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往事（2）_非虚构写作-爱微帮
&& &&& 铁岭往事（2）
写在前面的：今日继续推送《铁岭往事》第二部分。【沉浮录三】打黑英雄1、“典型”和“意外”　　直到现在，霍玉奎仍然觉得，自己才是党在基层的典型代表，王立军只是个“意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霍玉奎坚信，王立军最终会出事的——他相信这个体制的纠错能力。虽然，直到这个认定最终成真，他等了整整20年。　　这个被王立军竖为“黑社会保护伞”的前铁岭刑警支队副队长，是骑着自行车来见我的。　　即使已经58岁，178左右的他依然瘦削、干练，保持着当年政治精英的样板身材。说话不紧不慢，没有这个粗犷的城市常有的用以充当语气助词的脏话。看得出他有自己的信念，这让他始终保持着得体。即使提及一手把他投入监狱的王立军，霍玉奎也只会用极其简短的概括词汇表达不屑，陈述性的事实更多。　　尽管已经和我交流过几次了，他打来电话，第一句还是说“你好，我姓霍”。　　在遇到王立军以前，霍玉奎算得上是中国管界的示范样本。l7岁读完书，先在当地当交通警察，因为外貌、作风、行事都被认可，和另外三个长相俊朗的年轻人作为未来的储备人才，保送到沈阳武管总队当兵，回来后转到消防警察，然后提拔到县公安局里的治安科。1986年后，他被派到县里最大的红旗派出所当所长，并且还兼任分局的党委委员。“我所工作的地方，一直都是重点的示范单位”，“而我是其中典型的人”，霍玉奎只有在描述往事的时候，才难得地显露出得意和骄傲。　　霍玉奎信任这种看上去比较刻板的官僚体系——不同的职务，可以展现这个人遇到不同情况的各种反应，而且因为慢，人身上的一些问题总能得到充分的暴露，就不会出现错误提拔的情况。也因为程序要刻板地一接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才不会着急，不会被欲望带坏。”　　在这样的体系里以这样的速度当到所长，唯有一个原因：对组织赋予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表现得得体、到位。按照这体制的惯例，这个年龄能抵达到这一层级，霍玉奎已经进入一个平稳的提升通道，被确定是更高一层领导的后备人选。　　当完所长一小段时间后，他就被安排到局里治安科当科长，在几年之内他又历经了市公安局刑警队、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市政法委秘书科等部门，最终调到区政法委当书记，然后就回到区公安局当副局长。“这是这个体制培养人的的第二个阶段，让一个人经历这个专业各个相关口的工作情况，好增强以后的领导能力。”　　这本来只是霍玉奎又一个过渡性的工作，但是，当他到刑警支队报到，第一次见到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时，心里就开始不安。他直觉王立军有“非常规的想法”。　　霍玉奎承认自己内心瞧不上王立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王立军并不是经由这个体制正常考核上来的人。铁法此前的公安部门，“正式编都不是，就行政编了一下，我估计他这个派出所所长连股级都不够，突然提到市级的常务副局长，等于跳了三级。”　　霍玉奎确信，只有完整地经历这个体制，才有可能锻炼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强化他这种信念的，还有家族其他成员的故事。他的亲友中，有沈阳军区少将、有河北副省长、铁法市市委书记一级的干部。这些亲友和霍玉奎一样，大都是在十七八岁，因为某些优点被吸收进机构，然后这么—步步按照程序发展上来。生活在这样的家族中，霍玉奎没有对权力的渴求感，而是对体制有近乎纯粹的信仰。　　但霍玉奎愿意尝试“理解”当时的—些特殊性：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很多机构，特别是经济部门都在突击。“经济催着人心都’着急了”。　　即便如此，“其他行业再着急，公安系统不能着急”，霍玉奎说：“公安掌握很大权力，搞跳格，突击提干，容易让一些本身素质不好的人，因为某一个闪光点钻进干部队伍，产生巨大的影响。”　　王立军的提升，确实在市局里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批类似霍玉奎这样“正常爬梯子”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解和抵触。　　王立军刚来市局的时候，—开始尝试请过大伙一起吃饭，想借此表示亲近，然而，几乎没有人热络地回应。一次拒绝后，王立军就转过来，用—种格外傲慢的方式和同事们相处。“王立军特别形式主义，要求所有人在他到来时，必须起立立正，并站着汇报工作。许多事情不管做不做到，他就顺嘴开火车，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认为不对了就让你回家。”在很长的—段时间里，王立军的缺点总是被不断地发掘、放大。　　毕竟成长在不规范的地区，王立军身上带着这些市局的人看来粗鄙的政治技术：王立军特意嘱咐，不管他在不在，必须把他的办公室的灯，24小时开着，他毫不避讳地说：让路过的市委领导“觉得我通宵达旦地工作”。他还让人买几箱泡面放自己办公室，但是另外叮嘱下面的人干警，每天让市公安局后面的酒店送两只海参，和黄瓜—起去皮打碎，当自己的早餐。