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系列之一：永嘉·诗刊社第二届“青春回眸”诗会主题研讨(录音整理版）
纪念日系列之一
永嘉·诗刊社第二届“青春回眸”诗会主题研讨诗刊社根据录音整理、《楠溪江》杂志社提供
&&&&&&&&&&&&&&&&&&&&&&
本博文特向以下与会人士致谢：现场录音及整理赵四女士
永嘉《楠溪江》鲍主编及专号诸位编辑
本文由于版权原因谢绝转载
第二届“青春诗会”与会诗人
诗人、湖州师范学院教授
诗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欧阳江河& 诗人、文化评论家
陈东东& 诗人
诗人、《天津文学》编辑
诗人、作家
诗人、《人民文学》副主编
诗人、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
诗人、乐清市文联主席
杨大力& 诗人、永嘉县文联副主席
漫天鸿& 诗人、《诗刊》社理事
开幕式上西川代表与会诗人的发言：
西川：感谢永嘉县委县政府的招待，也非常感谢《诗刊》在永嘉组织这样一个活动……到永嘉来，又遇到了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这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既然是青春回眸，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人都开始有点老了，这些以前参加过青春诗会的人。往回看，中国这些年来走过的诗歌道路和每一个诗人走过的道路，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要是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当中看，可以说是几大历史转折之一。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是第一次大的转折；五四运动，是文化上的大转折；1949年国民党被打到台湾去，也是历史上一次大的转折；然后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又是一个巨大转折。我们这些诗人，有些人可能赶上了两个，但至少都赶上了一个巨大转折。这个转折，比如说包产到户，我刚才才听说是从咱们温州开始的。所以能够到温州到永嘉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这里不仅仅回眸个人的变化，也回眸整个中国的变化。我记得小说家余华曾经在意大利的一个会上跟意大利的读者兴奋地说了一句话，“我活40年相当于你们活100年”。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够折腾的，我们活40年，相当于他们欧洲人活100年，我觉得这样一种历史的分量会作用于我们的写作，使我们的写作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一种非常特殊的质量，这是第一点要说的。
回眸的时候我们发现要回眸的事情非常的多，那么第二个要回眸的，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非常感谢诗刊社在好多年前开始组织的“青春诗会”，青春诗会的确为中国诗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不是造就，是使得许多的诗人能够互相走到一起，互相认识，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互相也争吵，最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诗歌写作的局面。在我参加的第七届青春诗会上，有陈东东先生、欧阳江河先生，我们都是同一届的，在青春诗会之前，我和东东就已经通了好几年信了，在青春诗会上终于见面了。欧阳江河也是在那时第一次见的面。在青春诗会上也会闹出一些小故事、小笑话，这些小故事当时觉得无所谓，后来发现，它对于中国的诗歌实际上都是有意义的，比如我们这届当时参加诗会的有一位山东女诗人李晓梅，她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欧阳江河、王家新自告奋勇去医院陪护，晚上李晓梅睡觉了，欧阳江河就在医院里写下了他著名的《玻璃工厂》。这些看来是小事，但对当代诗歌非常有意义。
既然现在是“青春回眸”，就绕不开青春这个话题。从五四以来，中国人说起诗歌就是“诗歌是青年人的事”，诗歌是青年人写的，给青年人看的，这样一套文学意识形态。这一套文学意识形态也是跟中国文学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梁启超开始，谈的就是“少年中国”，一个老大中国不要了，要一个少年中国，郭沫若写的《凤凰涅槃》，好像历史又走到新的一轮了，诗人们都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拿起笔来，在五四那个时代，全是一代反叛的青年，他们使中国文化获得了新生，后来又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年龄上也慢慢地不再是青年人了，青春也开始需要回眸了，这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考验，就是使得诗歌如何除了青春的品质外，获得一些别的品质，可能是在语言上的探索，在思想上的探索，形式上的探索。我自己这几年也非常焦躁，无论大家是不是朋友，是不是在争吵，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年来，我觉得中国诗歌在写作上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我们只要看一看现在的小孩，如果写诗，一拿起笔来，写的是什么样，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这种提高。我记得，当时我们写作的时候起点都非常低，现在的小孩起点已经很高了，拿出一首诗来，都是像模像样的，所以，这些年来，我想中国当代诗歌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不论是和五四时期的那些诗人相比还是和当代的世界其他国家的诗人相比，我们中国当代诗歌都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媒体、报刊以及普通老百姓，脑子里有一个偏见，也是定见，就是中国当代诗歌是边缘化的，这个当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对它进行讨论，但是，我想它边缘化也好，不边缘化也好……我曾经在北京跟朋友开玩笑说，中国当代的经济井喷，最先喷出来的可不是钱，最先喷出来的是诗歌，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从朦胧诗开始然后到整个一代青年人的写作。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历史评价上，整个历史评价对诗人欠着一笔呢，中国的诗歌现在也许不是那么受人尊重，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我始终坚信，中国的诗歌、中国的诗人们是当代中国创造力的秘密发动机，在各个行当当中，诗人们都是秘密发动机。
