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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漫画家皮德的生平与创作
赫尔卢夫·皮德斯特鲁普（Herluf
Bidstrup缩写名为Bid.--皮德）于日出生在一个熟练的彩画匠家庭里。他父亲是个画布景的美术家，在闲暇时也画写生画。那时候的丹
麦，新工匠们别指望找到长期的工作，特别是没有家庭负担的人，很多人不得不到处去找工作，彩画匠赫尔蒙托开始过上了自己的艰难生活。他也去作远途旅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二年。他到过许多地方，从北方的法罗群岛到南方的埃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来到了柏林，在柏林和一个德国姑娘结了婚，皮德也在那里出世。
留在皮德的记忆里的是：4岁时他在儿童广场与柏林的孩子玩。母亲和孩子们的话题是到前线去的人。小皮德知道，能留在家里的成年男子，只有残废人。有一次一个妇女问他，他父亲去了前线没有，孩子回答，他爸爸在家，因为他是……驼背。这是孩子的想象，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丹麦人，德国政府不能征他入伍。小皮德常跟一个小女孩玩，他们的父亲是朋友。他清楚地记得这个德国家庭与小女孩的父亲离别时的悲痛情景，清楚地记得接到女孩子的父亲在西线阵亡通知的那一天。
5岁时他与双亲到丹麦去。他仍记得旅途中所发生的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个旅客从行进的火车窗口中跳了出去。妈妈告诉他，这个人是个德国兵。他不愿向法国人开枪，于是决定偷偷越过国境到中立国丹麦去。
在丹麦不缺粮食，住房却难找。皮德一家长期与祖父母住在一起。过了若干年后他的父亲才购买到自己的住房。
11岁时，他又重新到了柏林。这是1922年12月。使他惊讶的是每走一步都碰到乞讨的残废军人，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手，有的瞎了眼。那时，德国通货膨涨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1个丹麦克郎可以换到几乎1000德国马克。这是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后果。这时小皮德画了他的第一张画，画题是《“百万富翁”在德国》。他已经看到了生活中存在的矛盾。
老皮德常常与儿子谈论社会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阶级斗争。父亲是个善讲故事的人，他讲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见闻。小皮德第一次对他生活在其中的哥本哈根以外的广袤的世界留下了活生生的印象，他看到了异邦神奇的景象，了解了值得认识和值得记住的政治事件与斗争。例如，“波腾金”装甲巡洋舰水兵哗变事件，这些水兵流亡到罗马尼亚，他的父亲和他们以及其它的俄国流亡者在罗马尼亚住在一起。当时，沙皇政府设法引诱水兵回国，信誓旦旦地保证赦免他们，那些不顾其他流亡者的警告回到国内的人，不久就被枪杀了。因此，青年时代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遍历全世界的电影《波腾金号》。影片使他震惊，嗣后他一次再次地不放过看这部电影的机会。对这些人和其命运的认识，深深地镌刻在小皮德的脑海中。
从小他就嗜书成癖。成家后皮德有一次画了几幅他的儿子马尔金在读书的画。画家说这些画反映出他自己读书的经历，他也是这样读书的：
“起初他读起来很困难，但慢慢地按音节读着一个一个的字，逐渐书吸引了他，他已经不能离开书了。就一个字一个字顺利读完一页又一页。突然书在孩子面前打开了不熟悉的有趣世界。看了一本又一本。作者生动地告诉他曲折离奇或真实的故事。海盗们、割白人头皮的印第安人、吃心地善良的传教士的野人使他感到恐怖；《一千零一夜》使他高兴；和古利凡尔在一起他到了矮人国；乘现在可以称之为古老的宇宙飞船飞到月球上；环球旅行了8O天。他将与罗宾·胡德一起斗争；为奥利弗·托维茨不幸的童年而痛苦；笑匹克威克先生的古怪行为，与盖克力皮尔·非纹一起溯密西西比河而上；好兵帅克使他笑破肚子；在神秘的伦敦浓雾中他和福尔摩斯一起追捕罪犯，这使他起鸡皮疙瘩。马金·安迪生·涅克斯的《征服者贝利》告诉他丹麦工人运动的产生。丹麦作家汉斯·凯尔克的《短工》、《渔夫》及汉斯·萨尔菲的《失踪的官员》伴着他到了成年。但是现在他必须学会看这第一本书。现在是他很难坐得住的时候。是的，他已经识字了，但他还是个淘气的孩子，还没有成为知识分子。”
