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地图当时的条件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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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中国军队夸大战绩情况有多严重?
抗战八年中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代价,但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至今众说纷纭,甚至连每次战役歼灭多少日军都莫衷一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跟战场上各方统计数据有失精准不无关系,但最主要还是因为交战双方都会出于种种目的夸大自己的战绩。
那么中国军队对抗日功绩的浮夸有多厉害呢?
简谈抗战期间中国军队虚报战绩情况
1、为了给国人提气,国军在宣传歼敌人数时注了不少水分
在战时,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交战双方在对外宣传时往往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往小了说。这在国军的抗战宣传上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据时任国军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曾通令部队,为了‘国际影响和鼓舞士气’,对于战场伤亡和毙、俘敌军可以‘以一报十’,而各部队又据此层层加码,神话式的‘战报’就出现了。”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像赵所说的“以一报十”这么夸张,但把战绩往大了说倒真屡见不鲜。
比如大的战役方面以台儿庄会战为例,此战日军承认的伤亡是11984人,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而当蒋介石向外宣布大捷时,数据成了:“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矾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很明显是做了一些夸大。(孙挺信著《中日长江大决战》第33页)
不独大的战役,即便是有影响力的小胜利,在对外宣传上也往往加以夸张。比如孙立人一战成名的仁安羌大捷,国民政府及白崇禧等人对外都宣称“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白崇禧回忆录》P230)也就是说仅日军死亡人数就有1200人。然而据日(仁安羌大捷第二天)远征军高级将领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称:“现据孙师长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天远征军美方指挥官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孙立人的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日)也就是说,仁安羌大捷其实敌人死伤人数也就四五百人,并不像国民政府所说的“遗尸1200具”。
不仅中央政府这么干,地方军政部门也不含糊,比如据时任《广州日报》采访主任的张家耀在其日记中所记:“日,报社收到第四路军政治部发来的特讯,谓我军在福田大捷。编辑部人心振奋,以特大号字标题第一版刊出抗战胜利的好消息。……可是这则报导原来是夸大战果,未符事实的。查实日军一个联队(即一个团)在敌机掩护下沿增(城)博(罗)公路向福田进犯,轻率冒进,遭到李振球部的坚强抵抗,敌军意外受挫,便退回博罗整顿。李振球部虽取得了小捷,但伤亡很大,恐难在福田持久作战,李便命所部向增城附近撤退,拟在增江右岸设防坚守。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有意夸大战果,渲染战绩,企图邀功,故发出福田大捷的特讯要各报登载。一般市民听见战胜消息,人心大定。省动员委员会今天还筹备到前线去慰劳呢!晚上回报社,陈总编辑找我谈话。他对夸大战果的报导深表不满,他说如此下去,自欺欺人,终必自吃恶果。”(张家耀《广州弃守前后见闻日记(日-24日)》,《广州文史资料 第48辑 广州抗战纪实》163页)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李宗仁在车站站牌前留影
2、有时为争取美援,蒋介石亦不惜编造大捷,但往往取得反效果,被宋子文痛斥“幼稚”
除了提振民心之外,在抗战后期,夸大中国军队的战绩更是可以为帮蒋介石从美国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援助,为此,国军甚至不惜制造所谓的“大捷”。比如国民政府在1943年6月对“鄂西大捷”的宣传,据时任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在《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一文中回忆:“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十八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老头子很高兴,指示要大加宣传,嘉奖有功将士,并开列报上有功将领姓名,包括参谋长在内。按一般程序上报战报来不及,你们速拟一简要战报用电话直接报到军令部。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第十一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统计自十八日至今,敌军伤亡人数至少三万人以上,并据目击者称,连日敌伤兵运至宜昌已达万余人。连日我英勇空军会同美国空军,同时以大队编队机群施展其崭新的阵容,协助追击,收效极大。’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就18军正面而言,日军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却夸大为两个师团,把敌人伤亡夸大为几万人,更不可能是事实。”
