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论课上的论文作业&&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的联系与差异&（草草完成，多多指教）
——论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
文化的联系与差异
【摘要】在世界文化史上，古代希腊和罗马创造了古典文化的辉煌，又直接影响了以后欧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由于各自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思维方式又导致了这样的关系，只会在一些层面上表现出来，在其他方面显示出来的仍然是来自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差异，本文将立足民族精神和思维方式，通过文化成果层面的比较，提出“废都”质素的概念。
【关键词】&
古希腊& 古罗马&&
民族精神&&
思维方式&& “废都”质素
古代希腊文化的高度发展与繁荣，长期以来曾引起世人瞩目，恩格斯在评价它对人类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时说：“……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乞求的地位。”而在古希腊文化之后的古罗马，作为其征服者，却在文化方面表现出被其古希腊征服的特征来，古希腊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高度发胀的繁荣局面？古罗马继承古希腊之后的文化面貌又是如何的呢？在文化成果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心理，这将是本文论述的关键，同时本文也引入比较文化学的相关理论，从更为客观的角度，具体地评述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联系与差异，并通过比较，总结出笔者归纳的“废都”质素。
一、文化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及其民族形态
古希腊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那个时期都受到来自东方和北非古老文化的影响。它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而且开启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的大交融。在这一交融过程中，古希腊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所以希腊文化中的开放性是促成了希腊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文化特性却是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之下形成的。
后人追述希腊文化，大多将目光首先集中在希腊多出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并且认为这是希腊文化形成、发展乃至繁荣的不二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不过是西方“地理主义”的陈词滥调，地理因素固然是文化的一种重要因素，但对于文化形态和类型而言，它的作用不能高估，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是人类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完全取决于地理条件和其他任何自然条件的，他的形成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多种因素造成的，自然状况、社会生产、民族性格、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都对文化发展起导向作用，所以在论述希腊文化时，希腊的地理环境就显得不那么至关重要了。
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概括而言——山脉纵横，土地贫瘠，气候宜人，但只能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由于开采水平无法满足工业生产，古希腊人守着半岛丰富的矿产资源却要长期从外部大量输入原材料，尤其是木材和五金。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古希腊城邦社会走上了一条特殊的历史道路，即商品经济在整个农业世界的缝隙中长足地发展起来。在这条发展道路上，古希腊民族迅速成长为古代世界不可多见的“商业民族”。
商业贸易虽然能够带来丰厚的收入，但相对于稳定的农业而言，还是具有极大的风险，特别是古希腊的商业贸易绝大多数都是海外贸易，如果海外市场被占领。工业原料和粮食来源被切断，承办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发展海外贸易，抢占国外市场是城邦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希腊民族勇于冒险、具有开拓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希腊城邦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奴隶劳动，二是海外大殖民运动，前者在创造城邦经济财富中处于重要地位，后者的作用不仅平衡了城邦人口负荷的压力，而且对于建立海外工商贸易据点具有重要意义。
与海外的商业往来，不仅给古希腊人带来了财富，同时也正是其文化层面开放性得以实现的基础。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接触。事实上，古希腊文明正是起始于克里特的迈锡尼文明，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长期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克里特岛吸收了大量的古埃及文化成分，同时还受到了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的熏陶，这都为古希腊文化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科技文化成果方面来看古希腊的文字、艺术、哲学等无疑都有前人的影子，都是古希腊人凭借其智慧站在先人的肩膀上创造起来的伟大成果，例如希腊字母就是在腓尼基人创造的文字字母的基础上，加上元音形成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古希腊文化固然是希腊人的杰作，同时也是建立在其独特的贸易方式之上的，西亚、北非诸民族的共同成果。古希腊文化的开放性只是其众多特性中的一个，笔者之所以特别论述，是因为这一特性从横向来看对古希腊文化的产生之初起到了决定作用，广泛影响着繁荣时期的古希腊文化；从纵向上看，古罗马文化作为马其顿和古罗马作为古希腊的征服者，两个政权中同样可以看到开放性的影子，不仅保证了希腊文化的继续发展，也提供了希腊文化进入纵深的亚洲和亚洲文化对古希腊文化更为彻底的影响提供了保证。文化的开放性，不仅是古希腊文化的特性，也几乎称为世界上所有优秀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
