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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注：隋可能指蓏，意即瓜类植物的果实）嬴（一种寄生蜂）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指懒惰或贫弱的人）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 ──《史记·货殖列传》
材料二：（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宋书·列传第十四》
（1）简单概括材料一描述了江南怎样的经济状况？
（2）材料二描述的江南发生了什么变化？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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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汉时江南地区地广人稀，耕作技术落后，商品交换不发达，贫富分化不明显。
（2）变化：魏晋时期江南变得比较富饶，丰收之年，一年收获的粮食可以满足几个郡的需要，出产的丝帛可以供给全国人民穿用。
原因：魏晋以来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以及统治者的发展经济的措施等因素使江南经济迅速发展。
此题在思考过程中注意时间，阅读材料可以获得总体的认识，但关键是两则材料的出处，第一则《史记》所叙述内容必然是秦汉时期江南经济的经济状况；第二则《宋书》则要知道指南朝宋齐梁陈中的宋，因此是魏晋时期的经济状况。结合教材内容很容易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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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中心教案课件试卷下载冯秀珍:秦开五岭—客家形成—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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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开五岭—客家形成—新说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 冯秀珍本文是在笔者所提交予世界客属恳亲第23届大会（开）的论文《秦开五岭客家形成》的基础上改编的，特为博白第三届客家文化节（开）而作。本文与丗客会论文不同的是，增加了笔者最近的关于广西客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23届丗客会的论文中，笔者提出“秦开五岭客家初步形成”（客家是迁徙而成的族群。迁徙是客家民系形成的第一个要素）。今年春，为第24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前期准备，笔者应邀赴北海与南流江流域客家聚居地考察，对广西客家在第一次迁徙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与发现；同时，在2010年8月观看中央电视台10台《科学探索》栏目播出的《南越古国》时，发现：在秦开五岭中，广西的骆越是最为强悍的一支致使秦军遭到重挫，也是广西兴安灵渠的开通，才使秦开五岭最后取得圆满的结局，因此，在秦开五岭的客家第一次迁徙中，广西具有不可磨灭的一笔。这样就改写了广西客家的历史，成就了广西客家在第一次迁徙中的地位。于是，笔者提出：广西客家可在客家聚居地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否考虑闽粤赣桂客家聚居地的提法。这是笔者的最新研究的心得所在。
一、篇前说明 1、客家与客家迁徙。客家。客家是中原汉民南迁而成已成定论。具体看，笔者认为，客家是中原汉军戍边、汉官谪宦、汉民迁徙南方而成的汉族族群。客家先民、客家族群、客家人皆可简称为客家。客家迁徙。客家迁徙有五次说、六次说。早年间，客家研究先贤罗香林在谱牒研究的础上成就了客家迁徙五次说；针对罗香林客家迁徙五次说的不能自圆其说，于是，近10年来有客家迁徙的六次说，这实际上是对罗香林五次说的补充和发展。笔者主张客家六徙说并在若干年间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学术工作。笔者认为，客家第一次迁徙在秦汉时期，秦开五岭为客家之源，此后五次迁徙为客家之流；有源才有流，客家第一次迁徙具有重要意义。2、客家研究方法说明。客家研究从内容上看是颇为宽泛的，包括历史、经济、文化、语言等方方面面；从时间跨度上看是从古到今2000余年。所以，其研究方法也需多种多样。除开常用的历史文献法、综合与分析法、田野调查法等外，还可借鉴一些特殊的方法。如假设推理法。关于此法有三种叙述。一是，当代著名自然科学家霍金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先正确假设、然后进行推理。这可作为客家研究方法之借鉴。此中，正确假设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什么是“正确假设”呢？笔者认为有道理的假设就是正确假设。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秦汉史研究员宋超在2010年北京大学召开的客家研究现状座谈会上谈到：“客家是一种文化现象，可用推理的方法；它不是历史实证考察，只能用实证的方法。”三是，当今考古界在考古文物无法解释事情时，也是采用推理的方法，只要其推理能使世人信服，结论于是成立。一直以来，客家研究中有强调实证排斥推理方法的现象，而这，使很多客家事象无法得到说明，尤其是源流问题，时间太过久远，连考古也无法解决。所以，引入“推理”方法来研究客家（尤其源流问题），是有科学依据的正确的方法，它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并找到比较圆满的答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笔者所定义的“倒推法”，或说叫历史类比法。