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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的人生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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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的人生王道
[美] 莱维纳； 廖奕 9
商品名称：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的人生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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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时间： 11:55:34
商品毛重：42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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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的人生王道
原价：32.00元
售价：10.2元,便宜21.8元,折扣31
作者: 莱维纳； 廖奕
出版社：暂无
出版日期：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22kg
&&&&?；西乡隆盛被稻盛和夫奉为精神偶像，《活法》系列内有多处提到此人，《活法》的大卖对该书有促进作用&&&&?；西乡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是近代日本精神的源头，本书是第一本全面呈现他的人生的书&&&&?；汤姆?；克鲁斯、渡边谦主演的电影《最后的武士》根据本书改编，该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他，是梁启超向往成为的人物“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是令青年毛泽东热血沸腾的人物，毛泽东曾引用他的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是好莱坞英雄史诗《最后的武士》的原形&&&&——不过，历史上的西乡隆盛比电影中的森胜元更富传奇色彩&&&&&&他的名言是“敬天爱人”&&&&他将中国文化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他将宋代陈龙川的话“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推崇宋代的司马光“为人当学司马温公，无一事不可与人道”&&&&&&&&他，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他在西南战争失败后，以“介错”而死（命令下属用刀砍掉自己的头颅）；&&&&他著有《南洲翁遗训》是日本的《论语》，日本人上至首相部长，下至苍发妇孺无人不读；&&&&他是近百年来，每当日本社会或民众遇到困难，都会想到的精神偶像，是激励数代日本人成长的心灵力之所在。&&&&&&&&他，是“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最推崇的人物；&&&&他是稻盛和夫成就剽悍人生的秘密；&&&&他就是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
&&&&日清晨，政府军对叛乱军的残部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数小时后，西乡隆盛的军队被彻底击溃。西南战争——在它之前300多年间，日本国内最为血腥的冲突——就此结束。然而，政府军的胜利却似一场空谈——他们找到了西乡的身体，却不知其头颅的去向。没有两乡的首级，政府军的胜利就不是完整的胜利。为何西乡隆盛的首级如此重要？&&&&西乡隆盛，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他和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最后的武士》回顾西乡隆盛光荣而悲怆的一生。他自幼受武士训练，由下级官吏逐步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他曾两次被流放，被召回藩后，积极投身倒幕运动。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在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被封为大将军。由于与大久保利通等政见有分歧遭到排挤，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私学校，后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西南战争，兵败战死。
前言&&“对生命的超越”西乡隆盛的死第一章&&“强烈的感伤”西乡隆盛在萨摩的早年岁月西乡隆盛的诞生地西乡隆盛的家系西乡隆盛的家庭西乡隆盛的教育西乡隆盛的工作第二章&&“一个极度忠诚的人”西乡隆盛与国家政治一位新大名通往江户之路在将军的都城主人的自信第三章&&“荒岛上的坎坷岁月”流放与耻辱死亡&复活&流放挺身而出世界的尽头第四章&&“肩负天下之重任”幕府的垮台从流放地到首都一位平和的武士一张联盟的网通向战争之路第五章&&“将云彩撕碎”西乡和明治政体德川政权的终结西乡和藩政改革一位不情愿的政治家临时看守政府1873年的危机第六章&&“死之轻”西乡与西南战争一个恬静的政治家一场迫近的危机最终的失败死亡与超越一些注释——致读者日期姓名&罗马字&拼写度量衡
