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至20世纪最有害的10本书
　　这个最有害的书单中所列的书，不知大家看了多少，看了懂了多少，其中绝大部分是资本主义来到人间后直接导致悲惨的贫富差距的产物，所以为穷人立命成为一些思想家的主要使命，于是有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我的奋斗》等阶级主义、民族主义的可怕作品，以至于一些人掌握之后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然，大家也可以看看的，是否具备备独立的判断力，那是自己的事，这需要通过掌握不同思想来形成的，但不能拒接多元化的了解世界与认知世界。这类书主要有两个特点为穷人说话、否定信仰。　　美国知名的《人事》杂志曾于2005年邀请15位保守派专家和公共政策学者组成一个评委会，评选出“19到20世纪最有害的10本书”。每个评委可以推荐一定数量的候选书目，然后给全体评委推荐的所有候选书目打分数：一本书如果被一个评委列为第一名（最有害的书），得10分， 第二名得9分，依此类推。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得了最高分，成为上两个世纪最有害的一本书。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10本书。　　1、 共产党宣言　　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出版时间：1848 得分：74　　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1818年和1820年出生于德国，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教父。恩格斯起初是个左派富家公子，他继承了收入丰厚的纺织厂，马克思人生的大部分靠恩格斯的资助。1848年，二人合着了《共产党宣言》，作为他们所属的“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宣言把人类历史看作剥削人的有产者和受剥削的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号召被剥削者起来革命，用暴力消灭私有财产、家庭和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的乌托邦。苏联这个“邪恶帝国”把共产党宣言付诸实践。　　2、 我的奋斗　　作者：阿道夫．希特勒 出版时间：1925-26 得分：41　　点评：我的奋斗最初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25年和1926年。当时希特勒因为领导纳粹〝褐衫党〞搞著名的〝啤酒馆政变〞而被投入监狱，那次行动旨在推翻巴伐利亚政府。希特勒在书里阐述了在德国实行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的构想，这个纳粹纲领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设想通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对法国的战争、以及以后的对苏联的战争来为德国在东欧开辟“生存空间” 。这本书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已经很流行。据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资料，到纳粹德国战败的1945年，此书发行量高达1千万册。　　3、毛主席语录　　作者：毛泽东 时间：1966 得分：38　　点评：毛泽东死于1976年，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二战期间和二战后担任红军的领袖，领导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和反共的蒋介石部队进行的内战。1949年，毛泽东获胜，他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共产主义奴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966年他发表《毛主席语录》， 又被称为《红宝书，作为他发动的旨在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推回他设想的方向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工具。通过强制性配发，《毛主席语录》印刷了几亿册。西方的左派被书中马克思主义的反美论调所倾倒。毛泽东写到，“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日，《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版第31页。译者注）　　4、金赛性学报告　　作者：阿尔弗雷德．金赛，出版时间：1948 得分：37　　点评：阿尔弗雷德．金赛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动物学家，他在1948年发表了论文《男性性行为》。5年以后，他又发表了《女性性行为》。这两个报告把乱交和性异常曲解为正常行为。当2004年一个关于金赛的电影上映时， 《华盛顿时报》报导说：“1948年发表的金赛报告...震惊了美国，金赛报告包括男孩性行为——甚至婴儿性行为——的记录，说37％的成年男子曾经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性行为...这本1953年的书还包括4岁以下女童性行为的记录，建议说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性行为可能是有益的。”　　5、民主主义与教育　　作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出版时间：1916 得分：36　　点评：约翰．杜威（），“进步论”哲学家，领导了美国生活的世俗人道主义运动，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他参与签署了“人道主义宣言”，反对传统宗教和道德的绝对性。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里，他用华而不实、含糊不清的散文体，贬低重视传统品质发展和教授硬知识的学校教育，代之以鼓励讲授“思考技巧”。他的观点极大的影响了美国教育的走向——特别是公立学校——帮助孕育了“柯林顿一代”。　　6、资本论　　作者：卡尔．马克思，出版时间： 得分：31　　点评：马克思生前只看到《资本论》的第一卷得以出版，他的赞助人恩格斯编辑出版了马克思起草的另外两卷。《资本论》强行把资本主义套入毫不相称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丑陋阶段，资本家不可避免而且毫无道德的通过最低工资压搾工人，来获取最大利润。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球无产者的大革命。他没能预知21世纪的美国：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政府基础上的自由富裕的社会，一个全世界都羡慕并且努力模仿的社会。　　7、女性的奥密　　作者：贝蒂．弗里丹，出版时间：1963 得分：30　　点评：贝蒂．弗里丹生于1921年，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里贬低传统的“居家母亲”，把那比作生活在“舒服的集中营”——那是一种使女性贬值并否认她们真正的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她后来成为“全国女性组织”的首任主席。她自己本来的职业很说明问题，她不是个〝居家母亲〞，而是一个左翼记者。正如David Horowitz为写的一篇关于Daniel Horowitz所着的《弗里丹和女性的奥秘的制造》一书的评论里说的：作者记录了〝弗里丹从大学时代开始，直到她35岁左右，一直都是一个斯大林派马克思主义者，冷战期间埋伏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头头的政治密友，某个时期甚至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物理学家的情人，那个物理学家和奥本海默一起为柏克利大学反射实验室的原子弹项目工作。〞　　8、实证主义哲学　　作者：奥古斯特．孔德，出版时间： 得分：28　　点评：孔德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保皇党家庭，幸免于法国大革命，他背判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继承，在青少年时期就宣布“我自然而然的停止相信上帝”。后来，他在《实证主义哲学》里首次介绍了“社会学”这个词。他创立了一个理论，认为人类意识已经发展到了超越〝神学〞（theology，相信上帝掌管这个宇宙的信仰）的阶段，通过“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里的定义是法国大革命所相信的没有上帝的、抽象意义上的〝权利，rights〞），达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那样人类自己通过科学发现，可以决定事物应该的走向。　　9、善恶之外　　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Freidrich Nietzsche）出版时间：1886 得分：28　　点评：大学校园里潦草的涂鸦写道：“‘上帝死了’－－尼采”，后面跟着的是“‘尼采死了’－－上帝”。“上帝死了”最早出现在1882年出版的《同性恋科学》一书里，但它成了4年后出版的《善恶之外》一书的基本主题。