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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王闭目塞听的例子
唐玄宗 安史之乱宋徽宗 北宋灭亡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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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勤俭败由奢——简评中华民族的节俭观
一般民众衣服迤逦华美、车马多装饰文采，都是奢侈的征候。奢侈浪费带来用费的增加，使得百姓逐渐贫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贫穷只能带来社会矛盾的尖锐，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管子认为，提倡节俭，禁止奢侈浪费，是治理国家非常紧要的事情。
　　6.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评点】
　　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家最具有平民色彩，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十分显着。墨子针对贵族政治的腐败和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现实，提出&节用&、&节葬&，希望统治者能够节俭，生活艰苦朴素，与百姓一同劳作，使百工各事其所能，罢免一切不利于百姓生产的奢侈浪费。
　　7.十七年，太宗问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因曰：&夫为人君，不忧万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机可反掌而待也。&
　　&&《旧唐书&褚遂良传》
　　【评点】
　　故事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物产有限，工匠过分讲究雕琢，器皿脱离实用的需要讲求精美，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风气一开，上行下效，&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就会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因而养成节俭的风习至为重要。褚遂良的谏词，代表了贤明士大夫普遍的看法，君主对社会风气的厚薄具有他人无法比拟的影响力，任何奢华的念头都可能兴起骄奢淫逸的狂风，因而，对封建君王来说，防微杜渐尤其重要。
　　二、节俭是中华民族美德，修身至要
　　1.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评点】
　　老子的学说，强调清静无为，以此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颇为深刻。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大自然的索取。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类社会的需要，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向身外求，发展科技，开发新能源；其次，就是向心内求，根据老庄的学说，降低人的欲望，减少对大自然的索求，以免资源枯竭，从而延长整个人类的寿命。所以，老子以慈爱、节俭和因循自然为宝，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不仅关系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替代，更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2.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八佾》
　　【评点】
　　鲁人林放向询问礼的本质，称赞他看到问题的重大意义。孔子认为：礼的践行，与其过分地讲究礼的仪式而铺张浪费，宁可朴素俭约。比如说丧礼，与其仪文周至，宁可过分伤悲。在孔子看来，礼是对情欲进行节制的，但如果只注意礼仪的形式，甚至借礼仪而行奢靡之实，则应该返璞归真，回到俭约。
　　3.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述而》
　　【评点】
　　儒家以谦逊为美德，反对骄奢淫逸。孔子并不赞成夏人的质朴无文，但如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相比较，孔子宁可选择节俭朴素，即使被视为固陋寒伧。由此看来，在礼的践行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过&（奢华）与&不及&（吝惜）的问题，但对二者的轻重，孔子的态度是明确的。
　　4.孔子曰：&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言不可不听也。&
　　&&《说苑》卷十七
　　【评点】
　　《说苑》此段论述源自《孔子家语》卷四。就普通人的心性来看，财物有余就会有奢侈浪费的念头，财物不足就会俭省节约，但如果没有政令禁止就会放任自流，没有一个标准限制就会过度消费。如果放纵欲望，奢侈浪费，很快就会家破身败。所以说，根据礼法，对饮食、衣服、宫室等定下一个具体的标准，是从源头上阻止奢侈浪费的好办法。联系现实，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不仅仅是思想教育、认识提高的问题，还需要在制度管理上有所改进。
　　5.夫尚俭者，开福之源；好奢者，起贫之兆。
　　&&《魏书&李彪传》
　　【评点】
李彪是北魏孝文帝时的大臣，针对当时上层社会奢侈淫靡的社会风气，上书朝廷，倡导节俭。其言曰：&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焉可胜言哉！&他又举&夏禹卑宫室而恶衣服，殷汤寝黄屋而乘辂舆&为例告诫君王，举&孔子为鲁司冠，乘柴车而驾驽马&、&晏婴为齐正卿，冠濯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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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进谏，君王纳谏的例子