&&&&马克&莱维纳，美国埃默里大学日本史副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现住在亚特兰大。
&&&&第一章&&“强烈的感伤”&&&&西乡隆盛的家庭&&&&对于西乡的父母我们知之甚少。他的父亲西乡吉兵卫（）是萨摩藩分管税收的财政部门的一位部门长官。吉兵卫属于武士阶层中十级的第八级阶层——小姓组，而剩下的两个最低的阶层——予力和足轻——一般被限定在一些仆人职务上，例如警卫。所以，吉兵卫从阶层上来看，几乎是“白领”都市武士的最底层。吉兵卫勤奋、忠诚，不为物质利益所动，他成功地升任到他所在部门的最高职位。而关于西乡隆盛的母亲——政佐（？—1852）——我们知道得更少。她是当地武士椎原国政的女儿，据日后西乡隆盛的回忆，他的母亲性情平和，富于同情心。&&&&西乡隆盛生于日，是家中的长子。遵照那个时代的习惯，西乡在其有生之年曾数次易名。在近代日本，姓名并不是一个人身份的绝对标识，而会随着人的年龄、地位和官衔改变。一个武士的姓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作为一个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已婚的一家之主以及一个退休的一家之主，其职责都不尽相同，因此名字的改变也颇为自然。婴儿时期的西乡隆盛其名字是西乡小吉和西乡十六，但是到了七岁的时候他改名为吉之介。成年时他便采用了“隆盛”这一名字。日，在其父亲死后，西乡递交官方材料将名字改为“善兵卫”。而在日，他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三助”，但是在个人书信往来中仍然使用“吉之介”，或者“善兵卫”、“吉兵卫”。人们也经常用西乡在流放时曾使用的笔名“西乡南州”来指代他。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西乡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名字：工作使用官方名字，朋友之间使用非正式的口语化名字，作诗时使用各种笔名。&&&&西乡是家中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中的老大。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西乡小兵卫，比西乡隆盛小了近20岁。西乡一家还包括西乡吉兵卫的父母——西乡龙右卫门（？—1852）及其妻子（），以及他的弟弟——西乡小兵卫一家。所以，在人数最多的时候这个家庭能达到16口人。吉兵卫作为一个税收官员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一家的需要。他们在下加治屋的房子摇摇欲坠、年久失修。因为这一大家子缺乏寝具，西乡隆盛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睡在一起共用一床被子。这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因为孩子们的块头都很大：西乡家的男孩长大后一般都能达到六英尺高。1855年，这一家人搬到了河对岸的上之园町，但是他们的房子依旧破烂不堪。据西乡的弟媳岩山德回忆：“在上之园的房子实在是破旧不堪。地板下陷得就像是鸭子的窝。”&&&&西乡一家靠借款和从事农业劳作才得以勉强糊口。比如1847年和1848年西乡隆盛和他的父亲从水引地区（现已成为鹿儿岛城的一部分）的有钱地主板垣家族借款总计200两黄金。这是一笔令人吃惊的借款，相当于大部分武士和手工业者多年的收入。西乡一家没有任何担保来保全他们的脸面，而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定期还款。直到1872年，当西乡隆盛担任明治政府的参议时，他们才开始偿还欠下的债务。&&&&西乡一家用借来的钱买土地从事耕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找到零星记录，但是我知道这个家庭至少在西别府（现为鹿儿岛城的一部分）拥有一块地。税务记录上显示该块地由其所有人耕种，且属于西乡吉兵卫，隆盛的父亲。据岩山德回忆，隆盛的弟弟西乡吉二郎，曾常去西别府。他收集柴火，用驮马运送到武士集中居住的地方，然后挨家挨户兜售。我们不清楚隆盛自己是否也曾站在稻田里插过秧，但是作为长子以及继承人，他对于耕作带来的收入应该是了然于心的。&&&&即使有这份额外的收入，西乡一家还是过着节俭的生活。家中的女人们承担的是清扫之类的佣人活，以至于岩山后来回忆到她有一次被一位到访者误认为是一个女佣。这种困窘的环境塑造了青年西乡隆盛的性格和思想。隆盛的父亲吉兵卫是一名正式武士（称为“士”或者“城下士”），从理论上来说，西乡一家应该靠他的俸禄生活。但是，西乡一家的生活更接近于“乡士”：自给自足的乡村武士。乡士是武士阶级底层的后代，他们被贬谪到农村，在那里他们管理和控制农民。作为都市武士，西乡氏的地位在法律上高于乡士。城市武士和乡村武士之间泾渭分明，以至于一个武士如果认为一个乡士玷污了他的名誉，他有权砍下此乡士的头。因为此种冲突包含着对名誉的维护，所以不构成谋杀。而该武士只需要向他的上级证明他遭受的公然侮辱的严重性。年轻的隆盛阶层上属于精英阶层，但经济上却更接近于乡士阶层。西乡隆盛每天都处在这种名义和实际地位相差悬殊的尴尬之中。&&&&正式地位和现实窘境之间的紧张拉锯使隆盛养成了极强的荣誉感和谦逊的品质。隆盛没有沉浸于精英阶层的特权之中，而是以坚忍和尊严让自己的贫困变得高尚。1872年，他终于部分偿还了欠板垣家长达25年的债务。西乡写了封道歉信，这封信除了没有为他的延迟还款开脱外很多内容都有所涉及。&&&&昨日我已在天皇陛下侍从的护卫下平安到达（此信书写匆忙）。多年前，先父曾有求于您，而这之后的几年，我同我的兄弟们都经历了不少坎坷，不仅没能登门拜访，还对我们的债务置之不理。对于这些我无言以对……去年我在首都被授予一项重要的政府官职，我欣喜若狂。这项重要任命——当然我觉得我不配拥有——是您当年慷慨解囊援助先父的结果。