商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古希腊文化，希腊民族的特性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当商品交换关系越来越强调交易双方的人格平等和商品经济活动者应有较大程度的自由时，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平等、自由精神便成为从事工商业的民族的一种属性。这种精神反映到政治生活领域，也就是要求以平等、自由为原则，反对垄断与独裁意识。这种希腊民族特性对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
由商业民族特性所决定的城邦民主政治方向，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
商业民族的特性，决定了自由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由此也就决定了希腊文化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即城邦文化的广泛群众性和人本主义的体现。
第三，&&&&&&&&&&
商业民族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特征，是古希腊自然科学和哲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四，&&&&&&&&&&
商业民族的特性决定了城邦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这些影响几乎是关涉到了希腊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接下来阐述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以及分析古希腊民族精神和思维模式，提供重要的对比和参考依据。
当亚历山大帝国毁灭之后，希腊人彻底陷入了一个萎靡不振的时代，古希腊的诸神们不再放射光芒，希腊人纷纷龟缩到纷乱无聊的政治游戏和醉生梦死的温柔乡中。希腊文化随着亚历山大带来的希腊划时代成就的并不是辉煌，实质上是希腊文化精神的颓废和没落，从前来自东方文明的滋养的希腊文化，当再一次面临冲击的时候，失去了民族自信，文化的开放性也顿时失去了意义，东方宗教的揶揄让奥林匹斯诸神成了傀儡，失去了神灵保护的古希腊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只像是散发着恶臭的腐烂的土壤，在这土壤上苟延残喘的古希腊人根本无法振兴希腊文化，历史性的力量最终从外部给希腊狠狠地扎了一剑。“这力量一方面将整饬腐化堕落的希腊化世界，使它那散漫放荡的作风就范于一种铁的纪律和不可伸缩的法律；另一方面将消除希腊文化中刚刚出现的分裂和二元对立状况，以一种片面性的单纯来取代希腊的和谐之美”，这股力量来自希腊新的征服者，古罗马。
二、&&&&&&&&&&&&&
古罗马文化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与民族特性
我们在探讨古罗马文化形态时，不得不涉及到古罗马文明的起源。根据英国大史学家阿诺德·约·汤因比的“母文明”与“子文明”学说，只有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才属于母文明，其他都属于子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理所当然地应当纳入子文明的范畴之中。那么罗马文化又是怎么派生出来的呢？
罗马国家是以罗马城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张而形成的地跨欧、亚、非三州的奴隶制大帝国。罗马城位于意大利半岛，而半岛上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是伊达拉里亚人。伊达拉里亚人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便是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它通过商业贸易，外交往来，战争征服等等方式对罗马的政治、经济、文化施加影响。因此，共和初年的罗马文化无不打上伊达拉里亚文化的印记。
以上的这些资料并不能说明古罗马的真正起源，事实上，中外学者都无法发给出古罗马真正的起源解释，人们似乎只能握着“狼孩”的故事，从各种历史遗存中推测古罗马神秘的发生时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罗马的起源不像希腊和东方国家那样有一个古老悠久的文明源流，它缺乏一种天然的文化根基，缺乏一种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似乎也成了罗马人的宿命，他们注定拥有丰功伟绩，却没有人替他们记录、保存和歌颂。
如果我们依据阿诺德·约·汤因比的理论，古罗马文明的真正源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和古希腊文化同来自于一支，通过古希腊文化推测古罗马文化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而对古罗马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也确实还是希腊人。
希腊人在古风时代的公元前8-6世纪的殖民运动中，就有意识地向意大利半岛渗透，并在半岛南部形成了“大希腊”区域，建立起一些希腊移民的殖民城邦，罗马人早在王政时代（公元前753-510年）便主动向希腊人学习。塞尔维·图里阿任第六王时（公元前753-510年）所推行的改革，把自由民以财产资格划分为5个等级，并规定出5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公元前5世纪罗马人制定的《十二铜表法》，都是直接或间接仿效了公元前六世纪初年雅典国家的梭伦改革，罗马人创制的拉丁字母乃是希腊字母的演化，这已经成为历史定论。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通过逐步蚕食的政策，最终征服了希腊，此后大量的学术著作运抵罗马，希腊人以奴隶或人质的身份到罗马充当家庭教师、医师、音乐师等职业，此外，古罗马的雕塑、建筑几乎都是了希腊文化的复制，罕见创新，而在诗歌、戏剧上的创新也无法逃脱希腊文化的影响，甚至一旦走出了希腊文化，这些文学作品粗俗、色情的一面便显露无遗。
由此可见，古罗马文化大致上都承袭于希腊，罗马诗人贺拉西说：“希腊被擒为俘虏，被俘的希腊又反过来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正是对古罗马文化形态的真实写照。虽然古罗马文化成型于希腊，但这并不表示古罗马文化不如它的“师傅”希腊，事实上正是古罗马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古希腊文化，使它不至于在爱琴海的海风中被完全腐蚀干净，这些内容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讨论。
我们在讨论古希腊民族特性的时候，以其独特的商业贸易作为立足点，所依据的观点，无非是社会生产对社会形态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对古罗马民族特性的讨论，似乎要比较困难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就无法真正弄清楚古罗马人的社会生产。
