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奥兹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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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莫斯科宣言&宣布，同盟国将在战后把犯有战争罪的德国人引渡给他们在那里犯下罪行的国家，由那里的法庭审理。奥兹维辛集中营位于波兰境内，因此，在二战结束后，被拘捕的奥兹维辛集中营德国纳粹看管人员都交给波兰当局处理。
　　日，波兰当局在华沙对奥兹维辛的首任指挥官鲁道尔夫&胡斯（Rudolf Hoess）进行审判，判处他死刑，并在奥兹维辛毒气室旁的绞架上执行绞刑。日至12月22日，波兰国家最高法庭又在克拉科夫（波兰克拉科夫省首府）对其他一些奥兹维辛高级军官进行了起诉和审判，判处23名党卫军罪犯死刑，其中21名执行死刑，另外2名后改为监禁。在这之后，又有许多阶层较低的奥兹维辛罪犯陆续受审，被起诉的有617名，其中34名被判处死刑。这些审判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奥兹维辛审判&。从日到日，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的对奥兹维辛集中营中下层纳粹人员的审判则被称为&第二次奥兹维辛审判&。
　　法兰克福审判
　　德国对奥兹维辛纳粹人员的审判相对滞后，从1958年起才开始进行系统调查，也主要是由于来自大屠杀幸存者的压力。在法兰克福审判中被起诉的有22名奥兹维辛人员，经审判后，有6名被判处终身监禁（西德已于1949年废除死刑，终身监禁是最高刑罚），3名无罪释放，2名因病释放，其他罪犯获刑3年3个月至14年不等。获刑者后来上诉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除一案外，全部维持原判。在这之后，在法兰克福还进行过一些规模较小的审判，如第二次法兰克福审判（日至日）和第三次审判（日至日）。
　　据奥兹维辛国家博物馆的历史研究人员估计，奥兹维辛的党卫军人数1941年约为700人，1942年为2000人，1944年4月为3000人，1945年1月达到高峰，党卫军人数男为4415人，女为71人。根据人员档案，大约有党卫军曾在奥兹维辛集中营服务。所有这些人员中遭到起诉的不足15%，但这个比例已经高于其他集中营的纳粹人员。这是因为奥兹维辛知名度高于其他集中营，因此也更受世人的注目。
　　奥兹维辛党卫军也有在别的国家法庭上受审和判刑的。据现有的资料，在英、美、苏、法和捷克共进行过11次审判，24名党卫军被定罪，有监禁的，也有死刑的。在对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也称贝尔森集中营）看管人员屠杀罪审判时，也一并考虑他们在奥兹维辛的罪行，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是从奥兹维辛调派过去的。对生产化学产品的法本公司（IGFarben-Werke）以及钢铁和重工业公司克虏伯（Krupp）官员的审判，也可以看作是奥兹维辛审判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公司都曾以囚犯为奴工。另外，建筑奥兹维辛焚尸炉的化学家和企业家布鲁诺&德希（Bruno Tesch）被判处死刑；为奥兹维辛提供毒气的德格施（Degesch）公司总经理格哈德&彼得斯（Gerhard Peters）则在法兰克福审判中被无罪释放。
　　法兰克福审判针对的是奥兹维辛集中营的中下级军官，它的起诉目的和审判范围都归结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奥兹维辛是什么性质的集中营；第二，如何追究在那里犯下罪行的具体个人的罪责。奥兹维辛集中营的性质是明确的，那是一个灭绝犹太人的杀人机器，纳粹在那里犯下了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那就是&谋杀&（murder）。法兰克福审判要追究的便是这个罪行。将追究范围限制在谋杀，是为了法律审判的可操作性，而不是为了全面伸张正义。在这个审判中只追究谋杀的罪行，不等于说其他罪行不是罪行，而是说，其他罪行不在这里追究。
　　仅仅只是追究个人的&谋杀&罪行，这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审判受到不少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一个人&谋杀&，不仅是指他杀了人，而且是指他有个人的动机，出于他自己的本意而杀人，所以，如果不符合后面这个条件，法庭便不能判处他犯下了谋杀罪。2013年7月，打死17岁黑人孩子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的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获得无罪开释，就是因为陪审团不能确定齐默尔曼的&谋杀动机&。他明明杀死了一个人，杀一个无辜之人是不正义的，但法律却宣告他无罪。这是因为法律只是法律，法律并不等于正义。法兰克福审判遭遇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它起诉的只是&谋杀&罪，它的审理范围非常狭窄，在这个狭窄范围内的法律审判结果是不能等同为正义的，当然，法兰克福审判本来就没有这个意思。
　　谋杀动机和被胁迫
　　审判罪犯的法律依据非常重要，没有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审判的结果就会缺乏合法性，难以令人信服。由于法兰克福审判是在德国国土上，在德国司法管辖区内，由德国法庭审理，因此它依据是的德国的法律。在这之前，纽伦堡审判（日至日）的法律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苏、英、法四国政府于日在伦敦通过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次奥兹维辛审判的法律依据是波兰于日制定，并于日颁布的法令：&惩罚杀害和虐待平民和俘虏的法西斯－希特勒罪犯，惩罚波兰国家的背叛者。&以色列处决艾希曼（他是杀害数百万犹太人的&最终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的法律依据是以色列自己的一项法律[&纳粹和纳粹合作者（惩罚）法&]，因为艾希曼是由以色列特工人员从阿根廷捕获并在以色列审判的。以色列运用这项法律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因为艾希曼犯罪并不是在以色列的领土上，何况他犯罪时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而且，用来审判他的法律也是在事后才制订的。艾希曼犯下反人道罪，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他自己也不否认杀人是罪。但是，他争辩说，这不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只是执行而已。在后来的法兰克福审判中，服从命令杀人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法兰克福审判在考量&谋杀&这项杀人罪时，依据的是19世纪的德国法典。19世纪的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并没有经历过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和如此大规模的制度性屠杀。19世纪的&谋杀&相对比较简单，法律对&谋杀&的界定也是由此出发的。那时候的法律所涉及的是作为个人行为的&谋杀&，谋杀是谋杀者自己&起意&，因他的个人动机而犯下的杀人罪行。但是，在20世纪的极权制度中，一个人杀人可以是因为服从命令，而非是因为他自己起意或有个人的动机。