当皮德知道了他的有关“读书范围”的谈话将被引用到一本新书上时，他补充说，对他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狄更斯、马克吐温、海涅的作品，他曾读过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他很感兴趣并得益匪浅。而后吸引他的是伊里·伊利夫和叶夫盖宁·彼得罗夫的书。
皮德虽然是独生子，但他没有感到自己是娇生惯养的宝贝，他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是真诚和质朴。皮德很早就开始画画，他是这样说起他最初的经历的：
“像所有儿童一样，我画的房子、人、树、马，自然会引人发笑。记得我的叔叔笑我的‘作品’的时候，我很委屈，要知道我所花的劳动不比著名画家画圣母像时少”。
尔后，皮德明白了用这些笔法恰恰是对的，可以逗人发笑。他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笔法，画出画来嘲笑他的朋友。幽默的皮德不是突然就成为漫画家的。
“还在学生时代我就认为漫画有惊人的力量。我曾经在教室的黑板上画过某个学生或教师。我通过观察，画出这个人的突出特征和他的惯用姿势及面部表情。这不仅引人发笑，而且刺痛了被我画的人。在那时漫画已成为我的武器。但是，真正成为政治讽刺画家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法西斯匪徒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努力抨击他们，试图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
这使皮德享有国际声誉，他分析了漫画的本质：
“漫画意味着夸张，虽然常常被理解为失真，可是我画的漫画从未失真，我用了夸张手法。应该使观众看了漫画即了解画家画这幅画时所要表达的印象。画家用黑色细线条在白色的纸上敏锐地抓住事物的外形，但画出来的画比实物要小得多，当然比起实际事物来给人的印象也要小得多。应该用其他方法弥补。画敌人时，所画的不仅是他们的脸，而且能揭示出他们所奉行的政策，那么这幅漫画是成功的。比如你要画资产阶级或者社会民主主要政治活动家，你在画上画出他们自满、肥胖、不招人喜欢的形象，那么漫画反映出的不仅是肖像特征，且画出他们的政策。他们之所以胖起来，是靠选民养活的。相反，例如另一个政客外表消瘦，可以利用他瘦，揭示出他奉行的政策使劳动人民贫困和挨饿。
“漫画家应该时时想到，画应该比照片更像原形。
“画漫画不容易，线条和炭笔不会帮助画家，有些画家说‘漫画毕竟是漫画，用不着像原形。’这就错了。事实上假如画得不成功，换句话说，不能一箭中的，那就不成其为漫画了。”
在学校里，皮德的学习成绩很不错，所有学科他都学得轻松，最喜欢的当然是图画。看见小皮德在课堂上偷偷地画画，教其他课程的老师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有的老师还叫皮德到黑板上去画些逗人发笑的画。
15岁时皮德到了柏林。墙上和栅栏上的奇怪标记使他惊讶，他问姑母，姑母告诉他：“这是那个渴望打仗的党的标志。假如这些人取得了德国的政权，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当时皮德没有想到，他将不得不无数次地画带有可恶字的反法西斯漫画。
这年夏天少年皮德到了德累斯顿。对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参观，使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在那里首次看见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像，圣母像的本身没有强烈吸引住他，使他惊讶的是老年参观者对圣母像的欣赏。多年以后，他再次看见了这幅油画和其他许多陈列馆的无价之宝时，他发觉自己也像德累斯顿老年人一样，目光不能从这幅天才作品移开了。
中学时代的最后几年，他晚上到艺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一年，他进了哥本哈根皇家艺术学院。他是用功的学生，认真地完成全部作业，可是未来的漫画家不喜欢神情呆板的模特儿，闲暇时他常在街上和公园里面速写，把行人和坐在长凳上谈天的人画下来。
1934年皮德和艺术学院同学们一起作了一次全德自行车旅行。虽然德国使青年们觉得别具一格的美，但旅行却给人留下忧郁不安的印象：到处飘扬着字旗，街上是一队队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分子。犹太人开的商店橱窗被砸坏或者被查封，不能作买卖了。在德国南方各城市的交通要道，旅行者可以看见犹太人禁止入境的标语牌。
