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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陈丹青回忆当年的中央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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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回忆当年的中央美院小引 老校友回忆：“文革”前中央美院中有位看门老汉，每接电话，头一句总是慢声应道：“我中央啊！” 这不是笑话，是真人真事，亦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借人大会堂开大会，每张桌子搁块各省的字牌，我理所当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给人一把拉开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问了，原来是“中央直属”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归北京管。我当下反感：一帮画画的闹这些名堂做甚？！坐不了片刻，就去四川、东北那几桌找穷哥们儿抽烟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院”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50多年前上课的情景：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二年级任课老师是谁呢？吴作人与董希文。到了三年级，好规矩大致养成，这才交由李宗津、冯法祀等青年教师带学生，包括“解放区”来的画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过我的林冈先生：“嗨，那会儿他还是个帅小伙子！”金高笑说，“咱们班男生跟他说话，勾肩搭背呢！” 以上国立艺专的老规矩，今天听来简直天方夜谭：如今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谁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25年后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25年了。 美院的老师 投考美院不知院长为谁，但我确知谁将是指导老师：在一份报纸的下端，1978年出现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栏目：教授，吴作人。副教授，侯一民、林冈、靳尚谊。 就学两年期间我们总共见过三次吴先生：一次由林冈老师领去拜望，只听林冈不称他院长，不叫他老师，只管叫“同志”：那时面对前辈与领导，不像今日，必职称官衔口口声声：第二次是吴先生视察我班，因不识众生，怕漏了哪位，于是同在场每个人握手微笑。当天的教诲也仅记得“一幅画，你们要知道画，也要知道不画”。我听了，仿佛大有所悟，现在明白了，却还是做不到。 末一次便是毕业展览了，照例是对每幅画微笑点头，说一两句评语，很慈祥，也很客气，最后在展厅前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被众人簇拥着站在当中间。 尚谊老师，我预先见过的，是在1977年夏中国美术馆全军美展上。我有一画挂在那里，靳先生走过，问了名姓，爽快直接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就这样画，造型可以，色彩还要练！我诧异：原来北京名家这样地没有虚饰，面见晚辈即如平辈的同行。而此前此后我所见到的美院中年辈老师，几乎都是这样的不虚饰，不夸张，见人正派而坦然：虽是早经“文革”风雨，不免持重老成，却是洗不掉解放后第一代革命书生的书生气。 1974年我曾混在江西几位画家中拜访过林冈先生逼仄的小家。是在夜里，灯光昏暗，詹建峻、赵域、林冈各自一枚小板凳围坐着，人手一册笔记本，听钱绍武朗声宣讲自己的人物素描，时或记录、大笑、诘问，在极细微的什么话题上停下来，安静地讨论：其时“文革”骚乱未止，这些人均在“靠边”状态，顶多是被审慎地起用着：他们既没有被允许讨论艺术，也没有被要求讨论艺术，而竟是这样地坐拢着，兴味盎然，端详一张张素描。我目睹这奇怪而动人的一幕，于今念及，如在昨日。 1977年我单独拜访詹建俊先生，也在夜里，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画，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这慷慨与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显得格外漫长：他所谓的家只有一间屋子，不到20平方吧，那时美院的名家根本没有画室。林冈老师长叹：我们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画系教师信箱的那一小格子。 初访杜健老师，他正画着年前死去的毛、周、朱。握过手，他侧身让我看画，平静地说：“哪里画得不舒服，你就说。”我居然真的说了什么，而他居然沉吟思忖，与面前这20出头的小子认真地讨论。这都是26年前的事了：他们的平均年龄40出头，早已名满全国，个个没有职称。“文革”抹煞一切职称，而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些：我看不出这几位老师在乎，我们，散在地方的知青画家盼望拜见久仰大名的北京画家，更是谁也没想到是去拜见一位教授：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连副教授也不是，只为开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请了非正式的临时职称。 是在我们考试的末一日，此前从未见过的侯一民先生走进考场，面对一群陌生人，茫然而稳重地站定，仪表堂堂。在我们南方人看来，他像大部分中央美院的中年教师那样，既非教授，也不是官，却是有威仪、有官相。我被介绍给他，他于是转身看住我，缓缓地开腔：年轻人，你们可没给“文革”耽误啊。 那年侯先生四十六、七岁，俨然尊长：今天，我已倏然到得“天命”之年，面见20多岁的各地考生，真想大叫：年轻人，你们全给考试耽误啦！开学那天，老教授出现了：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戴泽、刘开渠、王合内、许幸之……差不多每位老教授的花白头发都向后梳着。我格外心仪的董希文与王式廓不在其中，他们同于1973年郁病而死。我远远端详这群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班中老生随即悄悄指点，未经指点便即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头：白胡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环视全场，他是叶浅予先生：多年后在哈佛与巫鸿夜谈，说起“文革”初年附中学生痛殴叶浅予，巫鸿在场，惊怵不堪，以至奔回宿舍以拳击墙，不久，巫鸿也被打成反革命：我分明记得这群老教授在进场的一瞬，全体流露那样一种恍然“复出”的神情：十年动乱，他们终于重回讲坛，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见后生，他们轻微的欣悦而亢奋，显然与开学仪式暌违已久，同时，又显出轻微的不适，或可解读为隐秘的心有余悸，满座青年，恐怕使他们不由得忆及在同一场所被晚生批斗的往事？ 