尼采在书中指出，人被不道德的“权力欲”所驱动，“超人”会横扫宗教激发的道德准则——他相信那和任何其他道德准则一样都是人造的——然后确立一套用来帮助他们统治世界的自己的道德法则。尼采写道：“生命的本质就是占有，伤害，压倒陌生人和弱者，压迫、严惩，被迫接受自己的样式，以及最温和的、至少也要攫取”。纳粹热爱尼采。　　10、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　　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时间：1936 得分：23　　点评：凯恩斯属于英国精英——在依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这个剑桥大学的自由派经济学教授在“大萧条”期间写了《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这本书是不断膨胀的政府所采用的药方。当一个商业周期使某个行业面临萎缩的威胁、进而导致工作机会的萎缩时，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增加预算赤字，借款花费来刺激经济活动。　　- 九喻 译　　--------------------------------------------------------------------------------　　其他上榜的书目（以下书目得到至少两个评委的投票）：　　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作者：Paul Ehrlich得分：22　　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作者：列宁（V.I. Lenin）得分：20　　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作者：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 得分：19　　论自由（On Liberty）作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得分：18　　超越自由和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作者：斯金纳（B.F. Skinner） 得分：18　　反思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作者：乔治士．索列尔（Georges Sorel） 得分：18　　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作者：克罗利（Herbert Croly）得分：17　　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作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得分：17　　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作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得分：12　　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作者：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得分：12　　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作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得分：11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Unsafe at Any Speed）作者：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得分：11　　第二性（Second Sex）作者：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得分：10　　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作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得分：10　　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作者：卡逊（Rachel Carson）得分：9　　地球上受苦的人（Wretched of the Earth）作者：法农（Frantz Fanon）得分：9　　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作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得分：9　　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作者：查尔斯．雷奇（Charles Reich）得分：9　　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作者：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得分：4　　人类的起源（Descent of Man）作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得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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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清中国的今天，一定要看清中国的昨天与前天，这里昨天本人是指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前天是指自秦帝国建立以来直至1840年的历史。何以如此？不在其他，就在于秦帝国之后中国是专制帝国的政治历史，而此前则是分封建国的政治历史；至于1840年之后，中国则拖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之中，它极其缓慢但坚定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经专制向民主的演变，至今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变。于是乎，人们以古看今，以今看古，似乎都读不懂中国的明天将是如何了。既如此，那就需要既看清中国的前天，也看清中国的昨天，而后才能看清中国的今天，更能准确而全面地认清中国的明天。本着这一命题，我教导学生，一定要先看历史，尤其要看透中国的近代史，至于古代史了解一个朝代就够了，例如看看《万历十五年》，而后看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中国2000多年的古代史，除了朝代更替，物是人非外，那个历史就是一个同质化的历史——农耕经济，帝国政治，加上儒家伦理。若要看透近代史，那是千万别只看一个史学家的，需要多元化地去看，这包括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唐德刚的《晚晴七十年》、李剑农的《百年中国政治史》，而后然要看看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革》。这里推荐的这本书，是作者以清朝建国开始写的，具有承接完全的专制帝国向半殖民化的专制国家演化的过渡性，要远远高过那些只从1840年撰写中国近代史的更具历史的逻辑性。
　　值得讨论！
　　为什么第二性也是
　　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　　[254] ()　　1.关于民主政治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日）　　2.党的领导地位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日）　　3.新闻自由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日）　　4.关于选举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日）
　　1947年国民政府开始行宪后，国民革命军已经不是国民党军而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国家元首也不是国民党主席（总裁）而是总统，可惜中共在内战稍取优势的当口，“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响应国民政府的停战建国的口号，为了自己的一党之私利而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破坏宪政，最终酿成类似于日俄共（布）专制独裁的灾难。建立英美式的联合政府，前提是允许民选多党制，左翼的社会党还能接受多党制，幻想共产党能在这样的联合政府里遵守游戏规则，美国人也太幼稚了。蒋公头脑很清醒，对付这帮政治流氓也还得法，只是碍于美苏的国家利益而无力回天！
　　看看，但不敢大言说话。　　
