毛病，咱们这种文化很好，你还是安心当我的行货吧。宋江若说：虽然这种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处是敲诈我，我不能给。戴宗又可以说：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我好处，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还是给了吧。如果不给，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例，用棍子来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满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曲、滥用。实际上，没有一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但有一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从文化相对主义，就能歪曲出一种我们都是行货的道理来。　　我们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对女孩行割礼的习惯，这是对妇女身心的极大摧残。一些非洲妇女已经起而斗争，反对这种陋习。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万万动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对主义来，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利。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倒无话可说。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萨特与波伏娃为何不结婚？
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本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大作家。他们两人的名字在今天早已远播全球，而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们二人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更是人们谈论的焦点。其中最有争议、也最有独创性的就是二人终生生活在一起，但绝不去履行结婚手续。然而，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定他们两人比好多夫妻更像夫妻，他们是恋人、是朋友、是战友，当然也是同志。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他们究竟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什么影响？下面这篇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姻缘》的文章，会让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929年夏日的一天，西蒙娜经马欧的介绍，认识了萨特。
　　他们两人很快就单独约会了。每天清晨，西蒙娜只要能溜出家门，就一定要去见萨特。他们在一起谈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朋友、书籍、生活、前途&&长久的散步和漫长的谈话让他们彼此欣喜不已。
　　在夏天巴黎的风景下，一男一女在走着，谈着。男的个子矮，结实，戴一副教师眼镜，右眼受过伤，他总是在笑。女的个子高，瘦长。男的就是萨特，女的就是波伏娃。
　　萨特后来回忆了第一次见波伏娃时所留下的印象：&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波伏娃后来也同样说过：&我和萨特的关系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来，我们只有一次在就寝时是不和谐的。&
　　他们的恋爱的确是谈出来的，是思想上的共振，以及感觉上的共鸣。
　　萨特从十岁起就写了故事、诗歌、随笔、警句、双关语、民谣和一部小说。他一直对他遇到的姑娘们说，她们也应该写作。他说一个人只有创作虚构出来的作品，才能避开生活中的遭遇。而且他决不想成为一个有妻室的人，他决不结婚，决不会过安定的生活，决不会用财产填塞他的一生。他只想周游世界，积累对他的写作有好处的种种阅历。
　　西蒙娜在理论上也喜欢过冒险生活、耗费精力和一切过激行为。对她来说，大学毕业就意味着自由，从家庭中走出。但她从未想到她是一个天生的作家。十八岁时，她写了一部小说的开头几页。小说写的是一个十八岁少女终日关心的事情是保护自己免遭他人纠缠。
　　西蒙娜开始喜欢上萨特了。原因是萨特在一直不停地思考，从不把一切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他还告诉她，她应该坚持她个人的自由，应该保持好奇、坦率、真诚，做些与写作有关的事。萨特只比她大两岁半，但他的老练成熟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她追求同样的目标&&写作，而且他还赞美了她的容貌。
　　可是，西蒙娜毕竟是一个女性，她认识到，对一个姑娘和她受的教育来说，婚姻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应该结婚。但萨特却绝对讨厌婚姻生活。
　　当他们的恋爱在进入实质阶段时，萨特喜欢对西蒙娜说：&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本质上的爱。&这意味着，他们都可以体验偶然的风流韵事。他同时也告诉她，他们的关系会持续不衰，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仍不能取代和其他人的短暂约会。
　　他们两人已充分认识到，他们是属于一类人，当然，问题在于如何避免与他人短暂风流后的懊悔和嫉妒之类的情感。
　　萨特比波伏娃大近三岁，生于日。他很小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天才。四岁就能读书。六岁时就读高乃依、伏尔泰、雨果的作品，甚至还读很艰深的《包法利夫人》。五岁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十岁开始写作。十九岁时考入巴黎大学师范学院，主修哲学。