那是令人动容的瞬间，介于辛酸与侥幸之间。我随即留意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真是好不难说，并非因为名声与年龄：使他们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那是什么气质？如今我有了简单的结论：他们全都是民国人，和他们的老院长一样，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长。 那次会见的详细，统忘记了。之后一年，另两位50年代便即出局的美院才子调回母校。一是朱乃正，放逐青海20年，一是袁运生，发配东北17年，他们都是右派分子，当年与江丰先生一起被扫地出门时，才不到20岁。他们却有着我久已熟悉而与美院老师相异的另一种气质：是右派的，因为我父母均为右派；也是江湖的，因我是“文革”江湖的晚生。运生老师其时才画完机场壁画，我们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头一次看到中国人画这样的画，那天他探头进门寻找孙景波，头发蓬乱直竖，刚从云南写生回来。乃正师与景波相熟，到美院那天在我俩合住的宿舍长谈竟夜。他是上海人，中低音，与我对几句沪语，一时仿佛忘年交。临睡，我就隔壁同学上铺，乃正师在我铺上欣然留宿，翌日告诉我，那是他被迫离开20年后，头一次走进校尉胡同五号母校大门。 忽一日，有位消瘦的老者在U字楼走廊向教室内张望，如那时所有复出者，面目沧桑而兴奋莫名：冯法祀。那时我不知道谁是冯法祀。我们随即被叫到隔壁教室：一幅大画横在那里，调子灰暗，气氛肃杀，是冯先生50年代创作的《刘胡兰》，满篇尘土，内框严重倾斜：上个月我在中国美术馆装修完毕的新展二层又见到这幅大画，立时想起初见冯先生：“你看这里！”他拉着我直指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这位刘胡兰的歌颂者也是老右派，那天他获准调离流放20年的戏剧学院，回到他早年执教的学院。他与艾中信先生40年代即追随徐先生左右，不久，我们就在系办公室听他俩争先恐后慷慨激昂讲说徐悲鸿旧事。徐先生走得是忒过早了。他要是亲睹弟子们日后的际遇，还会以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座右铭相予教诲吗？ 美院的学生 “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竟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我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结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20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必要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是民国期间的文化中心，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在，不少“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话说得远了，还得说回来。 1998年，美院号称建院80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后50多年的毕业生论百上千，我所熟识的，只能是78届本科班与硕士班老同学。20多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有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单干的，有远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数说老同学，惟在老同学群集之时才有意思，此处叙述，别人怕未必有兴味听，而所有艺术学生的生活大抵一样。在我的记忆中，老同学们无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欢声笑语排队买饭，在U字楼入夜的灯光中忽然串到旁系教室寻衅笑闹，或中夜翻墙走去吉祥剧院吃水饺，吃完，自亦翻墙回来。我记得宿舍过道警告关灯的铃声忒过惊心，某夜操条木棍，上前一挥，将那铁铃给砸哑了。 此后八、九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多有豪杰，譬如留校的刘小东，下海的方力均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我虽是讨厌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视阔步的人，但美术界看来看去有时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卫圈出格出众的恶作剧，稍一打听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过一泡，而后在外面聚众滋事。譬如动辄脱光了弄作品的张洹，河南人，原在美院进修班混了两年，宋庄有位女子偷拍宾馆群妓，那录像大有直见性命之感，问起来也是美院的晚生。我还认识一位小女生，毕业前好好画着规规矩矩的油画，来年就听说献身“行为艺术”，足足熬了好几斤人油……数十年来，论人才辈出、论活力外泄，中央美院确乎是一成才的窝点，肇事的渊薮。而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名叫栗宪庭。 类似的坏名单开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为混迹校内的骄子，而宁是野在校外的逆种，他们是美院“正传”的“异类”，却反证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远溯50多年前，接管美院的军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丰，便是民国年间理当通缉远避延安的老牌文艺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八九岁上学期间，明里是学生会头目，暗中是北平市的地下党员，哪里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鸿，意气激昂，挑战祖制，私奔东瀛，远赴巴黎，事事争风气之先，岂不更是“五四”一代艺术家老牌逆子中的头牌？ 美院是大气的。毁誉不论，有一个美院摆在那里，人会到里面去，又会从里面走出来：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同是美院的学生，日后可以是不同的艺术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而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我毕业那年，有一天我照例在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远远招手：“过来，过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枚陈旧的毕业证书，证书首页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一脸稚气十八九的朱乃正：作为“右倾”的惩罚，这份毕业证书扣留不发20年，那天早晨，校方刚刚把证书还给行将50岁的老同学。 &美院的教学 今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眼下我正在艺术学院混这份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差。每年我得重复填写几种表格，声明我的性别、年龄、单位、职称，但我拒绝填写所谓“科研项目”这一栏。在当今所谓“学科建设”叫嚣“专业划分”的闹剧中，“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讽刺吗？不，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2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不记得在学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上课头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坐好，他就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侯先生讲课扼要简单：我调出一块军装的青灰色，得意了，等他夸，侯先生看看军装，看看画，笑眯眯地说：“你再调，你还得调，你得调到说不出那是什么颜色，才是好颜色！”画鞋子，他走过站一站：“记住，要画脚，不要画鞋子。”然后笑眯眯走掉了。 有一天，林冈老师忽然叫我出教室：“丹青啊，就像你当知青那会儿大胆画，你怕什么呢！”他在过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对我说，急得眉毛皱起来。 是的，在学两年，我能记得的教诲就是这么几句话。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徐先生的教导我辈是听不成了。那年靳先生给我学过徐先生的江南话：“要画一万张素描。”召集全国美院历届学生的素描怕有百万千万张吧，黑漆漆，脏兮兮，面面俱到而面面俱不到，没有感觉，没有斯文，没有灵性，没有人味道，那是绘画的绝路呀：我真想听听徐先生怎么说。 奇怪，现而今，这样的素描还数中央美院考前班孩子画得顶顶好，前时我在校尉胡同一所地下室的考前班墙上领教好几张“中央美院”派的素描范本，和文艺复兴素描毫无关系，和徐悲鸿手订的素描小传也毫无关系，可也叫我真佩服：在我混饭吃的学院，怕是四年级本科生也画不出来。 如今素描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考试收钱：教学也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众人的饭碗艺术学院，现在“学院”顶重要，“艺术”很次要。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是得跟人走，人在艺术在，人在教学在。昔年上海、杭州、北平三家艺专不相让、不买账，还真有点学派的模样。据江南老牌艺术学生说，上海艺专讲的是米开朗基罗、凡高、毕加索，杭州艺专言必称拉斐尔、塞尚、马蒂斯。北边呢，徐先生临过伦勃朗，推崇大卫特，佩服俄国的列宾，赞赏延安的古元，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画的是“田横五百士”，素描人体亮出来，品相端正，至今也还没人画得过。 再譬如中央美院建立三所工作室：吴先生果然有比利时一套，罗先生果然有苏联一套，董先生被说成“油画民族化”一面旗，下笔有敦煌的遗韵，青瓷画的风采，可他弄的毕竟是油画，解放前在越南转手学过一点法国的意思……总之，三家工作室，一路是一路，一家是一家，直到“文革”全作废。此后作风，靳先生说的是实话：到他这一代，全是苏联那一套。苏联那一套也实在有一套，早先苏联的革命画，我们至今也还画不周正，画不像。可我近时看见八九十年代梅里尼柯夫主掌的列宾美术学院，面目全非，只剩一块牌子算是老字号。说开去，如今的北大哪里是蔡元培的北大？如今的清华哪里是梅贻琦的清华？然而还是叫北大，还是叫清华。 不足怪。我们应该接受历史，历史才会接受我们。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鸿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已不在帅府园：不足怪：人活一世脱胎换骨，何况偌大的学院。中央美院50多年来怎样脱胎换骨，怎样物是人非，我仅待了三年，没有资格说，但见此后人才英才怪才庸才一届一届冒出来，足见美院活力盛，美院性命长。有句话倒是说出大实情：人问清华领导，清华教学有什么好法子？回答是：因为考生好，好考生冲着好牌子，一年一年自会来。这道理移来中央美院说，也是一回事。 只是当代中国，艺术算老几？七年前中央美院迁出帅府园，暂居酒仙桥，落户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中国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词，真是会说话：“工程”怎样且不管，“希望”总可以不断不断“希望”下去吧。 巴黎美术学院仍在巴黎旧址。列宾美术学院仍在彼得堡旧址。但是在北京市中心，中央美术总算被彻底拔除，扫荡干净了：今岁，U字楼、留学生楼、南楼陈列馆将陆续夷为平地，很好，很好，免得走过看见，徒然念旧。全中国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么？美院迁移，说破了，事属公然的驱赶，批块野地，拨几亿钱，不是打发，不是安抚，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帅府园旧址不足惜，只要“中央美院”牌子在，仍然可骄傲。一部“中央美院史”是一部“骄傲史”，在一代代师生继往开来的枉自骄傲中，别忘了早先“文革”的屈辱，别忘了近前这笔深刻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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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此文好，遣词和立意俱佳，不同凡俗。不着制度一字，制度（风气）比较贯通全篇，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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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55 &&
列宾……呵呵，你跟十个年龄超过五十的学西画的人说油画，会有九个大谈列宾，好像他是西画上的巨人；而在西方正儿八经的美术史著作上，列宾仅仅是一小段（俄罗斯巡回画派，如此而已），充其量只不过是人类油画史上的一个过客。把苏联那套艺术手法全套学过来，除了他们的覆盖画法、注重笔触的画法加上注重写实的风格确实不错之外，再就是把他们的那套意识形态表现手法也给学过来了――也就是把美术当成了手段，重点在用画面讲故事、传思想，而画面本身，却成了工具。这种“艺术工具论”，正是所谓的“延安讲话”的诠释，导致49之后的中国油画水平，甚至不及民国时期的一个小指头，悲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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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9 &&