　　解聘夏业良是出于政治原因　　从夏业良事件观中国“大学精神”之消亡　　　　夏业良最近被北京大学解聘，竟然劳烦新华社派出记者，让北大新闻发言人就“不续聘夏业良一事接受采访”。北大声称自2008年至今，全校合同到期不予续聘的已有25人，以此证明不续聘夏并非出于政治原因。但25人当中只有夏业良享受新华社专题报道，却正好说明此事的高度政治化。　　近几年不断有夏业良因其有关政治社会问题发言而受到校方警告的消息传出。这次北大之所以坚称是业务原因解聘夏业良，当然是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著名学府，知道以政治理由解聘一位教授有损学校名誉——不管北大实际上还保有多少“学术自由”，但因对外学术交流的需要，“学术自由”这块牌子无论如何不能丢弃，否则就只能与北韩等暴政国家去交流如何控制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了。　　与北大的措辞相比，《环球时报》很爽快，10月22日的文章后半部分直接指责夏业良近几年“走舆论成名路线”，即“经常说些‘出位’的话，或者摆出个批判当局的激烈姿态”。并且幸灾乐祸地警告说，“做异见人士是当下中国很特殊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些自由派人士显然在看好这种方式的前途和未来。既然这样，他们就不应当患得患失”——这话等于承认，北大（包括所有学校）解聘不惮发表政治异见的教授，在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合理合情更合法，被解聘者不应该抱怨。　　北大如果象《环球时报》这样爽快承认解聘夏业良是出于政治原因，也就省了我上述一番考证。
　　政法委是法治的敌人，宣传部是真相的敌人，发改委是市场的敌人，工会是工人的敌人，红十字会是慈善的敌人，宗教事务局是宗教的敌人，教委是教育的敌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敌人。特色之国一切均走向反面.
　　对前面几本书的评价很中肯。
　　人民日报：大多数有思想的人会选择一党执政　　泰国政治动荡发展到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治现象值得深思。　　为什么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无法弥合社会鸿沟？当社会被分裂成不同的选票集团，整个国家被不同利益阶层切割，多数的意义已发生转变，上台的政府未必代表民众利益，只更多为某特定阶层服务。
　　中国教育得了癌症，中国大学得了癌症，无可救药　　党化教育+教育行政化+应试教育，是中国教育之癌，恶性肿瘤晚期，无可救药！　　当然，也不是无药可救，这药就是民主自由，如欧美日韩台的民主自由，短期五年十年之内这药拿不到。　　
　　一位网友说：　　没有互联网以前，我以为近代史就是一部英雄史。　　有互联网以后，才发现近代史是一部欺骗史。 　　
　　共产党员袁腾飞出走说明什么？　　刚才看猫眼说袁腾飞29号要出国，要换一种方式生活。还说人挪活，树挪死。言外之意，袁腾飞再不走就要死了。签证机票都已经办好，是不是要开欢送会？最后一次讲演？他是老师，最好来一个……最后一课。　　我说过，袁腾飞再敢公开反毛，我们就叫他原地腾飞。　　没想到，他自己有自知之明，自己开飞了。　　我纳闷，他的组织关系要转到哪里？大使馆？美国共产党？ 　　
　　苏联才是日本侵华的罪魁祸首！　　中国人应当认清历史真相，揭露被大肆篡改的历史，让传统的法家黑恶统治权谋术和外来的苏俄黑恶势力彻底暴露于中国人民面前！　　转载一篇以前的文章：　　最近，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公开要求中国修订历史教科书，要求中国对抗日战争中描述“不恰当”的部分予以修正。尽管川口顺子没有详尽罗列具体的细节，但有关《田中奏折》（现在日本一般称之为“田中上奏文”）的问题，必会列入清单。《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已成为二十世纪中日关系史上一桩最著名的历史公案，围绕其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未有定论。　　笔者初次接触《田中奏折》真伪问题，是在三年前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当时中国某著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赴日讲学，提及中国的学者正对《田中奏折》展开新一轮研究这一动态。出乎意料的是，笔者的大学院指导教授，突然站起来要求作补充发言。这位老先生是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也是日本左翼力量的一份子，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超乎寻常的严厉。他说：“《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不仅你们中国的学者在做，我们日本的学者也很投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日本学者已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份‘上奏文’是伪照的，偏偏中国方面不肯正视这个现实，怀疑日本学者的学术良心，这是非常遗憾的。　　老先生说得很动情，这也激发了笔者对《田中奏折》问题的浓厚兴趣。中国学者刘济桐先生撰过长文，详细介绍《田中奏折》真伪之争，他是从中国的观察视角来切入话题，介绍中国方面的观点多了一些。在此，笔者就《田中奏折》问题的一些日本方面的论证包括最新研究进展等作个简单归纳，希冀对这一历史公案能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一　　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田中奏折》出台的来龙去脉。1929年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在这里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奏折里明确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这份奏折，全面披露了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详细战略，暴露了其征服世界的勃勃野心。而“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段文字早已载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典型象征。　　《田中奏折》的问世，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日本的政界要员纷纷出面予以否认。二战结束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下，日本政坛的一些关键人物仍坚持称，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确实对《田中奏折》一无所知。日本的学者则指出：这份奏折在奏程上不符合日本的格式，而且一些问题表述得不伦不类，不应该出现在上奏天皇这种正式奏折中。历史学家秦郁彦在《追踪昭和历史的秘密》一书中，更是详细地罗列了奏折中的史实错误：　　第一，奏折称田中义一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而事实上田中义一上海遭刺是在马尼拉的归途中。对于这样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当事人在上奏文中写错应该是可能性极小的。第二，奏折中称大正天皇与山县有朋等人商谈9国条约的执行问题，而事实上在9国条约签字前山县已经去世。第三，关于中国政府铺设吉海铁道问题。事实上吉海铁道的开设是在昭和4年5月，上奏的时期是昭和2年，也就是说，奏折是予知了2年后发生的事情。　　秦郁彦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根本史实的错误，最后认定这份奏折是伪照的。尽管《田中奏折》有10多种的中国语版本，还包括英文版、德语版等，但《田中奏折》的日文原件，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也是日本学者集中置疑的一个地方。对主张奏折真实性的学者来说，有两种解释：一是毁于战火。1945年的美军东京大空袭，曾将皇宫作为重要的轰炸目标，当时宫内烧死50余人，文书典章损失惨重，奏折原稿也可能毁于空袭。　　二是日本统治当局为销毁罪状故意烧毁文书。日本于日投降至美军8月30日东京登陆，这半个月内日本各级政府拼命烧毁文件，政府大厦顶上一直浓烟滚滚。这两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历史事实不是推测，未能发现奏折原件，终究无法令公案有个明确的交待。日本学者另一处集中置疑的地方便是《田中奏折》流出曝光的过程。中国方面透露文件是通过台湾籍富商蔡智堪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许多学者认为：一个台湾商人象007那样闯入戒备森严的皇宫，在书库中躲藏两个晚上，抄下即便是中译文也要25页的文件，这总觉得象是个传奇而非真实的故事。　　围绕着这一系列的疑点，日本学者花了不少研究精力，早在1965年，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桥川文三分别在《人物往来》、《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日本各派对《田中奏折》的认识，并分析《田中奏折》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方面，碍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竭力捍卫《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进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界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也发出不同的声音，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田中奏折探隐集》，收录了一批有关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但值得注意的是，《田中奏折》中译本的组织者、也可以说是这一公案的直接当事人王家桢，从1983年到1984年逝世，曾多次发表证言，坚持认定《田中奏折》是确确实实存在，不是臆说更不是伪照。王家桢的坚定“表态”，令奏折的真伪问题更显扑朔迷离。
