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沉痛悼念史铁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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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接到张平主席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史铁生先生去世了。我发呆了好久，才缓过神来。早就说要去拜访及采访史铁生作家的，只是一直忙于工作及学习，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去拜访。可惜，以后有再多的时间也已经晚了。凤凰网报道著名作家史铁生于12月30日下午16点突发脑溢血，之后经抢救无效，于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去世。我以为又是是炒作，就没有当回事儿！直到老师打来电话我才确定，是真的！去世了，就这样去世了？他终究没有等到2011新年的钟声。悲痛之心，如针在刺！中国文坛，又一颗巨星陨落了。他的坚强，他的执着，他的坚持，他的文学，他的精神就这样随着他的去世结束了吗？不，我想不会！他的思想，他的好多东西已经融入了许多人的心中。他是活着的，像鲁迅一样活在人们的心中。作一首诗，送给远去的背影：
&&&&&&&&&&&背影&&&&&
&&&&& 你站在风中
&&&& 轮椅是你飞翔的翅膀
&&&&&&&&&& 许多地方
&&&&&& 镌刻着你的坚强
&&&&&&&&&&&& 书中有你永远的影子
&&&&&&&&&&& 活生生跳跃着
&&&&&&&&&&&&& 不去的死亡
以下是我搜集来的一些关于史铁生的资料及报道；沉痛不已，只为纪念，只有记载：
&&&&&&&&&& &&&&&&&&&&&&&&&&&&&&& 著名作家史铁生今日凌晨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 凤凰网文化讯 据史铁生生前好友、《凤凰网·非常道》主持人何东透露，著名作家史铁生于12月30日下午16点突发脑溢血，之后经抢救无效，于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去世。史铁生夫人表示，将不举行遗体告别，在之后适当时间将以适当的形式对他的离开表达追思。
史铁生简介：
史铁生，男，汉族，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4年始在某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
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往事等；散文随笔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以及《史铁生作品集》。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
2002年，史铁生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
史铁生自述：
&&&&&&&&&&&&&&&&&&&&&&&&&&&&&&&&&&&&&&&&&&&&&& 史铁生：写作四谈
１·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　，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是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２·我想，何妨就把“文学”与“写作”分开，文学留给作家，写作单让给一些不守规矩的寻觅者。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写作则可平易些个，无辜而落生斯世者，尤其生来长去还是不大通透的一类，都可以不管不顾地走一走这条路。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写作可以跟文学不一样，不必拿种种成习去勉强它。
３·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真实的他人，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 前人也这么说过。你靠什么来塑造他人？你只可能像我一样，以史铁生之心度他人之腹，以自己心中的阴暗去追查张三的阴暗，以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拓展张三的光明，你只能以自己的血肉和心智去塑造。那么，与其说这是塑造，倒不如说是受造，与其说是写作者塑造了张三，莫如说是写作者经由张三而有了新在。
４·因此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史铁生曾称之为“写作之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我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很可能是第五只眼睛，第三他不是外来者，第四他也没有特异功能，他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都排在他面前，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素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一个受造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幸亏写作可以这样，否则他轮椅下的路早也就走完了。有很多人问过我：史铁生从２０岁上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儿来的那么多可写的？借此机会我也算作出回答：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是辽阔无边。
史铁生自选于《病隙碎笔２》一文，见《对话练习》。
&&&&&&&&&&&&&&&&&&&&&&&&&& 史铁生谈死亡：生死是种谁也逃不过的困境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日】
&&&& 12月6日，有消息称金庸先生于19时07分在香港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去世。随后，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写博驳斥，称该传闻是假消息：“假消息，金庸在3日刚出席树仁大学荣誉博士颁授仪式。另外，香港没有这家医院，造谣者也太不专业。其实大家自己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对于金庸老先生的这条假新闻，带来的不仅是虚惊一场，也让人开启了对于生与死的深思，在人们的心中，生与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面对？名人们又是对此怎么看的呢？
&&&&&&&&&&&&&&&&&&&&&&&&&&&&&&&&&&&&&&&& 史铁生：生死是种谁也逃不过的困境
作家史铁生
凭借《我与地坛》走进人们视野的史铁生，在1972年双腿瘫痪，对于他来说，生命的意义更加特别，在他的作品《务虚笔记》和《病隙碎笔》中，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展现了他自己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了意义，这些或许都是他过往经历留给他的精神财富。
当谈到生死时，史铁生说道，“有位哲人说，命运就是一出人间戏剧，角色是不可调换的。当我的双腿和两个肾都被拿走的时候，我的身体失灵了。这是我所认为的命运。有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它说：世界上只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悲惨的生活，一种叫非常悲惨的生活。我觉得活着就是你对生命有疑问，对生活有疑难。但是关键在于一种面对人生的态度。对待生死我选择一种乐观的态度，让我如此幽默地看待生死还得感谢卓别林。在《城市之光》这部电影里，女主人公要自杀，卓别林将其救下，这女的说：你没权利不让我死？卓别林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这是参透生死的大师态度。我想他是在说，这是困境，谁也逃不过，人生的一切事就是在与困境周旋。这需要靠爱去延缓死亡。 ”
毕淑敏：死亡是要有尊严的
作家毕淑敏
在毕淑敏看来，正因为中国人比较害怕这个事情，才要多说。很多事情别人承诺你，说你可能发财，说你可能有什么什么样的运气和经验，都不一定能兑现。但我承诺你，你一定会死亡，这件事情是百分百要应验的。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生命中一定要遇到的一件事情，怎么能回避它？为了让我们的人生少遗憾、多完美，让我们能够把有限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按照你的意志来运行，我们要来讨论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在临终关怀医院见到一位垂死的人。人们介绍说这位老先生很有身份，不过我见到该老先生的时候，他一丝不挂，非常狼狈。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给自己穿上衣服了，随人摆布。我后来找到他以前的照片，非常体面的一位绅士。虽然他口不能言，但神志清晰。我觉得在他内心深处，一定有巨大的无奈。这还是我看到的比较有身份的人。
我终身在做的事情，不论是行医也好，做心理医生也好，或是说写作也好，在我个人来讲，觉得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你去写讲稿，好像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所做的嘛，作家应该怎样。对我来讲叫什么并不重要，这只是我使用我生命的方法之一。
王朔：死亡就像能量守恒
我们都在一个循环中，根本没有什么，昙花一现而已，别再自己吹牛了。宇宙有一个基本法则，任何偶然都是必然的，别投机取巧，没有便宜事，因为能量守恒。你把一个人杀了，你无非改变他的物质存在的状态，能量还在。哪儿去了，转为负数，坠着你。能量守恒，就是从原点出发必返回原点，中间不管跳多远，飞多高，变多大，最后归零。
生生死死涉及好多问题，比如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意识；比如灵魂，到底是宇宙只有一个灵魂还是一人一个灵魂？其实灵魂就是携带信息的原子，我当然认为就一个，因为大家都是从一个点来的。人死了以后携带信息的原子在空气中变成别的样了，你还能见到你们家人，但是你没有人间信息了，人间的信息在历史里太短了。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宇宙意识，形成人格之前就有了，当你人格消失的时候还存在，像我这样贪生怕死的人，懂了这个确实去了很多贪欲。
王宗仁：生死也可以这样崇高
作家王宗仁
18岁就参军来到青藏铁路线上的王宗仁，目睹了生死的那份崇高。青藏线周围的恶劣的环境挑战着人们的生存极限，在王宗仁走近世界屋脊的100多次中，他体会到了这片土地带给人的是营养、是智慧、是活力。在高原上，王宗仁亲眼目睹了战友从不适应高原气候到习惯这里的生活，从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个真正的军人，为青藏乃至全国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在他的身边有几百位战士成为烈士，他们用自己的信仰和生命捍卫了青藏线的顺利通车。当谈及他们的生死时，王宗仁说道，“他们来自于昆仑山，也回到了昆仑山，在建设青藏线的时候他们把自己融为了高原的一部分，是这些烈士让我对死有了由衷的敬重和安慰。在我的心目中，这些战士他们不曾死亡，他们永远都活在他们倒下的那一刻，18岁、25岁、30岁，他们永远年轻。 ”在王宗仁的笔下，总是会看到高原的故事，他愿意将他每次的高原经历都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也让更多人感受烈士们的精神。