领导来了，王立军马上把方便面拿出来，装模作样搅和两下子。　　局里对王立军的窃窃私语一直没有休止，还有人肆无忌惮地表演泡泡面的情节。越来越多人期盼霍玉奎的迅速提升。在一段时间里，王立军对底下的人越傲慢、蛮横，霍玉奎的声势就似乎越是提高——似乎更多人觉得，如果霍玉奎能完成职务上的反超，那似乎意味这个体制某些部分的“拨乱反正”。　　霍玉奎知道，虽然自己尽量避免，但已然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个激烈的位置。他知道，自己和王立军正是这个体制催生出来的两种矛盾的东西。他与王立军在这一时刻，似乎变成了两种政治方式的对决。　　霍玉奎猜想，王立军会准备采用一些他理解不了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处境。但他没想到，这个事情与自己有关。日，毫无征兆地，霍玉奎突然在办公室里被带走。“这简直太胡来了。”即使过去二十年了，霍玉奎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激动。他自认为对工作抱有洁癖，在他此前的二十多年，连被领导批评，都是自我无法容忍的事情。　　在被押往拘留所的途中，霍玉奎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内心的傲慢是否曾不小心表露，并最终激怒王立军。有一次他管辖下的派出所派人来汇报案子，霍玉奎在四楼听取汇报，并不知道王立军突然在二楼召开会议。直到有人提醒，霍玉奎连跑带冲赶到二楼，迎接霍玉奎的是王立军那种让他发冷的眼神。平生第一次，霍玉奎觉得应该去解释点什么。　　霍玉奎的猜测是对的，那一次的迟到被王立军正式当作一种挑衅，王立军事后专门问过其他人：“老霍这人是怎么回事儿?”‘开完会，我去找他，刚要开口，他挥挥手，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他那态度就绷着脸。你也不知道他什么心情。没过几个月，就把我抓了。”　　更让霍玉奎觉得无法理解的，自己究竟最终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才让这个体制批准了王立军对他的逮捕令。　　霍玉奎被逮捕的时候，连罪名也没有。这种完全不合乎正常办事程序的事情，就发生自己曾负责治安的单位里，作用在自己身上，他非常吃惊。让他吃惊的还有，抓捕自己的，是从外地临时调来的警察，然后自己也不是进常规的拘留所，警车直接开往一栋小白楼。“活脱脱是电影里的情节”——这在霍玉奎看来，又是一个完全不合规矩的事情。　　双手被拷上那一刻，霍玉奎就问为什么?王立军的回答是，你自己想想。　　霍玉奎的监室是一间小屋，窗户被纸糊着，一条粗大的铁链一头锁着他的手，另一头拷在床头，吃饭如厕都不解开。提审总在半夜，这小白楼又单单一栋楼在田野里，只要审讯室一有哀号的声音传出，楼下的狼狗就跟着叫。　　起初的四天四夜，霍玉奎无法睡觉，他把自己的人生从头开始想了好多遍。“第一次那么剖根究底地想找到一点线索，让自己明白为什么。”但整理了好几遍“我真的自认为一辈子都在尽力做所有人认可的好人”：在做派出所所长的时候，前任所长总会亲手把办好的户口交给居民，借机当面收取好处，“我认为这是份内的业务，改变流程，不再由自己经手去揩那道油”。有一次，辖区内—位居民有精神障碍，过去曾亲手捂死过自己的孩子，他到派出所办理户口时，直接拿起痰桶喝水，人人避之不及，“是我亲自出来为他批了手续，那个病患一向不懂人情，事后居然自己扛来10斤大米表感谢。我知道没法和他争执，收了大米，但留他在自己家吃了一顿饭”。除了这样的小人物，霍玉奎也曾经拿着市委秘书长、市政法委书记的条子，为副专员追回过偷走的工资袋，把工资单都从厕所里捞出来，与钱—起一文不少地送还给当时铁岭市最高层的领导。& & & &“没有人天生拥有那么好的品格，”霍玉奎说：“这二十年的公职工作，我一直把它严苛的自我修炼过程。”因为他坚信体制需要他这么做。而且体制会回报他。& & & &“我当时到街上，偶尔打车也要费一番口舌，因为司机发现是过去的老派出所长，会坚持不要我的钱”，无论从底层民众还是上司领导，在这座城市生活多年，人脉和名望渗透到方方面面，霍玉奎自信“我有我的社会基础”，然而，一向体面的自己，竟然会被铁链囚禁在荒郊野外，“毫无尊严可言。”而且原因不明。　　他开始不断反过来追问审讯他的人：你们到底要我说的是什么?你们就一直让我交代，得让我知道交代什么?这样的追问将近一周，最终是“审讯的人自己慌了”，告诉霍玉奎，他的“案子”原来是王立军正轰轰烈烈发起的“9.19打黑”的—个。9.19是从承接上面严打精神，市委领导结合铁岭实际做出的部署。为了支持这个部署，领导甚至特批，可以特事特办，在有足够的判断下，先逮捕和审讯。这让王立军没任何实际证据前就可以抓捕人—一即使是刑侦大队副队长。　　霍玉奎恍然大悟，王立军做了很聪明的政治投机：“而且王立军可能以为，一抓一个准，谁没这或那的问题?”霍玉奎甚至能想象，王立军向上级申请逮捕自己的理由：先提设定有黑社会了，然后抓了—拨人，紧接着说黑社会之所以那么猖獗，在于警方有人充当了保护伞，“为了铁岭，必须彻查到底，用这样—个完全正确的逻辑包装，要我是领导，我也没法拒绝。”霍玉奎终究还是为体制在自己身上犯的错找了—个合情合理的理由。2、打黑的“需求”　　如果只是这个原因，霍玉奎有信心，自己很快就会出来，而且体制会恢复甚至补偿他的损失。　　