由此，先父得以使家中孩子长大成人，并且也为我开辟了现如今的道路。这些，先父都曾反复讲述。因为我真心诚意想偿还欠您的债务，我尝试寻找了多种途径，但还是没有找到办法。而且，我也只能偿还一年的利息，为此，我向您道歉。我本希望借此次返乡扫除先父的忧虑，但因为我们家族没有土地，人数却很多，即使是一次偿还所有本钱和利息这样最基本的义务我们都难以做到。在此事上我请求您的宽恕。&&&&某种程度上，这封信很好地展示了隆盛对于金钱的态度。从他的信中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偿还了本金、部分利息，或者两者一并偿还。但是从板垣家的反应来看，我们得知西乡偿还了400日元：本金和差不多8年的利息。而板垣家也颇懂人情世故，他们没有接受利息，退回了200日元。&&&&西乡隆盛开始逐渐沉浸在他充满特权却又谦逊的环境中。后来当他的财政状况不那么紧张时，他依然拒绝昂贵的衣服和家具。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武士的兴趣所在。他成年后最喜好的一项消遣——和自己的狗一起打猎，对一个出身卑微的武士这是一项合适的活动。他会通过给自己制作一双打猎用的草鞋，或者制作鱼饵来使自己放松。西乡对于简朴、传统乐趣的偏好使其同明治政府的其他官员区别开来。他们利用自己新得到的财富和影响力享受西方的娱乐方式，例如举办欧式化装舞会。而对于西乡来说，如此奢靡的新鲜事物正是走向腐化的改革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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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最后的武士 外文名： The Last Samurai: Bushidou 制片地区： 美国，日本 导演： 爱德华&兹威克 编剧： 约翰&洛根 主演： 汤姆&克鲁斯，渡边谦 类型： 动作，剧情 ，冒险， 战争 片长： 154分钟
剧情介绍　　&&&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可战士的心却无法安宁，在随即而来的大规模西进运动中，刚刚从内战硝烟中幸存下来的白人士兵，又被带到了击杀印第安人的第一线。上尉纳沙艾尔格兰在战争中见证了过多的鲜血与暴力，以至于迷失了自己的灵魂；特别是看到上级军官DD上校本杰明巴格利屠杀印第安人时，他更感到作为战士的荣誉感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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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他和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本书回顾西乡隆盛光荣而悲怆的一生。他自幼受武士训练，由下级官吏逐步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他曾两次被流放，被召回藩后，积极投身倒幕运动。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在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被封为大将军。由于与大久保利通等政见有分歧遭到排挤，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私学校，后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西南战争，兵败战死。
日清晨，政府军对叛乱军的残部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数小时后，西乡隆盛的军队被彻底击溃。西南战争――在它之前300多年间，日本国内最为血腥的冲突―就此结束。然而，政府军的胜利却似一场空谈――他们找到了西乡的身体，却不知其头颅的去向。没有西乡的首级，政府军的胜利就不是完整的胜利。
为何西乡隆盛的首级如此重要？
西乡隆盛的头颅在哪？1877年一个狂乱的清晨，这个问题困扰着当时的日本政府。明治政府军已经镇压了西乡隆盛引领的叛乱。西乡的军队本来由30000名咄咄逼人、充满怨恨的武士组成，但却在镇压下只剩下数百名顽固分子。接下来的日清晨，政府军对这些叛乱军的残党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数小时内，西乡军被彻底击溃。西南战争――在之前300多年来日本最为血腥的冲突――就此结束。然而，政府军的胜利却听似为一场空谈。政府军找到了西乡的身体，但却不知其头颅的去向。没有西乡的首级，政府的胜利就不是完整的胜利。
为何西乡隆盛的头颅如此重要？对西乡头颅的搜寻，实际上是政府军在为武士阶层中一项古老传统进行纪念。呈献首级是中世纪日本战争中的一项庆祝仪式，伟大武士的英雄事迹里都充满对这种呈献仪式的描述。武士们取下战败敌人的头颅，将其作为战利品献给他们的主人。在大型战役后，战胜军会收集大量战败军头颅。阶层较低的武士，其头颅被堆在一起，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展示。但是，对于有地位的敌人――也许只是传说而非事实――其被切断的头颅会受到尊敬的对待。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首位将军源赖朝和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源义经的故事。本来源赖朝和源义经是盟友，但后来赖朝逐渐对自已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产生不信任，下令将其暗杀。义经被宣布为谋反者和叛徒。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叛徒还是有着贵族的血统。所以，根据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赖朝的手下在取下义经的头颅后，进行了尊敬而体面的处理。义经的首级在经过仔细清洗后，被放入一个装满清酒的黑色亮漆盒子中呈献给赖朝。据说，当赖朝的部下们接过首级时，对于义经悲剧性的英年早逝都潸然泪下。