迟子建：死亡让人心中倍感苍凉
作家迟子建
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死亡人数最多的莫过于她近期的新作《白雪乌鸦》。迟子建自己都坦言，《白雪乌鸦》中，每一次死亡的出现都会带走一个鲜活的生命，这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残忍，对作者来说更是一种痛苦，在写作上也会倍感艰难，这是在她之前的任何一次写作都不曾有过的。有时，面对笔下人物无法挽救的走向死亡，心理都无法承受这种重压。
谈到死亡，迟子建说起了让她倍感苍凉的事件，在她写作《白雪乌鸦》之际，陪伴她的童年，让她感觉到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女孩”的外婆去世了。她感觉到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童年的世界也永久陷落了，留下只有那弥漫在身边的苍凉感。
阿来：我对生死很坦然
“其实可以很坦然面对，生死就是命中注定了。”采访中，阿来如是说。而阿来在小说《尘埃落定》中，写到傻子土司的爱人塔娜如何面对他的死亡，更有对死亡以及生死观的描绘。“灵魂升空的那一刻，塔娜的悲痛让我始料未及。我把生前的问题带到了死后，可是又在死后的那一瞬间把问题丢失。我的灵魂应该是像祖先的经书中说得那样，到达了一个没有阴影的天堂。天堂的幸福是恒久的，像太阳一样温暖，像月亮一样美丽，像一切一样无所不在。那么，幸福原来也是虚无的啊。啊，生命如血，更如尘埃。当生命失色的时候，比血还黑，比尘埃还虚空。 ”这种随遇而安、坦然面对生死的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在阿来看来，坦然和宁静致远或许才是生命的本真。【记者 王莹 宋波鸿】
媒体素描史铁生：
&&&&&&&&&&&&&&&&&&&&&&&&&&&&&&&&&&&& 史铁生：宁静玄思的写作人生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河北省涿县（今涿州市）人，中国电影编剧，著名小说家，文学家。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史铁生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回北京，年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病停薪留职，回家养病。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风格清新，温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现方法上追求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注意吸收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从成名作《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技巧都显出异乎寻常平淡而拙朴，属意蕴深沉的“散文化”作品，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死神与少女》属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诗电影，这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部影片都由林洪洞执导，《多梦时节》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经历，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 反击非典特别对话之史铁生：经受痛苦所以乐观
在这个特殊时期，每个人的生活仿佛都发生了停顿。身边的人可能会突然离去，自己也面临不可知的未来，同时，很多人的行为也在感动着我们。这时，我们选择与作家对话，他们平时可能离我们很远，但常年的写作和思索，使得他们离生命的意义很近。或许他们，能给我们一些鼓励、一些答案。
他坐上轮椅已经31个年头，写作生涯已24年；他用150万字的小说、散文和剧本讲述了
关于病痛、死亡、生命的思考；曾经有一个评论家说：“他是最爱笑的作家。”　　
他就是北京作家史铁生。有人说，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和史铁生对话的那天，恰好他不用到医院做血液透析(俗称洗肾)。从1998年开始，他每周三次要到医院接受这种治疗，来对抗尿毒症。透析使他的身体永远缺乏足够的精力，这么多年来，他几乎谢绝了所有媒体采访。但那天，在电话里他告诉记者，在非典时期，他应该说点什么。　　　　
道理显得微不足道　　
记者：知道您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　　
史铁生：在特殊时期，我愿意说点什么，不过主要是谈非典的事。　　
记者：为什么？　　
史铁生：在这个时候，战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人。与他们相比，作家的小道理显得微不足道。　　
记者：北京的非典防治形势依然严峻，人们应该怎么度过这段非常时期？　　
史铁生：我觉得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要镇定，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灾难，靠的是人们良好的心态和科技解决问题；二就是听从指挥，抗击非典我们应该服从大局；三就是对医护人员的尊敬与理解。　　
记者：您以前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史铁生：我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灾难，但是心里很平静，这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很习惯了面对死亡，自然不觉得可怕。我去做透析的医院近日就要成为治疗非典的定点医院，我们这些做透析的病人该怎么安排，我们也不知道。但首先要做的是服从这个安排。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人要乐观一点。　　
命运对我非常善待　　
记者：您的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史铁生：最早发作实际上是在1980年，一次突然的急性肾衰竭，还是跟我的下肢截瘫有直接关系。可手术居然就让我坚持了18年不用做透析。所以说，命运对我还真是非常善待。这样到1998年，我开始做透析，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隔一天去一次医院，一做就要花大半天时间。　　
记者：透析之后您的生活与写作相比之前，是不是有了很大不同？　　
史铁生：太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不透析，而且还得是在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上午能写两个多小时，然后下午多少看一会儿书。如果再多干一点，血压马上就会高起来。　　
记者：您是怎样坚持了这么多年？　　
史铁生：说到这里，我倒是可以给人们一些经验之谈，我21岁就不得不躺在病床上，心情很坏，抱怨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但是当时医院的王主任对我说：“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间看看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人们是很少有这样的时间的？”可以说，这些话对我来说是终生受益。　　
经受痛苦，所以乐观　　
记者：虽然经受痛苦，但您最终成为一个乐观的人。　　
史铁生：写作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吗要痛苦地活着呢？　　
记者：有人说，您一直用您的作品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已经写过：我就是活出了一些“问题”。这些生命的疑问，或者关口，其实无论古今，人人都是要过的。　　
记者：作为作家，您有没有想过要创作这方面题材的作品？　　
史铁生：暂时还没想过，文学创作不同于别的文艺创作，真正的文学，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这需要生活和时间的沉淀。　　
信报记者陈汉辞　　　　
感谢史铁生　　
采访后的几天，史铁生的妻子告诉我，“刚放下你的电话，他就趴下了。”这句话扎在我的心上，为自己采访他的那两个小时。当时，电话这头的我争分夺秒地想多问几个问题，而电话那头的史铁生也在坚持着回答。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史铁生曾说：“战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人。”那我就代替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向史铁生和他的妻子真诚地说声：谢谢！　　　　
点击史铁生　　
●历程　　
他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　　
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直到1972年，史铁生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　　
在做了几年临时工后，1979年他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1年，史铁生又患了严重的肾病，多亏手术顺利完成，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　　
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当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6年，史铁生被北京市作家协会聘为合同制作家。　　
在史铁生众多的优秀作品中，《我和地坛》和《病隙碎笔》的影响是最大的。　　
●支柱　　
三个人给予的精神力量支持他走到现在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　　
——《我和地坛》　　
记者：你在这么多年生病的状况下，本身在生活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又写了这么多东西。你的妻子应该给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她本身也是翻译家，是否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史铁生：那是。尤其我肾坏之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了，我可能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透析、睡觉，有精力的时候写东西……因为透析把你血里的营养也透走了，它没有善恶的选择，只有分子大小的选择。透完析就特别累而且饿，然后就吃，等身体补起来了，毒素又够了，又得去透了。——《南方都市报》　　
史铁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喜欢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用作品照亮了宇宙。　　