按照当时市委领导传达下来的精神：正因为经济沸腾，全国又在掀起一轮严打运动，再加上铁岭发生过两次恶性事件，让市领导和时任公安局局长陈泰宝有了整顿的想法：1994年6月，在县法院民事庭在调解一起经济纠纷过程中，当事人不满调解结果，当庭引爆炸药包，至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和当事人死亡，另一人重伤。而在更早之前，市政协某官员的轿车，被人安装爆炸装置至当事人死亡，另一人重伤。　　这个级别的打黑运动，严格意义上本应该由公安局一把手负责的，不过，王立军曾在晓南和犬明镇以打黑著称，又刚到市局来需要有所表现，领导最终同意让王立军总负责。　　即使其他人对王立军背后关系网有再多的猜测，霍玉奎依然笃定：打黑特长才是王立军真正的靠山。霍玉奎自己也有大量的关系网，但关系网只是构成你在关键时刻的推手，王立军这样的火箭，简单的关系网是造不出来的。王立军升迁的真正秘密，是他发现了社会对打黑的需求，并成了这个国家打黑的代言人。“有时候，思想‘正确’比什么力量都大。”　　霍玉奎从来不认同打黑这—做法。那两起恶性事件，在他看来，都是个例，特别是政协轿车爆炸案，已经证明罪犯是有精神分裂倾向。这两个事情恰恰说明，经济的发展在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让社会的人心和阶层发生了新的摩擦可能，应该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如何治安。　　在他看来，铁岭当年并没有黑社会，按照刑法的定义，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跟其他城市一样，铁岭当年有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但都是单独出现的个体案件”。　　这些作恶的人，在霍玉奎看来，只是平时社会上一些“作得很凶的小孩”。“是有人经常在一起打架闹事收保护费，郡些霸道的小地痞们最大的一次殴斗叫北山战役，规模不过几十人，所用的武器都是铁镐、铁锹，没有枪支弹药出现。完全达不到黑社会的程度。”“对这些小孩，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导、教育。”　　霍玉奎的理念是引导人正面的一面，遏制恶的一面。而且他看到这些“很凶的小孩”，“通常也是很有冲劲，很有能力的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铁岭，开饭店、餐厅、物流等这一类新买卖的，都是这些在市井里打架立名的人。　　果然，正如霍玉奎的预料。最终落到霍玉奎头上的主要的犯罪罪名，是黑社会二亮子的保护伞。　　二亮子原名张洪俊，年少时候曾是当地的混混，被抓时是当地有点名气的商人。两年前，一次打架事件后，为了躲风头，二亮子跑到了外地，此后他想回来自首，便带了两万块钱托霍玉奎帮忙打点说请，公安检察相关部门的朋友都判断情节不严重，也都没有收下这份人情。据霍玉奎说，特意与二亮子的母亲打了招呼，准备拿着那两万块钱给老人存入银行，他就被逮捕了。　　即使在王立军军依然执掌期间，对霍玉奎的判决书还是承认了霍玉奎无意受贿这个情节，也因此，当时的霍玉奎非常期待“能马上放出来，并官复原职”。　　但霍玉奎还是天真了。他继续被扣押着。亲友们来探望的时候，给他带来了消息：王立军发文给霍玉奎工作过的街道、办事处、单位，说，任何人只要举报霍玉奎有功，都可以被奖勋甚至马上提升。　　这样的“谣言”，霍玉奎的家人虽然不相信，但开始心神不宁。事实上，这些在政府各级部门工作的亲友，也通过这个体制内的各种规矩，来尝试告诉王立军：这样的刑拘毫无道理。　　王立军的回复理由是：“这是领会中央精神，结合地方实际的严打，我相信老霍没有问题，但是要严查。”就这样，霍玉奎继续扣押在小白楼里。一个中央抽象的理念，在王立军的运作下，成了这么多体制内的官员也冲破不了的铁幕。　　最终霍玉奎被关押了将近—年。等到他出来，才发觉，一切都变化了。在私底下，有一些人来表示过同情和关心，但每个人，包括曾经最支持自己的一些下属，在公开场合都躲霍玉奎远远的。霍玉奎听曾经的一个下属说过，他被抓进去后，“王立军竟然连霍玉奎也敢抓”这—些说法曾经震撼了整个公安系统，虽然进—步的审查证明霍玉奎确实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这竟然反而强化了王立军的威望——老霍什么事情都没有，被王立军说拿下就拿下。”　　霍玉奎确实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落单了，公安局有一位姓刘的女性文职人员，一度跟对门的同事矛盾深重，“纯不讲理，打的那是生死架”。局里让当时最有名望的霍玉奎出面调解，借用他的权威和人缘，化解了两人尖锐的冲突。然而在霍玉奎羁押的时候，这位刘姓政府宣传人员，受命为王立军撰写宣传材料，绘声绘色地讲述霍玉奎如何与二亮子沆瀣一气，到处讹诈钱财，在家具公司、水泥厂等挨家挨户打白条，最后建出了二亮子的饭店。当地报纸、后来的宣传材料，都一一沿用了里面的情节，而其实，最终法院和各级部门都证实“都是瞎编的”。　　那段时间，霍玉奎觉得自己似乎无处可去了。刚出狱没多久，闲逛的他碰到三个歹徒在抢劫一个小年轻，那歹徒挥起刀就要砍人，霍玉奎“不由自主冲出去顶”。“刀就落在右手上。家人送我去医院的时候笑话我还以为在当警察啊。”　　霍玉奎伸出右手，给我看那个刀痕，淡淡地说：“手的肌肉组织被破坏了，这手从那个时候就废了。”说到这儿，突然声音一哽，什么都不愿意说了。3、打黑的“作用”“我知道当时很多人骂我是王立军的跟班”，计连科两手—摊：“我其实也被逼得很惨。”计连科就是当时“小白楼”的实际负责人。　　在这个体制里，计连科—度是个既边缘，又主流的人。