国时代从谏如流的臣子有邹忌和淳于髡，纳谏如流的君王有齐威王。 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有非凡的性格和奇特的经历。在齐国历史上，如果说齐桓公以任用贤才而著名，那么齐威王则以善于纳谏而著称。 战国初年，齐国的新兴力量田氏把齐国最后一个国君齐康公直到海边，给了他“一城”之地，后来索性连这块地方也夺了过来。公元前386年，田和称诸侯，沿用齐的国号。田氏代齐后，新兴地主阶级在齐国就完全掌握了政权。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为了和其他六争夺天下，田氏取得政权以后也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使齐国出现了中洒的局面。其中最有作为的就是齐威王。 齐威王叫田齐，是田和的孙子，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在位。齐威王以善于纳谏闻名诸侯，齐国的中兴，也正是齐威王通过广泛纳谏，采群策进行改革而实现的。据说齐威王即位后的前9年，只是吃喝、玩、氏，根本不理国家大事，一切政事全由卿大夫掌管。在这9年中，韩、赵、魏、鲁等各国时常攻打齐国。齐国经常打败伏，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面对国家的这种困境，齐威王也好像心安理得，置之不问。不过知情的人都看到齐威王并不是平庸之辈，关键的问题是怎么使他振作起来。 当时，齐国有个大臣叫淳于髡，他人生得很矮小，但很有口才，非常幽默风趣，他每次出使诸侯国，都能顺利完成任务，是齐国的外交人才。他看到齐威王通夜喝酒，不理政事，政治紊乱，国势危急，心中十分着急。但又怕得罪君主，于是便用隐语进谏。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国家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也不鸣。大王，你知道是什么道理吗？”齐威王立刻意识到淳于髡是在用大鸟比喻自己，说他呆在宫迁里，百事不管，毫无作为。于是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齐威王从此就开始振作起来。淳于髡还劝齐威王不要通夜喝酒，并以自己亲身体会说明：“酒极则乱，乐极则悲。”齐威王就改掉了通夜喝酒的毛病。 齐威王纳谏有许多生动的例子，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邹忌鼓琴取相的故事。邹忌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他看到齐威王的所作所为，也很想劝谏他振作起来。但作为邹忌当时的身份就连见到齐威王都不可能，又怎么能向他进谏呢？他听说齐威王喜欢听音乐，就想出了一条计策。有一天，他抱着一架琴进宫求见齐威王。他说他是本国人，叫邹忌，是个琴师，听说国王爱听音乐，特来拜见。 那天齐威王正无事，感到很无聊，捉说来了一个琴师，心中高兴，就赶忙令人传话让他快进来。邹忌拜见齐威王之后，就坐下调着弦儿好像要弹的样子，可是两只手搁在琴上不动。齐威王挺纳闷地问他，说：“你调了弦儿，怎么不弹呢？”邹忌还是不弹却说：“我不只会弹琴。还知道弹琴的道理。”齐威王虽说能弹琴，可是不懂得弹琴还有什么道理，就叫他细细讲讲。邹忌从伏栖氏作琴讲起，一直谈到文王、武王各加一弦，越讲越玄。齐威王些听得懂，有些听不懂。可是说了这些个空空洞洞的闲篇有什么用呢？齐威王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就没好气地说：“你说得挺好，挺对，可是你为什么不弹给我听听呢？”邹忌听了齐威王这话，就正色说道：“大王瞧我拿着琴不弹，有点不乐意了吧？怪不得齐国人瞧见大王拿着齐国的大琴，9年来没弹过一回，都有点不乐意呢！”齐威王这才恍然大悟，就赶忙站起来，“原来先生是拿弹琴来劝我，我明白了。”他叫人把琴拿下去，就和邹忌谈论起国家大事来。邹忌劝他重用有才能的人，增加生产，节省财物，训练兵马，好建立霸业。齐威王自称要发扬他父亲桓侯午的业绩，远的要祖述黄帝的不光辉，近的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后来齐国中兴，从而成为东方强国。 唐朝从谏如流的臣子有魏徵，纳谏如流的君王有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善于听取大臣们的进谏,他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善于纳谏的君王。他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说法。他曾说过，自己自幼精于弓矢，自以为尽得其妙，后来得到十几张良弓给专业工匠验看，结果被告知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并不是真正的良弓。他由此悟出，对自己最拿手《资治通鉴》中有关唐朝攻灭突厥的记载的事还有失误，更何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只凭他一人之力是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因此，太宗主动要求臣下就政事得失发表意见。魏徵就是以直言极谏而著名的大臣，有人统计过，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多达二百余次。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十七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死，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 古代的皇帝，其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往往也是自以为是的，只有他们下命令发圣旨，以教导或训斥大臣及子民，而绝少听到有臣子上疏规劝或批评皇帝的，唐代的魏徵，则是很特殊的一位。 