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朝嘉庆十七年时期的门石_百度知道
关于清朝嘉庆十七年时期的门石
请问这个应该属于文物么，我有一对嘉庆十七年时期的门石，是不是有收藏价值，现在的价值估计应该是多少？？确保是真品你好
提问者采纳
又比较普遍，所以收藏价值不是很高，凡是古物都有收藏价值，但这一类的东西因年代较近，建议还是好好保存吧，不过它能记载某个时期当地的建筑风格，同时也是贵府祖上兴盛的见证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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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述论
关于清代地主阶级的历史，是一个大的研究题目。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为我的简陋学识所不能胜任。本文将粗略地论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特点，地主的经营方式，地主阶级的构成，它的思想文化特征，这个阶级与其国家的关系等问题，试图对地主阶级的面貌和历史地位有所说明。浅薄失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和地主本身的变化 清代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就其基本方面来讲，和前代一样，地主占有土地，具有所有权，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他们可以支配它，或出租，或雇工经营，或出卖，获其利益。但是，清代土地转移中，活卖和找价的流行，造成土地所有权的复杂化，佃农“买佃”耕种，形成“一田二主”的局面，使得地主土地所有权不完整。这两项是清代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并影响了地主自身的某种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田产交易过后，卖主以土地价格短少为理由，要求买主补偿的现象，清代以前就发生了。如在明代，江南地主就有“卖价不敷”之说，隆庆间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允许卖方向买主找补田价，但以增找一次为限，这样使找价成为合法的行为，自此以后，该地增找现象大增，至清代，找价一找再找，乃有“一产而加五六次者”。江西也是这种情形，该省雩都把找价称为“找不敷”，卖主屡索，视为当然：“得业者怜失业者之贫，而求济出银，名‘不敷’，原属额外通情，为厚俗之一。相沿已久，视为分内之财，至累索不休，且有‘九找十不敷’之云。”找价在田产交易的不同形式，即典当、活卖、绝卖中都有发生，我们不妨先看一些事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贵州兴义县人查洪元将一份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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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读《舒瀛川章氏族谱序》
舒頔（1304—1377），绩溪县城北人。他受其表侄章子明之托，写了《瀛川章氏族谱序》（下称舒《序》）。此《序》载《章氏会谱》初编卷一第11—12页；2008年版《瀛洲章氏宗谱》（下称“瀛洲新谱”）载上卷“序”第2页。因瀛洲古称瀛川，我初读舒《序》时，误为子明是瀛洲人，舒《序》该是瀛洲章氏家族的重要历史文献。后细读民国五年（1916）版《西关章氏族谱》（下称“西关谱”），方知子明是西关人。他是瀛川始祖章运9世孙，西关始迁祖章授（运公第3个孙子）7世孙，是西关章氏修谱第一人，具体时间是元末明初。“西关谱”称子明修谱在“洪武间”，《章氏会谱》却将舒《序》排在“元谱序”中。他们不尊授公为一世祖，而尊运公为一世祖，所以称“瀛川章氏族谱”，实际上与瀛洲没有直接干系。洪武二十二年即1389年，运公11世孙、授公9世孙章文善修谱，尊运公8世孙、授公6世孙荣甫公为一世祖，始称“西关谱”。我曾多次撰文评析舒《序》中的错误和疑点，由于史料不足，局限于表象性的东西，虽然论点基本正确，但没有认识到关键性差错。最近收到湖北通城章强宗亲发来的电邮，茅塞顿开，基本厘清了舒《序》中的更多错误。由于舒《序》在历史上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有必要重新撰文解读。
