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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精彩贾平凹：慢慢走近“文革”(乌力斯)
　　在2011年来临之际，贾平凹推出了他的新作《古炉》。从2007年《高兴》完稿之后，贾平凹就开始了新长篇《古炉》的创作。在长达4年的写作过程中，他手写了三稿，用掉了300多支签字笔。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时代，有多少读者能读完这部将近64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个疑问对贾平凹是不成立的，他越来越相信：“作家只有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才可能打动自己和读者。”作为上世纪“文革”的目击者，自己的命运也遭受“文革”影响，贾平凹一直没有写那段历史和生活经历。但那些记忆和经历并不曾忘却，而是在心底发酵，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酝酿成一壶高浓度的白酒，火辣、刺激，散发出浓烈的酒香。
　　作为出生在农村的作家，贾平凹对知青、“文革”的观察，和以往出生在城市的作家的观察截然不同，结论也自然相去甚远。贾平凹将“文革”背后的政治权力斗争化约为一枚领袖像章――抽象而遥远，农民只是把这场运动看做是“机遇”，以最大化维护自己的利益。
　　贾平凹的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所以他写的是自己的记忆，但他认为这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尽管，他认为自己看到的是故乡小山村里的“文革”，或许无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文革”之火正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
　　这是真实、可信的观察，“文化大革命”和历代运动一样，并未改变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只是在10年里让少数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地位发生了挪移，少数人的命运因此移形换位，但大部分人如同江河水底的沙子不由自主，被革命的洪流包裹着席转而去。
　　“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都是一个大事件，但是对于文学，却是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当时他在旁边看着，不清不楚，40多年过去了，他还在一旁看着，但却企图走近和走进。“文革”结束了，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转型的改革。贾平凹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用记忆去还原那个时代的色彩，从最根处找寻那场浩劫中的人性光辉。
　　在贾平凹眼里，《古炉》即是中国，有中国的内涵在里头。外国人用英语把中国称作“瓷”，他写这个叫“古炉”的村子，实际上写的是中国，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
　　把“文革”写出来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创作这样一部关于“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贾平凹：这部小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13岁，初中生，初中上到二年级上半学期，下半学期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书读了。1967年以后，我父亲被批斗了，三年就被平反了，后来又被派到乡下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发生在我十三四岁时，心灵上影响特别明显，也不能上学了，就一塌糊涂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亲回去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地里干活，别人说我父亲回来了，我就往回跑，我父亲一见我就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哭。当时作为一个父亲，其实他最关心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而是救孩子，这种情况，从现在来说一般人不好理解，实际当时情况就是那样。
　　这段历史，我一直想写，怎么个写法，一直不好动笔，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了大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包括回忆录、散文，还有一些小说，但是都不是正面来写“文化大革命”的，都是从一个层面一个片段来写的，写得很激愤很通俗。我为什么要写？一是回顾。二是正因为有“文化大革命”，才是后来的中国改革，才会下决心改革，回顾那一段历史，来建设一个更和谐的更美满的社会，让人们生活更富裕一些，更自由一些。
　　记者：关于“文革”，有的作家从政治体制角度进行反思；有的作家从社会层面进行反思，《古炉》是典型的从社会层面的反思，这样64万字的小说，没有高层政治斗争，就是一个乡村里的一群农民，在这样一个巨大政治运动的种种表现，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来写呢？