而对于蒋介石亲自指示夸张宣传所谓“鄂西大捷”的目的,赵秀昆还专门做了很明确的说明:“我作为当时作战的当事人,认为(蒋这么做)是鼓舞军队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至于其它用意,当时也不理解。其后,在六月五日中央社发表的一段消息中,才知道蒋介石有意夸大战果还有乞求美援的作用。这条消息的原文是:‘(中央社华盛顿五日合众电)宋子文部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华军在宜昌附近击败日军之经过,并谓此次华军告捷时,系初次获得空军之掩护,足见有空军参战,实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蒋介石之所以不遗余力制造“鄂西大捷”,背后大有深意。但蒋的“深意”似乎取得了反效果,据当时专司驻美游说的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称,“鄂西大捷”的数据受到了美方的严重质疑:
“二日合众社渝电,军部发言人称:鄂西五月四日至六月卅日战事激烈。日军死伤五万五千八百七十名,其中被俘者四十八名。战利品甚多,计获步枪六百四十枝、机关枪卅挺、迫击炮十尊、战马三百余匹。又击落敌机三架、击沉日军内河航船十艘。云云。文(宋子文)意:稍具常识之人,必觉我方如仅获如此少数战利品,敌人决无五万余人之死伤。以各国战事常例判断,敌方死伤不能超过五千人。无怪美军部及史梯威不信鄂西战事之激烈,更不信敌人此次有胁迫陪都之企图,而证明文以前向军部及各人所述鄂西战况,为不实不尽。窃查我方军事宣传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儿戏视之。且其报告损害政府之威信甚于敌人之宣传,其效用等于第五纵队参加工作。文代表钧座驻外三年之间,工作受其影响殊深。是以恳请钧座切实调整,以精干人员主持军事宣传。缺乏常识者,仅授以宣传大纲数条决不能纠正此种错误。务乞赐予特别注意为祷。”
援助中国的美军空军及其飞机
3、还有不少将领是谎报战绩,以便“加官进爵”
除了振奋民心和争取援助外,更多“虚报夸张,以败作胜”的现象源自于国军将领们谎报战绩,不管是战区级的司令长官还是基层军官似乎都有此喜好。比如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上报战果和对外宣传时说“歼敌4万余,死伤枕藉,并俘敌269名,获战利品甚多”。而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训话时则说:“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重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九战区的战报有多么不可信。
再如余汉谋所谓的 “粤北大捷”。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自1938年冬失守广州后即退守粤北主阵地,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韶关。1939年日寇南支派遣军从广州大举进犯粤北,先头部队已到大坑口,韶关告急。后因日军要把兵力转投桂南会战而逐步退回广州原阵地,余汉谋指挥部队趁势追击日军取得了一些战果。余汉谋随后竟上报蒋介石吹嘘说毙敌一万多人,国民政府也照着公布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而《广东民国史》引述日方战史则称:“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黎天荣《黄涛点滴》,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二辑 军政类》217页)如果说日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的话,那么余汉谋的顶头上司张发奎提供的数据则更可信一些:“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由此可见“毙敌一万”的说法完全不靠谱。张发奎本人还道出了所谓“粤北大捷”的真相:“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但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我无法评论其它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知道,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左双文《张发奎与两广抗战论述》,抗日战争研究 1995年第4期P94)上行下效,既然长官们都能靠虚报战功得到提拔,那么基层的军官就更变本加厉了。
4、不独国军,其实八路军的战报和宣传里也有水分