前代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试图通过与普通的人，例如希腊或者日耳曼人比较与对照来解释古罗马人的特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拿古罗马人的民族特性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去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维吉尔在《埃涅阿斯记》中说：“罗马人，你千万不要忘记，治理人世间的帝国，建立和平时期的习俗，宽恕失败者，镇压傲慢者。这些是你们必须掌握的治国之道”。李维在他的巨著的引言中说：“如果哪个民族有权使自己的出身成为神圣，并且有权认为是神创造了它，古罗马人便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战争中名扬天下，于是自称战神马耳斯是他们的祖先，是罗马民族的缔造者。世人像承认罗马帝国那样心甘情愿地相信他们的自夸。”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以这种自豪的语言来描述罗马帝国的职责和特性，从这些资料我们似乎能够管窥到罗马人的特性，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所描绘的只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我们自然也不能从这理想中得出古罗马人在暴力与征服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性的结论。
从诗人贺拉斯的《歌集》中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贺拉斯谴责他那个时代的人堕落成弱者时如此歌颂祖先：祖先打败了皮洛士、安条克和强大的迦太基，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础。李维在这一问题上也与他意见一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长久地不受贪婪与奢侈侵袭，也没有一个民族如此长久地安于贫困，崇尚节俭。”把早期的古罗马人描绘成淳朴的农民。由此可见，从早期的史料中隐约看到的早期罗马人还称不上是一个谋求权力的民族，更不是一个为征服世界而奋斗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节制的，勤劳务实的农耕民族，其天赋的本能健康而又原始的民族自然要繁殖后代，使人数激增，而且要为此而扩张力领土。但是，罗马人周围的民族都比他们要强大得多，甚至罗马人还与迦太基人签订了贸易协定，我们无法从中看到罗马人天生就有的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相反，至少在古罗马人心理上他们不是一个天生想当征服者的民族。
由此，我们不妨做个推论：在最初的历史时期，古罗马人是讲究实际的，具有质朴健康的心理，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文明人进行最简单最古老的活动的地方——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地方。艺术、科学、哲学等一切理论活动均非他们力所能及。当农耕和畜牧产生的淳朴的生命意志遭到外部势力的阻挠便会竭尽全力反抗，反抗的力量越来越大，从成功地自卫中获得了乐趣，最后从自卫转为进攻，并且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多的机会来实现其生命意志。他们把这种意志强加给弱者和被战胜者，于是为生存权而战斗的民族变成了征服者，由征服者而产生了帝国。这就是变化的过程。
但当罗马逐渐起来掌权，而且发展到辉煌的顶峰之后，便竭尽所能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建立一个威严的、貌似永恒的帝国。然而这样的帝国靠的是残酷的暴政、野蛮的杀戮其他民族和大规模连绵不断的流血战争。奥托·基弗在《古罗马风化史》中说：“滥用权力只不过是统治者和征服者自然地扩大权力使用的范围而已。如果征服者本人心理素质不足以防止滥用权力，也就是说他内心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更健康的精神生活，无法抵消单纯追求实用目的的欲望，即自我保护和获取权力的欲望，滥用权利的现象便会更加迅速地出现，而且无法避免。”当古罗马吸收希腊文化时，除了上文所列举的积极的方面，罗马还从古希腊那里学会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贪得无厌。从此以后，罗马帝国成了地中海各国的剥削者，罗马帝国处处都有奴隶，成千上万的奴隶成了整个上层建筑的社会基础，而奴隶的支撑一旦中断，等待罗马的必然是灭亡，最后的事实也却是如此。
当罗马的文学艺术经过几个世纪来自希腊的熏陶而变得高雅的同时，文明的生活依然只属于少数富裕阶层，而广大的百姓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文明成了外表的装饰，文化成了奴隶们存活的唯一意义，而这本该属于市民阶级。直至罗马最终灭亡，我们依然能从罗马人华丽的裤子中看出两只沾满了淤泥的腿，农民粗野的本性在希腊文化破碎的外壳之中，完全展现出来。
由此我们看出，从古罗马的发展史中，我们似乎看到古罗马的民族特性在随着时代而发生着变化，他们淳朴过，也高雅过，但擦去表面的色彩，我们会发现古罗马的民族特性其实从未改变，那就是农民的本性。
分析古希腊和古罗马各自的文化形态及民族特性，是为之后的文化成果及比较文化学层面上两种文化的比较对照做历史的、内质的准备。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各自不同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之下，产生了各自的灿烂的文化成果，笔者在众多成果中选取三个比较项，以解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之谜。
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成果的比照
1.&诗歌与音乐
论及古希腊的文艺成就，人们首先会想到美妙绝伦的雕塑，其次是散落各地的巨大的剧场以及在这些剧场上演过的著名的剧目和深刻影响后世的剧作家们，但是笔者在做具体文化层面的比较时却并不认为以戏剧作为比较项有什么好处，它固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包括隐藏在剧目中的希腊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和政治倾向，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但以戏剧作为深入文化的探洞，难免会被戏剧表面光鲜的色彩迷惑，以致看不清文化的本体。诗歌和音乐，历来都是研究古典文艺的突破口，中国古典文论中就有“诗乐舞”一说，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古希腊的“诗乐”是否具有中国式的传奇地位，但很显然，它们都是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远古时代的祭祀仪式。人类从神灵的崇拜中得到的远非现代人认为的迷信和貌似愚昧的心理慰藉和无知的解释自然，至少语言符号系统的产生，历史记录的延续，都来自于火影中跳动着的神秘的巫师，而诗歌的出现，无论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语言达到一个全新高度的象征，语言完善的同时也是文化走向繁荣的开始，这从古埃及、古希腊包括中国的早期发展史中都能够看出。
