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 报刊舆论与近代中国政治-从维新变法说起
热销排行榜
1.2.3.4.5.6.7.8.9.10.
最近浏览的其他商品
浏览更多同类商品
【 】??????????
报刊舆论与近代中国政治-从维新变法说起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读者对象：
￥33.50&&&
立刻节省：￥16.50
所属分类：
泰并天下-易中天中华..
中国经济史
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
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
历史的经验
&刘兴豪，男，1968午生，湖南武冈
人。先后就读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浙
江人学人文学院，分获硕士、博士学位。
中同传媒人学新闻传播学博[后，中同
新闻史学会理事，湖南省青午骨r教师，
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近午
在《(光明日报)》(理沦版)、《(史学史研
究)》、《(湖南大学学报)》、《(历史教学问题)》、
《(求索)》、《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卜发表
论文三十余篇，主持省、校级课题八项。
精彩书摘 书女飘萍&&&&&日一、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近代报业的
　　兴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19世纪60至90年代，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从“自强”发展到“求富”阶段，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以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为标志。虽然这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它一出生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但它仍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中不屈不挠地成长着。到维新运动以前，近代工矿企业数目、规模、行业和部门得...
客服专线：010- 客服邮箱：
Copyright & 北发图书网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北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当前位置：
＞＞＞报刊杂志是众多媒体中的一种，在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力量也纷纷利..
报刊杂志是众多媒体中的一种，在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力量也纷纷利用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或政治主张，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些近代的报刊。
请回答：（1）图一中的刊物是谁的译著？这一译著为哪一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图二是哪一运动中的刊物？在它的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阐发为什么思想？该思想在当时有何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图三中的刊物由谁创办的？标志着哪一运动的开始？主要宣传什么思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上述三幅图片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最先进的政治主张，也是中国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你认为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哪次？请说明你的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题型：读图题难度：中档来源：同步题
（1）严复；戊戌变法运动。（2）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完整、最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前期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4）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任选一个即可，需要说明该思想解放运动的作用，言之有理即可。
马上分享给同学
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报刊杂志是众多媒体中的一种，在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力量也纷纷利..”主要考查你对&&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魏源和《海国图志》，严复和《天演论》，戊戌变法，孙中山创建革命党（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现在没空？点击收藏，以后再看。
因为篇幅有限，只列出部分考点，详细请访问。
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魏源和《海国图志》，严复和《天演论》戊戌变法孙中山创建革命党（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代表作，该书初刊于1842年，共50卷，后扩编至100卷。这部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之下，根据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编著而成的。这是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地、科技知识的著作，在当时堪称中国人编著的介绍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魏源明确地提出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 不仅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启蒙作用，而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有过重要的影响，被日本维新要人视为“枕中鸿宝”。