当然,夸大战果这种事不仅国军会做,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不能免俗。比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朱德和彭德怀后来在八路军内部的准确说法是日军“死了五百人”,“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而林彪在报战功时成了“将敌歼灭一千余人”,而到了毛泽东向蒋介石报告时又成了:“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激战,……敌官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缴械,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刘凤翰著《抗日战史论集――纪念抗战五十周年》297页)这层层加码,可知八路军向国军报告和对外宣传时,数据也是加了不少水分的。再如,根据战时《解放日报》公布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歼灭(毙伤俘投诚)日军的数量是52.7万日军。而根据1945年延安公布的统计材料显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抗击的侵华日军数量是75.87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69%,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是说中共部队消灭了其所面对侵华日军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显然不大可靠。而根据现有资料,整个中国抗战期间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日军数量为四五十万左右,这就说明《解放日报》的宣传还是有些水分的。
日毛泽东还曾专门就夸大抗日战绩的问题致电十八集团军总部、山东军区和晋西北说:“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嗣后,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集》第21册第106页)
平型关战斗中第115师部的机枪阵地
5、当然,日军虚夸其“功绩”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说中国军队夸大抗日战绩并不意味着日军的数据就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日军的战报也是水分十足,有些甚至还很离谱。比如淞沪会战日军自称伤亡总数为40672人,其中阵亡9115人。而在《第九师作战经过之概要――上海附近之战斗与南京攻略》的原始报告中,在1937年11月上旬追击国民党军队前,该师团业已阵亡官兵3833人,受伤8527人。也就是说,第9师团阵亡人数占淞沪会战日军公布阵亡总数的42%。而第9师团是在淞沪会战开战一个多月后才参加作战的,没有参加闸北、罗店、大场等地的激烈争夺战。日军参加淞沪会战的共有10个师团,难道其他9个师团的平均阵亡数还不到该师团的1/5?很显然日军对外公布的伤亡数字是有问题的。还有,全面抗战刚刚开始仅三个月,日军就已经宣布击落中国空军飞机3000多架,要知道抗战开始中国总共也就600多架飞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作战且编入作战部队的仅296架。由此可见,日军的战报水分也大了去了。(王云飞《八年抗战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杂文月刊(原创版)》 2008年05期)
而关于在华日军阵亡的总人数,《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说法是:“(日)九时半在办事院处内,举行中国事变以来阵亡军民追悼会。阵亡者约20万,近半数为我部下,不胜伤感。尽管仪式简单,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33页)而无论是依据后来日方公布的资料还是根据中方和美方的资料,关内侵华日军阵亡总数至少在40万以上(不包括东北)。据此可知,日军的数据其实也不靠谱。
淞沪会战时国民政府妇女部长慰劳国军将士。
无论战时还是战后,交战双方出于各种目的都会夸大战果说小损失,这已经成为“战之常情”,抗战期间的中国军队也不例外。当然,无论是为了鼓舞士气,还是为了争取外援,抑或是为个人牟利,这些虚夸和谎报都不值得提倡,但这些无损于中国军人抗敌御侮的英名,更无损于我们对他们守土保民浴血奋战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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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文件确实明确说过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安排的,当然,这是假话。但剧中这样演,可以理解。 ||(@youxinxin71): 看来此剧真的有突破。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伟人安排的,可以理解成,华叶他们借毛伟人的名义好办事。 || (@xubinchen): 引文6、9在一个注释里 || (@LiHsiaoning): 没看到引文9的出处。 || @xubinch&||&观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感-邓小平晚年如何评价华国锋
:仔细看注释。 ||(@zhang_mengl):
(@xubinchen) 编辑,注9哪儿去了,是周吗,被和谐了?
