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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红丝带基金的凉山区域公益地图
刚建成的磨盘乡蘑菇村卫生室
　　根据凉山州艾防局数据：截至2014年底，泉州累计报告HIV/AIDS 3万余例，死亡7千余例。累计报告病例中，因注射毒品感染占64.66%。2014年新报告病例中，性传播途径感染者占48.49%，已超过因注射毒品感染的40.46%，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从环境上来说，有山有水有几分田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绝对算不上中国最贫瘠的地方，但这里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是&不正常的穷困&。虽然一步跨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凉山相对传统、封闭的社会环境对外界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介入尚未能全部消化，对外来的负面因素也没有抵挡的意识和能力。一个本来普通，跟其他穷地方一样生活条件差，有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村庄，2000人中有80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我们不希望将情况渲染得过于夸张，因为现实是复杂多面的。
　　记者最先看到的是医疗水平差，西昌市磨盘乡7个村子只有一个村有赤脚医生;随后觉得健康意识跟不上，大家对艾滋病的认知不够，继而觉得基础教育存在问题;在100公里施工路段颠簸了6个小时后，昏沉的脑袋认识到基础建设也是滞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关注艾滋病防治本身是不够的，而一家以推动艾滋病防治为主的公益组织要进入凉山，最好的方式也是全面关注，以小博大。
　　一个抗病毒治疗中心，50多个村卫生室，红丝带栋梁班和红丝带艺术班，从关注艾滋病防治本身，到贫困孩子的教育，再到关注当地文化特色产业，一个公益组织打造了一个区域性的帮扶生态圈，除了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受艾滋病影响的自足家庭自力更生。
　　抗病毒治疗中心
　　中华红丝带基金是由全国工商联和20余家会员企业共同倡议发起筹建的致力于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全国性公益基金。当然，艾滋病防治还是主业。
　　中华红丝带基金(以下简称红丝带)投资400多万捐建的抗病毒治疗关爱中心，2012年在昭觉县人民医院大楼旁边竣工并投入使用。中心主任勒伍学文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其他县的抗病毒治疗中心有的设在疾控中心，有的设在县医院，有专门独立的中心大楼提供诊断治疗的只有昭觉县。在抗病毒治疗的管理上，昭觉县也要比其他县更规范，相关的医务人员也最多，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在内共有29个人。这里既是治疗诊断平台，也是培训、宣传、交流以及给基层提供技术指导的中心。&
　　因为病人中有并发结核症患者，医生在等我们带好口罩之后领我们进入病房。正值春耕时节，70余张病床大概住了一半，其中有十几年前就确诊的中年人，也有时而出去打工时而回来治疗的年轻男子，他们大多因吸毒注射而感染，有的已经戒毒，有的还没有。女性患者则多数因为性传播感染，病房中一位从美姑县来这里治疗的姑娘即是被丈夫传染，已经离婚，这位原是教师的姑娘瘦弱而温顺，已经流干眼泪的双目令人不忍直视。医生李昌敏说，尚未戒毒的病人依从性很差。发现艾滋病之后，夫妻仍然一起生活的占多数，有些健康意识比较强烈的会分开。
　　治疗规模扩大后失访病人数量增加，是中心面临的一大问题。&三个月以上不主动服药，很可能产生耐药性，这部分人数有500多，在凉山州算比较多的，因为治疗规模大。&勒伍学文说。其中，70%是因为外出务工，因为家庭贫困，他们觉得打工挣钱比服药治病更重要，药物副作用大占5%~10%，外嫁、搬家后不愿意再透露自己的病情等也都是造成失访的原因。
　　&外出打工这部分，我们也想过很多办法。送药到广东那边肯定不现实，邮寄也不容易。希望国家能统一抗病毒治疗工作，可以跨区域治疗、查看信息。&勒伍学文说，&患者的意识和行为不对位，能够意识到艾滋病是不好的，但行为上不会立刻改变，明知道性行为可以传播艾滋病，但不采取安全措施;明知道药物可以延长寿命，当有人找他们出去打工时，药也不拿就走了。所以还是必须要提高病人的认识。2013年底我们开始对依从性差的病人做咨询工作，去年的新增病人失访率明显降低了。&
　　经费和人员的不稳定是中心另一个大问题。勒伍学文说，近三年主要靠科技惠民项目支持，各级资金每年有200多万，但科技惠民项目今年年底就要结束，还不知道明年会怎样。项目制招聘也是人员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加上每年都会有两三个人考上公务员而离开，人员流动性较大。
　　村级卫生室建设
　　之前提到的西昌市磨盘乡仅有的一位村医罗医生，在红丝带投建的卫生室建成之前，是在自己家的小屋里给人看病的，再以前，是在山下租了间小房子，直到付不起租金。新建的卫生室有三间房子，附带厕所。罗医生说，雨季时上山回家不方便，就可以搬来卫生室住了。
　　磨盘乡大坪村的卫生室也已经建成，一个月后就可以投入使用。这个村子没有医生，由乡卫生院派人定时来村里诊病，院长张雪说，卫生院的6名医生，轮流下到各村，之前没有卫生室时，就只能跟老乡商量后借个屋檐下的地方诊病。
　　红丝带目前在凉山州共捐建了50多个村卫生室，每个造价10万元(其中8万元为基建费用，2万元为配套设施)，包括一间诊室，一间注射输液室，一间医务人员工作室和卫生间，截至2013年底投入530万。
　　除了最基础的吃药打针，村卫生室还承担着艾滋病防治前哨的重要职能。在昭觉县竹核乡的村级卫生室里，各配备一名妇保员、一名村医，为村里的育龄妇女、怀孕妇女进行艾滋病及母婴阻断的相关知识教育，并为他们联系到乡或县医疗机构做健康检查。村妇保员由本就负有相关责任的妇女主任担任。村医的能力则远远不足，火洛村的村医参加过红丝带举办的村医培训，但还没有村医资格证，大温泉村28岁的年轻医生是从卫校毕业的，已经是记者在当地看到最靠谱的村医。昭觉县卫生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昭觉的村医大多没有村医资格证。现在卫生室基础有了，其他硬件、软件还要一点点添加。
　　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负责实施的红丝带母婴艾滋病传播控制项目，已经分两期对凉山州17个县市的村医和妇保员进行了培训，使基层村医和村妇保员掌握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妇幼保健以及公共卫生管理与传染病防治等多方面的知识，正确了解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防艾宣传教育工作的手段和方法。