1936年皮德画了第一幅反法西斯政治连环漫画，在广播里听到希特勒的讲话，他想象出狂暴元首的形象，立即决定把他画下来。很快标题为《讲演者》的连环画刊登在丹麦进步杂志《文化斗争》上，还加了“赫尔卢夫·皮德斯特鲁普画，希特勒文”的字样。
赫尔卢夫·皮德斯特鲁普在自传中写道：“反对法西斯，正如常言所说的，是我的天性。我出生在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家庭里。在童稚时代我的父亲曾同情社会民主党人，可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通过了战争拨款后。他和我的妈妈成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热情洋溢的拥护者，他们激烈地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路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我的父母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的信徒。他们给予革命家、理论家和国务活动家列宁以高度评价。我在学院读书时正值国际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时期。在德国希特勒夺取了政权，柏林发生了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判中与法西斯刽子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这甚至引起投身政治路线不难确定。”
现在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皮德一贯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在一次座谈会上皮德说：“毫无疑问，要是我没有受到周围的人和事物的影响，我不会成为有现在这样风格的画家。4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巴沙马戏院看戏，喜剧节目中的丑角的表演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它比其他艺术留给我的印象要深。5岁那年我看了查理·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演员。我的社会意识的形成正是受了卓别林电影的影响。他的电影中的主角引人发笑，当瘦弱的主角占了强者与当权者的上风时真令人喜悦。我这一辈子都钦佩卓别林。除卓别林外，格里戈里·阿历克赛达罗夫的《快乐的孩子们》的影片也给了我巨大影响。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资本主义危机加剧、世界上空乌云变浓时，来自苏联最好的、使人乐观的信息。当时西方各国失业率上升、极端贫困占主导地位，到处散布着悲观情绪，因此《快乐的孩子们》这部影片的出现，成了不可置信的惊人事情。多年后正是他授予我“加强世界各国人民间和平”的列宁国际奖金。我还遇见了他的妻子留芭·奥罗娃，她是个出色的演员，《快乐的孩子们》中的主角之一。
“孩提时代安徒生的童话对我认识周围世界，提高我的想象力有很大影响。我向安徒生学会了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引起读者深深思索的本领，我佩服丹麦讲童话人的机敏的讽刺本领和极强的幽默感。我完全能区分出讲童话人对富人的憎恨和对穷人的同情。安徒生总是站在穷人一边。查理·卓别林的许多观点与安徒生是一致的。”
艺术学院毕业后在皮德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后该怎么办。不仅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从创作中得到满足，还要谋生。已是成年人了，不能再让双亲负担了。
皮德说：“刚开始独立生活时，我不得不用偶尔挣来的钱勉强维持生活。要知道在资本主义的丹麦，人们的处境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人向年轻的画家定货，画完后有稿费，或者能拿到薪金，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广大人民群众感兴趣。
“在丹麦年轻的画家别指望得到定货，只希望自己的画为某个富翁所喜欢，因此很多画家不得不设法使自己的作品符合购买者的胃口。”