　　他第一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未能通过，翌年（1929年）他准备再度应试。而就在他真正地死记硬背、准备上考场时，马欧带来了一位对莱布尼兹哲学了如指掌的姑娘，西蒙娜&德&波伏娃，她也是巴黎大学师范学院的学生。
　　萨特永远忘不了他与西蒙娜初次见面的这一天，这天是星期一，复活节假日之后的第一天。
　　接下来，萨特通过了这项竞争激烈的考试并名列榜首。此后，他先在中学教书，后去大学任教。可以说他在成功之路上一帆风顺。直到1944年，他在巴黎与教学最后告别，开始了他名扬全球的时期。
　　萨特于1931年服完兵役后，即受聘在勒阿弗尔当了教师。西蒙娜那时在马赛的一家公立女子中学任教。勒阿弗尔如同乡村一般，很闭塞，离马赛乘火车需要二十个小时。西蒙娜惶惶不安，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分离。
　　萨特建议结婚，但他明确指出，婚姻的俗套将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致认为，表现得和他们的信念一致是合乎道德的，并认为独身状态理所当然。他们两人都感到只要二人永远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就够了，这就是婚姻的本质，而勿需去办理什么手续。同时双方都保留一个空间，只能使双方的感情更加深入。的确，他们的恋情越来越深入，变得更为相互需要，他们决定彼此决不分手。他们考虑的只是短暂的分别，而不是非常孤独的逃避。西蒙娜写道：&我们不发誓永远忠诚，但我们的确同意延迟任何分手的可能性，直到我们相识三四十年的永远的年代。&
　　萨特教书的城市勒阿弗尔是灰暗的、多雨的工业城市。西蒙娜在马赛，朋友们在巴黎。他感到孤单寂寞。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萨特将自己投入写作和如饥似渴的阅读之中。西蒙娜在马赛一边教书，一边用眼睛盯着邮箱和日历。她在盼望萨特的来信，以及学校赶快放假。同时，她也埋头写小说。
　　假期是美好的日子。学校一放假，萨特和西蒙娜就跳上去巴黎的火车，去双方的铁路终点站等候，然后一起去找一个旅馆。他们在一起无所不谈，谈所读的书，谈思想；他们试图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哲学
让保尔萨特与他的反对者
1960年凄冷的春日，加缪被一场飞来横祸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在全世界一片震惊和惋惜声中，萨特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理论化的激情，把死亡跟死者毕生的思想追求挂上了钩：&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但要学会把这桩残缺不全的业绩看做一桩完整的业绩。&没有人知道萨特是否真的动情了，也许这确实是加缪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　　萨特的纪念文字，又一次流露出他对加缪又爱又恨的感情，贝尔纳&亨利&列维在皇皇大作《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中说这些文字&近乎缴械投降&，也许言过其实了，萨特还不至于如此放下架子。当年一本薄薄的《局外人》，让萨特花费了洋洋两万言的篇幅，他发现加缪小说描写的北非背景，实在是荒谬的典型环境，让他无法克制发现同道的激动。或许，萨特本想和加缪在这一共享的前提下开创一番事业，却不料加缪没有构建体系的野心，他能够找到内心与外界、生的热望与终极畏惧之间的平衡点，他用纵欲的激情对抗萨特强势的理论化倾向。　　两桩重要的决裂　　萨特的一生有两桩最大的决裂：与雷蒙&阿隆反目在先，与加缪分手在后。但绝交之前他先后受过两人的恩泽。年轻的加缪在战后带领他走出文字迷宫，走进政治-社会现实；同龄人雷蒙&阿隆则引他进入现象学的圣殿，客观上给《存在与虚无》的出产创造了可能。波伏瓦的一段著名回忆，让哲学史流传下一则佳话：　　&我们一起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煤气灯&饭店坐了一晚。我们要了这间屋子的特色饮品：杏黄鸡尾酒，阿隆指着他的玻璃杯说：&伙计们，你们瞧，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能从这杯鸡尾酒里谈出哲学来！&这时萨特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描述他仅仅看到、摸到的东西，并从中提炼出哲学。阿隆使他确信，现象学完全适合他眼下关注的重心：超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同时确立理性的至高无上和可见世界如其呈现在感官面前的真实性。在圣米歇尔大道上萨特买了勒维纳研究胡塞尔的书，他急切地想了解书的主题，以至边走边翻，甚至连页边都没顾上切开。&　　&杏黄鸡尾酒边的交谈&后，让-保尔&萨特追随小伙伴的足迹来到德国。所不同的是，雷蒙&阿隆在服膺康德的同时，念念不忘提醒本国人警惕德国纳粹的危险，而萨特不但在同胞纷纷逃离德国的时候欣然东去，还在战俘营里成立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后来加缪在《堕落》里，通过主人公克拉芒斯之口，讥讽他是集中营里&一群精神错乱的法国人&的教皇。　　不同的荒谬，不同的自由　　最近翻译出版的《20世纪的法国哲学》里，作者加里&古廷便辟专章论述了萨特哲学，在这本以&自由&为主线的专著里，萨特显得举足轻重。但在加缪看来，萨特的自由观明显不那么友善。萨特的哲学不是加缪想要的，两人虽然在世界观的起点上相仿&&&这就足以形成两人同宗同族的粗糙印象&&&但在如何对待荒谬的问题上相去甚远，而这个问题涉及自由的来源。加缪说过，他看不懂萨特从荒谬出发，绕了一圈以后又回到原地，《墙》、《肮脏的手》、《死无葬身之地》的主人公最后都在荒谬面前手足无措，不管它的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但是，萨特硬生生地要在这种毫无希望的对立面前论证出&自由&，意识形态的横蛮油然而生。研究学问与培养信徒，就这样挂起钩来。　　