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活动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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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four factors of literature, namely word, writer, text and reader, which corresponds with a circuit formed by real life, creation subject, work and reception subje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notations of Shenyun systematically and dynamically.
依据文学活动四要素即生活、作者、作品、读者，从现实生活、创作主体、作品和接受主体这四个角度来探讨神韵。 现实生活的内在精神是神韵产生的源泉。
But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 of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including four factors is not appropriate in the consumptive times because the literary market factors have permeated the literary activity deeply now and have affected the reader's reception.
而传统的文学活动四要素的分法在消费时代显然不合时宜,因为文学市场构成因素现已深刻浸入其中,影响着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这决定了它应当而且必须是文学活动的第五个要素;
Literature as action involves four factors, namely the author, the world, the works and the audience.
作为活动的文学涉及四个要素:作者、世界、作品和读者。
thoughts on theory construction of "four elements" in literature
关于文学"四要素"理论建构的思考
Four Elements System.
系统四要素
Process includes four elements: input, export, resources and activity.
过程包含四个要素：输入、输出、活动和资源。
A Cultural Analysi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文学活动的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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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帮助您理解掌握查询词或其译词在地道英语中的实际用法，我们为您准备了出自英文原文的大量英语例句，供您参考。&&&&&&&&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ctivity system provides a new horizon for Shenyun study. In terms of four factors of literature, namely word, writer, text and reader, which corresponds with a circuit formed by real life, creation subject, work and reception subje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notations of Shenyun systematically and dynamically.
Real life, creation-subject, works and reception subject jointly constitute a sucessive and ascending circular system in which Shenyun circulates, overflows and recrea... &&&&&&&&&&&&文学活动系统理论的发展为研究神韵提供了新的视野。依据文学活动四要素即生活、作者、作品、读者，从现实生活、创作主体、作品和接受主体这四个角度来探讨神韵。现实生活的内在精神是神韵产生的源泉。创作主体通过养气，形成富有神韵的审美气质和个性，进而创作出富有神韵的作品。作品是神韵的载体，神韵在作品中表现为超越语言、由作品整体产生的深远无穷的意蕴。接受主体在接受作品时，在创作主体意图的指引下感悟出人的生命意义、人生存在的价值以及现实生活的意蕴，形成富有个性的认识，丰富作品神韵的内涵，实现对神韵的再创。现实生活、创作主体、作品、接受主体构成了文学创作活动连续的、上升的循环系统，神韵在这一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创新。&&&&&&&& Compiled on the basis of four elements in literature activity, Literary theory teaching course has four aspects of creation: literature idea, research thinking, theory direction and the visual field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was generally aknowledged at changing course's appearance. Because of emphasizing on simultaneity, however, the stylistic rules has no obvious consciousness of metheodogy, and no function to guid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文学理论教程》以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作为全书的建构原则和编写体例,取得了文学观念、研究视角、理论指向、学术视野等四个方面的突破,被誉为“换代”教材。但是,由于文学四要素是一种共时性结构,四要素编写体例必然会偏重文学活动过程的完整阐述,而失缺文学理论作为文艺学体系中基础性的分支的自觉而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消弱文学理论指导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重要功能。&&&&&&&& This text Literary criticism practice as Mr. Tong QingBing by