君子修身必本于孝，孝莫大于敬亲。自吾亲推而至于高、曾，同此一气也。下而及乎曾、玄，传此一气也。传曰：“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乎？自高、曾至于吾身，几世矣；由吾身及乎曾、玄，又不知几世矣。传愈久，支愈远，溯宗纪系，此家谱所由作也。爰自壬辰，兵戈骚扰，谱之存者有几？予每思至此，太息不已。适表侄章子明，袖出家谱一编，丐予弁首间，其容貌甚恭，其礼意甚勤，其恳请甚确。顾予耄且悖（义同背。原文悖字右边还有个力字。我查《康熙字典》，竖心旁，也可在勃字之下加心字。同悖），笔砚废已久，然子明之祖母，予从姑也，义不容辞。
按，章之先齐太公支孙封鄣，其后以国为氏，去邑为章，子孙因之。唐季康州剌史及居浦城，五代间枝叶繁盛，太傅仔钧洎夫人练氏阴功硕德，载培载植，用昌厥后，故庆历名相，嘉佑元魁，彬彬辈出。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亦多显者。之子、樵，诩之孙铸、，皆相继登第。主徽州婺源县簿，主信州玉山县簿，樵知处州，通议大夫，爵钱塘县开国伯，铸福建转运使，淳淮东总领所干办官，祖康平江府军谘祭酒，祖邵知浦江县，颀之铜陵县主簿，运之从事郎。
运之往来父兄宦邸，道过瀛川，爱其山水清胜，因置田庄。谓昌化为浙东最僻静处，有势则易以兴，无人则难于守，锐志迁瀛川奠家焉。且以信义结乡人，乡人无老幼贵贱咸仰其为。丞相苗裔指其居曰：“此丞相之第也”。指其墓则曰：“此丞相之墓也”。最为乡人所尊重。
今几世矣，流风遗韵犹有存者，岂非祖宗之积德有渐而致然欤？传曰：“积素之家必有余庆。”讵不信然邪？虽然人禀天地之中，以生贤不肖异类，虽圣人亦未如之何。子明之父、宁国路同知文麟公，兄旌德尉子良，皆博学行醇，有古循吏风，方将敛其为郡邑者施于家。然则兹谱也，岂徒作哉？记曰：“霜露既降，有凄怆之心；雨雪既濡，有怵惕之心”。子明于家谱拳拳不忘，迨知孝之本欤！若夫家世之兴隆，云之显达，又在后之人所积，何如勉尔子孙，以副所期敬之哉。（《贞素斋集》）
二、史料链接
第一、舒頔又受子明之父即舒頔表兄文麟之请，还写了《瀛川章氏重建宋郇国公昼锦堂记》（下称舒《记》）。此《记》载《章氏会谱》二编卷三第1—2页；“瀛洲新谱”录在下卷466页。兹摘录几句，文首有“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按，此处应有个具体数字，原文没有。下同）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曰：按，章氏家谱，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后，钱塘伯之孙也。”文末有“史称文简为人庄重深厚，持守法度，在中书八年，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建邦启土，今百几十年。…………”该《记》亦有“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之说；也有“亦多显者”，其名字、职务排列与《序》完全一致。
第二、初编卷五第29页“昌化县览村世系图”：及—修—仔钧—仁嵩—士廉—世涣—得象—约之—元方—琰—象孙—世穆、世庆。世穆—卷八第39—41页“琰公三子象孙世系图”：象孙—世穆、世庆。世穆—翊—卷九第32—33页“昌化县览川淳鑑铸支派”世系图：淳公之子祖康，无后续。顕、颢。颀—道光、道明。道光—志靖；道明—志成。顕，无后续。颢—道裕—志通。硕、頴。硕—道泰—志诚。頴—道口—志端。按，“翊”，
第三、嘉兴人章寿发于2008年编纂的《章氏家族谱》，第36页载“昌化历村谱系”：及—修—仔钧—仁崇—士廉—世涣—得象—约之—元方—琰—象孙。后注：“象孙公，任南宋仓部员外郎，宋建炎三年（1129年）……见其山水环抱，景色优美，晚年定居于此，为历村一世祖。”