主题研讨：（李小雨主持，唐晓渡点评。诗人发言按参加“青春诗会”的先后顺序等）
李小雨：西川刚才回顾了从五四到现在的青年诗歌、青年诗人写作和诗歌青年等等状态。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是一种诗人的自觉，现在的写诗可以算是一种诗人的自在吧，情况不太一样。在现在这样一个高科技时代，诗歌受网络写作、口语化语言的冲击，写作的难度发展到现在是否是降低了？诗歌标准应该怎么确定，如何继承以前的标准来发展今天的标准，说到底，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什么是诗，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现在可以说是一种浅阅读的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促成了整个诗歌的变化，当然有人一言以蔽之，说当下诗歌是一种多元化的诗歌写作，分析起来，它背后可能遮蔽着一些东西。它的好处可以说我们的诗歌题材、内容、形式都扩大了，特别是经过2008年诗人的责任意识、大众意识都增强了，包括草根写作等等，可以看到大众意识扩大了诗歌的范围。但是，我觉得问题的一面也出现了，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代的诗歌，在什么样的文化层面上、什么样的高度上来理解，时代的复杂性和人们心灵的复杂性是如何结合的。希望这次参会的11位诗人用自己的创作体会，谈谈这些年来创作走过的道路，以及今天的认识，对诗歌当代性的认识，我们这次研讨还请到了批评家晓渡先生做嘉宾，每位诗人发言过后，请晓渡来做一下点评。
柯平（参加了1982年第3届青春诗会）：我先回眸一下我最初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吧。1980年，我看到报上的一条新闻，一个市长的女儿爱上了一个工人，我就学习《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一诗，写了《市长，我爱上了你的女儿》。当时写诗像我这样一开始就在《诗刊》上发表是不多的，一般都是要先在地方报刊、省市报刊上发，再到国家级报刊，像官场一样很难混的，像我这样属于越级提拔，就好像一个小科长一下子变成了副厅级。在《诗刊》上发诗一下子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当时参加的是第3届青春诗会，诗会改稿子、讨论，气氛非常好，当时还见到了当代大师级的诗人，除了艾青，基本都见到了，还有一些翻译家，袁可嘉等等，这以后我就从一个业余的、名不见经传的诗歌爱好者变成了受到一定关注的作者。当时的《诗刊》，文艺领导也是用计划经济方式来指导文艺创作的，比如我是工厂的工人，就希望在工业题材方面有所发掘，写出新一代社会主义工厂里工人的新面貌，我也就在这方面努力，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写了较多此类作品。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随着诗坛的逐渐发展，两报一刊，《诗刊》也允许我们这样的作者写自己想写的诗歌了。我也就从写一种主题开始了多种尝试。90年代以后我成家了，整个人也进入了一种中年状态。开始看古书，写历史方面的题材，80年代主要是写诗歌，90年代开始关注散文随笔。我还想回眸一下《诗刊》的老师们，尤其王燕生等几位老师，都让人感到人间的真情，我还记得到《诗刊》去看王老师的时候，他就说“市长的女婿来了”，很温馨很亲切，可惜现在已经是苍茫天人两隔了。我跟《诗刊》还是感情很深的，可以说不改初衷吧，现在有时候偶尔听到一两句说《诗刊》的坏话还是觉得很受不了。
唐晓渡：柯平的发言很感性，涉及到个人写作和公共领域、公共话语的关系，可惜没有来得及展开。像他那样，从当初那种计划管理下的写作，过渡到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自己的意志来写作，在座的更年轻的诗人可能不太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和《诗刊》的这种感情，他说的不改初衷，有点士为知己者死传统的老式文人的味道，也很有意思。刚才西川在发言里讲到少年中国和青春回眸的关系。从个人角度看，说到回眸，都意识到至少已经不太年轻，但是中国还足够少年，还处在急剧变化之中。那么所谓“新诗”又如何？假如从胡适写《尝试集》算起，到现在90多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单元，相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它算是少年、青年，还是中年？我想大概更应该像青年吧。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新诗自身发展的历史，每个个人写作的历史，好像构成了一种关系，一种互为前景和背景的关系。这样来看，柯平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从自己开始写作的非常切实的经验，谈及重大的诗学问题。比如“当代性”的问题，似乎对每个人都不言而喻，但实际却不是这样，具体写作中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独特的诗学问题，而且试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回答、解决这样的问题。各人把自己这方面的经验提供出来，就能构成一个连续的链条；积累多了，往好处说，或许能发展成西方诗歌所谓的“荷马链”。希望下面大家发言的时候，能多放出些这方面的眼光。