《天演论》：《天演论》 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严复在《天演论》 中加入了大量的按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近代较早的一本直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书。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对当时国内鼓吹变法图强和提倡维新运动起过积极作用。魏源和严复的思想的异同：魏源和严复作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他们都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但是他们对学习西方的内容不一样，魏源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侧重于学习西方的军事和科学技术，而严复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思想则侧重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两位思想家是近代主张学习西方长处来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家，其主张虽符合时代的发展，但是他们的思想经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证明，他们的救国道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行不通的。 评价魏源的思想：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基于这一目的，他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办法：设立工厂，制造轮船、枪炮，兴办民用工业；学习西方练兵方法，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增设水师科；改革考试制度。他的思想是爱国的，进步的。因为在民族危机面前，魏源冲破闭关锁国的思想束缚，提出向西方学习，掌握敌人的场地，克敌制胜，这是他爱国的重要表现。他的思想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里的先进人物，开始面向世界，注意世界，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严复和《天演论》：严复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译作《天演论》。运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打击了封建势力，启发了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作用。严复的思想对戊戌变法影响很大。《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海国图志》被人誉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天演论》的主要思想：《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戊戌变法的实质：戊戌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总结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他们希望通过变法的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它是一场试图通过改革来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维新派和洋务派思想主张的比较：相同点：两派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都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不同点：洋务派维护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实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教育制度，要求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根本分歧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问题上。戊戌变法产生的社会背景：1.民族危机的加深。《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趁机扩大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与经济掠夺。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进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西方列强利用借款，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和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2.清政府的统治危机：(1)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自1896年起，巨额的外债，兴修水利和赈灾的巨额资金，使政府财政赤字扩大。(2)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为应付财政危机，清政府采取一些节支增收措施，如增加地丁银等旧税的额度，降低官员薪俸、增加商税等，遭到官员的抵制和人民的反对，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3.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实行政治改革，改善社会环境，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戊戌变法：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因为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历时103天。又称“百日维新”。 内容：1.政治：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 2.经济：中央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举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令其自谋生计。 