魏徵，生于公元580年，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他先是太子李建成的下属，任太子洗马一职；而李建成与其弟李世民又是死对头，魏徵还多次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如何铲除李世民。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也擒拿了魏徵。李世民审问魏徵：“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徵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魏徵虽如此顶撞，但李世民觉得他是个人才，不仅没有杀他，还拜他为谏议大夫，专门给自己提意见。而魏徵，也老实不客气，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专挑已当了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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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博施于众，而不是做守财奴贻害子孙后代。3.盖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今以浮靡之后，而欲回朴茂之初，胡可得也？——《松窗梦语》卷四【评点】《松窗梦语》的作者张瀚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名臣，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条中感叹当时吴郡风俗奢华，特别是“吴制服而华”、“吴制器而美”，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兹欲使其去厚而就薄，岂不难哉！”由此看来，倡导节俭，摈弃奢华，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风俗移易，非一朝一夕之事。（格言、故事、评点由曾广开整理、撰写）《光明日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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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inlay-fix'“成由勤俭败由奢”——读《训俭示康》
& & &“成由勤俭败由奢”
&——读《训俭示康》
《训俭示康》，是宋朝重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写给其子司马康的一篇家训式的短文。
中华民族历来就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光是“家训”之类的著作，就留下了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朱柏庐治家格言》、《颜氏家训》，等等。就是在专门记录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治国方策的史书《貞观政要》中，也开列了“教诲太子诸王”的专章，记录了唐朝初年的统治集团，就此类问题所阐述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
司马光（1019——1086），可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史学史、政治史上如雷贯耳、人尽皆知的名字。他的赫赫名声，不仅仅源自那个家喻户晓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而且主要来自于他一生创建的功业。其中，名垂青史的，还是他在中国史学上的卓越贡献。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他相继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担任要职。宋仁宗时，他始由地方官改任京官。宋英宗时，献《通志》8卷。英宗下令设立专门机构续修。宋神宗初年，《通志》被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受命续编。为完成《资治通鉴》的编撰，司马光整整耗费了19年的光阴。参考的书籍，除大量正史之外，还有野史、笔记、小说、文集共计222种，约3千万字。他每天亲手删改的稿纸，竟长达丈余。全书初成后，残稿就积满了两间大屋。《资治通鉴》凡294卷。上起周朝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跨度长达1362年。是继《春秋》之后，又一部编年体的中国通史。《资治通鉴》叙事清晰严谨，文字酣畅简练，可读性很强。有些章节，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叙事生动，人物传神，不仅具有很高的史学研究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这部编年体的史书《资治通鉴》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比肩而立，相映生辉，被誉为“史学双璧”，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司马光一生，仕途坎坷，甘苦备尝。临近暮年，这个饱经沧桑，即将退出政坛，归隐山林的老人，回首自己60多年的人生旅程，检点其中的成败得失，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况味、体会、经验，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必须毫无保留地遗传给后代子孙，作为他们生活的鉴戒。
那么，自己人生的经验，千头万绪，该如何归纳，又从何说起呢？这位饱读史书、学识渊博的老人，经过一番抚今追昔、深思熟虑，又结合自己从政多年的所见所闻，敏锐地洞察到，一个人，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人的一生，要站得直，行得正，能够成就一番有益家国的事业，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坚定不移地遏制物欲的诱惑，始终如一地坚持俭朴的作风，以“俭”立身，以“俭”行事。