　　贾平凹：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较熟悉那一段生活，刚才讲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我选择社会层面，因为我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当时我13岁多一点，运动开始了初中生跟着高中生后面跑，那个时候小孩一旦运动来了以后，是很快乐的，因为不用学习了，有热闹看了。“文化大革命”应该不是参与者，是旁观者，尤其在基层社会。
　　第二个原因对高层政治不了解，当时觉得“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从基层引发的，是从高层发起的，这么一发动，下面火就燃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最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当然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都重要，相比社会层面更重要一些。就像陕西的那个葱不是很高，新疆的葱就很高，是因为土壤气候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同一样东西就长得不一样了。所以基层的土壤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写《古炉》，山村特别美，六畜兴旺，生活都极度贫困，还有外在的影响，因为当时从中国社会来看，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原因凑起来的。在我的意识里，高层或许是有政治因素，到社会最基层的时候几乎没有政治了，差不多就是个人的恩怨、纠结，小仇小恨，平常的是是非非。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这个舞台之上，人性是怎么表现的。“文化大革命”比较难写，我三年前就开始动笔，作家毕竟不是对一个运动或者一个事件做评判的角色，最关心的是人和人的关系。
　　记者：《古炉》人物非常多，狗尿苔是一个小孩子，这个有点智障和灵异的孩子，充满象征和寓意，你想到用这个形象来表达些什么？
　　贾平凹：狗尿苔是一个外号，一个小孩十二三岁，为什么写这个人物？严格来讲他是主要人物，一个小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世界，有他的灵活性，“文化大革命”和后面发生的事情他是两派的，一个地方有两派，背景也两派，基本全部分成两派，用狗尿苔的眼光来出发更便于写全部的情况。那时候我十三四岁，正好能理解，自己也熟悉那个年龄段看到的情况。
　　狗尿苔出身不好，人长得很丑陋，当时是个怪胎一样，应该更符合那个时代。不敢说不敢动，他对当时的是非曲直、“反革命”不理解，狗尿苔生活的这个地方毕竟是偏僻的小山区，没人跟他说话，他只好和动物、树木、花草对话。他自卑，自己模样不好，长得很丑陋，他想象力丰富，对所有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讨好人家，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小人物。
　　我在后记里专门谈到这个人物，我曾经收藏了一块松柏的佛像，这个佛就是一个小孩，写小说的时候，看那个佛像就想起狗尿苔来了，一个前世的人，很可怜，很委屈，很丑陋，很自卑。
　　记者：以往文学作品表现“文革”这段历史，一般都是充满血腥和暴力，《古炉》也写到两派之间打斗，却非常冷静，几乎不动声色，这个叙事基调和那个时代产生一种巨大反差。
　　贾平凹：因为年这段时间是比较血腥，打砸抢，然后开始对抗，互相打架。我觉得事情过了4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慢慢回过头来看，就比较明白一点。对当时批斗我父亲的那些人也特别仇恨，也想过去报复，但是几十年过去以后，回头来看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问题。就像一场大风一样，风刮过来以后，小草和大树都在摇，人和东西也在摇。现在回想那一段历史，我觉得就应该很冷静地来写，才能写得很真切，写得真切以后才能挖掘得更深一些，如果是控诉性的写法，只是来回过头骂这件事情，骂完也就过去了。只有在人性、人的问题上多深究一点，才可能把这个事情写得更透一点。
　　写得一定要缓慢，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是平民的社会，在基层的那种生活很无聊的，看起来没什么变化的，都是日常琐碎的事情，都是农民的是是非非。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绕，然后爆发。节奏要把握好，像骑自行车一样，高手骑得是最慢的，拉二胡高手也是最慢的，小说也应该是这样，慢慢写，那样写法才能把心情、感觉写进去，把小说的味道写进去。基本就是这样来控制的，写作过程中作家最难把握的就是节奏。
　　小说需要慢阅读
　　记者：在《土门》以后，你的小说越来越繁复，越来越混沌，笔法非常细腻，故事节奏也很慢，把一个场景一个细节写得活灵活现，慢慢悠悠，你不担心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吗？
　　贾平凹：我是这样理解的，虽然现在生活节奏快了，但作家不会符合所有人的喜好。生活节奏快才需要慢节奏的小说。
　　原来社会上没有电视，电视里没有电视连续剧，大家读小说，现在大家长篇连续剧看多了以后就读不了小说了。社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还是希望不要用看电视连续剧那种阅读办法来阅读长篇小说，小说是慢慢悠悠的，节奏快看连续剧，是两种阅读方式。