真正的大师-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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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9 &&
看看民国时期的画家们的作品：<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2282351.jpg"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8920703.jpg"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上述是女画家潘玉良的（妓女出身，喜欢画画，后来留学法国成名）。她的作品还不算民国时期的顶尖作品，但她的强劲的线条和笔触，大胆的造型，岂能是热衷画老毛的那些走狗们能理解的。<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034564.jpg"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412417.jpg"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这是画家沙耆的作品。他于30年代留学比利时，精确地领会了当时欧洲风起云涌的新艺术浪潮风采，曾经跟毕加索同时展出作品，让世人惊叹。可惜他回国后精神失常，一直未能很好地创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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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59 &&
一字一句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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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名牌》杂志问　　一个人到了什么情况，会意识到“常识与记忆”？　　陈：出国后，时时事事提醒我常识与记忆。例子太多，仅举数端：譬如82年到纽约，我才知道上海油画前辈有过陈抱一与关紫兰；文学圈有过张爱玲与沈从文；儒学界有钱穆与熊十力；史学界有过陈寅恪……那是一份很长的名单，20多年来总算陆续在国中出土见光，进入书面及影像媒体，今天不会有人太诧异了――在八十年代前，在我青年、少年和童年时代，太多人事不知道，也不许我们知道。　　你问我“人到了什么情况会意识到常识与记忆”？说实话，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四年前在东南大学做了《常识与记忆》的讲演后，一位可爱的研究生私下对我说：“你开始讲，我就想，又来了一位老夫子，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当下惭愧，好像做了错事。前年陈平原拉我去北大参加“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座谈会，又有学生发问：“为什么你认为记忆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记得这些事？”　　我记得这孩子一脸无辜、有点发急的表情，她显然真的想知道为什么，而且听不懂我的回答，我说：我们几十年的愚民教育太成功了，实在太成功了！　　为什么在那个前清老兵丁身上看到了文化记忆？　　陈：那位老兵丁的故事，说得还不明白吗？　　绘画和写作给了你什么样的人生？　　陈：杜尚常说大实话。他说，艺术家就是不愿上班的人。此生有幸，我几乎没怎么上过班。近年受聘教书，学校相当照顾我，极少早起上班坐班的经历，一年才几回吧。明年正式去职，我就真的不必上班了。　　你会说：下冈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没班上、没事干，这是实情――我也当过农民，回城看着满街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好生羡慕。23岁那年，我插队已六载，竭尽全力争取过南京商业局招收的装卸工名额，表填了，体检通过了，最后一分钟被否决，因为我是上海知青，招了我，就占了南京知青一个名额。我眼看着其他幸运者挤在车上开回城里去了，然后淋着大雨找县干部求告无效，发高烧，大病一场。　　后来上学而留校，吃了一年皇粮，待出国，又复无班可上，没人发薪水了……很好，我活过来――为了上班、不上班，我付过几十年代价。当我五年前领到清华发下的第一笔薪水，不知作何感想。我知道，千万下冈工人和农民都付过代价，仍然一无所获。　　“真的艺术家无视时代”，但关键他是自己时代的何等艺术家？　　陈：这话说得对，不用加问号。　　在艺术上，你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陈：“爱恨情仇”？很像卡拉Ok歌词。农民工、发廊小姐、矿坑底下给砸死淹死的煤黑子，都是人，都有爱恨情仇吧――矿难发生了，多少条性命的爱恨情仇就此了结，变成灰。除了家属，谁知道？谁在乎？要爱，爱人死了，要报仇，找谁报？可是媒体喜欢问艺术家的爱恨情仇，艺术家在中国还是很受宠。&&&&早二十年我来回答这问题，或许会说艺术家不过是“干活儿”的，现在我不这么说了，因为这说法又成了圈子里的口头禅，本来满诚实的一句话，给说“油”了。　　你说自己“经常有反差，有变化”，具体指什么？　　陈：下乡，是一反差：脱下鞋子，脚要踩进烂泥猪屎，农民犁地脱谷的情形跟汉代画像砖刻的情形一模一样……出国，是一反差：进了美术馆，发现我们庞大的美术界闹那点名堂，算什么呀……回国，又是一反差：原来小孩子要学画画，还得考政治，还要考外语……我的种种变化，大致由于这三次大反差。　　你的艺术生涯充满“骄傲与劫难”吗？　　陈：李敖讲演，引了清人两句诗：“科以人传科尤重，人以科传人可知，”解释起来，好比你是钱学森，又是博士，这博士学位因为你就份量很重；可要是你没啥名堂，却拿个博士学位混一辈子，你这家伙是个什么料，可想而知――我向来讨厌名校学生自视高人一等的那张脸，所以我回忆中央美院时，起题目叫做“骄傲与劫难”，“劫难”一句，全是指真人真事――那么惹人骄傲的学校，遭那么多窝囊罪，窝囊过了，继续骄傲――其实北大、清华和其他国内名牌大学，如今都是一回事：故意忘却自己的劫难，啃老牌子，继续骄傲。我写那篇稿子，不是写个人，不是写自己。　　你说鲁迅“跌宕自喜”，“好玩然而绝望”，这是你的自我写照吗？　　陈：前一句是胡兰成说的。后一句是我在鲁迅纪念馆讲演的意思，一再声明了：那是我的私见，不必证得同意的。　　什么样的背景及经历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　　陈：当我看见关紫兰的画，真是惊异，画得多么清丽而饱满！你见过关女士的照片么？真的大家闺秀，比阮玲玉更美，更高贵。她一直活到八十年代，和我同在一座城市，买菜做饭上街，可是上海美术界没人说起她，她也不让人知道她，记得她――单凭这件事，我就起怀疑。　　坏公民、好公民――我们算是真的公民吗？我记得李慎之说，要是有来生，他愿意做个“公民教师”。可他是老党员，老干部，我不确定党员干部算不算公民？　　