尽管呈献首级是一种关键的手段用以确认敌军首领战败，但其更大的意义却在于向主人尽忠。被砍下的敌军首领的首级象征着一个家臣对其主人至高无上的献身精神，代表着他为获得如此一个战利品所甘冒的诸多风险。通过呈献如此“礼物”，一个武士证明了自己维护其主人的利益是有价值的。相反，通过接受此等大礼，战胜军的首领证明了自己相对于战败首领们的优越性――那些战败者的家臣们在战斗中没有成功支持他们的主人。
日，这些中世纪的仪式重新焕发了活力。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也可以说是西乡隆盛死后的胜利。通过搜寻其头颅，明治政府军正在纪念一项他们曾经公开声言要摒弃的传统。这支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曾经明确地表示，要同所有跟封建相关的事物、象征划清界限。这支新日本军队组建的基石是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而非封建式的效忠。政府军士兵效忠的对象是天皇和国家，而不是地方封建领主。1872年颁布的造就这支应征军的《征兵令》，将武士阶层的存在视为一种严重的不平等。而这项法令也被视为一项伟大的平等主义措施。
一方面，那些世代不参加劳动的武士所得的俸禄在减少，同时被剥夺了带刀的权利；另一方面，四个阶层的人民(士农工商)将要迎来属于他们的自由。这一措施将重建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平衡，赋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简单说来，这一措施是将农民和士兵统一为一体的基础。人民已不再是先前的人民，他们现在平等地作为帝国的子民，他们之间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已经没有区别。
这支新军队没有理由对西乡隆盛的首级感兴趣。实际上，明治政府已明令禁止公开展示首级，因为这是旧政权野蛮统治的典型实例。明治政府的官员们没有义务向天皇敬献首级作为他们效忠的象征。
平定西乡军的叛乱本应该成为庆祝一个“新”日本诞生的契机。击溃西乡军叛乱的这支军队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革新的象征。明治政府军是现代化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士兵来自应征的平民、经费来自国家的税收、有铁路和蒸汽船作为运输的保障、使用电报作为通信工具。日本政府动用了他们手中最具现代化、也最骇人的武器来对付这些叛乱分子。他们在日本历史上首次使用了地雷、水雷、气球炸弹以及火箭。而与此相对，西乡领导的叛军却是由手持日本刀的武士组成。尽管在战争开始阶段，他们还给自己武装了大炮和枪支，但是打到后来他们的军火库早已消耗殆尽。大刀对大炮，战争的结果显而易见。两个军队同样也是为日本两种不同的前途而战。叛乱军并没有起草什么宣言，但他们潜在的动机却是重建武士的荣誉。而在东京的新政府已经废除了武士阶级在军队和政府中的垄断。这一举措对旧秩序中一项重要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只有武士拥有作为军人的勇气和政府官员的道德心。西乡隆盛和其军队的勇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由平民组成的应征军同这群武士们在战场上相遇时，平民成为胜利者。旧日本和新日本在战场上交锋，旧日本最终落败。
那为何还要寻找西乡的头颅呢？这支现代化的日本政府军要纪念一项中世纪的日本传统，这一答案是几乎不成立的。对武士阶级传统的保护是西乡隆盛叛乱的核心。西乡和他的同僚们通过武装斗争没有达到重振武士阶层地位的目的。但是，他们却决心用死来将武士的传统发扬光大。他们的死几乎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对勇气和决心的展示。叛乱军在鹿儿岛城堡后面的城山固守着他们最后一道防线。这座城堡曾经是萨摩藩藩主岛津氏的寓所，萨摩藩就是现在的鹿儿岛县。但是到了1877年――也许只是名义上而非事实上――这里成为明治政府的财产。西乡栖居在山中的一个山洞里，每天面对着鹿儿岛湾。他早已不再惧怕死亡，现在的他特别喜爱沉思而且非常平和。不断调节着面对死亡和战败的心态，西乡隆盛将他最后的时光用于回想过去以及欣赏自己出生地秀美的风光。他几乎变得心情愉悦、无忧无虑――同自己的同僚交换诗文、下日本象棋以及开玩笑，西乡的同僚们也被他的情绪感染。9月22日，西乡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战，并敦促他们要以勇气面对最终的结局。
既然我们已决心战斗至死、尽大义之责为朝廷献身，就让你们的心保持平静，做好准备让这座城堡成为你们(最后)的安息之地吧。现在是时候激励你们自己了，要下定决心不为子孙留下丝毫的耻辱。
根据传说，第二天夜晚，西乡隆盛放走了那些不愿意送命的人。留下来的武士们不仅仅是忠诚，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与西乡共存亡。9月23日夜，叛乱军们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进行了一番庆祝。在一轮明月下，他们饮酒、唱歌、相互吟唱同荣誉、忠诚、死亡相关的诗句。