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不会绝然相似，但历史又何其相似。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对久远的历史难以了解而作出结论，通过今天的一些历史现象我们可以推理出过去的状况。客家的历史从秦开五岭算起已有2300年，若从黄遵宪的“客家是夏商周三代遗民”的说法算起则历史就更就久远了，所以，用历史倒推法不可不说是可选之法。二、秦开五岭客家形成（一）秦开五岭1、五岭与岭南 （1）五岭。对于五岭，各种文献记载不尽一致。据《辞海·地理分册·中国地理》（下简称《辞海》）：五岭由西向东依次为越城、都庞、盟渚、骑田、大庾（古称台岭，亦名塞上），在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其中，越城岭主体在广西境内，都庞、盟渚、骑田三岭主体在湖南境内，大庾岭主体在广东境内。《舆地志》云：“五岭，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盟渚，五曰越城。”[1]有把揭阳岭当作五岭之一的，如南北朝裴渊《广州记》把揭阳岭也列为五岭之一。而揭阳岭在何处则众说纷纭，有认为在古揭阳县。但清顾祖禹《谈史方舆纪要》认为，揭阳岭为江西南部会昌县筠门岭，又称军门岭，为赣江上游贡水支流湘水与东江上游寻乌水之间的分水岭。其上有盘古隘，两山对峙如垒，相传为昔时屯军之处，也是江西入粤通道。还有认为五岭是入岭通道之称。如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对五岭这样说明：“自秦也有五岭之说，人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州）入广东之循（龙川）、梅（州）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大馀）逾大庾（岭）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州）入连（连县）三也；自道（县）入广西之贺（县）四也；自全（广西全州）入静江（桂林）五也。”据其所述，五岭是指山路而非指山头，这些山路不少又是河流分水岭。[2]本文倾向于辞海之说。（2）南岭。南岭为湘、赣、粤、桂四省区边境一系列东北—西南走向山地的总称，为长江、珠江的分水岭。自西向东有越城、都庞、盟渚、骑田、大庾等岭及九连山等山峰，越城岭最高。2、秦开五岭 （1）派遣军队平定岭南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军兵分五路开始了平定百越的事业；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就在这征服、开发岭南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客家民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了平定百越、开发岭南的过程。第一阶段：王翦。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遣大将王翦南征百越，悉定其地。“略定杨越，谪戍五万，南守五岭[3]”，打开岭南门户。第二阶段：屠睢、史禄。次年，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在王翦“南征百越之君[4]”基础上，开始了对南越的战争。据《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载：“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今广西兴安北）；一军守九嶷之塞（今湖南蓝山西南）；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西南）；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水，即今江西信江），一军处番禺之都，三年不解甲驰弩……以与越人战。”但因华南河道纵横、军粮运输极不方便，除平定闽越、瓯越一路很快取胜外，其余四路途中受阻迟迟不能前进。为解决此问题，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凿渠以通粮道。史禄率领十万秦军和民工等在海阳山（今广西兴安县境）开凿了一条沟通南北水运的30公里长的水道——灵渠。灵渠引湘水入漓江、漓水再汇入珠江，从而沟通了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约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开始修建，公元前217年（秦始皇三十年）凿通。此即是著名的广西灵渠，其规划布局都与都江堰十分相似。灵渠修成后，对南越的进军得以顺利进行。第三阶段：任嚣、赵佗。约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秦皇派任嚣、赵佗率秦四、五万楼船将士（一说十余万，参下页）[5]增援。 任嚣、赵佗吸取了屠睢失败的经验，步步为营，筑营守险，很快就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局面，击溃了越人的反抗，统一了整个岭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岭南平定，设置南海郡（今广东大部分地区）、桂林郡（今广西大部分地区）、象郡（今越南北部和广西一部分）三郡。当时，南海郡以番禺为郡治，下辖番禺、龙川、博罗三县。现广东大部分地区属秦时南海郡，首任南海郡尉是南下的秦军将领任嚣，首任龙川县令为赵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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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迁徙中民开发岭南此后，秦始皇开始有组织地把豫、陕等地人口向这些地方迁移。