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种”：思考日本文化的一种前提
[摘要]明治以来，只要出现“全盘西化”的浪潮，紧接着必定出现相对的崇尚日本事物的浪潮。要摆脱恶循环，根本点之一是看清日本的现实。一个传统、古老的日本已经不存在，现实的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日本的面孔》封面本文选自《日本的面孔》一书，作者：刘晓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沿着历史与现实繁复的掌纹，去探寻族群通向未来的光亮，这被看成民族先知的知识人躲不开的宿命。 回头来看，直面现实和分析现实一直是加藤周一的力量所在。被誉为战后日本“最大的知识分子”（东京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语）的加藤周一，确实拥有对日本、对世界深刻的洞察力。有人说，除了没能预见苏联的崩溃，没想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外，他所有的分析和预见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加藤周一本人也曾用玩笑似的口吻以此自称自许。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藤周一和他的同时代学者直接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激烈发展、变动的日本社会，如何认识剧烈变化中的日本文化。一九五五年六月，加藤周一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杂种文化论”。他公开给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这样在当时令许多人瞠目、也令许多人喝彩的答案，并在后来的系列文章中对杂种文化在未来日本历史发展上将起到的积极作用做了多方面的阐释。他的文章用语生动，雅俗咸宜，所以影响遍于日本列岛的沟沟谷谷。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到日本，和几位日中友协的老人聊到日本民俗中有很多大陆因素，其中一位随口就说了句，“日本什么都是那个加藤说的杂种”，这话立刻得到旁边几位的点头赞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加藤周一的名字。 说到战后日本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动，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日本战时精神秩序的结束。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就此写道：半年之内，世事沧桑。自许天皇坚强盾牌的我等，只要是为了天皇，慷慨赴死绝不反顾的我等。年轻人们如樱花般散去了，活下来的活跃在黑市交易中，尽管耻图百年之命、卫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犹在耳。以毅然决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们，经过半年岁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礼拜已经变得只是一种程序，她们心中开始浮现新面孔的日子决不会太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来就是如此。变化的不过是世相的表层。（坂口安吾《日本文化私观》评论社复初文库版一九七二年） 一如坂口安吾所描述的，随着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战败的广播声，同时倒台的还有战争时期的道德、牺牲、天皇、国家等等长期捆束日本人心灵的各种“终极”观念。旧有的意识形态哗啦啦剥落神圣油彩露出泥胎，迫使人们不得不回到具体生存这样一个最原初的点。这个激烈的发展变动同时来自欧美世界猛烈的制度与文化冲击。战争中被称为“鬼畜英美”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民主主义，带来了异色的文化，这一切作为“进步”的象征席卷而至，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浪高一浪。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变化，是经济的发展。直到今天，很多日本学者仍然强调，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五年，日本社会经历了十年的恢复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上开始进入高度成长期。就在这一年，政府的《经济白书》公开宣言“已经不是战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下，思想界对“何为日本人？”、“何为日本文化？”开始重新进行思考和评价。这一切正构成了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出现的背景。 可是，当思想界重新思考“何为日本人？”、“何为日本文化？”这样的问题时，日本知识分子便不得不面对着“丸山真男困境”。丸山真男曾经讲到，日本思想史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就是作为教养或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几乎都是外来的。从儒教、佛教、基督教，从无政府主义、民主、到马克思主义，无不如此。尽管有一些学者想脱离这些外来思想寻找“日本独特的”世界观，如日本的国学的学者们 —— 他们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正像一九三O年以降大行其道的“日本主义”、“日本精神” 论最终失败一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设，这种努力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的发展又好像不仅仅是外来思想引进的历史。