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和邻居发生冲突，双方都受伤了，但是他买通了派出所民警，当时我不在，家人不识字，录口供的时_百度知道
十多年前，和邻居发生冲突，双方都受伤了，但是他买通了派出所民警，当时我不在，家人不识字，录口供的时
会销案吗，民警写的跟家人说的完全不一样，家人当时气不过，法院裁决要陪三万多，这么多年过去了，最后还画押了？该怎么做，所以后来开庭，当时我不在，但是他买通了派出所民警，就没给，家人不识字十多年前，无奈他们把证据做死了，双方都受伤了，录口供的时候，和邻居发生冲突，出远门打工了，败诉了
提问者采纳
应该上诉才对，这样你就不用承担责任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中国司法制度下，一审时，一审判决就生效了，申诉之难难于上青天，现在想上诉都不可能了，只能走申诉程序，你们发现判决对你不利，你们在上诉期内不上诉那可能比较麻烦了，没有在申请执行的期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现在你维一的希望是对方也是法盲一个
现在我也不知道啊，强制执行咋回事？
败诉方不履行法院判决，胜诉一方可以申请法强制执行败诉方的财产，必须在两年内申请。这就是强制执行，求好评。
老家就一破房子
败诉方不履行法院判决，胜诉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败诉方的财产，必须在两年内申请。这就是强制执行，求好评。
强制执行后是不是房子没了？
还有有没有强制执行我怎么去查？
只有一处房子是不会强制执行的。
说具体点可以不
法院强制执行，多从房产，车辆下手，同时会向村委会了解情况，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注意财产信息保密。
提问者评价
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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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5条回答
这个销不销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邻居现在还追不追究，如果他们不想在追究了，这事也就平息了
不知道很多年没回去了
法制频道好像有个节目你给他们发信息他们的律师会为你解答，你可以去问一下
你没事可以去看看
以和为贵。
这钱不可能给他
中国人的陋习就是这样。各退一步，才是相处之道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本来就吃亏的一方，这钱我就是烧掉也不可能给，人活一口气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去反诉！
我们的证据被他们做的没利，当时是他家有个妹嫁了富豪，用钱买通了民警和法院的人，我现在都想回去把这活人全家弄死
呵呵，这是法制社会。何必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别想多了，过去就让它过去。
派出所民警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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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小说：
&&推荐小说：调查“有关苯酚污染” 广东记者的镇江一夜
10:40 &&来源：南都周刊&&&&
记者_孙炯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
　　2月14日，情人节雨夜，两个汉子仆仆风尘地自镇江搭火车抵达上海站，而后穿过地下甬道，在地铁三号线的站台上，给广东《时代周报》驻沪记者严友良发去消息：我们在三号线等车，打不到的。
　　二人的身份，是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政委王琦梦与镇江市公安局宣传影视处处长黄春林。此趟长官出马，是要与严沟通，安抚他的委屈，平息网络舆情。
