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的军纪，足为很多人所诟病。是上峰在纵容部属，还是中央军天生就坏？做为汤恩泊麾下的的情况，似乎能解释和澄清一些东西。汤大爷今年97岁了，曾经在13军当兵，期在河南坚守了7年之久。我前几天到鲁山县（抗战时期河南省会）大杨树乡小柳树村找到了他，和他聊了半天。汤大爷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声若洪钟，脑瓜转得比计算机还快，记忆力惊人。他邀请我坐在村头一棵大柳树下，一边喝着小酒，吃着花生米，一边和我聊起来。微风吹过田野，送来野花的芳香。大柳树绿荫婆娑，摇曳着，仿佛在讲述着当年的故事。阳光透过树荫撒在我们身上，感到温暖而祥和。“我们是中央军，长官要求的比民团严的多。”汤大爷仰起脖子罐了几口酒，吃起花生米，回忆说，国军的军纪是很严格的，如果在地方上乱来，就可以决定枪毙你。所以，国军几乎没人敢强奸、抢劫、盗窃贵重物品的。汤大爷曾有一个，因找食物时见色起意，强奸一个当地农民的妻子，被当场击毙，并召集们过来看尸体。我问道：那为何地方老百姓对中央军的军纪颇有微词呢？汤大爷吃了一阵子花生米，喝了几口小酒，叹息道：唉。这个么，说出来让人心酸呀。你哪里知道。国军给养的不足，使其往往容易像蝗虫一样成灾。身上背的炒面，不够吃两天，两天以后，如果走到荒山野岭，或者是地方上的政府和保甲架构被打乱，没人出面给找吃的，军队就只好进入一些村子自己找。那可是乱世，一碗面汤甚至能救一个人的命，国军找农民要饭吃，未免难度不小，行军匆忙，下层士兵又没有经过文明教育，言辞举动难免粗鲁，就使老百姓对他们又恨又怕。我问道：所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国军军纪还没日本人好？汤大爷猛喝了一口小酒，嘿嘿一笑：笑话！我们老家的女人听说老日来了，就用锅底灰把脸一抹，“逃老日”去也，而中央军来了，最多把粮食和银圆藏起来我外婆家就曾冲进来一群中央军，让我外婆做面汤，一个士兵还拿个鞋样，让给他做鞋，可惜他们走的急，外婆没来得及做国军的鞋是要自备的。对待逃兵，一般都是成排跪地上，用马鞭抽打，在汝山县城不远，也枪毙过两个逃跑的新兵。当时，中央军比较注意同地方搞好关系。离我们村8里外有个王营，那个村里有个小伙子跟汤大爷一个排。一次，地方民团捉了一个民愤极大的汉奸。这个汉奸捉了不少次，逃了不少次，这次被捉后，地方就交给中央军，说第二天开公审会枪毙他。这厮被五花大绑丢在一个土坯房里，夜半，小王值班看守，这个汉奸连声哀求，说自己胳膊被捆断了，要小王放点绳索。小王心软，就给他松了点。结果4更交班时，那汉奸挖墙跑了小王当时就被控制起来，连长请示了营长，只好把小王枪毙了。小王临死前倒也看的开，没东西让汤大爷捎回去，就让他捎了几句话。不是当事人自述，很难想象当时战争中还有这样的桥段。我郑重地说：铁血论坛一直嘲笑河南人缴械抗战国军枪支，这个您怎么解释？汤大爷喝了几口小酒，吃了一阵子花生米，良久不语。然后叹息一声：唉，这样哦，说实话吧，豫西哄抢和缴败军的械是有历史传统的，无论那只军队都难幸免，25年的国民二军，27年的吴佩孚直军和撤退的奉军，29年的过境红军，31年中原大战失败的冯军，这么多部队那只没在豫西被哄抢缴械袭击过，要说军纪，全国别的地方打了那么多次的会战和大小战役，怎么没听说过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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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都比较配合，很少出现强拉壮丁的事件。---------------------------------------------------------------楼主糊吹！现在沿海富裕地区想当兵 还要送钱的。因为名额有限，很多人检验合格,用钱买指标。打工仔在异地根本没有可能当兵的！买指标来是有的,卖出指标是不可能！楼主一派胡言乱语！
大雁出马，一个顶俩。大雁能顶铁血半边天。
看来精神还不错哟!!呵呵
精彩!顶一个先
在国统区，每当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一般也会在交通要道或饥民集聚地设立收容所或接待站，“招待流离失所之难民”，同时在大后方设立垦区，移民垦荒，但由于经费有限、管理混乱和吏治腐败，其效果微乎其微，有时适得其反；在沦陷区，日伪占领者一面实施军事管制，严禁灾民自由出入，一面又以救济为名，大肆招募劳工或伪军，以增强日本征服中国的力量。真正成为灾民或移民救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除了上面提到的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安置外来移民外，根据地政府还在辖区之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将灾民从灾区迁往非灾区，并引导他们走到生产救灾的道路上去，从而为最终战胜天灾、渡过灾荒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灾荒之中，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国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勾画了轮廓分明的历史蓝图。[夏明方《抗口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三．灾荒改变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灾荒中，老弱无疑是最脆弱最容易遭受打击的群体，“今年的河南大饥，多少儿童流浪街头，饿死道旁。”[我们儿童节的礼物，前锋报，日]老弱的悲惨遭遇反映在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上就表现为：灾区人口的老弱化。这是由青壮年的大量逃荒，导致灾区青壮年的比例下降、老幼的比例上升造成的。如在濮阳清丰一带重灾区，青壮年的大量逃荒导致使灾区“无生产能力的男女约占现有人口的半数”。[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册))[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第534页]灾后人口青壮年化。这首先是由老弱的死亡率偏高引起的。如许昌小宋村宋玉清一家有6口人，“除大儿子被抓壮丁、妻子自卖自身远离家乡外，他和老母亲、二儿子、女儿4口皆饿死家中”。[文芳.天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其次是由于婴幼大量的被卖被弃引起的。河南大灾荒期间，修武县的西关本是集贸市场，灾荒的发生使这里满目凄凉。昔日熙熙攘攘的集贸市场如今却变成了灾民抛弃婴儿的“弃儿市场”，主要是逃荒要饭的灾民把孩子扔在那里，希望有人抱走逃个活命。最多的一天扔有18个小孩。“后来有一个辉县的妇要饭到此，住在村外的小庵内，竟然偷偷地搂走了几个小孩杀了煮吃”。