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参加看管逃离14号劳改营罪人属于军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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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山下魂归处,此爱绵绵无穷期
作者:胡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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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
地 址: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兴安南路
Tel: Fax:0 Email:《爱是一条温暖的河》发2005年3期《小说月报》长篇小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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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春天,我在一块坟地后的一间老房子里,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诞生了。我和我的母亲都出生在春天,她生在湖边一片凄艳如血的燕子花地里,我却生在一片坟地前阴暗潮湿的旧平房中。母亲的出生带着战争年代中外族浸淫的血色,我的出生却体现着和平年代里民族内讧的黯淡与苦难。
让我们先跳开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发生的那一切,暂时进入七十年代我的童年记忆中。
童年的记忆从混沌开始,甚至融入了推理和想象。
首先是出生,那是一片坟地,坟地与小镇的绣花厂相邻。我家就在绣花厂的旁边。旁边是一条S形的小河,人们叫它清水河。清水河横贯整个小镇,它的末端与长江的一条支流相通。坟地和我家所在的地势高,被镇民们称作堤。沿着堤向右拐上另一道坡道,可以一直通往长江大堤,大堤内是一个热闹非凡的码头,码头的两边分别是造船厂和船业社的厂房,再往前走就是滚滚的长江了。在1970年的当时,这个码头是江北方圆几百里的人去往江南乐意选择的捷径之一。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汽车,那条通往渡口的泥土路也没有改成八十年代的柏油马路和九十年代的水泥马路,人们也自然不可能选择离这里更远的汽渡码头。土路上人来人往,车去车来&&当然不是汽车,甚至自行车也极少,而是马车或人力推拉的独轮车与板车,人们在码头边上货卸货,接货送货,要想把江北的红砖运到江南,把江南的木材运到江北,除了靠水路过江的船只外,陆路上就只能靠这些马车。
码头的存在使得这个普通的小镇变得格外繁荣。那时,镇上最红火的单位不是当时的农具厂后来更名的汽车配件厂以及后来再更名的汽车制动阀厂(九十年代它名噪一时,终于变成了股份公司并赶上股市的热潮悄悄地上了市),而是搬运站、船业社、造船厂、水文站等等这些多少与水沾边的单位。小镇的街道上到处可见搬运站的马车,通往码头的土路上长年堆积着一泡泡干的和湿的马屎,有时候在路上走着走着,前面就突然冒出热气腾腾的一堆,马儿们发出大功告成的畅快嘶鸣,母马后面则跟着兴高采烈的小马驹,一派温暖与安宁。
码头不仅带旺了与水相关的企业&&那时还没有冒出企业这样的新名词,也带旺了小镇的各行各业,酒厂、油厂、木器加工厂、供销社、面粉厂、食品加工厂、轧花厂、篾业社等等,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小镇的单位名目远远要多过今天。我的母亲当时就在小镇的新华书店上班,那时的小镇不叫小镇,叫公社。小镇以那条河命名,叫清水河。1970年初,我的母亲在清水河公社的新华书店当会计。
横贯小镇的那条小河又细又长,河水清澈而美丽,它虽然没有母亲故乡的那条长江支流大,但却时常唤起她对故乡的某种想念与亲情。正是这条河让母亲喜欢上了这个小镇,她刚调到这里时,就下决心要一直留在这里。不像她此前工作的东方公社,那里也有一条小河,可它是人们在那个年代里用狂热的激情开掘出的一条排水渠。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一度被某种激情驱赶着,大修各种水利工程,建水库、修大坝、挖渠道,那条小河就是人们用激情挖出来的一条渠道河,由于它排水的局限性,若干年后,它注定是一条死水河。
我出生的时候,清水河还未醒。那时,全球的气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变暖,水面上的冰结得最厚的时候,我的大哥周工和二哥周农总喜欢在冰面上兴奋地骑自行车。当时,尽管已是阳春3月,清水河的河面上仍结着一层薄冰。母亲,此时的我母亲依然年轻和美丽,她弯着沉重的身子在园子里拔萝卜。那是坟地边废弃的一块荒地,母亲开垦出来种上了大蒜和萝卜。1970年的早春,萝卜茎长得又青又翠,湿润的土壤下,萝卜又白又嫩,圆圆的,在泥土里发胀。
母亲穿行在青青的萝卜地里,她的左手拎着一只小小的竹篓,她弯着腰行走的样子艰难而迟缓。慢慢地,竹篓里的萝卜装满了,母亲挺起身子,似乎是很茫然地看了看傍晚的天空,空中有些灰黑的云层,一只黑翅的小鸟从院子里的一棵桃树梢上腾空飞起,像箭一样射入远处的坟地。母亲的眼里忽然流露出忧郁的神色,她眉间的那颗红痣在傍晚淡青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突出,这颗美丽的朱砂痣生在她高高的光洁的额头上,为她秀丽的容颜平添了几许高贵。
母亲沉重的身子缓缓穿过萝卜菜地,走进了我家的后院,她灰色的背影看上去很孤独。