●阅读　　
对话的最后，史铁生说他想说的话在他的书里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病隙碎笔》
&&&&&&&&&&&&&&&&&&&&&&&&&&& 史铁生病中闲谈：我并不关心我是不是小说家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日
&&& 前好几年，就动过要认真访谈史铁生一次的念头，当时把题目想得很大，叫作《史铁生一百问》。随后和史铁生一说，他就笑了：“聊天就说聊天，别一弄题目就听着那么吓人。”
随后两年，铁生不紧不慢地想着、改着他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则忙着另一些其它很“务实”的杂七糟八事儿。“一百问”自然就被撂到了一边。１９９８年元旦一过，史铁生的肾病不断加重并开始接受透析。
现在，他每个星期差不多都要拿出两天或三天时间到医院去透析，为了集中所有治疗之外的精力投入写作，铁生几乎谢绝了所有媒体采访及其它不必要的社会活动，所以原先我想用一次完成“一百问”的方式就显然更不合适了。今年３月２０日，有“田径之王”之称的美国著名的运动员卡尔·刘易斯来到中国，他一到北京当天，就打听史铁生在哪儿，次日上午１０点，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刘易斯亲手将一个镶着他参加百米短跑雄姿的精制镜框和一双按他的鞋号定做的耐克跑鞋，亲手赠予史铁生。当天晚上，我找到铁生家中，于是话题首先从他和刘易斯见面开始说，随后又谈及他近几年都在写些什么、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　一，奥运口号应当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再加上“更美”
何东（以下简称何）：和刘易斯这次会面，应当算圆了你十多年来一个梦吧？你们当时都聊了些什么？　
史铁生（以下简称史）：当时旁边人挺多的，也来不及多说什么。大屏幕上先放当年他在洛杉矶奥运会破世界纪录的录像；后来我担心场面尴尬，就先跟他说：我１９９７年去洛杉矶特意去加洲大学体育场（第２３届奥运会的主会场）摇着轮椅转了几圈。我还跟他说：跑百米的运动员有很多，后来也有比你跑得快的，也有破你纪录的，但在我看过的百米比赛之中，你是跑得最美的。刘易斯也对我说，跑的过程才是他最大的享受，那比纪录更重要。
何：从你写《我的梦想》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吧？　
史：那是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写的。那天约翰逊把刘易斯赢了，整个下午我眼前就老翻腾着电视上那个场面：所有的人都涌向约翰逊，刘易斯当时也过去和他握手，约翰逊却带搭不理的。哎哟！那时我心里真是难受。可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决赛中跳出八米七二，他历史的最好成绩，拿了冠军。我当时就想，这哥们儿他成！　
何：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的梦想》的最后一段：“后来得知，约翰逊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个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这几句话让我感动至深。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　　史：是。我觉得牙买加人这种精神真是太棒了！所以，我说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应该再加上“更美”。如果光是强调“更快、更高、更强”，就难免会追求出兴奋剂或暴力甚至其它更不好的东西来。这“ 更美”，并不仅仅就是指姿态的优美，更是指精神的美丽。这就是说，在比赛中，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有了一个向自身极限的挑战的机会。我想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心里肯定都明白这个。荷兰足球巨星博格坎普曾经批评一些球队说：“他们是在为结果踢球”，言外之意，他看重的是过程。更“美”是全息，它包含了“真”与“善”。比如说因为足球而赌博而杀人，你说他们违反了“ 更快、更高、更强”吗？可能并不违反，但他们绝对违反了“更美”。在“更美 ”之中，还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依我看，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是体育可以作为一种信仰的原因。
所以相比起来，我还是更爱看田径比赛。其它像球类、拳击、摔跤，还是人战胜人的一种方式和象征，惟独田径，是人向上帝规定的困境或极限挑战。你看跳高，最后总是人在一个自然高度前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在失败之中，又让人能体会到人自己的处境、人的意志、人对美的欣赏。本来嘛，人输了还谈什么“更强”？但在跳高比赛中，人却输得很美很漂亮。　二，“病隙碎笔”怎么写也离不了题
何：你的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透析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史（抬头想了一想）：最早发作实际上是在１９８０年，一次突然的急性肾衰竭，还是跟我的下肢截瘫有直接关系，当时就造成了肾盂积水。可后来医生给做了膀胱造瘘手术，居然就坚持了十八年。那时大夫就跟我说：你难免有一天就要做透析。所以说，命运对我还真是非常善待，因为十八年前的透析水平，可远远达不到现在这样。这样一直坚持到１９９８年，我开始做透析，到现在已经整整３年，基本上隔两天去一次医院，一做就要花大半天时间。　
何：你透析之后的生活与写作相比透析之前，是不是有了很大不同？
史：太不一样了！在我透析之前，我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可以工作３个小时，晚上还可以看看书。现在就是不透析，而且还得是在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一天也就是上午顶多能写两个多小时，然后下午多少看一会儿书。如果再多干一点，血压马上就会高起来。　
何：从你开始透析之后，已经读到你写的《病隙碎笔》之一、之二、之三、之四；这是不是你有意为自己选定的新的写作方式？
史：《病隙碎笔》之一发表在《花城》杂志上。后来的之二、之三、之四发表在《天涯》杂志上。其实我这两年多以来，断断续续的，主要精力就是用来写了这么一些东西。我感觉以这种形式，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具体情况，因为以我现在的身体条件，很难再写一个很完整的长的东西；但“病隙”而且“碎笔”，我就能每天都写上一点，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慢慢又发现呢，这种形式其实也有好处，写起来很自由，怎么写也离不了题。　
何：那今后，你是不是就要以这种命名和形式，一直“之五、之六、之七、之八”这么写下去了？除了完成这些，你还写了些什么其它东西？　
史：《病隙碎笔》可能就是这么“之”下去了，至于终于“之”到哪去，我现在也不知道。
除了《病隙碎笔》之外，也有写一点小说和散文的打算，这两年也写了几个短篇。有些大想法，不敢动，因为透析弄得我总是没力气，不过“碎笔”很可能是个好办法，原本是偷懒，现在看，化整为零、集碎为整，说不定也可以写一点长的。　三，发现所有的人都有残缺是从　　《命若琴弦》开始的
何：你最初开始进入文学写作，没少写残疾人，后来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残缺，这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具体又能从哪一部作品算起？
史：具体而言，是从《命若琴弦》开始。命若琴弦本身也表达了这种意思。
何：你当时自己明确意识到这种转变了吗？
史：我意识到了。当时就好像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可以看成是在我写作中一次大的开窍吧。之后我发现，人的心魂深处其实比外界更丰富，也更无奈，更辽阔，更有得可写。四，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子，我就是活出一些问题
何：你以前曾经不止一次谈到：每个作家对文学和自己的写作，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要求，而且人家都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也就是说靠什么路子去写，都有可能写出很好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那你现在能简单说说完全独属于你的写作路子吗？
史：这咱们分几方面说吧。前些日子不是让５０个作家推荐自己的作品嘛，后来就有朋友问我：你自己怎么推荐的是那篇《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呀？这可跟读者和批评家的推荐都不一样呀？你为什么不自荐《我与地坛》呢？我说我是认为这一篇东西对自己可能有点特殊之处、有点新的尝试。我还跟他讲：作家有时和读者和批评家之间看法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作家一旦对自己的写作有了一点新的尝试的时候，他心里就会特别高兴。我想作家都希望能在作品中突破一点自己，哪怕就是那么一点点进展，他也会特别看重。当然，这样的作品，很可能会因为有了一点新的尝试，就不如他过去的作品写得那么熟练、那么完整。但读者就并不一定特别看重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尝试，他们可能只关注你写的这部作品好不好。所以上面提到的５０个作家自荐的作品，和读者、批评家推荐不一样的占多数。还有一点，《我与地坛》被评、被选得已经太多了。
你刚才问我有什么独属自己的写作路子？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要非让我找一点什么特点，这个我在《病隙碎笔》中已经写过了：我就是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总认为“问题”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我更感觉文学之根并不于在过去而在于未来，未来会不断向作家提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很可能古已有之，但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作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这些生命的疑问，或者关口，其实无论古今，人人都是要过的。既然写作要面对这些生命的问题，它就不是单靠熟练的技巧就可以解决的；就像厨子拿到一样什么材料，他就都能给你做熟喽，而且还做得色、香、味俱全；类似这样熟练的操作，至少对一部分作家来说，就不一定会让他们感觉很兴奋。当然作家也可以把写作当成一种手艺卖。
还有一件事我也老在想：文学应当是在一切事物定论之外的东西。说得更极端一点：作家应当是在文学之外去寻找文学。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我一直认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五，小说？散文？《务虚笔记》———　　它爱是什么就算什么
何：那么相比已经被读者公认写得很美的《我与地坛》而言，《务虚笔记》是否也可以被看成是因为你活出了一些新问题，而在创作上的一次新的巨大冒险呢？