古希腊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不管是什么体裁不管在什么时期创作，都逃不开《荷马史诗》的影响，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影响，远不局限于文艺。
《伊利亚特》的情节结构向来被视为史诗及所有文学作品的典范。把十年战争浓缩进二十几天来写，如依书中的主要情节动作不过四天，可谓是妙笔生花。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写起，到赫克托尔的葬礼结束。它不以繁缛离奇的情节取悦读者，而以情节的洗练集中、人物个性的鲜明生动以及宏大的气势取胜。从人物的身上，我们都够体会到超越诗歌本身的一些精神，比如阿喀琉斯对命运的选择体现了他的人格高尚性和丰富性，阿喀琉斯诞生时神谕示了他有两种命运：一是过平安的日子，一生碌碌无为，但可长寿；一是投身于战争，建功立业而早死。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表现出的这种勇于进取的积极人生态度是古希腊文化内涵的核心，也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内涵的精髓。再如从赫克托尔身上体现出的“格外崇高”的人性美，体现出“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幸福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渴望自由、平等、幸福，要求发挥人的才能，表现人的特长，实现人的价值，乃是人的天性。正如斯塔尔夫人所言：“这种不自觉的诗情的迸发，正因为它是不自觉的，所以具有后代学者所不能企及的力量和淳朴：那种初恋的魅力。”
对《荷马史诗》，本处不做过多的解释，将在下文继续讨论。
罗马的诗歌，作为文艺的一部分，自然逃脱不了对古希腊诗歌的模仿，甚至客观地讲，古罗马并不存有什么伟大的诗歌作品，要论述古罗马诗歌，乃至寻找出一些亮点实在是困难重重，笔者翻阅《古罗马风化史》时看到了作者唯一提及的古罗马诗歌——爱情诗。“如果说爱情的魅力真的能使每个人都成为诗人，那么诗歌必然是一个民族爱情生活最真实最清晰的反映。无论是极其高尚的两性之间的爱，还是最卑贱的性关系体验，人类都选择诗的语言把它记录下来。最美妙的表达激情的言辞——米开朗琪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柏拉图对性爱的玄妙的揭示——与粗鄙的色情诗歌同样发自作者的灵魂深处。人对爱情和性欲的体验扎根于精神生活尚处于神秘的潜意识阶段，扎根于理智尚未探索的模糊状态。”因此，在人们称之为性爱的领域里表现得最真实最强烈的是生命意志，表现爱情的诗，自然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心灵最明白的揭示，甚至我们还能从中发掘出强烈的民族性。
古罗马人天生是粗俗的酒色之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野蛮残暴的。然而，他们是严肃稳重的市民，急于找到合理有效的共同生活方式。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产生自然而优美的诗歌，更不可能创作出爱情诗。它不会有萨福、伊比科斯、阿纳克利翁这样的爱情抒情诗天才，正如塔西陀所说：“他们的婚姻没有爱情，他们的爱情没有尊重，或者说没有教养。”他们的爱情诗质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要么模仿和几乎是翻译希腊作品，要么在不加掩饰的表现色情方面登峰造极。
卡图卢斯是第一位罗马爱情诗人，也是第一个艺术地再现自己内心深处感受的罗马诗人。格利乌斯在《雅典之夜》中说，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认为，只有卡图卢斯和他的朋友卡尔沃斯这两位古罗马诗人，可以与阿纳克利翁相媲美。但事实上卡图卢斯精神上与艺术上都和希腊密切相关，他翻译过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的作品，他的爱情抒情诗完全有可能借鉴了希腊的作品。他对塞蒂米乌斯和阿克梅恋爱场面的描写脍炙人口——……往日对爱情反应迟钝，态度冷淡，/如今天赐良机，格外开恩。/此时阿克梅温柔地转过头，/红彤彤的嘴唇亲吻/情人醉醺醺的眼睛，/一边说道：“亲爱的塞蒂米乌斯，/让我们永远敬奉爱神，/是爱神在我平静的心中/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爱情之火。”/往日爱情反应迟钝，态度冷淡，/如今天赐良机，格外开恩。/此时爱神对他们很有利，/他们双双对对，恩恩爱爱。/卡图卢斯的艺术朴实无华，自然优美，真实可信，这方面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按现代的审美标准看，确实会感到他的作品有些地方很粗俗，很不雅。然而，正是他的粗俗显得天真，不像奥维德的作品那样，淫荡猥亵，矫揉造作。
从笔者捡出的两处诗歌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希腊人作为诗歌起始的《荷马史诗》无论从内容还是叙述方式、语言技巧的使用上都要高超的多，虽然史诗与爱情诗是诗歌中两个不同的题材，但是从中表现出来的，来自于诗歌中的有关于民族的东西，却值得做进一步的探索。讨论完了诗歌我们再看看古希腊与古罗马在音乐上的比照。
古希腊诸神之中，有一个掌管音乐的音乐之神缪斯，希腊人在创造神灵世界时，也不曾忘记创造音乐之神，希腊人对音乐的热衷可见一斑。希腊人认为人与神之间是可以进行交流的，而音乐是人和诸神之间相互交流取悦的最直接的工具盒媒介。因此，希腊人在所有的节日庆典以及诸神的节日中都广泛使用音乐。音乐一词music的词根卞氏从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艺术的缪斯女神muse变化而来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通过公共教育造就“正确的人”，这种教育体系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体育和音乐，其中体育用来训练身体，音乐训练思想。在希腊人确立的几种调式中，多利亚调式音乐富于男子气息，能使听者变得坚强和有节制；弗里几亚调式音乐使人产生强烈的欢喜；利底亚调式音乐会使人变得柔弱甚至淫荡；而混合利底亚音乐则会使人听者变得悲伤不已，等等。据此，我们不难看出，音乐在古希腊人的观念意识中，既具有愉悦功能，又具有教化功能。
古罗马征服希腊后，成为西方音乐文化的中心，但是罗马公众的音乐欣赏水平相当低，根本不懂得如何欣赏高层次的希腊音乐。鉴于这种情况，公元前1世纪，大批希腊音乐家涌入罗马，开办音乐学校，传授希腊音乐知识。经过多年的希腊音乐普及教育，罗马人的欣赏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古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对古希腊音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衷，他刻苦训练6年之后，参加古希腊竞技会，并在比赛中夺魁，甚至还到希腊做职业性的巡回演出，由此可见，在罗马帝国后期，欣赏音乐特别是希腊音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古罗马全面继承了古希腊的音乐，却少能看见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古罗马几乎成了古希腊的磁带，一遍一遍重复播放着来自别国的音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古希腊人将音乐看作人的一种高尚修养，把参加音乐表演、欣赏音乐演出、评论音乐表演当成是每一个公民应当享受的一种权利，城邦支持戏剧演出，并发放观剧津贴，一方面推动了戏剧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戏剧表演的组成，音乐也受到了较好的扶持；古罗马人却只把音乐作为一种享受，认为公民有享受音乐的权利，但是奴隶没有，奴隶阶级中只有那些具有音乐天赋的人才有幸被奴隶主阶层挑选出来，加以训练，从而接触音乐，所以，音乐的职业化倾向加强而音乐家的地位却降低了。