　　但沪上之行并不顺利。当晚，地铁三号线局部停运，使得王、黄二人耽搁至晚上11点，才搭动力三轮，与严友良见上面。
　　在严家附近的咖啡馆，王政委将一杯西瓜汁推到严的面前，说：“给你点的。”黄处长也摆低姿态讲：“上海真是个大城市。”接着提起腿肚，要严友良看，其裤管沾满了雨渍。
　　而两天前，镇江市大市口派出所内，狼狈的却是记者严友良。
　　事起2月3日，镇江市区发生自来水异味事件。镇江市自来水公司最初解释，是加大了氯气投放；四天后，市府应急办改口承认：水源水苯酚污染是此次异味的主要原因。
　　其后，官方调查进一步指认，一艘运输苯酚类化学品的韩籍货轮，曾停靠镇江，其排口管道阀无法关严，有重大嫌疑。
　　但坊间流传着说法，处于镇江取水口上游约9.8公里的高资镇化工区，才是悬在镇江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受报社派遣，严友良在2月11日到达镇江，并着手调查。
　　据严回忆，他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一个“有关苯酚污染”的帖子，末尾还邀请镇江市民集体散步，“周日（2月12日，记者注）下午2点，城市客厅喷泉，暗号为手中拿一瓶矿泉水”。
　　召集日下午1点半，严去喷泉广场查探情况。他说，虽然路口停着警车，车旁也守着警察，但没见起事的迹象。
　　当天出版的《镇江日报》亦报道：为使市民相信科学、相信检测数据，消除市民疑虑，昨天上午，市领导分7路赴各片区市民家中，与大家一起喝水聊天，解疑答惑，给市民吃上“定心丸”。
　　待到下午2点时，却陆续有市民来，提着瓶装水，都往广场里走。严友良也跟过去，喷泉开始喷水，他就佯装拍风景。
　　那时，他的镜头捕捉到了一名年轻人，戴黑色口罩，上面写“化工污染”，画了圈，又画了叉；人群里，有大爷对严说：“我70多了，肝脏不好，政府还让我喝这样的水。”
　　“原本这些，都要写进稿子去。”严友良后来说。
　　但稿子最终黄了。
　　严友良在广场上拍摄的最后一幅画面，是警方叫走了一名男子。
　　严回忆说，那记快门才落定，就有人伸手挡了镜头，旋即三个便衣冲上来，把他揪到边上。随后，严友良被带到了大市口派出所门前，这期间，他一直把手机攥在手里。进门的一刻，他突然向警员讨饶：“都到门口了，我的衣服被拽成这样，不会跑了。”三人果然都松了手劲，严就乘机拨通了妻子电话。“连通的提示只在屏幕左上角显示，很隐蔽。”严说。
　　等到严的妻子听明白电话那头的状况，严的手机，已被警方代为保管了。由于严友良曾护着手机不配合，双方争夺手机的动静有些大，严妻看到电话菜单里有录音选项，就果断按下。
　　严友良说，自己的手机一直被112480号警员捏着把玩，“他不懂用划屏手势来解锁屏幕，没发现手机正在通话，更不会想到，远在上海，有人对整段问讯录了音。”
　　录音第38秒，办案警员要查验证件，严说，没记者证，但有单位采访函。有声音就劈头训他：“没有记者证就不好采访。”
　　严顶了一句：“谁说的，与你们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拍的是风景。”
　　严友良后来说，112480号警员接着开始翻看他照的相片，录音第4分16秒，这名警员突然生怒咆哮起来：“镇江人的事关你屁事，镇江有污染关你什么事，社会败类，不要脸还笑。”
　　严友良事后解释：“我笑自己是秀才遇到兵，这大概激怒了他，他觉得我瞧不起他。”
　　112480号警员便使更大的劲儿呵斥严：“你就没有报道的资格，作不实的报道，愚弄老百姓，你跟苍蝇一样，你就是蛆，哪个地方臭往哪去，屎你吃吗？”
　　他进一步教导严友良：“败类，记者？发一些不实的报道，不会发一些正面的报道出来？正确的舆论导向会吧？社会的安定你会引导吧？”
　　两天后，这段时长41分钟44秒的录音被《时代周报》放置到其官方微博上，一刀未剪。短时间内，这条录音被转发三千余次。
　　这才有代表镇江警方的王琦梦政委与黄春林处长夜奔上海，向严致歉，并告诉他：112480号已经被关了禁闭。黄春林还试探问：“那请你高抬贵手，把微博删了？”
　　2月21日，南都周刊记者致电并短信联系黄春林提出采访要求，他仅回信“正在开会，你在哪里”。28日，记者再度与黄沟通，他答复：上述问题请与京口分局政治处联系。
　　截至本刊发稿时，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政治处也未回应本刊传真的采访要求。
　　而早些时候，严友良就写微博表了态度：“我现在还是能原谅他（指112480号警员），毕竟他年龄不大，涉世未深。”