史：有你说的这个意思。写《务虚笔记》确实带有几分探险的意思，甚至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我都怀疑我可能会把它写砸喽！因为探险就有可能会“出事儿 ”，趟一条新路也难免会跌跟头。所以每当我要在写作中进行新尝试之前，都要跟自己下很大的决心：它写出来可能什么都不是，爱是什么是什么。假如我非逼着自己要把一个东西写得符合什么标准，那我没准就又会转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包括看别人的书，我也是宁可看那些“有事儿”的书，也不愿意看那些既“没事儿”也没什么错、手艺熟练重复的书。比如你好几次提到我那篇《老屋小记》写得怎么怎么好；我也承认它写得很纯熟、很完整；但它不但没什么错，而且出的“事儿”也比《务虚笔记》少多了。所以还得提到罗兰·巴特说过的“写作的零度”。也就是说，最初触动自己的———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心魂深处，朦朦胧胧总有那么一大片混沌，吵吵嚷嚷地不能让我放下，它们并不适合完整的故事，也不符合现成的结构和公认的规律，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合规范的东西，就应当作废和忽略呢？不对！我老觉得在那片“混沌”里肯定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对这种东西特别有兴趣，总想去把它们尽量表现出来。　
何：从８０年代末，当时的文学和作家红得一塌糊涂，可到了现在文学和作家的地位又一落千丈；你恰好也可以算是那时候写起来的作家之一，不知你亲身经历这么多年的文学的起落，对文学和作家出现了这么大的落差，怎么看？而在这个落差的过程之中，你个人都有什么感受？有没有被逐渐冷落的感觉？
史：我觉得，从来，人们给作家的虚名就太多了，而容忍作家在写作上的自由太少了。虚名，至少对一部分作家，不是那么太重要，而对写作上的自由才是最需要的。所以我认为作家不再被捧得太红太火，其实可能倒是件好事。同时但愿作家又能够不要太为衣食住行发愁，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去想一些用我的话说是 “务虚”的事情。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不就是“务虚”吗？你要非指着拿文学弄出经济和政治来，那就比较可笑了。文学有可能会对一些事情做更深层次的铺垫，也或许在很久以后，它有可能会对经济或其它什么产生一定作用，那也是文学自己始料不及的，这种作用倒是不可能“主题先行”的。所以对我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衣食不愁、治病不忧，然后就自己躲在一边写去。不信你问所有作家，都是刚开始写东西时的那种状态是最好的，那时谁也不知道你，公众也对你没有过高的期望和苛刻的要求，用王朔的话说“我就是一俗人”，那时就是自己的灵魂和心愿对自己有要求，而外界的要求恰恰在那时最不能左右和干扰自己。可一旦作家出了名，麻烦跟着也就来了：哎哟有点名了，动笔写篇东西，可不能太现眼、太丢人，这个那个———非纯粹写作的要求和标准就都跟着出来了。于是全面乱套。所以，我现在没觉得失落和被冷淡，能冷静下来写作我就舒服。　
何：你现在还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家吗？
史：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写作者，我并不关心我是不是小说家或散文家，我关心的是我在怎样想，我可以怎样说，和怎样说再能更有点意思。
访作家史铁生：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理由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 日
&&&&& 看史铁生的作品，常常无端地陷入一种思索。但是，这种思索相对于文字的内涵来说也往往显得浅薄。他对于写作的宁静和执着，对于生命的冷静和超脱，对于亲情的感悟和回忆，对于每一个关心他的人的友善和热情——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亲切而意味深长。
史铁生近来身体不好，也因此惜时如命；然而他如此耐心细致地回答着我的提问。通过E－mail，我们的交谈方式算不得直接，然而当我敲击键盘，看到熟悉的语言展现在白色的屏幕上，仍然感受到力透纸背的真诚，还有感动……
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写作经历，重点谈谈自己的写作动机，是什么给予您如此大的写作动力，源源不断地有好作品奉献出来？
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当然，用目前流行的话说“这有点儿累”，所以这历程也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轻松。我曾在《病隙碎笔》中写过：“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条不见终点的路。”“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这个史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说到这儿，我真是有些惭愧，因为我很少能照顾到读者。所以，“源源不断地有好作品奉献出来”这话我实在是不敢当。
您的作品中常常有一种伤感，正是这种伤感和厚重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这和您的读书与思考有关吧？
我并没有特意地追求伤感与沉重，但由上述写作动机看，大约难免。我的意思是：随它去吧。说“这与我的读书和思考有关”，不如简单地说这与我的处境有关，读书和思考也是我的处境之一部分。我并不认为伤感与沉重一定就好，但既然确凿，也就有其表达的理由。
常常和朋友谈起您的作品，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近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一天能写多长时间？您是怎么安排写作和读书时间的？
我的身体总是不大好。我得着两种“电视剧病”。怎么讲？您看现在电视剧中的主人公，特别容易坐进轮椅，近来又特别容易得尿毒症了。这可能有助于戏剧性，可一旦成为实际，却一点儿都不浪漫。这两种病弄得我精力大减，写作和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只有尽力而为吧。秋天，或者竟是冬天，也仍然是人之处境的一部分。再说，年至半百，改行怕是来不及了，只好仍在这行当中混着；“病隙碎笔”是我目前写作的实情。
您最近在读些什么书？您觉得哪些书对您影响最深？您比较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关于读书，我不想说得太具体，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与关注。我的体会是，一味地追求多而新，倒可能弄得自己颠三倒四不知所从。根本的问题，先哲们都想过了。其实，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只不过布景和道具日新月异，读书和思考只为不被它弄得找不着北。这只是我的看法，并无典型意义。
您还常去地坛吗？平常您都还有什么爱好？
十年前我搬了家，离地坛远了，加之行动不便，现在很少去了。偶尔请朋友开车特意送我去看它，发现它已面目全非；这正是日新月异的布景和道具之所为吧。惟园中那些老柏树依然令我感动——历无数春秋寒暑依然镇定自若，散发着深厚而悠远的气息，不被流光掠影所迷。
现在您忙什么？
要说现在忙什么，大约就是“透析”，隔两天去一趟医院，就像上班，仿佛要弥补我从未有过正式工作的历史。我有时真觉得麻烦，可是想想，大夫和护士们是天天都得去呀，比我麻烦。我们一起“透析”，她（他）们透，我被透，分工不同，合作得很好。忙完了“透析”，总还是想写点儿什么，否则花那么多钱被透，什么都不干岂不可惜？
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
没有计划。精力不济，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而已。我想对读者说的，就是我想对自己说的，都在我的作品里。不再额外对读者说什么了。
很喜欢看史铁生的作品。从《务虚笔记》、《我与地坛》到《病隙碎笔》。他去古园里去了，我们便随他“去古园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这是他作品的魅力。但又不止这些。史铁生说：“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我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史铁生在寻找什么？我想，所有关注他的读者应该和我一样，愿追随着他的笔端，一起去寻找。
&&&&&&&&&&&&&&&&&&&&&&&&&&& 史铁生访谈：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史铁生（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日
史铁生说，我们找个通风的地方聊天吧，在房间里我会喘不过气来——这是他的身体现状。
清晨的广州，还有着蒙蒙的雾气，南方的潮湿，让这个久居北京的人，难以适应。我推着轮椅，走在酒店一楼的回廊里，不远处阳光打在细碎的青草上，凉风轻拂。这个几乎与我父亲同龄的北方男人，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缓缓前行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久违的感动——他如此乐观。
他说他喜欢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用作品照亮了宇宙。而史铁生，照亮的是人类的心灵。
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录音质量，他将录音机拿在了手里，我竟忽略了这点。
我们的交谈始终很愉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流逝，他叹了口气，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当我们问到什么时候不用做透析时，他说，到死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他却呵呵笑了起来——他对死如此从容。
“我不想居住在一个有名的地方，我要让我住的地方变得有名”——我联想到了史铁生和地坛。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记者：首先恭喜你获得２００２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这个奖在你心中的分量如何？
史铁生：这样的文学奖是头一次办，以前像这么隆重的奖好像还没有。我了解到这个奖的宗旨是“公正、独立和创造”，“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它的出现，我在答谢词中也写了，我觉得应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改革说到底是一句话，就是建立公正、透明的规则。所以我认为，这个奖要是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应该可以成为各种评选制度的典范。
记者：以前的文学奖都是文坛内部的圈子化的东西，作为传播媒体的南方都市报来创办文学奖，是否能够跳出圈子，代表某种民间立场？
史铁生：对。因为过去的评奖，一般是在作协这样一个机制内进行的。现在一个是企业赞助参与颁奖典礼，另一个是媒体自己斥资来设立奖项，参与评选的人比较广泛。这可能也是他们追求公正、独立和创造的一种方式。
记者：多年来，你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但是你获得的文学奖却很少，你怎么看这件事？
史铁生：也有，也有过。我的东西是不是读者面不是很大？好像是这样：喜欢读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干脆不看。