刑警是公安局最容易出成绩的地方，而计连科业务能力尤为突出，“不排第一，也该在第二吧”。但在人际上，他—直非常不擅长。同事总觉得他质朴得有些过头。衣服上时常有污渍油迹，说话时喜欢用“俺”做代称。后来王立军带他去—名部长家拜年，计连科才第—次在那儿见到盒装纸巾。回铁岭后，他最常和别人讲的故事是“人家部长家的卫生纸，都是一拽一拽的。”　　因此，警名再远摇，计连科办案却经常连摩托车都轮不上，多少公里地只能靠走路。局里给各支队拨款，他管辖的刑警总分不到多少。　　即使这样，计连科终究也是四年—级、四年一级这样上来的。因此和市局里的许多人—样，王立军还没到任，他早早地表达过厌恶：“这种跳飞机的人，肯定玩的很虚。”　　和王立军真正见上面，计连科对他的第一印象却是新鲜、好玩：带着墨镜，穿着皮尔卡丹的风衣或时髦的皮夹克，腕子上挂着好看的手表;说话、办事一板一眼有繁复的讲究，出门谁走前谁走后，哪个级别走中间哪个走两边都有个说法;无论是多少人的饭局，都是带领话题的焦点，时不时讲个黄段子或是戏弄—下属下。喝到高兴，王立军还能亮嗓子唱几句。在工作中，王立军说一就一，没有犹豫，简单利落;很多事情，做起来因此特别方便、直接。—些拖了许久的事情，王立军—来，就全部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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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说他有点儿小魅力”直到现在，计连科依然这么觉得。他觉得王立军擅长的，恰恰是他最欠缺的，而这些优点，在政府工作中也很重要。他甚至在王立军的影响下，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去做了套假皮尔卡丹西服，然后很紧张地问王立军，精神不?　　计连科从没想过，自己会是王立军三顾茅庐的人。在王立军被任命为9·19打黑负责人后的两三天，计连科就被找过去谈话。“你是搞刑侦的，打黑你得参加，我来当指挥。”计连科本能的傲慢让他拒绝了这个“讨好新领导的机会”，他觉得王立军根本不懂刑侦，“凭什么领导自己”。没几天，王立军又找到计连科，计连科又拒绝了—次。计连科以为应该不会有下文了，没想到局长陈黎莹荣自找到他，“老计你去吧，市委书记都来电话了。”　　回顾二十年前的那次决定，计连科坦言，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王立军可以让我完完全全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以前，铁岭刑侦支队只有三十几人，拨款少，没车、没钱”，王立军—到，扣了好几台车，豪气地告诉手下“执行任务，车随便开”。9·19打黑的规模更是前所未有，—下子几乎整个铁岭公安的资源全部集中在了刑警的手中。计连科从来没这么过瘾过。　　计连科分析过王立军为什么找到他：王立军出身小镇派出所，以前办案其实谈不上专业。他需要专业的刑侦技术。另外，王立军必须有自己的人，刑警队成了王立军组建嫡系部队的天然班底，自己自然成了被需要的人。王立军当时曾放言：“刑侦队就是铁岭公安局的黄埔军校。”王立军到任以来，把新招的大学生，全都拉到了刑瞥队，还从各部门物色尖子。很快，刑警支队超过了120人。　　计连科当然明白王立军的处境。局里那么多人排斥他，王立军的性格又让他无法采用讨好的方式，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快地出尽可大的成绩。在刚开始的—段时间里，铁岭刑警队里的“王立军小分队”气势很高涨。因为王立军惯常的强势、着急，此前积压的一些案子一下子解决了。　　到这个时候，计连科已经不去计较他“没什么业务能力”。王立军可以打通上上下下的关系，市领导能因此重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这也是能力。”　　王立军第一次和他说到打黑计划时，计连科非常兴奋。计连科是赞成打黑的，首先他很期待打黑能让自己过一次前所未有的刑侦瘾，再有，他一直不太理解霍玉奎式的宽松。他并不太懂，也不相信“教育”、“引导”等这种虚的力量。“铁岭当时治安确实差，我老婆上街买菜还要我当保镖。”计连科至今认为，没有打黑，也不会有后来铁岭的治安环境。　　在9·19行动正式展开前，计连科看到王立军在忙活地到处找小白楼——有单独的一个楼，有从各个地区调来的警察队伍。王立军的各种行为无疑都在向计连科透露着一个讯息：大干一把的时候到了。　　第一个抓的是杨富。这个决定计连科很赞成。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杨富杀人越货，抢劫偷盗。但他是那些混混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抓他，或许能灭灭这个圈子的威风。紧接着，是二亮子，这个计连科也理解。二亮子和杨富一样比较有名气。在计连科看来，二亮子纯粹是自找苦吃。开饭店还搞了两辆推土机立在门口，然后垂下两串鞭炮大肆地轰，“在那当口，等于是自己跳出来的人选。”　　王立军希望计连科帮他管理小白楼，计连科同意了。然而，进小白楼没几天，计连科就开始内心不安。“由于专案组当初并没有明确打击范围，又采取了先定目标再抓人后取证的方式，所以产生了扩大化。”“凡一些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的负责人跟所谓‘黑社会’有接触的都被列在收审范畴。”