皮德决定到报社当美术编辑。与进步杂志《文化斗争》的合作经历鼓舞了他。该杂志曾经刊登他的第一幅连环漫画。是的，他没有得到稿费，杂志社太穷，不能付给所有为它供稿者的稿费。但是，皮德的工作非常出色。有一家资产阶级大报《贝林时报》同意几乎每天都刊登画家画的连环漫画故事，但这些故事不能带政治色彩。皮德为这家报纸画了不少于7O幅的画，都被采用了。过了不久，建议他暂行代理《社会民主党人》报美术编辑，原来那个编辑需作半年旅行。这个建议对他太有吸引力了。那段时期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明显地持反法西斯观点，它谴责了让弗郎哥将军放开手脚反对西班牙人民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他负责画小花饰和戏剧速写。有一次该报的星期日副刊编辑问皮德能否在广告栏上为丹麦葡萄酒画些逗人发笑的广告画，一连三个星期天刊登了关于丹麦葡萄酒的连环画。尔后皮德诙谐地说：“我不能说我的画使丹麦葡萄酒销量提高多少，但广告画对我很有帮助，因此我得以在星期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用整整一版的篇幅刊登我的幽默画，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怎么能一星期又一星期成功地找到一个又一个新题材。”
这些画基本上画的是滑稽的日常生活情景，虽然某些画中有政治涵义。1938年英国、日本、法国、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之间缔结了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皮德发表了著名的《和平的报酬》连环漫画。他不能公开批评协定，因为他受到报纸政治路线的制约。不得不掩饰他激烈的反对态度。
用类似的方法皮德成功地表达了自己对政治事件的见解，甚至在希特勒侵占丹麦时也是如此。画这样的画是总是很顺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人耽心德国人会查封报纸。总之，反对希特勒，在那个时候与丹麦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相抵触，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愿与占领者合作。
“我的讽刺对象”，皮德讲到自已在报社工作时的情况说，“首先是弗郎哥将军、墨索里尼、戈林和戈培尔。关于希特勒，直到战争开始以前一直不允许我画讽刺他的漫画。德国大使对‘贬低第三帝国领袖的尊严’的画曾提出过抗议。为了就政治事件所画的讽刺画在纳粹统治的国家里得以发表，我不得不求助于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人物‘德国太太’，但是关于这一点‘女士们’因此对我表示不满，说我的画看起来‘非常不讨人喜欢’。”
194O年4月9日丹麦被希特勒军队占领了。一天内丹麦就陷落了。这样闪电般的速度只有在侵略者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这个不幸一天的早晨，丹麦政府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面前屈服了，投降了。占领持续了5个罪恶的年头。丹麦人在这5年里各自表示出自己的特点。丹麦政府与希特勒分子合作、企业家和银行家与他们保持着业务联系。
从占领之初即遇到丹麦人民的反抗。丹麦人民不理睬德国军队的代表，虽然丹麦学生能流利地用德语表达思想，但是不愿与他们有任何接触，佯装不懂德语。敌人遇到越来越强烈的抵抗：在完成德国定货的企业里工人们消极怠工，还与德国警备队暗斗。抵抗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是丹麦共产党，它吸引了所有的真正爱国力量。皮德一开始就同共产党人合作。
占领当局没有立即迫害丹麦共产党人及其他反法西斯人士。日德国军队进攻苏联以后，占领当局才命令丹麦军队逮捕了很多共产党员，连丹麦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也被逮捕了，其他党派的议员大声疾呼，议员所享有的民主是不可侵犯的。许多被捕者被送进了德国集中营。
1942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星期副刊编辑请读者评选他们认为比较好的作品，一连三个星期读者寄来了他们的意见，数量最多的是《皮德斯特鲁普每周漫画》（他的画登在这个栏目上）。为即将出版的那期报纸皮德准备了名为《自画像》的连环漫画,他想说明画家的工作是何等复杂，有时为了找题材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有些非同寻常。副刊编辑觉得这套连环漫画很好笑，但是画家自己可顾不上笑，他好像觉得自己已文思枯竭了。这是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他的最后一套连环漫画。也许为了鼓励一下画家，他被通知他的稿费将提高一倍。