　　法兰克福审判依据&谋杀必须有个人动机&的原则，虽然看上去过时，但在战后的德国法庭判决中却是有先例可循的。1963年有一个名叫斯塔辛斯基（Bohdan Stashynsky）的苏联秘密警察（KGB）人员因1950年代在西德犯下的数件杀人案而受审。但是，由于他是接受KGB上司的命令而去杀人，并非他自己起意要杀人，所以德国法庭判处他的不是&谋杀&罪，而是&胁从杀人&罪。斯塔辛斯基一案成为西德法律判决的一个先例，根据这个先例，极权制度中的杀人罪行，只有那些&行政决策者&才可以被定谋杀之罪，而那些服从命令而杀人的罪犯，他们所犯下的都只能是胁从杀人罪。
　　在法兰克福法庭上，&行政决策者&被界定为纳粹时期第三帝国的最高领导层人员，而所有因执行他们命令而杀过人的则都是胁从杀人者。在他们当中，只有那些能确证是由于他们自己起意杀人的才能被判谋杀罪。
　　谋杀和胁从谋杀的区别意味着，一个在奥兹维辛毒气室杀害过千百犹太人的党卫军看管，如果只是服从命令，那就只能判他胁从谋杀罪；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党卫军看管自己起意殴打一名犹太囚徒至死，则可以判他谋杀罪，因为他并不是在执行命令。有一个叫霍克（Karl Hocker）的党卫军中尉，他负责杀死了至少3000名囚犯，法庭判决他只是服从命令。就霍克而言，他服从本不该服从的命令，这固然是不道德的，但他犯的并不是谋杀罪，他以前从来没有犯过法，战后他也是一名守法的公民。因此只判决他7年监禁。而另一名党卫军却因&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开枪杀人&的罪名被判处谋杀罪。这样的定罪好像有命令就可以开枪杀人似的。有批评者指出，这样的指控很滑稽，也是很讽刺。然而，尽管这看上去近乎荒唐，但它却符合法律审判的逻辑，也再一次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并不代表就是正义。
　　法兰克福审判的总检察长弗里兹&鲍尔（Fritz Bauer）虽然接受审判的结果，但多次对审判的原则提出批评。鲍尔有犹太人血统，1933年有一段时间被关押在Heuberg集中营里，后逃到北欧避难。他于战后回到德国，帮助重建德国的司法体系。对于法兰克福审判，他主张让世人看清&奥兹维辛的体制&，在这个体制里，不只是少数的极端分子在作恶，许多普通人都积极参与其中，效力于罪恶的杀戮。鲍尔说，&几十万德国人参与&&&最后计划&，他们并不只是服从命令，而且更因为那也出于他们自愿所拥有的世界观&。当然，鲍曼所说的许多德国人的&自愿&，是完全的自愿，还是包含着&洗脑&和&胁迫&（duress）的因素，则是富有争议且必须思考的问题。
　　&胁迫&的问题
　　法兰克福审判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体制内作恶问题，那就是&胁迫&。一个士兵或警察由于受到来自上司和组织的胁迫，迫于服从命令而开枪杀害或杀伤无辜的百姓，他应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行责任？如果应该的话，又必须承担怎样的罪责？其他类似情况下发生的杀害或杀伤罪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例如，在&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行动&中将人打伤、致残或致死的个人该不该追究个人罪责，如何为他的罪责定罪，也都会涉及胁迫的问题。被胁迫的犯罪不一定发生在专制的组织化环境中，但在专制环境中有比任何其他情况下更为极端和残酷的表现。
　　胁迫指的是个人或者群体使用威胁、恫吓、欺骗或者其他形式的压力将其意志强加给非自愿的另一方，令其按照胁迫者的意愿来行动。为了达到目的，胁迫经常使用具有伤害性的手段来强迫别人合作或服从。一个人处在胁迫的处境中，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或意志有所行动。胁迫可以采用暴力和威胁之外的其他多种手段，对人造成多方面的压力，如失去工作和谋生手段、开除党籍、降职或撤职、监禁、戴上政治帽子、连累家人子女，等等。这类胁迫经常是在整体性的极权制度中发生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胁迫的定义是：&用非法的威胁或逼迫手段诱使一个人以他原本不会的方式行动。&这里的&非法&是指一般社会的法律而言。在极权体制性的作恶环境里，这样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正是由制度特意设计的组织形式所要达到的统治作用。制度或组织对个人的胁迫与个人对个人的胁迫是不同的，它有更多、更隐蔽、更有效的手段，也有更为长期的控制效果。
　　只有在个人罪行被法律追究或个人（或集体）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胁迫才会成为一个与制度环境有关的&问题&。平时，人们在体制内做坏事或作恶，对自己的行为很少会有所反思。他们往往会以为，人人都是这样做事，事情本该如此。由于被宣传洗脑，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所做的本来就是正确的事情（如对&阶级敌人&的残酷批斗和迫害）。有的人即使感觉到自己做错了，良心有所不安，但仍然会为自己开脱，认为这是为生存而&迫不得已&的事情（如为了保住工作的饭碗或不至于落得于&坏人&同样的下场）。这类情况在&文革&中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叫王冀豫（1951年生）的老红卫兵于2013年5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题为《背负杀人的罪责》的文章，就谈到了&文革&中自己被胁迫犯罪的问题，当然，其目的并不是为自己开脱罪责。
　　王冀豫是&文革&中北京&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触及了犯罪行为的胁迫因素，其中包括他所在的那个红卫兵组织的&革命压力&，以及外来的胁迫如何被内化为自己的&阶级觉悟&。王冀豫第一次看到红卫兵伙伴们凶狠打人，把人打倒后，再用硬头飞行靴猛踹，被踹的人的头在工人体育馆水磨石地板上撞击，他&禁不住扑到被打人的头上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但是，他这番言行被同伴认是&资产阶级人性&的劝阻，&不仅没让大家住手，反而起了反作用。就在他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他一把拽起来，对他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这种&文革&中常能听到的训斥和警告就是一种胁迫，王冀豫至今记得，听到这一训斥，&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五分钟后，他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王冀豫开始是&不得已&打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能革命，但是很快打人渐成他的生活惯性和乐趣，他说，&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浩劫呢？