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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开心 07:58签到天数: 492 天[LV.9]以坛为家II
《儒林外史》与《镜花缘》
清代中期（乾隆－－道光时期），是已经进入晚期的中国封建社会由回光返照向崩溃衰亡的转折时期。在这个夜气如磐，新旧社会思潮激烈斗争的动荡时代里，中国古典小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形成了小说史上的最后一个创作高潮。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长篇杰构，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以算是“近亲”，很有值得比较研究之处。
两个思想解放的先进作家
吴敬梓和李汝珍不仅是有清一代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各自所处历史时期的先进的思想家。
吴敬梓身历清王朝的康雍乾三朝，那正是满清统治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专制主义皇权极度膨胀，封建国家空前统一，统治秩序相对稳定，对思想界的控制十分严密。对此，最高统治者和封建史家们都是津津乐道的。但是，“盛世”的华丽帷幕掩盖不了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严酷事实。从乾隆年间起，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在《陈明末贵之由疏》中奏道：“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第8页）如此普遍的土地兼并，必然激起农民的反抗斗争。随着乾隆“十全武功”的完成，军费浩大，财政亏空，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商品交换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也对封建经济起着分解作用。作为思想家的吴敬梓，敏锐地感受到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以罕见的清醒态度卓然拔出流俗之外，成为当时思想解放的先驱。
首先，吴敬梓对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表现出难得的傲骨。1736年，吴敬梓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勉行堂文集》卷六)这是吴梓敬弃绝功名富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后来，他在《送别曹明湖》诗中意气风发地唱道：“长安卿相旧上识，应须笑傲凌王侯。”这更是他向世代簪缨之家告别的宣言书。尤为惊世骇俗的是，1751年，当他五十一岁时，乾隆皇帝南巡，许多人趋之若鹜，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棕亭诗钞》卷三)，表现出极端轻蔑的态度。比之历史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吴敬梓的行动更多地带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性质，他已经由封建阶级的浪子转变为这个阶级的逆子。
其次，吴敬梓强烈地要求个性解放。他不仅有“得钱则饮酒歌，未尝为来日计”的豪兴，有冬日暖足、苦中作乐的旷达胸怀，更重要的是，他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一个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不曾出现过的崭新印象——敢于背离封建礼法，追求个性解放的杜少卿的印象，井且借书中人物之口，称赞杜少卿“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再次，吴敬梓不仅在儒林中寻找勇敢的叛逆者，而且把视野转向新兴的市民阶层。《儒林外史》的最后一回在写到儒林中的正面人物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人风流云散之后，又以赞扬的笔调写道：”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这就是写字糊口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和当裁缝的荆元。他们虽然地位低贱，但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不贪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因而充满了自豪感和自信心。看得出来，吴敬梓对于这些市井人物的描写还比较肤浅，他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也相当朦胧而渺茫，但是，“卒章显其志”，他把这些市民安排为结束全书的人物，毕竟说明他寄希望于新的社会力量，表现出非同凡响的眼光。
与吴敬梓相比，李汝珍生活的乾隆后期和嘉庆、道光两朝，更是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之中。在六、七十年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滋长，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无论从数量、规模来看，都已超过了时代，这不能不严重冲击清王朝赖以存在的封建自然经济。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更加恶性发展，乾隆时以贪污纳贿而着名的权奸、大学士和坤掠夺土地达八十万亩，嘉庆时的两广总督百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兼并土地五十余万亩，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一家占有土地竟达二百五十六万亩！