薄暮的光线逐渐黯淡,母亲坐在床头修脚趾甲。她喜欢把脚放在热水里泡上十来分钟,泡得脚趾甲盖软软的,然后坐在床头细细地修剪。她白白的双足又细又长,即使因热水的作用而变得又柔又软的趾甲盖,剪起来也还是那么艰难。好不容易剪完一只脚,另一只脚却早已变得冰凉,又麻又痛,笨重的身体和黯淡的光线,使她在剪最后一个脚趾时弄破了皮,流出暗红的一点血迹。她用手捏了捏痛处,随后将双腿伸进展开的被子里。
屋内的光线更黯了,母亲的轮廓是模糊的,她感觉肚子有些疼。一开始,她以为是弯着身子剪脚趾甲的缘故。慢慢地,疼痛一阵紧似一阵,这样熟悉的疼痛她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她想,我恐怕是要生了。她的心里忽然有了一点慌张的感觉,并情不自禁地想念起她那刚刚下放到农村当知青的大儿子和在县城里读高中的二儿子来,她想,如果儿子们在家,她会感到安全得多。她最疼爱的是大儿子周工,这个1954年溃堤后于大水中生下的儿子,在1969年底他还不满十六岁时,就响应号召下放到广阔农村去当了知青。她的第二个儿子周农生于1955年,此时还不到十五岁,他正在县城里读高一。现在他们都不在她的身边。在她身边的只有她的小儿子也就是我的三哥周兵,他是个有名的淘气包,1970年早春的这一天,刚好是他十岁的生日,他根本想不到也不懂得如何照顾即将临产的母亲,并且在这一天以过生日为由,向我的母亲要了一毛钱去镇戏院看花鼓戏了&&这一年,一斤菜油和一斤大米的凭票供应价都是9分钱,一个鸡蛋是3分钱,而一张戏票则是5分钱。
那一刻,母亲除了想念她的儿子们外,她更多地是想起了被儿子们叫做小家公爹的那个男人,她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是谁的。正因为如此,她心里的忧郁更深,也对腹中的这条生命更多了几层怜爱与牵挂。没有由来的,多年中就盼望能生个女儿的我母亲这时竟迫切地希望自己这次能再生一个儿子。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三岁多的那个夜晚,她的养母与养父的那段对话&&她知道他是多么想要一个自己的儿子!
想到这里,母亲闭上眼睛,一种又幸福又痛苦的感觉在心底弥漫开来,她想,人的记忆力真是奇怪啊,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是如何把一段特别的对话清晰地保留在脑子里的呢?难道只有过于特殊的经历才会让一个低龄的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并铭记终生?
这会儿,母亲当然地想起了她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那个她的养母李君怡生下的儿子,被我们称作旭光舅舅的冷酷家伙。李君怡兑现了那晚她对丈夫的承诺,让儿子随了丈夫的姓,并给他取名为杜旭光。即使她的情人、孩子的亲生父亲、那位她深爱的军座,后来躺在她的床上用枪指着她赤裸的胸脯威逼她给儿子改姓时,她也没有妥协,甚至因此而使她那幸运且毫发无伤地从抗日前线归来的丈夫险些遭到情敌的暗杀&&当军座用一把德国造手枪暗中瞄准她的丈夫时,她毫不犹豫地开枪打落了他手里的枪。她的枪法那样准,以致于军座的手心和手背麻得几乎失去知觉,他的手却连一点皮外伤都没有留下。母亲曾亲睹了这一幕,并打心眼里佩服养母和她的枪法。长大后的母亲在回忆起这一幕时,很容易便理解了李君怡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能当上国民党军队的妇巡大队长,难道一个不满三十岁就能获得副师级军职的女人会是等闲之辈吗?
那天,军座拍拍麻了的手,从此,再没有对杜振华动过杀心。
尽管如此,李君怡心中所爱的男人依然是她的军座。因为她在生下儿子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瞒着杜振华去上海做了绝育手术,年轻的她以为这样就保住了身体对另一个男人的忠贞,心灵对于爱情的忠贞。
母亲始终不能理解养母对养父的感情,那种既像是爱又不是爱的感情,一度让母亲对他们的婚姻充满了怀疑。显然,他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有点像夫妻,有点像朋友,还有点像军阶不等的战友。结婚几年,他们的日子总是聚少离多,杜振华总在前方打抗战,每次部队回后方休整,杜振华都要私底下埋怨上面的态度不明朗。有一次,我母亲甚至听见他对妻子发火:&妈的,你们这些当军参的是吃屎的吗?他老蒋究竟要干什么!打一打,停一停,要打就一口气把小日本赶出去!只要他打,老子愿意死在战场上!&
母亲吓坏了,她不知道杜振华哪来的胆量敢冲李君怡发火,在她的印象里,从来都是李君怡居高临下地冲他发火的。可是,母亲看到养母李君怡并没有生丈夫的气,相反,她似乎还出于理解和爱怜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就把一双忧郁的目光,默默地投向窗外某个没有目标的地方。好一会后,她才长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不打是肯定不行的,但仅靠某一方的力量也不行。要想把小日本赶出去,必须要国共联手。&
杜振华点点头,默默地搂住妻子,他们互相依偎着,脸上的表情却是惊人的一致:双眉紧锁,眼里透出的是一种让她无法理解的沉重。母亲发现,他们实在是一对奇怪的夫妻。他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总是战争,也只有在谈到战争局势时,两个人之间似乎才有一种真正的情感默契,似乎才更像一对夫妻。
那时,母亲已满6岁,她已经能从养父母断断续续的对话中,隐约了解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她总是为杜振华的生死担忧。她不想他死在战场上,她不想失去他的关心与疼爱。
为此,6岁的母亲曾不解地问过她的养母李君怡,她说,既然你喜欢的不是我爸爸,为什么要和他结婚呢?这样问时,她的脑子里总是摆脱不掉那位军座与养母双双躺在一起的样子。
李君怡说,紫云,妈妈对你爸爸的喜欢是另一种喜欢。知道么?你爸爸是个真正的军人,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他爱国,有勇气,有学识,我欣赏他!如果我们国家的每个军人都能像你爸爸一样上前线,小日本早就被我们打败了!