&&& 欧阳江河（参加了1987年第7届青春诗会）：青春诗会确实有助于诗人们相互联系，建立友谊，像我和西川、陈东东就是从青春诗会开始开启了长时间的诗歌友谊。这可能也可以和中国神交的诗人传统接轨，神交概念可以有很多层面，隔代神交，文本相互渗透。我刚才注意到县长的名片上印着苏东坡的一句诗，虽然苏东坡人没有来过永嘉，但在文本意义上他是来过永嘉的。去年到今年我去了很多地方，感觉到中国文化确实是诗歌文化，走到哪里，都有著名的诗人，著名的地名，著名的山川河流风景，中国之大，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很多地名对我来说原先都只是文本中的存在，然后突然就变成了真实存在，像到了这里，我突然注意到雁荡山也在这附近，雁荡山一下子就变真实了。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仿佛是一个幽灵存在，我想起西川说过的一句话，一个诗人身上同时活着好几个时代，不同时代同时活在他的身体和他的想象之中。同时活在几个时代里这种幻觉可能是我们与天地精神相通的一种生命状态，一个诗人，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状况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诗来表达，他感觉自己是、但又不是一个审判者，一个精神最高尚的人、又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诗人，和崇高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体的，他仿佛一个幽灵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很重要的。中国传统中的所谓“万古愁”，这种感觉美国诗人是不会有的，我在美国时参加了一个很大型的诗人、作家聚会，会议把我的作品和俄罗斯布罗斯基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诗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朗诵、讨论，讨论会上遇到很多同行。交往过程中，他们也谈到，感觉到自己身上没有这种源远流长的东西所带来的“当下性”和活的状态。我感到这确实是我们中国诗人特别重要的资源，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激活。像谢灵运，对于现代诗人来说，他的存在就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古代符号，他也不仅仅只是作了几句诗，做了一些仪式，看了一些山水，现代诗人应该做的是试图让他在我们身上复活，甚或是和我们当下特别没有诗意的或是反诗意的东西加以衔接，再激活。这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写作上的增长点、能量、资源。每个诗人结合自己具体的写作加以自己的衔接。这里，我再次感谢《诗刊》能有这么一个神来之笔，让我们一起“回眸”，这就像是把已经花过的钱再花一遍，把已经青春过的青春再青春一遍，这个活动真是非常有意思的，把《诗刊》的黄埔军校更加发扬光大。
唐晓渡：江河像个幽灵一样给我们做了一个幽灵式的发言。他讲到了诗人的内在身份，讲到了一个人同时获得好几个时代，或者反过来说，若干个时代活在一个诗人身体里的问题。所谓“万古愁”和当代新愁相综合，这可能也是江河在写作中特别注重“踪迹”的依据吧。
陈东东：我接着刚才江河讲的诗人生活中的朋友之间的关系讲几句吧。我当年参加青春诗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也是，主要是为了见朋友。当时87年到北京参加青春诗会，再到山海关，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跟西川认识，此前我们一直通了很长时间的信，所以一到北京，下了火车我马上就奔西川家去了，红星胡同73号，西川当时正在睡觉。然后坐下来谈了半天，西川才知道，啊原来你是陈东东。我一般总觉得参加会议，发言啊什么和自己的写作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对我来说，主要就是和朋友见面，但是实际上，间接的还是会对自己的写作有影响。我刚才想到自己写作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的问题，也想到写作和时代的关系问题。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可能是把自己的写作定位在一个未来的向度上的，一个不存在的读者在那儿，我们80年代写作过来的人可能都有这种定位，因为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没有发表啊什么的，周围的一些朋友看了也多会说读不懂，有这种反应的特别多，这时自己就会给自己一个信念或是一个写下去的理由，就会觉得30年或者50年以后，或是更长时间会有人接受我的东西。现在看来，确实也是这样的，而且没用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当时的一个未来吧。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越来越有往回写的感觉，写作实际上还是有一种对话的关系，中国古代诗人往往有一个现实的读者、对话者，尤其是那些酬唱赠答诗之类的。而当代，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开始写作时读者是一个未来的人、乌有的人，周边没有读者，包括现在，我写了东西也还是不知道该给谁看，在刊物上发表，我也兴趣不大。但是慢慢地还是找到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他们也有批评和意见。但总的来说，自己内心里还是有一个未来的定位，不在现实之中的。慢慢地，我就觉得我的写作在往回走，在和以前已经存在的诗人或是那些死去的亡灵之间，和他们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欧阳江河：我再补充一下。现在的写作我们大家正好赶上这样一个转折时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式的半社会主义转化，还赶上一个全人类共同的书写、保存的物质形态的转化。网络电子信息化时代，写作的性质有没有什么不同了呢？我们都知道书写文本和声音文本是不同的。留存下来的是书写的文本，比如我们看姜白石和周邦彦的词，声音的文本是完全消失了的，很多读音现在与那个时代是不一样了的。