　　二　　《田中奏折》真伪问题的新进展、新解说不断涌现。日日本《产经新闻》朝刊发表文章，提出《田中奏折》系前苏联情报机关的“杰作”这一惊人的解释。《产经新闻》在日本是相当著名的右翼报纸，刊登这样的文章，是否有其深层的动机有待论考，但作为一家之言，其拿出的历史论据，是否经得起检证，这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产经新闻》的报道称：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的1940年，曾经向《第四国际》这本杂志投稿，在这份遗稿中，留下了关于《田中奏折》最珍贵的证言。托洛茨基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劲敌，在列宁逝世后遭到斯大林的无情清洗，被迫逃亡国外，但在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他作为苏维埃的重要领导人,接触到最机密的文件是完全可能的。据托洛茨基介绍，1925年夏天前后，当时苏维埃的情报机关头子捷尔任斯基汇报说：东京方面的特工送来绝密的文件。其内容是日本为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同时也设想了与美国作战的可能性等等。这一方案亦得到天皇的认可。　　当时，托洛茨基表示：仅仅凭这份文书是不可能引发战争的，再说天皇没有直接的署名。但这份文件因透彻地暴露了日本的好战性和帝国主义政策，成为当时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政治局会议采用了托洛茨基的提案：即如果苏联公布这一文件，容易遭世界舆论的怀疑，因此，可以通过美国国内的苏联友人，有意识地将消息透露给新闻媒体。　　所谓美国国内的苏联友人，据推测应该是指美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左翼人士。据美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记载，当时美国共产党积极准备，邀请在美国活动的日本共产党成员着手文件的日本语翻译，从这里也可以推断《田中奏折》的确没有日本版的原稿。　　以上的分析导出的结论是：苏联情报机关在1925年左右通过潜伏于日本的特工，从外务省盗取出有关日本未来帝国战略的重要内部文件。《田中奏折》就是以这些盗出的内部文件为底稿，加以组装和编辑，在1927年以田中义一首相署名的上奏文形式推向全世界的。　　我的心得：关于这封奏折伪造的作者有两种说法，一是流传最广的说法，中国人蔡智堪、王家桢搞到了这封奏折。据蔡智堪《我是怎样取得田中奏折》一文说：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奉张学良的命令让旅居日本多年的蔡智堪去搞据说与中国东北有关的田中奏折，蔡智堪利用民政党与政友会的矛盾，想让民政党拿出政友会（田中义一是政友会的）的田中奏折来，他分别宴请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政友会的日本外相永井柳三郎，以探听虚实。蔡智堪说此二人是他多年的朋友，“在金钱上颇有往来”。他对床次竹二郎说：“为民政党打倒政友会，应该公布田中奏折，因为田中奏折一旦执行，会导致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床次竹二郎害怕田中义一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军人革命，如果军部出面干涉，又会引起少壮派军人革命，因此赞同蔡智堪的观点，然后他联系到日本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牧野伸显认为田中义一武力吞并满蒙的计划很危险，搞不好将引起日本国内革命，他希望中国能获悉田中奏折内容，并向国际公布，利用世界舆论阻止田中的做法。蔡智堪扮作修补奏折的工人由牧野伸显的妻子的弟弟皇室书库职员山下勇带路到达皇室书库，他找到奏折后用碳酸纸铺在原件上描出后把碳酸纸带出后最终登载在《时事月报》上。事后，日本政府极为被动，一下子将皇室书库的28名职员全部免职。　　但这种说法破绽太大，首先，事后几乎所有当事人完全否认此事发生过，除蔡智堪、王家桢二人外再无第三者承认蔡智堪获取奏折之事，二人的说法系孤证。　　第二、日本和歌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岛国昭在《关于九一八事变前的中日关系若干问题》中把他的考证结果公布了出来，他说：“1.在当时的职员那个没有叫山下勇的。2.蔡说皇室书库有28人因此被一次性免职，而事实上在职员录中并没反应有那么大规模的被免职情况。”　　第三、蔡智堪说日本外相永井柳三郎是政友会的，但事实上，永井柳三郎不是政友会的，他是田中义一的反对派，在济南惨案时就反对田中义一的做法，而且永井柳三郎根本不是日本外相。蔡智堪说永井柳三郎是他多年的朋友，“在金钱上颇有往来”。怎么可能连自己朋友的重要身份和派系都记错了呢？　　第四、蔡智堪说床次竹二郎害怕田中义一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军人革命，如果军部出面干涉，又会引起少壮派军人革命。这种说法不成立，因为当时以铃木贞一为首的日本中层军官都在策划拿下满蒙，因此吞并满蒙完全符合军人利益，不会引起革命。此外，少壮派军人革命就更不靠谱了，1928年日本陆军部还没有法西斯化，不会有少壮派军人“下克上”的。　　第五、王家桢也写过回忆文章《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文史资料选集》第11期），两人文章出入甚多。列举如下：　　NO.1蔡在《我是怎样取得田中奏折》说奏折是他从东京皇室书库亲自抄出来的；王家桢则举出蔡智堪的信件，蔡智堪在信中说“这封奏折是我的朋友在某党干事长的家里当秘书时抄下来的。”这种绝密奏折怎么可能在某党干事长的家中看到呢？等于说蔡智堪在给王家桢的信件和日后自己的回忆文章中的说法都不一样，自己编瞎话都没编圆。　　NO.2蔡智堪说他把奏折抄件封在皮箱内亲自带到奉天在王家桢家中交给王家桢的。王家桢则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　　NO.3蔡智堪在《我是怎样取得田中奏折》这样说他抄取奏折的过程，“我将碳酸纸装铺原件中，用铅笔以描写，费时两夜，细心抄观。”而王家桢说：“稿件抄的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NO.4蔡智堪说奏折是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某日的夜晚11:58，他亲自潜入皇宫书库，用两夜时间抄出，抄完就给王家桢寄过去了。而王家桢说：“这个文件是一九二八年年尾前后，我们的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分批给我寄来的。”一个是六月，一个是年尾，时间差了半年。此外，蔡智堪说六月某日的11:58,他连哪天都记不清，怎么可能连分钟都记得那么清楚？　　NO.5蔡智堪说：“民国十七年六月的一个星期天，沈阳寄来大饼一枚，剖饼视之，得王家桢手书：‘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费用多少不计’。”王家桢说：1928年8月，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设总部于沈阳，自己被任为外交秘书主任，从此开始帮助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工作。两相对比可以说明，1928年8月王家桢才开始处理对日工作，6月份的时候王家桢还没从事对日工作，不可能给蔡智堪寄大饼，让他搞奏折。　　单从此二人的对比上，可见，田中奏折由中国人获取的说法应该是一派胡言。　　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如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伊豆公夫《日本小史》也都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　　那么到底是谁伪造的田中奏折呢？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1937年《对满蒙的认识及政策的确立》一文中说：“此项奏折的起源据称系住在北京的某外国人（注意，故意隐瞒国籍）所伪造，甚至还有确凿的证据。”　　那么到底是哪国人伪造的呢？根据一些学者发布的一些苏联已经解密的文件可以证实，1929年，当时的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把苏联特工提供的《田中奏折》刊登出来。换句话说，这封奏折是苏联特工伪造的。　　那么为什么苏联人要伪造这封奏折呢？因为1927年前日本虽有一批主张入侵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但这些人在日本政界并不得势，当时更多的日本人希望看到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以便共同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侵略与奴役。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国在当时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战略对手，自从日俄战争没有达到完全打垮俄国的战略目标后日本一直以俄国作为它的战略敌人，而苏联特工搞到日本要打苏联的情报后，经上级指示，决定把日本侵略的祸水引向中国，于是伪造了田中奏折，刊登后使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急剧升温，而日本本来就看不起中国，加之中国恨日本，自然激起了日本朝野惩罚中国的想法，于是日本人把田中奏折中的伪造弄假成真，变成了现实，这就导致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有了日后完全与田中奏折相符的事态发展。这样看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可见苏联才是日本侵华的罪魁祸首！