就在于它摧毁了人性中最底线的那个堤坝，甚至作用到今天！&日，他在一场武斗中用棍子打死了一个名叫王彦宏的同学。当年的12月14日，正当王冀豫准备回北京投案自首时，他被逮捕了。他在海口监狱被关押了近半个月后，被带回了北京，又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被关押了9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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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次大战如何处置战败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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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日本、意大利。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二十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战火燃及欧、亚、非、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为两千两百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一点一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五千五百万，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一点三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四万亿美元。在亚洲，中国战场担负着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任务。在欧洲，苏德战场为主要战场。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达三千五百万，占二次大战参战国死亡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中，死亡人数达两千一百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三十万人以上。按一九三七年的比价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苏联是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二战参战国蒙受的全部损失中有百分之四十一是苏联的损失。据俄罗斯公布的材料，苏联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卫国战争期间，因战争死亡两千七百万人，其中苏联红军牺牲八百六十六点八四万人；物质损失按照一九四一年的价格计算达六千七百九十亿卢布。美国和英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它们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据战史材料，美国共有四十多万人在二战中丧生，英国有二十七万军人在战争中死亡。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是发动二战的元凶，遭到了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严厉惩罚。德、日、意发动的侵略战争也使这些国家国内的民众深受其害。也正是由于这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英美苏法为首的同盟国在日发起成立了联合国，中美苏英法则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人民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德、意、日等法西斯轴心国。其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战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也有少数人逃过制裁的。部分人的下落：日本裕仁天皇，死于1989年；原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受到国民政府包庇，躲过审判；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领袖，法西斯主义始作俑者，1943年意大利对轴心国宣战后被捕，后被希特勒派人救出，最后被游击队捕获并曝尸街头；赫斯，纳粹副元首，于1941年秘密乘飞机前往英国“和谈”，被英国政府长期拘留；志村菊次郎，小兵，由于日“失踪”，导致日军制造借口发动卢沟桥事变，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政府为掩盖事实真相，将其遣送回国，最后战死在缅甸；山本五十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珍珠港事策划者，死于1943年盟军“复仇行动”。帝国元帅戈林、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纳粹核心人物，1945年分别背叛希特勒，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被盟军俘获后畏罪自杀；东条英机，日本法西斯独裁者，太平洋战争策划者，甲级战犯，1948年被判绞刑；希特勒，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二战头号元凶，日与爱娃·劳恩举行婚礼后在总理府地堡自杀。卡尔·邓尼茨，希特勒继承人，前帝国首席潜艇官,海军总司令，战后接受审判，出狱后定居联邦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德国的欧洲仆从国先后投降，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些停战协定已经规定了对战败国的处置原则，具有和约的初步性质。盟国首脑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已就战败国的处置和缔结和约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波茨坦会议决定设立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负责对意、罗、保、匈、芬的和约准备工作。