研究朱子学的学者会感觉到，在日本的朱子学和中国的朱子学多少有所不同。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到了日本也发生许多变化。这给人另一种错觉，那就是日本思想史就是对外来思想的歪曲史。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丸山真男认为，这明显也不是建设性的思路（《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 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何在？加藤周一对以西方文化“纯化”日本和企图驱除西洋因素保留纯粹的事物都抱批判的态度。他主张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他回顾历史说，明治以来，只要出现“全盘西化”的浪潮，紧接着必定出现与此反动的崇尚日本事物的浪潮。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一次次就是这样的反复和循环。要摆脱这样的恶循环，根本点之一，是看清楚日本的现实。一个传统、古老的日本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日本的西化已经非常深入”这一事实。换言之，现实的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在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时，外面的世界无疑是重要的参照物。刚刚从欧洲归来的加藤周一不仅看到了日本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同时看到了地处亚洲的日本所发生的与亚州其他国家不同的重要变化 —— 日本在西化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在亚洲，只有日本使西方文明以这种方式扎根。日本既不同于马来半岛，也不同于印度和中国。当我从国外回到日本时，较之西欧与日本的不同，这种不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明治以来致力于“脱亚入欧”的一系列物质努力和发生在战后精神世界的一系列变化，促使他把注意力从单纯的“传统的日本”或“西化的日本”转向“杂种”的日本。他说：“我倾向于认为，日本文化的特征在于这两种因素深深交织，彼此难分难解这种状况本身。” “即如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的典型的话，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的典型。” “杂种”在汉语的语境中有负面词性。今天在日本列岛上生活的日本民族，究其起源很多是来源于东北亚、东南亚的移民。所以所谓日本民族是“单一民族”的说法，不过是一部分日本人一种对于共同体的“想象”。从二○○一年开始，我在清华大学开设“日本民族研究”讲座。第一讲叙述日本民族的起源，题目借用了加藤周一的智慧，冠名为“杂种日本人”。每次标题一写出来，马上就会招来同学们的笑声。但听课的每一位学生，哪一位敢保证自己的血液是纯粹的，其中流淌的没有一丝一毫异民族的血浆？需要指出的是，加藤周一的“杂种”并不带有任何褒贬的定义。他说，如果一定站在褒贬的立场上说，是纯种也有缺点，杂种也有价值，反之亦然。“杂种”的文化构成了日本人现实的生活。“大众充分懂得这一点。因而完全接受了杂种，他们追求愉快的生活方式，并不抱有纯化杂种这种荒谬的期望。然而，所谓知识分子，却对此抱有热望。知识分子对文化问题越是关注，就越要在某个方面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努力使之纯化。明治以来复杂的文化运动的历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知识分子对文化杂种性的反应，即日本文化纯化运动的历史。而且只能是必然失败的历史。” 加藤周一和丸山真男这两位战后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巨人对日本的思考当然有种种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敢于直面日本的现实进行思考。丸山真男面对上述困境找到的方法，是干脆就把日本思想史看成是外来思想的修正史。而这修正所依凭的，是发自日本文化“古层”的“执拗的低音”。这与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颇有异曲同工相通的部分。加藤周一所主张的，是正面看待外来文化的存在，正面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相信自己文化传统优秀成分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杂种文化”，这才是健康的文化选择。 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几十年来，伴随着这些民族国家的经济成长，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即存的重大问题。而其在现实中最为尖锐地凸现出来，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事情。之所以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这一问题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只不过一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发挥了遮蔽作用，二是因为经济发展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被放到优先的位置而已。但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在思考今天的全球化和地域化时，我们同样面对着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确认地域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这样的课题。