3.文化教育：普遍设立中小学堂，京师设立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设立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4.军事：精练陆军，改习洋操；添置船舰，扩建海军；裁汰旧军。维新派是否反对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统治？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以资本主义的政体代替封建制度，以资本主义文化代替封建文化。而且变法法令也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和封建的经济制度，所以维新派反对封建制度。但是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保留君主，保留皇帝，企图依靠光绪帝来实现变法主张，力图维护清政府度过政治危机，所以他们不反对清政府的统治。维新派通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其中心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把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直接联系起来，主张学习和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同时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为变法培养人才；顽固派则声称变法就是祸乱国家，“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坚持“中体西用”，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兴民权、设议院，反对君主立宪，坚持科举取士制度、反对西学。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论战，是不同阶级的意识对立和利益冲突。其实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这场论战是中国有史以来，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发起的挑战；论战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束缚，进一步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文化的提倡，开始改变中国的社会风气，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兴中会：兴中会是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于1894年11月，由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式成立。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2月，孙中山到香港，联合当地的进步团体辅仁文社，成立了兴中会总部，重新修订了《兴中会章程》，并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檀香山兴中会的创建和香港兴中会总部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基本形成，从此坚定地走上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道路。1895年10月，兴中会发动了广州起义，因事泄而未成。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共同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于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大会推举了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是《民报》，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明确的奋斗目标。同盟会曾试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是都没有成功。武昌起义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了分裂。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的集中概括。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政治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族贵族为首清朝政府，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生主义内容是“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纲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三民主义的关系：&孙中山创建革命党：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905年，在东京建立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它是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大大推动了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发刊机关：《民报》。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主革命团体：&&黄花岗起义：日，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日，孙中山在槟榔屿秘密议定广州起义的计划。1911年1月，黄兴、赵声等在香港成立统筹部。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进攻广州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激战一昼夜，因伤亡过大退却。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等一百余人被捕就义，事后，收殓遗骸72具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徐锡麟起义：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徽、浙江等地发动的武装起义。