　 但是，由于美苏等大国对战后欧洲的安排各有打算，在讨论五国和约时争吵激烈。美英企图通过订约与苏联争夺东欧，防止苏联在地中海取得立足点。苏联希望通过订约尽量巩固和扩大它在东欧的地位。在讨论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处置问题时，英国只提出意大利应该放弃这些殖民地，但不提其归属，实际上是由英国占领当局控制；美国主张由联合国托管十年，反对英国独占；苏联则要求将的黎波里塔尼亚交它托管。关于意、南边界问题，美国主张的里雅斯特的主权属意大利，行政上由“国际共管”；苏联主张主权归南斯拉夫。结果把的里雅斯特划为自由区。1954年，西方国家单方面决定由意大利合并该自由区的城区，郊区部分归入南斯拉夫。在对罗、匈、保和约的讨论中，美英打出贯彻雅尔塔会议的旗号，坚持要求在这些国家实行“自由选举”和改组政府后，才能同它们缔结和约。苏联则指责美国破坏和约缔结程序，谴责英美干涉希腊内政。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正式开始和约的讨论。经过长期争论，先后开了三次外长会议，才达成一定协议。1946年7～ 10月召开有21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外长会议，通过了对五国和约的正式文本。日，各有关国家分别在五个和约上签了字。和约主要规定了五国的领土边界变更、政治民主化、限制军备和经济赔偿等问题。
　 五国和约是战争结束时欧洲军事、政治形势在法律上的反映，是美英苏妥协的结果。和约的缔结巩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对实现欧洲和平与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德国的形成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东区由苏联占领，西北区由英国占领，西南区由美国占领，西区由法国占领。大柏林也由四国分区占领，并由四国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根据波茨坦协议规定，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是：德国境内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国总司令分别在各占领区内执行，并共同处置有关全德国之一般事件；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德国的政治生活；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消灭纳粹党及其一切附属机构；消灭德国的垄断组织；准备缔结一项符合波茨坦协定原则的和约。但是，四大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只按照本国政府的政策行事，对本国政府负责。而各国分歧甚多，斗争激烈，都想把战败国德国的处置纳入自己欧洲战略的轨道。盟国管制委员会只有四国完全一致才能作出决定，很难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因而形同虚设。各占领区实际上成了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波茨坦协议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实行。
　 美国强调德国的统一必须先实行经济统一。日，美国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得到英国的支持，签订了美英占领区经济合并协议。日，成立双占区。同年，苏占区和美英双占区分别成立各自的政治机构。在德国的土地上，形成两个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政治实体，一切想实现全德统一的努力均告失败。美英决意率先单独行事。月，举行了美、英、法、比、荷、卢六国伦敦会议，决定双占区与法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制定宪法；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参加“马歇尔计划”；国际共管鲁尔。
　 针对美国的行动，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1947年12月，在柏林召开第一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威廉·皮克（年）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1948年2月，改组了苏占区经济委员会，使其具有准政府的职能。3月，苏联抗议美英法片面召开伦敦会议，宣布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日，美英法宣布在西占区单独实行货币改革。6月22日，苏占区也开始实行货币改革。6月24日，苏联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结果爆发了“柏林危机”。美英法派出大量飞机向西柏林空运粮食、煤炭和各种日用品一百四十多万吨，以维持当地居民的生活。苏联没有对这一空运活动进行干扰。美英法也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11月，苏占区建立了柏林的市政机构。12月，西占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大柏林市正式分裂为各自有其市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经过长达11个月的斗争，双方于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取消一切封锁，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形势所引起的诸问题。“柏林危机”暂趋缓和。
　 美国利用“柏林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正式成立。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
　 日本投降后，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占领了整个日本，由太平洋美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日，美国发表了《对盟国占领管制日本最高统帅部受降的基本指示》，宣布对日占领的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建立“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的负责政府”；并宣称“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如果主要盟国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政策应居主导地位”。这表明美国一心要单独占领日本，使日本成为美国称霸亚太地区的工具。