2、民主与法制
民主与自由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族人民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而在古希腊民主与自由已绽放出艳丽的光芒。从孕育古希腊文化的土壤——古希腊神话中，这种民主的精神就体现得较为突出。比如，宙斯虽是众神之父、宇宙的主宰，但却无法行使专制暴君的特权，女神可以拒绝他的求爱，普罗米修斯可以违背他的禁令，偷盗天火传给人类。埃斯库罗斯更是让普罗米修斯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呼喊：“宙斯的主权不打到，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而希腊真正的民主却是在专制的比照之下得见其可贵的。
限于古希腊海陆交错的自然条件，古希腊人一方面建立起以土地为中介，以农作物为生命对象的农耕式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建立起以地中海为中介、以武力征伐为基础、以移民或殖民为中继、以商业和贸易为目的的地中海生存方式。在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种生存方式。
当丈夫成为劳动工具的拥有者和事物的主要提供者时——“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须的工具”，丈夫也就成了家庭的统治者。在农耕式生存方式中，要保证有充足的事物，丈夫的意志就不得不体现自然及其规律的要求，这样，自然及其规律的要求就变成了丈夫的意志。丈夫意志在这里俨然具有了不可违背性和绝对性，决定了它必然是超越其字意志的意志，是妻子必须服从的意志有妻子服从这种意志，农耕生存方式才得以建立，家人才能获得生存。由于丈夫及可类比出的君主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妻子或者是儿女乃至臣民便被这种不可违背的意志压制而显现出背后的强制性。因此，农耕式生存方式必然会导致专制和专制政治，甚至只有专制和专制政治，农耕生存方式才得以建立、发展和进步。
但是古希腊的生存方式中又存在着地中海生存方式，这是一种以海上航行、殖民、贸易为主的生存方式，而海上的生存无疑比陆地要艰难得多,只有不断地战胜和征服海上所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才能建立地中海式生存方式，所以在地中海式生存方式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是以人对自然的遵从、适应为基础，而是以人对自然的战胜和征服为起点。纵观希腊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移民在希腊城邦建设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他们促进了希腊的民主，当移民们不得不聚集在城防中以防止土著和海盗的劫掠，在这些城防之中的人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
两种生存方式带来的两种政治制度给希腊的是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了整个希腊古典时代，从早期城邦内部贵族与农民的矛盾，到中期，古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的矛盾，再到晚期以雅典为一方的民主党和民主政治与以斯巴达为另一方的贵族党和专制政治的矛盾，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最终在矛盾中结束了自己的历程。由此可见，希腊人的民主其实并不像今人看起来的那样轻松。
民主的色彩就是坚决反对神权和专制政治，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命运。事实上，由于享有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希腊人可以抛却犹豫，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充分地享受学术自由的清新空气，希腊人放眼望去的一切均可成为讽刺和评判的对象，其锋芒无所不及，甚至伯利克利也变成了“长着山羊脚的怪物”。希腊人相信“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希腊人要掌握自己，享受权力，他们要歌颂灵魂正直的人，要关注普通百姓，他们要高扬穷人的伟大精神，要讽刺富人饿瘦的心灵。可见，希腊人认为精神胜于物质，古希腊人对物质生活享受比较淡漠，但却对精神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看来“精神的完美可以弥补躯壳不足，但如果没有智慧的精神，躯壳再强壮也没有用。”
民主与自由意识深深地扎根于希腊人心中，绝非时间或敌意所能消灭。“如果你们体验过自由，知道它的味道，你们就会劝我们不但要用枪，而且要用斧头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了。”因为“在民主国家中受穷，胜于在专制国家里享福，正如自由胜于受奴役一样”于是，为了自己，戏剧家要勤于思考。拿出最精彩的剧目来体现大众的口味，史学家要殚精竭虑，透过表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供世人借鉴，而哲学家则要以其理智的头脑，执着地追求自然与人生的真谛。可以说，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在文化上是一个群星争辉的时代，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仰望其夺目的光彩。
古希腊的民主使得古希腊在人类文明真正开始之初就创造了令后人慨叹的辉煌，民主笼罩下的一切似乎都比它本来的状态膨胀了好几倍，让人不解的高度的科学，高深的哲学，炫目的文学、雕塑、建筑，民主像一面放大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放大镜中的都是虚像。当民主的城邦制度随着希腊一起步入后期，政治成了公民富裕生活中的谈资，民主成了一种群体暴力，这种暴力让希腊人失去了理智，而事实上导致希腊真正灭亡的原因是其帝国主义形态的扩张取代了希腊坚守了千年的民主制，一个如此灿烂的文化，只因为没有坚持自我而休止，这样的命运又再一次地在罗马身上重演，让人惊奇的是，罗马似乎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就是有别于希腊民主的系统的法制。