这些弃婴或饿死街头，或被人抱养，或被难童机关收养，截至1943年4月，郑州国际救济会的难童学校“收留有七八百难童” [文芳.天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妇女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同时亦可给她们找条活路，卖儿鬻女便成为绝境中的灾民相当普遍的选择。德籍中国友人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曾回忆说，是年入冬之前的几个月里，在河南各个城市的街头，到处都可以听到“卖娃了”这可怕的喊声。其后。随着灾荒愈演愈烈，卖子女在灾区已经无人问津，人们只好将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用驴子驮到豫东漯河、周家口、界首等人市卖为娼妓。有记者报道，在许宛公路上，大批被贩买的妇女络绎南去，大“人客”（即人贩子）用架子车一车装五六个，小“人客”则带着一两个女孩徒步缓行，还有的买上一头瘦马或瘠驴驮着一个将死未死的少女，也有一些骑脚踏车的商人，在车轮后架上带着十四五岁的女孩飞奔而去，而这些被卖的妇女，仅仅只剩下一架骨头。但是不管她们的命运如何悲惨，当时的人们对这种不正常的行为都深表同情，在他们看来，这总比饿死在家中强得多。[《河南民国日报》日。]而在冀鲁豫根据地的沙区受灾最严重的村庄，妇女大都被卖到了河西，“每村卖到几个到十几个，有小孩，也有大人。每人从二斗豆到二千八百元，成沙区重要出口品了”。[《徐达本关于沙区救灾工作的通信》（日），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第137页。]“民国31年（1942年）：春，大灾荒，人多食草根、树皮，卖儿卖女。源潭镇出现人市，人上市妇女达二三十人，被卖者多系襄、郏、禹、叶县灾民。”[《唐河县志》] “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钱钢、耿国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75、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郑州豫丰镇住户李志昌，全家五口人，做小贩为生，由于灾荒的原因，生活困难，卖掉亲生女儿为娼。第三节：灾荒与民变冲突灾害导致农村经济凋敝，从而促使灾民背井离乡.灾荒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统治秩序，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匪患不仅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灾荒的后果使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人失业，这都可能产生大量的土匪。由于饥饿难耐，一部分灾民便铤而走险，打家劫舍当土匪。他们抢劫钱财、绑票、杀人放火等等，无恶不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与损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在饥不择食的时候，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盗尸案。灾荒还激化社会矛盾，使饥民起义和斗争频繁。灾荒年景，有钱有势的人，乘机压价购买灾民的土地，军警、商人也趁机大批购进土地，新老地主又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使阶级矛盾激化。同时，反动政府不仅不大力救灾，反而加重苛捐杂税。灾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起来进行抗捐抗税斗争。“灾民流而为匪，成群结队，四处抢劫”。一句民谚说得分明：“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一、灾荒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灾情的发生使得农村经济陷入毁灭性打击而难以迅速复苏时，当灾害已至，官吏仍不惜民力且苟捐杂税与军事摊派丝毫不减时，不甘等死的农民为生计就会揭竽而起，铤而走险，于是，为流民者有之，“吃大户”者有之，抢米者有之，作“匪”者有之，整个农村社会为之动荡不安，成为困绕河南的一大社会问题。“传教士们说,他们一般都是在夜晚才到路上去收养流浪的儿童。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他们还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时代周刊日]l942年的中原大旱灾中，偃师县灾情过重，为求生存的农民“有铤而走险，夜集明散，抢劫拦路者；有与讨麦士兵发生武装冲突，以致互有伤亡者。并各县有老妪聚众数千，向县政府缴契、缴农具、请愿……甚至捣毁乡公所、区署、群起暴动者，此种现象，遍地接踵发生” 。各地抢劫富户的事件也普遍发生。如1942年9月在南阳“，抢劫已到处发生”。因为灾民直接抢劫，“穷人即失去富人之同情，反悭不借贷，购枪自卫，一支步枪，售价一两千元，入夜之后，枪声四起，各县除城关附近，多陷入抢劫对击”。[《恢复正常心理相恤相保，必可渡过饥馑难关》，《前锋报》日。]民国31年(1942年) 在汝州，西关漫仰周家向申坡运粮，被饥饿农民将几十车谷子抢光。13个乡的农民，手执镢头、钯子、铁锨，高举旱死的庄稼冲进县政府，要求减免粮款。县长崔友韩不和群众见面，群众坚不撤离，县政府无奈作出答复：一是征购粮食可以减免，二是对受灾农民实行救济。[汝州宣传汝州历史大事记] 在豫中叶县，数千农民为求生存，发起枪粮斗争，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授刮来的二百多万斤军粮一枪而主，分发给附近乡村的农民度荒。这些在自然灾害中出现的暴徙，与其说是土匪，莫如说是农民，是变成灾民的农民。作为土匪，他们的确是以集团的暴力掠夺作为生存的职业或副业；作为农民，他们毕竟来源于农村社会，而且绝大多数来源于农村社会的最底层，因而正如日本学者长野朗所说的，“掠夺是他们底生活手段，但是另一方面还有阶级斗争底意义”。这些做土匪的人，“对于榨取阶级，是抱有非常的反感的”，所以他们“主要底袭击官吏，专门掠夺绞取人民底血膏的官金。一般地，他们底目标是乡绅”。 [夏明方“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学习时报》，日] 农民的结社自保或变异为匪，只能大大加剧中原区域的社会动荡，成为影响社会安定新的人祸因素之一。巩县的农民请愿和阌乡的抗粮斗争巩县地处于豫西丘陵地带，山多水少，人稠地稀，自古就是个穷地方。