　　母婴平安包推动住院分娩
　　竹核乡木渣洛村一个父母都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大儿子3岁多，没有做过母婴阻断，已经感染。经过医务人员不断的健康教育，在怀上第二个孩子后，母亲去昭觉县妇幼保健院做了早期母婴阻断，小儿子现在出生3个月，目前尚未拿到诊断结果。不敢想象，父母和哥哥能看到小儿子长大成人。得知此前妇幼保健院母婴平安包已经发完，前去探望的红丝带工作人员将携带的一个平安包送给这位妈妈。
　　母婴传播是艾滋病三种传播方式之一。目前，四川省凉山州艾滋病疫情面临着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趋势，母婴传播的比例逐年升高。为了配合当地开展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红丝带在凉山州实施了红丝带母婴传播控制项目，旨在鼓励孕妇早期检测和住院分娩，为受毒品、艾滋病影响的贫困家庭孕产妇和母婴家庭提供物资及营养等方面的支持。一个成本210元的平安包里包括了初生婴儿所需的衣物、抱被、毛巾、尿不湿、碗盆等。
　　昭觉县妇幼保健院的俄木阿呷院长说，以前彝族的妈妈不习惯来医院分娩，在家找产婆，生完孩子用自己的披风包裹起来，没几天就去干活，不是很讲究。现在有强制规定和母婴平安包的吸引，孕妇更愿意来医院分娩。此外还有各种措施，如此前在村卫生室的墙上，也可以看到昭觉县妇幼保健院的&村妇保员奖惩制度&，其中有一条：带一名产妇到医院分娩，奖励100元。阿呷院长说，来医院分娩的产妇几乎是不用自费的，住院三天约1500元的费用中，500元由国家农村孕产妇项目负担，1000元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
　　整个凉山州来说，州卫计委苏杰表示，住院分娩率已经从原来的50%提高到现在的85%。在州卫计委、各相关区县卫生局与红丝带举行的座谈会上，各县还提出了建议，比如增加平安包数量和发放范围，农村热水使用不便可以增加一个热水器，奶粉单独发放等。
　　栋梁班儿童资助
　　竹核乡中心校红丝带栋梁班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因为父母感染艾滋病而直接导致家庭贫困或致孤，他们无法享受到良好的生活照顾和教育，而且由于经历了家人患病、死亡，遭受了周围人的歧视与冷漠，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红丝带先后资助并支持了河南、四川、山西、云南、新疆等地区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其中包括四川凉山州5个红丝带栋梁班和1个红丝带艺术班共300余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资助标准每人每年3000元。
　　红丝带栋梁班的照顾委托给了当地NGO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由中心的工作人员一户户走访孤儿和贫困家庭，将孩子接到学校。在竹核乡中心校，照顾两个班100多名学生的生活老师是27岁的勒身医生。由于家庭变故，栋梁班的孩子周末也很少回家，除了10来个还有妈妈的孩子，其余就住在学校。孩子的梦想比较简单，好多都想以后当老师，在问到为什么时，一位孩子说：&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孩子都没上学，像我这么大的都出去打工了。&
　　中心负责的红丝带项目还有伍合村的&京东红丝带儿童之家&，这所幼儿园是由原来的村小改建而成，新的校舍还将加上太阳能洗浴设备。记者走访时正在施工，包工头表示一定建好给娃们上学的房子。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在竹核乡设有一个工作站，在工作站驻点的工作人员甲来伍沙，是来自美姑县的1990年的彝族小伙，担当我们此行的翻译，他此前也做儿童工作，后来被调去做妇女生活保障，给农家钱买母羊母猪，在走访艾滋病家庭时看到的母猪和小猪，就是他的工作成果。
　　多彩的彝绣
　　为了扶植凉山特色文化产业，让更多受艾滋病影响的彝族家庭自力更生、脱离贫困，中华红丝带基金联合香港女工商专联、凉山州总工会在凉山州共同实施了&彝绣&发展扶持项目，将公益扶贫开发、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实现彝族妇女的生产自救和再就业。
　　凉山州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英说，当前已经培训了6000人，然而后续成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彝绣现在的产出形式主要是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约有500家，做得较好的如自己创业的沈小英，彝绣传承人阿西巫之莫，与农校合作的阿牛阿呷等，分别带动了一批农村妇女参与进来。但彝绣产品种类少，样式单一，彝族人没有经商的历史，缺少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意识，目前仍以本地购买为主，辐射云贵地区，远程销售还有难度，经济效益不高，还需要向羌绣、蜀绣等学习。
　　背景资料
　　大凉山，在四川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内，是大雪山的支脉。东北-西南走向。海拔2,000至3,500公尺，个别高峰近4,000公尺，大凉山为彝族聚居地区。大凉山以东为小凉山，以北为小相岭，以西为安宁河谷地。
　　目前，凉山地区的吸贩毒现象在执法机关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是，艾滋病又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感染者和吸毒人员家庭的妇女和儿童的处境日益恶化。由于大量人口死亡、伤残、入狱或盲目外流，导致许多家庭崩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孤儿和缺乏生活来源的儿童。此外，由于当地人习惯早婚早育，每个家庭普遍生育2至4个孩子，所以，受毒品和艾滋病伤害的儿童比其他地区要多。
　　这些孩子严重缺乏食物和营养(他们以土豆和核桃为食)，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因为缺乏营养而死亡的现象不断发生;儿童过早承担繁重体力劳动，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孤儿失学、辍学现象比较普遍;大多数孤儿生病得不到医治，有部分孤儿居住濒临倒塌的危房中;进入城市流浪的儿童越来越多。