大量破产农民沦为无业流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同时，清王朝的统治机构已经腐朽不堪，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拼命搜括。广大人民忍无可忍，掀起了武装起义的风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乾隆三十九年的山东王伦起义，四十六年的甘肃回民起义，五十一年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六十年的苗民大起义，嘉庆元年的川、楚、陕流民大起义，十八年的李文成起义，道光元年的台湾高山族人民起义等等。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使得庞大的满清王朝摇摇欲坠。也就在这六、七年里，一直觊觎着中国这块肥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罪恶的鸦片走私为手段，加紧了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活动。内外交困的满清王朝一方面残酷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继续实行闭关政策。但是，血腥的镇压只能为更大规模的反抗埋下火种；闭关政策由于政府官员同英美鸦片贩子狼狈为奸而毫无实效，却只是限制了正常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清王朝心劳口拙，无可遏止地走向崩溃。
就在这样一个充满高压和苦闷的黑暗年代里，一些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先进思想家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站在时代的前列。李汝珍正是其中卓具才识的一个。
首先，李汝珍在《镜花缘》中用了整整三十四回(七——四十回)即全书三分之一强的篇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大篇海外漫游的故事，他不仅塑造了一个从事外海贸易的商人林之洋，一个见多识广的老舵工多九公的印象，而且满怀兴趣地叙述了一个世习儒业，中过探花的读书人唐敖弃学经商，到海外去做生意的经历。这些在以往的小说中罕见的人物和情节，正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狭小柜子里不断滋生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艺术上的曲折而顽强的自我表现。
其次，《镜花缘》通过对五光十色的海外世界的描写，特别是对“君子国”、“大人国”的描写，表现了封建社会末世中先进的人们试图向海外寻求出路的思想。在关于“君子国”的描写里，李汝珍展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在这里，人们诚实无欺，好让不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买卖原则来了一个完全颠倒，这里不仅有和谐的社会制度，良好的社会风气，而且有勤谨俭朴的官吏和开明礼贤的国君。在关于“大人国”的描写里，李汝珍虚构了“胸襟光明正大”的人“脚下登彩云”而“满腔奸私暗昧”的人“足下自生黑云”的奇特情节，并且宜称：“所以富贵之人，往往竟登黑云；贫贱之人，反登彩云。”这就是说，人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的身份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他的如质的好坏。这种以人的品质而不是从财富地位来衡量人的观点，是与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相抵牾的，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这些情节，都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彩。
其次，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描写了一大批有才情，有本事的巾帼奇才，并且用整整三十二回（六十三－九十四回）的篇幅，描写众才女赴京会考、欢聚一堂，通过论学说艺来表现她们渊博的学识和绮丽的文采。尽管这一部分由于过多地数典谈经而显得沉闷冗长，但是，李汝珍对妇女们问题的巨大关注，对妇女才能品格的充分肯定，对妇女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参加考试的热烈赞扬，不仅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而且比曹雪芹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多的民主色彩。书中一些性格比较鲜明的女子，如学识渊博、心高气傲的卢亭亭，才思敏捷、宽厚豁达的黎红红，聪明活泼、诙谐多智的孟紫芝，开朗粗豪、颇似乃父的林婉如等等。都是小说史上新颖的印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完全可以说，《镜花缘》在妇女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
两部秉持公心的讽世之作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十分赞赏《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这里所说的“秉持公心”，是说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把种种丑恶现象当作社会问题来揭露和批判。目的在于矫正时弊，改造社会，而不是像某些讽刺之作那样，“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呈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按照这个标准，《镜花缘》也称得上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之作，它与《儒林外史》颇有相近之处。