1941年到1942年间，由于旱灾、蝗灾，一连四季歉收，造成了巩县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随着灾情的恶化，饿死、逃荒、抢劫、吃人的事件也多有发生，而政府却毫无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巩县农民就发起了请愿活动。具体情形是：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四乡居民群起请愿，参加者有男女老幼三百余人，他们到县政府门前喊着：“县长，还要老百姓不要啦！”“就是让饿死人的吗？”县政李子俊得知群众请愿的消息后，慌了手脚。为了使事态不致扩大，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县府各科室分片负责向群众解释。并向群众提出两条保证：一是县长次日亲自带领官员去大巴沟祈雨，一是立即统计灾民，马上开仓放粮。百姓们看县府有了保证条件，便一哄而散。[刘庆昭：《民国三十一年巩县灾情及救灾》，《河南文史资料》（第19辑），1986年，第157－158页。]之后，巩县县政府就按照承诺，成立了县救灾委员会，采取了举措进行救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平息了民愤。阌乡是位于河南西北边境的一个县，1940年7月，阌乡因春旱夏粮欠收三成以上，国民党阌乡当局反而增收公粮，派兵下乡殴打农民催交粮食导致灾民抗粮。当时发生抗粮斗争的具体情况，在贾殿俊、薛树正口述，贾同然整理的《阌乡历史上的两次农民斗争》中有详细的记载：一九四一年秋天，阌乡粮食收成不好。到了第二年春天，农民的生活大都无法过下去了。这时，地主们趁机大放粮帐，春天吃一斗，麦罢还三斗。虽然帐息这样高，但人们为了活下去，还是忍着重利盘剥去借贷口粮。借粮以后，只盼着麦子有个好收成，但恰在节骨眼上，久不落雨，到麦收，只收了好年景的六、七成。这时，农民们都在发愁还不起春天的借债，突然听到了这年征粮的新办法，每元粮钱，征收公粮八京斗（每斗十五斤）。这比往年每元粮钱要多收五京斗。照这样征法，十有八九的农家把打下的粮食全部交上也不够，更不用说还春天的借粮了。县府每天派兵催粮。当时，盘豆镇公所派到嵇家沟、晋家村催粮的王法政、许胜林，每天都抓走一批交不起公粮的农民。这种情况，激起了农民的愤恨。稽家沟的农民武满牛、晋家村的农民薛恒丰、陈彦威等人密议起夫交农。于是，这几个人就秘密串连，广大农民积极支持。一九四二年农历六月底的一天，地处秦岭山根的晋家村响起了钟声，这是起夫交农的信号。钟声一响，一呼百应。立时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都手持杈把、扫帚、木锨等农具蜂拥而来。在薛恒丰的带领下，在寺耳村的发旺寺集合，宣布了“不免粮不收兵”的誓言。尔后，就沿村捐夫，所到之村，无不响应。在神树村交农的农民曾捣毁抗夫的保长马士有的房子。交农的队伍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向阌乡县城进发，行至距县城二十里的程村塬官庄庙村，已发展到两千余人，大大震动了县政府。于是，县政府派教育科长罗育英带兵前来和交农的队伍谈判，答应减粮，但没说减多少。罗育英回县后，交农队伍为了等待县政府的确切答复，便把队伍拉到寺圪塔村的城隍庙扎营。县政府一面派人谈判作缓兵之计,同时又派三十多人化装成农民混入交农的队伍，结果在城隍庙被交农的农民识破，敌人开枪打死了金熬等三个农民。农民们没有武器，无法抵抗，加之队伍没有严密的组织，就被武装便衣队打散了。起夫的头领薛恒丰、武满牛逃往他乡，陈彦威与嵇志合被捕入狱，判了无期徒刑。这次绵延六十多里，途经百十多个村，人数达两千之众的抗粮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这一行动大大震动了县政府，不得不宣布改变原来的征粮办法，由每元粮钱摊八京斗公粮减到每元粮钱交五京斗公粮。被捕的陈彦威、嵇志合在一九四四年日军犯境、县政府人员逃走时回到了家乡。[贾殿俊、薛树正口述，贾同然整理：《阌乡历史上的两次农民斗争》,文芳主编：《天祸》，第161－162页。二、灾荒导致1944年民变（一） 1944年民变《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记载这次民变：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二）民变原因分析在刘震云的著名小说《温故1942》中，这样解释1944年河南人民大起义的：“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中原战败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郭仲隗慷慨激昂，痛述中原战败的原因。他从几年来霸王城落于敌手而不思克复的失策说起，说到某集团军“素质最优良，而配备也优于敌人，竟是望风而逃，不战而退”。在战场上，兵比日军跑得快，而官又比兵跑得快。跑来跑去，“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这次中原战败的原因是将失军心。日《晋察冀日报》，在报道这年7月间河南南部桐柏山数万农民组成“国民救国军”抗击国民党军队镇压这则消息时，指出“这次民变，又是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的‘政令’的结果。”[《国民党暴政难忍——河南激起空前民变》《晋察冀日报》日。]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的社论，分析了该战失败的原因，其中第五条说道：“对敌作战，必须动员民众参战，才能有力的打退敌人。河南连年灾荒，千百万哀黎，草根挖尽，易子而食，而河南省政府，对田赋征实苛捐杂税，丝毫未减。汤恩伯在叶县，无代价地圈占民田四千余亩，大征民力，摊派巨款，仅叶县就摊派了7000多万，修筑官舍，大兴土木。河南民众，怨声四起。军队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军如寇仇。因此，战争一起，老百姓便起来缴军队的枪。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究竟是谁的责任，难道还不洞若观火吗？”[《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解放日报》日。]也将中原战役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国民党当局及驻豫军队。上文提到的《河南民变》一文也指出：“河南民变是由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残酷压迫和掠夺人民造成的，是国民党长期推行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动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河南民变》，中共河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该书编写组编：《河南抗战史略》，第313页]蒋介石后来谈起这次民变时说：“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辎重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蒋中正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日）]