你问我“背景和经历”，我告诉你：那年刘少奇挨斗，他先说自己是国家主席，接着举起宪法，后来逼急了，他说“至少我还是一位公民！”再后来他就给打倒了，弄死了，于是亿万“公民”游行欢呼。我时年十四岁，也在游行队伍里。　　回国五年“从生理上认了”，又为何“保持说话，这是最后一点权力”？　　陈：这要怨你们媒体，是你们赏给我说话的权力。　　你的作品传神优雅，据说你上课或平时满口脏话，为什么有这种反差？像马友友“野性与高雅的和谐”吗？　　陈：我画画，企图优雅，我常说粗话，也是实情，不过天地良心：我从未想到这是“野性与高雅的和谐”。小学时我就满口粗话，那是必要的交际和生存伎俩：弄堂里玩，先得“语言”过关，学会各种“粗口”与“切口”，这才好打交道，可比入了党团，学会党话、团话，便是进步，便是时髦。　　还有个原因：发育那阵我很绝望：没胡须，没喉节，肌肉也勉强得很。怎么办呢？操他妈！那是孩子成长时被自己夸张的绝望与快感：一个小混蛋，什么都不会，可是粗话上口多容易啊！你也放声试一句看看，单是唇齿之间就有快感。　　再有，我此刻一本正经告诉你：我厌恶所有类型的一本正经，粗话，可能是解药之一。　　二，2001年谈《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你还说“我该时常提醒自己：何必认真”，缘何到了2004年从痛心疾首变成拍案而起、从“菩萨低眉”变成“金钢怒目”？诸多因素中最直接、最剧烈的是什么？　　陈：哪里是痛心疾首，哪里谈得上拍案而起，媒体说话太夸张。“最直接”、“最剧烈”的因素，就是不想上班，尤其不愿上如今教育体制里的这种班。　　你说“三年来违心听从教条摆布，无异做戏”，直陈“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问题是你怎么会进到这出“戏”里的？　　陈：人生在世，不免做戏，譬如我现在答你们的问，也算做戏吧，我正在听从你们“摆布”呢。　　至于怎会入“戏”，说过多次了，就是工艺美院几位老教授老朋友的举荐，所以此番请辞，对不住老师与清华。　　套用武侠小说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你预想过自己的艺术生涯多一道“教育不合作事件”吗？这次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更加验证了你“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吗？还是因为你去国18载，暌违已久，事过境迁，产生隔膜？　　陈：在下不是“佳人”，千万人民教师也不是“贼”，比喻不当，很不当――敢问诸位：如今江湖，哪来真的佳人、真的贼？不过这次经历对我“意味着”一项讯息：中国有媒体了。就是说，在　　“我”与闹别扭的“对象”之间，如今有人插一杠子进来，就是你们媒体――我不知深浅在会议桌上向教育制度开骂，是在00、01、02年，递辞职书，是2004年10月：骂过了，递上去了，无声、无息、无事，果然是鲁迅所言，如入“无人之阵”，想想真是傻逼透顶。今年春逃不脱中青报连续四个月的追索，接受采访，结果舆论竞相转载，就此闹开。　　早先我觉得咱们有报纸，有电台，但能算“媒体”么？这回发现有了，有那么点媒体的意思了。　　人过半百，你的性格发生了哪些改变？　　陈：人对自己的性格，很难客观，要由别人说。年青时的性格其实不很记得了，遇见老朋友，说起旧事、细节――哦，想起来了，原来自己这副德性！再一细想，有些脾性至今如此，有些脾性和早先比比，居然改了、忘了、没了。　　“年轻时脾气暴怒，动不动跟人争论，现在一点也不”，是成熟了还是化境了？　　陈：谈不上成熟，更不是化境――有谁到了化境么――我只是岁数有点大了，偶尔瞧见年轻人血脉S张，相对辩论，就看见自己年青时。　　不过如今很少遇见年轻人为了什么学问、见解，当真辩论。考试年代的孩子哪里辩论得起啊，都乖顺极了。我生长在废除考试的年代，而且毛主席窜兜我们辩论、闹事、造反。只是辩过闹过，一场空，统统给撵到荒山沟种地去了。　　所以我们这代人，许多家伙到了老了，失败了，失落了，还是想不通，还喜欢饭桌上慷慨激昂，瞎辩论，落下病了。　　“受理想年代教育，耿介成性”，你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吗？　　陈：是。非典型不合时宜。我常常不很清楚什么是“时宜”。　　三，时间洗涤一切。再过一段时间回想起来，这次请辞事件会像你刚出国“那五六年，不堪回首”吗？　　陈：时间不见得洗涤“一切”。我试图记得很久以前――甚至在我出生以前――的人事。我严守记忆。今后回想请辞会不会“不堪回首”？不要替我夸张，也不要代我后悔。我不是动辙反悔的性格。我猜我会庆幸做了这个决定，省出时间、性命，做自己想做的事。　　曾经有投行银行家称自己的职业是“重新认识中国”，自2000年回国以来，你有哪些重新认识？　　陈：是的，各行各业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要重新认识自己。但是谈国家大事，是一项“专业”，一件必须审慎的事，我说不好。以我非常外行的感觉，譬如现在作兴说“硬体”、“软体”，论硬体，我们的建筑、公路、汽车、种种种种产品及设施……空前地多，不可思议地进步，要论富国强兵，我们差不多都做到了，甚至还移来一部分“制度”，可是“文化”层面呢？所谓软体呢？譬如我们居然指望给两课考试梳过篦过的孩子们将来去跟“世界接轨”；又譬如人的贪婪、贪污、贪赃枉法，空前未有。我知道贪污是所有后进国家转型期的催化剂，哪里有贪污，哪里就发展，贪污越大，发展越大，但它的代价是什么？全社会诚信荡然，人骗人。　　还是李敖八个字总结得最朴素、最准确：“人心大坏，形势大好”。你想想：有些国家、时期，人心坏，形势也坏，有些国家、时期，形势好，人心也好。有些国家和时期呢，人心不坏，形势不妙……咱们现在遭遇的，偏巧正是这八个字。怎么办呢，人心只能由它暂且坏着，形势大好顶要紧。　　为什么呢？李敖另有十个字：中国不能穷，中国不能乱――咱们政府不也是这意思吗。　　国内的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不再像“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那你感受到的文化形势及环境是什么？　　陈：放松政治钳制、美学观略略放宽、创作格局稍许多元，是做文化起码的前提。八十年代用过一个词，叫做“松绑”，意思是鼓励计划经济国营企业放开来――松绑，固然比紧紧地绑着，舒坦多了，可还是个“绑”字。　　所以不少语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实情给说出来了。　　好，二十多年过去，经济、企业……松快多了，有些部门简直胡作非为。“文化形势”呢？明眼人都看见：仍旧“绑”着，忽儿松，忽儿紧，即便玩几个瑜珈式的惊险动作，花梢极了，也还是“绑”痕累累，肉粽子似地。而捆绑的最高境界，就我所见，是自我捆绑。您瞧杂技场上还有当场表演怎样捆得紧紧地，扭着扭着，居然脱身而出：国中文化人，我看都在练这身绝招。　　我近年发稿出书，一字一节斟酌再三；到编辑那儿，我这边每必声明：尽管删，尽管删！编辑那边呢，嘴笑着，眉皱着：唉呀，我们也没办法呀，要生存呀，谢谢你理解呀！最好玩是电视制作人：陈先生，放开了说！说啥都行！我们后期会处理的，您放心！　　我很放心。因为我知道我干的这些事哪里称得上“文化”。　　目下所谓“文化”，还看和哪个时期、哪个国家比。比文革时期，不知好多少；比二三十年代，差得远；比周秦晋唐，那是休想；往外面比欧美，比日本，假如我们放下自尊心，诚实一点，出去看看，然后再来说――或许就不必说了。　　要是和目前国家整个大好形势比，文化应该害臊……前卫艺术实验艺术那一块，倒是活泼，只是绳子远远搁着，暂时不来绑，因为官家目前用得着这类点缀型的“先进文化”，可以对外交流、向上报功、申请拨款、开开酒会。　　