萨特的自由也不是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萨特把个人自由绝对化，在阿隆看来是种脱离具体历史境遇的空洞假设，因此，自由和处境在萨特笔下时时呈现出异常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阿隆这里却是可以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得到部分解决的。所以，哲学出身的阿隆通过社会学、经济学逐渐转入温和的历史学，而萨特的思想却引来了许多激进的追随者。绝对的自由，&在瞬息间增加新色彩的自由&，始终让阿隆感到不可思议：&这与其他人和我自己的经历是矛盾的。&　　有关这三个人以及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论著，《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等许多种引进版书已经颇有影响，尽管针锋相对，但他们还是一起继承了德雷弗斯事件确立的知识分子光辉传统。如今法国学哲学的学生已经不必拿萨特的存在主义太当回事，但在今天的中国，仍有许多思想愤青初学者找到&存在主义&，作为给自己上的第一张牌照，自称&存在主义者&，就意味着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悲观失望，牢骚满腹。这或许是因为哲学令人望而却步，但&公知&的外壳却是很容易受用的，萨特不但留下了这具外壳，还给它留下了成为符号资本的巨大潜力。　　人类学家的不满　　萨特的敌人还不只是加缪和阿隆。老右派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就不用说了，一句&上帝不是艺术家，M.莫里亚克也不是。&就足以让这两人老死不相往来。在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的领域之外，萨特还招来了人类学家的不满。列维-施特劳斯就曾把《野性的思维》最后一章用来驳斥萨特，一副水火不容的架势。面对大记者迪迪埃&埃里蓬，列维-施特劳斯说起萨特，仿佛是在评价一个妄人，&人类学家在自己的学科中看到了一种理解人类思维活动的手段，而我觉得人类学好像对萨特有所妨碍，而且他好像更愿意以各种借口排斥人类学。&同样是面对埃里蓬，乔治&杜梅齐尔则是这样说的：&我对坚持这种作用（介入）的人甚至有某种反感，特别是对萨特。&　　法兰西的土壤能培育出截然对立的高质量精神作物，赏鉴一下非&介入&知识分子（姑且这么称呼）对萨特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事。拿神话学学者杜梅齐尔来说，他一手撑起了一门叫做&印欧文明&的学问，1949年他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课，才宣布这个学科问世，而事实上，&&印欧人&虽曾确切地存在过却无法被接近，因此&印欧文明&后来只涉及，也只可能涉及那些留下痕迹的东西&&&杜梅齐尔坦陈，印欧文明是一种坚定的意识形态&&&你首先得像教徒一样地虔信，才能去接近它、深入它。萨特企图把对世界的解释权据为己有，杜梅齐尔却把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理论体系说成是一种&猜想&。两人从理论到治学心态上都相去甚远。就在接受埃里蓬采访三个月后，杜梅齐尔以88岁高龄去世，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多少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情节，因此用一个访谈的形式，结成一本名叫《神话与史诗》小册子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说，家庭、学问、朋友三个方面（绝对没有政治）足以判断他的一生，甚至还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自己这套庞大的意识形态学问轰然倒塌，图书馆里他所有的著作都被从神话学和人类学名下撤出，扔到小说架子上去&&&就这一点来看，他比萨特活得洒脱不少。　　没有和解的问候　　加缪和莫里亚克主要以文学名世，阿隆是历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杜梅齐尔是人类学家。萨特跟所有这些领域的佼佼者对立，但他并不感到孤立。他有年轻的拥趸，有&自由伴侣&波伏瓦，法国人曾经如此迷恋过晦涩的萨特哲学，人手一册《存在与虚无》曾经成为一种奇特的时尚。加缪有一部未发表的滑稽剧《哲学即兴剧》，塑造了一个到外省推销大城市哲学的疯子兼骗子奈昂先生，而这家伙自己却没有读过他所推销的书&&&影射《存在与虚无》热的泡沫。奈昂的职业是批评家&&&众所周知，批评家从不读他们谈论的书，众所周知，巴黎人忙着讨论观点而没空读书。　　1979年6月，在敦促德斯坦总统干预越南船民事件的当口，健康状况正迅速恶化的萨特20多年来第一次与老校友雷蒙&阿隆握手致意，重又听见了久违的亲切称呼：&你好，我的小朋友。&几个月后，萨特撒手人寰之际，阿隆再次对老校友表达了高度的赞赏。然而，阿隆在总结一生的回忆录里却说，他们之间未有过任何和解，他仍然深恶痛绝萨特的政治观点，&我们的问候语没有特殊涵义&&&这只是那一代巴黎高师学生普遍使用的表达方式。&
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
爱的先生， 　　我称您&亲爱的先生&想到的是这个词在字典中的幼稚解释：&任何一位男士&。我不会叫您&亲爱的让一保尔&萨特&，这太像记者采访的口气；也不称您&亲爱的大师&，那是您最厌恶的称呼；也不会把您称作&亲爱的同仁&，那过于委屈您。很多年以前我就很想给您写这封信，差不多三十年了，也就是自从我开始读您的作品，特别是十一二年以来，可笑最终导致可钦慕的人已变得很稀少，以致人们几乎要庆幸自己的可笑。也许是我自己变老了或变年轻了，以致今日可以不再在乎这可笑，而对此，您却大将风度，从未放在心上。 　　我本想让您六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收到这封信。这是法国的一个吉日，相隔几年多，诞生了您和我，再过些年又诞生了普拉蒂尼，三位优秀人物，因过分的荣誉或他们不予解释的不体面行为而被摔至辉煌或遭野蛮践踏的优秀人物&&感谢上帝，您和我只是受到转义上的践踏。但是，夏季短暂，动荡，凋谢而去，我最终放弃了这首生日颁。然而我要说的话还得向您说，也好证明这充满情调的标题并非随便说说而已。 　　一九五O年我开始读书，什么都读。从此，只有上帝或文学知道我喜爱或钦佩过多少法国或别国的作家，尤其是活着的作家。以后我结识了一些作家，也关注了一些人的写作生涯。