第一节：灾荒导致民生心态发生畸变在这次灾荒中，灾民的思想意识受到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有：第一，灾害打击下灾民的意志消沉，情绪低落，甚至丧失继续生存的信心和勇气。有的抱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卖掉农具大吃大喝”，还说“宁做饱死鬼，不做饿死鬼”；有的“以为世界已到尽头”，产生“早死晚不活”的反常心理；而还有些人“束手无策，悲观失望”，“抱头痛哭”，甚至“悬梁自尽”，“跳井自杀”。第二，迷信思想的抬头和迷信活动的猖獗。“恐惧产生宗教”，此次灾荒发生后，河南各地的迷信活动纷纷上演。有人“迷信祈雨”，有人“烧香祷告，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第三，偷窃、抢劫、吃人、卖淫等各种社会越轨行为普遍发生。如各地“灾民夺馍者，屡见不鲜”。人吃人事件“以许昌、郑州、襄县三处发现者最多，其他各县亦有发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财政经济(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编辑：崔月华]。娼妓业也成为灾年一道抢眼的风景。据记者李蕤调查，1 9 4 3年春在巩县的一个“以往并没有多少娼妓”的小街市上，看到“每家旅社都充斥着猥亵的影子和淫秽的笑声”。[豫灾剪影，《河南文史资料》1985年第十三辑]一、灾荒导致物质匮乏灾年人们为求活命，可谓饥不择食。树皮、树叶、黄土、油渣、麻糁饼、鱼腥草、柿蒂、蒺藜，甚至鸟粪与尸体，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饥民拿来填肚皮。而食用这些东西的后果是“贫血、瘦弱、疾病，然后面部浮肿，之后迅速死亡” [樊秉全《灾年见闻》，《博爱文史资料》1993年。第八辑]，又有人因长期忍饥挨饿，肠胃消化机能减退，麦青时吃“捻串”太多而被撑死[樊秉全《灾年见闻》，《博爱文史资料》1993年。第八辑]。长期饥饿又会使饥民免疫力下降，极易染上疾病。灾害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也给河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中最为严重的表象就是灾民食物的奇缺。为了充饥他们可以说什么都吃了。更有甚者,有的人家竟然直接挖取黄土,放进大缸里用清水沉淀,等沙石部分沉在缸底后,将上面的细泥刮取出来,不知怎么做成泥饼也吃了。汜水县在这次灾荒中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灾民由于食物缺乏，“道路两旁、各个村庄的大小树木均被剥食，树为此而枯死……更有乡人将枕头内、马鞍内所装多年陈腐之秕谷糠，尽行倒出为食”。灾民饥不择食，将平时喂养牲畜的谷草、麦秸等杂物，吞噬下咽，聊以充饥。年河南旱灾汜水灾民部分灾期“食品”统计食品种类食用方法食后现象食品种类食用方法食后现象麦连子煮熟水浸食用肚胀有毒野白菊花蒸食苦涩味道野黄菊花拌面蒸食腹胀腿肿泥糊菜泥糊去麻味烂眼生疮野荠菜腌食腹痛柞草炒煮蒸食性热难消化麦苗拌食蒸煮肚胀脸肿扁豆苗拌食蒸食肿胀豆秧碎干为面便结肿胀红芋秧碎干为面肚胀瓜秧瓜叶炸为末味苦身肿豇豆叶和粥煮食难以消化棉花叶碎干为面肿胀麻木落牙棉籽碾面制馍呕胀便结瓜子皮炒焦碾面伤眼花生皮磨面便结豆角皮碎干为面便结枣核碎干为面伤肠核桃皮碎干为面伤肠榆树皮碎干为面肿胀食蒜则死柿树叶青为菜或干为面肿胀伤鼻梨树叶和粥煮食肚胀李子树叶和粥煮食肚胀便结花红树叶碎干为面便结下血石榴树叶去苦和粥食肚泻椿树叶炸熟水浸作菜喉痛鼻血杏树叶拌面蒸食喉干黄楝子磨面毒呕吐肿玉米棒磨面便结下血谷秆尖碎干掺粮磨面便结下血麦秆尖碎干掺粮磨面便结芝麻油饼拌粮磨面便结下血头晕棉籽油饼拌粮磨面使结呕吐头晕甘蔗渣碎干为面便结牛皮去毛煮食肚痛皮绳皮块掺硝煮食肚痛发呕资料来源：国民政府石印本《汜灾简报》。参见王子官《1942年大旱灾之汜水》，载《河南文史资料》，第19辑。像汜水县这样的灾况在当时的河南各处比比皆是。由于荒情严重，食物极度缺乏，甚至连树叶等都难以寻到，灾民许多饿死或逃亡，株守者也是站在死亡的边沿上。当地人们流传的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黄河区的食物匮乏情况，“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饥饿的灾民在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便开始和牲畜争食。1947年河南省社会处辑印的《河南省黄泛区灾况纪实》，对黄泛区灾民的食物匮乏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至于株守泛区者，更是迫于饥馑，无暇择食，每多以含毒野菜及观音粉争相充饥，草根树皮，亦被罗掘殆尽，糠秕杂食，反为上馔，食后面目浮肿，肌肤绽裂，或便秘脱肛，伏地惨呼……并有以枝掏制取腹粪，俾免秘结胀死。蔽体益属鹑衣百结，栖身不外野处穴居，厥状之惨，未忍卒述。因之卖儿鬻女……更是司空见惯……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转引自《黄泛区人民的血海深仇》，日《河南日报》。“没着公路，或村与村之间的小道走去，便会看到许多树木被剥光了皮，它们是被人们吃掉了的……只要是能吃的东焉，人们是什么都吃了。除树叶树皮外，糠，豆皮，麻参（棉籽榨油剩的饼），也用来填塞肚皮……许多人死去了，因为连这些东西也没得吃。[石岚《目前的豫西农村》，《中国农民月刊》，第四卷，第四期，1994年9月。]灾后的饥荒同样带来了“物贱粟贵”的局面。一些平时不能作为食物的东西如榆皮面等价格也高得惊人。灾民为了活命，便不惜代价地变卖家产，凡是他们认为在当时还有点儿市场的东西，无不竞相拿到市场上廉价处理。然而，如此“繁荣”的市场，购买者却寥寥无几，“在饥荒魔影的威慑之下，所有这些市场绝大多数都是一相情愿、无人问津的买方市场”，尽管物品十分珍贵，价格相当低廉，但仍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买主。而和这个拍卖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粮食的短缺和粮食市场粮食价格的高涨。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囤集起来，把生活线抬到天上，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在灾区，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借一百块钱，麦天要还两斗麦。”