记者：但是你的《我与地坛》的影响是很广泛的。
史铁生：有时候可能是碰上一个机遇。正好那年发表的时候，没有什么奖。
记者：我记得有人这么评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它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史铁生：那是韩少功说的。韩少功这句话快成了我这篇东西的广告语了。他这话比我的作品传播得还广（笑）。
记者：现在地坛怎么样？
史铁生：现在修得已经比较规整了。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是一片荒地。门上挂的是“地坛公园”，实际上也不收票，很多人从里面穿行。白天的时候，好像没人。我在那里看书，包括有些东西也是在那里写的。那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儿待了十五年
思想不妨先锋一点，行为不妨保守一点
记者：我对你的一句话很感兴趣，“大家都生活在生活中，这样的真实如果够了，那还要文学干嘛？”但在你所有的作品中，《我和地坛》和《病隙碎笔》影响却是最大的，反而虚构的小说却没得到这样的关注。大家从你的散文随笔中看到你的生活和思考，也认同这种真实，这与你的话好像有冲突？
史铁生：其实我觉得也不冲突。就算是写实的，也有生活里不被发现的东西。我就觉得真实应该算文学一个很好的品质，但不应该算文学的最高标准。如果仅仅是真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其实文学更多的是梦想。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我还有一个长篇叫《务虚笔记》，其中也写到，其实一个人的很实的生活是很少的。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
记者：也就是说你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是两方面的。
史铁生：真实这个词要是仔细追究起来，应该是一个被公认的真实。不被公认我们怎么能说它是真实的？所以我在《病隙碎笔》里也强调，“写作需要真诚。”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它一定正确，它很可能是一种探索。你的梦想，你很难说它真实，但你完全可以说它很真诚。你再不着边际的梦想，也可以是很真诚的。可是在梦想里真的可以给生活开辟很多新的可能性。如果说仅仅是我们已经有了的东西，已经被公认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么它的领域可能被束缚得很狭窄。
记者：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史铁生：梦想？每个人可能会有他具体的梦想。但是说到文学的梦想，我想还是终极的问题：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你总归要为你的生活找到一个你认可的根据，你认可的目的。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的东西是你的目的，肯定你的愿望有很多是远远没有实现的，这都可以叫梦想。它跟做梦还不一样。当某一天你在干什么的时候，脑子会走神，会想起你的某种愿望，这都可以是梦想。这种愿望怎么实现，怎么不能实现，遇到什么困阻，这可能都是写作形成的。其实作家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看得更多，试图看得更仔细。有很多人是没有发表作品，但跟他聊起来，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非常美妙的，只是没写而已。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好。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你为什么开始呢？因为你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还没有被文字捕捉到，还没有形成文章，还不能表达。它只是在你的意识里，甚至在潜意识里。用我的话说，就是用文字把这些东西“捉拿归案”。你为什么有时候写着觉得不对？有什么不对？因为你的文字和你心里的东西不对。你觉得写得最得意的时候，对了！跟你心里头的对了，不是跟别的东西对了，是跟你心里的愿望对了。
记者：那你现在每天写作的时候，有这种“对了”的喜悦吗？
史铁生：太有了！没有的时候，你写了很多段都不对，不是它，所以你就把它扔了。终于对了的时候，你觉得太好了！今天有收获。你也许会说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为什么还非要写出来？实际上脑子里是个朦胧的东西，当你用文字把它“捉拿归案”的时候，不仅是“捉拿”给读者看，也是捉拿了给自己看。自己也会很欣喜，很惊奇，我终于找到它了！
记者：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曾经有一个评论家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是什么让你保持了这种乐观的情绪？
史铁生：中国人都爱笑，咱们刚才也一直都在笑。乐观要看怎么理解，不是说笑就是乐观。
记者：你理解的乐观应该是怎样？
史铁生：我常说这样的话：“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那么写作也是那样。你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你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如果你觉得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嘛要痛苦地活着呢？不过，傻乐可不成啊！傻乐不算是乐观。所以“悲观”“乐观”这样的概念放到文学上，应该有重新的定义。
人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最近跟一些朋友谈起你，他们一方面是关心你的《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二是想知道你的身体怎么样？
史铁生：所以我说这个奖也对我鼓励特别大。因为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但是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２０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昨天我坐飞机到广州，因为贫血，缺氧，晚上都觉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说到一楼的花园来进行采访，空气好一点。很累，特别容易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在上飞机前一天我还去透析了一次。这样，一星期三天就没有了。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从透析之后到去年，共有十几万字。
记者：这个书名就把你的写作状态概括出来了。
史铁生：对，这个书名自然而然地就呈现了。确实是病隙碎笔，所以形式上也就一、二、三这么往下写。
记者：你的《病隙碎笔》出来之后，在哲学界、思想界引起了震动。
史铁生：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看哲学书看得少。我说那点零碎，人家大师全说过，我不过是把有的地方改得更容易懂一点。
记者：我看你的《病隙碎笔》，其实给我震撼最大的反而不是一些讨论生命本体这一类的问题，而是你在书中谈到的“残疾情结”。你非常坦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史铁生：ＯＫ，这个太好了！你注意到这个，我特别高兴和欣慰。好多人没注意到，但我很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个。其实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人，左右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我跟残联的接触很多，参加他们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
记者：就是说，他把残疾当成一种特权？
史铁生：对，当成一种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那你说健全人有没有类似的心理？也会有的。
记者：当你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会不会豁然开朗，觉得你写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史铁生：我想是这样。曾经一度，有的评论家把我的写作分成几个段，１９８５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按照宗教的观点，就是“原罪”的问题。人生来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所以你说，“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史铁生：对。你用什么证明神的存在？当你觉得自己是残缺的，而有一个不残缺的比照着的时候，神就存在了。
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忏悔、末日审判的思考，并引用了不少圣经故事，你是否觉得，宗教信仰不可或缺？
史铁生：宗教有很多，对宗教的看法也有很多，对神的看法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我不说宗教，我说信仰。我觉得人是应该有一个信仰的。信仰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我是残疾的，但有一个完美的境界存在，那么这就成为我的信仰了。所以讲信仰是一条路。我不喜欢那种功利的信仰，比如信到一定程度我就能如何如何了。我认为信仰和梦想差不多，没那么多实际的好处，它只是给你一种心灵的好处。
记者：说到神的问题，你有个朋友这样评价，“史铁生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你的解释是，证明神比证明神性重要。因为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为可怕。怎么理解你的这句话？
史铁生：信仰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我觉得“神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在中国文化里面，不说是缺失，也是一个很弱的部分。这么多年来，人们好像没有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一说神好像就是迷信。所以我觉得证明神不重要，咱们先要看看神是什么样的，神在哪儿。
记者：那你觉得你的神是什么样的？在哪儿？
史铁生：我的神就是一种境界，在你想使自己达到这个境界的路上。所以有人说到达“天堂”，我说天堂就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在某一个地方。
记者：彼岸是只能去跋涉，但不能抵达的？
史铁生：对，不能到达。如果可以到达，就没有过程了，人也没有原罪了，人就成了神了。于是乎，神就被造出来了。只要有一个人到达了完美境界，这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了，你什么都不用去想了。所以人是永远不能成神的，因为神是对人的一种引领，你怎么能成神呢？所以任何宣称人就是神的时候，我觉得就可疑了，就是心里想着干别的事了。
记者：你觉得中国人喜欢造神，是不是和这种信仰的缺失有关？