从此，中原人因仕宦、随军、业贾而客居岭南者渐众。第一批是公元前214年。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所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胥、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陆梁地”，即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以南之地；又据《史记·正义》注：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尝逋亡人”应为“曾经逃亡而又逮捕回来的人”；“赘胥”：“胥”为役者，“赘胥”应为“多余的役者”(有些书认为是“入赘女婿”)；“贾人”，古时称“坐商”为“贾人”。第二批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又把中原50万人迁徙到这些地方去“戍五岭，与越杂处”。[6]此次迁徙是举家而来。第三批，同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治狱吏不直者”，去岭南从事筑路、筑城等[7]，此批人数可能不是很多。第四批，是在公元前212年。前212年，“益发谪戍边”，此“边”不外乎北边与南边，南边即岭南。此次人数亦不可能很多。第五次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故大越处，已备东海外越”[8]。此次人数也不可能很多。第六次是公元前211年~前209年间，发送1.5万无夫家的青年女子至岭南。约公元前211年赵佗上书，“秦使尉佗逾五岭攻佰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伍千人。”[9]
“尉佗”：“尉”为秦朝武官之长，“佗”即赵佗，时赵佗任秦朝武官之长。约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前“不一年”，秦二世即位，赵佗上书所求的3万人，得“无夫家者万伍千人”到岭南。[10] 上述，中县人、中州人、中国人，均为中原人在不同时期的称谓。（二）秦开五岭——客家形成为什么秦开五岭就是客家形成？
1、从典籍与考古看（1）典籍里有几处记载。其一，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说：“任嚣、赵佗所率楼船将士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皆家于越”，指当时的百越之地而不是变成越人。史载，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称为南越，大部分居住着百越民族，他们占据着南越的平原地带。中原汉军汉民留籍岭南居住山区成就了客家先民，这就是“客家后到”的原始原因。 其二，汉高祖（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说：“前时秦徙中县[11]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故不耗减。”[12]此段话是汉高祖肯定赵佗治理南方的功劳的，“中县人故不耗减”，即中原汉人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上述，中原汉人实际多为客家先民。 2、不少专家、学者赞成秦始皇开发岭南成就了客家先民黄麟书先生在《客家南迁之始问题》一文中说：“窃考屠睢50万戍卒多发自赵，客家始自屠睢等50万开发岭南之人，五岭适与客家聚居于赣、闽、湘、粤、桂边各县相吻合。故客家祖先多系赵人，其南迁始于秦始皇时。”赖雨桐在《客家先民南迁始于秦与赵佗建龙川县》一文中说：先秦时，赵、魏两国均说同一方言[13]。先秦“赵国”（约相当于今之河北）、“魏国”（约相当于今之山西）的辖境为中原的中心地带。就地缘关系分析，现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地区，是岭南各省的边缘地带，如赣闽边、赣粤边、闽粤边、湘桂边；这些地方多为秦始皇数十万南戍五岭兵丁和数十万谪徙民足迹所涉、散驻、和屯垦的地方。笔者很赞同上述见解，同时还认为，秦始皇开发岭南之前，越族是为该地的主要原住民（尤其在平原），而边缘地带的山区是南越族较难涉足的空白地带（只有少数的畲族与瑶族），因此，秦始皇派往岭南的军民在此繁衍生息较为安全，不至于受到南越族人的骚扰，这就给客家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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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开五岭客家形成的历史意义（一）客家族群有了发祥之地，客家族群因此建立了据点客家第一徙即是秦汉，尤其是官方行为的秦开五岭，秦开五岭在客家形成的历史中有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意义。秦开五岭时进入岭南的中原人大部分成了客家先民，客家族群因此建立了据点，从而客家族群开始发祥。客家先民发祥是在赵佗时期。据《龙川县志》记载：赵佗建城时曾“筑土城为县治所（今佗城）”，隶属南海郡。此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始设龙川县，赵佗是龙川首任县令，他那时就在东江河畔传播中原文化。秦末动乱，赵佗经数年奋战，平定南海郡，兼并桂林郡和象郡，于公元前203年自立为南越王，疆域达万余里，南濒南海、抵达越南北部，向东达今福建西部，向北抵今湖南、江西，向西至今贵州一带，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全省和福建、湖南、贵州、越南的一部分。 客家族群的发祥是以古龙川为中心点的闽粤赣桂地域。秦始皇开发岭南成功后设置的南海郡（郡所在番禺），其时只有三个县：番禺、博罗、龙川。古龙川为大县，主体在广东，纵深抵达赣南、湘南、桂东南、闽西南等地域。现在，广东79个县市中79个都有客家人居住，而龙川是广东全省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县之一。