[暗哑的呼声，前锋报日] 1942年农历3月初，每市斤面粉售价高达数元，灾民闻而生畏，叫苦连天，而粮商却喜形于色，这些粮商从安徽六安把大米、豆饼源源运往周口，一天几次涨价，专署不加干预，任其随意盘剥。”[马毅堂 周鸿魁,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投机商却利用灾荒在发昧心财，1943年博爱县旱灾，“投机商人从上海运来的榨过油的豆饼卖两元二角一斤，从商丘运来的土胡萝卜卖一元一斤，干红芋秧卖八角一斤，干曲曲菜卖五角一斤”。[樊秉全《灾年见闻》，《博爱文史资料》1993年。第八辑]贫苦灾民所要卖的“货物”无非是家具、农具等生活用品。灾荒严重时，在集市上平时不见之故物，都成了每日热闹市场的交易品。灾民为饥饿所迫，田产卖完之后，便把仅有的农具，如镰刀、锄头、粪筐、铁锨等都拿出变卖，还有像纺花车、织布机、桌、椅、板凳、床等都被搜出卖尽。“有些最小的卖主，脸前摆着几个生锈的钉、几个破碗、一双破鞋、一根牛绳……”有一对老夫妇，“老头已须眉皆白，老婆也老的只剩几根头发……脸前摆着一床满是油腻的被子、一个磨得明光的弹花锤和一根光亮的锄柄”。“一个五尺长的男人夏布长衫，卖一百五十元，这是当地半市斗米的价钱，一个又宽又大的女人洋布衫，卖五十块钱，是当地一市升多米的价钱，不够一个人一天的饱饭……一个老太太卖掉三个有颜色的绸子袄，统共得到一百五十元钞票。一个女人卖掉了她陪嫁的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大柜，统共得一百四十元”[惊人的“古董集”，前锋报日] 根据李蕤当时的调查 他亲眼所见，“一个人以十五块钱买走了一个老太婆的三十二册《文献通考》，一个人以八十元的代价买走了一部三册的丙种《辞源》。至于那些残书古画，更便宜得令人吃惊，常常有三五元就购得一个名人的手笔。一幅刘镛的字，有人以十五块钱出卖，他的字卖不够一斤馒头钱”。 [惊人的“古董集”，前锋报日]1943年洛阳市盐价指数和物价指数统计（1937年＝100）月份盐价指数物价指数月份盐价指数物价指数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2863.22863.23263.23263.24631.64631.62115.52431.92753.83216.53664.94268.6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4631.26526.36526.37789.57789.57789.55110.06202.47250.26993.97385.07941.1资料来源：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民国32年上半期国内经济概况》，第15页。从表中可以看出1943年大灾荒给河南带来的物价上涨情况，1月份物价和1937年相比上涨了21倍多，盐价上涨了将近30倍，到12月份，则几乎上涨了近80倍。即使拿同一年的物价和盐价相比，12月份比1月份上涨了将近5倍。物价的迅速上涨当然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通货膨胀等。但在大灾期间，各地都呈现了一派“粮贵物贱”的局面。1942年七八月间，郑州各种粮价平均上涨一倍，每市斗由40元涨到80元。而到了冬季，粮价继续飞升，“麦子1斗要900元，高粱1斗640元，玉米700元，小米10元1斤”。[日大公报]二、灾荒导致迷信抬头多灾的岁月，使人们很难耐，在精神世界里，信仰发生偏移，迷信盛行。受封建思想影响，一些人们开始用迷信方式求雨等出现了神崇拜现象。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人们将脱离苦海和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全部揉进了祷和叩拜之中。每逢灾害，迷信活动就急剧增加。已成为不言的习惯。此时的宗教活动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水灾便拜龙王，早灾即求雨神，风难立颂风神，蝗祸就祈“神虫”。求雨可以说是这种迷信活动中的典型。病急乱投医，为愚人自愚，各地纷纷“拜神祈雨”。1942年河南旱灾，禾苗将枯，西平县灾民日日求雨，寄希望于神，后来旱灾继续发展，终于酿成大灾。[赵国成《1942年特大旱灾的回忆》，《新郑文史资料》，第六辑，1997年12月。]正是由于灾民非常迷信于祈雨，所以当局甚至用它来欺骗乡民。1940年夏，伪省长陈静斋率领伪省公署及伪开封市公署全体官员，到城隍庙烧香磕头，许愿求雨，伪报社社长见陈，问陈向泥胎求雨是否有用。陈说：“你不信神，老百姓多数都信神。我定的求雨办法，是三天拜庙，三天扫街，反复三次，共二十七天，开封这个地区，能在二十七天里不下雨吗？如果下了，老百姓都说我们关心民众，至诚感神，万一下不了或下不大，老百姓也说我们为他们尽到了心。”所以，陈并非真心为百姓求雨，而是利用百姓的迷信心理，借拜神求雨进行欺骗罢了。[《开封市志》，《大事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邢汉三著《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3页。]愚昧产生崇拜，无知兴盛宗教。随着灾荒的加深，灾民心中的最崇高的“神”也不灵验了，迷信不仅延误了农时，而且灾民只知道在家“求神拜佛”，也错过了逃离灾区的最佳时机，而当灾民最终无计可施真正要逃离的时候，他们已经被灾荒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了离开的气力。三、灾荒使人性泯灭由于灾荒的影响，几千年来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社会规范，已无法抵挡生存竞争的残酷威胁。连年大灾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痰。人们的生存面临着严重挑战。饥饿主宰着人们的行动，当一切代食品吃尽的时候，人们便本能把牙齿伸向同类，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文明文明秩序、伦理道德则被破坏殆尽。灾荒使人性泯灭、变态，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悲剧层出不穷。因饥荒吃人的案子频发，官府也无可奈何。吃人只是为活命，灾年中的人已成兽类。灾荒过后导致拐卖妇女儿童成为公开的交易，社会风气因之恶化。“卖妻卖女”便成为绝境中的灾民相当普遍的选择。在实际生活中，被突如其来的灾害摧毁于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们，常常在无奈中显露出其动物性野蛮、残暴和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一面。长久以来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社会规范，无法抵挡生存竞争的残酷。在灾荒期中，弃子并不是最残忍的做法，最起码抛弃孩子的人希望有人收养他们的孩子，灾荒的残酷性往往使灾民失去理智，失去最基本的人性。