今天，如果说，作为作家，仍然有很多人让我佩服，作为人，让我继续仰慕的谁有您一人。十五岁是聪明并且严肃的年龄，一个没有明确目标因而也毫不让步的年龄。您在我十五岁时所作的所有承诺，您都履行了。您写了您这一代人最聪慧、最诚实的书，您甚至写出了法国文学中最才华横溢的一本书：《词语人同时，您又始终义无返顾地去帮助弱者和受欺侮的人。您相信人们，相信事业，相信口号；您有时做错事，像所有人一样，但（这一点却与所有人相反）每一次您都承认。您固执地拒绝了给予您成就的一切荣誉桂冠和物质回报，在什么都短缺的情况下您却拒绝了人称天上光荣的诺贝尔奖。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您的住所三次被炸，流落街头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您强迫剧团编导安排您喜欢的女性出演她们并不一定适合的角色。如此，您傲然表明，对于您来说，爱，可以相反是&对荣耀光彩夺目的埋葬&。简言之，在拒绝人们所赠予您的一切，即重要性的同时，您爱了，写了，分享了，奉献了您该奉献的一切，那是重要之本。您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个人，您从未宣称作为作家的才华可辩解作为人的缺点，也不认为只要能体验创作的幸福便可以藐视或忽视亲友和其他人，所有其他人。您甚至没有首肯这样的说法，只要有才华有诚意，即便做错了事也是有理的。实际上，您没有躲在才华后，在人所皆知的作家的这一脆弱点和双刃剑后边，您从未像那喀索斯那样自我陶醉，而那喀索斯，还有小主人和大仆人，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作家的仅有的三个角色。相反，这把所谓的双刃剑远没有把您像许多人那样美妙而喧哗地戳透，您称它在您手上轻巧、有效、伶俐；您珍爱它，您使用它，您把它交给了受害者，您眼中真正的受害者，那些不会写作，不会解释，不会抗争，有时甚至不会抱怨的受害者。 　　您不责难公正，因为您不愿评判，您不谈论荣誉，因为您不愿受封，您甚至不提宽厚，因为您不知您自己就是宽厚的化身，您是我们这个时代惟一的公正之人，荣誉之人，宽厚之人，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人；生活不奢侈亦不克俭，无忌讳亦无放纵，惟一纵情挥洒的是文字；做爱并献爱，吸引人也乐意被吸引，才思敏捷，才智过人，总是把朋友甩在身后，又总是返回来让他们感觉不到。您常常宁肯被利用被玩弄也不愿无动于衷；宁肯失望也不放弃希望。一个从来不愿作典范的人，过的是怎样典范的人生！ 　　听说，您现在失去了双眼，不能写作了，而且肯定有时候非常痛苦。所以，也许您会高兴地知道，二十年来，我所到之处，日本。美国、挪威，外省或巴黎，都能听到人们谈论您，男女老少都怀着这封信里所倾吐的那种钦佩、信任和感激之情。 　　这个世纪疯狂，没人性，腐败。您却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 　　愿上天保佑您。
－－－－－－弗朗索瓦丝&萨冈
让保尔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
&　　萨特 Jean-Paul Sartre ，（日－日），思想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的高峰作品。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接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奠定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二战期间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第二年获释。&　　20世纪40年代，萨特既在上，也在文坛上参与反法西斯运动。1950年代，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19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现在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古巴；1967年中东七日爆发时，他们在加沙地带。1964年，萨特更以他的超常举动，令世界震惊。这就是对的拒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理由是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和一个研究的人联系在一起。萨特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1960年代后期，多次发生学潮和工潮，而萨特始终是运动中的精神领袖。&　　萨特认为&应该是一个战斗的人&，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他反对冷战，1954年曾经怀有很大希望访问，但看到实际情况后又觉得很失望。他先后访问过北欧、美国、中国和古巴，在苏联入侵捷克后，他断绝了和苏联的关系，他的原本暗示反对法西斯占领的剧本《苍蝇》在上演，成了反对苏联占领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热烈的欢呼。1971年以后，他走上街头，亲自兜售左翼书刊，参加活动，提出&用行动来承担义务而不是言词&。&　　萨特于1955年9月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月29日在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陈毅分别接见了他。&　　1980年萨特去世时，有5万多人自动参加了他的葬礼。&