当年赵佗为南海郡尉、南越王之前，首先在龙川任县令建佗城，其时龙川地域颇广，辖区约82万人。在龙川建县2222周年时，笔者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执笔完成了《秦代龙川县境地域》，对秦代龙川县境地域作出结论： 赵佗任龙川县令时，龙川包括今之龙川周边的粤中县市，龙川的势力范围辐射：北境偏西抵及湖南郴县、桂阳县、零陵县、道县、江永县等，北境偏东抵及江西龙南、全南、南康、南野等县，向西抵及广西贺县等，这些地方多是客家地区。它给客家迁徙提供了另一条线路，形成了东江客家。过去一直认为，客家迁徙是先到赣南、再到闽西、再到粤东北，但现实中很多客家姓氏并没到过闽西或赣南；还有，有的姓氏某一支到过，但其它支系并没到过。这就让我们质疑客家迁徙的“江西—福建—广东”路线。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客家迁徙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东江路线。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认为：客家迁徙还应有东江路线，这便是，长江—赣江—赣江支流贡水—贡水分支桃江—（赣南）定南水—（粤东）东江（龙川）。它是客家先民迁徙的东线。这可从“水源音”客家找到注解。谭元亨教授在《龙川：客家古邑论》中提出东江客家—“水源音”[14]客家没到过石壁。东江客家与东江流向并行，大体上包括赣南的寻乌（东江源头）、定南（东江支流）、广东的龙川（中上游）、惠州（中游）等及东江流域周边地区，他们的语言与“老客”（南下后一直生活在赣南的客家族群，明清返迁回赣南的为“新客”）的客家话大同小异。东江客家是客家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它有自己的迁徙路线，它源于秦军，其可确定的年代可能要早于石壁路线客家。上述，秦开五岭是客家民系得以形成的基础。正因为有秦汉戍卒、徙民，才建立起南方汉民的这样一个“据点”，此后因动乱南下的北方汉民才会纷纷抵达闽粤赣这一三角地域，正所谓“一花引来万花开”，这在古今都有很多例证。没有这个“点”就没有后来的“面”，有了这个“源”才有后面的“流”。但，我们在肯定“秦汉一徙”时，也要看到其它五徙的重要性。因为，一，客家族群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的族群。上述所说的第一徙，其成份大多是士卒、一般民众，而两晋时期，才是“衣冠士族”大举南来，唐末宋末的迁徙更是把丰富的中原文化带到客家地区，从而使客家民系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丰富中原文化底蕴的大族群。二，客家族群是一庞大的民系，分布世界80多个国家与地区、共约1.3亿人，只有一徙而无后来的五、六徙是无法构筑这样分布广阔的庞大客家族群的。所以，第一徙是一个&点&，即有客家民系形成的据点；再后的二、三、四徙，使客家形成了庞大而有文化的民系群；尔后的五、六徙又使客家由一个“点”而发展到后来的“面”，点面结合建构了今天庞大客家民系族群。因此，客家六徙皆为客家历史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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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发岭南之军民最后发展为闽粤赣桂客家，客家族群由点而成为面1、当时朝代——秦代其它形成闽赣桂客家先民的渠道（1）闽赣客家先民的据点形成还有其它渠道。秦始皇时派往江西伐木的“木客”之中原汉民可能成为客家先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据说10万，含贵族、带家眷）派往南方伐木，他们溯鹭溪河，从万安来到赣南上洛山（即今兴国县永丰乡西江、里坳村一带，与赣县白鹭官村相连）。这批人不堪其辱、难负其重，一部分人逃到上洛山的大山深处隐居，大部分人在秦朝灭亡后分散到了赣南各地。这批“木客”以赣南为家，无家眷者则同当地的土著人“赣巨人”结合，是赣县最早的拓荒者和中原文明的传播者，也是赣南最早的客家人之一部分。便是在现在，在赣县白鹭与兴国交界地带的村人，仍有沿袭古俗，习惯性地在自家门楣上贴上“木客之家”字样。至今，兴国居民都尊崇“木客”为他们山歌作唱的祖师爷。[15]在客家摇篮的赣南方志上还有更多的记载：生活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的土著民族为畲、瑶(古代又称山越)，赣南，秦代便设南懋县；秦始皇“南定百越”时曾派10万军驻扎在赣南的章江流域；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南国的中原汉人，他们大部分留籍赣南。还有：赣州城在秦时尚为一三角地区，直至晋太守高琰才建土城。赣州府志有载：赣州（时为赣县）晋时便在有座嘉济庙，敬的便是最早生存在赣州城一带的先民——秦人石固，传说这石固便是这批谪卒中的一人。上述资料是叙述赣客家。至于闽西的客家先民，此期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据福建将乐客家联谊会《客家简讯·第2期》刊登范立生《将乐是客家摇篮县之一》论文摘要叙述：中原汉人进入闽北是在秦汉时期，西汉已设建州；汉代至三国时期福建最早建的7县均隶属建州，其中，闽北6县、闽西北为将乐县。此后，闽北的的中原先民及其后裔逐渐向福建其它地方迁移，包括闽西。从公元260年～725年，将乐县境包括今将乐、顺昌、泰宁、建宁四县全境和宁化、清流、明溪等县部分地域，县境北至今邵武市、东邻今南平市延平区、西接石城与广昌、南连新罗（古汀州前身），面积13409平方公里，覆盖了闽赣连接区北部的大部分地域。上述资料虽是间接叙述闽西客家事，但可作为秦汉时已有闽西客家根据地。与此同时，由于后来形成的客家大本营就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闽西与赣、粤毗邻，所以，在人员流动的情况下，也就有了中原的军民——客家的先民。再看广西。广西客家是闽粤赣后的第四大聚居地。