而这些人，通常都是这个地区比较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头面人物。　　计连科隐隐约约感觉到王立军的标准：有名的，有钱的。　　小白楼里越发充满着计连科不认可的审查：没有严格的犯罪事实，而是试图通过拷打让他们自己交代。犯人被铐在铁床上，不许下地，一拷就是三个月。也不移交看守所。　　这不是计连科认为的刑侦的方法，也不是他觉得合理的做法。他不断找机会向王立军建议放掉没找到问题的人，却一次次被王立军拒绝。　　真正让计连科吃惊的是，霍玉奎也被投入小白楼了。而且还审查了一段时间，果然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犯罪事实。计连科一直有一个原则，“不整公安局内部”，“那样做太不讲规矩了。”但是现在他能做的只是想办法让霍玉奎少受些罪。　　从霍玉奎开始，王立军的打黑行动，在那个阶段一度转向“公安局内部”，很多人不断被盘问和老霍是否有哪些来往，每个人人人自危。　　计连科此时已经察觉：自己也无路可退了。“同事们渐渐也对我有另外的看法，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王立军最亲密的人。”计连科早已习惯被人排挤在外，但他“得按照自己的良心来”，“我偷着私下拦住一些拷问，尽量减少些痛苦。”　　这种完全失控的打黑，让计连科一度失眠，他只是一次次和王立军反映情况，希望让王立军明白，“打黑的方向和方式似乎错了。”但王立军没有耐心听他的任何建议。　　看上去毫无根据的抓捕还在扩大。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9·19”抓了国营企业法人7人，民营企业家8人，市、县公安干警4人，区检察院干警2人，市法院干警1人，市执业律师1人。其余的，还有为数许多的“社会闲散人员”。　　被抓的人，越来越让计连科哭笑不得。他认出过一个人，曾经是和王立军一起研究文物的同好，后来听说是买卖中出现纠纷，就被以打黑的名义抓了进来。还有一个朋友和计连科抱怨，自己刚买了一辆豪车，突然被王立军安排人给扣下了。经过多方人情运作，朋友终于见到王立军本人，没想到王立军只是随口说一句，“没什么毛病，就是想认识认识你。”车子就给放出来了。“或许打黑是王立军想到的在市局里开一条路的办法，但真正运作起来，那里的名和利，好像激发了他另外的东西。”计连科不敢质问的还有一件事情：前后总共以打黑名义在铁岭抓获了136人，不管是否有罪一律采取罚款或交先保释金。少则1万元，多则3至5万元不等。但最终入市局的帐仅仅21万元，其余200多万不知去向。后来，1996年铁岭市党组会议上，有人提出查看9·19账目，王立军回答“刑警支队搬家，账本被水泡了，剩下的被老鼠咬碎了”。　　计连科猜想，那时候的王立军格外需要钱。“他地位越不巩固，越必须用很多的钱招呼人。最大的开销可能是招呼媒体。”9·19打黑那阵，王立军到哪都带着一队媒体。　　折腾了小半年，终于逼近年关，计连科迫不及待提议把打黑组织撤掉。在他的经验里，没有任何一场运动会持续这么久的时间，事实上到了后期，实在无人可抓了，王立军开始到铁岭市下属的各地去搜捕。　　王立军答复，“不行”。没几天，市领导提出同样的建议，同样遭到拒绝。　　这样的态度让计连科觉得十分蹊跷，坚持下去是为了什么?计连科看到，王立军继续不断要求手下的人联系媒体，整理各种材料给领导，也总是到领导办公室里去。过了几个月，王立军突然宣布撤掉9·19工作组，没多久，王立军被铁岭市委推荐，获得国家人事部、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称号。在这个基础上，同年5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参加了全国劳模报告团和全国公安劳模报告团。　　就在王立军忙着到处宣扬他的打黑事迹时，铁岭的法院开始宣判9·19专案的“犯罪嫌疑人”。长达一年的运动，前后拘捕几百人，最终够证据起诉判刑的只有18人，其中被处决4人;被处决的罪名，大都是因为定义上比较宽泛的“流氓”和“强奸”。而几个被扣上所谓“黑社会保护伞”帽子的8个涉案公安政法干警、律师，在打黑结束的几个月内，“经市纪检委和市、区检察院、法院审理后，全部被平反、纠错、恢复名誉”。9·19打黑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各级报刊大篇大篇的报道都在歌颂王立军和这个专案组。计连科有时候出门，就有群众向他欢呼翘大拇指，但他挥手转身赶忙就走，心里有说不出的不踏实。　　从小白楼回到局里，计连科再次审视自己所在的单位，经过9·19这一站，王立军已然在局里组织好自己的体系了。当时跟随王立军打9·19的年轻干警，各自因为功劳占据局里的核心位置。当然计连科也被市局领导和王立军挂上了头功。　　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计连科知道，王立军搞垮的一些人各有关系网，他们一个个通过各级领导，试图在合适的时机“调整”王立军。　　关于王立军抓捕犯人的英勇资料在办公室已经屯了几大箱子，但是他依然“非常努力地继续积攒”。为了随时可以联系到公安局的摄像师，还特意扣了一个大哥大当专线，24小时保持联系。　　小自己10岁的王立军在9·19打黑后，开始“阿计阿计”地叫他，办了不合他心意的事就当众破口大骂，甚至甩人耳光。他最不能接受的，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王立军拿了包烟扔给大家，酒足饭饱桌上的烟不见了。