我听过哈佛的学者高友工拟宋朝的原声读的姜夔词，和我们现在读的文本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一个文本的声音现在完全不在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声音文本实际是被一个声音所规定了的，就是春晚的声音，春晚的声音作为一种策划的声音文本规定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变成了一种春晚意识形态，所以我们的文本变得只有一个书写的文本。再一个问题，从纸媒转向电子文本、网络这样一个时代，连写的文本都被省略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写作的“写”，很可能已经可以改成“敲”作，敲本了，“写“的动作已经消失了。像“神马”都是浮云，“有木有”这样的网络语言，显然都是“敲”打、按键的结果。写作的性质正在改变，正在变成一种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你事先想到的东西把它写下来，写和想的速度、手感，字的倾斜啊等等都不一样了。布罗斯基当年表达对阿赫玛托娃的敬意时写过一句诗“你将把那些重要的思想写成斜行”。他注意到了阿赫玛托娃写作时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所有的写作都是向上倾斜的，这里面就有一种艰难的痕迹，思想是有痕迹的。而把“写”去掉了的“敲”作，选择、删改、保留，修改的痕迹统统消失了，其实这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写作，改变了我们写作的信息。也许写作以后就可以叫“敲作”了。所以这种历史的转折到底会对我们的写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理论家、诗人本身都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个时代，书写文本成了没有痕迹的敲作文本；声音文本，被春晚声音劫持了。我和西川曾参加过塞万提斯奖得主阿根廷左翼作家赫尔曼的译书发布会，他的写作全是半夜的产物，他白天必须躲起来，当时游击队要杀他，政府军也要杀他，因为游击队听命于莫斯科，当时莫斯科与中国是决裂的，他是忠实于中国的，新华社记者，忠实于毛泽东的，所以他所有的诗歌都是晚上写的，他说都是十一、二点的产物，结果赵振江教授（我是非常尊敬的，他的翻译很好）在翻译赫尔曼的时候，用的是北岛、海子当年比较青春版的诗体，综合了一点他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翻出来的声音比较嘹亮，全部用“ang”韵，中国诗歌一用“ang”韵就特别响亮，特别阳光，赫尔曼的黑暗气质到哪里去了呢？你为什么不用仄声、入声字的韵呢？一种中提琴、大提琴发音气质的韵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小提琴或者小号的韵呢？就连翻译也受到流行的声音的影响。这些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像赫尔曼所代表的那种左派写作，它既不是宣传也不是像法兰西那帮左派作家“时髦左”的东西，法兰西有些作家的左是一种时髦，一种表演性的东西。一群教授走上街头，穿着西装拿着石头扔政府军，一边又小心翼翼地害怕昂贵的西服沾上灰尘，是这样一种气质在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左”当然是苏联的左派或者中国五、六十年代，那些带有宣传性质写作的东西。赫尔曼则是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左派，他所代表的是写作意义上的左派，这种东西在我们的主流写作、宣传写作、命题写作之外，在我们现在认同的个人写作之外，我们有没有可能坚持一种这样意义上的有尊严的左派写作，我们可以思考作为一种写作的能量、依据，这种左派写作能做些什么？它作为一种遗产是什么？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消费至上的什么都匆匆忙忙的什么都在兑现的什么都在讲究成功的年代里，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思考。在少数社会主义还有合法性的中国，经济上全球化的影响那么大，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世时代，我们能够把我们写作上的一些东西、诗歌里面的一些重要东西呈现出来。把它集中起来，向全世界作这么一个阐释，确立一个在经济形象、政治形象之外的诗歌形象，因为中国历来是诗歌大国，我们的传统就是抒情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诗人比小说家、剧作家更高级。在这世上唯一不能直接转化成财富和金钱的东西就剩诗歌了，这救了我们。诗人赚钱当然可以，但用别的方法去赚，诗歌确实没法赚钱。
&&& 唐晓渡：我觉得东东说的和江河补充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东东谈到了预设读者的问题，写作时无法设想理想读者，甚至范式读者，而且从开始到现在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时代发展得可能比东东预期的要快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是他的作品最终把读者发明出来了。江河讲到目前写作的种种变化，加速度的变化，但有一点很清楚，不管是书写还是敲打，我们都是要让文本发出诗的声音。我们必须正视并尊重种种变化，但也不必把它神秘化、玄虚化。诗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最后还是真正的诗人发出来的声音。但是江河强调了在这样的急速变化之下，在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媒质的、技术的这些新的因素加入以后，诗人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发出你的声音，读者仍然是不存在的。难就难在你还要在这种读者不存在的情况下坚持你的写作。你必须坚信你的作品最后能把你的理想读者发明出来。回头看看当代诗歌30年，从朦胧诗开始就不断面临着阅读的困境，不要说一般的读者，包括一些自命为专家的人都反复申诉读不懂，这个不懂现在看来仅仅是语义层面上的，还不涉及到江河说到的那些斜写啊，大提琴的音质啊，小号的声音啊等等，不涉及到诗歌内部那些更复杂的、使诗歌成为诗歌的构成因素。诗肯定不仅仅是传情达意，它有它更复杂的非语义、超语义的内涵。所以我觉得当下诗歌的境遇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在一般的舆论意义上，它好像被边缘化了，但是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他（她）从来就是这样写作。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东东说的这种为不存在的读者写作，是诗人永远要坚持的一种精神。