当奔腾的思绪最终聚焦在这个核心点上的时候，老人没有片刻的犹豫，大笔一挥，一气呵成，写下了这篇感情真挚、发自肺腑、语重心长的名文——《训俭示康》，交给了爱子司马康。训，即教训、教诲之意也。顾名思义，“训俭示康”，就是把勤俭、俭朴的道理讲给司马康听。这篇文章，文字简练，说理严谨，论据确凿，正气浩然。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一个成熟练达的政治家、史学家，对子女的谆谆嘱托之情和殷殷告诫之意。读斯文也，让我们这些千年之后的晚辈，也深受教育和启迪，从而情不自禁地为古人的远见卓识而击掌喝彩。
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司马光首先回顾了自己在少年时期，就崇尚俭朴，厌弃奢华的天性。他告诉儿子，咱家本是贫寒之家（这里，“贫寒”并非“贫穷”之意。少年时代的司马光，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并非豪富，但也并不拮据的家庭里。他家至少还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嘛！否则，怎么会有一帮孩子在其中玩耍，其中一个失足从假山石上落入水缸，危急时刻，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至今呢？），一代一代都以清白的家风相传承。我生性不喜欢豪华奢侈。婴儿时，长辈把饰有金银的华美衣服穿在我身上，我总是害羞地脱下来。二十岁那年，我考中了进士。参加闻喜宴时，那么多同科进士，只有我不戴花。同伴说：“花是君王赏赐的，不能不戴。”我才勉强地只在帽檐上插上一朵。我的生活，一向是衣服只求抵御寒冷，食物只求吃饱肚子。当然，也不敢故意穿肮脏、破烂的衣服，违背世俗常情，以博得一个好的名声。只是顺应自己的本性而已。
大概中国人一向十分注重家庭伦理、尊老敬长的缘故，家庭中的长辈，往往就是子孙的楷模和偶像。“百善孝为先”。这个“孝”字，不仅函盖了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赡养，而且也包括了晚辈对家风的沿袭和传承。所谓“家门不幸”，也大都是指晚辈对家风的破坏和背叛。在中国，长辈的思想观念、生活作风，对晚辈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一个家族的优良家风，也往往是代代相续、薪火相传的。因此，撰写一篇教诲儿子厉行节俭的家训式的文章，司马光以叙述自己孩童和青年时期的天性，作为开头，首先把自己崇尚节俭、鄙弃奢华的形象，在晚辈面前树立起来。这种“身教、言教并重”的方式，非常符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理念和论说习惯。&
在讲到清白的家风和个人崇尚俭朴的个性之后，司马光顺理成章地又回顾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我们姑且称之为“世风”吧。他说，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把奢侈浪费当作光荣来炫耀，而我却把节俭朴素视为美德。别人讥笑我固执、不大方，我却不把这些看作缺点。我回答他们说：“孔子说过：‘因为节俭而犯错误的，那是很罕见的’；又说：‘有志于探索真理却以吃的不好，穿的不美为羞耻，这样的读书人，是不值得与其探讨、切磋问题的’”。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古人把俭朴视为美德，今人却因节俭而被讥讽。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司马光又讲到了后来的情况。他说，以后的一些年，奢侈浪费的风气，越发严重。当差的大都穿上了读书人的衣服，农夫穿上了丝织品做的鞋子。我记得，我的父亲做群牧司判官（那当然是一个官职卑微的芝麻官了）时，客人来了，都要设酒席招待的。但在酒席上，一般斟酒三次，有时五次，最多不过七次，也就不斟了。酒是在市场上买来的，水果仅限于栗子、梨、柿子之类，下酒菜仅限于干肉、肉酱、菜汤，餐具不过就是普通的瓷器和漆器。当时，士大夫家家如此，也没有人讥笑非议。那时，聚会次数多而礼意殷勤，食物少而感情深厚。
后来，世风日下。士大夫家中待客，酒如果不是按宫内方法酿造的，水果、下酒菜如果不是远方的珍贵奇异之物，食物不是很多种，不能摆满桌子，就不敢招待客人和朋友。招待一次客人，往往需要提前几个月准备，然后才敢发请柬。如果有人不这样做，人们就要争相嘲讽他，说他没见过世面，舍不得花钱。于是，许多人被世风裹挟，也只能随波逐流了。唉，风气败坏到这种地步，位高权重的人即使不去禁止，也不应该推波助澜嘛！
接着，为了说明俭朴是一种做人美德的道理，司马光又逐一讲述了当朝三位有名的高官厉行节俭的事迹。
第一位，宋真宗时期的宰相李沆。他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在封丘门内修建一所住宅。堂堂相府嘛，当然要气派一些了。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住宅建得很是狭窄。尤其是厅堂前的空地，仅仅能够让一匹马转个身儿。有人问，门庭若市的宰相府，如此狭窄，如果有文武百官前来拜访，如何接待？这位相爷淡淡地笑着说：“这里作为宰相的府邸，确实是狭窄了点儿。但住宅是要传给子孙的。我做宰相，子孙又不做宰相，他们居住在这里，不是已经很宽敞了吗？”
第二位，是宋真宗时期的参政谏官鲁公。一天，因为有件公务要立即处理，真宗紧急召见他。找了半天，总算在一家简陋的小酒馆里找到了他。鲁公进宫后，真宗急慌慌地问他从哪里来。他如实以告。真宗不解地盘问，你一个当朝大臣，为什么跑到那么个地方喝酒？鲁公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小臣来了几个客人，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待客的餐具，也没有下酒菜和水果，所以只能到那个小酒馆里请客人喝酒。真宗对鲁公的节俭早就有所耳闻。经过这件事，就越发地尊重他了。
第三位，是宋真宗时期的另一位宰相张知白。张知白初入仕途，曾经当过一名小小的何阳节度判官，后来步步高升至当朝宰相。官职虽然飙升至顶峰，但生活却依旧保持在原先当节度判官时的水平上。有朋友劝他，您现在领取宰相的俸禄，已经足够多了。可你还过那么清苦的生活，人家会蜚短流长地议论你的。你应该随乡入俗才是呀！张知白不以为然地说，以我今天的俸禄，即使让全家都穿绸缎衣服，吃昂贵饮食，还怕不够吗？但是，按照人之常情，由节俭进入奢侈，那是很容易的；而再从奢侈回到节俭，就十分困难了。我今天的宰相俸禄能够长期拥有吗？我自己的健康能够永久保持吗？如果有一天，我病死了，或者罢官了，宰相的俸禄没有了，可家人已经习惯了奢侈，根本无法适应节俭的生活，那时，就一定会把仅有的财富挥霍净尽而陷入饥寒无依的困境。何如我无论做大官或不做官，活着或死亡，家中的生活水平都像现在一样呢！