　 苏联强烈反对美国独占日本的政策，9月24日，在伦敦外长会议上要求成立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遭美国拒绝。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达成协议：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美、苏、中、英、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菲等11国组成。它在名义上是盟国制定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其决议要通过美国政府传达给占领军总部去执行。另外在东京设立由美、苏、中、英、澳、新、印组成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盟军最高统帅任主席。它只不过是个咨询机构。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并没有改变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的性质和美国对日本的支配地位。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美国亚洲政策的重点由中国转向日本。美国加速扶植日本，积极策划单独对日媾和。～8日，在旧金山召开了有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被邀请，印度、缅甸拒绝参加。会议签订的片面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西沙群岛、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不提这些岛屿的归属。和约还规定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协定，驻军日本；日本同意把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交美国“托管”。这完全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要求。苏联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方案，美国拒绝讨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对日和约签订的同一天，美日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美国取得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无限制地驻军及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美国可以出动驻军“平定”日本的“内乱”。美国还指使日本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所谓“和约”， 日蒋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关系”。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日美特殊关系确定下来，日本完全纳入美国世界战略的轨道。
德国、日本、意大利。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二十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战火燃及欧、亚、非、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为两千两百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一点一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五千五百万，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一点三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四万亿美元。在亚洲，中国战场担负着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任务。在欧洲，苏德战场为主要战场。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达三千五百万，占二次大战参战国死亡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中，死亡人数达两千一百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三十万人以上。按一九三七年的比价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苏联是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二战参战国蒙受的全部损失中有百分之四十一是苏联的损失。据俄罗斯公布的材料，苏联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卫国战争期间，因战争死亡两千七百万人，其中苏联红军牺牲八百六十六点八四万人；物质损失按照一九四一年的价格计算达六千七百九十亿卢布。美国和英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它们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据战史材料，美国共有四十多万人在二战中丧生，英国有二十七万军人在战争中死亡。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是发动二战的元凶，遭到了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严厉惩罚。德、日、意发动的侵略战争也使这些国家国内的民众深受其害。也正是由于这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英美苏法为首的同盟国在日发起成立了联合国，中美苏英法则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人民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德、意、日等法西斯轴心国。其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战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也有少数人逃过制裁的。部分人的下落：日本裕仁天皇，死于1989年；原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受到国民政府包庇，躲过审判；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领袖，法西斯主义始作俑者，1943年意大利对轴心国宣战后被捕，后被希特勒派人救出，最后被游击队捕获并曝尸街头；赫斯，纳粹副元首，于1941年秘密乘飞机前往英国“和谈”，被英国政府长期拘留；志村菊次郎，小兵，由于日“失踪”，导致日军制造借口发动卢沟桥事变，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政府为掩盖事实真相，将其遣送回国，最后战死在缅甸；山本五十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珍珠港事策划者，死于1943年盟军“复仇行动”。帝国元帅戈林、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纳粹核心人物，1945年分别背叛希特勒，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被盟军俘获后畏罪自杀；东条英机，日本法西斯独裁者，太平洋战争策划者，甲级战犯，1948年被判绞刑；希特勒，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二战头号元凶，日与爱娃·劳恩举行婚礼后在总理府地堡自杀。卡尔·邓尼茨，希特勒继承人，前帝国首席潜艇官,海军总司令，战后接受审判，出狱后定居联邦德国。