让-巴浦蒂斯特&萨特是海军工程师。在萨特1岁零3月去世。四岁时萨特由于角膜翳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是安-玛丽萨特（婚前姓史怀哲）在萨特父亲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法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里的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而据说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的苦难》。&　　萨特最初在蒙田公立上学，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最低年级是10年级预备班），但很快以基础太差而被要求从10年级开始就读。祖父则在一气之下让他退了学。请在家给他上课。这使得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年。10岁萨特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3年后，他又随外重新就读亨利四世学校。在就读了2年后家里让他转到了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预备班可能要好。不久萨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Normale）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的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巴黎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1929年，萨特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LaHavre），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　　1933年，萨特前往，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del&Ego》）一文。1936年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象》）（《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学研究后的论文。&　　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萨特将它定名为《忧郁》，起初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绝。后又几经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又重新接受了这份作品。但名字建议改为《恶心》（Nausea）。1938年4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虽然不是特别畅销，但评论界反应不错。有人把萨特和卡夫卡相提并论。称他为法国的卡夫卡。萨特认为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他写的最好的。在小说《恶心》出版之前，萨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几个短篇的约稿，于是、《艾罗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继发表。而和《亲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玛出版社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墙》等其他几篇已经发表的合在一起，作为小说集《墙》出版。这本小说集非常受欢迎。萨特也真正的开始有名气起来。&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萨特在波尔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点集合。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成了气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观测到的通知炮兵连。其他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日，萨特随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时被德军俘虏。那天是萨特35岁的生日。在萨特被俘几个小时后，法德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这种偶然性和荒诞戏剧般的在萨特身上重演。萨特开始被关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的巴卡拉。8月中旬时，他们被运到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战俘营期间，萨特读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组织了《巴理奥纳》。最终他以眼睛有根本不可能打仗为理由，使德军军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并逃出战俘营。萨特回到巴黎后创办了一个抵抗组织。名为&与自由&（Socialismeetlibert&）。起初萨特想和其他抵抗组织联合起来，但却被当作是是德国奸而拒绝。1941年萨特解散了这个。但在这两年后萨特又获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组织，为《法国信使报》和《法兰西文学》做。&　　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L'&EtreetleN&ant）（BeingandNothingness）。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个叫弗洛的咖啡馆，用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职业哲学家都关注着这本书。但《存在与虚无》从一开始就难以被学术界正统权威所接受。他们觉得这本书过于离经叛道，不能入哲学的。这本书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使得存在主义成为五十年代最具影响的思潮。而这本书也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　　战争期间，萨特还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LesCheminsdelalibert&）第一、二卷。