1907年，徐锡麟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与女革命党人浙江同盟会负责人秋瑾联系，准备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就义。后来，秋瑾也被捕杀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则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中国之一系列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比较：1.相同点：①产生背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深；②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③影响：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爱国和进步的意义；④实践结果：都失败了，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民族危机依然严重；⑤失败原因：客观原因是反动势力的破坏，主观原因是本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⑥二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都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2.不同点：①代表阶层：戊戌变法代表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辛亥革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②变革的手段和目的；戊戌变法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③性质：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④戊戌变法没有触及封建土地制度；辛亥革命主张用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土地所有制。⑤实际影响：戊戌变法的法令基本被废除，其主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1、背景：（1）武昌起义后，腐朽清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局面，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寻找新的在华代理人，而掌握实权的袁世凯得到了列强的赏识。（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各国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手段，对革命政府施压，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3）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向革命派进攻。（4）孙中山被迫对袁世凯妥协退让，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可以保举他为临时大总统。2、经过：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退位第二天，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接着，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北洋军阀：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封建军阀集团。1895年清廷命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采用新的兵制，使用近代武器，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出任北洋大臣，所辖军队称北洋军。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三个派系，即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彼此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政争和混战。1926年7月，在国共两党合作倡导下，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北伐战争，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打击了奉系势力。1928年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联合再次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战败退回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至此，北洋军阀的统治结束。北洋军的一些余部被并入国民党军队。“德先生”和“赛先生”：指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是五四运动重要的两面旗帜。其中：德先生Democracy意：“民主”，所谓“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赛先生Science意：“科学”，所谓“科学”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是辛亥革命之后再文化思想领域反封建斗争的延续。新文化运动前期内容：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由陈独秀首先提出。他认为要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必须用民主取代专制，用科学扫荡迷信。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旧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3.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场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须言之有物，不做无病呻吟。” 陈独秀提出“推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颂扬十月革命，指出它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并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李大钊第一个举起了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的性质是：后期是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因：1.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需要科学理论。2.新文化运动造设了良好的社会环境。3.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失败。4.爱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积极努力。5.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李大钊及其发表的文章：