有一种看法认为，早在公元前450年，负责起草后来被称为《十二铜表法》的委员会就从罗马来到希腊研究梭伦的法律，而且他们的确从中获益匪浅，罗马法正是古希腊自然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罗马人将法律完美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他们“懂得如何用法律来维护个人的利益，认为只有法律才是最公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始终沿着“以法治国”的轨道运行，不断修改和充实法律条款，不断发展法学理论，把“法”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公元前494年，因为执政官克劳狄放任债主随意出售服役军人的财产和子女，引起了平民的激愤。所以平民以集体撤离到离城5公里的圣山的做法以示抗议，这种斗争方法避免了暴动式的流血冲突，而其震慑力却很巨大，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军事力量，迫使贵族派人出面谈判，让与平民推选为自己说话的官员的权力，即每年从平命中选出两位不可侵犯的保民官。“对于法治，他们这种贡献不是对法治本身的阐述和发扬，而是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在一定领域内依法办事、尊重法律权威的管理模式，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对于权利的限制，即从制度上提供了依法办事、尊重法律权威的管理模式。古罗马为后世如何实行法治树立了典范。”具体还表现在：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模范式的法律成品
罗马法律体系有两种划分标准：按照适用对象和范围，分为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按照被处理的法律事务，分为公法和私法。无论是哪种体系结构，都是全面而合理的。
罗马模范式的法律成品。是指系列法典、多元的法律制度和精准的法律术语。法典使法律执行有据可循，也使罗马法治精神遗传后代。
法制化的政治体制
古罗马政治体制法治化的模式在共和国早期就已经成型了，其特点就是集王权、贵族和民主为一体，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三者的权力都是依法分配的，均受法律的限制。
得力的执法官员
最早专司法律的官员个体应该是执政官，但执政官的指令多数属于政治行为，法律色彩不明显。
《十二铜表法》颁布后不到百年，一个特别的执法官被委任，这就是裁判官，裁判官纯属法律官员，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懂得技术和平衡。裁判官在任时要发布关于自己的司法方针和审判原则的告示，新裁判官可借鉴前任的告示，这些积累下来的告示成为罗马法律重要的部分。
罗马版图扩大后，设立了专事罗马公民和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之间的各种案件的外事裁判官。行省制确立后，行省地区的法律官员由行省总督兼任。
活跃的法学家
古罗马有句谚语：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这足见罗马人对法学家及其活动的重视，这是依法治国精神的主观体现。
法学家涌现于共和国末期，他们一般出身于平民上层，是一批有能力和受过教育的人，热切地从事法律研究，以向公众解释法律问题和为执政官、裁判官提供法律咨询为业。除诠释法律问题以外，法学家还进行编撰契据、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行为以及整理汇编，从事著述等活动。
罗马拥有让现代学习的法律，却最终在延续了几千年后轰然崩塌了，古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胜利后，随着领地扩张，掠夺的财富和奴隶源源不断地运到罗马，政治安定、社会富裕，经济繁荣，然而专制独裁和僵化的体制也同时形成了，完备的法律在这一刻显得软弱无力，没有人意识到，这样完备的法律的根基，其实不过是霸权，不过仍是少数人的独裁而已。罗马社会开始腐化，希腊文学中反映的生命意义在于活得伟大、高贵，活得有气派的观念，诱使当权者为了获得保有权势的选票，“要不是为了赢得一般平民的喜悦，讨他们的欢心而花费大量钱财，把角斗这一起初用来惩罚敌人的方式变成一种竞技，那么怎么会出现这些角斗士起来反对他们主人的事？再次，可怕的腐败以及对官职的渴望难道不也是被财富刺激起来的吗？”
财富——权势——享乐——权势——财富，如此恶性循环，生生不息，充分显示了实用的享乐主义下发展的经济繁荣，必然导致精神生活以单纯的物化享受的实现为标准，人性因生物欲望的宣泄满足而异化。罗马的法律便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腐烂了，而就在这腐烂的泥土中，一些全新的东西正在孕育。
四、比较文化学视角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
上文已经对古希腊、古罗马各自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成果进行了初步比较，然而对一些问题我们仍然无法解答，此处笔者引入一个文化比较的理论支撑，即方汉文先生的《比较文化学》。方汉文先生对文化做了一个较有特点的定义，他认为：所谓文化，首先是文化的总体意义，是人的内在要求与外部世界互相作用的方式，是人类精神与物质活动的总称，所以它是内外结合的；其次，作为具体的文化因素，它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如心理和意识的活动，也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还有具体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文化是构成人类精神与物质活动的具体因素，它不等同于具体的活动，如物质的商品生产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活动等，但又存在于它们的每一种具体方式之中。
以上定义可以概括出一些关键词：民族精神与思维模式——语言符号系统、社会关系——社会生产与个体行为方式，而比较文化学最主要的研究层次是系统意义最为突出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心理素质，民族的思维方式这一层次的特征。根据上文中已经展开的论述，本节将从民族精神和思维模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罗马人与希腊人虽然同时西方古典文化的创造者，但在民族精神上却有很大差异。前者严肃、质朴、坚忍、勇敢、虔诚、爱国、守纪，但又有些固执、粗暴、缺乏想象力；后者活泼、奔放、善辩、崇尚智慧、爱好自由和理想之美，但又有点多情、散漫和不切实际。前者忙于文治武功的实践，后者长于创造性的理论思考。罗马人的民族精神中首要的表现是质朴务实的传统美德。前文已经论述了罗马人是典型的农业民族，在很长时间内，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淳厚朴实、勤恳务实的民风。共和早期的罗马人生活节俭、不事奢华，人们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早期的罗马人不仅质朴尚俭而且大多保持着诚实清廉的美德。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无论有多少职员监视着，还是不能阻止希腊人盗用公款，而罗马人虽然使用许多公款，但是很少发生不名誉的时间。在这样的民族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可以顺利地解释，为什么古罗马在文艺上，并不那么卓著，而在法律上也能够理解法的精神正是从这样的务实精神中深发出来的。