尽管在8年里皮德是社会民主党的合作者，但他没有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在丹麦被占领期间这家报纸成了他的特殊挡箭牌。为了让丹麦警察和盖世太保认为他只是在丹麦社会民主党机构里完成自己的职责，皮德继续去编辑部上班。这段时间里皮德也画漫画，讽刺与占领者合作的丹麦人。这些画是画在明信片上，作为明信片传播开来。
在这个时候皮德已经与处在地下的丹麦共产党联系上了，他用他的作品帮助共产党。共产党员们出售画着皮德漫画的明信片，赚得的钱作为丹麦共产党的储备基金，用来支持抵抗运动。皮德画这些漫画时尽力使别人不能根据风格猜到它们的作者是谁，但是，不很成功。在这个时候他的风格已经完全形成了，在每张画上都可以看出他的风格来。现在他画投敌分子时不像平时那样用一条匀称的线条而是用若断若续的细条，在大张的漫画里他可以画得使人看不出习惯的“皮德式”风格来。但在价格低廉的小小明信片上漫画上的细线条连成一条线，分不出区别来了。
怎样使自己具有通常所说的“皮德”风格呢？画家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成为报社的美术编辑时在我面前出现了怎样画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突出个人的时代每个画家都首先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竭力追求独特的风格。我决定不采取类似的努力，相反使自己的画不纠缠于艺术形式，我努力使成年读者都能看懂我的画。我是根据所画的题材、报纸版面大小，甚至根据我所画的对象。来确定我的艺术形式。我注意版面的整体效果，被线条粗细与报纸版面所用的铅字相谐调。我竭力用典型的丹麦方式表达思想。经验告诉我典型的丹麦方式往往是全人类的共同方式。我的画各国人民都能看懂。
国际上公认赫尔卢夫·皮德斯特鲁普创作的鼎盛时期是在丹麦共产党机关报《土地与人民》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在这里他获得了展示才干的广阔天地。
皮德回忆道：
“丹麦共产党中央机关允许我自由说出我的意见，有充分理由使我感到心满意足。《土地与人民》报刊出了我讽刺叛国者和附敌分子的漫画。后来我的讽刺作品的矛头指向赫赫有名的‘马歇尔计划’，指向冷战，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德军国主义化，指向原子禅”。
画家还继续揭露资本家是怎样毫无人道地剥削劳动大民的。他一贯认为他用他的画直接参加了阶级斗争。在一次答记者问时他说：
“帝国主义者有什么资格假仁假义地宣传所谓人权？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失去了人的基本权利--劳动权利，他们还奢谈什么人权？我过去和将来都在自己的漫画里揭露令人愤怒的不公正行为。希望我能用我的漫画帮助劳动人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自然，画家在《土地与人民》报工作以后，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很快明显地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反动报刊发现这个“有希望的画家失去了幽默才能”。还把类似的污蔑不惜版面地刊登出来。
日，皮德讽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舒泰凯的漫画发表了。舒泰凯在德国占领期间企图拘禁丹麦共产党员，把他们送进集中营。
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突然粗暴地指责皮德，说他是个“放毒者”、。“恬不知耻的小人”。指责皮德是反犹太主义者，尽管大家都知道皮德过去和现在都公开反对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
1947年出版的《凡巴赫艺术百科词典》中独立成篇地介绍了皮德，而在197O年出版的丹麦艺术家手册却没有把皮德收入该手册。这可以反映出官方对他的态度。
连不著名的资产阶级出版社也对皮德发起攻击。事先约了稿的书籍插图都违约交给了其他画家。书商和售货亭的售货员把皮德的画册从柜台上取了下来。不要他参加《圣诞幽默》丛刊的编辑工作。皮德的画册从艺术展览馆的陈列架上消失了。这不仅刺伤了画家自尊心，而且影响了他的家庭收入。