　　事后，他甚至借《路西法效应》一书中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作了一番诠释：在一个恶的制度下，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严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这本书是他读过的专业书籍。
　　“大权力检验的是人的大智慧，小权力检验的是人的小品质。”严说，“有时，新警察比许多老警察更不讲规则，更不讲道德，这不奇怪。”
　　另一则微博里，严友良转而写道：“我也实话实说，我后来在九里街派出所遭受的待遇还不错，他们从徐纯勇所长到副所长，对我还不错。”
　　九里街派出所是严友良2月12日晚上待过的第二个地方。
　　在大市口派出所待了四五十分钟后，有警员来接严走。拿到随身物品后，严还虚晃一枪地说：看你们，把我的手机也拨通了，我现在关掉。
　　警察们没有起疑。
　　进到九里街派出所一看，严觉得不对劲了，“窗很小，还用金属条封着，进房要刷门禁，安检升了一级。”有人过来录口供，问严：什么时候来镇江的？为什么被抓？
　　严友良说：“我拍到你们抓了人，才被你们抓。”
　　警察纠正他：不是抓人，包括你，我们也是带来做调查。
　　待要严友良签字画押时，他才发觉口供里至少写错了两处。严回忆，警察没问他的学历，就直接写了个初中。供职的单位，警察填了《时代周刊》，看到自己的东家被当成美帝国主义的老牌媒体，严友良反而有些放松了，就冲对方开玩笑：“你这么写，是想不止关我24小时，要关我24年？”
　　下午4点33分，警方才给严的妻子打电话，告之：“严友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口头传唤，正在接受调查。”
　　此刻在关押室里，对严的控制已经不严格。“我眼前的台面上，有我的手机、背包和财物，我可以伸手去拿。”
　　下午6点多时，警局里开伙，严友良说要吃素。所长准许说：“我们会优待俘虏。”
　　严友良追问：“那我是国军？还是共军？”
　　所长笑：“你肯定不是国军。”
　　但严友良没吃上这顿“牢饭”，因为晚上7点后，他在口供上按完手印，加之写了一句“以上内容和我所说的一样”，就被释放了。
　　严友良回到酒店，椅凳都没坐热，九里街派出所副所长的电话又追过来，让他回去，理由是与他一同被抓的人，都没放。
　　考虑到往下的采访仍要与官方打交道，严友良又折回所里。
　　这一次，警察没有搜身，严也有用手机的自由了，副所长对他承诺：等上面通知，晚上9点半前一定放人。
　　等待间，副所长要来严友良的手机看微博，见到多条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闯美馆的消息，他说：“要不你讲讲王立军。”
　　值夜警察都凑上来，这位政治学博士就在派出所里讲了三种论调：阴谋论、反腐斗士论和鱼死网破论。他解释这些都是网传消息。
　　警察们“喏”了一声，副所长讲：“也只能听一听。”
　　但副所长食言了，严友良只等来黄春林。严友良说，那一晚，徐所长介绍黄的身份，是市委宣传部的蒋主任。
　　与南都周刊记者的短信往来里，黄春林对此矢口否认，他说：“没有，可能是别人介绍时，严友良本人没听清楚，弄错了，也或是语言障碍造成的这一误会？”
　　严友良却回忆，“蒋主任”曾让他写保证：保证不写有关镇江水污染的报道。
　　严没答应，说写稿是职务行为。
　　“蒋主任”退一步，又说写稿可以，但要接受镇江相关部门的审查。
　　严友良又没答应，他说：“对媒体有事后审查制，如果报道有失实，你们可以起诉我。”
　　黄春林同样否认有过这样的对话，他以短信告诉记者：“不对，只要求他客观报道，这是与严达成的共识。”
　　所谓的共识，是严写了一纸说明，说明上写：“本人严友良采访镇江水污染事件，稿子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钟表走完一天，在2月13日凌晨，严友良才从九里街派出所走出来。
　　2月14日，严友良已经回到《时代周报》上海记者站。在镇江市公安局两位领导到访前2小时，晚8时06分，严友良又接到了徐纯勇的电话。电话里，这位派出所长问：“小严，你在我们九里街派出所没录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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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