瓜分其殖民地，限制其军备扩张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的爆发有其社会根源，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国内外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发展不平衡，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发展 　　比较突出，经济实力明显增长；英、法、美等国则先后出现停滞局面。1929年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国家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在政治上也日益法西斯化，并逐渐形成美、英、法和德、意、日两大政治军事集团。　　 一战后，德国不甘心“凡尔赛和约”对其战败国的严惩和限制，暗中加紧恢复国力；战胜国意大利因未能得到英法所许诺的领土而耿耿于怀；另一战胜国日本对华盛顿条约对它的限制也充满怨恨，在亚太地区与英美展开新的角逐，准备向中国侵略扩张。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则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法西斯政权的迅速崛起。 法西斯政权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内极权统治，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 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为实现重新瓜分世界、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企图，不惜发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 　　 在亚洲，日本经过精心策划，于1931年用嫁祸于人的手法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紧接着占领了中国的东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成为亚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由于侵华战争旷日持久而未达到预期的结果，日本决定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夺取其在远东的利益。　　 在欧洲，德国从1933年希特勒获得独裁权力后疯狂进行扩军备战。1936年德国进兵莱茵河军事区，并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至1939年德国先后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意大利吞并了埃塞俄比亚，1939年又占领阿尔巴尼亚。　　 1937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国家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即三国轴心。而此前，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企图通过局部的让步和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维护和巩固本国的既得利益，甚至力图把战火引向苏联。日，德军用闪电战的方式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被迫仓促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对一战战败国的处理完全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次灭国性敲诈勒索，对德国的军事勒索是交出所有飞机和作战舰艇，保留10万的国防军，不准保留坦克部队，交出10万个火车头等，要求赔偿200亿金马克，德国共损失1/8的人口和1/10的领土，奥匈帝国干脆被分割，这样的处理是西方对战败国沿袭已久的掠夺的强化版，直接后果就是德国民族自尊心严重受挫，给希特勒政府的上台提供了极佳的温床，最终导致了更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的处理耐人寻味，显然战胜国吸取了一战的教训，不敢对德国压得太紧，分区占领无疑使德国无法成为一个凝聚体从而发挥最大限度的军事潜能，同时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敌意也使德国获得喘息之机，苏联和盟国几乎全没有解除控制下的德国部队的武装，许多纳粹将领甚至重新出马担任军职，隆美尔参谋长斯派达尔就担任了西德陆军总司令，盟国还加大对德国战后的重建投资，英国为保证法国和德国的战略均势，也拼命帮助德国重建，使德国能够快速复苏。美国对日本的处理也是一样，麦克阿瑟作为盟军驻日总司令就提出要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美国也同样加大日本的重建投入，朝鲜战争给日本的巨额定单也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所以二战后对战败国的处理更能体现战胜国的战略理念已从互相摧毁转为互相确保生存，即“我活也让你活，但你要服从我”的战略，从而保证了世界的战略平衡，维护了世界的60年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的处理耐人寻味，显然战胜国吸取了一战的教训，不敢对德国压得太紧，分区占领无疑使德国无法成为一个凝聚体从而发挥最大限度的军事潜能，同时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敌意也使德国获得喘息之机，苏联和盟国几乎全没有解除控制下的德国部队的武装，许多纳粹将领甚至重新出马担任军职，隆美尔参谋长斯派达尔就担任了西德陆军总司令，盟国还加大对德国战后的重建投资，英国为保证法国和德国的战略均势，也拼命帮助德国重建，使德国能够快速复苏。美国对日本的处理也是一样，麦克阿瑟作为盟军驻日总司令就提出要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美国也同样加大日本的重建投入，朝鲜战争给日本的巨额定单也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所以二战后对战败国的处理更能体现战胜国的战略理念已从互相摧毁转为互相确保生存，即“我活也让你活，但你要服从我”的战略，从而保证了世界的战略平衡，维护了世界的60年和平。
对德日法西斯的处理
1.对德国：进行纽伦堡审判，苏、美、英、法四国对德国及其首都柏林实行分区占领。
2.对日本：进行东京审判，美军单独占领日本，但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对许多日本法西斯战犯免于起诉，还设法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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