叙述完这三个清廉、俭朴的高官的事迹后，司马光长叹一声：有大胸怀、大度量、大视野的人，其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哪里是普通的凡人比得上的呢？
在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当朝几位高官，鄙弃奢靡、崇尚俭朴的感人事迹后，司马光笔锋一转，再深入一层，阐述了“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厉行节俭”的深刻道理，把对节俭的认识，从感性的水平提到理性的高度上来。
首先，司马光以御孙的一句名言立论。御孙，是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庄公的大夫。他目光高远，直言敢谏。一次，鲁庄公命人在庙堂的柱子上涂刷红漆，在椽子上雕刻花纹。对这些既浪费钱财，又不合礼法的事情，大夫御孙进行了耐心劝阻。其中有一句深富哲理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此言一出，立即在鲁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广泛传播开来。当时的史官，独具慧眼地认准了这句话的价值，并把它记载在《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使之得以流传下来，成为代代相传的不朽名言。
司马光对这句名言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他说，大夫御孙说得好：节俭，是所有品德优秀的人共同的特点；而奢侈，则是各种罪恶中最大的罪恶。人的优秀品德，都是由节俭发源而来；人的一切恶行，又无不起源于奢侈。
厉行节俭，就能克制、减少贪欲。有地位的人，贪欲少了，就能不为身外之物所吸引和诱惑，就可以心无旁骛地走正道，干事业；没有地位的人，贪欲少了，就能约束自己，节约用度，丰裕家室，避免犯罪。所以说，俭朴，是一切优秀品德的发源地。
恰恰相反，如果追求奢侈，就必然滋生贪欲。有地位的人，贪欲多了，就会贪图富贵，得寸进尺，得陇望蜀，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而步入邪路，招致祸患；没有地位的人，贪欲多了，就会不择手段，多方营求，随意挥霍浪费，最后败家丧身。因此，做官的贪欲过度，就必然贪赃受贿，以权谋私；老百姓贪欲过度，则必然非偷即抢，触犯刑律，陷入犯罪深渊。所以说，奢侈，是一切劣行的总祸根。
凭借着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司马光又列举正反两方面的实例来论证这个道理。
古时候，孔子的七代先祖正考夫生活非常节俭，经常靠稀粥度日。鲁国的一位非常有见识的大臣——司空孟僖子，以此推测出他的后代必定有贤达的人。孟僖子临终前，反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一定要拜正考夫的后代为师。春秋时期，鲁国的季文子曾经辅佐过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国君。“三朝元老”嘛！国君也倍加敬重，礼让三分。但他却从不以资深自居，不倚老卖老。他生活十分俭朴。小妻从不穿丝绸的衣服，马匹不喂精细的饲料。当时，有人劝他，你生活这样寒酸，岂不有碍观瞻，影响国家的形象和声誉？他语气平和地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声誉，要靠全体官员不辞辛苦地为国效力来营造，哪能凭给妻子穿华丽的衣服，给马匹吃精细的饲料来树立呢？因此，鲁国一些有名望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个忠于国家、勤于国事，为国增光的大臣。
恰恰相反，齐国的管仲，就很是热衷于奢华。他的住宅和使用的器物都相当豪华，孔子就很看不起他，说他见识不高。卫国的大臣公叔文子，为了炫耀财富，竟在家里宴请国君卫灵公。大臣史緧就预见到，他，或者他的后人，终将大祸临头。果然，文子去世后，其子公孙戌就因为炫富而招罪，而不得不逃往他国避难去了。西晋时候，位居“三公”的大臣何曾，生活极为奢侈。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奢侈更甚。日食至两万钱。如此穷奢极欲，焉能不遭天谴？到孙子一辈，就因奢侈傲慢而全家死光了。西晋大臣石崇，经常以奢侈浪费向人夸耀，终于因此而死在刑场上。当朝大臣寇准的奢侈，在同代人中，堪称第一。然而，因为他功劳太大，所以人们不敢批评他。可是，他的子孙也沾染了这种家风，不过几代，也都穷途潦倒了。
文章的末尾，司马光谆谆告诫儿子司马康，历史上，因为厉行节俭而流芳百世，因为追求奢侈而招致祸患，其人其事，史不绝书，举不胜举。你不但自己要身体力行，以节俭为美，还要以此道理来教育你的子孙，使他们都能了解前辈的生活习俗，使俭朴的家风代代相传。司马康果然不负乃父之望。他牢记父亲的教诲，继承节俭的家风，勤以持家，俭以做人，刻苦攻读，人品与学问日日精进，终成大器。不仅考中了进士，还担任了校书郎、著作郎，并兼任侍讲。这类官职，都是需要有高深、广博的学问，方能胜任的哦！
司马光撰写《训俭示康》，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了。文章中，阐述的道理，代表了当时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列举的事例，也都是古代，乃至远古时期的人和事。总之，无论论点还是论据，距离我们都已经很是久远了。然而，这篇文章，即使今日读来，仔细品味，不仅没有丝毫的过时、陈旧之感，反而感到分外新鲜。仿佛司马光老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仅仅是写给他的儿子司马康的，而是写给所有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的后人的。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有预见性、有针对性地写给当今社会中那些深陷在物欲横流的泥潭里不能自拔的大小官员们的。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所阐述的重要思想，如同一盏威力无比的聚光灯，穿透了一千多年历史的厚重帐幔，照亮了当前这个五颜六色、光怪陆离的社会。《训俭示康》中，思想亮点频闪，我们仅撷取其中的三点，共同赏读、品味。