我母亲不满地说,你只是欣赏他上前线打日本吗?可是我不喜欢。
李君怡有些奇怪地看着我母亲:这一点还不够吗?紫云,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怎么死的?
母亲摇摇头,她对三岁以前的事并没有多少记忆,她只依稀地记得她的大嫂说起过他们是被日本鬼子杀了的,但她从来就没有对这件事的深刻记忆。
李君怡第一次给自己的养女说起了那些过去的事。
我母亲第一次从养母嘴里知道了她的亲生父母,知道了他们那惨痛的死。这样的死震撼了她幼小的心。
6岁的母亲眼里含着泪,过去那仅仅缘于养父母的影响而产生的朦胧的仇恨,开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清晰起来,并由此演变为对一个异域民族的恨,对一个国家的恨。
养母的眼睛也红了。她说,紫云,你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人吗?是军人!是勇于抗日的军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你爸爸他就是英雄!
那一刻,母亲突然感到了心目中养父的伟岸。如果此前,她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好感和亲情而爱他的话,那么,在以后很长时间内,母亲则对她的养父充满了崇拜与感恩。那时候,她怎么会想到日后有一天,她将会用自己柔软的深处来孕育这个男人的亲骨肉呢?
母亲的思绪从遥远的过去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此刻,她的肚子越来越疼,阵痛越来越明显,频率也越来越快。她推门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心里的无助感在增加。那时除非出现难产,女人们还不习惯上医院生产,她们往往守在家里等着家人去请接生婆。可这会儿,母亲让谁去帮她请接生婆呢?今天是小儿子周兵十岁的生日,这个淘气包早就到镇戏院看花鼓戏去了,平常母亲嫌他在家吵得她不安生,巴不得他多在外面玩一会,眼下她却是多么地期盼他在身边哪!
这天晚上,十岁的周兵决定过一个愉快的生日。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躲在不相识的大人身后等待溜门,而是用母亲给的一毛钱,到售票的窗口自豪地买了一张票,并用找回来的五分钱买了一杯瓜子,一节甘蔗,然后举着戏票在那些企图溜门的孩子艳羡的目光中,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戏院。
母亲在期盼小儿子回来的不安中等待着生产的来临。随着夜晚的到来,气温越来越低,天气这么冷,母亲不知道要不要去叫邻居家的杨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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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奶奶是一个赤白花脸的老太太,先天性的白化病,家族遗传。母亲带着孩子们搬来以前,小镇绣花厂靠近左侧的一面因为离坟地近,只有杨奶奶和另一对盲人夫妇住在这里。绣花厂原来不叫绣花厂,叫工艺厂,专做一些纸花、花圈、寿衣寿鞋一类的&工艺品&,主要为居住在后面坟地里的死人服务。文革开始后,工艺厂就改成了绣花厂。那对盲人夫妇因四海为家,且可以享受镇政府福利院的房子,他们一直想把这两间旧平房卖掉。当时,小镇的新华书店都是本地职工,只有母亲一人是从外面调来的,母亲调来这里工作后,因新华书店没有职工住房,母亲只分到一间8平方米的由存书仓库改成的宿舍,这8平方根本就不够我母亲和他的三个儿子居住,所以母亲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坟地旁边那套盲人夫妇的房子,与杨奶奶做了邻居。
杨奶奶原是绣花厂的职工,她退休后,人们曾劝她搬离这里,说这里离坟地近,阴气重,可她不肯离开这住熟了的环境。她笑呵呵地说,我不怕鬼,只有鬼怕我,他们一看我这脸上花一块白一块的,就要被吓跑了!说得别人都忍不住跟着她笑。杨奶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南海舰队当海军,早在部队成了家,小儿子技校毕业后分到了沙市,婚后一家人也住在城里。杨奶奶脸上和身上都是赤一块白一块的(所幸的是没有遗传给两个儿子),她怕城里的儿媳妇和小孙子嫌弃,一直不肯离开这里。母亲搬来后,她们就成了要好的邻居。
人们时常因遍布在杨奶奶脸上那些巨大的白斑而下意识地远离她,可在母亲的眼里,杨奶奶是一副真正的菩萨心肠。在那些缺油少盐的日子,她把她家仅有的一壶油都送给了孤身的母亲,连同她家那把祖传的青花陶壶。更让母亲感动的是,她不仅洞悉了母亲和她的养父的情感秘密,而且始终对此守口如瓶,甚至在暗地里某种程度地充当了母亲的同谋,比如母亲惦记着她的养父而想在某个半夜去看望他时,母亲总是说想去一趟乡下弟弟家,就把我的三哥周兵托付给邻居家的杨奶奶看管。杨奶奶在这种时候总是默默在睡到我的三哥身边,就像母亲紧搂着熟睡的儿子一样搂着睡梦中的周兵。