书名最初定为《魔鬼》，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并在结束前陆续成了这书的第一卷《理性时代》（又译《懂事的年龄》）和第二卷《延缓》。小说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状态，但重点却描绘主人公他的情妇如何支配他们的自由：她是否应当流产，他是否要与她结婚。小说的前两部于1945年9月出版。第三部《心灵之死》则于1949年发表。第三部中明显的治和哲学色彩变得重起来。使这小说的续集不是很成功。&　　萨特对创造戏剧也充满兴趣，在这之前他只在战俘营写过《巴里奥纳》。1943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苍蝇》（LesMouches）的剧本。本个剧本是为了唤起法国人的自由也是为了萨特当时一个叫奥尔加的情人。奥尔加当时在学演戏，希望萨特能为她写一本。《苍蝇》取材于古代传说，但萨特对这个传说作了改造。剧本通过了德国的审查后在6月首次上演。演出得到了好评，并让奥尔加开始出名。但德国很快查觉了这部戏的含义，不久后便停止了演出。这次成功使萨特倍受鼓舞，并开始构思新的剧本。1944年，萨特的新戏《间隔》（Huis-closNOEXIT）（又译《密室》）公演。这部戏只有三个演员，同时自始至终同时在上。大致情节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这次演出大获成功。戏剧中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之一。萨特甚至被邀请作了一个关于的演讲。而后萨特又创造了一些戏剧。包括1946年《死无葬身之地》（Mortsans&pulture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1946年《毕恭毕敬的妓女》（LaPutainrespectueuse或译《可敬的妓女》曾改编拍摄为同名)1948年《肮脏的手》(LesMainssales)1951年《魔鬼与上帝》（LeDiableetleBonDieu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3年《基恩》（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年《阿尔托纳的死囚》（LesS&questr&sd'Altona）在传记小说上，萨特于1944年完成《波德莱尔》（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1952年出版，该书原为让热内一本书的序，完成时却长达578页。成为自有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特了评论杂志《现代》（LesTempsmodernes）。编辑部成员有波伏娃、雷蒙.阿隆（RaymondAron）。米歇尔&莱里斯、梅洛&庞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而后萨特开始被人称为存在主义者（萨特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后来则开始接受）。并开始越来越出名，1945年10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estunhumanisme）的。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些基本观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我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宣称如果世上没有，至少还有一个存在，一个先於本质的存在，一个在它可被任何定义之前便已存在的存在，这个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的人的实在性。&　　&萨特引用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都可能发生。&称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而这时期，萨特关于文学的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并提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的。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萨特试图论证散文较之诗歌而具有的优越性，并提倡一种对作者与读者皆属自由行为的实用。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d&mocratiquer&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　　50年代初期，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成为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发生的罢工失败对萨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写并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试图说明共产党和间的关系，分析造成罢工失败的根源。文章分成三个部分，而到最后成了颂扬共产党的。萨特新的政治立场虽然得到编辑部大部分人的赞同。但仍导致一些人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1952年，阿尔贝.加缪的《反叛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另一说是《现代》杂志的一个叫尚松写的关于《反叛者》的文章惹怒了加缪。而加缪却把这篇文章归罪到萨特身上）。1954年5月，萨特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发表了后来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讲话。