《儒林外史》以如椽巨笔，猛烈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揭露了它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毒害和摧残，用一幅幅可笑、可叹、可悲的画面组成了一出撼人心魄的悲剧，一部知识分子的痈史，其思想之深刻，笔力之劲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的周进登第、范进中举等章回，更不愧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镜花缘》继承了《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对八股制艺也给予了大胆的怀疑、讽刺和嘲笑。首先，李汝珍—反“读书就是为了应考，应考就是为了做官”的世俗观念，认为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镜花缘》中的主要人物唐敖早年“功名心胜”，屡赴科场，但即使在那时，他也并没有全力以赴，而是“秉性好游，每一年倒有半年出游在外，因此学业分心，以致屡次赴试，仍是一领青衫。”(第七回)当他好不容易考中探花，却又因人告发而仍旧降为秀才之后，更是翻然悔悟，看透了科举考试的无聊和无益，于是毅然与它一刀两断，到海外纵情漫游去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同唐敖沾点亲的多九公，“幼年也曾入学，因不得中，弃了书本，作些海船生意。后来消折本钱，替人管船拿舵为生，儒巾久已不戴。”（第八回）但他却是书中知识最为渊博的人物，而且他在唐敖这位中过探花的才士面前也绝无自卑之感。书小写得最生动的人物，唐敖的妻舅林之洋，年轻时代也曾读过书，但早已成了一个奔走西方的商人，对于读书做官那一套，他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世人每每以来生变驴变马为誓，他却曾以“来生变个老秀才”为誓，井把年年参加岁考称作“活地狱”(第二十二回)，这真是对利举考试的绝妙挖苦。由此可见，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把读书应考当作生命的归宿，相反，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科举制度作了否定和批判。其次，《镜花缘》揭露了科举考试中的种种营私舞弊现象。五十一回写到唐闺臣问黎红红赴试可曾得中，黎红红便叹息考官们“总是关节夤缘，非为故旧，即因钱财，所取真才，不及一半。”在那个“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的为贵，不读书的为贱”的黑齿国尚且是贿赂公行，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考官的贪赃枉法，必然造成和助长应考者的弄虚作假。卢亭亭之母缁氏为了参加县考，不仅假报名字和籍贯，而且以老充少，将五十几岁改为十六岁，还说“这都是赶考的旧套”。颜紫绡“文字不佳，幸亏众姊妹替他润色”，居然连过几关，考入“一等才女五十名”之列！再次，《镜花缘》还无情地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人们精神的残害。这里有对某些知识分子的空疏不学、浅薄无聊的辛辣嘲讽，如白民国那位派头十足装腔作势的学馆先生，竟连一般学童都必须熟读的《孟子》也没读通，而且错得一塌糊涂：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了“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把“求之与，抑与之与”读成了“永之兴，柳兴之兴”，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读成“羊者，良也；交者，孝也；予者，身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里也有对那些被八股文扭曲了灵魂的知识分子的穷酸相的生动再现。如唐敖等人在淑士国一个酒楼饮酒，酒保满口之乎者也，令人喉急。当林之洋发觉送来的不是酒而是醋时，旁边一个老者连忙劝他别叫，并摇头晃脑地发了一通议论，其中竟一连用了五十四个“之”，真是酸气十足；另一位“举止大雅”、“器宇不俗”的老者不仅把自己吃剩的盐豆全部包走，而且顺手拿走了别人用过的一根牙签，这个动作一下子就暴露了他庸俗鄙陋的内心世界。这些志趣低下的“淑士”竟自诩“优游道德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实在可悲！这里还有对人们在科举考试中患得患失情绪的淋漓尽致的刻画。如第六十六、六十七回写众才女放榜前忧心忡忡，魂不守舍。特别是热情爽朗的林婉如和天真活泼的秦小春，更是一反常态，而当地得知考中了才女时，竟跑到厕所里，“立在净桶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倒象疯癫一般，只管大笑，见了众人，这才把笑止住。”这一段生动传神的描写，简直可以称为《范进中举》的姊妹篇了。
《儒林外史》通过一系列情节，狠狠地鞭挞了阴狠自私、凶残贪暴的封建统治者。高要县令汤奉为博取“清廉”的美名，按照恶棍张静斋的主意，把一个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激起回民罢市。但在按察使的包庇下，他不仅保住了乌纱帽，而且把五个带头罢节的回民枷责示众(第四—五回)。南昌太守三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习语，穷凶极恶地盘剥老行姓，居然被上司视为“江西第一个能员”，很快就升了道台(第八回)。贤士庄绍光被皇帝征召，当朝大学士企图收之门墙，庄绍光子不愿攀附权贵，一口回绝，这位大学土便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使他无功而返(第三十五回)。由此可见，封建统治机构已经腐败到何等地步。
同样，《镜花缘》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面目。淑士国掌握兵权的驸马“杀人如同儿戏，庶民无不畏惧”(第二十四回)。歧舌国一位官员为了”孝敬世子”，不惜出高于原价几十倍的钱来买一只双头鸟儿(第二十八回)。女儿国国王为了硬将林之洋立为王妃，竟不顾关系国计民生的治水大事，甚至要发大兵征剿请愿的百姓(第三十五回)。聂耳国王则“喜听谗言，每每误事”(第三十九回)。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整个统治集团都已经失去了照常统治下去的能力。