其实,杨奶奶对母亲的深夜外出心如明镜,她确信母亲没有必要在深夜去看望她那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而且因我名义上的父亲常年不在家而对我的母亲深表同情。母亲在结婚后那些孤枕难眠的夜晚,并不是因为想念我的父亲而失眠,而是因为她那颗敏感的心,她那份细腻的感情找不到真正的依托。在那些欲望燃烧不能自禁的夜晚,她会莫名其妙地想起那个给她当了8年养父的男人,那个只比她大二十岁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萍水相逢的男人。他在内蒙劳改的漫长的十八年中,她曾经以女儿的身份三次上西北去他所在的劳改农场看望他,她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是1956年,她还只有十八岁,可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以喂奶影响学业为由要给我的二哥断奶,并以此为借口踏上了北上的行程。当时,她的丈夫也就是我名义上的父亲周远程已从乡土改区的区长跃升为县委组织部的部长,父亲(不管我多么不愿意,我也得叫他父亲,就像不管我多么不愿意,我也得管我的亲生父亲叫小家公爹一样),这个前程无限看好,年仅26岁的小个子男人,坚决反对我母亲去看她的养父&&一个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妻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在押嫌犯。
可我母亲坚持认为她的养父是无辜的,作为一名国民党军队某师的师长,杜振华在1948年底领导手下的全体官兵参加了长沙起义,带着他的部队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当时他是作为起义的将领被解放军以同等军衔同等职务吸纳入军队的。1948年跟随他起义的除了手下的八千多名官兵外,还有他那未来得及逃跑的妻子李君怡。其实李君怡当时并未参与起义,只是囿于形式的逼迫&&当时战争形势动荡,江南战事激烈,北方也不容乐观,中原一带相对稳定一些,她决定带着我母亲紫云和她的亲生儿子杜旭光暂时留在丈夫身边,于是,她没有离开丈夫和孩子随军南行,而是留在了长沙。1948年11月下旬,国共战争几成定局,淮海战役在徐州打响后,国民党战败的消息就连连传来:从11月6日到22日仅半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便连同他手下的所有兵力全军覆没;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的三个半师也纷纷在台儿庄和枣庄一带起义投诚。此时,杜振华带领的一个师的兵力正驻守在长沙,他本来早就不满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强硬的政策,眼看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决定带领手下的官兵起义。这时,平津战役打响的消息又传了过来,杜振华立即带领全体官兵在长沙起义。至此,李君怡默许了丈夫的行为。
丈夫起义投诚后,李君怡作为一位随军家属极不情愿地随丈夫一起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在她眼里,人民解放军不过是一些未经过正规军训的野夫蝉、土八路,她从来就看不起他们,更让她愤怒的是她作为一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此时的她已是副军级),到了共产党的军队后,居然只能按学历也就是按她大学毕业的级别在解放军内享受一个副营级军官的待遇。本来,她的丈夫在山东一战后又参加了著名的某战役,因连立战功被破格从副团级提升为副师级,曾一跃而与她成为平级。可是后来她调入重庆中央政府后,因直接在军统头子戴笠手下工作,她凭着自己的才智与胆识,职务紧跟在丈夫后面又提了两级,从副师级升为副军级,成为当时国民党中一名少有的高级女将&&她再一次跃居丈夫之上,这正是她可以一直对他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重要原因。在丈夫起义前,李君怡的级别比丈夫高一级,可被解放军改编后,她却突然从副军级降到了副营级,她不仅没了多年跟随自己的警卫员,更要命的是用餐时她只能吃中灶,而她的丈夫依然是一名师级将领,不仅吃的是小灶,并且进出都有警卫员守护。她在丈夫面前彻底失去了优越感。这使她很长一段时间内情绪低落,月经失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她终于决定叛逃。当时,她用手枪顶住丈夫的头颅,逼他同意与自己一起叛逃,她已经通过电话与她在九龙的同学联系好了,他们夫妇俩可先到九龙办学,与国民党总部联系上后,再经香港到台湾归队。可她的丈夫坚决不同意离开祖国大陆,她一气之下决定先干掉他算了,就在她举枪欲击毙她的丈夫之时,我的母亲紫云及时地发出了一声尖叫,就是这声尖叫惊动了杜振华的警卫员,警卫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枪对准了首长的妻子,并迅速踢飞了她手中的枪。关键时候,这名忠心耿耿的警卫员以充分的机智十分称职地保卫了他的上司,不仅如此,他在杜振华日后的岁月中也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事已至此,李君怡不得不狠心抛下两个孩子,一个人连夜叛逃了。