鲁山县城东三里村花户李春夫妇，乞讨度日，因天降大雪，阻滞未回，其子李年七岁，因为饥饿难忍，于三月三日午后冒雪出寻父母。行至白果树村，天色已晚，被保安处通讯连排长遇见，于是将李年送至该村范金堂处暂住，并送有馍饭嘱咐暂为保养。三月七日，该排长给李年送馍，未见李年，向范金堂追讯，见其屋内露有血迹，经搜出李年遗骨及衣服等物，才知道范金堂夫妇因饥饿所迫，将李年杀食。[《河南省旱灾救济事项有关文书》（年），二档，档案号：一一六/459。]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经常出现的人吃人的现象，在沙区也偶有发生，“有父母杀食其子者，有食人肉者，惨闻甚多” [《任村德兴货栈报告——1943年3 月份敌我友区经济动态总结》。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三），第243页。]滑县县东陈庄中街三十号马刘氏、马永道夫妇因饥饿不堪竟将饿死的女儿香菊煮食，人间惨痛可谓至极。灾荒的严重已经使灾民失去了本来的良知。当灾荒的打击使他们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便不再顾及他们的亲生骨肉。不但各地弃婴盈市，而且灾民木料烧死童争食。灾情的惨绝使各地割食人肉之事屡见不鲜，确山县练河乡第十保周井村东河内于民国32年三月六日雪后发现饿毙尸体一具，年约四旬余，男孩，该村灾黎闻知纷纷割取尸肉煮食。该县界牌西三里小李庄有李张氏者年逾半百，仅有二子一女，家贫久未举炊，三月三日晚将其三岁弱女遗弃道旁，希望有好心人将她带走，不料被其邻人张某拾取煮食。恰巧有人到张某家借物，问他在煮什么，张说是狗肉。邻人趁他取物时揭开锅一看，大吃一惊。灾情之惨不忍卒闻。[《河南省旱灾救济事项有关文书》（年），二档，档案号：一一六/459。]白修德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1942年至1943年间河南大旱灾中，人吃人事件屡见不鲜。在许多地方，“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漯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而“卖一口人，买不回四升粮食” 。当连年大灾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痛，人们的生存面临着严重挑战。此时，饥饿主宰着人们的行动，本能使人们把牙齿伸向同类。由于灾害不断发生，人们被迫屡屡表现自身的动物性，从而形成一种饥荒心理。第二节：灾荒与经济灾荒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最大威胁莫过于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在传统社会中，最主要的致灾因素就是水旱灾害。河南本身就属于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灾害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一方面，灾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亡，从而使大量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另一方面，灾荒直接导致田地无法耕种而荒芜。一、良田被毁灾荒一旦酿成重患，便以其特有的作用机制使灾区包括建筑物在内的物质财产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形成“到处被毁，有如兵剿”的惨境。生态环境中的森林植被和动物资源，“在持续不断的旱灾和饥馑的袭击之下，往往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浩劫。”[]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49～50页。灾荒的发生加剧了灾民的贫困，灾民在荒年掘草根剥树皮为食，使植被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生态环境。由于受到黄河泛滥等因素的影响，河南的东部、北部和南部出现了大量的碱地，其中豫东20余县最为严重。“碱地岁收，多寡不一，丰年仅足维持粗苦之生活，旱年即难免于饥馑”，于是“农民贪碱地，淋盐利厚，置而不耕，凡肥料、畜力、耕耨等，均因陋就简”，甚至“刮土淋盐，任其荒芜……致粮食恐慌，更趋严重。” [周锡祯著《河南碱地利用之研究》，总第2页]二、地价下跌灾害频繁的发生导致了灾民的贫困，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靠举债度日，这样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方，土地转让的概率就相对要大些。有的是借贷实物，譬如，春荒期间借一斗豆子，到麦熟时候还两斗小麦或三斗小麦。有的是借钱，一百块钱每天四块钱的利息。最普通的利息，是一百块钱麦收后缴一斗八升稞租。如果贫人现在借五百块法币，按现价可以购粮一斗半多一点，麦天便要付九斗的利息，本钱还不在其内。九斗麦以现值计算，便需二千五百元钱左右（每市斗二百七十元），五百块钱借三个月出二千五百元的利息，这是一个何等骇人听闻的利率！但在今天的农村，却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米的价钱，当时是三百三十元一市斗，在土地的价钱是二百块钱一亩。农人们卖一亩钱，换十几斤粮食。而这些巨商富贾，拿出十几斤粮食，麦收后换到的是一百多斤的收成，而且白赚了土地所有权。三、地权转移灾荒的损失绝大多数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地主和商人不是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所以，灾害对他们的损害相对来说要轻许多。当灾荒降临的时候，他们凭借着充裕的原始资本积累和有利的条件，往往趁火打劫。当饥饿的灾民没有生活来源时，地主便开始靠手中的资本榨取更高额的利润。抵押借款是河南农村中通行的借款方式，其中以实物抵押借款更为普遍。实物抵押中土地抵押占了绝大多数。土地抵押尤以豫北最为通行，一般月利三分，借贷期限多在一年以内，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农民往往因此而失去土地。[刘茂增著《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印行，1977年，总第46658页。] “当土地在自然灾害的袭击下失去了其价值增值的机能而其主人又被自然灾害剥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生存第一的原则将会压倒一切习俗的束缚和观念的限制，出卖土地便成为人们求取一息生机的最无奈的手段了”。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2001年。