　　写作过程中，我不大考虑读者，我觉得读者和作家不能构成商家和顾客的那种关系。作家和读者恐怕也是夫妻关系，永远满足不了对方的所有兴趣，作家应该不光要适应读者，还要改造读者，不是根据读者要求来写，因为如果你跟着读者写完了，可是读者变了，这样永远跟不上读者。
　　另外，作家要靠写书来养活比较难，反正经济上也不是要暴发，日子能过去就行了。说这些话，有些腰不疼，因为日子还能过去，自由性就大一点，完全按照我自己来写，写出来之后能不能赚钱是出版社来考虑了。
　　记者：《古炉》数字版权在网易上线，收费阅读，后来又说数字版签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还要打官司，到底是怎么回事？
　　贾平凹：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因为我自己不上网，也不会上网，所以也不是很清楚。我就说一个情况，中国作家或者我的一生里最大的无奈就是盗版东西特别多，比如《废都》，据说盗版2000万册，别人找我签名我才知道是盗版，别的就不知道了。别人说现在任何作品都在网上，我说从来没人跟我打过招呼，也没给我任何费用。这种现象，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后来又有人给我传过话，把你的作品可以放在网上，当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钱少得很，我当时表一个态，多少给你一家吧，不打招呼，不给你费用，也用，我也没办法。
　　记者：在创作上你一步一步退回到了你自己的故乡“商州”，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写城市的失败而作出的选择？
　　贾平凹：我承认我对城市生活不如我对农村生活了解多。但是我所描写的城市西安，在中国也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和北京、上海都不一样，它更加接近于乡村，我熟悉的城市人大多数都是一些从乡村来到城市这一阶层的人。比如在《废都》、《白夜》里写的也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飘泊的人，《土门》写的是在城市和农村交界的地方。我虽然写农村，但是我总是在写城市人记忆中的农村人，而且这个城市不是现代化特别浓重的城市，西安和别的城市比较起来，就像个乡村，农村气息还比较重，我生活的环境就是这么一个范围。
　　现在我在创作上重新返回商州，并不是我写城市不成功接受了别人的批评，重新回到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完全不是这样。我写作主要是根据题材的需要，一写到狼，你就必然得回到农村，城市不可能产生狼，也许我下一部作品就会写到城市了，即使是返回，也是螺旋式的返回。
　　记者：中国作家的生命力都比较弱，很多作家一旦写出成名作，就再也写不出超越自己的作品了。但是你在这一点上却做得很好，你有什么心得？
　　贾平凹：确实如此。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相比较，中国作家的文学生命力相对比较短，到底是啥原因我也搞不懂。但是每个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生命力尽量延长一些。我自己知道自己该干些啥，咱也不适合搞行政，或者开会作报告，那也不是我的本行，我也不要什么政绩。作家就是作家，得写自己的作品，尽管我现在当上了官，但是能够不参加的活动我就不去，这些热闹事情热闹活动浪费时间又没有意思。我把自己的写作搞好就行了。我不写字就不舒服，而且这么多年，写作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别的东西取代不了的欢乐，不管写得好不好。我快60岁的人了，名利啊都看得淡了，我相信把作品写好，是不会埋没的。
　　记者：你的信心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的？
　　贾平凹：写作就是我自己最重要的一个生活内容了，我这个人除了写作之外的其他事情都不喜欢。家务从来也不管，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家里什么事都不管，单位里开会，我也不管。人的一生干不了几件事情时间就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再多写写，毕竟写了几十年，虽然是一个老作家，但我对写作方面还像年轻时候那种感觉，写完以后，很惶恐。
　　我希望大家能喜欢《古炉》，能静静地看上一遍，希望读者们能读得慢一些，能读进去，如果读得太快了，好多东西就表现不出了。
　　《废都》种种
　　记者：《废都》对你来说应该是改变一生的作品。有评论认为，对于过去的90年代，《废都》应该是最好的读本，它深刻写出来了那个时代文化人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处境中人真实的精神状态。
　　贾平凹：十多年以后，现在还有人在反对《废都》的，但比当年少多了，肯定的人多了。我走到哪里，还有人跟我说《废都》的，但是也没有法子，某领导一句话，书又出不了。
　　当年问题的焦点主要在性上，很容易就把你打倒在地，当时还有人说格调太灰；但是现在没有人说性了，因为超过它写性说爱的作品现在太多了。在这个作品里，我想写出当时京城那批知识分子悲观、失望、绝望，说到底就是写了一批失去了理想，失去了信仰以后，知识分子的一种混浊的状态，一种苦闷的心理。
　　记者：还记得当时作品被禁的心情吗？
　　贾平凹：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压力非常大，我精神负担非常重，大脑经常是一片空白，整天不知道该干啥好。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亲去世，我自己又大病一场，还患上了乙肝。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情况比以前好多了，毕竟没有像过去那样处理你，不让你写作。你还是可以继续进行创作。