中国美术教育与当下大艺术环境很脱节，但“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你欣赏哪些艺术家，如艾未未、方力钧？　　陈：未未非常精彩，他将纽约精神带回北京，很自由，也懂得玩耍近年国家给予的这点空间。艺术家你给他一点空间，他就疯长。紧张什么呢？紧张了五十多年，真的人才还是蹦出来。　　从“年轻人，你们可没给文革耽误啊”，到“年轻人，你们全给考试耽误啦！”这种历史的对比说明了什么？　　陈：说明一条：目前不少成功得势的中年人老年人，忘了自己年轻时被耽误的经历，有些老同志――我指得是如今与我同龄的老同志――明知自己被耽误了，失败了，可又在权位上，所以耿耿在心，所以变本加厉制订各种阴招阳招折磨年轻人。　　尽管五年只招了四名博士、四名研究生，你在清华美院有美好的回忆吗？就没有一点收获吗？　　陈：有啊，被合并的中央工艺美院，海淀区的清华大学，多有好树、老树，还有爬墙虎厚厚地攀缘墙面。凡有草木的地方，都会给我“美好的回忆”。　　年轻人总是可爱的。单看他们的后脑勺就很可爱。我的收获大大地：你能亲身感受一种良好的动人的教育状况，是福气；你能活着目击如此畸形的教育现状，也是千载难逢的福份。我有时瞧着一幅糟糕透顶的图画，不由得好生佩服：画到这么差，也是本事啊！　　你曾经想回国存身，“妄想如同出国前那样没头没脑地画画，那将是我绘画生涯的第五个周期么？”结果呢？你继续做个体艺术家，何时将是绘画生涯的新高峰？　　陈：如果我在一笔笔画画时，心里认定这是本人“绘画生涯的新高峰”，一定画得又傻又差。　　四，有人评价一本设计杂志“不扮高深不煞有介事，大家都是过来人，经历过旧式Luxury的洗礼，来到新世纪便不用再那么多开场白了”，历练多年，你为什么仍然偏激而没看破？　　陈：历练，有是有一点，但我仍然偏激。我眼见的世态比我偏激得远了：你认为大家目睹的种种事相，端端正正，和和气气，因而我的批评很偏激么？　　我也没看破。干么要看破？看破是什么意思？在当今我们知道的人物中，你举个看破一切的家伙给我看看？　　其实“看破”也不难。阿Q不是很看得破么？　　为什么说《西藏组画》是“历史的误读”？　　陈：被过度谈论的作品恐怕都是“历史的误读”。　　从古典油画到图像复制，发生了什么转变？　　陈：要好好回答这个问题，差不多应该写一本书。　　陈丹青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吗？　　陈：遭遇这样的问题，是浪得虚名的报应。　　是因为画退步了才写作的吗？&&&&陈：别人说你退步，你说自己退步，是两回事。如果画画退步了就去写作，世事真是太便宜。这逻辑，至少在字面上对作家不公平。　　我尽量不说假话，但也并不句句真话。除了真话假话，人还有许多说话的方式――倾听、理解、领会，也有许多方式。　　为什么“最满意的画都是我十几岁时画的”，“我希望归真返朴”？　　陈：我忽然发现小时候画得好，因为孩子做事纯净无杂念。在我看过的大型回顾展里，我感动的常是作者的早期作品，而不是誉满天下的名篇，名篇被过度停陈兰业目谒虮昵Ｎ铱幢霞铀魉愕檬焱福ツ耆ニ示樱杆晔钡幕人罄茨切┐蠼茏鞲耍鞘敲妊俊⒗杳鳌⒊跣眩薇却拷唷　　如今的成人何其粗暴，看不起小孩子。古人非常懂得“童子”的大珍贵，“三字经”、“千字文”，是给童子念的，许多细活儿，也专意让童子做，过了十四五岁，做出来意思就不对。你听过教堂里的童声合唱吗？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摧残孩子。老师、家长，串通好了，细细地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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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和麦克卢汉给你哪些启发？　　陈：每读一本好书，最低限度的启发是：我读书太少了。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人。美、加没有历史，没历史的国家自有没历史的好，他们于历史的那种想象力，古老国家好像不太有。我认识几位加拿大人，他们面对历史，心思非常干净。　　今春读了《伯林传》，真好。给他写传的那位太体贴了。要是我们出现值得写传的人物，谁来写？哪里去找那么体贴的作者？　　我注意到一件事，简直奢侈：伯林二战期间为英国政府做过长久的高级情报工作，直白地说，就是间谍，他的书面文件，直达丘吉尔，简直“国师”――西方好几位大文人均有类似经历，我记得的就有李维?斯特劳斯、海明威（据考证说是他自吹）。伯林在彼得堡私访阿赫马托娃的经验何其珍贵（两人聊到半夜，忽然丘吉尔的公子窗底下叫他，而他憋着一泡尿），相比当时铁幕这边对于西方的了解，就远不及。　　西方知识分子可以非常地书斋，远离一切，也可以深度投入现实政治；可以终生与政权对立，保持批评，同时又实实在在服务政府，效忠国家――这在今天的中国文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没法子摆正知识分子与政治与国家的关系，却又被这种关系弄得扭曲不堪。中国文人的旧传统，要么出仕为臣，要么隐，隐，也还是为了出仕――或者索性为匪，做幕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模式总是弄不妥贴，摆不周正。　　李敖是个铁杆儿民族主义，一辈子不出国门，可他那套行事说话，偏偏是西方货。他来，大陆“自由知识分子”多半对他侧目，骂他作秀，骂他俗。须知伯林、斯特劳斯、萨特、约翰?伯林，到老了都把住个电视或广播，长期定期制作节目，哇拉哇拉对着整个西方叫喊。他们是第一流超级身价的知识分子啊，“俗”得很呢！　　伊格纳季耶夫十年贴身伯林来写传记，当然非常难得。伯林战时在华盛顿的经历、从哲学转到思想史的变迁，着实令人感慨。尤其是伯林和安赫玛托娃的相遇，真是惊艳之笔。那么，你属于“刺猬型”还是“狐狸型”的知识分子？伯林以其资源、影响力以及政治狡诈建成了牛津沃尔夫森学院并任院长，可谓入世甚深，这对你的教育工作有何启发？　　陈：伯林“入世甚深”，对我的教育工作――假如我目前做的事居然能够叫做“教育工作”的话――毫无启发。别忘了，他“入”得是英国的“世”，那样的“世”尊重文人，而他周围的文人也多货真价实。他办学，那是勇气、智慧、大担当，他要是出山来咱这儿“入世”，必定惨败。　　当年五四文人的“入世”，同样道理。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搁现在，第一条入党，第二条凑够行政级别，然后呢，领导看顺眼了――或把领导捋顺了――于是一层层报教育部宣传部国务院审批、讨论、谈话、任命，转成副部级、部级之类……当然，这类中国式“入世”另是一种聪明，甚至可以称之为勇气，可是这样的“入世”，有利益、没担当。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　　要之，论知识，我不配做知识分子，论身份，我没想做知识分子。当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光荣吗？　　做刺猬做狐狸倒蛮好玩，你说我像啥？　　纯艺术也脱离不了商业，艺术家需要吃饭，其作品可能是价格极高的拍卖品。你的商业观是什么？　　陈：没有纯艺术这回事――如果“纯艺术”指的是绝对不卖――只要作品出了作者的门，卖了，就是商品。但我不知道我的“商业观”是什么。我不做生意，只是卖画换钱过日子。　　你如何处理艺术与商业的关系？　　陈：如果开画廊，做生意，我就得考虑艺术与商业的关系：是全职开店铺，业余画画，还是专职画画，业余做生意。有人能兼顾，有人做不来，我属于后一类。　　物质最贫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陈：童年家境贫困，少年下乡吃苦，都不足道，那时大家都穷。