政府军在凌晨3点55分发动了最后的突袭。叛乱军一开始守护住了他们在山头的据点，但随后被这支优于他们的军队迅速击退。凌晨5点30分，政府军攻陷了叛军的防御要塞。他们将大炮搬到这些位置开始集中火力向山谷开炮。此时的西乡军只剩下大约40人。大约在7点的时候，西乡和他的军队开始走下山坡直面政府军以及死亡。西乡被他最亲近也是最勇敢的盟友们――桐野利秋、村田新八、桂久武、别府晋介围护着。当下到半山腰时，西乡被射中右臀部。子弹穿过他的身体，从左侧股骨处飞出，西乡摔倒在地。据传，此时的西乡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准备对自己实施武士的一种仪式性的自杀方式――切腹。他转身对别府说：“晋介君，我想就在这儿吧。请做我的介错吧。”然后，西乡镇定地面向东方，朝向皇宫，弯下了他的头。别府迅速一刀干净利落地切下了西乡的头颅然后将其交给西乡的随从吉左卫门。在迫近的政府军面前，吉左卫门迅速逃离，并将头颅隐藏起来。一位陨落英雄的死亡仪式就此完成，西乡隆盛作为一位现代武士死去。锦绘，一种兼具通俗小报功能的彩色浮世绘版画，以一种扣人心弦的方式将这个传说展现――在画中，西乡隆盛光荣而高贵地将刀切入腹部。
然而，对西乡的遗体解剖展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被射穿了臀部，西乡不可能镇定地坐下并和别府讨论他的死亡方式。而且，尽管西乡的头颅被干净的一刀切断，但其腹部却找不到任何伤口。在一瘸一拐或者些许惊慌中，西乡并不能让自己遵照武士的传统光荣地死去。但这些事实对于传奇故事中西乡大义凛然的死没有丝毫影响。随着对故事的每一次重述，西乡都会变得更加沉着，他对别府的独白也变得更长，而那揪心的一刻也变得更加令人窒息。由于西乡隆盛已经成为武士英勇的代表，他的死必须反映武士的传统。尽管生理学上站不住脚，传统还是要求西乡跪在受伤的臀部上，沉静地要求别府帮助他结束生命。西乡已经成为一个传奇，而这些日本的媒体决定印刷的是这段传奇，而不是这个人。
西乡隆盛的死意味着日本政治形态中一个整体观念的崩塌。西乡以及他的部队是为地方独立而战。尽管西乡的追随者们能够容忍在东京的平民士兵，但他们却不能接受东京的权力对他们的家乡――萨摩藩的武士特权发起挑战。《Tokio Times》，其读者群的语言为英语，在美国历史的语境中描述了这一变化：
国家主权完整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和建构，它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整个帝国，一个观念被广为接受和提倡，那就是，这是一个国家――不是一群半主权、相互猜忌的政权集合。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种道德观的冲突同美国内战教给人们的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在当时的美国，正如现在在这里，重大问题之一便是国家同中央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两个国家的结果都证明中央权力有着更强大的力量且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这个‘不可避免的危机’，正如在美国发生那样，已经毫无疑问地出现并且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矫正，这实在值得庆祝。
《报知新闻》则把视线投向了武士阶层权力的崩塌：
从封建系统被现在的政府形式替代的那一刻起，氏族或者古代军事阶层的权力便急速消亡。西乡隆盛对于明治帝国统治者的抵抗是一种企图――氏族企图恢复他们在国家事务中军事控制方面的旧有地位。因此，目前的胜利不单单只是对西乡叛乱的镇压，还是对这片国土上每一个角落，认为氏族至高无上的古老封建观念的全体性胜利。
这篇社论以一种欢庆性的语调说道：“难道我们国家的所有人民不为听到如此好的消息而欢欣鼓舞？”
但是，事实上，很多日本人却并不认为这值得庆祝。就连《报知新闻》也承认，西乡隆盛“在最后一刻捍卫了自己的名誉……他在没有任何羞耻的情况下死去，怀着复仇的巨大满足平静地闭上了双眼”。令政府极度失望的是，西乡隆盛代表了武士阶层所有值得赞美的品质。尽管政府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西乡隆盛依然保持着超高的人气。他被普遍地视为典型的武士――忠诚、勇敢、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廉洁、公正、富有同情心。西乡已经让自己超越了普通人的身份，成为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领袖，而不是一个暴虐的霸王。对于西乡来说，武士权威要求的是一种仁爱的领导方式，不给飞扬跋扈留有任何空间。一位优秀的武士，其被主人统治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发展，而是最终即使到了天堂也能侍奉主人。作为仆人而非主人，武士有义务过简朴的生活。在西乡看来，节俭和谦逊是道德律令。西乡以喜好简朴衣装闻名。作为一个高层大臣，他很少穿礼服和精心制作的朝服。据传，西乡曾穿着一件简单的棉制和服和草鞋觐见皇帝。当他离开宫殿的时候，被一个侍卫拦住。因为侍卫认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肯定是一个擅闯者。西乡告知自己的身份，但是侍卫并不相信他，直到岩仓具视――一位公卿――过来确认了西乡的身份。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西乡隆盛节俭和诚实的名声显得魅力非凡。
西乡的魅力还扩展到他的政治对手中。西乡的主要拥护者之一是教育家、作家福泽谕吉，日本最主要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提倡者。他对于西式教育的颂扬――《劝学篇》，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为广泛阅读的著作。福泽认为，西乡隆盛对于武士阶级特权的维护是应该谴责的。但是福泽对于政府的宣传更为愤怒，他认为这是对一位高贵的人物的诽谤。在为西乡所做的激情辩护中，福泽指出，西乡的起义并不是为了夺权，而是对政府专制的反应。福泽反对暴力，但他将西乡看成是专制统治的牺牲品。“我们应该对他表示同情，”他写道，“因为是政府逼着他走向了死亡。”