. The literature activity of Abrams building th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ed and basing on "four key elements" is compared, perspect, produce, born in different literature theory and criticism practice of king that end of space-time in literature world of activity of forming, compatibility that these four respects of the writer, works, reader's exist. &&&&&&&&&&&&本文以王逸《楚辞章句序》的文学批评实践与童庆炳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建构的文学理论体系所依据的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进行比较,透视出产生于不同时空的艾氏的文学理论与王氏的批评实践在构成文学活动的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这四个方面存在的共通性。&nbsp&&&&&&&&相关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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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与中国文学理论王晓路内容提要 艾布拉姆斯提出的四要素分析框架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欧美批评界和非西方学界均认定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本文指出，借用外来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双重的学理性，即这一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以及研究对象本身所要求的学理性。借用一种理论的学术研究应把握该理论背后的指涉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应对研究对象背后的历史关联有所意识。本文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艾氏理论依然是一种历史时段中的框架，它难以对文本外部环境进行有效分析，也不能针对传播对文本从生产到接受的整体过程进行有效分析。北美部分汉学家在未质疑的前提下预设艾氏框架的普遍有效性，以“客观”的西方理论切割和分析中国文论，其结果只能证明源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中国文论不过是西方理论的注脚，或证实中国文论与西方理论的“附属关系”。美国康乃尔大学英文系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教授的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是在其1940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修改，并于1953年出版的。此书以其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可操作性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艾氏的其他论著，如其编选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和《文学批评术语》（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等论著亦是文学批评学界的案头书。其中，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的四要素分析框架结构，不仅成了西方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南，同时也成了非西方文学研究界以及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文论的重要方式。可以说，艾氏的四要素框架不仅是20世纪引用率最高的分析框架之一，亦是 20世纪文学研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半个世纪过去了，学界对这一理论应当有所回顾。
艾氏在《镜与灯》中以某种宏观的视野统领并讨论了文学理论的主要论点。他指出，模仿说将艺术视为对世界不同层面的模仿，实用主义理论重视艺术对读者的影响，而客观理论则关注艺术作品本身。对于文学诸多的现象和理论要旨，他认为这些理论均脱离不了自己所提出的“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框架，即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为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相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生命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不”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 ①
鉴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艾氏看到单一分析模式的乏力，因而将文学理论各关联点加以有机的联系，显示了其深厚的学养和理论洞察力。艾氏在批评了先前理论的单一性或孤立性缺陷后，进一步指出了自己的结构框架在分析文学诸要素的作用:
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藉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作品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为四类，其中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 ②
文学研究的方式可以有多种，人们大多从两个主要的层面进入。从文本内部而言，一般指以某一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本质、特征、规律和作用进行不同角度的探讨，并按照一定的理论观点和审美尺度对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等进行分析和评价;从外部而言，一般指对文学生产体制、机构、组织、观念、传播、接受等进行透视和分析。在总体 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当然可以依据类别将复杂的文本分为若干的要素或系统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如国内张首映在其《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就将西方文论区分为“作者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文化―社会系统、后现代系统”五个部分并分别加以论述;胡经之、张首映在其选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也类分了“作者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四个主要系统，各系统又下分几种具体类别，并分四卷选译相关的文章 ③ 。