第四、《章氏会谱》卷五第29页“徽州绩溪县瀛川、西关、湖村世系图”：及—修—仔钧—仁嵩—士廉—世涣—得象—约之—元方（昌化祖）—琰—孝孙、说孙—运（绩溪瀛川祖）……。“瀛洲新谱”上卷第30页载：“运，一名幼祖，字运之，从事郎”。按，
北宋宣和二年（1120），方腊（？—1121）造反，矛头直指北宋朝廷，且势如破竹，横扫睦、歙、杭、婺、衢、处等6州50多县。运公出身官宦世家，对此局势心急火燎，为保身家性命，当即偕同祖母、母亲从昌化览村逃到两山夹一坞的油坑避难。北宋朝廷于次年初派童贯（1054—1126）率15万大军南下围剿，夏季擒获方腊并押至（亦称汴京，今河南开封）斩首后，运公本人或后代外迁油坑口。油坑口，油坑出口也，二地间隔约2华里。歙州改徽州也在1121年。
第五、2013821
1、绩溪世系是昌化始祖元方之孙悦孙下的子孙，而我湖北通城世系是昌化始祖元方之孙象孙下的子孙。您文中“五代显者”正是指我通城始祖让公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高高祖父、高高高祖父。他们的世代关系是：诩—櫄—鑑、铸、镕—祖康、祖邵或祖义—颀之、运之。上述五代人当中，颀之（桐庐县主薄）乃我通城始祖的祖父，运之（从事郎）乃我通城始祖的叔祖父，祖康（平江府军谘祭酒）乃我通城始祖的曾祖父，鑑（钱塘县开国伯、南宋右丞相）乃我通城始祖的高祖父，櫄（通议大夫）乃我通城始祖的高高祖父，诩乃我通城始祖的高高高祖父。我通城始祖的叔祖父运之（从事郎），并不是绩溪始祖运公（从事郎）。绩溪始祖名运，字运之；我始祖之叔祖父名运之，官职都是从事郎，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按，经我考证，文首说“元方之孙悦孙”，与前列“徽州绩溪县瀛川、西关、湖村世系图”中的说孙，还有称兑孙、克孙的，各种族谱记载不一，其实是同一人。
2、“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一说，……。仓部员外郎迁昌化，其中有两位员外郎迁徙，一是南渡前北宋时仓部员外郎昌化始祖元方迁昌化览村，二是元方之孙、时任相同官职也是仓部员外郎的象孙在南渡前后由昌化览村迁昌化历村。所以，如果是象孙迁历村，那么“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一说则是正确的。
三、重新解读舒《序》
综合上列史料，今对舒《序》重新解读，顾及舒《记》，兼评负面影响和不同论点。
第一、原来我只是怀疑，子明请姑夫写《序》，向其提供的“家谱”；文麟请表弟写《记》，向其提供的“章氏家谱”，其中运之前的谱系，不是瀛川（洲）的谱系，而是昌化览村的谱系。现在则可肯定，包括运之在内，是昌化历村的谱系。此运之非我瀛川（洲）的运之也！
第二、舒《序》、《记》中的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但与史实不符。因宋朝南渡时间是建炎元年即1127年，而运（之）早在北宋宣和二年即1120年就逃到油坑来了，其曾祖父元方怎么可能是1127年才迁至昌化览村的呢？所以我断定此说是个错误。现“象孙公，任南宋仓部员外郎，宋建炎三年（1129年）……见其山水环抱，景色优美，晚年定居于此，为历村一世祖。”再结合章强来信，舒公二文中的“仓部员外郎”，表象是指昌化览村始祖元方，实际是指昌化历村始祖象孙。象孙才是宋朝南渡后迁徙昌化历村的。
舒《序》、《记》中12345辈份排列，从长至幼，一点不乱。
我于2002年5月27日撰写《瀛洲村古谱两〈序〉作者及其他》（下称《其他》，收入《徽州古村落——瀛洲》第63—72页）时，已怀疑舒公并非平庸之辈，怎么将瀛洲始迁祖运之也纳入“亦多显者”之中，岂不违反修谱必须遵循“昭穆有序，长幼不乱”的原则了吗？当时，我哪能知道除瀛洲有个“运之”外，历村也有个“运之”呢？现在清楚了，他俩皆琰公之后，瀛洲的运之是琰公4世孙，历村的运之是琰公9世孙，二者是两码事！
舒《序》原文未分段，我将其分为4个自然段，第1、第4基本不涉史实，不议；第2、第 3涉及史实。有意思的是，舒《序》第2自然段中的运之，是历村的运之；第3自然段中的运之，却运之往来父兄宦邸，道过瀛川，爱其山水清胜，因置田庄。谓昌化为浙东最僻静处，有势则易以兴，无人则难于守，锐志迁瀛川奠家焉”句，岂不是瀛川的运之了吗？一篇文章中的运之，前者是历村人，后者是瀛川人，只能说是“笑柄”一个！这个错误的产生，先要怪文麟、子明父子提供的“家谱”有误，其次才能说舒公粗心大意了。还要指出，第3自然段中的“运之往来父兄宦邸，道过瀛川，爱其山水清胜，因置田庄。谓昌化为浙东最僻静处，有势则易以兴，无人则难于守，锐志迁瀛川奠家焉”云云，也与史实不符。前已述及，瀛川始迁祖运公当年是避方腊之乱，仓皇出逃，携带祖母、母亲逃到两山夹一坞的油坑来的，并非“锐志迁瀛川奠家焉”！这也是闭门造车之作，想当然之作。