⑦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3期。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二集,第33-34分钟,央视网视频。⑩|| (@xubinchen): 引文6、9在一个注释里 || (@LiHsiaoning): 没看到引文9的出处&||&观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感-邓小平晚年如何评价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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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跟日军的战事如何?当时局势如何?国军和共军分别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英,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苏联应对日宣战。 日,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昆仑关战役中日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日军即使使用了生化武器也不能阻止广西子弟重夺昆仑关,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朴实的村民以博大的胸怀救起被淹的日军军官.,造成苏联颇为不满,但那宁死不屈的抗争。中华文化充满人性的魅力,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 中日之战、乡村地区、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 日正午,让我很崇敬。之后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而且八路军,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因此。在湖北,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接受日本投降,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不过之后国民革命军随即发动反攻,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海运帮助下,那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美、充裕的国库,于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惊天地,但是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英。 日。 我认为,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美.。 1945年2月以后,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因为日本投降而未实行。虽然没有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先进的装备,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并立刻于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泣鬼神,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宣布无条件投降,7月27日收复桂林,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河南。 同时,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我们早就被打败了。在湖南。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来源请求]此段时间,迅速占领各大城市。 8月16日,3月日本军阀向西北部发动攻击,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革命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但是在国民革命军抵抗之下,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这位军官感叹。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军空运,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后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日本军阀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共产党由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蒋介石不惜牺牲黄河沿岸几万百姓的姓名也要决堤淹死一万的日军以阻止他们继续入侵的步伐。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此外,8月收复广西全境,6月29日收复柳州,发动八月风暴行动.。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再加上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于5月27日收复南宁,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精锐的部队,由于美国的核武打击与苏联军队的参与.,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国民革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194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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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毛选》第四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共军当时有作战部队90余万人,共有军事力量四百余万人。