总结出文化表象下的民族精神因素时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问，这样的民族精神又是来自何处呢？
希腊民族精神的来源，正来自于前文所提及的《荷马史诗》即一系列的神话传说。罗素在谈到哲学和科学的起源时指出：“哲学和科学开始于提出普遍性的问题，那么这类问题又是怎么样的呢？广义地说，它们就是要从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只是杂乱而偶然的一连串事件中，去寻找出一种秩序来。注意一下秩序这个概念从何开始形成是颇为有趣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人不是孤独地而是在社会中生活。即使在最原始的水平上，这也涉及某种组织形式，秩序的概念就由此而来，秩序首要的是社会秩序。自然界的规律性变化，诸如日夜交替、四季循环，无疑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发现了，而且起初是根据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解释，去认识这些变化的。天体是神祗，是自然的神力，都由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而塑造出来。”人类通过对自身的生存现实的理解，不断地创造出一个个意义世界，从而赋予秩序以丰富的人性内容，使秩序在深层次上与人发生永久性的关联。而神话正是人对生存状况秩序化的最初产物。现代人类学、心理学和宗教学的发展，将我们对古希腊神话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在古希腊神话思维发生的画面上，各种原始性的精神和观念的色彩处于混融、交错的情景之中，古希腊神话胶结着无数往后得以发展的精神因子，蕴含着认识、道德、宗教诸活动发展的积极因素，它是一种不可重复的、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创造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记录。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中，我们看见了希腊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希腊军回航时的奇异遭遇以及奥林匹斯诸神色彩瑰丽的生活场景。荷马以英雄传说为主线而将奥林匹斯诸神的故事串缀在一起。如游吟诗人、哲学家色诺芬所说：“人们一切思想从一开始就是由荷马塑造的。”正是《荷马史诗》使奥林匹斯神祗具有了全希腊的民族性质，同时也成为了整个希腊民族的思维模式。
希腊神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神谱和神谕，如果说神谱构成了希腊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的躯干，那么神谕则是成熟了的希腊神话的灵魂，它意味着高悬于众神和英雄头上的一种神秘的和不可逆转的必然性，而连神都必须服从的神谕，表现出的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它意味着某种抽象的、超验的本质概念。它与自由意志毫无联系且不可改变，它是潜伏在自由意志背后的深刻的决定论。一个民族的神话所透露的往往是这个民族心灵最幽暗处的秘密，古希腊无以伦比的神话故事与《荷马史诗》一起展示一个独特的人生视界时宣吐着的是它的创造者们刻骨铭心的“命运”的眷注，这形成了是潜伏在自由意志背后的神秘而深刻的命运决定论构成了古希腊人思维、行止的一道深不可测的背景。
当古希腊神话中处处暗示着欲求的无限性与实际满足的有限性乃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永恒的悲剧性的主题时，处处都透露出古希腊人民面对苦难人生既无可奈何又苦苦挣扎的悲凉心态。而这种悲凉心态酝酿的过程中，除了衍生出一幕幕悲剧，还促使古希腊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承担和超越这种生存困境，酒神崇拜正体现了古希腊人对生命独特的理解和把握。
关于酒神出生的神话有很多，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酒神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死而复生的过程。在酒神出生的神话中，痛苦是过程，死亡是严峻的考验，复活是最终的目的，为了实现复活，酒神必须受苦受难，承担牺牲。在酒神祭祀中，人们崇拜的神是巴库斯，人们不是通过默祷、乞求去和神沟通，而是通过狂欢、陶醉去和神认同。尼采放大并强化了希腊狂欢精神的意义，他认为在酒神状态下，更容易瞥见人的自由本质。巴赫金将狂欢理解为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而构建了“狂欢化”诗学理论。笔者认为酒神狂欢是古希腊人生命理想的一种象征。这其中既有原始生命冲动，也有神秘的心灵感应。它基于对生命的存在与延续的一种至深的洞彻，又体现出对此在的超越性。
由此我们看出，古希腊思维模式中，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即以神谕为代表的“命运”观，另一个则是以酒神祭祀为代表的“酒神”观，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模式，其实也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是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是关注此在与他在的对立，表现在现实中，其实也可以看出希腊人对艺术、哲学、科学的无限追求与战争、生存的对立，当希腊人拥有众多奴隶而奴隶主不必再干活时，希腊人的艺术、哲学、科学会迅速达到顶峰，而当战争来临，所有的哲思又都趋于平庸。
古希腊人的文化经典影响着希腊的方方面面，那么与希腊相仿的罗马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经典呢？笔者查找了一些资料，并不能找到这样的经典，但是与希腊模式不同的是，罗马模式却是以独特的方式，成就了一部经典，那就是《圣经》。
基督教在罗马的流传经历了十分苦难的历程，从最初罗马人的不理解到几次大规模地屠杀基督徒，然而基督教的天国理想对于已经陷入百无聊赖的空虚状态中的罗马人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精神感召力，基督徒的道德信仰与罗马社会的骄奢淫逸的堕落和腐化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信仰，正是古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现状成就了基督教，而《圣经》中的诸多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又不得笔者心生猜测，古希腊的较为“命运”观，是人类所共有的，还是古希腊对《圣经》的影响？《圣经》中的洪水灭世与希腊罗马神话何其相似；《圣经》中天梯、天堂、地狱之说又与希腊罗马神话大同小异；橄榄枝的象征意义同样也是不谋而合；此外，人格化了的神祗耶和华与宙斯都存在着某些联系。
五、总结兼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废都”质素