李小雨：有人说诗是一种农业文明的产物，它让生活慢下来，但是和现在时代的这种速度、变化、高科技的、瞬息万变的东西确实是相矛盾的，诗人在当前这种状况下，怎么去适应它，或是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是值得探讨的。欧阳江河在国外时间比较长，他有一种对比，国外的诗歌和目前中国的诗歌发展的对比，我们在国内也有这种感受，诗歌在全世界应该是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是同步的，这方面的经验借鉴有时间的话，江河也可以进一步介绍。
林雪的写作风格和第七届的几位不太一样，这些年她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又是女诗人，当然，我们不以性别来说啊。下面就请林雪发言。
&&& 林雪（参加了1988年第8届青春诗会）：昨天一到永嘉，我就第一时间坐着黄包车，上街去感受了一番永嘉。刚才西川先生在作代表发言的时候，我的心始终提了半寸到一寸高，因为永嘉这个地方既有1300年以来的从谢灵运开始的诗歌传统，同时又是红色中国红13军的发祥地，而在这里要与包括各位在座诗人在内经现代诗歌的各种尝试、探索所形成的非常重要的当代诗歌写作的复杂地貌相衔接，你如何在这样一个交汇点上，如何在“反动”和红色之间找到这么好的衔接，我觉得你确实完成了一种挑战。（西川接：我觉得也是这样。）
说到当年8届青春诗会，我在当时，也可能在各届青春诗会中都是个特例吧，我那时是带着不到1岁的孩子来参会的。我想青春从物理形态到心理经历也就是20年吧，15—35岁。35岁以后，一个人应该是更成熟、更理性的一种态度。20多年到现在，回眸的话，正如某位诗人诗中所言，“我站在阅历和时间的高度”。青春有时也是一种障碍，和诗歌一样，生命有些时候是以一种障碍形式呈现出来的，你要调动你的智慧、本能力量去完成、克服、超越人生种种原生态的东西。有时我想，我们的诗歌写作如果太如鱼得水了，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润滑剂，好像也不太正常，诗歌需要一种障碍的力量。诗歌成为障碍之后，社会可能要集中一些东西，突破这个障碍，某些地方就会突出出来，形成一种压力，然后找到一个比较集中的，相对狭隘、但压力大的地方，形成宣泄口，而形成宣泄口的时候就是一种动力，无论对自身，对社会形态，对言论的进步，我理解动力都是这样形成的。它构不成障碍、没有突破的话，诗歌最本质的功能可能就变得模糊或被削弱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一点体会吧。
第二个体会，回眸这些年的诗歌写作，我个人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我是和校园诗歌一起起步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时兴起了校园诗歌，也入选了一些选本，其实是很稚嫩的一些作品。85年的时候我们辽宁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朦胧诗选”，我很荣幸，和包括在座的一些朦胧诗的代表人物，欧阳江河等在一个选本里，当时我还是在校的一个大学生。1988年参加青春诗会提交的两组诗在《诗刊》上发表了，又有一些理论家、评论家在归纳诗歌写作的一种形态时把我作为了女性主义诗歌中的一个代表。我个人觉得，所谓女性主义，到目前为止，它更多的还是一个标签或概念，去年7月我到北京参加过一个有关女性写作的研讨，其中我也谈到我对标签的理解。8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受经济发展的限制，构成女性主义的文化土壤还很不成熟，它就像是一个挤压出来的板块那样的一个概念，尤其这个板块没有那么大的原推动力，构成板块积淀的东西也不那么雄厚。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刺激，国内有些女诗人有女性主义先驱意识的觉醒，在强刺激和尖锐的觉醒之后挤压出一个女性主义的声音，这个突起，在当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备受关注，但是联系到2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女性主义诗歌到今天有更广阔、更深厚的发展。其实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型，经济发达使大众文化水准提升之后，女性主义应该在更广阔的领域里作更深刻的探索，包括文本和诗歌意识，我觉得女性主义写作实际上没有跟进。所以到今天为止，它也还只能算是文学的一个流派，然后逐渐式微、逐渐消解，以至于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断层了，到了这么一个现状。我体会，从“半边天”这个提法来说，也出现了女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从国家体制、社会生活来看，我们有女总理，女国务委员，部、省、市、县到地方各个机构中都配备了不同数量的女行政干部，在政治上有这么一个比例，或者叫繁荣；另一方面，在边远地带频繁出现的贫困母亲、被拐卖的女童甚至童妓、早婚等等女性群体艰困的生存状况的现象，真是极端两极很分化的。在这样的现实变化当中，女性主义文学应该是有可能去进行更好的探索，然后寻找自身的发展强化的可能性，这大概也要留待未来再去丰富吧。