　　吴佩孚为何一定要杀施洋 　　云海翻波浪 　　施洋与吴佩孚：两个国家典范的对决　　我们读小学时，喜欢看英雄故事，施洋是其中之一。当时只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介绍人是项英；现在才知道他还是国民党员，介绍人是孙中山。因为参与工人运动，被吴佩孚杀害。法律人崇尚改革而不是革命，施洋为何走上革命的道路？或者更深入地问一句：以今天的观点看，施洋当年的行动，究竟属于革命还是改革？　　施洋生于1889年。祖父和父亲是清朝的廪生，耕读传家。四岁时家境中落，饱受欺凌，心地善良但性格倔强。十八岁赴县城高等小学应试，因族中劣绅嫉妒排挤，被校方以“五官不端”为由拒绝。我看过他的照片，面部棱角分明，眼睛锐气外射，颇有煞气。民国三年26岁时，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三年后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这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好青年。第二年春，在湖北高等审判厅登录律师名簿，在武夏地方审判厅管辖区域内执业，被选为武昌律师公会副会长。　　施洋热心公益，有“演说癖”。一有机会，就在街头巷口对穷苦人演说一番。1922年，汉冶萍总工会成立，他演说：　　一日千里的轮船、火车，是不是工人做的？天空海底的飞机、潜艇，哪样不是工人的创作？人类的衣食住及一切维持生活的物品，哪样不是我们工人血汗所造成？我们明明是创造世界的维持人类生存的元勋，应该是站在世界最高尚的地位。可恨那不良的社会制度压迫我们，以致一般人都把我们看得极其卑贱，甚至随意践踏侮辱，说我们是依靠有财产的人生活。不劳而获的地主富翁，他们反还要说他们是我们劳苦兄弟的衣食父母……。　　1923年，吴佩孚派几十人，如临大敌般抓捕他。他乘船渡江时还不忘记向警察演说：今天的中国，穷人悲惨，工人可怜……。说得警察羞愧地低下头，流下眼泪。　　他的演说，浅显易懂，直白有力。他掌握了演说的真谛。　　他还有“组织癖”。曾在家乡组建国民学校和县农务会，会员有千人。到武汉当律师后如虎添翼，组织工会、社会各界联合会等。他的湖北老乡，共党早期领袖恽代英讥笑他“爱出风头，是专门开会家”，象一个政客。不相信他能为社会做出切实的事情。施洋被害后，恽代英反躬自问：“世界上只有象我这样的人，真做得成什么事么？”　　施洋是个法律行动家。1919年春领到律师证，夏天就在武昌组织学生罢课，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六月组织商民罢市，七月在汉口组织学生大会。他的夫人和弟弟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那时上街游行好象是一种时髦，工人、学生稍不如意就上街。八月“湖北各界联合会”成立，被推为副会长和赴京请愿团团长。十月与各地代表三十人，齐集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被捕后在狱中绝食。十一月一日被释后到上海，组建“全国各界联合会”，任评议部长。1920年4月，组建“湖北平民教育社”，任总务主任。而1924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才成立，1926年毛泽东方任所长。施洋的社会影响力，当时不在毛泽东之下。　　1922年6月，许白昊、项英介绍施洋加入中共时，陈潭秋反对。说他初当律师时，布衣布履，生活俭朴。后来阔起来了：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着缎子马褂，脚蹬黑色皮鞋，鼻架金丝镜，嘴留八字胡，手拿文明杖……，到处演说，政客气很浓，爱出风头。第一次支部会没通过他的入党申请。第二次支部会上,施洋的武汉律师同行,党员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　　表面家境殷实的施洋，其实家徒四壁。死前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床头金尽，柜无半斗存粮”。他的钱大多施舍给了劳工。而杀害他的军阀吴佩孚，其实也是书生，爱读《春秋》，不爱积财。董必武评价他：为官数十年，统兵几十万，没有私蓄，没置田产，有清廉名，难能可贵。国民党报纸誉其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两位民族精英曾经声息相通，相互仰慕。“五四”爆发，施洋在武汉组织学生游行声援。5月9日，区区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越级通电大总统徐世昌：“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五四”功成，书生罢课、工人罢工只是一面，最终是因为手握重兵的吴佩孚们，站在了历史的潮头！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1920年，吴佩孚更慕名约见施洋，并亲手送他一部美国《华盛顿法典》，发誓和他“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1923年。　　律师施洋认为，成立工会、组织罢工，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允许之合法行为，吴将军此前曾公开表示支持。即使被捕，施洋对自己也信心满满。他在狱中写的自辩词，不仅叙及与吴佩孚的私谊，而且还援引法条和事件，证明自己的行为皆在法律秩序之内。他大约将自己归属于体制内的改革派，而非体制外的革命党。他自以为在与吴将军“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新近揭密的文件显示，苏联当时想扶植吴佩孚上台，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吴佩孚看见了工潮背后苏联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以岳飞和文天祥为楷模的民族主义者，岂能容忍国外势力向国内渗透？如何处置“二七工潮”，对曾经支持工人运动的吴佩孚来说，真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工运领袖林祥坚当时妥协，作出复工的决定，事件肯定和平解决。奈何工会决不让步，军阀难以低头，最终只能用枪杆子解决问题。《华盛顿法典》被“稳定压倒一切”思维替代，国家 “军人典范”枪口，终于对准了国家“律师典范”。　　施洋曾经谈论过死亡，他说：“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过这些人为什么要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遗志，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施洋的故事，还有多少人在言说？据他的后人说，武汉施洋烈士陵园中的雕像，不像施洋，更像电影演员金山，让他们失去了祭拜心境。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然而，当局却为了统治的需要，窜改、删除、甚至杜撰青年学子的历史书，致使广大中国人不知道事实真相，至为可悲。网友〝秋下一心LOVE〞列举一些历史书中看不到的事实，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12.5%。当时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则高达45%。按照常理，英国贵族大多担任军官，为什么死亡率反而远高于一般士兵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于他们来说，责任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2. 告诉你 为什么《亮剑》后半部没拍成电视连续剧？　　后半部剧情中有许多悲惨细节：丁伟为彭德怀鸣冤被捕；李云龙岳父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60年饿死；赵刚在批斗罗瑞卿大会上仗义直言，被批斗，夫妇双双自杀；李云龙文革中开枪镇压抢夺军械库造反派，被审查时开枪自杀，两天后其妻田雨割腕自杀。　　3. 1987年乒球世锦赛上，组织决定让何智丽输给队友管建华，以増加夺金概率。何未听从，以3：0战胜管建华，并最终夺冠。组织十分震怒，决定对其进行处罚，后经更大领导发话才得免。　　第二年奥运会仍将其除名。何无奈远嫁东瀛，94年亚运会代表日本战胜邓亚萍，夺冠。后被国人骂为汉奸。　　4. 老舍在1968年征服了诺贝尔奖评委会。当瑞典驻华大使准备专程到中国寻访老舍下落时，却一直没有回信。事实上，老舍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即受到攻击和迫害。在一次批斗会上，已经67岁的老舍被一群女红卫兵群起围攻。不堪受辱的他跳太平湖自尽。　　5. 据统计，1949年后，中国一共降半旗52次，其中为中国领导人降半旗30次；为外国元首降17次(为某X干爹斯大林居然降了2次！) 为在国外的烈士降了2次；在民间强烈呼吁下，为汶川玉树舟曲降了3次！骇人听闻的是唐山大地震，联合国总部为遇难的24万国人降下半旗，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　　6. 