临走王立军和计连科拥抱，他感到王立军顺势把自己兜儿摸了—遍“他在怀疑我偷了烟，是当着大家的面赤裸裸的羞辱我。”　　终于忍不住，计连科还是做了点什么。有—次—个领导突然拉住计连科问，王立军是不是执法比较暴力。计连科支支吾吾，表示了肯定。这个事情马上传到王立军耳朵里。王立军怒气冲冲来责问他：你是谁的人?两个人冷战了—个星期后，王立军却突然在计连科岳父的生日那天，送去了礼物。　　几个月后，—个雨后的早晨，在公安局外面发现了—个炸药包。王立军报案，声称这是歹徒放的炸药想灭他的口，“不想，下雨把导火索浇灭了，这是上天怜爱。”而“柱子上的黑色痕迹就是熄灭时留下的”。计连科知道这肯定是王立军在压力之下选择的怪招：这个故事证明他因为无私打黑招致来可怕的报复，经过一宣传放大，就会激发了体制内和社会对他的保护之声。　　然而，搞刑侦的计连科，太知道炸药的导火索点着了扔水里都不会熄灭，而那块黑色痕迹，—看就是轮胎蹭的。作为整理材料的需要，计连科再次被问询到。计连科实在无法让自己在引以为豪的专业问题上说假话。　　汇报上去的结果，是领导随即去找王立军谈话。不一会儿，王立军冲进了计连科办公室，抬手把手枪砸了过去。计连科躲过手枪，背后的东西稀里哗啦地也碎了。　　从那天起，计连科发现王立军派人看着他的办公室，只要有人来，就会被他叫过去训斥。不久，连送文件的都不敢靠近计连科。不要说破案抓人，自己连日常工作都没有了。计连科甚至听说王立军花了几十万雇了人要杀他，据说杀手到了铁岭，—打听发现计连科是公安，被吓跑了。不过，计连科始终没有看到杀手，无法判定事情的真伪。　　局里的领导看他俩矛盾太大，就把计连科调去底下的分局做局长。上任后第二天，王立军马上把计连科的五个副局长叫到市局里谈话。回来以后，没有一个副局长听计连科的话，还有一个指着鼻子骂他。局里选举，这些人还联合起来把计连科的政委给选下去了，—下子”连领导班子都组不起来”。计连科—度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4、“入伙”的“条件”　　在银州区红旗派出所所长杨锋看来，压力似乎在几年之内就重构了王立军。1993年，杨锋第一次见到王立军。当时杨锋是市区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王立军是晓南镇派出所的副所长，在他印象里，王立军狂妄、粗鲁，但也坦率、好玩。　　再次见面时，王立军已经是比杨锋高两个级别的市局副局长了。王立军才上任没多久，杨锋所在的派出所在调查一名卖淫妇女时，审问到这名妇女与铁岭一位领导进行过交易。市委书记知道了这桩丑闻后，亲白找到所长杨锋要求继续深挖，与此同时，纪委也组织了专案组。　　在这个专案组里，杨锋与王立军贴身工作了十多天。十天接触下来，杨锋觉得现在的王立军是个心神不定、坐卧不宁的人。常常召集开会，人到齐了他却不发一语，斜楞楞地盯着你，看得人心里发毛，最后却三言两语讲完，说“好了，先这么地吧。就让人一头雾水地走了。“王立军每天看起来都神神叨叨的，似乎特别焦虑紧张”，“却不知道他在琢磨啥。”　　杨锋感觉得到当时王立军的压力，这种压力，促使王立军做出一个个过激的行为。正因为对流言的焦虑：杨锋听说，王立军在各个层级早已经完善了耳目。曾经有一个叫于红海的干警发过几次牢骚，被反映到王立军耳朵里，很快就被因此免职。而计连科也告诉过杨锋，“和王立军在—起，他电话就没闲过，警局里的、其他部门的、老百姓，都是反映问题的。”　　他改变了见下属和其他人的流程：过去见副局长，只要敲门进去就好，干警们有时候没事儿串串门儿，坐沙发上闲聊下工作和生活。王立军在门口设置了一个警卫，不管什么人要见他，都要先跟警卫通报预约，被允许后才能进门，而且必须立正站好汇报。　　这其实是种恶性循环：质疑给了王立军压力，压力让他更加强势，强势又带了更多质疑。王立军变得越发的暴躁，越发需要通过一些“手段”和“技巧”标榜—些姿态来安抚自己。　　杨锋虽然理解，却很反感这种做派。自已经历过七任公安局长，没有一个需要他如此恭敬。他去找王立军，故意一进门坐在沙发上。杨锋的底气在于，他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同学，现在已经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委秘书长的级别。王立军经常请他们喝酒，一群男人喝高兴了互相勾肩搭背，甚至交杯酒，饭桌上王立军与杨锋并不见外。　　看上去，似乎王立军对杨锋有些格外的尊重。但杨锋后来觉得，那时候的王立军正忙着“整顿”市局里的关系，既无暇顾及他这个直属分所，同时需要他那些同学的力量。　　果然，气氛正在微妙起来，自己所里的一些人默默地与王立军接触得越来越频繁。一开始所里的人对那些人冷嘲热讽，但是，没多久，这些人职务一下子提升，另外的人安静了。反过来，那些看不起这种献媚行为的人被挤到冷处，甚至因为丁点儿的事儿而被免职。　　杨锋掰着手指头对GQ的记者数，从刑警大队长、治安大队长，到各个派出所的所长，所有层面都被王立军大肆调整。在杨锋的这一层级，十多个派出所所长前前后后都被撤换：“第—批就地免职四个人，第二批免掉两个，心理抑郁被迫辞职了一个，调走了—个，病死了—个，最后只剩一个安然无恙”，“那是因为有至亲在市委组织部任部长”。& &在那样的环境下，杨锋也意识到自己早晚要做选择的。他不可能再假装自己跟王立军没关系了，最安全的办法只有投靠王立军，第一个代价，就是当时很多人在做的：把自己工作里的功劳都归给王立军。　　杨锋明白，王立军身处的利益链条：他因为格外的政绩，所以成了明星，因为成了明星，必须再多点政绩。如果他想一直维持明星的位置，他必须总能出格外的成绩。