发现相似题
与“报刊杂志是众多媒体中的一种，在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力量也纷纷利..”考查相似的试题有：
406943253159856661051795153979杨琥：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报刊的“通信”栏，为章士钊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杂志首创。“通信”栏的设置，既吸引了众多青年思想家和学者名流参与，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它加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也反映了“通信”栏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在一定意义上，《甲寅》“通信”栏不仅推动了民初报刊公共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新青年》“通信”栏及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引领和先导作用。
关 键 词：章士钊 《甲寅》杂志 “通信”栏 媒介史 报刊史
作者简介：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近年的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最重要的两项内容——文学革命和反孔思想，都是在《新青年》“通信”栏首先提出，并引起广泛的讨论与社会反响，从而引发了这场文化运动，由此可见“通信”栏的重要作用①。因此，对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作一专门的考察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章士钊在民初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等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与发展、“通信”栏讨论的问题及其社会反响的考察，说明“通信”这一近代报刊栏目的设立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思想互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思想议题与社会、政治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甲寅》“通信”栏对《新青年》“通信”栏的设置及其讨论议题所起的先导作用。　　一、章士钊与“通信”栏的设置及其演变　　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设置，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一般称之为“投函”，后来又称之为“通讯”，最后则基本上称为“通信”②。以下，我们对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与发展，作一简略的考察。　　1.章士钊主持《民立报》与“投函”栏的创设　　考察中国近代报刊“投函”栏的设置，不能不从章士钊主持《民立报》开始。　　1912年2月，于右任邀请章士钊加入《民立报》社。《民立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此时原有编辑多半任南京临时政府的要职，章士钊加入后，就成为该报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在此之前，《民立报》就设有“投稿”栏，专门刊登社外来稿，主要是消息、建议之类的文稿(作者也多为较有名气的人)。章士钊主持《民立报》后，就刊登了一则启事，称：“弟自英伦归来，颇承诸友展转探问，深以为感。弟以略有政见，即借《民立报》与诸友商证，此当较面谈函达为佳。有赐函者，以后请即由《民立报》转。或径寄弟寓静安寺路二十九号亦可。”③这本是他刊登的一则私人启事，但他说“略有政见，即借《民立报》与诸友商证”，又请诸友“赐函”，因之，不久即有读者响应。2月22日，该报刊登了读者朱德裳的来信：　　记者足下：今者清廷退位，民国已成，重大问题，以次解决。所最急者，莫如首都之地点及政府之组织。……以弟一人私见，中国此时，万不能不有内阁。共和先例，莫如法关，而一有内阁，一无内阁。其利害得失，早为学者所研究。弟足迹未至欧美，且不能睹其政治之外观，何能批评其制度之美恶?但以中国情形言之，民国权舆，百端开始，言庞事杂，舆论无常。若大总统直接担负责任，推其流弊所及，必有推倒总统之时，开各国未有之新例。且民国初成，所最惧者，莫如王政与复古，启第二次之革命。若大总统亲揽政权，总理一切，渐积所趋，即无异帝制自为，东方拿翁，容易发现。中国历史人物，有帝王思想，无总统思想。中国社会眼光，有帝王观念，无总统观念。野心家而总统也，若利用之而达其目的，其危险有不可胜言者。故就国情言之，其必用法制矣。区区之愚，未敢自信，欲就正于有道，微阁下其谁归?④　　关于这封来信，值得注意的是：一、在这封信的前面，标明“投函”，这是《民立报》第一次出现“投函”二字。而就在“投函”栏之前，另有一栏称“投稿”，说明在该报编辑心目中，“投函”与“投稿”二者之间似有所区别；二、该信的内容是关于“政见”的，而非一般普通的消息、报道、建议；三、针对该信中关于内阁制以及中国须建立何种行政制度的议论，章士钊在当日“社说”栏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评论⑤，这说明从一开始，“投函”栏的设置就体现出编读往来、自由讨论的意味。此后，《民立报》在2月27日至5月1日之间，又分别刊登了读者杨伯群、朱宗良、陈耿夫、汪叔贤(馥炎)、王季同、马育鹏、张树立、尹香纫等人的来信，提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行政法”、“共和与专制”、“统一与联邦”、“逻辑”、“译名”等问题，而章士钊针对这些问题也分别作了答复⑥。其中，章士钊与王季同的讨论书信，往来达四次。这说明，尽管《民立报》从未明确宣布它已设立“投函”栏，且所刊的版面也很小，但这种不定期的“投函”字样的出现，已引起了读者初步的反响。　　日，《民立报》在第一版刊登一则编辑部启事，第一次提到该报设立“投函”栏的目的：“本报之设‘投函’，原以广征舆论，互换智识。”