最后，我刚才翻了一下“魅力永嘉”的资料，注意到楠溪江在1956年有一个人提出了“包产到户”，距实施的1976年，已经过去20年了，这使我突然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想起刚才西川说余华曾说“我活40年相当于你们活100年”，我们中国人有机会经历30年60年的，本来可能是有机会经历200年，假如1956年那种承包体制就延续下来，不被隔断20年的话。再假如，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像今天这样经历漫长等待的话，我们这20年的写作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态势。我们对国外的风光啊、国内的山河啊、风土人情的描述，呈现的文本都还有另一种可能。不管是把自己熔合在各个时代，阐释不同的自我也好，还是用更高的力量、更多的约束，发散的自我，重新回归到自身也好，写作都是一种需要我们自身逐渐更强大、更有力量的事情，就像“包产到户”那样，把资源包产到自己家里去。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语气、文本，键盘，手中的鹅毛笔也好，把它变得越来越是个体的写作，而不是摹仿或集体的小调、混声，甚至是一种大合唱，如果解决了这样的问题，突破了一种障碍，我觉得我们的写作才会有更大的希望、更好的可能，提供更好的诗歌文本。
唐晓渡：林雪发言的一个核心问题，我的理解，是所谓障碍的力量。她后来作了一些设想，假如怎么样就怎么样：假如56年往后农村一直采用承包制，假如政治体制改革不这么步履蹒跚，假如这个假如那个，但假如没有这些，余华就说不出那话来了。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老一代诗人中的一些忘年交，我跟他们面对的时候，感觉都跟面对精灵一样，就是些人精。每一代注定都要出一批人精。在这方面，《诗刊》的“青春诗会”肯定功德无量，不仅是一代又一代有生力量、中坚力量的摇篮，也是未来人精的摇篮。对障碍的克服，林雪特别从“女性诗歌”的角度谈到，这事儿说来最早还是我先闹的，后来成了某种标签和概念帖，困扰了一批女诗人。其实这类概念对真正的写作者并不构成障碍，真正构成障碍的还是自己写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跟自己的经验、学养和美学向度有关。不管怎么说，林雪从动力学的角度谈到了对障碍的克服，障碍所在就是动力所在，同时也是难度所在。难度，其实是诗歌的自我要求。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至死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一笑了之的时代，诗歌的难度就是精神难度、语言难度的体现。最主要的还是要自我丰富、自我沉淀、自我设问。
李小雨：林雪说的恐怕更多是内容上的、生活上的障碍，还有一种是技巧上的，不要太流畅、太没有自己的个性，依靠惰性写作等障碍。刚才她说到女性写作逐渐式微、消解了，我也比较同意晓渡的意见，不要看是不是女性写作，不要只是从性别上来看，内容上是不是写了拐卖啊什么的，最后还是要看是不是有自己的个性化的诗。无论你是拿鹅毛笔，还是敲键盘，最后都需要是有自己个性的诗歌写作。其实网络上好多女诗人都在写，甚至可谓大量涌现，很多人一有点感触就写，没有过滤就写，跟八、九十年代真是很不一样。
唐晓渡：到我写《谁是翟永明》的时候，已经充分意识到女性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命运和在西方完全不一样。女性主义诗歌有自觉的女性意识，最早是女权意识，它的文化背景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最早我论女性诗歌，包含着某种泛化的考虑，把女性经验和更普遍的被压抑、被遮蔽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特指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当年具有女权意味的女性诗歌未能，或许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育；作为一种思潮，其消失也是必然的，只是没想到它消失得那么快。尽管如此，性别对每个人的经验、身心还是会打下很深的烙印，把握、挖掘这方面的独特性，也还是挺重要的。
大卫（参加了1997年第14届青春诗会）：我觉得现在诗人，包括我自己，都面临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语言问题，诗歌说到底是想象力与语言。想象力，诗人往往靠比喻来表达，柏拉图说的，“比喻是天才的事业”，想象力是诗人的一个基础，然后是语言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包括诗歌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很多假诗人在流行，很多诗歌杂志，包括一些杂志主编，变成了一个诗歌运动员了，在造假诗人。假诗人可能很红，可能也给他评了很多奖，但诗人是一定要靠文本说话的，读起来你就会发觉，他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好，诗人如果没有进入语言，他又怎么能够称之为诗人呢，我们当代诗坛很多流行的诗人真的是所谓穿着马甲的诗人。语言没有解决好，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身份的问题。我当过医生，知道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的存在时，这个器官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了。回到诗人，当一个诗人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诗人的时候，你一般就有毛病了。一个人老是把自己当作诗人，恰恰是远离了诗人。我想大概很多诗人自杀，也可能就有太把自己当成诗人的原因。诗人首先解决生存问题。有先贤说“一切艺术产生于自由与闲暇”。你的生存解决不好，可能一般诗也写不好。生活宽裕了，诗意就来了，所以有句话说，我们不一定写诗，但一定要过上有诗意的生活。一个诗人可能写了一辈子的诗，但可能还是没有进入诗的门槛。但有的人一辈子不写诗，但肯定是个诗人。这个事情还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到那个份儿上，自然就追求诗意了。所以诗人不要老是把自己当作诗人，要把自己抛开了看，解决好生存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信仰问题。在西方社会，是宗教的问题。在中国，没有宗教信仰，咱们中国人做事情没有底线，包括比如最近报道的，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要吃到70种添加剂。没有底线，它不怕惩罚。咱们信佛教，比如高考了，去拜拜佛。