文章开头，司马光就开宗明义地用8个字概括了自己的生活理念：“衣取避寒，食取充饥”。这个“貌不惊人”的观点，是本文的第一个思想亮点。应该说，这是人类最俭朴，最实用，最绿色，最环保的生活理念了。当然，也有点儿“最原始”的味道。司马光的这个思想，并非其首创。早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题为《赠內》的诗，其中就写道：“蔬菜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何必衣锦文？君家有遗训，清白留子孙。”诗中的主张，与司马光的“衣取避寒，食取充饥”不是如出一辙吗？可见，在这个基本的生活理念上，一切正直的、目光深远的人，都是一脉相承的。
衣服，基本功能就是“避寒”。人类穿衣，基本目的也是“避寒”。食物，基本功能就是“充饥”。人类吃饭，基本目的也是“充饥”。当然，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穿衣、吃饭，也要与时俱进，不能永久地停留在“避寒”、“充饥”的原始水平上。
例如穿衣。人们在满足了“避寒”的基本目的之后，就又顺理成章地希望，面料更高档些，颜色更光鲜些，款式更新潮些，穿着更舒适、漂亮些，等等。就是说，“避寒”之外，审美的元素越来越多地加了进来。
再如吃饭。人们在满足了“充饥”的基本目的之后，就又合乎情理地希望，原材料更绿色、环保些，营养搭配更合理些，烹饪更精细些，色香味更完美些，就餐环境更高雅些，等等。就是说，“充饥”之外，健康、养生，甚至享受的元素也越来越多地渗透了进来。
在穿衣、吃饭这些基本的生活领域，上述崭新元素的加入，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应该肯定，并予以扶持的。然而，这些崭新的元素，绝不是凭空出现和加入的。它们无不是衣服、食物的基本功能，人类穿衣、吃饭的基本目的的丰富、提高、发展和延伸；无不是植根于其基本功能、基本目的这个母体上的新的娇嫩的幼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脱离了衣服、食物的基本功能，穿衣、吃饭的基本目的，所有的崭新元素，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统统都将枯萎、死亡。
应该承认，近些年来，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大大地丰富了。在穿衣方面，人们早已超越了“避寒”的低层次要求，而迈向新款、新潮了；在吃饭方面，人们也早已超越了“充饥”的低层次要求，而走向养生、保健了。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嘛！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便是谬误。现在的问题是，在物质消费的诸多方面，我们已经大大地超越了真理的限度，向前跨进了何止一步，简直是百步、千步步啊！我们已经在“谬误”的泥沼中，陷得太深了。
& & 暂且以“吃”为例。
原始的“吃”，是为了“充饥”以延续生命。现代的“吃”，讲究保健、养生。但保健、养生，骨子里还是延续生命，它并没有背离食物的基本功能，没有脱离“吃”的基本目的，依然属于“吃”的范畴，属于“吃”的发展和延伸。就是说，它没有离“谱儿”，没有走“板儿”，没有离经叛道。因而还是合理的。但是，如今的某些“吃”，那还能叫“吃”吗？君不见，在那些公款吃喝的宴席上，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端上来，珍馐如同山积，美酒恰似瀑布，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能喝三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老公’（公款消费嘛！）花钱我受罪，喝坏了肠子喝坏了胃。喝得性欲大倒退，夫妻睡觉背靠背”，“一瓶两瓶不停手，三瓶四瓶不住口，五瓶六瓶高声吼，七瓶八瓶扶墙走，九瓶十瓶墙走我不走”。直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桌酒席，数十种高档菜肴，往往吃掉四分之一，其余全都倒进了垃圾桶。公款买单，每餐人均消费数百、数千，已是“司空见惯寻常事”；至于人均消费万元者，也早已与时俱进地初露端倪矣。这种遍布于城乡各级官场的海吃豪饮，已经完完全全地抛却了食物的基本功能，背离了“吃”的基本目的。既不能“保健”，又不能“养生”，恰恰相反，它只能摧残人的健康，伤害人的生命。在这里，“吃”已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异化”为可耻的挥霍、身份的炫耀，天人公愤的暴殄天物了。否则，以“公款吃喝”占最大份额的“三公消费”，也不至于每年高达百亿、千亿元人民币之巨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封建高官、朝廷重臣的司马光，直言陈述自己的生活理念，“平生衣取避寒，食取充饥”。在这面历史的明镜面前，那些口口声声以“公仆”自命的共产党人，不感到羞愧、汗颜，无地自容吗？
文中，司马光在历数当朝几个重臣节俭持家的事迹时，特别提到了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张知白的一句世代相传的名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训俭示康》一文中的又一个思想亮点。