当代文学理论家亚当斯（Hazard Adams）也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进程中探讨了理论生成的重点，即四个主要的论题:模仿、语言、认识论、文学性 ④ 。但这四个理论论题主要针对的是理论发展史，而非直接用于文本分析。人们将文学理论的要素进行定位，确定为研究对象，以结构性框架将对象之间的关系透视出来，使人们在这种理论框架中将不同的要素与理论发展和指向对应起来，探讨其中的规律，这确实不失为是一种有力且便捷的分析模式。实际上，人们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一直都在试图探索相对简洁明晰的分析模式。比较而言，前一种类分方式是依据文论材料和文论侧重点的分类，而艾氏的分析框架是在总结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有一个严谨、清晰的论证过程并具有便捷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其影响是情理之中的。正如北京大学李赋宁先生在此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指出的:
艾教授的《镜与灯》虽然着重讨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和实际运用的利弊，使读者对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有了一个明晰的、全面的认识。
艾氏的理论不仅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面对中国丰富且繁复的文学理论资源，这一简要的分析模式也对北美一些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虽然在总体上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北美汉学家为数并不多，但其中一些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艾氏理论框架用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 ⑤ ，其中以已故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James Y.Liu）为代表。而刘若愚本人也指出，当时也有几位其他的学者，如季博思（Donald Gibbs）的《〈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 hsin tiao lung），以及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和王靖宇（John C.Wang）等人的研究也受到艾氏理论框架的影响 ⑥ 。刘若愚在简要说明了艾氏的理论框架后认为，“但是我本人的研究却显示出，有些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很相似，可以用同一方式进行分类，但是也有其他理论不易纳入艾布拉姆斯四类中的任何一类。因此，我对这四个要素做了如下的重新安排。”即他所列举的“宇宙―作家―作品―读者”的双向流动 ⑦ 。刘若愚先生以艾氏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文论进行的研究，笔者认为当时主要是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的，这种研究的成果也旨在向西方学界说明，中国的文学在事实上是存在并拥有理论要素的，即便用西方的理论对其加以分析，也是可行的。其次，这样一种研究也表达了中国文学研究学界，包括刘若愚本人对中国理论话语表述的普遍渴求。对刘若愚的研究，他的学生，加拿大汉学界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教授就曾对此作出了评价:
中国诗学的现代学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创造出一种分析方法，以便能够涵盖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各种诗学理论，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流派众多，――不是只有一种“中国诗学”，而是有许多诗学理论，有的相为补充，有的则相互对立。最成功的分析方法是以艾布 拉姆斯的“艺术批评协调法”（客观存在，作品，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协调）为出发点，经过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增益，利用他的分类法来分析中国诗学理论:模仿说（作品和客观存在的关系），实用说（作品和读者的关系），表达说（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和客观说（把作品看作客观实体），（参看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953］）。到目前为止，以艾布拉姆斯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进行最深入分析的，是刘若愚（James Y.Liu）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他把中国诗学理论分为六个大类:玄学类理论:讨论客观存在和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论类理论:也用于客观存在和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类理论: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技巧类理论:作品作为客观实体;审美类理论:也用于作品作为客观实体;以及实用类理论:作品与读者的互动关系这几大类。 ⑧
刘若愚本人虽然对用西方文学理论分析中国文论抱有警惕，但他是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文论最详尽的学者之一。他依据了艾氏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文论进行了重新类分，采纳了形上论、决定论和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以及综合论几个部分来进行分析和阐释，其目的是“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中译本，第8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都是首先肯定艾氏理论框架，再进而依据中国文论的有关材料，大致按艾氏的分类对应方式对中国文论进行再阐释或提出具体的观点。
由于西方分析理论的影响力和可操作性，使得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包括华裔学者在接受现代西方理论的同时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持批判态度，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叶嘉莹教授的观点就比较典型:
中国的民族似乎一向就不长于西方之学科推进的思辨方式。这样说虽似乎有些武断，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语言的特征加以反省，便可知道这话乃是可信的，因为语言的组合方式也便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再则中国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征，那便是重视个别的具象的事物而忽略抽象的普遍的法则。……总之，中国人忽略客观的抽象法则之建立，乃是中国文学批评缺乏理论精严之著述的一个重要原因。 ⑨
这一观点无疑是认定，文学研究中普遍的、有效的法则就是西方的“客观”理论。叶先生的论述实际上多有矛盾之处，一方面，她批判中国文论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另一方面，她又肯定中国文学的审美方式。如她在对比中西修辞方式时就认为:
从上面我们所举的西方这些批评术语看起来，中国的“赋、比、兴”似乎太简单了，但是西方近代文学批评中所产生的新奇变化，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却已经早有作品实践过了。可是反过来讲，我们所有的，他们并不全有。即如上述八种西方批评术语，用我们“赋、比、兴”中的一种就概括了，那就是“比”。 ⑩
因而，叶先生的对比本身就说明，源于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文本很难以某种标准的“普遍法则”加以评判。这方面的相互矛盾例子还比较多。这种忽略文本本身特征以及对普适性文学理论的预设本身是缺乏学理的。对此，即便是北美的华裔学者也多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11 。
在运用艾氏的分析框架中，也有学者看到了文学本身和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于是先对艾氏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再进行自己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这一方面，对艾氏理论
框架进行充分修正来分析中国文论的是华裔 学者叶维廉（Wai-lim Yip）。他在《地域的融合:中西诗学对话》（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一书中将艾氏的理论进行了最为详尽的补充和调整:他的补充依然基于艾氏的四要素框架，只是在各要素之中和之间增加了附加要素。如:在“世界”中附加了“物象、人、事件”;在“世界”和“作者”之间，增加了“A观感运思程式的理论、呈现美感对象的理论（主观客观世界）、作者对象的确立/作者心理组织”;
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增加了“B由心象到艺术呈现的理论:1）艺术对自然、2）现实的选择、3）形式的配合心象、4）媒介理论、5）语言策略（修辞、风格、角度），另外有a文类、b技巧、布局”;
在“读者”与“作品”之间，增加了“C传达目的与效用理论、传达方式（修辞、风格、角度）、接受美学理论、诠释学”;而在其所增加的这两个层面中，采用了“主观的、共通性”加以横向连接;在“读者”和“作者”本身附加了“读者大众”和“文化传统、文化社群”。
在“世界”和“读者”之间，增加了“D读者对象的确立（观感的历史差距、读者心理的组织、历史关联）”;
在此基础上，从“读者”到“作者”之间，采用了“文化、历史:物质资源、民族性、心理特征、工业进度、社会型范、文化因素、信仰/道德价值、意识形态、美学理论、品味导向（马克思理论）、科学知识与发展语言指意程式”;其中还增加了“起源论、决定论”;
从C到B之间，增加了“语言E1传达系统自主论、语言策略的协商”;
而在“作品”中也增加了“其他作品、体系”和“E作品自主论” 12 。
以上框架说明，叶维廉已经将艾氏四要素进行了说明性的增补。对于自己的修正和补充，他在另一篇中文论文中说明了自己补充和修正的缘由，尤其是指出了中国文论与这一分析模式中某些要素难以对应的差异:
这里我们不妨借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提出的有关一个作品形成所不可缺的条件，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项，略加增补，来列出文学理论架构形成的几个领域。再从这个领域里提出一些理论架构形成的导向或偏重。在我们列举这些可能的架构之前，必须有所说明。第一，我们只借用艾氏所提出的条件，我们还要加上我们所认识到的元素，但不打算依从艾氏所提出的四种理论;他所提出的四种理论:模拟论（Mimetic Theory），表现论（Expressive Theory），实用论（Pragmatic Theory）和美感客体论（Ob-jective Theory，因为是指“作品自主论”，故评为“美感客体论”），是从西方批评系统演绎出来的，其含义与美感领域与中国可能具有的“模拟论”，“表现论”，“实用论”及至今没能明确决定有无的“美感客体论”，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美学的差距。 13
但是，叶维廉并没有详细讨论他所指出的历史文化美学的差距，也没有进一步论证，自己所补充的分析框架何以优于艾氏的模式，在文学研究中，他所提出的补充性框架如何具体操作，何以更加贴近文学结构中的诸种关系等等。
其实，艾氏的四要素对于分析文本确实有巨大意义，然而他所归纳的这几种类型，都不太适合中国文论。仅以其中最重要的模仿说而言，就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难以完全对应。柏拉图所认为的模仿是一种描述诗人虚假“创造”的贬损方法，而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诗人所模仿的不是行动中人物的偶然外表，而是普遍的样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模仿说（mimesis）以及后来者对模仿 说系统的发展，其中“文学模仿是对具体世界的拷贝，是一种最终的产品，一种过程，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14 ，这一经典界说不仅包含了到后来的新柏拉图和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批评体系的西方含义，而且对什么是“自然”的也有争议。这其实很难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找到对应的东西。其实，中国古人并不刻意去探讨如何模仿自然，或表达某种标准的客观类型。如刘勰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15 为代表的“感物说”实际上是比较符合中国古人在文学生活中所特有的“行”“知”观的。这方面可以讨论的空间是很大的。
艾氏依据他的框架所归纳的其他几种学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尽管在刘若愚等人的对应式研究中有所修正，但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刘若愚所修正的几种归纳受到了包括北美汉学家在内的学者的质疑。如刘氏的“决定论”就受到林理彰的批评:
刘若愚所说的“决定主义理论”仅仅具有描述功能而没有规定功能，但倘若因而认定这种理论不是诗学理论而只是一种文学的解释方法，则是值得商榷的。的确，诗人常常无意识地反映时代政治和社会现实，这一点，不管是漫不经心的读者还是认真的文学批评家，在解释诗歌的时候都应该能够意识到。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如果要 规定 诗人必须 无意识 地反映什么，那就是毫无意义的（在“玄学”或“认识论”理论中，大脑经常被看作被动而超然的，即不存在预设意向，但从来不存在可以规定的“无意识”）。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上的决定主义，总是把着眼点放在诗应该如何解读，而不是放在该如何创作上。此外，即使在解释学的意义上，决定主义也不是简单地揭示作者和客观存在之间如何互动的方式，这种理论同时也用于阐明诗人的感情――作品中的表达成分――是如何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条件的影响的（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阐明文学以外的力量是如何影响读者的口味（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诗歌形式和风格的发展的（作品作为客观实体）。 16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采纳西方理论对中国文论进行剪裁是缺乏学理性的。上述这些汉学家在运用艾氏理论对中国文论进行研究时，都没有对艾氏的理论本身有所质疑，他们是在预设这一结构性框架合理的前提下，进而对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文论进行的分析。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无论是直接运用还是修正补充后进行分析，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么，艾氏理论框架本身所不可避免的缺陷在今天也应当得到探讨。
文学是某一文化区域的人在其生活样式和社会条件的境遇中，利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独特感悟和表述。因此，阅读文学文本可以体察自身与他者对世界的领悟和探索，这对于人的精神领域和文化生活而言，文学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但是，这一进入文化市场中的艺术文本隶属于某一历史时段中文化产品的一部分，因此它受制于“世界”的影响。而读者阅读某一文本时，他或她也会由于自己所受到的“世界”的影响而读出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因此，“世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文本的书写样式、类型、文本的艺术编码形式连同其内涵的价值观念，也同时受到该作者当时所处的文化区域历史时段中生产条件、传播方式和审美旨趣等因素的制约，即处于个性系统（personalitysystem）、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和文化系统（cultural system）三者的关系中。 17 因此，每一文化区域中的历史时段都有其相对应的文本形态和文本内涵，其 中包含了文本环境，如主流意识形态对文本边界的规定性;文本生产体制，如资本与权力机构依据市场的控制和运转方式;文本传播，如翻译、移植、改写或改编、主动输出或接受等;以及文本接受，如审美旨趣和期待视野的强化等相关环节。其中，大众传媒的兴起更是将具有实用意义的生活事件转变为被“阅读”或被“看”的隐喻性文学文本，即实用意义被抽取后而形成的文本。因此，传统意义和样态的文学文本正在被快速地替换和覆盖。所以，文学研究涉及到诸多相互关联的复杂因素，如社会文本与文学文本的转换、文学文本样式的扩延、文本外部环境制约性因素、文本内部构成性因素以及文本的接受等等。所以，任何单一的方式都难以对这一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而每一次转型期，何谓文学以及何谓解释也就必然成为学界加以重新审视的新问题 18 。
因而，任何试图以某种简明的体系或框架分析一个复杂的过程时，就不可避免地含有内在的缺陷性。实际上，人们在艾氏的理论框架中并不能有效地对文本的外在因素和与之相关的系统进行分析，也不能通过传播分析实用意义与隐喻文本互换，以及从文本生产到影响到读者的环节。西方文论在20世纪后期发生的的文化转向，以此结构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分析。因此对这一框架的批评也是自然的，如代表性的观点有美国帕杜大学利奇（Vincent B.Leitch）教授的意见:
艾布拉姆斯著名的《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与批评传统》（1953）将“作品”置于三角的中央，与之形成的三角是“世界”、“艺术家”和“欣赏者”。摹仿理论强调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表现理论突出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教诲性的理论集中在作品与读者。形式主义理论关注作品本身;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批评的特点是将文本与世界、艺术家或欣赏者加以分离。直到早期浪漫主义之前，文学理论都主要关注诗歌与世界及读者的关系;而十九世纪集中在艺术家本身;而二十世纪又转到作品本身。艾氏认为，大多数文学批评理论均在这四要素之间，旨在强调其中的一种。
这一框架为基本的理论发展、反映广泛的历史潮流，提供了一个异常方便的结构图形。然而这一著名的框架也正如任何一种理论一样也有缺陷。其最严重的问题也许是，它仅仅到现代主义就停止了;而后面接踵而至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均未得到反映。艾氏勾勒了从模仿、伦理、表现至形式主义发展，而近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是向文化批评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理论从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对内在真实与幻象、对诗学技巧运用、对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表现（陈述）及其价值观念不断发展变化。然而在这些历史进程之中，“老”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存在于新的概念关系之中。 19
当然，我们很难依据文学发展的现状苛求艾氏在20世纪中期写出的论著，而且这一观点已经为人们进一步探索文学分析模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借用不同文化区域的一种理论的学术研究却必须具备学理性，应当对该理论背后的指涉与知识之间的关联有所把握、对研究对象背后的历史关联有所意识。北美部分汉学家的研究预设艾氏四要素框架的合理性，以超时空的方式将中国文论加以剪裁去对应艾氏的理论框架、以“客观”的西方理论切割和分析中国文论，其结果在客观上也只能证明源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中国文论不过是西方理论的注脚，或证实中国文论与西方理论的“附属关系”。这一研究模式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对此，北美新一代的汉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的意见颇具有说服力:
决定中西概念含义的差异并不是问题所在，而应当追问这一问题如何产生的，何人使这一问题成为了问题之所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哪些探讨。事物的意义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作为一种与其他事物关联的符号，甚至作为进一步关联的关系，才显得有意义的。 20