一九四六年七月,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一百余万,中国境内(除东北四省)的“中国派遣军”官兵共有105万人,非正规军一百余万,国军有正规军二百万`当时日本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关东军60余万倍苏联红军全歼(好像是被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其中正规军61万
日,北京海龙大厦前反日集会,尔后群众反日游行。砸美国大使馆之后沉默了N多年,今天好不容易逮着机会热闹热闹,如果我是政府负责人,不但派公车接送,还应该允许游行队伍放烟花爆竹。国内的游行和大型集会是必须“申报获准”,并且有相关部门组织负责下才允许进行的。所以,所谓“群众呼声”、“自发自觉”的背后另有猫腻。可资游行的题目、需要宣泄的情绪很多,为什么只有辱骂日本人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试问,有几个人愿意为了民工讨要工资,或是为了替上访群众抱不平而组织或参加游行?当然,如果政府不进行控制打压,也许有很多人会说“我愿意”。也就是说,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如果政府允许游行,我参加游行之后也不会受到打击报复,我当然参加。”但是,参加反日游行前为什么不顾及参与后果呢?因为自己心里清楚,参加这种“猫腻大聚会”,不但无害,运气好的话反而有利呢!我不反对反日游行,群众有看法有情绪,认为需要游行来表达,无可厚非。我关心的是,反日游行之后,那些激情昂扬的“勇士”们准备做些什么?不会是各回各家,耐心等待下一次猫腻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觉得参与游行的“勇士”应该谢谢日本,假如没有它滋事,你们就没有机会参加“猫腻大聚会”,那样还不被自己的一腔热情憋死?没有勇气只有猫腻,不过像哈巴狗一样胡乱吠几声,虽然吠叫的热情是发自内心的,但吠叫前后的铺垫和观望和算计工作也真够复杂了。其中龌龊心态,委实可观。再来说说反日口号。现在喊的是“小日本滚出去”。人群里虽然不乏正在日本公司赚高薪的白领,但喊一喊又何妨?谁都知道,喊上几句不过痛快痛快嘴,日本是肯定不会因此滚出去的,所以游行之后,日本公司的信誉和薪水还是首选之列,自己的好日子并不受影响。仿佛当年克林顿访华时,恶意质问克林顿的北大女生那样,没过几年便笑呵呵地移民美国拿绿卡去了,全然忘了自己当年“为民出气”声讨美帝国主义的凛然大义。其实反日“勇士”何止要日本滚出去,酒馆里还有更彻底的口号:“炸平日本岛”、“嫖了日本女人”。这个革命更痛快,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嫖女人能够嫖成这个样子,不但不花钱而且大义凛然,就和阿Q摸小尼姑一般无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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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败亡时为何不杀掉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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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溥仪的生死时刻》 作者:王庆祥 张临平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日,苏联宣战的消息传来,“新京”立即收到上级下达的“各部队各机关应按预定计划实行”的命令。溥仪的退走通化实际是早就策划好了的,当然是不可更改的。不过,这一切溥仪早已顾不得了,他担心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当他的日本主子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为了保守自己14年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和秘密,会不会杀掉他灭口?可是,溥仪对此又完全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他不得不扮演这最后一幕的傀儡戏。溥仪向吉冈请求说,希望能让溥杰、润麒和万嘉熙都跟着自己一起到通化去。吉冈感到他的威胁已经奏效,溥仪同意了退走通化的计划,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溥仪的请求,立即通知“军事部”,把溥杰、润麒和万嘉熙调任“宫内府侍从武官”。“军事部”调任溥杰等三人的命令下达后,吉冈最先通知溥杰,他打电话把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苏俄已经参战,关东军要拥戴皇帝退守南满。国都明天要迁往通化。你们夫妇要和皇帝同行。”紧接着他又说:“万一通化决战不利,你我都要做好自尽准备!”因为当时的形势太紧张,嵯峨浩怕出意外,跟溥杰一起去见了吉冈。从吉冈那儿乘汽车回家的路上,溥杰一度掏出手枪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嵯峨浩死死地抱住他的胳膊不放。“你想死,什么时候不可以?过去能和皇帝同甘共苦,现在怎么能丢下皇上自己去死呢?你要死了我怎么办?