在那几年里他画的另一幅连环漫画予头是指向背信弃义的挪威诗人阿尔努莱夫·埃凡达拉的。他曾经号召人民为自由而斗争，被法西斯分子关进集中营，是苏联红军解救了他。战后埃凡拉达却投入最黑暗的反动阵营。他竭力反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甚至号召英国发动原子战争来反对苏联。
使皮德与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其他进步人士感到激愤的是法庭对叛国者推迟审判，对明显地犯下了叛国罪的罪犯却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丹麦从希特勒占领者铁蹄下解放出来后，当权者答应人民的改革没有实现。交给这个或那个委员会审查的大众关心的问题长期丢在抽屉里。在名为《委员会》的连环画里皮德表达了自己的抗议。显然委员会成员渐渐变得无动于衷，委员会变成了石冢，在丹麦，多数石冢是建在海盗的坟上。
虽然收入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时要少得多，但是他对在（土地与人民）报的工作是满意的。战后，皮德收到过资产阶级出版社给他的稿费，他偶尔为他们的书籍画插图和参加《圣诞幽默》丛刊的编辑工作。但是渐渐这些工作没有了，反动力量不能原谅他转到《土地与人民》报工作。妻子是支持他的，她以平静的态度对待家庭收入的减少。但是年复一年．赡养家庭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丹麦物价增长速度超过了工资收入。皮德和妻子爱伦不得不退掉哥本哈根的房子，搬到以前他双亲住的在阿勒廖达郊区的房子里。
这座低矮而整齐、盖着草房顶的房子，像乌克兰的土坯房，只是没有刷白色和赭色。在这不大的地段上有一块像毯子似的草地，周围种上了鲜花。夏天种在院子里的仙人掌的品种就不少于2O种。其中凡利肯仙人掌还是从索契带来的。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把这种仙人掌装在火柴盒里带了回来。他的小儿子马尔金负责照料这些仙人掌和花，现在马尔金已是哥本哈根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了。大儿子亚尔齐和女儿丽娜继承父业成了画家。亚尔齐近来在写生画上试身手，丽娜在设计纺织物上的图案集方面有超群的天才，她所设计的地毯和挂毯参加过许多次展览。
皮德的房间很舒适。墙上挂着版画、宣传画和绘画作品。在显眼的地方挂着画家母亲富有表情的画像，这是他父亲画的，表情画得很自然。讲排场对这个家庭是无缘的。亚尔齐也忠于这个传统，他也为他的父亲画了幅质朴真实的肖像。
他们把最大房间拨为画室。架子上、桌子上、床头柜上放着成千幅度德的画（每年光政治画他就发表2OO幅以上）。他想不出合适的方法来保存原搞，他抱怨，经常找不到他所需要的画。他为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他的7本书就需要几百幅画。1972年皮德在写给设计者的一封信里提及此事：
“终于选出来了。现在我把从大量积存起来的画稿中挑出来的一叠画寄给你。我曾认为，为书籍选材料不是那么困难的，但事实上极复杂。某些从《土地与人民》报剪下来的画下落不明，许多原稿也沮失得无影无踪。很清楚，许多画被偷走了。从1945年开始原稿保存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谁都可以把他所喜欢的画随手拿走，我的画就这样消失人。其中有一幅连环漫画是关于住房危机的。我在莫斯科出版一本书需要这套连漫画。我徒然地忙着，突然在被拍卖的为《土地与人民》报所收集的资料里找到了《住房依旧》这幅连环画。这幅画卖了350克郎。一个医生把它挂在诊室里。你当然知道，我不会说这幅画是从作者那里偷走的。这不是唯一的事件，《十米》这本书大部分插图没有了。城外来的艺术商人弗莱捷利夏请我在画上签字时，这幅画才突然出现。请我签字是买方向书商提出的条件。已经有25年没见这幅画了，我以为已经遗失了，却突然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想使你知道挑选面是很困难的。”
从皮德成为《土地人民》报工作人员以来，画政治漫画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为此贡献出自己的精力和非凡的才干。
“政治漫画赋于我的涵义是劳动，”在一次与新闻工作者的座谈会上画家说，“讽刺画的题材，已经成了规律了，总是在看报时出现。假如我对哪一篇文章感兴趣，我抛开次要的细节，正如常言所说的，拧干水份，弄清事情的本质或者特点，以此作为画的题材，在文字没有准备好前我极少作画。”