妻子叛逃后,杜振华就被软禁起来。解放军内部也做到尽量不扩大影响,对他进行了秘密的提审。名义上为提审,实际上是谈话,并且对他十分客气,依然让他享受着一个师级军官的待遇。年仅11岁的我母亲和不到8岁的旭光舅舅也依然享受着杜师长贴身警卫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可是,杜振华是个不知道变通的家伙,他想不通,他认为自己起义有功,又对解放军忠心不二,并因此与妻子分道扬镳了,还差点被她要了命,况且他的警卫员也为他做了铁证,可军队领导却依然怀疑他,不信任他。这狠狠地激发了他那东北人的倔脾气,他气得当庭骂娘,并掀翻了眼前的几张桌子。其实,当时党内和军内并非不信任他,而是希望他尽可能地提供妻子逃跑的线索,他们不相信他作为丈夫丝毫也不了解妻子可能的去向。可这个东北硬汉坚决不肯出卖无情无义的妻子,他除了骂人就是砸东西,几乎与他当初失恋时患精神分裂症一般狂燥。这种不配合的态度也惹火了他的上级领导们,他们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他关押起来再说。
事情终于向越来越糟的方向发展,杜振华从骂人到绝食到企图自杀,拒不交待与配合,认罪态度恶劣,罪加一等。半年后,杜振华被从军内移交给人民政府审理,到了人民政府,他的情况就更糟了,政府对他毫不手软,立即以反党叛军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二年。
这一年,杜振华三十二岁。由于他拒不服罪,屡判屡闹,屡闹屡判,又连连被加刑,直至加到18年刑期。
母亲了解养父的脾气,她完全相信杜振华当年决没有丝毫的叛逃动机,可他有一个叛军妻子,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且他的叛军妻子李君怡在1953年回大陆探亲时,从香港一到达罗湖口岸时就已被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跟踪,这位已拥有高级军衔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是以华侨身份归国探亲的,如果此次李君怡不从事特务活动,她是完全可以侥幸逃脱的。可她偏偏在回娘家老老实实地陪儿子和老母呆了一个月后,在返回的途中在长沙从事了特务间谍活动&&当时,新中国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刚好正在长沙视察。那天,李君怡守候在领导人的车将要经过的地方,当领导人的车开过来时,李君怡居然大胆地从自己一头盘起的秀发中取出了一个微型照相机,并以一个训练有素的女军统特务的娴熟迅速地拍下了几张照片。与此同时,她也被一直跟踪着她的共产党秘密工作者抓获。几天后,李君怡被政府就地枪决。可这一切与他杜振华又有何干呢?李君怡回国后,除了看老母和儿子外,并没有与任何人有任何联系,而杜振华却为她承担着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内蒙的监狱里。自她叛逃后,她就再未与杜振华联系过。1950年,杜振华被判刑后,12岁的紫云重新回到了她的亲人身边。遵照杜振华的嘱托,他的警卫员奉部队之命,分别把我母亲紫云送还给了她的大嫂,把旭光舅舅则交给了李君怡的老母亲抚养。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虽然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未受李君怡太大的牵连,却也遭到了种种议论。旭光舅舅就惨多了,他受尽了人们的歧视和欺凌。不管怎样,李君怡的叛逃行为,毁灭了一个原本完整幸福的家庭,并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命运。
母亲回想起这一切,心里很抱怨她的养母种下的种种恶果。在她儿时的记忆里,养母原本是一个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热爱之情的女军人,她不明白她最终为什么会走向叛国的道路,乃至于成为一个新中国的罪人,一个人人憎恨的女特务。她忘不掉他们那些关于抗日、关于国难的对话,她想,年幼的她是多么容易被亲情所蒙蔽啊!
杜振华入狱后,母亲心里也有过怀疑,她担心自己太年幼,没有看出杜振华的反动面目,她曾经反复地在内心问过自己,他是反革命吗?但她更相信生活与记忆的真实,她亲自目睹了他起义前与妻子的多次分歧与争执,以及起义时的坚决与激动,更亲自目睹了他起义后,妻子拿枪指着他逼他叛逃而他不从的情景,她宁愿相信杜振华是受了妻子的连累也不愿意相信他是一个反革命。
她质问自己的丈夫道:&到现在政府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的养父杜振华有罪,你又有什么证据?如果他不是自恃有功,在军事法庭上又拍桌子又骂娘的,也不会惹火那些审他的人。说不定他一天徒刑也不会判,而且他现在最少也是一名解放军的师级干部,级别不知要比你高多少倍!&
周远程哑口无言。他张了张嘴,终于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是绝不会冤枉一位好人的,既然你养父被判了,他就是有罪。再说,他又不真是你什么父亲,你瞎替他辩什么?人家巴不得摆脱这样的干系,真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非要扯上这么一份父女关系!&