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王立军自己也被绑架了。　　事实上当时市局派出所已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案子要破的最后一刻，必须通知王立军。王立军会带着摄影师来，在镜头前做完部署才能行动。然后经过这一程序，最后的成绩，“主要还是王立军的”。　　现在在杨锋的家里，还有几本铁岭公安局自己编印出版的读物，里面赞颂了杨锋整治村匪恶霸和破获铁岭市孕妇碎尸案的过程。杨锋自信是个业务的好手，所以他格外珍惜这些成绩。“如果同样宣传，咱不比王立军差。”& & & & 1996年5月，吉林省吉林市三个歹徒劫持了一辆出租车，杀害了司机后抛尸在玉米地中，用泥巴糊住车牌开车逃窜到辽宁省。路过铁岭时，杨锋辖区内的村民发现了这台形迹可疑的捷达车，杨锋接到举报后—路追到沈阳境内，从后备箱的血迹追查到了杀人事实，破获了这桩很可能变成无头案的杀人案件。　　这只是杨锋破获的一个平常的案件，但因为牵涉到跨省，杨锋判断“必然会被特殊对待”。杨锋是考虑过，是否如同其他同事一样，向王立军汇报。他只是迟疑了下，就已然收到吉林警方的感谢函，吉林相关负责的分局局长因为此案的破获，也被提拔为市公安的副局长。　　然而，恰恰在这时候，王立军正在吉林做“事迹报告”。当即，王立军打来电话，表示异常的愤怒。　　杨锋也是时常会想，如果当时他向王立军卖个功，对方会有多高兴，他相信王立军会当着吉林警方的面宣称这个案子有多少是自己的功劳，回来又会为杨锋的仕途带来什么样好处——“恐怕刑警支队弄个副队长也没问题。”　　但是杨锋还是做不了这个“交易”：“我们吃银州分局饭，不能越级把功劳卖给王立军呀，那局里300多干警大伙儿不得骂我：这小子投靠王立军了——那我的名誉就不行了。”　　杨锋坦承，当时的处境让他已经无法高傲地和这个副局长抗衡，他实在做不出成绩上赠与这样的妥协，只能尝试以其他的方式和王立军亲近。　　在被免职的前三天，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政委到铁岭市公安局视察时，饭局上叫上了老战友杨锋。杨锋自己平时不喝酒，半瓶啤酒就倒了，但看着王立军，思量了半天，最后还是硬着头皮举着酒盅过去找他套近乎，“将来我年龄越来越大了，不能在派出所干一辈子，今后我上你刑警支队干怎么样?”王立军爽快地答应他，当着领导和战友的面，一口气把自己的酒喝干。　　三天后，公安局部署全市干警围堵两名杀人犯，市刑警支队、分局刑警支队、各派出所三级分别部署了三道岗，杨锋被派到了城市边缘的一个桥下，守到了凌晨1点，杨锋接到通知，所有派出所所长第二天早上8点开会。他数了下蹲防的还有两名副所长等8个人，因为严打连续工作了7天，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内衣都没换过，当晚又坏肚子，杨锋留下了自己的车，重新巩固了部署，赶紧回家补觉。事后知道，当时还有4名所长做了与他一样的决定。　　就是后半夜补的这一觉，王立军把他们全部按脱岗处理，哪怕杀人犯当夜已经被成功抓获了。杨锋明白，王立军是借此推翻底下每个派出所格局。市委领导听说这件事之后，曾开会研究了补救决议。市政法委书记找杨锋谈话，告诉他取消调离和辞退的决定，可以继续留在公安局，“只是鉴于杨锋的心脏不太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当是养病，等风头过去了再回去上班”。然而杨锋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复职的通知，反而直接听到王立军宣布辞退他的消息。　　一向不卑不亢的杨锋终于没有了办法，他找到王立军，第一次开口恳求，“起码让我有口饭吃啊。”王立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杨锋又折中了一下，自己已经满了30年的工龄，实在不行办理退休，起码把退休金还给他，王立军还是说不行。　　回来的路上，杨锋想，或许是体制的意外把王立军放到这么一个难受的位置，让王立军“病了”，但这种病似乎反过来通过王立军在体制里扩散开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怯懦和投机，才一个个沦陷的。他想，必须为养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体制做点什么了。5、“政治文明”　　王子湘一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钱的问题，但“钱不应该这样子要的”。　　王子湘一度是王立军在“9·19”打黑时期的支持者。对他来说，担任铁岭市底下这个经济最强的县级市的公安局局长，并不需要太和市局的上司打交道。在公安局的编制里，市公安局对县市一级并没有直接管辖权。而开原的经济一直是整个铁岭市的首位，这个有58万人口的的小城市，根据2012年的排名，处在全国百强县的第63位。　　有独立的管辖权又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王子湘在这个体系里相对超脱。因此，当王立军轰轰烈烈地发起9·19打黑的时候，王子湘可以选择他当时觉得最正确的决定：既然市委领导觉得打黑是对的，他就支持。后来，当9·19打黑蔓延到公安局内部时，王子湘却第一个开启大门接收了些跟王立军敌对的人。虽然王子湘知道王立军不会那么开心，但这种政治需要的柔软的人情世故，王子湘以为，王立军应该也能有所理解。　　