出身卑微的他通过暴力成为国家领导人。他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恶魔之一。他大搞个人崇拜，残酷地排斥异己屠杀功臣。他没一个像样的文凭，不懂任何外语，更没有出国留学，缺少现代常识，却通过权术和阴谋消灭了一代知识精英，一个个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相继被他迫害致死。别误会，我说的是斯大林。　　7. 94年韩国汉江大桥坍塌，韩总统金泳三得知情况后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悲痛地向死难者表示悼念，并要求一定要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市长引咎辞职，总理递交辞呈。　　日，刚通车一年耗资18亿号称〝百年工程〞的阳明滩大桥坍塌，哈尔滨市政府称：桥坍塌原因是车辆超载，下一步将追究超载车辆责任。　　8. 【抗日战争八百国军投黄河】　　比狼牙山五壮士悲壮百倍！很少人知道。日军进攻中条山国军31军以阵亡27000人代价，把十万日军阻隔在西北之外，改变整个战局。八百衣衫褴褛十六七岁军人，被日军逼到悬崖边，弹尽粮绝。八百名〝秦军〞，面朝陕西，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宁死不降，跳进滚滚黄河。　　9. 【双枪老太婆】　　赵洪文国，辽宁省岫岩县哨子河乡红旗沟人，抗日战争中，她和儿子们领导了几百次抗日战斗，消灭日军近千余，家族为国捐躯者30余人，蒋中正称她为〝抗日游击之母〞。　　1950年，她和25岁的儿子赵连中一起被抓，经中央批准，于当年枪毙，时年70岁。　　10.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　　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11. 二战时英国有个钉子户不搬迁，导致军用机场无法修建，全国一致谴责和责骂。丘吉尔知道此事后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如果拆了他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12. 很早以前，一苏联人移民国外，行李箱里放了张大幅斯大林肖像，海关检查员问他什么意思？答：〝这是治我思乡病的，我一看到他就不想回苏联了。〞　　13. 1994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在全世界都实行双休日的今天，中国必须尊重人权，也给中国人双休日，并把这一项作为入世条件之一。日起，中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　　14. 1966年，红卫兵掘了他的墓，曝尸荒野，被孩子们踢着玩。他是中国重工业奠基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等师范学堂、第一个幼儿园。他将武汉打造成中国重工业基地，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让〝汉阳造〞闻名天下。他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一生清廉，丧葬费由亲朋门生筹措，他是张之洞。　　15. 美国政坛有个禁忌，政客不得以任何名义染指孩子的教育。但越是禁忌，越是易于诱发人的冲动欲望。奥巴马就曾憋不住，对全美公立学校发表电视讲话，勉励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果此节目遭各电视公司拒播。总统讲话只好挂在白宫网站自己看——美国人的共识：孩子只属于他们自己，教育让政治走开。　　16. 中关村，几十年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坟场，大多是太监的坟墓。因明清时期称太监为〝中官〞，所以这里被叫做〝中官坟〞。太监多在此建庙宇和养老的庄园，也因当时人称太监为〝中官〞，故称此地为〝中官村〞。中共夺权后选择这里建中国科学院，觉得〝中官〞二字不好，才改名为〝中关村〞。　　17. 〝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哪一次对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不怕站在对立面，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政法委是法治的敌人，宣传部是真相的敌人，发改委是市场的敌人，工会是工人的敌人，红十字会是慈善的敌人，宗教事务局是宗教的敌人，教委是教育的敌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敌人。特色之国一切均走向反面._____________说得好。
　　黄河清的“新史记”还是深深陷入道德历史观。对中共这样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政党而言，道德批判是没用的，反而会被利用。就像改革本来是用来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结果改革来改革反而成为延续维持统治的有力工具。黄河清试图写一个区别于党史的民间历史，通过与党史谎言的对比，确立自己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然而以道德善恶来批判中共，影响人心，恐怕会陷入历史理性狡狯的泥潭，反而成为其猎物。民国后的政体革命总是渴望同时颠覆改造变革国体，如袁世凯称帝，49僭越，但政体与国体隔开两层，也就是先有民国国体，再有民国政体，国体不是从政体上再建构起来，而是相反。大陆政体变革，再僭越改国号，民国始终高高在上，被遮蔽的更高者必将降临。　　《当代中国史稿》是一九八九年后流亡西班牙的中国作家、学者黄河清独立修撰的当代中国历史著作，作者仿照司马迁《史记》体例，将全书分为列传七十、运动三十、本纪十五、表八，详尽记录一九四九年至二零零九年的当代中国（包括港台及海外）的事件与人物近千条，并作出个人精辟简练的评价。海外媒体称其独特历史观与迄今为止的官修或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历史著作形成鲜明对照，更客观全面真实，是世界各地图书馆中文部、中国历史研究机构与学者应备的参考书。　　本文是郑州的刘真女士给我的任务。因为不是赞美，而是更多是批评，耽搁了很长时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的民国历史观找不到靶子，只好把黄河清的当了靶子，除了《当代中国史稿》外，其他的49历史书写我没法批评，因为就像一个人如何能去批评猴子应该讲礼貌。　　黄河清写《当代中国史稿》要干什么，为什么写，就要考究他的政治意图。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看个大概。司马迁作《史记》也是要当"素王"。 同样“绍法《春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拾遗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素王”孔丘一枝秃笔删述六经，与柏拉图把诗人赶出城邦的政治性是相同的。司马迁乃是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将经学和诸子之学整合为一个体系，作为未来政治的指导。　　从远古以来，史官的地位从神圣走向世俗，并且不断匍匐在帝王宝座下。汉武帝宫司马迁，不仅仅有着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且有着精神历史上的需要，通过肉体打击贬低压抑史官的地位，以成为皇帝个人的忠实走狗。司马迁作《史记》，是奋起反击，逆水行舟，其中暗藏着对汉武帝对他宫刑的报复，以笔杆子打击枪杆子，因为道统看起来绵远流长，而权力看起来很短暂，“俟后世圣人君子”，在超越当下存在的历史中，司马迁取胜了。　　在前现代的无尽岁月里，中国人几乎比较少的整体性生存危机，几次外敌入侵也被同化，从深层记忆来说，死亡恐惧与被灭绝意识并没有支配日常生活，而如孔子所说，不知生焉知死，乱力怪神子不语。这是一个掐头去尾，没有起源与终末在场的世俗熟人社会，其社会关系简单得用道德足以调整。因此通常不需要突破现状所带来的安全感，去处理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问题。“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种道德历史观的规定足以遏制当时的罪恶，当时的罪恶在以皇室为中心的，比较小的规模之内，不会扩散到整个社会肌体当中，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再现与重复。道德批判同代人，同时模仿先人父辈，就足矣调整社会关系，不会有大规模的失范。古代县官审理个案子，做两手诗歌，就行了。　　可是1840年三千年的大变局来了，一切坚固的烟消云散，古老的消失，未来的尚未凝固。中国人被抛入动荡不安的现代性当中。生存与死亡问题，上了心头，成了每个人必须担负的沉重，死亡焦虑攫取了每一个人。　　历史学几乎只能是一种未来哲学和世俗神学，远离了道德手段，靠近了律法手段。现代性中有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真的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良善还是恶魔。　　《史记》以降的历史书写过于简单，一言以蔽之“道德”。然而在现代性进入中国后，道德性批判大棒挥舞不起什么，这是黄河清“新史记”没有遭遇和没有处理的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与超善恶的《圣经》比较。《圣经》的历史观基于律法，照善人也照恶人，先知和上帝在人间挑选的王，其罪恶一样写入历史书中，世间没有义人，靠人的道德不依靠上帝颁布的律法没法维系复杂冲突的世间。