土地典当价一般在卖价50%以上，如果农家在土地典出后还需要用款，可在卖价范围内续典，直到典价与卖价相等改立卖契时为止，这样农民也失去了土地。周口有两三户粮商，在灾年以粮食放高利贷吃一斗还二斗，廉价收买灾民土地300余亩。在买地时粮商分期付粮，而且粮食质次价高，然而灾民对这些奸商还得表示“感恩戴德”，否则，他们将拒绝购买灾民土地。[马毅堂 周鸿魁,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灾荒连年不断，地价持续暴跌，农民无法保有土地，地主、富农、官吏和商人便乘机兼并土地。灾害的频繁，粮种、劳力的缺乏，土地质量的下降，都使灾区农业生产的恢复能力异常脆弱，农业经济的持续恶化，又为下次灾害演变成灾荒埋下了伏笔。第三节、灾荒与人口一、灾荒导致人口数量减少在灾荒的打击下，“死亡载道，已成普遍的现象”。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广武县‘饥饿致死者有8372人，逃亡外出者33188人，全县各村落只剩20000多饥民”。像广武县这种情况在河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河南农民，好像苦霜后的树叶子一样，正默默无声地飘落着……”《大公报》记者高峰1942年12月从陕西入河南，“见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本来，在成千上万的饥民心目中，这条铁路无疑就是“释迎牟尼的救生船”，然而事实上，这条“神龙”不仅没有把灾民驮出死亡圈，驮到所谓的安乐地带，反而驮出了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无尽长的死亡线,前锋报－20日连载]。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 [《河南民国日报》日。]1 9 4 2年时“全省灾民1000万”，到1943年增至“3000万”，[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47)几乎全省人口（约为31，805，621人[赵文林,谢文君.中国人口史[M].人民出版社,1984. P488]()）皆成灾民。两年来死亡约200-300万人，“流亡外省者300万人”[王天奖等.近代河南大事记[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P418)由于当时环境的特殊性，这次灾荒带来的人口损失更大。根据后方和战区八十余县的呈报，因灾死亡逃亡人数见下表.河南省部分县因灾死亡及逃亡人数统计（单位：人）县别死亡人数逃荒人数县别死亡人数逃荒人数郑县33810012淅川13123广武495519097桐柏2051909密县777975593扶沟2084233汜水244617385西华11398239中牟34515975项城352989荥阳174732689沈丘5742528长葛404316129商水438929219新郑202047035淮阳6272839洧川179838699汝南2223874084尉氏92219978上蔡25517687禹县451739872正阳3902538许昌8222429894新蔡63570550郾城753010001遂平34206宝丰222030544西平68089231襄城4044434485确山320501临汝354828872商城00临颍198146918罗山577433563鄢陵409265851经扶731559郏县623123679潢川9089939鲁山522853443息县126210254南阳57825115固始2071636南召574-光山320828429邓县3499687伊阳59183内乡373821巩县443180505舞阳33514287登封52452395唐河817969偃师86538467镇平163471孟津889913方城1818836904宜阳801910新野6053533伊川251838泌阳15859979嵩县0500叶县354612808陕县39574阌乡301284沁阳1821322053洛宁352121封丘2673809新安67533773信阳325134068渑池11419306杞县1550-灵宝00兰封920-卢氏00民权915-开封4605026考城730-武陟19624874睢县1130-孟县532516518鹿邑378512149原武2353685济源4100173001郑县33810012淅川13123广武495519097桐柏2051909密县777975593扶沟2084233汜水244617385西华11398239总计2880061526662资料来源：《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第104～108页。由于政府将数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第90页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所以各县的长官为了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上表中上报的灾民死亡和逃亡的数据难免会出现少报的嫌疑，实际上灾民死亡和逃亡的总数量肯定超过表中统计的数据。就其造成的人口死亡来说，旱灾期间，多数灾民是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灾荒期死亡人口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掩埋，“尸体暴露，瘟疫猖獗，造成的死亡比旱灾本身还多”。灾荒不仅会导致人口的直接死亡，“在灾荒中结婚率和平时所下降，而且处于灾荒中的人口由于营养不良，生育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因此这些灾荒对人口增长的抵制作用远远超过直接造成的死亡人口数”。灾后人口的高速增长。据计1949年河南人口增至4174万人[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六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页]，比1944年增加了约1083万人，比1942年增出约993万人。仅仅5－7年时间，河南人口增长约1000万人，其增长速度之快可想而知。对于大灾之后人口数量的急剧波动，夏明方曾解释说：“就特大型毁灭性灾害而言，它在短时期内的确可以造成灾区人口的巨大损失，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这种损失往往又会由灾后的一段时期内的高生育率来弥补”[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88)]。