今天穷人穷，是眼睁睁瞧着别人富。　　曾经卖过最贵的是哪幅画？　　陈：虽然我在资本主义国家呆了那么久，我还是不习惯回答这样的问题。你的提问开首不是引了巴特的话：“发表心灵，不公开隐私”么？虽然我知道画价算不得什么隐私，每次拍卖过后，网上立刻就有详细的表格标明着。不过凡出现我的作品的价目，许多是人家拿出去倒卖，与我无关。　　陈丹青是一个“品牌”吗？价值多少？　　陈：再说一遍：遭遇这样的问题，是浪得虚名的报应。　　你说“艺术会偿报痛苦”，有什么“痛苦”，又有什么“偿报”？　　陈：媒体找得忒多，就是“痛苦”。譬如这回被贵杂志哄着扮一回所谓“精英人物”，便好生尴尬：拒绝吧，太做作，接受吧，又很傻。我做过不少傻事，这不又添一次？　　你们选择“年度人物”的标准，全是大字眼：什么“志存远大、人格高洁、勋业彰显、思想夺目，生活悠雅”，我读了，真真羞煞人――我目前的“志”，就是别生病，活得好，哪里谈得上“远大”；人格为什么非得“高洁”呢，还得戒粗话；“勋业彰显”的高帽子，送给官员或企业家吧；“思想夺目”？天晓得，话都不敢讲，谈什么思想――最后一条是“悠雅”，那就承认吧：比比下岗工人和矿难鬼，在下的生活绝对算悠雅。　　好在有你这批问题递过来，就能稍许免除痛苦：打开电脑，遣词造句，逐一回答。前面你问我“绘画和写作给了怎样的人生”，很简单：我画画，我写作，只当是在弄艺术，我不管它到底成不成艺术，只要你在弄，你的痛苦就会有报偿。　　你为什么说“我们从80年代就追随西方现代艺术，现在西方从双年展上核算、回收它的‘文化利润’了”？　　陈：在那边待得久了，不免会借着西方的立场，窥看他们对别国的态度。人家的文化策略，步步为营，网撒得开，咱们这本当代艺术的帐，自己都闹不清，人家细细地算着哪。　　《财富》曾经做过《滚石“公司”的内幕》的封面，艺术家贾格尔也是个“生意人”，在经济学院进修过课程，谈产品定价、经济学和商业模式头头是道，还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如果陈丹青也是家“公司”的话，你是怎样的一个创业家？　　陈：所以同行骂逸飞是商人，我底下帮他说话。西方有的是艺术家兼商人的角色，可是逸飞不爱听这话，还是没想通。　　不过我不是“创业家”。我看到公司就害怕，因为要管人。任何需要管人的勾当我都害怕。　　你有哪些管理感悟和经验？　　陈：我哪来管理经验？我连班上几个学生都管不好。我是单干的性格，别管我，我也不管人。有一次读到尼采的短句：“服从？不！领导？不！决不！”真是大透一口气。　　华尔街给你什么印象？　　陈：朴素，大气。　　你听说或接触过哪些伟大的企业家，如乔布斯、杨致远、比尔?盖茨？　　陈：这方面我差不多是个白痴。谁是乔布斯、杨致远？　　我回国那年，正赶上北京青年报连篇累牍窜兜年轻人讨论保尔?柯察金和比尔?盖茨。这倒颇有深意――我猜，前者会讨厌后者，后者倒会赞赏前者。而俄国也有过伟大的企业家兼发明家，美国人也多有伟大的革命同路人，譬如艾德加?斯诺――重要的不是柯察金和盖茨，而是我们一厢情愿拉郎配。可笑可怜：年轻人当真了，瞎讨论，尤其是青年团员们。　　我注意到，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电影都有一位党书记兼老英雄，九十年代迄今的连续剧，都有一位总经理或企业家。妙得是，只要剧情中那位总经理或企业家是正面人物，举手投足，开口的腔调，活像早先的党书记或老英雄。　　你是哪些博物馆或收藏家的座上客？　　陈：我会交朋友，但不太会交际，虽在美、奥、德、意、西班牙和比利时几家博物馆办过展览，多半没去，画取走，展毕运回，得一本画册，就完了。　　我有位老画友刘丹，80年出国，与一小撮欧美顶级亚洲艺术收藏大腕儿交谊甚广，交情极深，人家非常尊敬他。由他领着，我曾有幸是其中一两位藏家的“座上客”，主人专请了厨子，一道道上菜，但不是因为我，而是卖刘丹的面子。　　平时我是刘丹家的常客，他是老知青，也是收藏家，在他面前，我是个粗人。　　哪些大师及作品令你难忘？　　陈：长串的名单。我不能单举几位。我甚至替我热爱的大师惋惜，譬如十七世纪的巴赫肯定没听过十八世纪的莫扎特；十三世纪的赵孟\无缘看一眼十六世纪的董其昌；汉代的司马迁不认得民国的鲁迅，英国的拜伦不晓得大唐的李白；沙俄时代的托尔斯泰不晓得雍正年间的曹侯……这真是千古冤案。　　你希望被艺术史如何记录？　　陈：我被我们寒黪的当代中国艺术史――假如那也能够被称作艺术史的话――抬举很久了，当初完全出我意外。所以我回国后几乎不参加展览，那些展览上午开幕，下午就开研讨会，当天写进“艺术史”。　　你希望自己的心灵史如何书写？　　陈：请原谅，我不懂什么叫做“心灵史”。谁想出来这个肉麻的词？　　你自己的英语怎么样？那些年在国外，“英语淹没了我”？如果说艺术是有共同语言的，国内艺术教育却受限于英语，这是一种讽刺吗？你的学生英语政治就那么差吗？　　陈：我的英语会话能力还过得去，读、写程度恐怕相当于纽约路边的叫花子。翻译倒不很难，靠字典。亲自译过两三回，才明白譬如英译中，不是考验你的英文，而是中文――我的中文不算差。　　我工作室两位博士生英语相当好。别忘了，英语不过关，他们根本进不来。只是他们能不能成为好的艺术家，得看自己造化。他们智商很高，不过艺术不全靠智商：他们知道。　　至于“政治”好不好，这话有语病：什么叫“政治好”？“政治差”？　　至于出国后被“英语淹没”，不是指外语环境，而是指异国之感。《战争与和平》描写罗斯托夫夜间偷袭法军，逼近营盘，听对面篝火边传来的交谈全是“外国”语言。他是贵族，会法语，可是仍然有异国感。这种感觉不必去外国，我插队进村那天，忽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完全不懂的方言，倍觉无助孤单。　　所谓艺术的“共同语言”，是指舞姿、节奏、色彩、形状等等，不是指口说与书写的“语言”，文学作品不翻译，没法子成为“共同语言”，急死中国的诺贝尔奖单相思。　　国中教育部认定学好外语有益文化交流，不是“讽刺”，而是“土”，是心理变态――我猜外语考试制定者可能有这么两种人：一类是自己外语不好，所以乡巴佬一样逼孩子，我就听一位艺术学院院长咬牙切齿地说：“我这辈子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我非得抓紧外语教育！”另一类是外语好，留过洋，外语之于他们，等于添一份政治权力，这是从前“腐儒”与“酷吏”那种知识专制型人格的基因遗传，极可怕。自八十年代专家走红以来，这类“知识”的“分子”大批进入学界教育界，获取高级行政权力，然后向全国施行残酷无情的学术专政。　　我没有资格反对英语教育，可是我诅咒英语考试，那是对英语以及所有语言的侮辱。一流的语言学家，譬如编写英语字典的孙复初教授，就明白现在的英语教育整个儿是瞎掰、胡闹、造孽！　　请辞清华一事引起的诸多反响，你对哪个有深刻印象？　　陈：印象之一：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一位小伙子叫做熊丙奇的，寄来他写的书《大学有问题》，我读了，羞愧难言，跟他细数排列的当今大学教育问题一比较，我的批评太业余了。最近这家伙来劲了，又写了一册同样内容的书，读得我毛发栗起，他要我写序，我战战兢兢地给他写了。　　印象之二：深圳一位中学老师叫做刘伟的来京找我，那表情显然给憋坏了，他说你们大学还好啊，有人出来说话，中学小学幼儿园，情况更糟糕。譬如他教了十几年数学，如今却答不出他儿子的小学数学考题，说那数学题出得太刁钻太荒谬了。　　印象之三，是收到许多中学生来信（这些信证实了童子的可贵：字迹端正，语文表达比大学生研究生好，因我每年要批研究生考卷），说是看了电视，只为谢谢我替他们说了话（惭愧，我说话时没想到中学生）。有位孩子说她每天只能睡五小时，根本没时间玩，她的同学的姐姐考试失利，自杀了，“如花似玉的一个人，就没了”。　　