　　记者：因为这本书，你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因为这本书，你被很多评论认为堕落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贾平凹：它带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也因为它，扩大了我的读者群。比起畅销书作家，我更希望成为长销书作家，喜欢我的作品的人说好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骂得一塌糊涂。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于外界的评价心态平和多了，说好的或者说不好的，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
　　记者：你的写作好像在《废都》以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像以前，一提起你的作品，大家就会说想到了孙犁或者是明清小说、魏晋小品文，能够捕捉到你作品背后的影子。现在你的作品摆在大家的面前，大家反而不会说话了，对评论家构成了某种智力上的挑战。
　　贾平凹：现在我确实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有好多评论家对我说，你那个作品不好说。我看我以前的作品都不满意，无论是它曾经给我带来过多么高的评价。因为那些作品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试验阶段，我不知道自己合适写什么样的作品，那个时候，我的写作还没有进入到职业写作的阶段。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着自由自在的写作方式，我愿意怎么说就怎么写，可以说，我的这种努力得益于我的小说观念和对小说看法的改变，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说话方式，哪怕它不好，那也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声音。
　　记者：《废都》在法国拿了好几个奖，你近些年在国外经常获奖，在国内拿的奖反而不如以前多了，你对获奖有什么看法？国外的获奖对你是不是有误读？
　　贾平凹：获奖总是代表一种肯定，我这几年没有获国内奖，当然也想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咱得不上，咱也没有更多的怨言。对写作而言，好像是用不着这些东西。咱保持平静的心态，得不上继续写，得了奖，也继续写。至于国内的奖和国外的奖有什么不同，我没有什么意见。国外的评委是不是真正理解了我的作品，我也不知道，因为咱不懂外语，他们读的我的作品也不是中文，而是翻译的外国文字。
　　地域文化的影响
　　记者：前面你也说过你的小说描写的城市基本上就是西安，地域文化对你的小说影响大吗？
　　贾平凹：西安这个地方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在这个地方呆久了，就易受影响。西安积淀的文化意蕴特别深厚。表面看起来，这个地方经济比较落后，一切都破破烂烂的，但实际上你深入到民间看，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氛围和民间文化的影响对人特别强烈，而且民间语言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记者：我还想谈谈你的语言，你是不是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里的白话文小说《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作品的语言？你在写作中是不是有意识追求这种简洁、质朴、明快的语感？贾平凹：上古语言在陕西民间方言、土语里保持得比较完整，这种上古语言散落到民间以后就变成了当地土话。一般市民和老百姓都以为土话是见不得人的。但实际上，如果把这种语言用到写作上，效果就特别雅，尽管念起来不大好听。一个人在这种语言环境中生活久了，自然而然地要受这种氛围渗透的影响。
　　记者：为什么你一直呆在陕西呢？北京、上海调你都不去。
　　贾平凹：越是文化积淀厚的地方，经济就越不发达，这是奇怪的现象。当然，传统文化、思想影响越大的地方就容易保守，这也是必然的。陕西人比较憨直、质朴、本分，轻商轻利，比如目前经济意识、超前意识就比较缺乏，管理水平比较差。
　　现在是信息社会，社会变得越来越小以后，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北京、上海吸收信息比较快。而相反的是，西安和整个西北信息普遍都比较闭塞，人的思维僵固老化，不太容易受新东西的影响。但从一个写作人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喜欢西安，虽然这儿的环境不是很好，风沙、灰尘太大，街道太破烂，城市治安、经济、生活水平都不太好，但对我搞写作有好处。比如它的文化积淀、氛围、环境在别的地方就不大能感觉到。作家只要有意识去追求，现代、新鲜、外来文化、新思潮，还是能够吸收得到的。
　　地域环境与人的性格、作品风格还是有关系的，拿我来讲，我生在陕西南部。陕西统分为三大块：陕南、关中和陕北。关中和陕北属黄河流域，陕南属长江流域，我老家那一块是中原文化向楚文化过渡，秦楚文化在那儿交汇。我受到的影响有北方的也有南方的，开始写作时也是学习、模仿灵秀那种风格，但写得时间久了就不爱这种风格了，开始求变。
　　我前几天同一个书法家谈写字，他的意见很合我的心意：他原来练字时先爱写小楷那类秀气的书体，但时间长了，就对草书、魏碑等雄浑、大气的书体感兴趣，想追求一种苍茫、深远的意境。在写作上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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