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从上文的片段式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因前者对后者的指导，使后者变得高雅，而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使前者得以传世。罗马帝国虽然曾经作为保护西方文明的源头的重要卫道者，但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基督教的教义与罗马的人文主义精神格格不入，希腊的神话和宗教，成为了异教，即便是但丁，也在他的《神曲》中把荷马，亚里士多德放在地狱中，这其实正是对希腊文明的一种排斥。希腊文化随它的卫道者一起，被东方的信仰推翻了，这一过程几近莫大的讽刺，希腊文化与东方有着莫大的渊源，但在《荷马史诗》中，雅典对特洛伊发动战争，无疑又是对东方恰似“杀父娶母”般的挑战，当马其顿人、罗马人一遍又一遍地践踏着东方的土地，他们不会想到，将来的有一天，一种宗教会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蹦出来一样从罗马腐朽堕落的社会中一步步巩固、强大，最终灭亡这个庞大的帝国，而占领至高无上的基督教，又发动了近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把基督徒们在罗马帝国曾经受到的迫害和屈辱，一股脑地丢向了自己的“父亲”。基督教的产生就是从血泊中艰难地爬行出来的，从他成为古罗马帝国皇帝用来统治军队、国家的那天起，它的教义便不再重要了，苦行的基督徒们第一次看到了宏大的教堂，数不尽的圣物圣器，他们很快就变质了，信仰究竟能带了什么？在那一个时期，貌似就是穷人们活着的理由，一旦拥有财富，信仰变得一文不值，政教合一的新政权，在神父、传教士们醉生梦死的享受中，悄悄地把宗教信仰，变成了战争的利剑，变成了维护统治的城防，宗教已死，信仰亦死。有学者认为，十字军东征使得西欧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种接触，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当欧洲人越来越不堪忍受宗教的折磨时，文艺复兴开始了。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认为希腊文化模式的构成因素主要有：（1）文化统一，政治分裂；（2）文明解体后的社会结构中，“无产者”阶层占据重要地位；（3）由内部无产者建立了基督教的统治；（4）外来的蛮族文化没有能创造新文明；（5）希腊精神一直通过“复兴”的方式促进西方文明的发展。西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充满了向往，民主自由法制的气息，在中世纪的封建独裁统治之后，变得格外的珍贵，当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教堂中受难的耶稣，已经成为世俗的撒旦时，他们发了疯地扒开古希腊古罗马的废墟。这是两座拥有无尽宝藏的“废都”，思想家从这扒出了令后人学习的民主思想，法学家们从这找到了一系列完善、富有启示的法典，哲学家们找到了世界观，艺术家们发掘出了堪称完美的雕塑，文学家们找到了诗歌，戏剧，散文，建筑师们找到了形形色色的石制构件，几乎所有的学问都能从中寻找到自己的起源。为什么古希腊能创造出如此高度发达的文化呢？是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古希腊文化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前提？是民主政治的确立为它提供了社会保障？是希腊民族的求知进取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东方文化成就了古希腊文化的高度？这些注脚都是正确的，但都缺乏一个最核心的质素，那就是人类元初的天真。当成人已经不再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而忙于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当成人不再惊叹这个世界竟然是如此的奇妙，有那么多东西都不可思议地存在着，他们已经死了；当成人以一种什么都是合情合理的、它本该如此的、遵守规律秩序的思维占据头脑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而古希腊人，正是尚未丧失儿童的本性，拥有了值得现代文明不断“复兴”的价值。
古希腊创造了令后人惊叹的科学成果，（补充）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科学奇迹呢？一个科学家，如果仅仅局限于从实际利益出发，而缺乏对沉思的热情——一种不为名缰利索所束缚的希腊“自由精神”，不可能是伟大的。这种思维的指导下，毕达哥拉斯开创了西方科学传统，柏拉图的“美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善的理念”都源于毕达哥拉斯学说对数的超验性的尊崇，而事实上，希腊精神在希腊覆灭之后，不仅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伽利略、爱因斯坦在内的众多科学家们，其实都有一种被称之为“宗教感情”的动力在支撑着他们，也正是希腊精神的“稚气”“幼稚”，才会令他们忘我地专心致志于纯科学的探索，而这“稚气”和“幼稚”也许最能表达古希腊人对科学探索研究的“自由精神”。
西方科学世界所展现出来的无限的创造了，让同样是文明古国的中国惊叹，古代的、现代的中国人灵感式的发明创造，到了西方人的手中，很快就变了模样，特别是当洋枪洋炮打垮了封建的大清帝国之后，时人都在思考着是不是也能从西方文明的这两座“废都”中找到些东西，弥补本国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以致社会制度、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呢？梁启超做过这样的研究，他认为中西文化完全可以相互弥补，这是一种美好的观点，能否实现，这需要实践时间，而制度上的弥补却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当时的学者的目光主要也集中在制度及所谓的“器物”之上，是否有意造个中西文化大交融，笔者认为未必可能。但希腊、罗马文化的覆灭对中国时下的文化处境，但确实有些提点的作用。中国文明向来自信，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断裂，所有的征服者，最后都成为了被征服者，于是，如今的中国更有了自信的底气，在这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有了不惧来者的勇气，但是中国文明真的那么坚不可摧吗？笔者无法给出答案，但是前车之鉴尤可见。
笔者在做这篇文化比较中，深感吃力，由于对西方文化不感兴趣，不仅找不到正确的对比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反思之前以古代文学为重，对西方不屑一顾无疑是自置井底，不仅眼界局限，而且许多观点相处之后，都不知从何处找得证明，比如这最后的“废都”质素，本来是计划做全篇的重彩，无奈材料不足，构思难成，很是遗憾。不熟悉便没了话语权，痛苦至极，只待今后，多加用功，补上功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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