今有客家人500多万，广布于7个市和73个县境内，散居在500个乡镇中，主要地域是广西区偏东部分的桂南、桂中、桂北，尤其桂南的南流江流域是最大的客家聚居地，约350万。号称客家第一县的博白就有 120多万（全县约150万人，有是客家人（90%讲客家话），今天广西有客家的县市为：合浦、防城、钦州、博白、浦北、陆川、灵山、宁明、崇左、扶绥、邕宁、玉林、横县、北流、容县、武鸣、贵港、宾阳、藤县、桂平、平南、武宣、马山、苍梧、梧州、来宾、象州、全秀、柳州、柳江、绍平、蒙山、鹿寨、宜山、贺县、钟山、柳城、环江、河池、荔蒲、平乐、阳朔、罗城、融水、融安、三江、凤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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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电视台10台的科学探索栏目讲述《南越古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发岭南，五路秦军开五岭，位于广西的骆越是百越中最为强悍的一支，致使遭受空前抵抗的、受创最大的就是进攻骆越的那支秦军。进入岭南的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为了解决秦军粮饷转运问题，秦始皇命令监禄御史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以卒凿渠，以通粮道。”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人工运河——灵渠。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及南流江水系的交通，当时可通行万吨航船，大批秦军源源南下。灵渠修成后，西线大获全胜，岭南的评定自不在话下。今越城岭下的广西兴安尚有“秦城”，方圆20公里驻军10万，估计就是当年修渠的10万秦军所驻，这10万秦军在平定骆越后也会就地戍边化为当地的居民而成为客家先民。在此要说明的是：秦军与当地的越人结合而成的家庭，由于男性是北方汉民，在古代尊崇父辈血统的年代，一定是融合掉越人而不是相反。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到北海的合浦。合浦古为&百越&之地，先秦时属百越中的骆越，秦代为象郡辖地，后为南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合浦东山还有南越王赵佗留下的行宫遗址，说明赵佗对该地的战略地位的重视。合浦是当年海疆重镇，必然有秦军驻扎，那就会形成“秦汉一徙”的客家先民文化。合浦的地理位置是当年的象郡中部，一头通海外的越南（越南部分为象郡所辖），另一头通过南流江（南流江直接入海）与内陆相连通达中原，所以后来成为西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口，这些地域都是当时客家先民之所在，而也是今天广西客家的最重要组成。一直以来，对广西客家的研究多认为是明清时期多由广东客家迁入，考察此段历史我们也许要改写广西客家的历史，重新审视广西客家的地位。在客家第一次迁徙的秦汉，秦开五岭时，广西就具有不可磨灭的一笔；后来，西汉元鼎五年，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楼船十万人”，分水陆两路“会至合浦征西瓯”，平定南越国后，留下大批军戍边，壮大客家先民的队伍；东汉建武间交趾郡（今越南北部）征贰征侧反汉，汉光武帝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军十万南击交趾，也留下部分汉军成为客家先民，今有刘隆元帅的部下繁衍生息在南流江为证；此外，在南流江、桂江、湘江等有伏波将军遗迹十几处。在“客家六徙说”成就数年后的今天，由于我们研究的继续深入，我们有必要对广西客家的地位做一个新的思考。一，鉴于广西客家在当年秦开五岭中的重要组成与重要地位，是否可以将闽粤赣客家聚居地定为闽粤赣桂客家聚居地？二，广西客家人数500万，人数排在是闽粤赣三省客家之后，是第四大客家聚居地，它“占据”了广西的半壁江山；且拥有号称“天下客家第一县”的博白这样的客家大县，举足不可谓不轻重。三，广西客家在五岭以南，与闽粤赣可以连成一片，尤其是与粤西客家连接，桂南与粤西的客家实际是连成一片的，这一片约550万客家。四，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由于它处在闽粤赣桂客家聚居地的边缘，从而易受其它族群的影响，很容易流失而被越化（靠海的部分则成为疍家），从而没有成片的纯客家县。但它毕竟占据了广西的半壁江山，同时拥有500多万客家。（2）秦发岭南之军民大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州先民。强势移民保持原有文化传统的能力较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丁毅华对此颇有体会：一般而言，数量较大而又比较集中的移民，保持原有文化特征和传统的能力较强，而数量较少、比较分散的移民更容易迅速吸收移入地的文化。[16]由1.5万中原女子与秦军组成的家庭，无疑在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多方面与中原无异，还有秦始皇时的第二批移民是举家而来，所以较具中原血统。这些，都属于数量较大而又比较集中的移民，保持其原有文化特征和传统的能力较强，于是就形成了客家先民。即使有中原遣军徙民与当地的畲瑶通婚，由于中原文化的强大与先进，也会把他们同化，这在后来的历史中有印证。例如，吴纪光在《东南亚经济概况》中叙述了客家人在马来西亚保持中原文化特点的事实可作旁证。其《东南亚经济概况》第220页述：1838年，马来作家阿布杜拉沿着彭亨河而进，看到华人村，那里从事开采金矿的中国人都是客家人，他们和马来的女人通婚，他们的子女讲华语，而不讲马来语。此中关于即使与外族通婚强势移民仍保持原有文化传统，可作为客家人保持中原特点的佐证。而数量较少、比较分散的移民就吸收移入地的文化，从而变成了广府先民、潮州先民。这也就是秦发岭南之军民大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州先民的原因。