　　除中华红丝带基金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香港智行基金会、天津深蓝工作组、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北京市防艾核心小组等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出努力。
[责任编辑：潘怡凝]
中华红丝带基金
如果重来一次,
慈善基金,让爱
二十四孝图画上
搭把手，保护动
日本男子为宠
可爱豚鼠萌照
一张照片可以公益人士制中国癌症村地图 据称癌症村超247个|癌症村|癌症村地图|地下水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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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人士制中国癌症村地图 据称癌症村超24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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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流传“中国癌症村地图”
　　据悉，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人是通过或言传或书籍等途径听闻“癌症”二字的，而在同一片天空下却有那么一群人零距离地感受“癌症”威慑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癌症村。
　　近些年以来，“癌症村”这一词频繁出现于各大媒体的报道中。2009年4月，《凤凰周刊》以《中国百处致癌危地》作为封面故事，讲述了我国百处致癌危地。同年，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学生孙月飞在题为《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论文中指出――“据资料显示，有197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已确认，有2处分别描述为10多个村庄和20多个村庄，还有9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
　　由于各种总所周知的原因，在地方GDP与环境污染博弈的进程中，可预设的是“癌症村”远不止这个数目。但是，仅《凤凰周刊》中《中国“癌症村”地图》一文展示的我国现已浮出水面的“癌症村”已经足以让人痛心！
　　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
　　(《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
　　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因空气和水污染，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
　　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
　　(《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
　　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年5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
　　(《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
　　无锡市广益镇广丰村
　　(《中国消费者报》2003年报道)
　　村子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年间患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1/3。毒气、粉末铺满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来拜年的亲戚。
　　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
　　(《中国环境报》2004年报道)
　　因水系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
　　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
　　(《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人民日报》2006年报道)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
　　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报道)
　　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
　　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
　　(《民主与法制》 2004年报道)
　　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
　　德阳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报道)
　　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该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
　　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等21个村庄)
　　(《西安晚报》2004年报道)
　　沈丘黄孟营村14年()间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癌症源于沙颍河上游工业、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严重水污染。沈丘全县21个乡镇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赊账买纯净水。
　　浚县北老观嘴村
　　(《南方周末》2002年报道)
　　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成长的小造纸厂所排工业废水，导致数百公里长卫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症。
　　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
　　(《广州日报》2007年报道)