皮德十分重视漫画上所题的文字。他尽力使所题的文字简短而含有深意。他遵循着著名的文学准则：文字应该紧凑，意思应该深刻。其实他不仅是优秀的画家，还是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创作除漫画上题的文字外，还有他写的文章和对面发表的评论等都可以作为范例。
关于皮德涉及当前政治问师的漫画，著名丹麦作家汉斯·舍尔菲克（他也是个非凡的画家）说得对：
“皮德有令人惊讶的才能，他的画超出了普通线线条画的框框。他用画表达出的意思，通常用文字才能解释明白。他的画自力所及就能理解，他不仅善于描述人的特征，而且善于描写现象。皮德式的漫画常常能代替整整一篇文章。皮德的文学才能与造型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个新闻工作者，是画家，除此以外还是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虽然皮德认为自己主要的工作是画政治讽刺漫画，但实际上他是个富于幽默感的人。几乎在每幅画里（甚至在题词的文字里）都表现出这方面的才干。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他认为自已是“在讽刺命令下去服兵役”的幽默家。其实他的幽默连环画往往是尖锐的政治漫画。1946年5月登在抵抗运动机关报《自由丹麦）上的《勇敢的鸵鸟》（见P.59）就是一例。
处于鸵鸟状态的是丹麦政府，无论在希特勒占领期间或战后其政府成员都是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1940年希特勒德国侵犯丹麦时政府发表投降声明，在这危险时刻模仿驼鸟把头理在沙里。法西斯被歼灭以后这只鸵鸟敢于啄希特勒的鼻子，其实已经不是希特勒本人，而只是电影愎幕上的形象。
丹麦著名艺术理论家赫拉莱达·留埃是这样叙述皮德应的幽默画的：
“皮德创作的作品符合时代精神的。他的作品与短篇小说和电影艺术的特性相近。他的连环漫画，画与画之间不是孤立的，每幅画都与后面所画的内容有联系。它们都揭示出人间小小的（而有时是大的）戏剧。”
“每套连环漫画的结尾总是出人意料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引人发笑的，可是他的目的不是逗人发笑，皮德努力揭示问题或现象的实质。”
赫拉莱达·留埃认为皮德的连环漫画是用新的方法画的线描画。像他的同胞安徒生所写的童话一样，他的画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大家都能看懂，连翻译都不需要。
皮德很早就表现出幽默的天才。14岁时他的作品就在哥本哈根绘画展览会上展出。他的作品得到好评，展览会主持人亲自表扬过他，他说这个孩子表现出卓越的幽默感。甚至把他与丹麦的著名画家罗宾·斯笃姆·彼得逊相比。这说明主持人对皮德的评价很高，因为彼得逊的声望是无可比拟的。
在那几年里，皮德确实受了这位画家的影响。他公开地表达出自己对彼得逊的赞赏。可是尔后他对这个从前的偶像作出了清醒的评价：
“我成了报社的美术编辑后，”皮德说，“我已不再受斯笃姆·彼得逊的影响了。我尽力使自己的画风不与他的风格相类似。因为他画中的‘主角’是静止的、千篇一律的，有时甚至是怪诞的，像个戴假面具的小丑式的人物。而我的‘当事人’是处在动态的情况下的，且脸部的表情诙谐。我画的人物是普通的丹麦人。读者觉得画中的人物是他自己、他的亲戚或者他所熟悉的人。情景和对白应该是真实的，不能像在斯笃姆·彼得逊画上所看到的那样常常有失真之处。”
皮德介绍道：
“罗伯特·斯笃姆·彼得逊生于1883年，死于1949年。他给后人留下的画，有6万幅以上。青年时代的斯笃姆·彼得逊同情穷人和社会不幸者，这在他的作品中已反映了出来。在这段时间里他批评的矛头是指向富人的。当画家开始与资产阶级报纸《贝林时报》等合作时就脱离了这种倾向。流浪者、酒鬼成了他所喜爱的滑稽人物。没有房子住的穷人和挨饿者变成了空破衣烂衫、挂着锁、闹钟和其他一些不适当东西的小丑式的人物。嘲笑代替了同情。
“虽然斯笃姆·彼得逊没有成为政治讽刺画家，但他仍画讽刺画。这幅被人割自己尾巴的狗就是他的最好的讽刺作品，罗伯特·斯笃姆·彼得逊首先是个幽默家。他的永不干涸的想象力使他成为本世纪丹麦最著名的幽默画家。”
谈到自己作品中嘲讽与幽默并存的风格时他说：
“许多人对画家画政治漫画的同时也画逗人发笑的日常生活题材画感到奇怪。他们认为这是不是自然的，好像我身体里有两种人并存。然而我没分成两半，我是完整的人。可能也有人认为我是两个半个组成的，我认为它们天生是完整的一个。我不仅仅研究政治问题，我同时也喜欢为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而欢笑。我想大家都是这样的。”