其实，我早已认识到，就舒《序》和《记》而言，假设“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无误，“运之，……钱塘伯（鑑）之孙也”成立，再考虑多位进士的登第时间，其文章本身并没有矛盾。如，“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从时间上与后面的“运之往来父兄宦邸之间”（“父”，特指祖邵，南宋咸淳九年〈1273〉知浦江县，是南宋王朝最后一任知县。他是象孙公6世孙）相呼应；又如，“运之……钱塘伯之孙也”，不仅从辈份上与前列“父兄”相一致，时间上也与“南渡时”不矛盾的；再如，相关人员的进士登第时间是：1205櫄同1208鑑嘉定六年（1213）；1220镕咸淳元年（1265），时间上也相互印证。对照章强来信，我在《其他》一文中的错误，是将运之的父亲祖康错为祖邵了，原因是《章氏会谱》中昌化览村（川）世系图有误，象孙公迁居历村，是历村始祖理应标明。象孙公之后人，本该与象孙公一道另行挂线。这说明贻贤公在清末编纂《章氏会谱》时，没有收集到昌化历村的谱系。
第四、舒《记》中“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这段话也是闭门造车之作，违背常理。运公生于1103年，卒于1175年；舒公生于1304年，卒于1377年。前者比后者大201岁。运公重建昼锦堂，哪能要200年才造成呢？就算200年前造成，哪能200年后才请人写记呢？何况舒《记》中又有“章氏家谱，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后”句。郇国文简公是得象，运公是其6世孙，挂线为：得象—约之—元方—琰—孝孙、悦（说）孙—运（之）。得象与瀛川的运之，间隔也有150年左右啊！有意思的是，舒《记》中还有“文简为人庄重深厚，持守法度，在中书八年，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建邦启土，今百几十年”句，这与上列间隔时间基本吻合。因得象公生于978年，“登咸平（998—1003年）进士”。我真搞不懂，舒公既然知道“文简为人庄重深厚……今百几十年”了，为何开头又写“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呢？或许当时舒公“顾予耄且悖，笔砚废已久”，思维能力有了毛病。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居然要为舒頔平反昭雪（参阅《瀛洲钩沉》第198页）！
第五、必须指出：舒頔《瀛川章氏重建宋郇国公昼锦堂记》，却被后人一再篡改。标题就被改为《昼锦堂记》；首句“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曰：按，章氏家谱，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后，钱塘伯之孙也”句，又被改为“瀛洲处士章运公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七世孙宁国路同知麟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曰：按章氏家谱，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五世孙也”。“亦多显者”，公然删掉了“运之从事郎”句；又将紧接上句的“运之始迁瀛川”，改为“运始迁瀛川”。（见《瀛洲钩沉》第184页）更有意思的是，该书“编者注”称：因《瀛洲章氏宗谱》下卷466页收录该《记》，“现据《德智堂抄本》和民国版谱稿，将该《记》全文再录于此，以示订正云。”（同上）这哪里是“订正”？明明是“订误”！何出此言？
一是“瀛洲新谱”收录的是舒頔《瀛川章氏重建宋郇国公昼锦堂记》，并非《昼锦堂记》。