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在中国，除几个法国文学专家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11月2日，中国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萨特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　　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萨特谴责了苏联军队和对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并与共产党决裂。但在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现代》杂志匈牙利问题专期，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反对苏联干涉。但他又认为，苏联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1954年萨特公开反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支持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并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主要内容是，法国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因为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又被称为&121人宣言&）上签名。同时又发表&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联合起来&的讲话。因此被当局指控为&有害于安全&。1960年2月下旬，在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主编的邀请下萨特和波伏瓦访问了古巴，称赞共产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并感叹&这是革命的蜜月。&1960年8月，萨特和波尔伏应邀访问，在里约热内卢大学直接对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受到了巨大的欢迎。但也同时使得萨特被视为叛徒和法国之敌。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萨特回法国后不久就遭到了起诉。但因为其影响力而不了了之。之后萨特不断受到暗杀的威胁，但仍然坚持自己立场，并亲自上参加游行和静坐示威。&　　1960年萨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TheCritiqueofDialecticalReason）的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第二部分则一直没有完成。萨特认为这本书讨论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又抛弃了的地方。有人认为这是萨特试图使用存在主义和理分析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阐述其可行性。因此萨特被视为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萨特晚年时，他又否认他这本书属于主义，认为它只是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性小说《词语》（Lesmots），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标志着萨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上来，萨特在这本书里描述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欠出版社一笔钱。1964年萨特因为《词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最终获奖。但萨特拒绝领奖，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领奖是因为它把和文学分为等级。&　　1960年代，美国侵略，萨特坚决支持越南的战争。并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法庭。法庭的名誉主席是伯兰特.罗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发表谈话，称苏联人为战犯，表示与苏联彻底断绝关系。他的原本暗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剧本《苍蝇》、《肮脏的手》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对苏联占领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热烈的欢呼。1968年5月法国大学发生了骚乱，反对越南战争和学校的规则。萨特与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发表演讲。5月风暴过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参加了无产阶级左派所出办的，并上街散发。1973年，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Lib&ration左翼最大报纸，法国第三大全国性日报）的主编。&　　70年代初，萨特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此时他正写《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973年萨特的几乎完全失明。他的生活由波尔娃和他的养女来照顾。萨特于日去世。他的&终生伴侣&（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权主义者，著有《第二性》）在萨特去世后，以萨特最后10年生活为基础，写了回忆萨特的《永别的仪式》和萨特的书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海狸是萨特对波伏娃的爱称）日常生活中萨特喜欢看电影、听，他还经常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里写作，他一生保持着这个习惯。