一个“居庙堂之高”的宰相，高官厚禄，要想让全家老小都“奢侈”起来，那简直太容易了。但他却始终对“奢侈”说“不”，让全家依然过着当年他官小禄微时的清贫生活。不是因为他不会享受，而是因为他眼光深远。他在自己身体健康时，就想到了自己将来可能会病休，会老死；他在自己高居相位时，就想到了自己将来可能被降职、罢官。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深邃目光和博大襟怀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非常欣赏“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名言。在自己的一首诗中，他引用了这句名言，深情地写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生活十分俭朴。有人委婉地向他建议&，把生活稍许改善一下。对此，毛主席&深情地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我们这个国家，不只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花。如果我要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一个开国领袖，始终如一地秉持节俭的理念，并把这个理念与以身作则，教育、影响、带动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国人民，与“从严治党”、治国理政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深邃的目光，多么光辉的楷模呀！&&
遗憾的是，当今的一些领导干部，却死活也搞不通这个道理了。不是因为愚笨，而是因为鼠目寸光；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贪欲过重。他们往往是职务刚刚提升，屁股还没有坐稳，寸功未立，首先想到的就是各项生活待遇的落实，并且还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老小的衣食住行立即就要水涨船高地蹿升到一个更高的档次，各种特权也必须接踵而来。。甚至三亲六戚、七姑八姨、狐朋狗友，都要“分一杯羹”。似乎他们就青春永驻、江山永固了，永远也不会生病、离职、退休了，一个个都成了“铁帽子王”，永远也不可能被降职、罢官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官场波诡云谲，险象环生，不可预见的因素层出不穷。自己的职务、待遇，一旦出现“负增长”，已经习惯了奢侈生活的家人，怎能适应陡然降低的生活水平？怎能适应突然消失的特权？那时，“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家人岂不要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既然如此，何必不在自己的职务、待遇处于“正增长”时，让家人力戒奢侈、厉行节俭，始终保持一种平淡从容、进退自如的状态呢？
请看一看毛主席的子女和后人的生活状况吧！
毛主席健在之时，他的子女们一直过着普通人的节俭生活，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毛主席逝世后，他们依然一如既往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物质上也许较为清贫，但精神上却十分富足。岁月的风尘，可以染白他们原本漆黑的双鬓，但却无法改变他们“崇尚节俭”的品格；时间的雕刻刀，可以在他们原本平展展的额头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却无法动摇他们“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的信念。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由俭入奢”的经历，也就绝不会有今日“由奢入俭”的窘迫。几十年如一日，清贫节俭，乐与众同，“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风雨不动安如山”，心平而气和，理得而心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目光深邃，超然物外。多么令人钦佩、仰慕的心如止水、气定神闲，多么令人肃然起敬、高山仰止的伟人衣钵、领袖家风啊！
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凭借着先辈的特权，“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利用各种不可公示的手段，攫取了亿万不透明、不阳光的家财，“先富起来”，率先完成了“由俭入奢”的过程，并且享受了多年豪奢生活的“官二代”、“官三代”们，一旦先辈的特权被取消，亿万家财被审查、清算，即使不至于身陷囹圄，也不得不被打回原形，无可选择地只能再经历一次“由奢入俭”过程。那可真的是望而生畏的“鬼门关”呐！对于那些从五彩祥云上陡然掉下来的“权贵”、“纨绔”们来说，该是怎样的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哦！倘若昔日那些带领子女们轻松地“由俭入奢”的权贵们，九泉有知，看到在豪富和特权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子女们，呲牙咧嘴、痛苦无助、惊惶万状地经历“由奢入俭”的炼狱般的煎熬时，又该是何种心情，做何感想哦！
《训俭示康》一文的末尾，司马光引用了古代政治家御孙的名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解读。这应该是本文的第三个思想亮点。
御孙的这句话，之所以被称为“千古名言”，就是因为它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古往今来一切善行的起源，一切恶行的渊薮。
按照御孙的观点，“节俭”，也就如同司马光所说的，“衣取避寒，食取充饥”，不滋生贪欲，不妄求妄取，不怀非分之想，不取不义之财，安贫乐道，生财有道。这样的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诸如，张思德、焦裕禄、王“铁人”、雷锋；近些年来，相继涌现出来的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杨善洲，亿万民众千挑万选，评选出来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最美乡村医生”、“最美乡村教师”等等，虽然职务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事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生活节俭、质朴，唯有无私奉献之心，毫无贪图享乐之念。因为没有任何非分的贪欲，就能不为物欲所诱惑，不为邪恶所裹挟，就能奉公守法，遵章守纪，就能光明磊落地走正直的路，无私无畏地做正派的人。这也验证了孔夫子的一个论断：“以约失之者，鲜矣。”就是说，一个人，因为生活俭朴而犯了错误，那是十分罕见的。当然，那些暗地里贪污受贿，聚敛了千万、亿万家财，却要“人前走秀”，假惺惺地伪装出一副“俭朴”、“清廉”的模样，甚至恬不知耻地公开表白“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廉洁”，而暗中贪污的现金，却要以“公斤”来计量的人，是不在此例的。