《儒林外史》还以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普遍的道德沦丧和世风虚伪。严监生的舅子王德、王仁，口口声声“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只因得了严监生二百五十两银子，就在他们的姊妹病死前忙着帮严监生把小老婆扶正，当其妹断气时，他们的老婆竟“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第五回)秀才梅玖，在周进倒霉时肆意奚落他；而当周进当官后，又厚着脸皮冒充他的门生(第七回)。张铁臂自称侠客，用猪头充人头，骗了娄家公子五百两银子(第十二回)。洪憨仙胡诌有烧银之法，差点叫胡三公子上了大当(第十五回)。至于官吏和儒生们吹牛说谎，弄虚作假的例子，在书中简直不胜枚举。
同样，《镜花缘》也讽刺了许多可笑可憎的社会现象。两面国人个个头戴浩然巾，对衣衫华美者满面谦恭，对旧帽破衣者却冷若冰霜，一旦有人揭开他们用浩然巾遮住的真面目，他们就马上露出狰狞的杀气(第二十五回)。豕喙国人“最好扯慌”，因而得了一张猪嘴(第二十七回)。而那种本非一家，只因“同在富贵场中，彼此门第相等要图亲热”，而乱联宗的庸俗习气，更成了“世俗常情”。这样一个浑浊的社会难道还不该垮台吗！
此外，《镜花缘》还揭露了一些社会弊病，如通过无肠国的富家以粪充作奴仆饮食的刻薄行为，暴露了剥削者的为富不仁，又如写“狗头民”“每日伤害无数生灵，想着方儿，变着样儿，只在饮食用功”，批判了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至于君子国两位宰相对风水迷信、生育陋规、三姑六婆、妇女缠足、算命合婚等落后现象的批评，无疑也反映了李汝珍本人的观点，表现出一定的民主思想。
比较而言，《镜花缘》指摘时弊的广度超过了《儒林外史》，但其深度不及《儒林外史》。因此，尽管《镜花缘》在内容上带有更多的新思潮的色彩，但其思想力量却不如《孀林外史》那样深刻而强劲。
两件各具风貌的艺术珍品
《儒林外史》和《镜花缘》在艺术上有着继承和借鉴的关系，但又是两部各具特色的作品。
就作品的长篇结构而言，《儒林外史》在几部古典名着中是别具一格的，它由楔子、主体、尾声三部分纽成，其中主体部分又分为几个大段落。“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具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种结构，服从于作者总的创作意图，即多方面地勾画儒林中的各种人物，各种现象。尽管它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也没有统摄全书的主人公，但由于作者的精心安排布局，全书仍然显得紧凑严密，环环相扣，使人有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之感。因此，这种“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的结构，有着特殊的优越性．对于那些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意在描摹众生众相的社会小说特别富有吸引力。《镜花缘》同样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也没有统撮全书的主人公，它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部分通过唐敖等人的海外漫游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后—部分则借众才女应考来集中表现自己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张：两部分之间以唐小山寻父作为过渡。这种结构，无疑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
就语言成就而言，《儒林外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的叙述语言简炼准确，生动传神。写人物外貌则多用白描，突出其主要特征，如周进刚到薛家集教书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寥寥数语，一个穷愁潦倒的老童生的印象便宛然如见。书中写人物动作则分寸准确，节奏鲜明。如范进考上秀才时，其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幅猪大肠和一瓶酒”，名为祝贺，结果“吃到日西时分，胡屠户吃的醺醺的……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贺礼大半又进了他的肚子；范进中举后，胡屠户便“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贺喜来了。挑礼的多寡，反映了范进在胡屠户心目中地位的高低。张静斋宋拜访范进，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范进从张静斋送的五十两银子中拿出六两多给他，他“把银子纂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假意推却，范进略一劝说，他就“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然后，“千恩万谢，笑迷迷的去了。”这样，一个势利猥琐、见钱眼开的庸人印象便凸现出来。书中写人物的心理则细腻入微，宛曲多致。如周进在贡院号房“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出了贡院，“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被姐夫金有余说破心事后，“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当众人愿为他纳监时，他马上“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富有层次的描写把一个老科举迷的心理变化写得极其分明。至于书中的对话语言，更是切合各个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习惯，可谓声口毕肖，各见个性。同样是富家少爷，娄家公子的豪爽而不谙世事就同胡三公子的胆小而吝啬判然不同；同样是八股选家，马纯上的直串而不失忠厚也同卫体善的傲慢而好说大话迥然两样；同样是名士，赵雪斋的风头十足又同景兰江的呆头呆脑各异其趣。书中精彩动人的对话俯拾皆是，无须再举例子。可以说，吴敬梓不愧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流的语言大师。