……”第二天上午,“宫内府大臣”熙洽,“传谕”召集“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尚书府大臣”吉兴和“侍从武官长”张文铸等五人入宫,由熙洽传达溥仪将赴通化的决定。传达后,五个人都认为此事很有斟酌的必要,于是一起“觐见”溥仪。溥仪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是山田亲自来告诉的。先赴,再转赴日本,已经答应山田了。”五人一听,知道溥仪无法改变局面,又一起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这次山田讲话还算客气,但局面也只好如此了,他说:“事情已经落到这步田地,不能不离开新京了!”于是在一片混乱中,伪满开始大逃亡。缉熙楼和同德殿开始热闹起来了,溥仪指使众人收拾细软,烧毁文件。溥仪把几个“内廷学生”找来亲自部署,让毓嶦等人负责,领着一帮随侍,清点重要文物。许多珍贵文物、字画、珠宝首饰、金壳手表、钻石、翡翠等等和鹿茸、羚羊角和犀角等最珍贵的药材被分别打包装箱。第二天,溥仪命李国雄等人把他在天津和伪满时期的部分日记及访问日本、“巡狩”等所拍摄的新闻电影胶片全部烧毁。溥仪两次去日本,也到东北各地“巡幸”,除官方拍摄电影外,他私人也雇用了一个宫廷夏礼英二,专门为他拍摄影片,十几年下来拍了近百本,这些足以作为罪证的东西,他是不愿意留下的。结果,在缉熙楼地下室锅炉房烧那些电影片子时引起火灾,险些把缉熙楼烧了,幸而及时扑灭。8月11日是“宽限三天”的最后一日了。这天清晨,人们就注意到:悬挂在关东军司令部门前的菊形纹章消失了,长春“儿玉公园”(现胜利公园)门口骑在马上的儿玉大将的铜像,不知道被谁砍去了脑袋。这便是历史性的大溃逃开始的标志。黄昏,婉容在太监、侍妇的服侍下,来到长春东站,登上溃逃的列车——“展望号”。其他人也离开了皇宫,宫中只有溥仪、毓嵣、溥俭、李国雄、毓崇、李玉琴及两个侍妇。这就是溥仪在伪帝宫内的最后三天。他在这个囚禁他十几年的豪华监狱里的生活,即将作为一页历史被永远地掀过去了。接近午夜时分,天下起了雨,毓崇进入缉熙楼向报告说:“汽车已经准备好了。”果然,外面停放着四辆汽车。在第一辆车中坐着三个日本人,一个是吉冈安直,虽然已有两天未见露面,这次溥仪及家族的溃逃显然也是他在幕后指挥的,这最后的几辆汽车也是他调来的。另一个日本人是“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此人的地位一向很高,在日本关东军中任过要职。如今他是为了捧着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而坐在身旁的。还有一个日本人是宪兵曹长浪花,他自然是负保卫之责的。接着伪帝宫这最后的几个人开始上车:李玉琴和两个老妈子上了第二辆车,溥俭和李国雄上了第三辆车,而溥仪则上了最后一辆车,这是一辆红色车身、黑色顶盖,还有两个特殊装置的大型轿车。一行人刚离开,就见身后火光一片。原来为消灭罪证而将作为伪满精神象征的平时顶礼膜拜的“建国神庙”付之一炬,“”在浓烟中被送上天,在小雨中,燃烧的光苗映红了一大片天。这对、和伪满政权实在是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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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三架小飞机正等着这批人呢!其中一架是日本军用飞机,保险系数大一些,设8个座位。溥仪和溥杰登上了这架飞机,当然,这批人中间的“领袖”吉冈,负有保护“天照大神”特殊使命的桥本、手捧神器的宪兵曹长浪花等都要登上这架飞机的。另外两架都是陈旧不堪的民航小飞机,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嵒、毓嶦、李国雄、黄子正等登了上去。飞向哪里呢?吉冈说:“先飞到沈阳去,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转飞日本。”溥仪等人乘坐的三架小飞机飞临沈阳上空时,沈阳东塔机场已经马上就要被苏军控制,这也许就是盘旋于天空的三架飞机迟迟得不到降落信号的原因吧!日本人在大栗子沟通知溥仪等人到沈阳换大型飞机逃亡日本,实际上是一个圈套,只不过是日本和苏联达成的一个协议,日本人以溥仪为筹码,跟苏联做了私下交易,要在沈阳把溥仪交给苏军而已。当然,这一切溥仪是不会知道的,就连带着溥仪逃亡的吉冈安直也一直被蒙在鼓里。飞机停稳在沈阳东塔机场的跑道上之后,溥仪走出机舱,一行13人被引到一幢机场内小楼房的楼上候机室里。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轰鸣的马达声,溥仪从玻璃窗往外看,只见数十架苏联的军用飞机陆续地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空降兵从飞机上下来,迅速解除了机场日本军队的武装。苏联红军的突然出现,把溥仪吓坏了,担心立即会被苏联红军处死,他更怕日本人会抢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杀了自己,于是溥仪掏出小手枪准备自卫。不一会儿,连楼梯旁和走廊口的日本岗哨也都被苏联士兵取代了。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可事实并不那么可怕,政治主任普里图拉将军带着人走进候机大厅,来到溥仪身边,样子是和颜悦色的。这位苏联军官威风凛凛,通过翻译说:“我奉命将把溥仪一行人送往苏联。”吉冈安直立即慌作一团:“溥仪自己愿意到日本去,我们也要回日本去复命,请求您的允许。”苏联军官拒绝了吉冈的要求:“所有的人,今后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苏军的命令。”这位苏联军官一直是客气地对待溥仪,和溥仪握手,让溥仪安定下来。即使是对溥仪等人行缴械之举,也是相当客气的。苏联将军在引领这一行人登机之前,用十分温和的口气问道:“你们是否随身带了武器呢?如果带了,就请交给我们代为保管。”于是,大家便把几枝起壮胆作用的小手枪交了出来。溥仪是最后一个。