在我看来，加藤周一对于日本思想界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为思考当代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更根本的地方，在于他肯直接面对日本社会“杂种” 的现状，为日本思想界清晰描绘出了一个正确思考日本的前提。加藤周一对于我们的意义同样是，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必须放弃想单纯凭借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甚或某一集团的文化传统来替代一切解决一切的妄想。 沿着历史与现实繁复的掌纹，我们大可以去探寻族群通向未来的光亮，但如果沿着宿命的想象走入迷思，明天梦醒无酒，杯中装满的，将只有冷月的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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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出版视野中的第三波“日本热”
本文由《独立阅读》杂志提供
　　尽管一个国家在某个学术领域或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研究的最高水平多取决于某个权威学者或集大成理论家个人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但倘若就国家整体的学术水准而言，一般来说，肯定会受制于彼时的出版水平。如果以“木桶原理”打个比方的话，那个时期的传媒出版视野，便是箍成木桶的那块最短的木板；而恰恰是这块“短板”的高度，决定了桶内所盛的水的容量。
　　国内的日本问题研究，虽然作为一个学术分野，至少在规模上已堪称“蔚然大观”，不仅学术生产体制足够庞大，学术产品也已相当丰富。至于说尚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和“重量级”学术产品，这无疑有学术之外的原因，在此姑且不论。单就目前所达到的规模和水准而言，其背后显然有出版的推动。这种推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波退潮，一波再起，有种类似“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浪涌效应”：每一波都不仅覆盖了上一波所波及的范围，且冲击更加深广。
　　就笔者粗浅的观察，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国中的涉日图书出版历经了三次浪潮：80年代初中期为第一波。随着“开眼看世界”的冲动和“文化热”高烧，以商务印书馆的“日本丛书”为代表，一些日美学者的经典著作（如远山茂树的《日本近现代史》和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等）首次“登陆”中国，王芸生的八卷本煌煌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也由三联书店推出；80年代末至2000年前后，为第二波。凭借“文化热”的余温，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及戴季陶民国时代的旧著《日本论》等日本学名著陆续出版，并长期盘踞图书排行榜的醒目位置，成为各家出版社争相包装再版的长销书（Long Seller）；从2005年“反日”运动前后至今，为第三波。至此，“文化热”已彻底退潮，代之以中日两国各自对自身及双边关系的重新定位、调整。这一波的特点大致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广角、深耕：不再拘泥于对单一的历史问题或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个别关注，而是广泛扫描，已鲜有未发掘的“处女地”，且不乏跨学科的成功“越界”之作；同时，对某个学术领域的关注，也不再只局限于那些名头最响的作家和著作，而是向纵深开掘。以纯文学为例，既有对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村上龙等“老炮”的持续性包装，也有对诸如远藤周作、藤泽周平、隆庆一郎等虽然也是重量级作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精致”，但对中国的知识社会来说名字却较为陌生的“新面孔”的开发。姑且不论成色和品质，至少就扫描的视野而言，确已日臻“全光谱”。远的不提，仅今年春天以来，坊间便骤然多了不少“日货”（或“谈日货”），且颇不乏精品。
　　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的《日本镜中行》（管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3月）和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的《面具下的日本人》（林铮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4月）可以说代表了美国以外的西方社会的日本学学术水平。作为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前者延续了自《菊与刀》以来人类学者关注日本问题的“学术传统”，作者连不通日语的障碍都与本尼迪克特如出一辙。“当爱丽丝进入奇境和穿越镜子的时候，她遇见了无数奇人……”作为西方学者，作者像童话中的爱丽丝一样，在漫游镜中世界之前，对“镜中日本”充满了各种想象，结果自然是有多少种预设，便遭遇了多少个挑战。但惟其有挑战，才激起人类学者的好奇，于是学者夫妇深入日本腹地，做长达15年的田野调研，拿出了一套破解“日本镜像”的密码。形式上不免令人联想到罗兰•巴特的名著《符号帝国》，但方法是人类学的，而不是后现代的符号学。