拜佛可以得到安慰，佛会保佑我，中国人是现世报的实用主义者，很多问题是自欺欺人的，宗教对中国人不是一种心灵的东西，而是一种欲望实现的东西。没有宗教意识，写诗的时候没有目标。我现在很关注翻译诗歌，我特别喜欢那种朴素的大美。比如我读到雅姆的诗，他一辈子住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一个小山区里，他也不去巴黎见人，也不获各种文学奖，也不加入各级作协，我觉得这种耐得住的东西，他的朴素就是他的宗教，雅姆是一个非常有宗教意识的人。我们一提到宗教就谈虎色变，一个诗人最终的突破一定是宗教意识上的。或者说，诗歌就是诗人的宗教。诗人有了诗歌，你活得才有劲，才不迷狂。宗教是一种美、一种爱，是内心的畏惧，康德说，“使我畏惧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地上的道德律。”宗教说到底是畏惧，使我们的心有追求。诗歌这个东西可以代替宗教的作用，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在诗歌的创作中更好地找到从语言到自身到技巧，甚至最后脱离了技巧回归朴素、回归大美、笨拙的道路。我觉得笨拙，不管写诗还是做人什么的，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不管你的诗写得多么华美，这种技巧的东西经过一定的诗歌训练、阅读，任何人都会，你的技巧一定会取得进步。但最终决定你的诗歌高度的是你的境界，精神的东西。你有多少精神的东西，就有多大的力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把整个巴黎都装在瓶子里”，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整个精神的巴黎、灵魂的巴黎都装在诗歌这个瓶子里。
唐晓渡：大卫特别突出了语言问题，这对诗人来说确实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然，他的三个问题在谈法上也有自相矛盾之处，还需要再阐释。比如关于诗人的身份，他认为需要先解决生存问题，这是获得自由和闲暇的基本前提。可在讲到信仰问题的时候却忽视了，信仰是无条件的内心需要，实际上不会对生存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诗人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坚持写作，尽管能否写出重要乃至伟大的作品是另一回事。或者还可以追问一下，什么叫解决了生存问题？这里自然需要一个尺度。或许更重要的是找到一种能够解放心灵的最有效的方式。生存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底线，今天你肯定不能回到茹毛饮血的状态，因而问题可以被归结为，在充满了物质欲望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这方面的种种可能的当今世界，你如何把所谓解决生存问题定位在一个配得上诗的尺度上。还有技巧问题。我个人认为技、艺是不可分的，不太理解那种抽象出来的技巧是怎么回事。说技巧经过训练就可以达到，无非是说某人小脑比较发达，善于模仿而已，和诗可以说没什么关系。我想对一个诗人来说，只有在他意识到表达的困难以至无从表达，倾向于沉默的时候，语言技巧才配称得上问题。没有进入这种状态，一个人小脑再发达，再写得油光水滑、流畅华美也没有用，是无效的。
商震：我是一个综合刊物的编辑，作为编辑我是职业的，作为诗人我是业余的。我想起从飞机上下来，唐晓渡、欧阳江河、西川、我和大卫，我们五个除了大卫的脸上还有点青春的光彩，还有美目盼兮，其他四个都是国破山河在。非常感谢这样一个“回眸”诗会，西川作代表发言时说到写作的青春性，这一点我是很赞同的，好像很多人都说过这话，“十八岁都是诗人”。“青春诗会”这么多年来，我作为一个诗写者，作为一个诗歌编辑，一直在关注其历届代表，这也是为我的饭碗，我要重点关注、重点交流这些诗人，找到他们最好的作品。从这一点说，我真的很感谢青春诗会，感谢《诗刊》为中国当下发现了这么多优秀的诗人，推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谈到诗歌这个话题，刚才欧阳江河说到“写作”“敲作”的问题，我就想到我家女儿，她写作文说要去我办公室写，说是用电脑写，然后打印出来交。如果要她写上百八十个字，真是错字连篇，很多病句。我对此很焦虑，在家里嘛，可以大言不惭，我就说你爸好歹算是个作家，他的女儿居然满篇的错别字和病句、语法错误，这是很丢你爸脸的事。她不以为然。开家长会的时候，我非常严肃地跟他们老师说，能不能让你们的学生不交打印稿，用手写。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字就写得很难看了，可他们那字，比我的还糟，字都卷在一块儿，像冬天躲一堆儿的小鸡仔似的。我说这帮小孩这样写下去，肯定是当不了欧阳江河这样的书法家了，他们的饭碗也要受威胁。我倒建议诗人们用手去写。理由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的汉字里包含着很多本民族的审美符号，我们的汉字里有很多是诗人们在汉字中要挖掘、要体会、要能产生顿悟的诗意，一个字有时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如果一个诗人离开了手写，确实很可惜。我现在还能收到一些手写诗稿，一位是李瑛先生的，哆哆嗦嗦的字几乎无法辨认，但我一直很尊重；还有韩作荣、王燕生等几位先生的。对汉字的尊重我认为是当下诗人的一个重要职责。我刚才和求是聊天，他居然写小说还是用手写，我想这确实是很少有的了，（钟求是回应：我用秘书）中国作家应当捍卫一下汉字的尊严。写作中“写”的丢失是国家、诗人的一种遗憾。几位诗人都在说对诗歌的尊重，西川说到中国当代的经济变革，最先井喷的是诗歌，这当然需要社会学家的认证，但诗人至少可以这样认证，历次世界的变化大的变革，最先启动的是文化，而诗人是文化中的一种动力。诗人常常像八角鱼一样，他的触觉特别多、特别长，又敏感。所以最先发出声音的，最先挑起战旗的应该是诗人。从历史上来看，陈胜、吴广起义，还先编个小民谣塞在鱼肚子里，先做一下思想工作，就像章回小说那样，关键时刻没法表述了，就有诗为证，各个历史时期也是有诗为证的。从今天在座的较早的青春诗会成员西川、欧阳江河到最近一届的26届的慕白，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今天的诗歌现状，创作的一些流变。去年我和韩作荣闲聊天，就聊到西川等等几位的诗歌变化，我们就深切地感受到当下的诗人是越来越沉静，西川说看现在的诗人起点就知道诗歌对当下社会生活的作用。