⑦同月20日，《民立报》又刊登一则“特别广告”称，将辟出一整版，专门刊登通信稿件：　　编辑部紧要告白：本社自扩充函稿栏，爱读诸君以鸿篇巨制相贶者无数，而所扩充之栏幅举不足以容之，以致日有搁积，深有负于投函者之盛心，至为歉然。自今日起，将本报十二版全幅登载此类稿件，而“社说”之与投函有关联者，亦并见于是版，原有之小说则移于第二版，读者幸为注意。记者观欧美大报，每日所登函件及专论，有多至数十通者，必如此方足以称舆论之机关。本报不量其力，颇复以此为鹄，而尤愿出其意见与读者痛加讨论。诸君子如有关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学种种之高见或疑问，务希不吝金玉，使本报有所闻知，记者固不才，而获从诸君子之后，有所贡献于论坛，则至引为荣幸者也。⑧　　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该报在标立“投函”栏之后，已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因而来信大为增加，而设此栏之目的，则是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讨论学理、答疑辩难，使广大读者的意见得以发表，以反映真正的“舆论”。因之，这一则“宣言”，我们可视作《民立报》设立“投函”栏的标志。　　然而，《民立报》这次宣布设立的“投函”栏并未能定期化，它在时断时续地延续了三个月之后，随着章士钊的离开也就无疾而终了。　　2.《独立周报》的创办与“投函”栏的定期设置　　“通信”栏的定期设置，是从《独立周报》开始的。《独立周报》，日创刊于上海，是章士钊继《苏报》、《国民日日报》和《民立报》之后所主编的第四个刊物。它出现于1912年9月，命名“独立”，既有它本身的特殊含义，也具有当时的时代意义。　　在《独立周报》创刊号的发刊辞中，章士钊开宗明义阐明了他创办该刊的理由与宗旨。他说：“英伦有周报曰司佩铁特(The Spectator)，乃记者最爱读者也。而此报之名，有三百余年之历史，相与存之至今。初发刊时，实在千七百一十年三月一日。主持论坛者，为当时文家艾狄生。司佩铁特者，袖手旁观之谓也。艾狄生实以自况，其第一文即叙述司佩铁特之为人。”章士钊则“欲自荐为东方司佩铁特”。为什么取名“独立”?他说：“虽记者痛当今舆论囿于党见，窃不自料，随同人之后，欲稍稍以不偏不倚之说进之。”据此，所谓“独立”，则含两义：“袖手旁观”与“不偏不倚”。章士钊自问：以这样的宗旨办报，前途将如何?他自答：“或不见容于今日之社会，因招巨怒极骂，人人挤排吾说，使无容头过身之地亦未可知，天下滔滔，又谁与立。”他又说，美洲有一周刊，“名仿佛与独立相近，所谓隐棣攀顿(The Independent)是也。其取义未审视吾报何如?读者试妄加以隐棣攀顿呼吾报焉，或亦避狙怒之道也”⑨。由此，该刊封面在中文刊名“独立周报”的上端，附以英文The Independent。　　从以上所引章士钊的言论可以看出，《独立周报》的宗旨就是追求“言论独立”，而他创办的理由则是“痛当今舆论囿于党见”，不难体会，章士钊是带着不平之气表达他的这些关于“言论独立”的见解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需要联系章士钊创办《独立周报》时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说明。　　章士钊早年就投身革命，1912年从回国后，被于右任聘为《民立报》主笔。在1912年2月至8月主持《民立报》期间，他就当时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在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当时民国初建，同盟会的人员掌握重权，“而该会中的一部分成员，妄自骄功，举动暴烈，干部领袖不能节制。同盟会便为人所诟病”⑩。而章士钊则信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崇拜英国的两党政治，企图秉着客观、冷静的态度，“冀于同盟会炙手可热之时，进以稳健之论，使不失天下之望……自后《民立报》与同盟会提携之道，不出于朋比，而出于扶掖”。这样，“有时持论，势不得不与党人所见互有出入”(11)，结果遭到同盟会中一些激烈分子的严厉抨击(12)，章士钊被迫离开《民立报》。　　章士钊既退出《民立报》，一些革命党人在《民权报》和《中华民报》上仍继续攻击他，一连十余日不休。他们称章士钊为保皇党，至少也是“徘徊于梁卓如(梁启超)、杨晳子(杨度)之间”，并说章士钊在《帝国日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会招致列强干涉，倡言“和平改革”，且用的是“秋桐”笔名，而今主笔《民立报》，却隐去“秋桐”之名，而用“行严”本名，显然是隐瞒曾经反对革命的不光彩历史。他们又说，章士钊以非革命党人而主笔同盟会的机关报，所发议论居然和梁启超相似，而且又不加入国民党，显系别有所图。这样的攻击之词，最后竟然达到了“中国可亡，而章行严之名誉不可不毁”的地步(13)。针对这些攻击，章士钊在《独立周报》创刊后，特辟“别报”栏，发表了《与杨怀中书》，一方面对自己十多年来的革命经历作了回顾，并对他不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说，他昔年参加革命，不入同盟会，民国成立，他不参加国民党，就是“要以证明不借革命党之头衔，以自矜重则有余”。另一方面，他批评一些革命党人的褊狭心态，认为革命或者立宪，都是人们本着自己的认识，同为国家之进步奋斗，不应相互排挤。而一些革命党人则认为革命成功是他们奋斗得来的，新国家应是革命党一家独占，立宪党人除了破坏、阻挠革命外，就没有干过好事，因而也无权参与新政权。对于这种褊狭心态，章士钊指出：“民国者，民国也，非革命党所得而私也。今人以国民之资格，自活动于其国，宁得以非革命党之故，而受人无理之排斥。弟固非保皇党，今退一步言之，即听为保皇党，弟固非政闻社员，今退一步言之，即听彼硬指弟为是，弟亦决不以此故生其惭怍，而缩小其运动之范围。且己以革命党自矜其功，对于稍异己者，挟一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之见，行见中华民国陷于此辈‘骄横卑劣’者之手，愈不得不设法以消其焰。吾舌可断，斯言不可毁也。”(14)　　由此可见，《独立周报》是在革命党人不能容纳不同意见的背景下出现的。而章士钊“既痛当日舆论，缚于党见，意皆有所郁结不得抒”(15)，又以“东方艾狄生”自况，因此，他创办《独立周报》，就不但打出“言论独立”的旗帜，而且决心在自己所创的刊物上实践言论独立，以养成健全的社会舆论风气。为此，在栏目设置上，除设立了当时报刊上常见的“纪事”、“政论”、“专论”、“评论之评论”、“文苑”等栏目外，又专门设立了当时报刊上不曾有过的一个栏目——“投函”栏，专门刊载读者来信。　　《独立周报》“投函”栏的设置，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独立周报》设立“投函”栏，使这一栏目经常化、固定化、专门化。尽管此前梁启超在所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曾经分别设立过“寄书”或“问答”栏，但那些栏目都是不定期的，时断时续，并未成为一个定期栏目。即使章士钊本人在《民立报》开设的“投函”栏，也未能长期坚持。而《独立周报》的“投函”栏，从第1期到第35期，每期都有。据统计，在第1至35期中，该刊共刊登了74封来信，平均每期2封，最多的一期达5封。