周远程最终没有拗过年轻漂亮的妻子,他同意找人为她出具介绍信,并在介绍信上清楚地注明了他们的关系属一般关系,强调此次探望的目的只是出于革命良知,同时为了劝说罪犯认清革命形势,积极坦白,认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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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夏天一放暑假,我母亲李紫云就怀揣着组织上开给她的介绍信,踏上了北上的行程。
母亲终于在北方美丽的草原上见到了她阔别七年的养父。尽管这里属于监狱的农场,可辽阔美丽的草原并没有忽略他们这些被人民视作有罪的人,它照样用宽阔的胸怀赐给了他们透明的阳光、猎猎的熏风、青翠得如烟一样的草场和那蓝得像海一样的天空。那样的绿,那样的蓝,让十八岁的母亲泪流满面,站在那样的天空下,那样的草原上,那因断奶而无人吸吮的乳房因激动和颤栗而饱胀得欲加疼痛。
杜振华几乎已认不出这个叫紫云的女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喜欢脸红和微笑,那个叫他爸爸时总是羞于出口的女孩子。她那饱满和健康的身段已分明是一个成熟女人的样子,惟有那眉间的一粒红痣依然呈现着他记忆中的样子,那样醒目和饱满地凝结在额头,像一粒美丽的朱砂。
母亲站在透明的阳光里看着杜振华,她看见她那身材高大的养父虽然穿着囚服,却依然保持着一个职业军人威武的站姿,他依然年轻而英俊,几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那一半因血统一半因习惯而保留下来的一丝不苟。除了身上的囚服和因高原的阳光照射而显得黑红的皮肤外,他的脸上依然像过去那样干干净净,刮得青青的下巴依然轮廓分明(她后来一直奇怪他身处监狱是如何刮去每天都在生长的胡子的),7年中,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太重的痕迹,他的样子比她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她记得他的年龄比她大20岁,那么他现在应该是38岁,可他似乎并没有因不幸的经历而颓废,他的眼神依旧明澈有神,一双剑眉也仍然浓黑如昔,多年的戎马生涯铸就的矫健仍然留在他那挺拔的躯体上。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没有叫出那个让她难以启口的&爸爸&的字眼,她尽量抑制着自己的激动,用已经有些生疏了的普通话说:&我是紫云,我来看看你。&母亲记得他是不喜欢她说江汉平原的方言的,他从小就要求她必须说那种北方官话。解放后,母亲才知道从小杜振华要求她讲的那种北方官话其实就是后来的普通话。
眼泪在他的眼里凝聚,杜振华说:&七年不见,你长成大人了。你比小时候更漂亮了。&
依然是一口标准的官话,只是那嗓音略有些颤抖。
母亲用略带辛酸的口吻说:&这些年,你还好吧?&
杜振华却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母亲,他说,你是从家乡来的吗?这么远,你是怎么来的?
母亲点点头,她没有讲自己一路上的长途跋涉与艰辛,行程中十多天的奔波与疲劳早已化成眼前相见的酸楚与激动。
杜振华的嘴唇颤动着,终于什么也没说。我母亲一路上的辛苦,他可想而知,他那一贯坚定的眼神里露出了明显的脆弱,眼泪从他那抽搐着的脸颊上轻轻滚落,这一幕没有逃过我母亲的眼睛。母亲的眼睛也湿了,他们四目相对,默默地流着眼泪。
杜振华说,紫云,谢谢你来看我。
母亲说,你养育了我八年,难道我不应该来看你吗?何况整整七年了,我都没有看见过你。
杜振华说,是啊,你还好吧?没有因为我的原因遭罪吧?
母亲淡淡地说,我结婚了,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周工,一个叫周农。
母亲看见杜振华的眼里露出了明显的惊愕,很快,他的脸上就显出了某种喜悦,他高兴地说:&结婚了好。本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只可惜我没能为你准备一份嫁妆!周工和周农,很好,两个孩子的名字起得不错。&
母亲说:&是他们的父亲起的,他现在已是县组织部部长了。&母亲的脸上呈现出淡淡的失望,这失望不知是缘于她的婚姻还是缘于杜振华对她的婚姻的态度。
也许是因为母亲出具的介绍信上盖着县政府的公章,也许是母亲的师范学校的学生证上清清楚楚地注明的党员身份,又也许是母亲那种南方女性特有的美丽与优雅,监狱的管教干部对她格外客气,并破例给了15分钟时间,允许杜振华与我的母亲在农场会客室以外的一块草地上单独说一会儿话,尽管他们的身影暴露在管教干部的视线中,但他们却可以自由和随意地说点什么了。
母亲问杜振华,你在这里还习惯吗?
杜振华说,左肩里还有小日本留下的弹片,变天的时候偶尔会有点疼。其它都习惯了。
母亲说,当初本来只给你判十二年的,你为什么要给他们闹呢?无端加到十八年!
杜振华激动地说,我要的只是一个无罪的说法,这事不弄清楚,判十二年与十八年有什么差别?我倒宁愿判的不是十八年,而是八十年!