恰恰相反，各色各样的犯罪分子，其滑向犯罪深渊的原始驱动力，则无一不是一个“侈”字。“侈”，就是贪欲：贪吃、贪钱、贪权、贪色，贪一切具有诱惑力的东西。古代思想家韩非子有言：“贪如水，不遏则滔天；欲如火，不遏则燎原”。有些领导干部，贪欲随着职务上升，胃口随着权力扩大。而且一旦尝到了甜头，则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所有的法律法规、“不准”、“严禁”，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如同一辆刹车系统失灵的车子，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向着万劫不复的悬崖，风驰电掣般地狂奔。近些年来，我们揭露、曝光、严惩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腐败官员，其犯罪的原因、动机、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追求奢侈。追求奢侈，则势必滋生贪欲。各种贪欲缠身，势必无视党规国法，铤而走险。于是，献媚取宠、巴结逢迎、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等丑行、恶行，也就应运而生，无可避免了。其后果如何，已有前车之鉴，就不说自明了。
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如此，普通百姓也是如此。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只要恪守节俭，以“俭”持家，以“俭”立身，就不会滋生贪欲。没有贪欲，就能遵纪守法，诚信为本，避免犯罪。相反，那些一门心思追求奢侈，幻想“暴富”的人，同样也会滋生各种贪欲。在贪欲的驱使下，什么“守法经营”、“诚信至上”、“勤劳致富”、“童叟无欺”，统统弃之不顾了。各种违法犯罪的手段，什么“制假售假”，“以次充好”，什么“坑蒙拐骗”，盗窃抢劫，什么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数不清的伤天害理的怪招、歪招、阴招、邪招、损招，都使了出来。害人者必定害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有一天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平民百姓中，因为追求奢侈，而滋生贪欲，而违法犯罪的事例，我们见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呜呼！一篇《训俭示康》，司马光老先生用短短的千余字的笔墨，条分缕析，引经据典，从远古讲到当朝，从自身讲到社会，从正面典型讲到反面事例，于侃侃而谈之际，见其学识的渊博；于娓娓道来之中，见其为官的清正。文章语重心长，情真意切，不仅教育了儿子司马康，而且也教育了许多代后人。
《训俭示康》中坚持的核心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思想财富；其主张的人生理念，是中华民族历代志士仁人“一以贯之”的价值观。
春秋时期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韩非子，在其著作《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了这样一次问答。一天，秦穆公问由余：“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或者颠覆，其原因是什么？”由余回答说：“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就是说，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往往就在于节俭和奢侈上。以节俭治国者，则国家兴；奢侈成风者，则国家衰。
唐朝大诗人李商隐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写了一首题为《咏史》的诗，开头两句就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在此之后，主张以“俭”治国、传家的名人、名言不绝如缕。
清代著名学者王世祯，把祖传的一副家训联，作为传家之宝，悬挂在厅堂的正中，让家人日日观览、温习。这副家训联写的是：“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耕惟读”。
民族英雄林则徐手书一副对联，悬挂在书房中。联云：“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手书一副对联，告诫子女：“创业难，守业更难，明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
所有这些思想，其词也谆谆，其情也切切。都在从不同的角度，重复着同一个主题：教诲家人、子女和后人，要克勤于国，克俭于家，力戒奢侈，节俭传家。身处不同时代的民族精英，在谈到治国持家的理念时，为什么总是异口同声、不约而同地强调同一个思想？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形成了高度的共识？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民族、家族的兴衰成败，“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经验教训，他们了解得实在是太多了；对“勤俭兴邦，奢侈亡国”的规律，他们认识得实在是太深了。所以，才在不同的朝代，以不同的身份，众口一词地喊出了同一个声音：“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当今时代，官也好，民也好，富也罢，穷也罢，都该认真读一读《训俭示康》这篇短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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