史铁生：有关系。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神是什么，好像从来没谈到过。
记者：我注意到有人对你的评价，“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论死是矫情的。”我从中看到一种危险，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神化”了，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史铁生：很讽刺，很讽刺。我说的是不要干这事，他们就把我推向这事。这是太讽刺了，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应该不会，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记者：你觉得有没有办法解决中国这种信仰问题？中国人需不需要自己的一个神？需要一部自己的《圣经》？
史铁生：这要慢慢来。我觉得谈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你看西方几千年来的信仰发展，哥白尼和他的同党也不都被迫害了吗？也有很糟糕的时期。它为什么能最后走出一条路，至少有一个分支是好的呢？我觉得是因为几千年没有断过，没有断了思考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尤其在二战之后，有些人产生了疑问：奥斯维辛之后，还有没有神？这神对人间的事情还关注不关注？这引导他们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思考。而我们的信仰，咱们就说佛教断了大概上千年，就不再讨论了。
记者：你经常说你在贡献自己的迷途。你的“迷途”指的是什么？是不是也跟信仰有关？
史铁生：我的迷途可能从我坐上轮椅就开始了。那时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然而然的问题就产生了：你为什么活着？如果活得很快乐，你活着是有明显的道理，可你这样的还要活着，到底为什么？可能所有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人类的信仰也好，哲学也好，可能开始都源于这一疑问。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就是说为什么人要活着，而不去死，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追根溯源，我想哲学和宗教就开始了。所以，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因为人永远不可能圆满。当人类完满，人类也就结束了。
不知死，安知生
记者：通过写作，你体会到的还是荒诞吗？
史铁生：人生还是有许多荒诞的地方，这不宜深说。一深说，你会觉得我是个非常悲观的人。
记者：那你在地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百无聊赖？
史铁生：没有，那时候一鼓干劲，没有看到荒唐。那时候好像目标很短浅，因此很坚定。所以你看那些科学家也是，一个小科学家非常乐观，而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种人，就难免有悲观情绪了。因为他看到了无限。当然，我这可不是自比。
记者：你的乐观和悲观好像一直是互相交织的，正如《病隙碎笔》封底的那句话：“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的灾难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史铁生：可能我们都没遇到过真正的灾难。困难不算灾难。
记者：那在你看来，什么是灾难？
史铁生：你先设想一下你忍受不了的东西。比如我在透析中心见过一个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他肾坏了，又没有公费医疗，你说这个母亲怎么办啊？这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连人的生存平等权都尚未解决。
记者：那么顺便问一句，你的透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做了？
史铁生：做到死就不做了。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能换肾，只能靠透析。
记者：贾平凹说，“病是小死，死是大病。”你认同他这个说法吗？
史铁生：病是小死，死是大病（笑）。这应该说对，应该是这样。也许有人一生不病，但是没有人不死的。可是人对死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孔子说，不知生，安知死？我是觉得，不知死，安知生？北京有句骂人的话，叫“你不知死！”
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
记者：你很少参加文坛的会议、活动，你对很多人热衷于媒体炒作、拉帮结派有什么看法？
史铁生：我说一句话可能就会得罪你们做媒体的。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咱们就说电视，我觉得电视就是把文化档次往下压。我觉得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
记者：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需要。
史铁生：是一种需要。但在满足需要的条件下，应该让它逐渐往上走。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决定于最上，也不决定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
记者：可能这个水平是创作方面有问题，不是受众的问题。上海、北京最近上演了音乐剧《猫》，据说都取得了很强烈的反响，所以说在影视创作或者说文学创作上是不是存在一种误区？
史铁生：是这样，确实有些东西是属于少数人看的，有些是多数人看的。但不存在高雅的东西就一定要亏本的定论。现在这成了一种借口，说为了挽救一个企业，就消灭一个艺术，那也不成。像那几年演的《克莱默夫妇》，它不算最先锋的，也不是很低俗的东西，但它在中国的卖座也很好。我觉得不要用“卖座”就把这个问题全掩盖了。“我们得活啊！”这话是没错。崔健说那些假唱的，“你们总说为了糊口，你们糊口要多少钱呀？”所以写作这个东西要有一个限度，物质没限度的。说到糊口，吃饱了也算糊口，天天吃鱼翅也算糊口。
记者：在他们的创作观念里面，就是中国的读者、观众比较傻。老是觉得搞深沉一点，读者理解不了、观众看不懂。这是不是对他们的一种低估？
史铁生：我觉得是低估，肯定有低估。实际上你想投其所好，说不定“投来”“投去”人家反而不爱看了。人们想看一个东西，肯定想看高于自己，出乎自己意料的东西。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什么，你们电影里还给我演什么，那还有什么意思？
性是爱的表达
记者：读者关心的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这么多年生病的状况下，本身在生活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又写了这么多东西。对于你的生活也好，写作也好，你的妻子应该给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她本身也是翻译家，是否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史铁生：那是。尤其我肾坏之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了，我可能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透析、睡觉，有精力的时候写东西。透析的时候最多只能看点报纸，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四百毫升的血都在体外。对于那种比较艰深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动，看到一半就非常累了。因为透析把你血里的营养也透走了，它没有善恶的选择，只有分子大小的选择。透完析就特别累而且饿，然后就吃，等身体补起来了，毒素又够了，又得去透了。
记者：就是说，如果没有你太太，你这几年的写作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史铁生：肯定的。至少透析以后我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
记者：套句俗话就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史铁生：也有她的一半。
记者：你太太现在哪里工作？
史铁生：华夏出版社。
记者：谈到家庭，你的作品有不少关于爱和性的精辟论断，你能不能用最简练的语言谈谈爱跟性的关系？
史铁生：现在我正在写一个这方面的小说。我本来在写一个短篇，写着写着成中篇了，再写着写着我看样子要成长篇了。我觉得这两者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精神的，这是最简单的。我还说过一句：“性是爱的表达，是一种仪式，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说滥了就没意思了。”
记者：但现在好多人爱和性是分离的。
史铁生：对，有这种分离。分离也是不要紧的，我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
记者：你也会宽容这种行为？
史铁生：你不宽容也不成，它存在啊！
评论者眼中史铁生：
&&&&&&&&&&&&&&&&&&&&&&&&&&&&&&&&&&&&&&&&&&&&&&&& 蒋子丹：宁静的史铁生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 日
史铁生是经常能给我们以惊异的那种作家。也许因为他特殊的身体状况给了他人所不及的感悟力。
史铁生的出语惊人并不表现为壮怀激烈与慷慨陈词，他总是很平静甚至很低调地写一些平实的文字，然后让你大吃一惊。这有点像有人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宣布与大伙性命相关的消息，并不因为其音量小而被忽视。比如，他在《我与地坛》里对我们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他有一具残疾的身体，更因为他有一副健全过人的大脑。这么多年了，他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时光，也成熟了他中年的深厚思想。思想本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切思想必定是忧郁的，何况如史铁生这样，从第一天得知自己将永远不能再站立起来的时候起，就一刻也不能停顿地冥思苦想着的人。这时候，我们忘了，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惟沉思的时刻，才是敏锐、富有，也是最强大的时刻。这大约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只是由于肢体的完整，由于行动的灵便，由于俗务的纠缠，更由于欲望的循循善诱，沉思的机会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史铁生不然，他有的是机会让自己强大，尽管他被迫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惟其强大，才可能这样平实地谈论死亡，既不夸张对它的向往，也不回避它的到来，就像一个操心家务的农夫，安排惊蛰开犁清明下种的农事，也预告秋季的收成一样寻常。