　　《面具下的日本人》是一本问世于80年代的著作，在我国也并非头一次付梓，大致在上述第二波时期，曾以一个颇商业的书名被包装出版过（《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但书本身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所谈的也不全是性，涉及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学者，布鲁玛显然比麦克法兰更了解日本，对某些东洋文化现象，不仅从表面上诠释，而且对其发生机制问题，往往能从文化心理学的深层做一针见血式的剖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就事论事，以文化论文化，杯葛了80年代在日本国内甚嚣尘上、国际上也颇有同调者的所谓“日本人特殊论”。这在今天，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试图了解日本并尝试与之沟通的国际社会，都不失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怯魅”。
　　与上述两种西方的日本学著作相比，出自日本文化学者山本七平之手的《何为日本人》（崔世广、王炜、唐永亮 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5月）是一部厚重之作。以诸如“何谓（为）日本”、“何谓（为）日本人”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做书名的书籍，大概全世界只有日本才会有。仅笔者手头就有不下三本同名著作（梅棹忠夫的《何谓日本》、加藤周一的《何谓日本人》及萏坏摹逗挝饺毡尽罚揖兄形陌妫髡呔等毡径ゼ獾难д摺⒆骷摇Ｖ挥忻舾腥缛毡局斗肿拥娜耍搅撕Ｍ猓峁刈八侨绾慰创毡尽闭庋奈侍狻Ｕ庵窒窒蟊旧恚阋运得魅毡径宰陨怼拔幕矸荨保Cultural Identity）的焦虑到了何种程度。不过话说回来，焦虑归焦虑，作为一个民族，总得有人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基本问题讲清楚，这个民族才能从容自立、自处于世界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板砖一样的《何为日本人》绝非可有可无之作。作者山本七平，是出版家出身的文化学者，七八十年代曾出任日本政府的文化高官，见多识广，视野高远。其研究被媒体称为“山本文化学”，具有超越学界的广泛影响。正如书的副标题“探索日本人从神话时代到近代的行为原理”所阐述的那样，从民族的童年开始，直至被认为对现代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模式构成了决定性影响的德川幕府时期，作者以全新的史观和独特的分析框架解释了日本社会及日本人集体无意识中的种种潜规则和隐蔽的遗传密码，不失为对“何为日本人”问题的一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虽然连自己也说不清“文化身份”，但却不妨碍日本人被国际社会看成是最“有文化”的民族之一。概而言之，所谓“文化”，无非是衣食住行。而稻叶和也、中山繁信所著的《图说日本住居生活史》（刘缵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便是对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居住文化的一次精致的检讨。说“精致”，单口说无凭，但“有图有真相”：多达半部以上篇幅的精致钢笔画插图，形象地再现了日本人从史前的穴居生活到村落，到町家，到都城，直至现代城市社区的发展史；从榻榻米到鹿鸣馆时代的“和式洋馆”，到近代工业化时代矿工居住的长屋杂院，带着历史的风尘扑面而来，宛如一个建筑博物馆。对笔者来说，最是附录中收录的建筑名词解释，虽简明扼要，但却是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诸如“斗拱”、“y子”、“贯”、“梁”、“透廊”等常见诸日本各种文化读本，却始终不知其所以然，不得不望而生义的和式建筑术语，居然以如此可人的“悦读”感觉得以瞬间破解，不得不赞叹日本图文出版物之亲切、细腻、高品质。
　　《影武者》和《黄昏清兵卫》的出版，兴许标志着国中出版界终于结束了对日本文学泛泛扫描的草创时期，从此步入深耕阶段。由于前者的作者隆庆一郎是日本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作为其历史小说代表作的《影武者》（姜涛 译，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5月）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时代剧色彩。加上作品是表现从“战国”末期到江户幕府初期，德川家康挑战丰臣秀吉的羽翼，从而走上统一日本、建立霸业之路的故事，其题材本身便是被重重谜团包裹、极富戏剧性张力的“大历史”的一幕，用戏剧化的文学形式来表达真是再“贴”不过。
　　旅日作家李长声精心译的《黄昏清兵卫》（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是对已故小说家藤泽周平的致敬。国人对这位小说家所知甚少，但在强手如林的日本纯文学界，藤泽却是一位风格卓尔不群，遗世独立的俊逸之才。虽大器晚成，但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最难得的是，藤泽作为东洋文章“第一高手”（著名作家丸谷才一语），所有作品均呈现出相当高的水准，品质整齐，无一败笔，可谓字字珠玑。虽说是武士小说，但与《影武者》相比，其笔下的下级武士、浪人的生活更贴近今天都市社会终日郁闷惶惑的上班族的心态。所以在整个国家酷似一个大公司（所谓“日本株式会社”）的日本社会，受众之广可想而知。其小说被名导演山田洋次等搬上银幕，经木村拓哉、宫泽理惠等明星演绎后，更令人难以释怀。
　　日本《文艺春秋》新刊（2010年6月号）发表纪念藤泽的文章，在一帧作家生前长期伏案工作的简朴书桌的照片旁边，注着一行源自作家本人随笔《书斋的事及其它》中的文字：“我有时会梦想，东西不增，反而一点点减少。就这样，把活着的痕迹逐渐消灭，然后蓦地就像消失一样生涯戛然而止的话，大概是最幸福的。”寥寥数笔所表达的生死观，是典型的“和式”的，令人想到小津安二郎墓碑上的那个“无”字。
　　(责任编辑：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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