李汝珍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是很高的，《镜花缘》的语言流畅老练，显示出深厚的功力，其中有许多地方描写和对话都很生动。如黑齿国多九公的出乖露丑，白民国唐敖在学馆先生面前的惶恐窘急和发觉上当后的又羞又恼，林之洋一次又一次的大发妙论，众才女欢宴时盂紫芝层出不穷的笑话，都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李汝珍很少具体地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也很少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往往停留于圆熟地讲述故事，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其语言才能，其成就显然低于《儒林外史》。
就讽刺手法的运用而言，《儒林外史》堪称我国古典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土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关于这一方面，人们已经做过许多深入而精彩的分析，诸如：善于对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典型化地再现生活真实，善于把矛盾的言行表现在同一人物身上，令其自我揭露；善于把悲剧因素同喜剧因素结合起来收到特别强烈的讽刺效果，等等。这里不拟重复前辈和朋友们的论述，只着重指出一点：鲁迅在思想内容上充分肯定《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在艺术表现上则高度赞赏它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作为比较，鲁迅批评了另外两类讽刺：一类“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另一类虽然对于丑恶现象能够“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这就是说，鲁迅认为真正上乘的讽刺应该真实自然(“谐”)，含蓄深刻(“婉”)。《儒林外史》的讽刺正是达到了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镜花缘》也是讽刺见长。细读全书，我们常常可以感觉到吴敬梓的机智和幽默对它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淑土国那位老酒客不仅把自己吃剩的盐豆全部包走，而且顺手拿走了别人用过的一根牙签的细节，就同《儒林外史》中西湖宴集时胡三公子用耳挖戳鸭子胸脯看肥不肥，吃完后又把骨头脑的东西全拿走的细节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感到，《镜花缘》的讽刺大多比较直露，作者往往不是不露声色地揭示被讽刺者内在的可笑之处，而是让书中的人物大发议论，或者插科打诨，这样的讽刺虽也痛快，却不如《儒林外史》那样蕴藉和深刻。随便举个例子，《镜花缘》对豕喙国人的说谎，只是一顿挖苦嘲笑，比之《儒林外史》对严贡生、匡超人说谎的冷隽描写，艺术效果明显地差了一截。
就人物塑造的成就而言，《懦林外史》塑造了整整一批典型印象，大大丰富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镜花缘》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的社会意义的印象，但还没有一个足以称为成功的艺术典型，这也是远逊于《儒林外史》的。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儿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吴敬梓和李汝珍虽然都有匡时救世之心，但他们的创作意图却有所不同：吴敬梓重在塑造儒林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寄寓自己的褒贬；李汝珍则企图通过虚幻的故事来抒发自己的孤愤，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前者使《儒林外史》基本上遵循了印象思维的规律，发挥了小说创作诸因素的优势；后者则使《镜花缘》过于讲求功利主义，议论过多，语言直露，生怕读者不明白自己的用意，却忽视了塑造典型印象这个小说创作的首要任务，这就是必然要影响小说的艺术成就。《镜花缘》的这种倾向，可以说开了晚清小说直露浅率通病的先河。
同时，《镜花缘》题材的特殊性，使它在创作方法上不同于《懦林外史》的比较严格的现实主义，而较多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因而无暇对人物加以精雕细刻的描写，这也使它的人物印象不及《儒林外史》丰富生动。
另外，李汝珍逞才炫博、卖弄机辩的习惯，常常使他离开艺术规律去谈学说艺，这大概也是《镜花缘》生动性不如《儒林外史》的一个原因吧。
总之，《儒林外史》是伟大的，它是中国小说史上最典范、最成功的讽刺小说，《镜花缘》也是杰出的，它不但宣告了小说史上最后一个高潮的结束，而且呼唤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二者都是值得宝爱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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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镜花缘君子国/镜花缘女儿国/镜花缘两面国/镜花缘出海遇险》剧情简介
唐武皇时期，秀才唐敖科举失意，心怀抑郁。在妻兄林之洋的邀请下，他随船队出海经商，四海巡游。造访了君子国、女儿国、大人国、两面国、无肠国、穿胸国等民俗各异的国家，一路发生许多刺激和有趣的事情。 改编自清小说家李汝珍的同名作品。影片第4集《两面国》获1991年度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和1993年第二届中国影视动画展播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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