他从怀里掏出手柄上镶有宝石的手枪,放在手掌上看了看,随后扔在了枪堆里。溥仪等人在沈阳东塔机场被苏军俘获 苏联军官对大家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走吧!”于是,大家坐着苏联的一架大型飞机被带到了内蒙古的通辽。在通辽机场里,伪满兴安省的蒙军正在苏联红军的监视下劳动。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的“皇帝”,都兴致勃勃地围拢过来和溥仪握手,一个苏联少将还打趣地说:“苏联红军和中国皇帝握手,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啊。”到了通辽,溥仪找机会向苏联军官要求和日本人分开,并得到了允许,溥仪彻底摆脱了跟了他10年,让他既恨又怕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当天在通辽住了一夜,第二天,一行人乘苏军的大型军用飞机飞往苏联,飞机一直把他们送到苏联远东城市赤塔。在赤塔,卫戍司令宣布对溥仪等的拘捕令,并把他们拘留在赤塔市的莫洛科夫卡疗养院。从此,溥仪开始了他的囚徒生活。张景惠回到长春后仍然野心勃勃,他迫不及待地立即建立一个“治安维持会”,并推举会说几句俄语的伪大臣于镜涛为“长春市市长”,以待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接收”。于是,他在自己家里亲自主持召开了“东北治安维持会”的成立会,并自任“会长”,通过广播电台和国民政府联系。当苏联红军进驻长春之时,张景惠代表“维持会”对苏联红军表示友好,他满以为混过苏联人这一关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回到家以后高兴地对老婆说:“行啦,咱这回又捞着啦!”可是没过几天,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通知所有伪满大臣到原关东军司令部开会,等所有伪满大臣到齐后,宣布了对他们的逮捕令,并用飞机把他们全部送到了苏联。这其中还包括溥仪的岳父荣源。荣源根本算不上什么伪大臣,他把家小扔在北京,自己投奔到长春。日本人给了他一个只拿薪水不上班的职位,呆在家中由一个小姨太侍候着吸大烟。由于婉容被打入冷宫,所以荣源几乎一年也不进宫,也没机会和溥仪见面。他本不够战犯资格。原来,苏联红军搜捕落网的伪中央银行总裁荣厚,偏巧找错了人,荣源的邻居说:我们这里有个姓荣的,是溥仪的老丈人。苏联红军也不清楚他是干什么的,反正姓荣,又和溥仪有关系就被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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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下午,逃亡日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收拾行李时,溥仪叫毓嶦把一小皮箱亲笔日记包括天津时期和长春时期的,统统烧毁,包括照片。从北京一直带到长春,一直供奉着的清朝祖宗的牌位也被烧掉了,随着烟消灰尽,一切复辟的幻想都彻底破灭了。嵯峨浩在灰烬中悄悄地捡起了乾隆皇帝牌位的一角保存起来,她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吉冈告诉溥仪说是飞机小,只能带少数随员,于是溥仪把皇后、贵人、乳母以及几个妹妹通通抛在了大栗子沟。只挑了他比较信得过的8个人: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族侄毓嵣、毓嵒、毓嶦,随侍李国雄,医生黄子正,再加上4名日本人,吉冈安直、桥本虎之助、祭祀府的日本官吏和宪兵曹长浪花组成了13人的临时逃难团。与家人分离,不免有些惜别,但是溥仪还是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分离,不久后一家人就会在日本团聚,他让随侍给他整理了一个装有不少金器珠宝首饰的小皮箱,准备随身带走,并告诉大家安心等着他来接他们。“我们先走一步,你们可以坐第二批飞机,或者经陆路朝鲜到日本来,只要到了日本,就没有问题了,至于今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已经把钱提前汇到日本去了。”溥仪脱去“满洲国”上将军服,换上普通的西装,“福贵人”李玉琴跟在身边。“皇上走了,玉琴怎么办啊?”“你和皇后她们一起坐火车随后就走!”“为什么不带玉琴一起走呢?”“飞机只有三架,坐不了这么多人,好在我们两三天后就会见面了。”“火车真的能来接我们吗?万一不来怎么办?谁管我呀?”“放心吧,一定不会不管你的。”婉容此时已经精神失常,她骨瘦如柴,目光呆滞,脸色青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立着,穿一件又脏又皱的旧睡衣,由于长时间不洗,也看不出什么颜色了,双腿不能行走,整天只知道躺在床上吸大烟。外面准备逃亡的人出出进进,她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弟弟润麒的身影,已经多年不见亲人,她连声呼喊,但是弟弟润麒却没有理睬她,因为他认为姐姐是有罪的人,对不起溥仪,所以他不能背叛溥仪。许多年以后,润麒回想起来很难过也很后悔,当时应该和姐姐说说话,安慰安慰她。8月17日,溥仪等人乘火车从大栗子沟到达了通化。溥仪等人吃完早饭立即被送到等在那里的列车上,谁也不敢问这列车将要开赴哪里。一直过了好几个钟头,才听到吉冈传出的指示:“到通化机场去!”