成为广府先民、潮州先民者这小部分中原人，他们或“入越”因势单力薄被同化而成，或是与越族通婚越化而成。据历史记载，秦以前南越先民一直保持着众多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但人口相当稀少，如《史记·殖货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水耨……无积聚而多贫。”不仅人数稀少，而且包括南越族在内的当时百越之地均属男少女多，这样，由若干北方来的、由单身男人组成的军队与越族通婚就成可能。赵佗随带的军队与南越族通婚的不在少数，连赵佗的王室都有娶越女为妻的。进入越族聚居地的中原人被越化，于是就化成今之广府人的部分先祖，即入粤（越）为粤（广府）。入广府者虽有一定数量的中原人，但数量不会很多，因为赵佗要考虑越人的情绪，太多会遭越人反感而不利于杂处；但也不会太少，因为太少不足以支撑赵佗政权。但在入越后的这些中原人并未完全被同化，因为汉文化毕竟很强大。赵佗虽然使自己尽量“蛮化”（赵自称“蛮夷大长”），但赵佗将北方的先进耕作技术传给了当时在刀耕火种的越族，同时，语言也未完全被同化，因此，形成了有汉语成分的广府话。有语言学者研究结论为证：“古越族人为了与文化先进的‘中县人’交流，主动吸收了中原古汉语的词音、词汇，这样，便形成了以壮侗语为主体、融汇了中原古汉语成分的粤语方言。”[17]而客家话与粤语有若干词汇相同，那可看作是汉化粤语的那部分。秦军小部分入潮州为潮人。据谢梅《广人文说》载，史禄（开凿灵渠的秦军最高将领）奉秦皇命为揭阳长，“屯兵揭阳一带，其部属之一留在梅县地区。”相传这支军队常到丰顺县汤坑、潘田一带活动，此地现为丰顺之客家地区。丰顺汤坑是梅州客家与潮汕潮人的交界，汤坑以南即为潮州人地界，由于这部分秦军人数较少，从而被当地越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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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秦军及中原徙民大多数留在今日客家地，他们或举家皆中原、或与自家人结合（1.5万无夫女）、或与当地畲瑶族结合，因中原势力强大而保留中原血统、语言、习俗为最多，他们是客家先民，最后在客家第二徙、第三徙中形成闽粤赣桂客家聚居地。 2、后来朝代——唐宋北方移民的迁入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客家、广府、潮州民系族群秦发岭南之军民大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州先民，在这样的前提——据点下，尔后，经晋唐宋的大宗北方移民，“入客为客”“入广府为广府”“入潮州为潮人”，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客家、广府、潮州民系族群。这点很重要，只有原来的据点，才有后来的大面。否则，为什么会“入客为客”“入广府为广府”“入潮州为潮人”呢？例如，西晋永嘉年间，北方人口90余万，八分之一南移，但，南迁汉人很多，别的地方都没形成客家族群，唯有迁入闽粤赣者而成为客家人。就是因为他们到来之前，此地已然是客家、是广府、是潮人。（1）先看客家。秦汉时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时期，此期由于秦开五岭、汉朝军民的到来，加上客家居住闭塞落后的山区，从而保留传承了古老的中原文化。后来，“二徙”之魏晋的部分中原汉人、因“五胡乱华”而南下的客家先民，在长江南岸生长繁衍500余年，至黄巢大起义再南迁而成“三徙”，入闽粤赣客家聚居地而“入客为客”。谭其骧先生《粤东初民考》中说“汉人之移殖粤东，唐宋以来始盛”，[18]唐宋北方移民的陆续迁徙到来，最终形成了客家民系。客家民系一开始就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后来的唐宋文化更是自家文化的延续，从而就有客家文化与北方中原汉文化的一脉传承关系。例如，后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变迁了北方的汉文化（如汉语从六声变成四声），而居住边远闭塞的山区的客家则依然保留了原来的汉族正统（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还有，“客引客”也使客家族群壮大，这在客家族群有不少的例子，此亦可在王炳南《试论客家人在东南亚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找到旁证。王炳南在该文中叙述：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陈达1938年在广东某侨区调查，华侨出国主要原因有八项，其中“南洋关系”为第二项。分析统计显示，905户中有176家因海外亲戚朋友关系，通过“南洋关系”移居海外。[19] 此虽为海外迁徙的例子，但其所述可作为客家迁徙的借证。（2）继看广府。秦汉时期，有部分汉族与当地越族结合成就特色文化；唐宋时期北方大量移民南下中原文化随之涌入，广府民系族群最终形成。据网名“谁明浪子心”叙述：珠玑巷是北方汉族人到广东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广府地区各姓氏族谱大多记载自己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唐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以后，大庾岭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成为进入岭南的重要驿道。唐五代时期人们越大庾岭后，多在南雄盆地定居下来。两宋时期有两次大的移民迁徙，一次为北宋末、一次为宋末元初，他们也都是由南雄南下迁入珠江流域。[20]而南雄是客家聚居地，经客家地进入珠三角广府地，从而就“入广府为广府”了。广府文化形成后，因广州的开放地理位置，进而洋文化的加入，则会改变原来文化形态，如近代的广府民居就受到西洋文化某些影响，如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从而广府文化保留汉文化传统较少。（3）再看潮州。