我们当初学写诗的时候都是离口头近离心头远，而现在的90后上来就从心里头发声，这一点确实令人欣慰，也说明几十年来诗歌的教育已经从原来的口号式、感想式走向了感悟、顿悟和从心里面发声。就我来说，我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常常从我的阅读中、编辑工作中获得我的诗歌营养。我的直接生活对我的创作是化学变化，从间接经验阅读中获得的大部分是物理变化，所以在座的很多诗人都是我常常偷艺的老师。我这个职业编辑职业到什么程度呢，所有到了我案头的杂志、包括民刊我都翻，一出差我就背一摞杂志翻完了有的就放在飞机上，好一点的就记录一下，是这样读来的，因为出差多。我读的目的有两个，一，我来看看我所熟悉的职业范围内需要发现和重视的作者，他现在的作品怎么样了；二，我也从中获得我个人需要的营养。再次感谢“青春回眸”，让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能常常看到青春的脸。
阳飏：诗歌本来对我来说，是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还有种说法，诗歌也是一种意外，一种遭遇。这次我有些意外，见到些老朋友也有些新朋友，比如我见到了在《诗刊》上编发我第一首诗的晓渡，这次又见面了，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情。83年的时候，这么多年了，也是唯一的那一次，我去了北京，就是到《诗刊》看晓渡。前面大家都说了很多很好的话题，说得也很精彩，要我说肯定也说不好，我就少说几句，来之前写了几句，念一下吧。“青春回眸，运用一句古诗，回眸一笑百媚生，我的意思是回眸乃现在时，百媚乃过去时，当然没有希望还有未来时，想想一个人生命中所经历的，回眸可谓是一种境界、一种自然和一种对过去表示感谢的姿态，对青春的感谢，对诗歌的感谢，对自己的感谢。为什么说对自己的感谢呢？是说感谢自己的青春选择了诗歌，如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诗歌已然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诗歌，我的生命中才有了轻、重分量，有了飞翔与散步的选择，有了成熟的渴望。诗歌是我生命中的一块手表，从我热爱诗歌开始就在我身体里滴滴答答走了，一个知道感谢的人也必然是被诗歌遴选出来的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诗人。”再次感谢大家。
马叙：我是近水楼台，30分钟就从乐清到了会场。我没参加过青春诗会，但也青春过。十几年前我写诗的时候名字叫张文兵，那个时候我就极力寻找事物之中的极富诗意的部分。到了97年，我又改名马叙，诗风也有了一定变化。温州是个最有时代焦虑感的城市，从政府到民间，都很焦虑。政府有政府的焦虑，民间有生存的焦虑、财富的焦虑。我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财富啊什么的，都有财富的梦想、狂想。整个温州就是一个具有时代病的城市。在经济上极力拥抱世界拥抱中国，文化上又是个偏远地域。我生活于此，有时也会对此作思考。在写诗的同时我也写散文、小说，诗和内心更近。我和柯平讨论过好几次，我近来写作就是用一种散漫的、超然的，更富有意味的笔触去写，写了一个系列的长诗，我试图在其中更努力地靠近形而下的生活，对温州这个嘈杂的生活既接近又疏远，这次来我主要还是更多地听诸位名诗人的高见，我自己也谈不出什么更多的东西。
杨大力：我也是东道主方的一个工作人员。非常感谢《诗刊》对一个边缘角落里的写作者的垂青。在座的许多诗人都曾经是我的偶像，像西川老师，欧阳江河老师，柯平老师。我都阅读过，学习过，现在也仍然在阅读学习。这对我来说，相当于一次偶像见面会。我对欧阳江河老师的诗阅读得特别多，尤其在上个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我几乎是把他当作导师来看的。当初读他的诗，就感觉到技术性很强，作为技术训练的模范非常好。我在欧阳老师的诗歌中见识到了声音的奇妙，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诗歌，我看的时候感觉比较好，一朗读出来，就更好了，在声音中就觉得心醉神迷，以至于我在写诗的时候，一直也很注重声音效果，我觉得诗歌作为韵文，很大一部分力量也在于它奇妙的声音之中，如果抛开声音，思辨性的写作，我觉得诗歌比起散文来，力量还是有局限的，对人性的丰富性的平衡力量也是不足的。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也主要是来学习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听唐晓渡老师的点评，也是感受非常深刻。
漫天鸿：我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参加会议的，是来学习的。昨天一到永嘉，就融入到浓重的诗情画意之中，昨天参加了欢迎酒会，参加了黄亚洲老师的作品研讨会，对我启发很大。今天上午又听了诗坛各位高手、名人的发言，对我启发更大。我觉得这辈子爱上诗是我的荣幸，我是做金融工作的，在基层银行当行长、书记干了20多年，工作之余，全部时间拿出来读书学习创作，干干净净地从事了一辈子金融工作。诗歌拯救人生，写诗纯净了我的灵魂，干我们这一行，犯错误、栽进去的人很多，而我始终清清白白，我想正是因为有诗歌作为精神力量在支持我。我从78年开始写诗到现在，30多年了，虽然没写出什么名堂，但是一生无悔。我们追求的就是诗意人生，有诗歌相伴的人生才是无悔人生。第二点，关于当前的诗坛现状，小雨老师说的，我也觉得很有同感，我们现在的诗歌是不是太小了点，碎了点，在我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重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都是由诗歌开头的。现在我们的诗歌抒发个人感受多一些，与这个时代，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在我看来，有关联的不是很多，这样发展下去，我觉得对我们的诗歌发展是不利的。我们的诗歌如何发展，也希望各位引起关注。
李小雨：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紧张、严肃、认真的研讨，大家提出了不下十个对当今的诗歌发展有启示性的问题，很可惜由于时间的原因，很多问题的讨论未及展开。以后有机会我们会继续展开相关研讨。谢谢诸位。
已投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