于是,溥仪等人又从火车上下来,钻进几辆小汽车,驶向通化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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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记“天照大神”由桥本幸之助捧着和溥仪一起逃出长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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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辆汽车直驶长春东站,在溥仪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日本人还特意鸣响空袭警报,用这种办法净街,这显然都是吉冈精心策划的安全措施。溥仪等人就从东站登上准备逃难的专车,这辆车是仿照日本天皇的御用车而制的“展望车”,所谓“展望车”就是溥仪“巡幸”时的专用车。不过这次也不太讲究了,车厢的一半地方摆沙发和办公桌椅,而另一半地方仍是座位。溥仪坐在沙发上,而侄子毓嵣和毓嶦等人守护在车厢门口,因此,这节车厢一直秩序井然。其他车厢可就乱营了,孩子哭、老婆叫,一片凄惨的溃逃景象。列车就像个爬行的蜗牛,走走停停,速度极慢。午夜时分从长春发车,转天才驶抵通化。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不能不进膳哪!可是,这列溃逃的专车已经没有条件设立舒适的餐车了,只在溥仪的“展望车”上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厨房,可是御厨又找不到了,好在溥仪身边还有一个会做饭的随侍赵荫茂,就由他用啤酒瓶子当擀面杖,给溥仪做了一碗面片汤,从溥仪的满意可以知道,这汤汤水水的一餐显然比头一天那干干巴巴的饼干强得多了。可是,列车上的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吃的了,只好啃几口又凉又黏的日本式饭团子。列车进抵通化车站后,溥仪发现这里正在戒严,大有“弓上弦,刀出鞘”之势。原来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山田乙三大将正在这里,并专门登上火车“觐见康德皇帝”。山田乙三向溥仪报告说:“关东军正在与入侵的苏联军队进行着激烈战斗,而且关东军已经取得了赫赫战果,为了皇帝的安全,列车要开往临江县的大栗子沟去。”列车又开始在崎岖不平的山岭中间盘旋,在8月13日的清晨才到达大栗子沟车站。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而不留在通化市呢?据说是因为通化市里没有完备的防空设施,而大栗子沟有一家日本人兴办的铁矿公司,它早就预备了严密而坚固的钢筋水泥的防空地下室和地下通道。这里的一座矿业所所长的比较好一点的房子成了溥仪的临时“行宫”,这是一栋日本式建筑,50米长,七八个间房。溥仪和婉容、李玉琴等都住在这儿。溥仪来时将“帝宫禁卫队”中的一个连带在身边,到大栗子沟后就由这个连负责警卫。第二天一早,吉冈来向溥仪报告了一个消息,现在长春的“禁卫队步兵团”已经倒戈。在这种情况下,“禁卫队”会不会哗变呢?溥仪一听很紧张,和吉冈一起看地图、查路线,希望能在一旦“变生肘腋”的时候逃一条活命。未几时,吉冈又来报告:随行而来的那一连“禁卫队”已被解除武装遣返长春了,从此,溥仪的“行宫”由日本兵护卫。很明显,这不过是吉冈为了在末日中继续有力地控制“康德皇帝”,而故意设下圈套以解除溥仪的亲信武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面前是失败者,而在溥仪面前一直是胜利者。傀儡戏谢幕,溥仪准备亡命日本历史上那个光辉的日子——日终于来到了!8月9日,苏联宣战的消息传到日本,万念俱灰的铃木首相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切终于迫临矣!”在原子弹和苏联出兵的双重威胁之下,日本天皇被迫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和平条件。天皇下令召开特别御前会议,会议作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通过广播传遍全世界。在大栗子沟,吉冈安直把溥仪、溥杰、嵯峨浩等人找来收听重要广播,溥仪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天皇的声音。溥仪第三次“退位”的丑剧便以通化地区的高山峻岭为背景拉开了帷幕。8月17日午夜,溥仪在临江大栗子沟第三次“退位”。在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食堂,吉冈领着张景惠、武部六藏以及“大臣”、“参议”,一个个无精打采。“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主持“退位”仪式,张景惠从怀中掏出一篇早就拟好的《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用双手交给溥仪,溥仪身穿“满洲国”上将军服,戴着一枚大勋位兰花章,双手颤抖,沉了半天开始宣读了《退位诏书》:“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明诏尔有众曰:朕自登极以来,提携盟邦,国运隆隆……”溥仪等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天皇的声音接着,武部六藏又用日文宣读了一遍。从此,“康德皇帝”的一页便淹没在历史的陈年老账之中了。溥仪流出了热泪:“本人基于日满一心一德之大义,现在退位,希望诸位多多保重身体,想必还有再见的机会吧。”溥仪说完,就离开了桌子,和所有的人一一握手。直到这时,关东军仍然严密控制着溥仪。退位——这傀儡戏的最后一幕演完后,吉冈吩咐溥仪:立即准备亡命日本;并从伪满政府剩余的经费中拨出3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溥仪在日本的生活费用。溥仪对自己的前途依然是茫茫不知所措,他只能继续听命于日本人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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