就像在现代城市里面的陌生人社会中，道德是没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而只有法律才行。　　黄河清的“新史记”还是深深陷入道德历史观。对中共这样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政党而言，道德批判是没用的，反而会被利用。就像改革本来是用来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结果改革来改革反而成为延续维持统治的有力工具。黄河清试图写一个区别于党史的民间历史，通过与党史谎言的对比，确立自己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然而以道德善恶来批判中共，影响人心，恐怕会陷入历史理性狡狯的泥潭，反而成为其猎物。　　我有几年几乎不买书了。翻阅精读旧书，其实不是人读书，而是书读人，让书摩擦亮我曾经想过的思想火花，成为体系，我想我读的书，已经非书，而是我所在的世界，如1911奠基的民国，1949的伪奠基、文革留下的遗产，改革的祸害与对宪政的预备。对所在生存世界的精神现象学理解与阐释。不等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阿伦特指示说，政治理解自己生存世界里正在发生的。身处庐山不知真面目，正在发生的和就在自己世界里的，其实灯下黑最不好理解。揭露历史真相，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距离1949年以来的历史太近，距离毒太阳毛泽东太近，对于写历史者来说，是灯下黑。在毒太阳下的当代历史，半醉半醒之间。肯定归于尘土的东西。　　49后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就是毛泽东。49后的生存都在毛泽东的势力范围内，毛泽东是一种无历史的历史性，把毛泽东之外的人和事务写入历史，是一种因为身份承认的危机把自己极端放大，就像南柯一梦的大槐国。毛泽东是千百年来权力政治预备的心魔与幽灵，灵肉斗争中的对后者的偶像崇拜。 　　刺刀下的人民性作为历史载体　　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黄河清在《自序》中说，本书将主要笔触转向社会、底层。我撰修《当代中国史稿》，就是尝试扭转东西方所有这一切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史籍惯性，企图打碎国史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框架，妄想建立国史既是被统治者历史也是统治者历史的新格局新篇章。　　黄河清说，中共毛泽东如何统治如何变化固然重要，固然必须入史，被统治者的亿万民众如何享受幸福或遭受苦难应该以同样的地位和篇幅或者说更显要的地位更多的篇幅入史。如此，才是国史，于两造也才相当、公平、公正。　　黄河清说，列传七十中五十余篇列传是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有一千多人；二是将他们摆在显要的位置。他们是国之根本，这与帝王将相、东西方政治家历史学家从古至今都如是说而历史事实也如是才相符节；三是将帝王将相的篇幅减至二十余篇；二十世纪至今，刺刀下生存的总体性状态，是一致的。敌我之分，因为处于弱势。 　　只要用枪树立在你的周围，民众什么立场都会被代表，持枪者爱说什么主义，就随便说什么主义，也就是暴力统治，使民众在政治中失踪，或者说民众除了生存和为生存而奋斗之外，就没有立场，他唯一会干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存。枪很重要，你不怕枪？那么只有两个阶层，掌握枪支的，和在刺刀下的。　　新浪微博“一世琴缘”说，我以自己祖辈的经历感觉到：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加入”的问题。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不迁徙或无法迁徙的情况下，天然的以人之作为一个物种存在，跟上层权力如何变迁毫不相干。农民在刺刀下的被迫默认了中共。49年之后，农民拥共是一种刺刀下的苟活与很快就拿走的小面包分赃，是被伪造出来的民意，谁来统治都要活着。而且如新浪微博“红玫瑰罗玉” 所揭发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沦陷区的性质。而知识分子是主动投奔的，裹挟农民拥共的就是他们，掩盖了沦陷区本质。
　　黄河清“新史记”能于一丝阴影处窥见一个隐藏的真实大世界。虽然书写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仅仅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他们渴望代言49之内的所有受迫害者。崔卫平教授在一篇文章说她革命老干部父亲，一方面怀着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心里还是以老百姓身份自任，另外一方面他的真实身份却脱离了普通老百姓。　　我还可以说，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士大夫道统传统的继承人，都成了欲望暴徒的化身，其心灵内部的自我崇高与真理感，没有能力净化这一点。这个词是借用阿伦特的，是被抛弃出秩序，又以公共利益的担当为己任的人。这样的公共利益，实在是欲望和激情，身体并非灵魂。其中以左翼底层知识分子最为明显，乡绅的继承人。不动神色的自命道统，尤其在新精英替代旧精英，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有一定骗取余地的。　　49之后，军功阶层立即被“科举”阶层替代，当年的革命也不外乎科举而不得的替代物，另一种武举，与反智的毛之间有着冲突，为文革。知识分子成为49内历史的主体，于是剥掉刺刀下生存这一真相，否定阶级斗争与暴力，好像已经是事实，于是就用道德知识做评价一切的尺度。给点宽松就飘飘然，就以为升天了。毛泽东说，三天不打屁股，就升天了。　　我们目前的知识分子道统批判话语高度不足，不能中的。相当于与恶人说好话的。例如不能写改革时代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控制的书，如房奴。别看那多人在批判，其实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空，因身处庐山而不知真面目灯下黑。道德批判关于善恶的历史观，隔靴搔痒，是相信人质相信绑匪不会撕票给绑匪说好话或者撒娇。　　如何摧毁这一些人的道统自信呢，需要从194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国内殖民，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准。我试图预测思考，在将来广场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国号回归之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并为之准备，当下已经与之吻合，并不根据过去的，给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尚在虚空处下注。　　我渴望的历史批判话语，如民宪派对汉奸不两立的历史观重建，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国内殖民或者集中营战俘作为政治历史真相的揭露，也是将来有用的。如百年来的共匪抢劫沉船计划。　　宪政肯定不会在1949年秩序斯土斯地的生长，而是海外台风。没法从当下有限中延伸到无限美好。这是一种投射移情，也就一种单纯的心理机制，所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冲突，在短暂时间没有关系，没有此在性的要求。手段与目标没有吻合的可能性，而是手段不断阻挡延迟目标在权力政治的分赃体系之外，成为帝王将相的历史，与平等之间张力与冲突的历史。同样即使如黄河清“新史记”那样几十年呼召，与过去民国一样，在刺刀之下，民众一样沉默，不在场，在历史之外，是一种无历史的历史性。　　沦陷区有历史吗　　政治的魔力，就在于说法的不同，而赋予的意义。就是给历史重大事件的定性，把中心价值从共产党那里拿出来，还给民间，完璧归赵。共产党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淡化它忽视它虚无它。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法军打的，但历史功劳全在美军。我念兹在滋的是，我们自己处境和能力，所参与的历史意义塑造和生长。认识和言说要有主体性，要考虑与自己的相关性。如民国之行宪就有主体性。美国参与中国民主化，也仅为其打工。　　我觉得《当代中国史稿》还是以沦陷区为主的历史，或者缺乏沦陷意识的历史书写。49是一件偶然与任性，并不构成历史的启示与方向。作为民国的异界空间，打个比喻来说，额外的补课时间，不是正常的上课时间。我倾向于它是不是历史，很快就被遗忘的时间，如尼采《历史的滥用》中说的，被立刻遗忘的历史记忆。在当下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大规模苦难还在。　　在1949的框架下造成的苦难，很快就被遗忘，而仅仅成为被迫害的少数人，用来启蒙他人的生意，而且还是不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受害家族历史。这是一种永远在自我摧毁的，无法自足的历史，没有自信，进行自我肯定肯定是代价惨重的自我摧毁的历史。没法命名，保存，传递和指示。甚至人们当作反面教材都不愿意，这是一段渴望遗忘和抛弃的历史，极端不光彩的历史，就像现代化对封建传统一样。或者慰安妇的历史。当下并不一定正常，出于永恒的不确定状态，或上或下，或有或无，两可之间。不能继承，只能资产重组，是一个不确定的问号，而不是色彩浓重的感叹号。　　我看过著名小说家徐星的纪录片新作品《罪行摘要》。看完后讨论，很多启蒙派人士批判说，他采访的其中好几个文革中反革命罪的受害人，已经遗忘了受迫害。我的看法不同，我倒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华民族沦陷被迫当了六十多年“慰安妇“后，忍受巨大恶性肿瘤癌症之后，还有自我修复能力，生生不息的能力。