皮德为了使他的幽默画能让人从左向右“读”，因此从各个角度看他都使他的主人公总是面向读者，像活的似的。皮德所画的题材是从生活中汲取的，在此之前已引用过皮德的小儿子马尔金在看书的画，现在读者看到的是坐不住的人拉乌拉。拉乌拉是他的孙女。（见P.379）
在画像傲慢、虚荣心、狂妄这些人类属性或像官僚主义这样的生活现像时，皮德把这些抽象概念画得使人一看就懂。他常常和其他画家一样使他的画具有传统特征，但有时他的画像取得“国籍”那样，有他自身的特征。
自皮德给反动报纸画了能代表它们的形象，作为这些报纸的标志以来，大家都暗暗地照此办理。
他把丹麦最老的报纸《贝林时报》画成了颌骨下垂、年老体衰的老太婆。
激进党机关《政治报》皮德把它画成谁花钱，为谁效劳的放荡少女。
教权主义的《基督时报》的标志是穿着路德派神甫的高硬领衣服的神职人员。无疑这个党的思潮是具有反动性的。
为了在读者面前展示出《新闻报》的真面目，画家画了一只猴子，暗示这家报纸善于一再重复胡说八道的话，这只猴子穿着英国学校学生穿的制服，戴着一顶大礼帽，帽子拉得低低的，它什么也看不见。
画家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现实报》画了只胖胖的狗，作为标志。
共产党杂志《时代月刊》曾刊登过皮德的论战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论述了关于创作漫画标志的问题。
“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奇怪，为什么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人员往往比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更难理解抽象的东西。不用讲什么抽象理论，也不用‘指点’，工人们就明白我所画的戴着大礼帽、拿着钱袋的资本家，全然不是具体的、现代大财主的自然主义画像。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资本家形象，本来这种形象也不是我发明的，我还没有出世前，画社会问题的画家已经在丹麦，在世界各国用这样的形象来代表资本家了。由此可见这种标志具有国际性，甚至连资本主义早就消亡的国家里也知道这种标志。标志是不能随便选择和改变的。作为报社的美术编辑我不止一次地把工人阶级的敌人画进漫画里去，尽管我与这些人既无交往也没见过面，我不能因此而拒绝参加阶级斗争不画标志。
“当然，要是我认定需要反对某个具体的人时，我也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把他画进漫画里去的。但是真正执掌大权的人一般不引人注意。他们总是利用政治这个手段达到用别人的手替他们火中取栗的目的。
“完全可能，现代美国企业家是个身材匀称、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的年青人。我不能以他作为标志来画剥削劳动人民而发财致富的人。作为共产党报纸的工作人员，我应该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我献出我全部的力量和才干来完成这个任务。资本家不得不容忍我把他们的形象画得与时代不符。事实上这个标志是老了点。现在愈来愈多的国家一日千里地奔向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我能活到不需要画讽刺资本主义的漫画的时候，尽管现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公认幸福’的我们的王国。”
1978年7月《新闻报》工作人员采访了皮德，谈话又涉及到画家使用标志问题。
“您是怎样画现代工人的，”报纸工作人员挖苦地问，“穿工作服还是穿时髦的潜水衣？”
“照例他穿工作服，我不可能把他画成为了拿失业津贴而穿的、出门穿的衣服。”皮德讥讽地驳斥说。
皮德在画政治家漫画时不仅仅满足于与肖像相类似。
皮德的性格，他的气质特点，不仅仅是谦虚而且是极端正直。他在各方面都正直，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在对待创作问题上，都是如此。他评价人的主要标准也是正直。
1977年《共青团真理报》上刊登了皮德回答“红帆”所提出的问题的调查表。其中有这样的问题：“在16岁时你评价你自己和他人的准则是什么？以后这些准则改变了没有？”
“首先是正直，”皮德回答，“这对人来说是最主要的品质。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过去和现在都器重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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