知识分子们用文章为西乡隆盛辩护，而老百姓们却以传说和传言的方式拥护着西乡。根据一个广为传播的传言版本，西乡隆盛并没有死在城山，而是逃往中国，在那里积蓄武装力量以期发动第二次进攻从而清扫日本的不公和腐败。而另一些说法却是西乡潜藏在印度，正在为其卷土重来招兵买马。这些传言在西乡战败后便甚嚣尘上，几十年来从未减弱。1881年，大阪的街头遍布描述西乡逃往印度海岸一座岛屿的小册子。小册子的读者们很当真。正如当地报纸观察到的，似乎没有人相信西乡隆盛真的已经死去。这种关于西乡尚在人间的传言在1891年再度兴起。这一时期，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访问了日本。根据一个改正过的传言，西乡实际上生活在俄国，他将与尼古拉坐着俄国战舰回到日本。一旦回到日本，西乡将夺取政权，肃清日本的贪官污吏，修改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领导对韩国的入侵。这一传言被如此当真，以至于当西乡最终没有现身露面时，津田三藏――一位巡查官，怀疑其中有诈，袭击了皇太子。
西乡隆盛的魅力实在过于强大，以至于在他死之前就已经被当做了神。大多数日本报纸都尽职尽责地报道了“叛徒”西乡隆盛的战败并为政府军的胜利而欢庆。但是，西乡的超高人气却穿透了政府审查制度的层层限制。在广大百姓的心目中，西乡的战败实际上是他升天为神的一部分。1877年的8月关于西乡升天的传说首先出现于大阪，而此时的西乡实际上在九州的东部。8月2日清晨，一颗彗星出现在西南天际。到了8月3日，《大阪日报》报道说，当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时，这颗“亮星”呈现出的是西乡隆盛的肖像：健康、强壮、身着皇军制服。这个故事迅速传遍整个城市，人们夜复一夜地站在他们晾晒衣服的地方以期得到一个更好的视角来观看这位天上的英雄。锦绘中也迅速出现了西乡的形象：他安坐在一颗星星里，从天上鸟瞰着日本。这些锦绘同报纸的描述保持了一致：西乡身着正式的皇家军服。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政府已经宣布西乡是一个叛徒，但是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西乡的身份和军阶却没有被政府剥夺。西乡隆盛同彗星的关联还在日本人对双关语的嗜好中得到强化。彗星的旧名叫“扫帚星”，而这在日语中还可以叫成“蜂起星”，以隐射西乡的起义。随着这种“遥望西乡隆盛”的新闻传开，各种传言变得更加猛烈。当故事传到东京的时候，这颗“西乡彗星”已经成了一个崇拜对象，人们纷纷爬上屋顶眺望。于是因屋顶垮塌而酿成的受伤事件时有发生。
一些天文现象的出现也为西乡隆盛升天这一传闻推波助澜。1877年8月和9月，地球和火星处于不同寻常的接近状态，从而导致火星显现出异常耀眼的光辉。8月19日的《朝野新闻》这样报道：在愤怒中燃烧的西乡已与火星融为一体。同在这个月，日本媒体报道了美国天文学家亚萨?霍尔(Asaph Hall)发现了一颗环绕火星的卫星。对于西乡的痴迷者来说，这颗卫星不是别的，正是西乡忠实的同伴――桐野利秋，他跟随着自己的朋友升上了天空。到了9月，西乡隆盛与火星化为一体成为流行画报的一个共同主题。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Morse)，一位美国动物学家，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他的日记中，他提到了这些画报：
在我们穿过(东京)街头时，一个人注意到在一个画报商店门前聚集了一堆人。这个商店被那些战争画报装点得五颜六色。萨摩叛乱(西乡叛乱)给那些画报画家们提供了丰富的主题。这些画闪耀着光亮的红色和黑色，画中的军官们都展现着戏剧化的姿态，而“血腥战争”也被真实地刻画，虽然从我们的视角来看风格怪诞。其中有一幅描绘的是天上的一颗星(火星)，星星里是西乡将军，那个为所有日本人爱戴的叛乱首领。在鹿儿岛被攻陷后，他和其他将领们实施了切腹。很多人相信他就是火星，而火星此时正闪耀着不同寻常的光亮。
另外一种刻画西乡的形象还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锦绘《西乡涅?像》中，西乡被描绘为达到开悟正准备超越肉体的形态。他仍然穿着军服，身边围着男女老少，他们都在祈祷他回到尘世。这张锦绘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对于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临终和超度时的刻画。正如佛祖一样，西乡平静地面对着死亡。但是，围绕在他身旁的不是他的弟子和门徒，取而代之的是各个阶层的代表，有店主、卖报人、艺妓、僧侣。为了使其更接近于佛祖，画上还出现一匹马、一条狗、一只鸡和一条蛇也在哀悼。这幅锦绘所要展示的是，就像释迦牟尼一样，西乡也是为拯救芸芸众生而战斗。对于一个日本观众来说，这几乎等同于描绘西乡隆盛受难的过程，尽管这幅《西乡涅?像》没有任何渎神的寓意。西乡成为一个佛祖而没有向历史上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尊严发难。
这种创作上的奇怪转换是象征性的，但却是震撼的。在19世纪的日本，生与死的界限是模糊的，可以相互渗透。强势的人物，其灵魂能超越他们的肉身而存在。灵魂的存在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大部分日本人相信，死者的灵魂每年夏季会返回生者的世界作短暂的访问。日本农村每年七八月份都会上演一种叫“盆踊”的民间舞蹈来迎接这些灵魂。村民们身着夏季棉质和服，和着歌声、掌声、鼓声、锣声、笛声翩翩起舞。这些庆祝活动的由来可以追溯为一种仪式性的安抚，用以抚慰那些愤怒的灵魂，尽管农民的灵魂一般没有武士的灵魂可怕。在有的农村，死者的灵魂一旦被他们的亲戚恰当地迎接，就被认为加入到了舞蹈之中。