印象之四，一位注明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给我来信，很诚恳地警告我：“要当心，你在明处，人在暗处，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我给吓得半身冷汗，而这位自称“老干部、老党员”的老同志谨慎得甚至不具落款，我没法子写信谢谢他。　　印象最深是学校领导见了面，笑嘻嘻，亲爱极了，绝口不提请辞的事――我明白了，原来我闹了一场喜剧，百分之百的喜剧。　　四川美院建了个新校区坦克仓库，还准备办一个落榜生培训班，让他们走上职业艺术家道路――罗中立说，这样的感悟来自多方面，包括陈丹青出走清华美院。对此，你有何评价？　　陈：中立是老朋友。二十年前他来纽约住我那儿，我陪他看画廊，找画廊，他很明白在外面是什么使人成为艺术家。在我请辞前他就办了纵容落榜生的班，因为他知道“调皮的”孩子画得好――他自己私下就很调皮。　　我俩是老江湖了，哪里靠学院这套出道，我很高兴他当了院长，老脾气还在。　　当在关于父亲的文章中看到罗中立的《父亲》，当在西藏旅游时看到《西藏组画》，当在餐馆的墙上看到陈逸飞的《浔阳遗韵》，在电影《向日葵》中看到张晓刚的画，你有何感想？这是艺术的被误解还是庸俗化？艺术应该怎样超越时代和生活？　　陈：没什么感想。作品出了你的门，你管不着。　　我从不操心艺术怎样超越时代和生活。我的画绝不会被错当成十六世纪的作品，尽管我毫无必要毫无希望地模仿魏拉士贵支的皮毛；我画画时听音乐、吃零食，甚至打电话――我常常误解艺术，所以请大家不要误解艺术家。　　看陈燕妮对你的访谈，你的画室在曼哈顿42街闹市当中，世纪末的最后一天画室租约到期，那时候是什么生活？对纽约有何认识？对安迪?沃霍和伍迪?艾伦有想法吗？　　陈：85年我在苏荷一家画廊忽然撞见安迪?沃霍，第二年他就死了。九十年代有一天我在哥根海姆美术馆外抽烟，瞧着伍迪?艾伦手牵着他那位韩国女友，低着头，慢慢走过。　　我非常敬爱这俩家伙，你不能想象纽约没他俩。八十年代艾伦有一电影叫《无线电时代》，讲五十年代布鲁克林的生活，我感动极了：上海的五六十年代也一样啊！那时无线电等于今天的电视机。电影里那些孩子爬上屋顶看对面女人洗完澡抹身子――我们小时候也晒在屋顶上，也巴望能看到啊。　　时代广场的画室给了我八年幸福时光，天天画画。交出钥匙那天也很快乐，因为我快要回国了。　　提到体验生活时，马思聪说他的西藏组曲要真是去了西藏，怕就写不出来，如果你今天去西藏，还有可能画些什么吗？在画“三联画”之前，你说不知一旦不画西藏了该去画什么，转折点是如何发生的？你的“图像复制”的理念及代表性作品有哪些？　　陈：马老师说得一点没错。可他要是画家，会换个说法，而且我会替他说：我两次去西藏，头一回当作俄罗斯，下一回当作法国。他们说我画出了真正的西藏，可是你要画出“真正的”西藏――或随便什么题材――以我的经验，是得在俄罗斯或法国写实主义那边绕一绕，这才大约知道怎样面对真实，以及，什么是艺术中的真实。　　所谓“代表性作品”，是史家、评家、别人、后人评价你的词语。我只是一张接一张画。我总想今后会画得更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会黯然默认某张画可能是我的代表作，你打死我，我也画不出来了。这时，我成为旁观者，时髦的说法，我变成了自己的“他者”。　　书籍静物画离我的时间距离还太近，有那么几幅我得意，但不知道以后怎么看。你会变的，一个艺术家不一定了解自己。　　在艺术上，你有过什么样的“顿悟”？哪些作品对你产生过震撼？如《最后的晚餐》，《食土豆者》，罗珂珂的锦衣饮宴，让你目瞪口呆？为何看了《茶馆》丧魂落魄？　　陈：“顿悟”没那么神奇而难得。零零星星地，我常自以为有所“顿悟”――好比你忽然头疼、内急、打喷嚏――可是之后又疑惑、茫然、忘记了。　　震撼我的作品太多了，也像顿悟，不敢保证下文如何。同一件作品隔了三十年再看，不一样的。几部我熟读的小说，隔六七年再读，还是感动，但感动的理由、情状，很不一样。　　看《茶馆》“丧魂落魄”？原谅我不免用些耸动的词语。最近看新版《茶馆》，两位主角认识――濮哥、何冰――戏散了，后台聊天抽烟，顺带巴结了另几位角儿，看他们卸妆后的脸，虚荣心大满足。要是当年和于是之他们有这交情多棒啊！　　《最后的晚餐》在米兰，好不容易寻过去，站着看，神圣极了，可是我酝酿了好久的情绪，还是没给震撼。东西看得多了，我越来越留意大师次要的作品。我久已想写本书，就叫做《次要的作品》，可是那需要一大摊学问，我学问可怜。　　“到纽约第一天像当年插队接受再教育”，回国有类似的感受吗？除了媒体作用。　　陈：插队、出国，是忽然你给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境。回国不是。你发现这条街全给拆了，可是你知道三十年前那家公共厕所就在你此刻站立的地方。　　能说你们是“不但没有中年，甚至没有青春时代”的一代吗？　　陈：请随便怎样说“我们”。要是可能，我甚至希望没有老年。　　回国5年多，你高兴吗？　　陈：当然高兴。批评教育体制也高兴。你知道吗，愤怒是一种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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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2 &&
怎么没有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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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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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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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42 &&
全文拜读。对南北方、地域的不同，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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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9 &&
值得看，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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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9 &&
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中央明明是定语，他说是主语画画的都是什么文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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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2 &&
看看。。3楼阿赛尔好久不见，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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