　　我的看法与老一代的不同，我觉得文革记忆现在是要挖出来，但是为了在将来遗忘掉，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要忘掉，我打个比喻，我们民族当了慰安妇六十来年，这种记忆翻起来打击专制，但这种耻辱烙印入我们身体抹不掉，如果没有强者人格健康地来遗忘远离，将怎么生活？　　1949年秩序于我们并不会产生产生继承关系，过于缠中的负面历史，而且老一代他们自己滋生的应付和挑战体验，无法应付现代性的危机，因为还是在毛磁场之内，简单的说，各种回答都是毛主义之内的寻找希望，对毛主义的信仰，就像基督徒的信徒对耶稣的信仰一样，毛就是他们的唯一的道路，真理和命运。他们所有的生命体验，都被毛总体攫取，毫无例外。　　民族国家就等于历史。没有国体的历史，就等于历史之外的过去记忆，或者是没有历史的历史记忆。只有当下依赖于被49捕获的民国价值，并且垄断为毛与政教合一的，道成恶魔身时，虚无的黑暗历史，才能成为受诱惑与被强迫奴隶可以获取身份承认的历史，天梯般的上升体系。当我们站在民国的高度上，看到一个蠕动的上升，就会判定49之内是没有历史的，就像在屠宰场中的猪猡，有什么历史。　　没有国体的历史，没有起源与开端的49历史，是朝代史，并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身处局中的魔幻迷宫一小部分，却当做了全部，这是一种更大的精神迷失。井底青蛙的夜郎自大。自命为49之后历史主体的，觉得有历史的，对49年之后的朝代历史，历历在目但惶然若丧家之犬。　　在49之内，即使如毛泽东也不能自信的总体把握，总有大量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偶然与必然，所谓命运支配着他们。社会主义目标对专政手段毫无制约力，恢复了命运与偶然的统治，大量自然和血气的东西再统治和支配。这在民国无限美好的暗夜王朝，在无限生长与可能性上投上阴影，成了一根肉中刺，如张贤亮的《绿化树》。　　49年沦陷内的知识分子，构成百年民国特殊的精神病例，即使作为抵抗者，打着民主宪政旗帜，他们的最高高度不会超出毛泽东的磁场，他们是一次地表的陷落，他们相信历史时间在49年中断，49对于他们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奇迹。尽管反抗49，他们还是内在于49秩序，其在世俗的生存，被毛秩序总体攫取的人。　　49秩序肯定不是史诗，不能编织出特定的方向，就从社会主义方向也来说，也是不能的。也就是1949与各种乌托邦无关，而仅仅与成为权贵官僚的人上人的身份承认危机，以及权贵官僚如何再次攫取民众的生存有关。从毛泽东与官僚体系，从整风运动开始，延续到文革来看，越到将来，越能看清这一点。无历史的历史。民国的无历史的底层，进入1949，还是没有历史的。　　民国史观　　腾讯微博“梦漂零”说，49年现在看来是一个转折，但把视线往前逆推，往外比较，往后延伸，则其仅是历史的一个节点，民族的一段往事。大河奔腾，迴流难免，但向前的大势终不可逆。该群体被攫取亦是无奈，时机一到，必然挣脱并极度索偿。必须把49至今的陆独时期，放到民国历史之中，也必须放入延续到台湾今天民国历史当中，来看待这段代价惨重的外挂和额外补课。　　黄河清在自序中说，一个执政党的历史绝不能代替、等同于国家、民族的历史。我作为中国人、底层知识人，视难无睹。故不自量力，妄修此六十年国史，聊备一家之言，以存阙失，以正史实，留与“正史”对照。　　黄河清在“后记”中说自己完全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撰写国史，彻底摒弃以中共为主为正统的观念。中国不是中共，中共只是中国衍生的一个孽子。中共的各式人物只有在其是国家政府的位置上时才成为本书的对象。　　虽然黄河清对此有着精到的认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掉残余的党史尾巴，他把大陆以及大陆的政要处理为太重要了太显赫了，以及看起来台湾在民国就是小尾巴，就是快被统一的边缘。黄河清在后记中承认，六十年的史实确是党国一体，中共主政，这是毋庸质疑的，全部《当代中国史稿》在在说明这一点，但全是在否定中叙述，无论是形式或是内容。　　黄河清说，台湾、港澳是中国，中国有台湾、港澳。我只能在大要上将台湾、港澳包拢在本书之内，也就是当代中国史里。他没有认识到只有以现在还在台湾的民国为主，才能勾勒在大陆的沉沦历史。　　我们必须把这六十年的大陆沉沦当做被迫给苏俄集团当慰安妇的历史，当做民国身体长了肿瘤癌症的历史。移民逃避是没用的，我们注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注定呼吸着雾霾，所以要从我们当下处境，思考民族的再生修复能力，我自己认为十来年所倡言维权和民国当归，都是民族的再生修复能力的探索，这一场大病总要过去，我们得准备未来的修复。　　党内人士总是害怕改革亡党亡国。而我们总是有人去劝他们说，亡党不亡国，甚至党也能存。今天我告诉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国际法上的国家，而是政权，中华民国才是我们国际法上的主体国家。我们觉得党也不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亡，留着你们自己玩。不陪你们玩了。 　　在专制体制内，凡“叛国者”肯定是更伟大、更深层、更激烈的爱国者。所谓山巅的，一定是去掉专制力量的毒瘤，是让国家民主自由起来。然后专制利用巨大的宣传能力，制造出国家民族与专制的二位一体，爱国就非爱专制不可。为打破这种垄断，只有民国才是祖国，民国当归，在专制画定的圈子外反专制。　　我对国体与政体知识开始关注后，发现民国初年最盛。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高度极高，好像天外飞仙，其区分国体与政体，提出国体乃是天意革命，非人力所为，他给政治家的任务仅限于政体问题。这个把握了民国之后所有政治变革。如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以辛亥革命之继承台湾转型参与者所总结，国体永恒，政体变革。　　民国奠基之国体，并不是随政体的确立而生成，而革命所成，政体是后面的政治组织制度。民国后政体革命总是渴望同时颠覆改造变革国体，如袁世凯称帝，49僭越，但政体与国体隔开两层，也就是先有民国国体，再有民国政体，国体不是从政体上再建构起来，而是相反。大陆政体变革，再僭越改国号，民国始终高高在上，被遮蔽的更高者必将降临。
　　@modentic 20楼
22:02:16　　苏联才是日本侵华的罪魁祸首！　　中国人应当认清
真相，揭露被大肆篡改的
，让传统的法家黑恶统治权谋术和外来的苏俄黑恶势力彻底暴露于中国人民面前！　　转载一篇以前的文章：　　最近，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公开要求中国修订
教科书，要求中国对抗日战争中描述“不恰当”的部分予以修正。尽管川口顺子没有详尽罗列具体的细节，但有关《田中奏折》（现在日本一般称之为“田中上奏......　　-----------------------------　　楼主对日本侵华时没有人性的对中国人的屠杀怎么看呢？？？请楼主再仔细考证一下，你家族中的人在当年是否被日军以贵宾礼待之啊？真是忘了祖宗，没有是非观。。。。。。。
　　看来楼主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啊，可是你千万别把我们这些草民带上找死之路啊，就算我们真的跟着你走，果真有一天你飞黄了，你会不会又是一个朱元璋啊？你今天，现在能安逸的在网上任意说自己想说的话，饿不着，又不用担惊受怕，比我们这些整天奔波胡口的百姓好多了！
　　兄弟只想糊口，没功夫扯淡。羡慕楼主。。。　　
　　明白人
　　佩服楼主的胆量和勇气
　　回复第19楼(作者:@modentic 于
21:57)　　共产党员袁腾飞出走说明什么？　　刚才看猫眼说袁腾飞29号要出国，要换一种方式生活。还说人挪活，……　　==========　　组织关系当然转回共产国际总部。　　
　　你是日本杂种？鉴定完毕。　　
　　@modentic 毒害中国一代的书.,,,概念英语...我去,,,读了好多年一点用都没有,,,浪费大把美好时光!!!!!!!!!!!!!1
　　@modentic 17楼
21:43:58　　一位网友说：　　没有互联网以前，我以为近代史就是一部英雄史。　　有互联网以后，才发现近代史是一部欺骗史。　　　　-----------------------------　　赞
　　真相，是一种奢侈。历史的真相，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所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或多或少，都具有个人主义色彩。那些所谓的哲学巨著，也不过是个人言论，为了达到极端表达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都用过夸张和扭曲的文学手段，语言的特点就是煽动性，不煽情不足以传播。对于历史，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历史，除了说明那是过去，什么也说明不了。哲学，不是给人精神的安慰，就是给人精神的痛苦。我们必须活着，我们必须有思想地活着。他人的著作，关键是怎么使用，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肉，还可以刮胡须，你不能说到是不好的东西。《我的奋斗》折磨了一代犹太人，但是幸福了一代德国人。　　存在的就是存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历史，我们只需要守护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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