他平时的生活放荡不羁。尝试过迷幻剂和安非他明。他常常住在朋友家里并与很多女性有过暧昧关系，其中很多女性一直接受他在上的支助直到萨特去世。但同时萨特从未断绝同爱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关系，他们互相订立著名的&两年契约&经常被扩期。波伏娃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萨特是&左岸&知识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但后来却跟他许多昔日的老友发生争执，如雷蒙&阿隆、、亚瑟&凯斯特莱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等。而五十年代积极的政治活动，又使他赢得了&世界良心&的声誉。同时萨特最终也没有得到学院派的承认，他是法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声名如此显赫而除了在中学执过教却从未进入高等学府正式任教的哲学家。&　　萨特的作品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但，其自己并不是很乐意得到这个&&）。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有索伦&克尔凯郭尔（也有翻译&祈克果&，S&OrenKierkegaard，1813－55），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和（MartinHeidegger，）（但海德格尔本人很讨厌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明确表示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阿尔贝&加缪。虽然祈克果是有神论者、神学家而尼采和萨特都是无神论者，存在主义者在诸如个体的，选择的重要性，承担作为真实的人类存在的义务，人类除人类所赋予的以外没有其他意义等观点上观点都基本相同。&
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萨特与他的勤奋和声望不相称的是，他的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这方面，他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收入并不少，有时甚至有成百万的在口袋里。但他乐施好舍，不知经纪，加上视财富如粪土，再多的钱也放不了几天。萨特在巴黎最后的住处在爱德加&基内29号，第10层楼上。从楼上能望见他长眠的公墓。那是个很小的被称之为&悲惨&的，现在已换了房客，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标志。即使保留原貌的话，里面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的旧，几个烟灰缸，小半架子零乱的书。这个生前对身外之物极端不在乎的人，对死后人们如何纪念他也同样不在乎。&　　终生伴侣：（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权主义者，著有《第二性》）。萨特一直和波伏娃同居，他俩结识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两人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爱好上。萨特去世后物，波伏娃为他写过一部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
(1943）、《密室》（1944）、《死无葬身之地》（1946）、《可敬的妓女》（1946）、《肮脏的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托洛亚妇女》（1960）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论文和作家传记，并主办了很有影响的《现代》杂志。萨特出子&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找来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被授予1964年诺贝尔文学，但萨特没有接受这一奖金，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和25周年祭日来临时，关于他的评论是五光十色的：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EXPRESSE&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萨特的&错误&的问题。&　　萨特曾在一家杂志写过一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但即便有争议也无法抹去萨特在各个做出的贡献。2005年是萨特诞辰100周年，从3月至6月，法国和世界各地有许多纪念活动。其中6月21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有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法国国家图书馆3月起举办为期半年的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摩纳哥还专门发行了一枚1．11欧元的萨特纪念邮票。在法国，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电台、电视台则不断有专题播出。时值春季，有此风气，以至有&萨特之春&的说法。&
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该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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