而且，“投函”一栏在《独立周报》中处于比较醒目的位置，在“纪事”、“社说”、“专论”之后，排在第四栏(《民立报》将“投函”栏设在最后一版——第十二版)，可见该刊对“投函”一栏的重视。后来，《甲寅》、《新青年》继承了《独立周报》的这一栏目，并将其改为“通信”栏，从此，“通信”栏成为五四前后许多重要期刊的一个常设栏目。其次，《独立周报》设立的“投函”栏，专门刊载读者来信，为广大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也曾刊登读者来信，但那些来信的作者是黄遵宪、徐佛苏、汤觉顿等梁启超的师友们，并不是普通读者，因而即使是“投函”，其言论也具有浓厚的党派性与倾向性。而《独立周报》以言论“独立”相标榜，以超越“党见”为职志，在其“投函”栏鼓励发表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因而《独立周报》“投函”栏的作者(即读者)，多为普通读者。据统计，74封来信的作者，与章士钊相识或有关系的仅有马一浮、李寅恭等极少数人，而大多数作者如朱冠亭、张缉光、陈承泽、白坚武、李燕民、袁思、严伟等，均是因有感于民国时局或针对《独立周报》的言论主张而发表议论的普通读者(16)。这些普通读者的议论也有倾向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上普遍的现象，是一种社会舆论的表达。最后，《独立周报》“投函”栏的设置，为编辑与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对话的场所。该刊的“投函”栏既刊载读者来信，同时又由该刊编辑(通常是章士钊本人)针对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或议论，分别作出答复或加上跋语。这样一种编辑与读者之间自由讨论的形式，是一种新的办刊方式与风格，有利于培养公众独立思考的精神，也有利于在公众中养成健康的社会公共舆论风气，是近代报刊办刊风格的改革与创新。关于这一点，《独立周报》限于各种原因体现得尚不充分，到《甲寅》时代则表现得非常明显。　　3.《甲寅》“通信”栏的设置　　1914年5月，《甲寅》杂志在东京创刊，这是章士钊继《独立周报》之后创办的又一份政论性刊物。　　《甲寅》杂志继承了《独立周报》的栏目设置，在办刊宗旨与办刊风格上，则更加明确、更加成熟。它在创刊号上明确宣布其宗旨是：“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论，尤无偏党之怀，惟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说，故本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而已。”即倡导以无党无偏的态度，从学理出发来讨论国事，它宣称：“本志非私人所能左右，亦非一派之议论所得垄断，所列论文，一体待遇，无社员与投稿者之分，任何意见，若无背于本志主旨，皆得发表。”为了充分体现其宣布的宗旨和主编者容纳不同意见、主张的精神，该刊将《独立周报》的“投函”栏改为“通讯”栏，并宣布：“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务使全国之意见，皆得如其量以发表之。其文或指陈一事，或阐发一理，或于政治学术有所怀疑，不以同人为不肖，交相质证，俱一律欢待，尽先登录。若夫问题过大，持理过精，非同人之力所及，同人当设法代请于东西洋学者以解答之。”(17)从上述通告中可以看出，《甲寅》旨在倡导一种新的文风，即“朴实说理”的文风，也在倡导一种新的刊风，即反映“公共舆论”、主张言论独立的刊风。《甲寅》所倡导的这种文风和刊风，否定了民国初年那种党派意味浓烈、好持绝对之论、学理不足以服人就进行人身攻击的论战文风，也否定了那种只刊载倾向于、有利于本党本派言论的刊风。这种文风与刊风，对于提高读者的识别判断能力，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指出，章士钊的政论文风。影响了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人，形成了“甲寅派的逻辑文”(18)。事实上，《甲寅》的办刊风格也开一代新风。　　正因为章士钊与《甲寅》所倡导的是一种新的文风和办刊风格，当时的读者对《甲寅》尤其是“通信”栏，都非常重视与欢迎。当该刊尚未印行时，一读者从《时报》上读到其创刊的广告，就写信给编辑部说：　　记者足下：读上海《时报》，见诸君有新志之作，踵《独立周报》，而以健全稳练之作指导社会，甚盛甚盛。自大记者主持《民立报》以来，仆即见其对于“通信”一门，颇为注意，意在步武欧美诸大周刊、日刊诸报，以范成舆论之中心。然国人研究讨论之心，不甚发达，虽亦有应者，而究属寂寥，是诚可惜。仆当《独立周报》时代，亦曾妄以管见，填其余白。今幸大志赓续前志，锲而不舍，论风之开，仆将以是卜之，而仆所有怀疑，亦有时会相与剖晰，此诚私心狂喜者也。(19)　　可见读者对章士钊设置“通信”栏的用心是理解并欢迎的。另外有一读者，在读了《甲寅》第1号之后，也致信该刊编辑，说：“记者足下：大志首期出版，展诵一过，拍案欢迎，如当郑卫杂陈之中，忽闻钧天成池之奏，心神之感，江海同深，转移风气，针灸政俗，将视此志矣。”又说对于《甲寅》言论，也有不赞成之处，因《甲寅》欢迎读者来信批评，他愿意提出来商榷：“惟是不佞对于足下立言之际，亦有欲妄加批评之处。管蠡之见，当于事理与否，非所敢信。然大志广其途以征言，不佞附于斯例，自可谬为陈说，惟幸足下有以进之。”(20)由上引两例可见，《甲寅》的办刊宗旨与办刊风格，得到了好学深思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与认同，因而“一时风行全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1)。　　《甲寅》“通信”栏所刊通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独立周报》。据统计，从第1卷第1号到第10号，《甲寅》共刊载了88篇通信，平均每期达9篇之多。在这些通信中，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牵涉到政治、思想、宗教、伦理、经济以及时事，在此我们不拟详细介绍，仅举其前三号的篇目，以见一斑。第1卷第1号：周悟民《政与学》、郑逸《世界大势与中国》、李菼《宪法会议》、吴敬恒《人心》、曹工丞《人民与政府》、吴宗榖《逻辑》、CWM《民约》、桂念祖《佛法》；第1卷第2号：李北村《政本》、周悟民《人治与法治》、陈蘧《政治与历史》、刘陔《新闻记者与道德》、CC生《生机》、吴市《逻辑》、曹工丞《通信道德》、黄枯桐《佛法》；第1卷第3号：何亚心《平政院》，詹瘦盦、韩伯思《复旧二首》，朱芰裳、顾一得《新约法》二首，郁嶷《人口》，张尔田、梁士贤《孔教五首》，陈敏望《宗教与事业》，李大钊《物价与货币购买力》，高吾寒、高一涵《民国之祢衡二首》，周锐铎《译书》。
[责任编辑:赵瀚超] 1
相关报道：·····
一周图片排行榜
值班总编推荐
　　公正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东西乌克兰之间的矛盾短期内将难以化解，甚至有变得越来越激化的可能。
　　“不过关就暂缓任用”，如此具有“杀伤力”的廉政法规知识考试正全面铺开。　　要相信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凝聚改革的共识和力量。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