像西乡这样有权势的灵魂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日本人认为像西乡这样强势的灵魂将会对他的敌人施以惩罚。在日本的传统里，如此强势的灵魂只有在他们的敌人将其供奉为神并对其施以一些仪式化的过程后才能得到慰藉。愤怒的神明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菅原道真(845―903)。这位大臣，同时也是出色的诗人和学者、曾经打破门第限制升为朝廷第二高位的大臣。901年，他被敌人以莫须有的变节罪名逼迫辞任离开首都京都，贬职成为一名地方官。两年后，他在被迫同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分离的状态下，郁郁而终。在他死后的几年里，菅原曾经的敌人开始以各种神秘的方式死亡：打猎事故、雷击，还有不明原因的疾病。人们将这些悲剧归因于菅原的魂魄。947年，在皇家法令下，一座神社得以建立以供奉这位学者和诗人，菅原的魂魄才得到安息。菅原道真成为一名神――“天满大自在天神”，俗称天神。天神是一位二元神。首先，他被作为学问之神。今天那些准备参加高中或者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们会前往天神庙求取护身符。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强势而愤怒之神，他是雷神的化身，能给予其敌人痛击。这些思想背景都清晰地刻在了创作这幅《西乡涅粲像》的画家脑中。平民老百姓们都在祈祷西乡的归来，即使是作为一个魂魄也好。而那些神职人员，对一个愤怒之魂所带来的危险心知肚明，正在祈祷他的灵魂能寻找到安息之地而不会作为一个仇恨的魂魄归来。
西乡隆盛化身为一个宗教性的存在，就这样他成为一个对古老鬼神传统的现代性诠释。既然一个像菅原这样的诗人和大臣能对他的敌手施加如此报复，那西乡的对手们又将会有怎样的下场呢？明治政府当然不能爽快地承认他们对于西乡灵魂的惧怕，但他们却不能忽视他在群众中间持续的影响力。西乡已经成为对帝国政府原则性反抗的象征。日本的知识分子将他视为一位可敬和清廉的人物，作为所有“新”日本所不具备事物的象征。大众对西乡健在的故事依旧痴迷。即使作为一位死者，西乡也是具有危险性的。明治政府没有挑战西乡的传奇，最终还是对此予以接受。日，西乡被赦免所有叛国的罪名，并被恢复了他曾在帝国中的官阶。对他的赦免是一次大赦的一部分，这次大赦用以纪念这个新国家所取得的一件至高无上的成果，2月11日明治宪法的颁布。西乡从此不再是一名叛乱分子，他迅速地转变为日本式美德的榜样，并被写入学校教科书加以颂扬。
对西乡隆盛的特赦，使其身份变成了日本最受爱戴的叛乱者。西乡的确是一个叛徒，但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国家支持的叛徒。这些相互矛盾的推动力――对于权威的反抗和敬重――造就了西乡的一生。而他的死也表现了他特殊的身份――一个受尊重的叛乱者和一个忠实的叛徒。
日清晨，离西乡被恢复名誉的日子还有好几年。但是对于西乡头颅的搜寻已经预示着明治政府将来可能要改变主意。西乡的同党们企图将他的头颅藏起来并不令人吃惊。他们下定决心要剥夺明治政府得到头颅的胜利。令人吃惊的是明治政府的反应。即使没有西乡的首级，政府依然有十足的把握确认西乡已经死亡。他们找到了一具硕大的遗体(西乡有六英尺高，其右臂上有一块特殊的伤疤)：这毫无疑问就是西乡隆盛。但是明治政府是在与一个传奇人物作战，在大众媒体的描述下，这个传奇人物早在他死之前就已经升天为神了。没有对传奇人物西乡隆盛的象征性的胜利，对其身体物质性的胜利是不完整的。对西乡头颅的搜寻反映了明治政府深深的矛盾心理：究竟如何对待武士传统留下的遗产？到底什么应该值得崇拜而什么需要唾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理解为何要搜寻西乡头颅，我们既能理解西乡怎样展现作为武士的英勇，也能理解明治政府如何对待和处理武士文化。那么，日，西乡隆盛的头颅到底在哪？而这又为何事关重大呢？
“对生命的超越”西乡隆盛的死
“强烈的感伤”
西乡隆盛在萨摩的早年岁月
西乡隆盛的诞生地
西乡隆盛的家系
西乡隆盛的家庭
西乡隆盛的教育
西乡隆盛的工作
“一个极度忠诚的人”
西乡隆盛与国家政治
一位新大名
通往江户之路
在将军的都城
主人的自信
“荒岛上的坎坷岁月”
流放与耻辱
死亡 复活 流放
世界的尽头
“肩负天下之重任”
幕府的垮台
从流放地到首都
一位平和的武士
一张联盟的网
通向战争之路
“将云彩撕碎”
西乡和明治政体
德川政权的终结
西乡和藩政改革
一位不情愿的政治家
临时看守政府
1873年的危机
“死之轻”
西乡与西南战争
一个恬静的政治家
一场迫近的危机
最终的失败
死亡与超越
一些注释――致读者
姓名 罗马字 拼写
对于西乡的父母我们知之甚少。他的父亲西乡吉兵卫()是萨摩藩分管税收的财政部门的一位部门长官。吉兵卫属于武士阶层中十级的第八级阶层――小姓组，而剩下的两个最低的阶层――予力和足轻――一般被限定在一些仆人职务上，例如警卫。所以，吉兵卫从阶层上来看，几乎是“白领”都市武士的最底层。吉兵卫勤奋、忠诚，不为物质利益所动，他成功地升任到他所在部门的最高职位。而关于西乡隆盛的母亲――政佐(？―1852)――我们知道得更少。她是当地武士椎原国政的女儿，据日后西乡隆盛的回忆，他的母亲性情平和，富于同情心。
西乡隆盛生于日，是家中的长子。遵照那个时代的习惯，西乡在其有生之年曾数次易名。在近代日本，姓名并不是一个人身份的绝对标识，而会随着人的年龄、地位和官衔改变。一个武士的姓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作为一个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已婚的一家之主以及一个退休的一家之主，其职责都不尽相同，因此名字的改变也颇为自然。婴儿时期的西乡隆盛其名字是西乡小吉和西乡十六，但是到了七岁的时候他改名为吉之介。成年时他便采用了“隆盛”这一名字。日，在其父亲死后，西乡递交官方材料将名字改为“善兵卫”。而在日，他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三助”，但是在个人书信往来中仍然使用“吉之介”，或者“善兵卫”、“吉兵卫”。人们也经常用西乡在流放时曾使用的笔名“西乡南州”来指代他。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西乡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名字：工作使用官方名字，朋友之间使用非正式的口语化名字，作诗时使用各种笔名。