母亲看看不远处的管教干部,立即小心翼翼地提醒道,你小声一点,当心又给你加刑。说完母亲就认真地看着杜振华说,我不想你加刑,我想你早点回到我和旭光的身边。
杜振华愣了,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母亲会这样说,一种巨大的感动在他的内心里弥漫开来,他立即感到了眼里的热流。
母亲说,你出狱了就回去吧,我们会等你的。说完母亲看了看腕上的表。1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母亲留恋地看了看杜振华,她说,我要走了,回去后我会给你写信的。
这一次探望,不仅没有影响养父在我母亲心目中的形象,反而使母亲更加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对的,杜振华决不是什么反革命,他只是受了反革命妻子的连累。这一次的近距离接触,使我的母亲在返回家乡后更惦记她的养父。从此,他们开始有了书信联系。这些信十分简短,而且内容单调而重复,母亲的信无非是写一写自己的学习情况,或者孩子们的可爱,而杜振华也无非是谈一谈自己日复一日毫无新意的劳改生活,偶尔提及一下草原美丽的阳光或者糟糕的天气。但他们却彼此盼着这样的信,它好像并不能传达什么有意思的信息,但却表达着一种遥远的牵挂。
此后,在杜振华十多年的劳改期内,我的母亲又去内蒙看望过杜振华两次。杜振华刑期结束后曾试图留在劳改农场里当一名工人,可我母亲在信里以旭光舅舅的名义请他回江汉平原来和他们一起生活,母亲在信里装作毫不知情地说,你为什么不回来和儿子媳妇们一起生活呢?并且她还特意去找了旭光舅舅,让他写信去表明这个意思。母亲对旭光舅舅说,他不会拖累你们的,他在农场有一些遣散费,而且这些年他手头还有些积蓄,他的身体也挺好的,回来说不定还可以帮你们挣些工分。
旭光舅舅听到这里眼睛一亮,他当时头上仍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房子又破又乱,屋顶上的茅草已翻修过无数次了,泥糊的墙壁也穿了孔,里面的芦竿子都露出来了,他早就想重盖一下房子,无奈家里除了几张旧得发蟊的木板床和几张破芦席外,真的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他的老婆成分是地主,也是一个人人喊打的四类分子,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盖。他想,如果让该死的老家伙把手中的钱拿出来帮他盖两间房子,那岂不是一桩好事?
旭光舅舅从母亲那里要来地址,立即给杜振华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让他回到他的身边来度过晚年,并在信的结尾署上了&你的儿子杜旭光&的名。1949年,杜振华的警卫员在帮他把孩子们送走时,曾问他有什么话要捎给他的岳母,他犹豫了很久,终于把杜旭光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的事告诉了他,并表明这事最好能让他的岳母知道,以免出现她拒绝收养孩子的尴尬局面。杜旭光自从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十多年中从来没有主动给杜振华写过信,也没有去看过他,杜振华相信他早已忘掉他这个父亲。现在,杜旭光突然写给他的这封信的确让杜振华十分感动。
杜振华决定接受儿子的邀请,去美丽的江汉平原度过余生。所以, 1968年刚一立春,杜振华就辞别了自己呆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内蒙,穿着农场发给他的笨重的棉大衣,在草原呼呼嚎叫着的老北风中踏上了南行的归程。他想此时的江汉平原正是春意萌动,紫云英盛开之时。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走在江汉平原的原野上的情景历历在目,一望无际的紫云英像火一样向天边烧过去,一直弥漫进他的眼里和心里,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曾无数次走进他的梦里,当他在凝望着草原那一望无际的青绿时,那种无边的紫红还会时不时在他的眼里幻化出来,就是在那一天里,他有了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叫紫云的女儿。想到这里,杜振华禁不住感慨万分。想到此去虽无真正的亲人,却也是儿女一双,何况儿子还姓着他的姓,也算他杜家后继有人了!
杜振华在呼和浩特坐上了开往武汉方向的火车。走出汉口火车站后,他就直奔汉阳码头。在汉阳码头,他登上了开往荆州的上水船。
杜振华就这样来到了他人生的&第三故乡&,来到了我母亲的身边。在这个江汉平原的水乡村庄里,他先是给生产队放牛,在被杜旭光骗光了身上的钱被赶出家门后,他又从一名放牛倌变成了一名为村人摆渡的船老大&&
1970年3月的那个晚上,母亲的思绪在阵痛牵起的往事中游弋着。此时,她的肚子已经疼得让她出了几身冷汗,这种痛比以往生我的哥哥们时要严重得多,一个可怕的念头窜上来,她真怕自己此次是难产!