秦汉朝来此的中原汉民不多，所以，汉化不太厉害；秦汉以后，汉文化向岭东扩展，于是具有若干汉文化成分的潮州文化便在晋唐时期兴起。陈元光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韩愈谪任潮州刺史，是唐朝时期的重要事件，加上唐宋汉人移民，中原主流文化影响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后来的以中原文化为重的潮汕文化。此即“入潮为潮”。我们来具体考察汉唐宋年间的大型移民，入客为客、入广府为广府、入潮州为潮州的例子。汉朝例证。曹国庆在《论台岭在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中的地位与作用》叙述：汉朝，汉武帝元鼎四13年），因南越王吕嘉（广府人）反叛，（笔者：反叛也可见越人与中原的格格不入，而北方来的赵佗则不同）汉王朝派兵讨伐降伏叛军后汉军留驻，与此同时大批中原人民相继进入岭南及闽粤赣三角地区，他们中有的汇于百粤土著之中，成为后来的广府人、福佬人（潮州人是福佬人的一支，笔者），有的融于“中县人”（即客家先民，笔者）之中，一本中原语言风俗。唐朝及以后朝代例证。入客为客之例证。例如，众所周知的唐宰相张九龄，他是韶关客家人，而张九龄却不是秦代戍卒或谪徙民的后裔，而是入韶关客地而成为客家。还有从潮州来入客家地而成客家，例如丰顺汤坑卓姓。卓姓源自陕西。后战乱，卓氏一支徙福建莆田；唐朝，徙广东潮安文路；明末清初，有卓氏俩兄弟移丰顺汤坑，现已传十几代。丰顺汤坑卓姓是先到福建莆田、后入潮州、再后入丰顺，有的与客家结亲而成为客家（多数），有的与潮州话结亲而为潮州（少数），他们与平远、梅县等卓姓并非同支客家。而梅州其它卓姓，则是唐末入赣、宋末入闽，后播衍。入广府为广府的例子。唐末北方汉民大迁徙经南雄珠玑巷（今之客家地）在珠玑巷驻足，然后再徙珠江三角洲，因此，今之珠玑巷因此变成为成为入粤后成为广府人的朝圣之地，族谱多记载他们来自于珠玑巷。例如，世称“南海冼族为岭南人物第一家”。原来，岭南冼世始祖讷是随赵佗南征的秦军戍卒之一，赵国人，定居于南雄珠玑巷，成为“北江客人”，后来，其后裔转迁至珠江三角洲一带，逐渐由客家人转变为广府人。入潮州则为潮人的例证。华人首富李嘉诚，其先祖也是客家之李火德一脉，后来入潮州则为潮人。在今天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丰顺为潮、客两语之地。有当代大企业家朱氏一族，其先为客家，迄其曾祖父时，进入丰顺讲潮州话的地域，后来朱家就讲潮州话了，而认近祖源就说是潮州人，再上溯才是客家祖源，过若干代恐怕就不再认客家祖了。所以，入客为客、入粤（广府）为粤（广府）、入潮州为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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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由于最初秦汉时（主要是秦）中原文化的多寡，发祥了中原底蕴多寡的客家先民、潮州先民（部分）、广府先民（部分）；再后来，唐宋北方汉民南下与中原底蕴多寡的客家、潮州、广府先民族群结合，成就了中原底蕴多寡的客家、潮州、广府民系族群。换言之，这就如同生孩子，孩子的长相一生下来是什么样，后来长大了虽有所变异，但终究还是不能脱离最初的模样。（三）从对客家的经典形容看，秦朝之徙的重要意义1、从对客家话看，秦朝之徙对客家话的保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族群之所以屹立于它族群中，就是有其独特的文化，而，语言是民系也是民系文化的最要特点。客家话有古代汉语活化石的称谓，这称谓与这一次迁徙息息相关。语言学家考证，客家方言最接近中原古音韵，它所保存的部份古语和古音为其他方言所不具。清代嘉应州人杨恭恒在《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一文中说：“……考语言之特别多合中原之音韵，尤确而有征，试即客话之合于汉语古音者考之。‘唐逮’二字本诸汉语，出于说文（客族妇孺，最惯说此口音，外境人往往讪笑，一若‘唐逮’，为客人独有之士谈，殊不知此客语最古，最雅者，独不解外人岂之，惟客人乃能存汉语也”。此外，温仲和《嘉应州志》卷七方言篇、章炳鳞《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黄刽《石窟一征》、罗霭其《客方言》及林达朱泉《客说》等文，都力证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古音的渊源关系。他们的著述在明确客家话为古汉语派生的同时，从侧面论证了客家人来源于中原。另，据笔者调查了解，客家话与北方中原地带的陕西话及其扩展语言圈最为接近，深圳的曾祥委到山西考察后说客家话与山西话很接近。客家话接近昔日中原地域，就是因为他们在远古时源自同一祖先。来自北方中原军民的秦开五岭的迁徙比较集中、一次到位，从而就能保持原来中原汉语。而这样的来自中原并保留中原音韵的秦开五岭迁徙，就是以赵佗主掌的古龙川地域为核心体，这就是秦开五岭的特殊历史意义。2、“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秦朝之徙”保证了客家汉族血统的纯正“秦汉一徙”不仅诠释了“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同时也解释了“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的问题。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中原血统就较为纯正。血统比较纯正，就是来自北方的汉人自己通婚。笔者认为，“客安家”比较大宗的至少有两拨。一为上述之第二批移民，即秦始皇三十四年迁徙中原50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此处虽说是“与越杂处”，其实是越自为越、客自为客，因为越族作为原住民，肯定是居住在交通便利、水土肥沃的平原之地，即以广州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而客家先民，从北方移来属于外来之客，所以只能居住山区。同时，因此次迁徙是举家而来并非与越族通婚，所以较为保持中原血统。