史铁生当然算得上是经历过绝境了，绝境从来是这样，要么把人彻底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庄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意思是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观其动不如视其静。自古以来，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等等说法，都表现了对宁静心态的某种崇敬。
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会长久地怀想下放地穿着开花棉袄吹唢呐的穷吹手，也会在梦里一次次梦见被他使唤过的老黑牛与红犍牛，他激赏刘易斯步态的美感，羡慕刘易斯的力量与速度，他对已经去世的母亲怀有深深的歉疚，对一直关怀和帮助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充满感激之情，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
杨泽文：史铁生是生命意义的追问者
&&& 在我的印象中，最早阅读史铁生的文字是其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所创作的作品，只要报刊上见了就读，书店里见了就买。要说原因，就在于他的文字是最值得信赖的。可以说，无论是生存的坚毅还是为文的真诚，像史铁生这样的写作者是少见的，正如他是当今少见的轮椅上的写作者一样。特别是阅读他的《病隙碎笔》一书时，我的内心深处更是不时泛起波澜，让我对生命的内涵与要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在读者看来，命运对史铁生来说近乎于残酷。他于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返回北京，1974年开始在某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近十多年来唯有靠定期的“透析血液”才得以延长生命。然而让广大读者感到欣慰的是，史铁生一直以一种坦然的心态来正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既然“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而“命运”又让自己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调换，那么就只好尽力当好自己的角色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树立起“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希望”的坚强信念。事实是，在暗自回答了“上帝对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以及“疾病，并非残疾人所独有”的问题之后，史铁生果真“把最好的惩罚之地看成了人生的锤炼之地”，于是写作成了别无选择之途或者说是最好的选择方式。
从形而上来讲，“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从形而下来讲，“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史铁生已不只是一个轮椅上的病患者。他“在任何熟悉的地方能看出一种陌生”，并“在看似已经明朗的地方开始了文学的迷茫路”，以至于很快有了“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这样一个鲜明的创作观。让人喟叹与动容的是，他在二十年间努力“贡献自己的迷途”时，始终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底层视角、平民身份和人道主义精神。
对史铁生而言，《病隙碎笔》已不是单纯数量上的一本散文随笔集，而是一部充满了生命体验的人生笔记。因为他非常明白，上帝让自己写作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故而不论病痛如何折磨自己，他都要尽力挤出时间一次次地唤醒因病痛而日渐麻木的心灵，然后对所在的世界和所处的时代进行审视，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进行思考。于是也就有了关乎人生命运的“成长”、“生病”、“爱情”、“金钱”、“生存”、“道义”、“信仰”、“死亡”等等诸多感悟文字。可以说，凡是个体生命必须正视的问题和必须开解的难题，史铁生都没有回避与躲闪，而是调动了生命的全部激情与智慧给予了一一解答，从而让读者不时产生心灵的强烈共鸣。比如“生病”，他是这样领悟出一种很现实的人生观：“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通读完《病隙碎笔》之后，我才真正发现：原来书中243则充满智慧与安详的随笔文字，是作者以生命追问的方式来不断捕捉思想的火花而逐一写成的，其过程长达好几年。让人庆幸的是，史铁生因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获得了超凡的思想能力，因失去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而获得了生命的思考时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史铁生曾说过的一句话：“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意义。”
(《病隙碎笔》，史铁生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速写28位文学家： 史铁生身患残症心态却健康无比
&&& 赤子作家。虽身患残症，但其心态的健康程度超过许多“正常人”。对中西人文知识有足够了解，但在写作中将之如盐溶水，化为无痕。他是极为罕见的能将理性认知转化或吸收为“新感性”的作家，这使其处理日常经验的作品带有“寓言”特征。有人发现史铁生对“命运”的叩问，我却认为他早与命运讲和了，心净了。
稀有的智者，善感而不多愁。能策驭五花八门的语型，能收编彼此纠葛的理念。他最好的小说像是经验与语言开了锅，有一种生命活力，有一种闹哄，有一种饱满四溢。但他的锅里能被“允许”盛什么，他心里有数。他是那一代作家中惟一的能胜任“快乐写作”的人。
神话到反神话作家。“新时期”开始后的三、四年，文学热闹了一阵。现在看，除张洁外，那时名头颇大的作品大部分缺乏起码的文学性。这是个天生与文学这回事有关的人，对语言的肌质感觉的确不凡。但当时其经验深度也就“一般一般，全班第三”，那些爱情小说中的女人，从精神上都是单方面无条件奉献的，那些男人完全是跨辈儿的完美的雕像（男性读者读了不羞愧么？）。她制造了神话，其主题是关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妇德”，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张洁骨子里是浪漫主义者，“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后来当她发现女性爱情神话的虚妄与屈辱时，没有一个过渡，立马走到反神话一边，成为混含着怨愤的反讽揭底儿作家。在她身上，完整地浓缩着中国女作家情爱观的变化。她的神话与反神话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性，统一于她对心灵彻底的忠实。在她那一代作家中，她是至今仍当得起著名作家之名的第一人。
高傲至极以致不屑于“先锋”。他的“平常心”与“诙谐”是风度化的、设计好的。透过其小说的表层文本，会读出其对人生持一种浓厚的悲观看法。为避明白人此一“通识”，阿城将这看法隐匿了。其小说意识亦建立在显与隐的奇妙张力中。阿城是中国作家中惟一能把明白话说得你放心不下的人。新时期小说对汉语血色素的挽留，阿城当立头功。
苦吟作家，语言石匠。在理念和话语的镌刻苦工中，成就了罕有其匹的碑铭式写作。“大地”是其梦萦魂牵并深有了悟的，但他的愿望却是描绘与之对称的升华的“天空”。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以“天空”的维度来衡估其小说，发现了乌托邦的独断倾向。其实，不管作家想写什么，他只写了他写好的东西。张承志的碑铭是横卧而块垒峥嵘的，当它立起来时，就显得摇晃了。
独立作家。与其称王小波为“文坛外高手”，不如说他也是“精英外高手”。他是从意识到手法都绝对独立于任何“精英”的精英。简单说就是，哪怕前者的想法再好，王小波也不乐意简单认同之，而是揭示其“严肃”下面的做作。他独力完成了知青文学“黄金时代”的另类叙述，独力给出了“革命时代的爱情”的滑稽本质，他的独立性加速飞驰，预先给出了对“未来”骇怖的“白银时代”叙述。太独立了，以致不屑于再跟你们费话了，于是王小波先走了。对“白银时代”而言，王小波的独立性需要人们10年后再认识。这个大顽童也是个报警的孩子。他的离世对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人们还未曾真正意识到……
赤子作家。虽身患残症，但其心态的健康程度超过许多“正常人”。对中西人文知识有足够了解，但在写作中将之如盐溶水，化为无痕。他是极为罕见的能将理性认知转化或吸收为“新感性”的作家，这使其处理日常经验的作品带有“寓言”特征。有人发现史铁生对“命运”的叩问，我却认为他早与命运讲和了，心净了。
充满活力的快乐写作者。她的题材浩杂，技艺精纯。即使在处理沉重、晦暗的材料时，也保持了轻快的语流，形成个人化的反讽效果。对时髦的“先锋”手艺心知肚明，但从不屑于认派归宗。铁凝是小说家里最具综合才能的人。她不属于任何流派，她属于真正的“好小说”。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小说，铁凝均深得其结构特性三昧，极少从技艺上有闪失。
过程主义作家。老贾生性阴柔，留恋光景，有女性般纯真的狡黠。其作品的劲道在于对世俗生活细节过程的描述。因此，当我们读后要为之提炼一个“主题”时，往往找不到称职的穴口，大呼浅陋。老贾的作品要你欣赏的是细密柔韧的肌质，而不是构架。他几乎是倾尽心力描述好一个过程，像一条成色均称的金丝绒。非要问它用来拴什么，是愚蠢的。此外，老贾写“性”，比较幼稚，大都是古书中抄来的套路。因此，他在另外意义上说对“性”是迟钝的，有种纸上谈兵的、秀才气的“本本主义”气质。
悲情诗人。在那一代诗人里，牛汉是保持内心最完整的一个。从青年到老年，他的诗像从一个根系长成的大树，有惊人的贯通，和在悲风中挥浩流转的茎叶。牛汉诗中的“我”，本真、顽健。他可能是诗人中惟一只去咏颂苦难而高尚的事物，而不让人感到虚伪的人。这么说会有另一层意思，牛汉是不可摹仿的。他的生平与写作是合一的。这使那些摹仿者沦为道德表演。
智力超群者。在普遍凭感受写作的中国作家中，韩少功是极个别的智能型作家。其智力称得上是出众的。无论是“寻根”，还是“马桥”，其主题和话语方式都带有高智能的方案设计特点。韩少功阅历丰富，但在写作中这些阅历是被智力所调动所安排的。因此，尽管他所写的闭塞乡土题材的小说，也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小说”。在中国作家中，韩少功是读书量极大的少数人，但他是个成功的“采气”者，从不将那些“知识”炫耀式地直接搬进自己的小说，而是化为个人的血肉。他的每部作品都值得“经验读者”深入细读。
骨子里的先锋派。刘震云对自己的文学谱系一直讳莫如深，他乐于被盲视的批评家拉入“现实主义”，以在主流文坛不被“老人们”侧目。文坛上先锋派热闹得紧，但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表面修辞效果上的仿写者，剥去这层皮，露出的是颓废的浪漫主义刊授学员。刘震云在表面技艺上显得木讷，但其灵魂却最得先锋派真髓。表现在心灵的疲倦，转喻中隐藏的个人隐语世界，互否性的内省，“主体移心”的意识，语境在透明中呈现的晦暗。还有谁能像刘震云那样写出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的荒诞？刘后期的小说试图综合展示其书写技艺，但用力过猛，吓得自己倒退三步，反倒显得生涩。
严肃作家。这说法可能让人蹙额。但王朔在我心中一直是严肃的。他是安徒生笔下喊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大孩子。为了证明这个，他索性也扒下了自己的衣裳。这一严肃举动在习惯于以异常为“正常”的历史情境中，显得像恶作剧。此外，王朔本质上是羞怯的，他小说中的“脏话”只是日常习语。在写到“性”时，王朔甚至患有洁癖。在这点上，他是稀有的相信“爱情永恒”的老派青年。