西乡是家中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中的老大。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西乡小兵卫，比西乡隆盛小了近20岁。西乡一家还包括西乡吉兵卫的父母――西乡龙右卫门(？―1852)及其妻子()，以及他的弟弟――西乡小兵卫一家。所以，在人数最多的时候这个家庭能达到16口人。吉兵卫作为一个税收官员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一家的需要。他们在下加治屋的房子摇摇欲坠、年久失修。因为这一大家子缺乏寝具，西乡隆盛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睡在一起共用一床被子。这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因为孩子们的块头都很大：西乡家的男孩长大后一般都能达到六英尺高。1855年，这一家人搬到了河对岸的上之园町，但是他们的房子依旧破烂不堪。据西乡的弟媳岩山德回忆：“在上之园的房子实在是破旧不堪。地板下陷得就像是鸭子的窝。”
西乡一家靠借款和从事农业劳作才得以勉强糊口。比如1847年和1848年西乡隆盛和他的父亲从水引地区(现已成为鹿儿岛城的一部分)的有钱地主板垣家族借款总计200两黄金。这是一笔令人吃惊的借款，相当于大部分武士和手工业者多年的收入。西乡一家没有任何担保来保全他们的脸面，而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定期还款。直到1872年，当西乡隆盛担任明治政府的参议时，他们才开始偿还欠下的债务。
西乡一家用借来的钱买土地从事耕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找到零星记录，但是我知道这个家庭至少在西别府(现为鹿儿岛城的一部分)拥有一块地。税务记录上显示该块地由其所有人耕种，且属于西乡吉兵卫，隆盛的父亲。据岩山德回忆，隆盛的弟弟西乡吉二郎，曾常去西别府。他收集柴火，用驮马运送到武士集中居住的地方，然后挨家挨户兜售。我们不清楚隆盛自己是否也曾站在稻田里插过秧，但是作为长子以及继承人，他对于耕作带来的收入应该是了然于心的。
即使有这份额外的收入，西乡一家还是过着节俭的生活。家中的女人们承担的是清扫之类的佣人活，以至于岩山后来回忆到她有一次被一位到访者误认为是一个女佣。这种困窘的环境塑造了青年西乡隆盛的性格和思想。隆盛的父亲吉兵卫是一名正式武士(称为“士”或者“城下士”)，从理论上来说，西乡一家应该靠他的俸禄生活。但是，西乡一家的生活更接近于“乡士”：自给自足的乡村武士。乡士是武士阶级底层的后代，他们被贬谪到农村，在那里他们管理和控制农民。作为都市武士，西乡氏的地位在法律上高于乡士。城市武士和乡村武士之间泾渭分明，以至于一个武士如果认为一个乡士玷污了他的名誉，他有权砍下此乡士的头。因为此种冲突包含着对名誉的维护，所以不构成谋杀。而该武士只需要向他的上级证明他遭受的公然侮辱的严重性。年轻的隆盛阶层上属于精英阶层，但经济上却更接近于乡士阶层。西乡隆盛每天都处在这种名义和实际地位相差悬殊的尴尬之中。
正式地位和现实窘境之间的紧张拉锯使隆盛养成了极强的荣誉感和谦逊的品质。隆盛没有沉浸于精英阶层的特权之中，而是以坚忍和尊严让自己的贫困变得高尚。1872年，他终于部分偿还了欠板垣家长达25年的债务。西乡写了封道歉信，这封信除了没有为他的延迟还款开脱外很多内容都有所涉及。
昨日我已在天皇陛下侍从的护卫下平安到达(此信书写匆忙)。多年前，先父曾有求于您，而这之后的几年，我同我的兄弟们都经历了不少坎坷，不仅没能登门拜访，还对我们的债务置之不理。对于这些我无言以对……去年我在首都被授予一项重要的政府官职，我欣喜若狂。这项重要任命――当然我觉得我不配拥有――是您当年慷慨解囊援助先父的结果。由此，先父得以使家中孩子长大成人，并且也为我开辟了现如今的道路。这些，先父都曾反复讲述。因为我真心诚意想偿还欠您的债务，我尝试寻找了多种途径，但还是没有找到办法。而且，我也只能偿还一年的利息，为此，我向您道歉。我本希望借此次返乡扫除先父的忧虑，但因为我们家族没有土地，人数却很多，即使是一次偿还所有本钱和利息这样最基本的义务我们都难以做到。在此事上我请求您的宽恕。
某种程度上，这封信很好地展示了隆盛对于金钱的态度。从他的信中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偿还了本金、部分利息，或者两者一并偿还。但是从板垣家的反应来看，我们得知西乡偿还了400日元：本金和差不多8年的利息。而板垣家也颇懂人情世故，他们没有接受利息，退回了200日元。
西乡隆盛开始逐渐沉浸在他充满特权却又谦逊的环境中。后来当他的财政状况不那么紧张时，他依然拒绝昂贵的衣服和家具。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武士的兴趣所在。他成年后最喜好的一项消遣――和自己的狗一起打猎，对一个出身卑微的武士这是一项合适的活动。他会通过给自己制作一双打猎用的草鞋，或者制作鱼饵来使自己放松。西乡对于简朴、传统乐趣的偏好使其同明治政府的其他官员区别开来。他们利用自己新得到的财富和影响力享受西方的娱乐方式，例如举办欧式化装舞会。而对于西乡来说，如此奢靡的新鲜事物正是走向腐化的改革的象征。P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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