此次迁徙在后来有印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中县之民四家”[21]。唐代龙川人韦昌明之先祖，即为此四家之一，是由陕西中部南迁而来。由秦至唐乾符中，昌明之族在龙川者870余年“已几三十五代”，与赵佗所凿的“越井”相始终。[22]二为约公元前210年左右赵佗在龙川任职时，上书求女无夫家者得万伍千人至岭南，与秦军结合成为客家先民，此亦较具中原血统。曹国庆在《论台岭在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强调说：“以女无夫家者万五千人予南越”，这是一条值得客家学研究者关注的资料，对早期客家先民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3]笔者颇赞同曹国庆先生的看法。1.5万中原女子与秦军组成的家庭，无疑在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多方面与中原相同。他们与那些同百越通婚的家庭是有巨大差别，这也就是客自为客、粤（广府）自为粤（广府）的原因所在。此1.5万个家庭的繁衍与今天的1.3亿客家人应该有着密切关系，人口的繁衍是一种级数增长，例如，客家人中繁衍最快的也许是上杭的李火德一脉，其从宋代开始的1000多年迄今在海内外已繁衍1000多万人。秦开五岭的主体是中原遣军与徙民，尤其是赵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得万伍千人至岭南，她们与秦军的结合成为客家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客家人汉族血统就比较纯正，从而，客家人就自诩为汉族正宗。3、“客家传承了汉族的古老文化”，这文化对研究古代汉族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客家很早就迁徙到闭塞的南方山区聚居，从而避开了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北方汉族所承受的文化大变动，例如元朝古汉语从六声变为四声，客家话仍然为六声。客家被誉为“传承了汉魂”，客家人的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客家民性的淳朴善良、富于公益，等等，都是古代汉族的基本特征；客家民间有着很多的传统习俗，如灵魂信仰、风水算命、喜庆节俗，族谱采用天干地支计算年龄，日常生活中，老一辈客家人常常也用天干地支来说事，等等。有的习俗在北方中原已经流失，这样，客家的习俗就显得珍贵了。例如，客家话成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这些文化符号表明了客家族群的古老。客家族群中还有很多的古老文化事像，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可从中挖掘出古老汉族的很多东西，使我们对古代汉族有着更加充分的认识，用客家话来考古，增加考古研究的更加全面与深入。此外，由于客家文化是中华汉族的特色文化，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此，客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四）“秦汉一徙”发展了罗香林的客家迁徙的“五徙说”，它使客家迁徙的历史提前了六百年1、“秦汉一徙”发展了罗香林的迁五徙说，弥补其五次说的缺陷现在多数认同的客家迁徙五次说并不包含秦汉一徙。但笔者认为客家有六次大迁徙，即在罗香林五次迁徙说的前面加上秦汉一徙，且六徙中尤以“秦汉一徙”最为重要，它在客家民系的形成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详见上述。秦汉为客家第一次迁徙、尤其是秦开五岭的重要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发展了罗香林的迁五徙说，弥补其五次迁徙说的缺陷。据罗香林客家迁徙五徙说，客家先民首次移民始于“五胡乱华”的两晋，约为公元三四世纪。此次迁徙，客家先民从北方下来后滞留在江淮一带，迄唐末黄巢大起义时，在此滞留的客家先民才从江淮一带再度迁徙抵达闽粤赣客家地。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疑点，即，客家先民在江淮一带滞留数百年，其语言如何保留呢？若沿途滞留，语言早就被栖息地所同化。但，客家话与江淮方言之吴方言显然不同，只有若干词汇相同而已；而客家话与江淮官话也不同。因此，罗香林的五徙说有漏洞。于是，学术界质疑罗香林的五次迁徙说。罗香林五徙说不能自圆其说，而在罗香林的五徙说前加一徙就较好地解释了家迁徙的若干问题。秦汉一徙的官方行为避免了沿途滞留的缺点，它把客家话一步到位完整地带到了闽粤赣边，这就较好地保留了客家话，给出家话保留的可信原因。2、秦开五岭作为客家迁徙第一拨，客家迁徙历史提前600年过去一直把罗香林的客家迁徙五次说奉为圭臬，且，按罗香林五徙说，客家先民多数是唐宋进入今之客家地区。如按六徙说，秦开五岭始于公元前214年，据此，客家迁徙迄今约2230年。客家先民南迁的历史从两晋提前到秦代，客家迁徙时间就提前了600年。这就更加证明客家族群的悠久绵长。综上，秦朝军民徙留岭南是客家先民的首次南迁的主体。此次以赵佗为首的客家先民聚居点，在客家族群的发祥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客家族群在后来的闽粤赣桂聚居地建立了一个据点，为后来客家族群的形成作了基本的铺垫，也为客家保留古代中原方言、古代汉族血统、古代中原传统立下功勋作出贡献（即：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客家人保留了古代汉族传统）。
【作者冯秀珍，广东丰顺客家人，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学术部（现为宣传文化部）主任，国际易学学会会员、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作者：冯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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