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她驮着疼痛难忍、摇摇欲坠的肚子迅速地来到了邻居杨奶奶的家中。
杨奶奶正坐在黯淡的煤油灯下补袜子,杨奶奶六十多了,可她的视力依然很好,离得远远的,针脚缝得又密又齐。
母亲轻轻地叫了一声杨奶奶,就痛苦地蹙起了眉,眉心的那粒朱砂痣在煤油灯黄黄的光线下呈暗红色,使她的样子显示得更加忧郁凄惶。
要生了?杨奶奶看着母亲用手撑腰的无助样子问。
嗯,周兵不在家,他去戏院看花鼓戏了,这会儿不知去哪里找接生婆,天又冷,卫生院也肯定关了门。母亲毫无主张地说。
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过来,我先去烧锅水把剪刀煮一煮。杨奶奶说着就收起了针线活儿,将未补完的袜子塞进了她的小篾篓,掂起剪刀就进了厨房。
母亲欲再说什么,杨奶奶已进了后院,她是想说她的肚子与以往的痛不一样,真不知道会不会是难产。可母亲终于没有说,她颤颤巍巍地回家了。因为疼痛,她懒得摸火柴点灯。北风从坟地边掠过,在窗外呼呼地刮着,屋里的温度比白天又低了几度。母亲摸黑躺到床上,顺手把那篮洗干净的生萝卜放到床前的踏板上。
杨奶奶过来时,母亲的羊水已经破了,热流淌了一大滩,母亲躺在湿漉漉的床上更加冷得打哆嗦。杨奶奶把生好的火盆放在房里,又从棉袄里兜摸出火柴把灯点亮,她用手摸了摸母亲的屁股下,说,都破水了,快了。随后,她帮母亲把裤子脱下,认真地看了看母亲的下身,她看到了一块黑黑的头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是顺产,然后从带来的一只小木桶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对母亲说,都开四指了,快了,来,把这碗荷包蛋吃了,一使劲就屙出来了。
母亲听到杨奶奶说是顺产,顿时有了信心,她一口气就吃光了碗里的荷包蛋,连碗里的糖水也喝得干干净净,那荷包蛋不知是四个还是五个她都没记清。一碗热蛋下去,母亲的精神好了很多,疼痛好像也减轻了。火盆里的柴碳火越烧越旺,屋里的温度也升了起来,母亲在心里暗暗盼着肚子里的孩子快点出来。
就在这时,周兵呼着一股冷空气闯了进来,杨奶奶立即把他轰了出去,说,去去去,你妈要生了,你不能看,你今晚就到杨奶奶家去睡。说完从腰间摸出自家的门钥匙交给周兵。周兵正想跟母亲说一说刚看的戏,谁知他的兴奋劲还没来得及冒出来就让杨奶奶给赶出了门。尽管他心里对母亲生孩子也十分好奇,可稍稍知事的他对这样神秘的事情还是略有禁忌的。
周兵垂头丧气地来到了杨奶奶家,就在他的一只脚跨进杨奶奶家的门槛时,他听到了一声嘹亮的哭声,那样的哭声明显地是一个初生的婴儿发出的,他想,自己终于可以当哥哥了,不管那个小东西是男孩还是女孩,他(她)以后都必须听自己的,他在黑暗中吐了吐舌头,得意地哼了一句刚学来的花鼓戏唱词。
那个大着嗓门哭叫着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的毛头孩子就是我。杨奶奶提起我的两只小腿认真地看了看说,紫云,你这次生了件&小棉袄&呀,是个丫头。母亲笑了,疲倦地说,我还以为我只会生儿子呢,这下总算遂了愿。
杨奶奶用煮过的剪刀剪断那根连在母体上的脐带,在我的肚脐上打了一个结,再烧一把香灰往刀口上一按,就用一块旧蓝布把我包好放进了母亲的臂弯里。母亲从枕头下摸出一块干净的黑棉袄,把我紧紧地裹进怀里。
母亲埋下头,疲倦而怜爱地看着我说,丑丫头,害死我了!然后似乎想起了什么,下意识地叹了一口长气,将目光停在墙上周远程的一张照片上,那是他刚当上县长那年在全县&四清&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的一张半身照。她在想,周远程回来时,她该怎样给他解释。
&唉,可怜,男人这种时候也不回来。&杨奶奶一边帮母亲换上干净的棉被一边叹息。
&他工作忙,再说,他也不知道我今日要生。&母亲解释着,一面无奈地看着墙上的周远程。其实,现在的周远程并不自由,在他当上县长没多久,他就莫名其妙地挨了整,被发配到监利县的五&七干校的农场劳动。
&大致时候总是晓得的,怎么就不抽空回来看看呢?又不是年轻没经验!唉,天晓得做女人有多遭孽,我生我的长儿时,我那死鬼也不在身边,他被老东抓去河对岸造船了。&
母亲不禁联想起自己的母亲,她感激地说:&没事了,杨奶奶,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吧。&
&你们娘儿俩也好好睡一觉吧,这奶水一刻半会也下不来,暖壶里有糖水,娃儿哭时哄一哄。赶明日我来给你们娘儿俩洗一洗,这盆火还旺着,明日早我就过来。周兵就放在我那里了,你放心吧!&忙了两个多小时的杨奶奶摸了摸我皱巴巴的小脸,替母亲和我掖好被子,挪着酸疼的小脚出了门。
半夜里,我大哭了几声,母亲歪着身子喂了我几匙糖水,我很快就又睡着了。母亲则饥饿难忍,一下子空掉的肚子仿佛要十斤的食物来填充,胃里火辣辣的难受,仿佛有干草在里面搓磨。昏暗的煤油灯下,她看到了傍晚拔回来的那一篮生萝卜,那些萝卜又白又嫩,引起了母亲强烈的食欲。母亲顾不上月子里的忌讳了,她很快就吃掉了好几个。不一会儿,她就吃掉了一半。
天亮时,篮子已经全空了,母亲吃掉了整整一篮子生萝卜,她一边吃,一边流泪,生萝卜从胃里旋出一股股酸臭味,醺得母亲更加泪如泉涌,可是,一股辣心的感觉和那种胃像被干草搓磨着的饥饿感又让她忍不住一个一个地往嘴里塞生萝卜。母亲在咀嚼生萝卜的同时,想起了我的亲生父亲杜振华。她想,这一次他真的有了自己的亲骨肉,而不是莫名其妙地替别人的孩子担负着父亲的名义。只是让她难过的是,她却不能让他的亲生骨肉堂堂正正地唤他父亲&&她想,这是多么荒唐啊!二十多年前,她自己不是一度叫他爸爸的吗?如今她如何让自己的亲生女儿管同一个人叫爸爸?(待续)
&&最后修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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