露峰街道、琴台街道、鲁阳街道、汇源街道撤销鲁阳镇，调整张店乡、董周乡部分行政区划，设立露峰、琴台、鲁阳、汇源4个街道办事处；将原鲁阳镇所辖区域以及张店乡的詹营、董周乡的五里头等22个行政村划入城区。原 鲁阳镇 代码：06年，辖4居委会、10个村：建设街居委会、曙光街居委会、新峰街居委会、友谊街居委会、一街村、二街村、三街村、四街村、五街村、六街村、七街村、八街村、九街村、十街村。下汤镇 代码：2006年，辖22个村：新街村、乱石盘村、岳庄村、红义岭村、王画庄村、松垛沟村、王庄村、尹和庄村、红石寺村、杨家庄村、十亩地洼村、袁庄村、松树庄村、社楼村、西张庄村、和尚岭村、林楼村、西许庄村、竹园沟村、龙潭村、老街&U&[font color=#0000cc][/font]&/U&梁洼镇 代码：2006年，辖17个村：东街村、西街村、南街村、北街村、楝树店村、许坊村、泉上村、北郎店村、南郎店村、八里坪村、张相公村、郎坟村、段店村、半坡羊村、连沟村、保障村、鹁鸽吴村。张官营镇 代码：2006年，辖45个村：营东村、营西村、营南村、营北村、营中村、大贾庄村、前城村、后城村、紫金城村、小营村、杨孙庄村、耿堂村、安寨村、韭菜里村、李柴庄村、刘寨村、吴营村、南闫庄村、东张庄村、东土楼村、魏寨村、陈营村、西施寨村、洪营村、梁官营村、梁朱庄村、南王庄村、肖营村、黄庵村、白杜孙村、胡楼村、临河村、棠树村、李乐庄村、小常村、惠堂村、亢庄村、坡寺村、楝树村、南丁庄村、榆树湾村、康庄村、玉皇店村、大吴营村、南杨庄村。张良镇 代码：2006年，辖41个村：张北村、张南村、姚吴程村、李法河村、三间房村、芹菜沟村、王岗村、麦川村、朱马沟村、老庄村、黄五常村、郭沟村、杨李沟村、盆尧村、范庄村、张西村、张东村、东营村、前营村、王营村、辛庄村、东留庄村、陶庄村、石庙村、余庄村、段庄村、李庄村、周楼村、福林村、贾寨村、闫洼村、黄庄村、杜庄村、湾张村、营东村、营西村、营南村、纪营村、袁寨村、贺塘村、刘庄村。尧山镇 代码：2006年，辖22个村：尧山村、霍庄村、西竹园村、下坪村、四道河村、桃林村、上坪村、下沟村、贾店村、新庄村、木庙村、想马河村、下河村、关帝庙村、坡根村、马公店村、凉水泉村、灶君庙村、大庄村、东竹园村、营盘沟村、铁匠炉村。赵村乡 代码：2006年，辖29个村：赵村、朱楼沟村、朱家坟村、大峰沟村、土峰沟村、大爬村、堂沟村、三岔口村、中汤村、温汤村、小尔城村、宽步口村、李子峪村、雷偏村、国贝石村、闫庄村、三道庵村、白草坪村、寨子沟村、南阴村、关岈村、东坪村、柳树沟村、上汤村、桑盘村、河南村、火神庙村、后山村、下寺村。四棵树乡 代码：2006年，辖12个村：街西村、黄沟村、张沟村、南营村、彭庄村、沃沟村、土楼村、柴沟村、代坪村、合庄村、车场村、平沟村。团城乡 代码：2006年，辖11个村：鸡冢村、泰山庙村、小团城村、枣庄村、玉皇庙村、五道庙村、辣菜沟村、应山村、寺沟村、牛王庙村、花园沟村。熊背乡 代码：2006年，辖20个村：熊北村、宿王店村、老庙庄村、李沟村、晒衣山村、大麦王村、南子营村、大年沟村、草店村、宝让河乡 代码：2006年，辖26个村：让东村、让西村、东辛村、邓西村、石佛寺村、余流村、马圪塔村、老东村、邓东村、赵楼村、袁寨村、老西村、头道庙村、红岗村、方山村、陈楼村、江寨村、陈圪塔村、尹村、平高城村、黑石头村、碱场村、赊沟村、江河村、北沟村、稻谷田村。瓦屋乡 代码：2006年，辖19个村：瓦屋村、李老庄村、马停村、土桥村、白土窑村、楼子河村、耐庄村、水滴沟村、上竹园寺村、大潺寺村、卧羊坪村、马老庄村、汤河村、刺坡岭村、长畛地村、刘相公村、红石崖村、石门村、太平村。观音寺乡 代码：2006年，辖11个村：观音寺村、鲁窑村、北三间房村、岳村、西陈庄村、马三庄村、下孤山村、西桐树庄村、竹园村、石坡头村、太平堡村。昭平台库区乡 代码：2006年，辖18个村：婆娑街村、西沟村、金沟村、明山村、曹楼村、搬走岭村、权村、纸坊村、白沟村、王村、许庄村、韩湾村、黑虎石村、铁沟村、桐树庄村、栗村、张湾村、火石岈村。背孜乡 代码：2006年，辖19个村：背孜村、石板河村、盐店村、井河口村、长河村、柳树岭村、上孤山村、郜沟村、葛花园村、东山村、土门村、老林村、武家庄村、庙庄村、候家庄村、焦山村、叶坪村、虎盘河村、构树庄村。仓头乡 代码：2006年，辖19个村：上仓头村、军王村、李窑村、刘芳庄村、黄楝树村、薄坪村、刘河村、孙湾村、下仓头村、青古寺村、魏庄村、白窑村、堂上村、潘窑村、赵窑村、赵竹园村、井庄村、白河村、小寺沟村。董周乡 代码：2006年，辖40个村：盆窑村、南张庄村、土楼王村、孔庄村、大袁庄村、殷庄村、八里村、七里村、贾王庄村、米章村、五里村、小贾庄村、武庄村、乔店村、十里村、小集村、杨树底村、和庄村、常庄村、平安村、焦庄村、董村、沈沟村、群虎岭村、西高村、闫河村、沈庄村、何家庄村、杨树沟村、石峡沟村、场房村、郝沟村、龚庄村、蔡庄村、铁家庄村、西马楼村、黄背洼村、汪家庄村、双庙村、兴龙岗村。张店乡 代码：2006年，辖32个村：下洼村、上洼村、林王村、张店村、刘营村、宗庄村、马洼村、余堂村、宋村、马村、刘湾村、李村、白象店村、袁家沟村、郭庄村、王湾村、邢沟村、张爻村、崔沟村、雷趴村、界板沟村、白庄村、军王村、大王庄村、尖营村、王瓜营村、申庄村、赵庄村、望城岗村、叶茂庄村、后营村、新华村。辛集乡 代码：2006年，辖35个村：辛集村、三西村、桃园村、核桃园村、邓寨村、史庄村、马庄村、三东村、东肖楼村、程西村、程东村、范店村、徐营村、孙义村、张庄村、湖里王村、高村、肖老庄村、石庙王村、郝村、柴庄村、四山村、黄村、荆圪塔村、盆郭村、漫刘村、清水营村、蜂李村、小河李村、西羊石村、贯刘村、付岭村、尚王村、白村、庙王村。磙子营乡 代码：2006年，辖48个村：滚子营村、徐庄村、谭庄村、沽沱村、韩南村、韩东村、韩西村、韩北村、渠庄村、洼陈村、高庄村、刘八庄村、白炼堂村、宝林村、孙街村、田庄村、新孔庄村、马头赵村、小杜庄村、三官庙村、萧河村、朴实头村、东岗埠村、程赵庄村、柳林村、古塘庄村、白庙村、郭胡桥村、孙沟村、山刘庄村、石岭村、魏冲村、里沟村、三山村、马场村、杨南村、杨东村、杨北村、井泉村、韩庄村、董庄村、双龙店村、平庄村、关西庄村、大尹庄村、东葛庄村、杨林村、新岗薛村。马楼乡 代码：2006年，辖58个村：马楼村、贾集村、释寺村、梁庄村、商峪口村、庹村、尧场村、彭泉村、南坡村、丁楼村、吴洼村、宋口村、麦庄村、大程庄村、大赵楼村、小程庄村、良西庄村、冢留村、杨庄村、官庄村、陈庄村、仓房庄村、苏庄村、双柳树村、高岸头村、虎营村、老将庄村、郝楼村、周庄村、铁寨垣村、宋庄村、牛兰庄村、新韩庄村、关庙杜村、永乐庄村、薛寨村、绰楼村、孙庄村、湖泉店村、娘娘庙村、沙渚汪村、官店村、楼张东村、楼张西村、小庄村、马塘庄村、甘树里村、何寨村、燕楼村、丁庄村、山岔口村、园盘村、许庄村、沙庄村、小石门村、碾盘庄村、里王庄村、董庄村。
溪口，山环水绕，美丽无比。那里有个张大爷，106岁了，一天独自在大树下喝着小酒，吃着花生米。和他念叨起委员长，泪下纷纷。我赶紧拿出纸巾给他。我和他聊天了半天。专门问他尊姓大名，他叹了口气，说：“临渭而生，与崮而亡！张古山上砍过几个小鬼子！日本鬼子胆敢再来，咱还继续操家伙”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大口吃几颗花生米。摸了摸小腿。那腿似乎有些瘸。旁边人告诉我他真名叫张瘸子。莫非他是？？---我不敢往下想了啊，赶紧背起包，稽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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