每一种知识，包括某一文化区域局部的知识，都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认知角度。在文学研究中，艾氏的四要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论域，人们完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不断深入下去。但借用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双重的学理性，即这一理论本身的学理性，以及研究对象本身所要求的学理性。理论的有效性是对经验解释的有效性，是对问题的有力揭示及其述说。所以，文学中的理论问题只能在相关的语境和特定的言说中才能得到有力的揭示，而对一个题域中的理论想象，也必须建立对其产生的背景并依据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实际上，任何理论话语的探索都不存在现成的框架。
①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6页。
③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亚当斯:《西方文学理论四讲》（Four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Critism and Theory in the West），傅士珍译，台北:洪范书店2000年版。亚当斯以一套不断再版的权威文论选《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和《1965年以来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 Since1965）享誉学界。他的文学理论四个论题即在他的Four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in the West.中提出。中文译本为《西方文学理论四讲》。
⑤但也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并不专门采纳艾氏的框架进行分析。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译本为《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他的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前者是对中国文论重要篇目的翻译和阐释，后者以论文的形式为西方读者阅读中国古代诗歌提供了一个参照，其中所采纳的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还有余宝琳（Pauline Yu）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以及Steven Van Zoeren《诗歌与人格》（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等。然而这些论著并不专门论述中国文学理论。
⑥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真、饶曙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及其注释。但是，此书的部分译名有误，如将“季博思”译为“吉布斯”（第258页）、“林理彰”译为“林恩”（第261页）、“王靖宇”译为“王约翰”（第262页）等等。⑦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真、饶曙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其中艾氏的译名根据公认的“艾布拉姆斯”，而非译本中的“亚勃拉姆斯”。
⑧Richard John Lynn，“Chinese Poetics”in Alex Preminger and T.V.F.Brogan et al.eds.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88.中译见祝远德译、王晓路校，载《东方丛刊》2004年第3期。
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⑩叶嘉莹:《古典诗词讲演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1参见Eugene Chen Eoyang，The Transparen E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p.257-
12此框架中文参考温儒敏、李细尧编:《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英文参考Wai-lim Yip.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Univers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95.13温儒敏、李细尧编:《寻求跨中西文化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第26-27页。
14 lrena R.Markaryk，ed.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Approaches，Scholars，Terms.Toronto Buffalo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3.p.591.
15 刘勰:《文心雕龙》，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38页。
16 Richard John Lynn，“Chinese Poetics”in Alex Preminger and T.V.F.Brogan et al.eds.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v and Poetics.Ibid.p.189.中译见注释8。17该系统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用以论述行为系统，并非专指文学研究。但笔者认为文学书写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该系统之中。参见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8 Vincent G.Leitch，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2001.参见Introduction。
19 Vincent G.Leitch，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Ibid.p.5-6.
20 Haun Saussy.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v Press，2001.p.8―9.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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