开原的便利之处在于，它离铁岭实在太近了，开原的缺点也是这个。34公里外，王立军的整顿一直继续，整顿完市局、整顿完市局直属的派出所，王立军突然开始以“扫黄”为名，不与当地公安部门打招呼，带人闯到辖区各市，大肆罚款。开原因为距离最近，商业又发达，成了王立军最常光顾的地方。　　王子湘后来做过统计，1994年至1996年三年时间内，以抓嫌疑人、抓赌的名义检查，仅在开原市内罚款就达四、五百万元，而且绝大多数不给开罚款收据。　　知道这位英模明星的作派，其他区县的局长对王立军敢怒不敢言，但开原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几次找王子湘表示头疼，“再这样下去，开原的服务业都被搅和黄了。”开原对经济发展有景强大的野心和需求，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原市就招商引资，每—个单位都按人头下达吸引投资的任务。洗浴城、KTV、步行街等当时新鲜的事物发展得比铁岭还要快。—些隔壁区县有接待事务，经常会舍近求远，到开原来寻找更高级的餐饮住宿。　　王子湘自认为理解王立军的难处，他所希望做到的，其实只是“有序”，“罚款可以罚，但告诉老百姓规矩是什么，要不长期下去，经济活动会被破坏的。”所以他托人向王立军带话，如果是需要开展工作的资金，可以—起想办法商量。　　王子湘的示好，并没有得到王立军的回复。王立军依然不打招呼就突然来罚款。这个副局长就像一个突然闯进来的野蛮人，王子湘有种说不出的恼怒，不止是王立军这种不规矩，还在于，王立军完全颠覆了他以前认定的政治规则。1996年，在召开全省公安局长会议时，王子湘拉着一些局长表达了对王立军越线执法罚款的强烈不满。最后，领导在会议上做了指令，铁岭公安局不得擅自到下属辖区扫黄罚款。虽然做了这样的投诉，王子湘事后还是试图通过人去沟通，然而王立军像没听说过指令一样，到开原的突击检查—切照旧。　　王立军的作为完全摧毁了王子湘的行政理念。“体系里肯定会有利益的问题”，但在他看来，“所以学着用看起来最得体的方式解决”。王子湘判定，“王立军是没有政治文明的人，他就像是以天才名义跳级插班的学生，缺了实在太多东西，但出于一贯的高姿态完全失去了谦卑学习的机会。”　　王子湘还是觉得引导甚至“教育”王立军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他需要有人让他开窍。”他找到当时开原市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一起和王立军吃个饭。那个副市长，曾在铁岭市公安局工作，对王立军的提拔出了很大的力气。饭局上，副市长说，给我一个面子，今后不用下来扫黄了，罚款太多开原的经济没法搞。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起商量。王子湘紧跟着接茬，全省公安局长已经明确了要求，不让这么搞了。他们还没说完，王立军就直接打断：省里的陈书记在全省公安文明建设会上要求，各地都必须加强扫黄打黑工作……。　　王子湘终于没有按捺住：“王立军你今后要是还来开原的酒店，我连人和车都给你扣住，让领导过来领。”王立军一下子愣住了，所有人都停下来，没有人想到会出现这样针锋相对的局面。王立军起身拿了自己皮包，摔门而出。　　王立军从此没有再来开原罚过款，铁岭市的一些同事给王子湘传话，大呼过瘾，说他守住了“最后的阵地”。　　然而王子湘参加铁岭公安局长会，在场其他的中层干部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寒暄。开会的时候王子湘“目视前方，不跟任何人有视线的接触，散会后直接出门，不参与午饭，以避免发生麻烦”。一次省里开会，按照县区划分，铁岭这一组应该是两人一个房间，没有人敢跟王子湘分配到一间。　　因为9.19王立军早已经被传说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王子湘下班之后立刻回家，不打麻将，不去洗浴中心，连普通的澡堂也不去，“我当时想着，不能给王立军留下任何把柄”。“和君子吵架不怕，和野蛮人吵架我却不擅长。”　　开原旱冰场曾经有起打架事件，一名转业武警在斗殴中死亡。此事已经经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侦查审理结案。就在王子湘惴惴不安地等着可能的报复时，王立军听说在打架当天，王子湘16岁的儿子王瑞正在楼上一层玩旱冰，就重新翻出这桩旧案，把罪名安在了王瑞头上。紧接着，又以查获一支猎枪为由，抓捕了王子湘的弟弟王子军。　　以这种造假的方式动到自己的至亲，这是王子湘想象不到的。他正忙着收集证据想反过来告王立军，自己却也被双规了——王立军多次向中纪委和辽宁省纪委告发，王子湘有高息非法融资、干涉法院死刑判决、非法走私汽车等15个问题。　　铁岭市纪委组成调查组，调查了王立军所指证的所有罪名，最后一一证伪，拟好证明王子湘清白的公函后，需要让王立军签字，王立军拒绝签字。王子湘因此又被调查了一段时间。　　在冲突最尖锐的时候，王子湘经常做同一个噩梦，自己跟王立军终于发生了枪战，但是子弹一直噼里啪啦往自己的脚后跟掉，怎么也打不出去，着急得不行。“这个体制怎么让这么一个野蛮人蹿到这个位置”，王子湘有说不出的焦虑：“这个地方的政治文明，已经被王立军弄得如同回到原始森林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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