二是舒頔是元末明初人，瀛洲这个地名的出现，依照1988年版《瀛洲地名录》第29页的说法，是明成化初，村人章仲润修建村头瀛川桥，择“走马步瀛洲”之义，将村名桥名一起改为瀛洲。但《（嘉庆）绩溪县志》卷二“建置志·桥”载：“瀛川桥&
旧有亭，永乐间，桥亭皆圮。成化初，章仲润重建。”（黄山书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99页）说明仲润公修桥后仍称“瀛川桥”；明·成化是1465—1487年，舒頔卒于1377年。再看该《志》 的“选举志”、“人物志”，凡涉及到瀛洲人，绝大部分称“瀛川人”，个别称“十二都人”或“油坑口人”，就没有一个称“瀛洲人”的！显然，《瀛洲地名录》的说法有误。清·嘉庆（1796—1820年）时，也还没有瀛洲这个村名，舒《记》中岂能出现瀛洲？
三是“运之”变为“运公”、“运”，篡改痕迹更为明显。我们综合审读舒公二文，全是“运之”，而无“运公”、“运”之说！我前已提及，舒公二文中的“亦多显者”，名字、职务排列一模一样，《昼锦堂记》却将排在最末的“运之从事郎”删掉了，后面的“运之”又变为“运”，真是匪夷所思！我再次重申：舒《序》、《记》中的“亦多显者”，没有丝毫差别！
四是麒卿被改为麟卿，这是不合情理的。因麒卿的大名是文麟，其字怎么可能称麟卿呢？我查阅“西关谱”，“文麟字麒卿”，这就对了，麒麟两个字都包含了。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古人拿它象征祥瑞，后人视为吉祥物。
五是所谓“七世孙”、“五世孙”云云，均属错误。依据《章氏会谱》的挂线：得象（郇国文简公）—约之—元方—琰—孝孙、悦孙—运（之）—瑕—授—足贵—十八—八二—珍—文龙、文凤、文麟（麒卿）。运之是得象之6世孙；文麟是运之（处士）之8世孙。
综上分析，今可断言：“瀛洲新谱”收录的舒《记》，尽管史实上有错误，但是原创版；《瀛洲钩沉》中收录的《昼锦堂记》，是篡改版，错上加错！有人认为，《德智堂抄本》成书在前，《章氏会谱》成书在后，史料价值不足取（参阅《瀛洲钩沉》第198页）。这种观点显得太幼稚了！我推测此君没有认真阅读《章氏会谱》，该谱收集各地族谱的史料，唐、宋、元、明、清，五朝皆有。
第六、《新安名族志》中有关“瀛川”部分的诸多差错，无疑是源于舒《序》的一系列错误。湖北通城章强宗亲的来信，使我们得出了正确结论。千错万错，错在混淆了两个运之公！《新安名族志》影响很大，一直被认为是权威工具书，历代学者——尤其是研究徽学的专家学者，撰文时一再引用，这就是舒《序》在历史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此，我已撰文专门论及，发表在《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15日第1期，题：
舒頔的《瀛川章氏族谱序》，撰写时所依据的谱系，前部分是昌化历村的谱系，而非瀛川（洲）的谱系。前提有问题，谱序随之漏洞百出。后部分虽是写了瀛川，但不符史实。我之见，从宜清史实角度讲，此《序》应予否定。“瀛洲新谱”转录舒頔的《瀛川章氏重建宋郇国公昼锦堂记》，有同样错误，也应予否定，但它毕竟是原创版；《瀛洲钩沉》转录的《昼锦堂记》，是篡改版，错上加错，编者说是“订正”，实乃“订误”，令人遗憾。舒頔是明末元初人，《记》中哪能出现“瀛洲”之村名？
今人编修史书，务必做到：小心求证，去伪存真，造福后人。我们都年老了，做这方面的事，要量力而为之，不要勉强从事，主观愿望再好而客观效果糟糕，那就得不偿失了。我也一直主张，整理、评点史籍，宁缺勿滥。缺，后人能补救；滥，后人难辨别。我很赞赏程光宪老先生的话：“鲁鱼亥豕”，“张冠李戴”之谬，古今书籍莫不有之，欲求其真实，则有赖后世有志之士考证焉。舒《序》和《记》中的“运之”，确确实实存在“张冠李戴”之谬！也正因为如此，我将《编印〈瀛洲章氏族谱文字卷〉的说明》一文，收入《往事不如烟——我的博文集》时，特地加了“附记”：“2012年初，我想按原计划独自完成《文字卷》，由于子女混得还可以，个人财力倒无问题，但考证工作量太大，精力不够，学识不足，不敢动手，只好留待瀛洲章氏后人了。”（见该书第301—302页）
2013年11月26日初稿，12月18日二稿，2014年3月13日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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