微笑的怀疑论者。一个拥有个人化想象力的诗歌从业者，一个在超验和世俗中游走的观察家，一个制造金属和海市蜃楼的专家，一个通过格言取消格言的文士，一个收尽万象又吐出万象的反讽的智者。在他的诗中，众神与五行八作的家伙是平等的、对话的。他是怀疑论者同时也是那疑团。
矛盾的诗歌“酋长”。左手麻利地摆弄云南某部落的风水盘，右手挥舞“后现代”的解构柳叶刀。他是诗歌界仅见的能奇诡地将语言哲学和自然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文研会的“为人生”和巴尔特的“零度写作”，金斯堡的癫狂“嚎叫”与奥修的“静心”唠嗑……无任何心理负担地杂烩于一体的人物。他成功地反对了思想意识乌托邦，但又要建立“原在乌托邦”。他的诗歌常常充满活力，富于实验精神，但对大多数读者都有可感性。于坚近年的理论文本矛盾纠结、“蛮横无理”，像粗糙羊毛团的激流，但时有个人的睿见，羊毛长在羊身上。这位棕色酋长想告诉我们的是：虽然“诗关别材”，但到“拒绝隐隅”为止。
“公开写作”者。林白被批评界定性为“隐私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公开写作”者。她的秘密就是敢于自我解密，她的个人化就是把个人交出去，她的隐私就是直陈隐私。她可被视为中国文学界真正开无所忌讳“自白”书写先河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作家群落中，林白是极少数能将抒情与叙事，口语和隐喻，感情和知性，自卑和桀骜，扭结一体的人物。
多功能文士。李劼的文化身份越来越暧昧。在中国文学批评家中，他是惟一真正实现了快乐（或叫“快活”）写作的家伙。学术、批评、小说、散文、剧本乃至政论无所不写。篇篇都有新见，篇篇都捅娄子。他的文字是激情文字，他的漏洞也正好透出闪光。他有时还满怀激情地起草生意合同文书（但常常被人骗）。这是一位尚未被广泛认识的大作家，一位肥胖的唐吉诃德。我多次看到李劼调息“打坐”，但那劲头却更像是在等待“狂飙为我从天落”。
“正确”先生。学识广博，脑瓜灵透，文笔娴熟。他装着一肚子古今中外的“正确”知识，“正确”写作方法。他对历史遗迹、社会历史、人情世故的反映都是“正确”的。他“正确”地搔到了喜欢一切“正确”的中国读者的痒筋，他们也终于“正确”地找到了他们的明星。虽然文学中太“正确”了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但余秋雨的意义仍是很大的。散文在他那里成了正经事，而不再是文坛中的边角料。他至少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因此，他比那些以“不正确”为口实来攻击他的人更有价值些。
“祛魅”者。高行健的某些戏剧像是法国荒诞剧的“社会主义”版（“前途是……，道路是……）。高行健的小说像是先锋小说的“古典版”（最极端的实验不过是第二人称的涉入）。高行健的绘画像是业余画家的“专业版”（章法无忌，墨线沉稳）。一个多年深入西方艺术之堂奥的人，骨子里留恋的还是悠悠汉风，殊属难能。
“境遇剧”作家。陈染与林白常被批评界划为一类乃至一体，像是“女性主义”私人写作的连体儿。其实，陈染更像一个剧作家，而没有林白小说的“本事”性质。“境遇剧”是萨特的发明，指作家有意识地为人物设置一个特定的荒诞或压抑的生存境遇，叙述乃至分析人与它的矛盾、尴尬、自闭、恐惧、反抗等。她的作品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叙述，但其人物只是自我意识所观照的“准客体”。这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写作，理性地表达非理性，自明地描述潜意识。因此，她的作品既吸引了“民间”愤青，也吸引了学院派的“体面”人物。
旺盛而鲜润的作家。苏童的小说有大量读者，但它们并不含有媚俗因素。说其旺盛而鲜润，是指其作品饱含鲜丽的想象，其纹理有一种内在而沉静的肌肉感。它们不是表演者绷出的涂了橄榄油的肌块，而是放松的、自在的。人们不难发现苏童小说中柔韧的情致，但从根本上说，苏童的小说是强悍而自然的。在小说中表演肌肉像是令人费解的性别玩笑。
“小资产阶级”作家。池莉被归为“新写实主义”掌门人之一，当然言说有据。但深入细辨，我们会发现她与另几位同道的差异。人生在世，其日常状态就是“烦恼”、“筹划”、“操持”。成年人对此见惯不惊，但池莉对此难以平和。在其作品中表达了深长的叹息和多余的“发现”。我想，斯人文心善良，为芸芸百姓的生活与生命状态震动。因此，池莉是人道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心灵敏感，相信人本来应过另一种“幸福的生活”。
“分裂型作家”。尼采哲学最充分的译介者，但从不“学以致用”。90年代热衷散文创作，是乌泱乌泱散文大军中有名堂的少数翘楚。情感细腻，灵魂敏识，但完全不像深浸尼采的学人，倒似杜威传人。周国平为中国散文注入了复杂经验的聚合。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扭结一体的游走，令人宽怀。
杂语诗人。其诗作语型纷杂，异质混成。他永远警惕着文本与现实的距离，以异乡人的视角看本土，以本土人的视角看异乡。因而其作品给人以适意的“陌生感”。在此，叙事就是将诗变得不可叙事，抒情就是将诗变得不再抒情。其上下文是可以互相涂擦的，巴尔特与奥威尔是可以彼此抵消的。剩下了什么呢？阅读本身的快感。
自觉的作家。她能从批评的角度进行创作，其作品沉稳、坚实，对人性与母语的秘密均有所揭示，有大家的气韵。但自觉的作家有时活力不够，叙述烦琐，一切都太有“道理”。作家预先不必比作品知道得更多。
生命强力型诗人。莫言对有关生殖、冲撞、“不洁”的事物有奇怪的偏爱。他的小说泥沙俱下，充满宣泄的快感。但从根本上说，他搞的是“观念艺术”，一切作品都指向一个本原：“生命强力”。这似乎是一种变格化了的“本体论”立场。从这点看来，莫言不是个享受了写作自由欣快的作家，更像是个将生命体验玄学化的诗人。
纯正的小说家。其兴趣牢牢限定在文本内部。他是极少数对“写作”这件事有透彻了解的人。马原对世界采取了避让的谦恭态度，他笔下的带有流浪汉气质的人物，骨子里是体面的中产阶级度假者。可以想象，马原小说打动的都是有教养的读者，这些人从小可能都没摸过弹弓。
学者型作家。格非写作的原动力可能主要来自阅读和想象。他那些神秘的小说都是言说有据的，他笔下的“中国经验”其实与现代、后现代经典文本在意识上有更显豁的“互文”关系。格非的“学者”倾向并不表现在百科全书式的炫惑，而是总体语境、句群、词语与词素的“有根”感。此一“根茎”，来自理论头脑，能动的阅读，理性的提炼。他或许是以“准学术”的态度，梳理过20世纪小说理论的学术积累的少数人物之一。
温情主义者。余华以所谓“恐怖”题材登上文坛，但实际上（正如后来暴露的那样）他是个温情主义者。真正的“恐怖”是不动声色，谈笑间灰飞烟灭，一如海明威的“杀人者”。但余华显然被自己写出的残酷场面吓坏了，那种肢体抽搐的渲染，显出作家自虐般的快感。只有温情主义者才会有自我剥夺的情感实验。因此，余华的小说让我们忆起古老的道德承诺时代，他的“恐怖”让我们测出了温情无奈地消逝的速度。（陈超）
安然：史铁生因为心中怀有光明 所以予人以光明
“可敬之人，可读之书。”——史铁生，被网友这样评价。
《灵魂的事》是史铁生的最新散文集。收入散文：《重病之时》《皈依是一种心情》《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灵魂的重量》《复杂的必要》《宿命的写作》《信仰是自己的精神描述》《无病之病》等。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不少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境遇的警醒和关怀。——这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的授奖词。
史铁生散文思想意境的深邃与语言表达的明朗、他肌体的疾病与灵魂的崇高，使读者为之敬佩。在《灵魂的事》里，史铁生回答了一些关于“灵魂的事”——生、死、爱、性、记忆、信仰、写作、故乡……那是一个经历了一次次死亡的人在面对生命时最真实的话。在《轻轻地来与轻轻地走》中，史铁生说，他听多了死神的声音，但依旧坚毅地活着，为了“一心向往的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史铁生，在轮椅上生活了30多年，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因为心中怀有光明，所以也予人以光明。他心中的光明就是对于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感知与感恩。在《好运设计》中，作家写道：不妨在背运之时，遥想一下自己的好运。所谓好运，其实是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喜剧中的他，悲剧中的他，爱情中的他，重病中的他……因为作家灵魂的厚度，作品的语言便拥有了力度。史铁生对幸福的感受与体验，怎么不给我们以感染、启迪与震撼！
对生命的乐观与喜悦，是智者的境界。人永远不可能圆满，但人可以追求思想上的圆满。所以史铁生在书的后记里说：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午后，如果阳光静寂，你是否能听出，往日已归去哪里？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在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之中，生死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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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悄悄的走
& & 正如您悄悄的来
带走险恶灵魂
& & & & & &
留下永恒光明
:蚕蜕之后&( 23:51:23)&
您悄悄的走
正如您悄悄的来
& & & & & & & 带走那些险恶灵魂
& & & & & & & & & &
留给我们永恒光明
这是什么风格的诗歌？呵呵
:蚕蜕之后&( 23:46:36)&
加油，作家！我很喜欢你的风格！
:蒋乐&( 22:40:11)&
天公不作美，哎，一代文堂少一人矣！
文堂代有才认出
:江源&( 22:44:08)&
小琳小岚向你祝贺新春。
:&( 15:43:08)&
一刻文学巨星陨落了！很悲伤的话题
，是呀，很悲痛的话题
:杨俊&( 20:20:26)&
你的到来增加了什么
你的离去意味着什么
只是一角背阳的墙
有些斑驳的雨一直在下
有些游鱼的鳍失去了依托
有些细微的颗粒在你的墙外
你来了的时候
苦楝树最苦的雨季连绵不尽
你走着的时候
合欢树最瘦的初春风沙不止
你疲累中的微笑
便是阴霾冬日里的慰藉
不止是自己的心灵
不止是苦难的恋歌
我们都要走
因为我们都来了
我们都要向远方眺望
那里天地融合
而你便开始行走了啊
行走在每一个一定要走的来者
的心坎或者背影里
行走在每一个注定要停止的驿站
那冷冷的风里
你的离去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花凋谢
一朵花永远盛开
:&( 23:25:17)&
一个生命的离去，一个文学的缺憾，还少了一些人文的关怀，但愿悲伤在新年，能够让我们更加坚强，让世界更多阳光！
史铁生的去世确实对从事纯文学的人是一大冲击
:&( 02: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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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45)&
其实在中国缺少严格意义的小说家,所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媒体烘托的结果.
朋友认为怎样的人才能被成为小说家，他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李寿文&( 21: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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