　　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来源：21CN科技
　　韶关翁源县新江镇(上坝村等5个村庄)
　　(《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
　　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水流入上坝村、小镇村，曾为“鱼米之乡”的小村，耕地变成了棕红色。至报道时，该村皮肤病、肝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鸭子下水后，最快四五个小时就会死掉，最慢三四天也会死掉。
　　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
　　(《长江商报》2006年报道)
　　3年内3000人的村庄里1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30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涉县(固新村等至少6、7个村庄)
　　(《新民晚报》2004年报道)
　　这些县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癌者明显增多。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20多倍。
　　磁河两岸诸多村庄(西南留村等8个村庄)
　　(《法律与生活》2007年报道)
　　磁河两岸的8个自然村，因污水渗漏，近两万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近半。
　　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
　　(《科学新闻》2009年报道)
　　近5年来，不足700人的小村陆续发现10位癌症患者，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原因疑为炼铁厂污染。
　　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
　　(《人民网》2001年报道)
　　著名的“癌症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全固村
　　(中国新闻网2008年报道)
　　水质出现问题，井里压出来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机点燃。是当年日军投弹地点，数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气弹在作孽。
　　隆回县金湖村
　　(长沙政法频道(F?TV)2006年报道)
　　20年间，这个总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
　　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新村
　　(《海南日报》2008年报道)
　　莺歌海新村10年内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卫生厅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视。
　　万宁市新群村
　　(《海南经济报》2008年报道)
　　该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国肺癌高发地区的9倍。当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华县瓜坡镇龙岭村
　　(《北京青年周刊》报道)
　　1974年以来，该村民小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症的29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的2人，仅1人属于自然死亡。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林景星等专家根据环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样本，得出惊人发现：该村的土壤、所产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
　　商洛市贺嘴头村
　　(《西安晚报》2003年报道)
　　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在1991年各个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
　　(《每日商报》2004年报道)
　　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2000吨以上。
　　肥城市肖家店村
　　(《重庆晨报》、央视经济半小时2007年报道)
　　2006年，该镇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死者平均年龄48.2岁，年龄最小的仅4岁。专门负责记录死者名单的王医生称，这些癌症都经过县以上医院核实，如此多的癌症患者，肯定与水污染有关。
　　包头打拉亥
　　(《新民周刊》2006年报道)
　　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
　　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
　　(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报道)
　　上世纪70年代起，肺癌发病率高达6.5%，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近1000倍。
　　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
　　(《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
　　5年间200多人患癌，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
　　重庆市梁平县碧山镇黄桥村
　　(《重庆日报》2006年报道)
　　这里的村民过年时以钟馗像驱“病魔”。从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继死于癌症，可病因无人能知。
　　台中县大肚乡王田村
　　至2007年底，该村一处电信基地台设立约5年，其间有上百村民罹患癌症，患病者更多，居民恐慌到极点。有村民质疑是基地台的电磁波，让该村成为“癌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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